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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坊间对于作家的“负面评论”屡屡不断。上海作家陈村近日替身患重疾的史铁生呼吁，希望支持纯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制度能够吸纳史铁生，帮助他解除后顾之忧，使之能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谁知这一呼吁却招来了“骂声”，甚至被指责这是“被包养的最终可悲结果”。

陈村的呼吁公开信中说：“史铁生目前只是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作家而非专业作家，这是一种临时雇佣关系，不但经济收入不如专业作家，还很不稳定，更糟糕的是没有医疗保障。他接下来年纪更大，写作会更困难。而他妻子本身也是残疾人，即使有出版社的工作，也没多少财力来负担他的医疗费用。像他这样的作家，我们怎能袖手不理？人要老去、要生病，写作会有低潮高潮等实际情况。文学创作是件奢侈的事，如果不给予必要的支持，那就玩不起了。”

对此，有网民质问：何谓合同作家？何为专业作家？

陈村认为，在当今这个“社会转型期”，文学的地位、作家的位置已出现很显著的变化，对于像史铁生这样坚持纯文学创作的作家的艰难处境，陈村主张我国的“专业作家”制度，应该支持纯文学创作，应该首先吸纳史铁生先生，帮助他解决后顾之忧……“如果正视这一（历史转型期）变化并有相应的对策，作协才更能立于不败之地，为全国的文学写作者效力，让我们今天的社会更和谐”。

陈村文中充斥着诸如“纯文学”、“专业作家制度”、“解除后顾之忧”一类的词语，信的末尾落款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陈村”，还有一个备注是“请跟金书记有联系的朋友，帮我转信。谢谢！”读后无论如何，我有一种被人按着脖子闷打而直不起来腰的感觉，仰天长叹：中国作家的脊梁骨早就被打断了，岂是今天才有的事情？

按照道理，陈村熬到这把年纪，到老了是不会犯傻的，这次陈村不仅犯傻，而且糊涂得厉害，“精明”得过头了。遭到众网友的批评后，陈村却辩解说“我是想做成一件实在的事情”。正如一个网友所描述的，这话听来真是有点悲哀，犹如笼中鸟悲戚之哀鸣！难道果真是这样吗？仔细欣赏这封表面帮助解决史铁生医疗费问题实际则为一己之私的信吧，有哗众取宠的嫌疑。

首先，没钱看不起病的人在当下中国太多了，独一作家吗？其次，陈村若真想为作家做事，写信给国家主席质疑现行医疗体制，岂不是比现在写给什么金书记更有意义吗？干吗写给一个金书记，金书记不如主席的权力大，这点就不明白吗？

其三，请问哪个国家的作家是被“养”起来的？这个制度确实不应该被取消吗？其四，陈村先生如果真的热心公益事业，就请自己从腰包里掏钱接济穷困会员，有什么权利代表别人呢？史铁生同意陈村的做法吗？史铁生拜“拳王”为偶像，性情自有勇气，哪需要这样来乞求所谓作协“专业作家”的名声？至于洪峰呢，借“中国作家”的头衔当街乞讨，名为讨个文人公道，实为其人自身处境中“反官僚”的不得已手段而已。再说史铁生的作品有一颗安静的灵魂，陈村近年来除了浮躁以外，还有什么呢？

其五，在“党和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关心下”，作家就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吗？作家要不要自食其力，做一个知识公民？

其六，史铁生是北京作家协会现任驻会作家、合同制作家，陈村不弄清楚事实，却把史铁生说成不是“专业作家”，用心何在呢？根据可靠消息，史铁生的医疗费用问题早已经解决了，他的事中国作协和北京市委都挺关心的，现在每年有二十多万的钱给他作通析专款专用，所以他的医疗条件应该算是好的。像他的病状，医生说只能活二十年，而他现在已经是三十年了。细观陈村的公开信，开始想造势，说的实际是自己的事，越到后来底气越来越不足了，到了最后，自我作践，简直是在哀求了。“专业作家”做到这个份上，也够窝囊丢人的了。

依我来看，陈村的信只能引起人的笑谈，这或许就是被政府包养的最终可悲结果。前一些日子，陈村还在自家菜园里专制地骂人家是道德批评，现在轮到给人乞讨跪拜了呼唤政府领导施舍道德关怀了——不争气的作家呀，不悟自己为奴隶，还潜意识里把自己当作主人翁，谁知当权者连看都不看一眼，什么时候清醒一些呢？中国的作家就只能这样了，真够“体制”！真够“丢人”！粗略地看了一下陈村的简历，他完全是从“作协”体制发家的，他什么时候有过反骨呢？看来韩寒的“二奶”之说并无不妥，弄成这样了居然乞讨抗议，拿别人说事，造作。韩寒曾说：“对于洪峰，首先，他不是一个作家，不是说进了作协就叫作家。是否独立，是否爱国，才是标准，不依附于哪个部门吃大锅饭，有生存能力能自己养活自己，才是标准。”他又说，“任何真正的当代的作家，都爱国爱人民，但不会是由政府养或者作协养着，如果盼着这钱过日子，你就是贱”。这话说的并不是没有可商榷处，但从其核心思想上说，怎么能说不对呢？

从史铁生的医疗费用来源，已经证明国家拿钱养人的事实，这一点陈村的体制内身份也是一个证明。问题出在，为何陈村还要莫名其妙地发出一封未必期待回复的“公开信”呢？触景生情，感时伤怀是一回事，但遗老丰韵犹存、体制借机招魂则是另一回事。那种追求独立人格，批评社会价值观为动机的“纯文学”立场，需要的是一种独立生存的意识与行为选择，陈村有吗？

90年代初，哈金在刚开始用英文写作时，曾自言感觉是在换血。在七部描写中国生活的小说获得诸多荣誉之后，他开始描写美国移民的生活，他告诉多维，因为参照系统变了，现在的写作难度很大，完全就像是在另起炉灶。但写作的本质没有变，那就是追求不朽。

另起炉灶重新写作

多维：以前你在解释写作长篇小说《等待》的动机时，说是为了保住工作，因为你那时在爱默日大学教授写作课，不能不写作和发表小说。在获得海明威奖、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小说奖和成为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之后，你的写作动机又是什么？

哈：直面不朽比获奖更加重要，每一个写作者在写作之初就面临着这个问题。成为不朽和保住工作并不相冲突，原因很简单，都是要写出好的、有生命力的作品。如果不想写好，就没有必要去做了。想成为不朽，是英美作家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事情。咱们中国的古人也是这么说的，只是这些年压抑得不敢说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倡为人民服务，谁敢梦想自己成为不朽。成为不朽是写作者最原始的初衷，在西方和东方都一样，任何一个稍具雄心的作家都想写出不朽的作品，能否成功是一码事，但要有这个动机。否则为了活命，干什么都能赚钱。

多维：中国生活曾是你的创作源泉，在创作七部小说和三本诗集之后，你下一步的创作计划？

哈：描写在美华人移民生活的长篇小说《自由的生活》已经基本写完了，将在明年秋天出版。

多维：其中是否有你自己的影子？

哈：任何一部作品里都会有自己的影子，（笑）但不是自传。不可能不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和人物放进去，这时肯定的，但绝对不是自传。

多维：和向美国人讲述中国生活的写作相比，描写美国生活是否有新的难度？

哈：难度非常大，因为有很多的细节难度。在过去关于中国生活的描写中，一些难点我已经解决了，因为那是一个西方读者不熟悉的空间，一些地方是要靠自己创造的，原因是在中国没有人说英语。写美国就不行了，因为有一个现实的参照，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有各式不同的人在说英语，各地移民都在说英语，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就更难了。语言和参照系统都变了，描写美国生活就像是另起炉灶。

多维：能否举例说明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难度？

哈：生活细节不能瞎说，稍微疏忽，就容易错。比如在小学，中国的小学里有各科老师，一个老师教一门课，还配一个班主任；但在美国，小学头两年什么课都是一个老师教，这样的细节必须清楚准确。

多维：这些细节你如何获取？

哈：我太太就比我清楚，孩子读书她经常去学校。这只是一个例子，好多的细节都必须弄准确。

波士顿大学创作专业教授哈金。(资料图片)

多维：是因为第一代移民不具备全面的美国生活？

哈：真正的难度还是语言问题。一旦美国读者在我的书中发现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人不会那么说的句子，那就不行了。

多维：这种语言难度在90年代初和现在是否不一样？

哈：困难越来越大，因为每一本书的条件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写中国生活，没有人说英语，你得创造出一种英语。现在写美国生活，也得创造，但必须意识到有各式各样的参照的存在。

多维：你过去获得的奖项肯定了你在写作中国生活时的创造。

哈：（笑）也可能这种肯定是暂时的，谁知道？这个东西是拿不准的。（笑）

多维：这么说，《自由的生活》是一部全新的作品，你是否担心不成功？

哈：作家对每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担忧是必然的，谁也不能保证哪一本书一定成功。对过去的作品也是一样，（笑）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失败。

多维：美国不乏移民作家，之前肯定有人走过你正在走的这条路，将祖国生活的描写转向描写美国，你能否举些成功的例子？

哈：有人一来美国就写美国，甚至中国人写美国的也有。一开始写祖国的，后来再写美国的，好像不太多，但也有。成功描写美国生活的外国移民有小说大师、美籍俄裔作家纳布可夫，他在没来美国之前就开始写美国了，在来美国之前他在欧洲，那时就意识到将来他要来美国生活。

构建自己的文学传统

哈金曾感叹现当代中国文学没有“面对不朽”的文学体系，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定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调子，写作者不再敢梦想写出不朽的作品，写作的真正动机被压抑住了。来到美国之后，在真正开始用英文写作之后，哈金面对如何写作出不朽的作品这个问题，思考一个严肃作家应该如何构建自己的文学传统，05年初，在一次华人文学聚会中，哈金提出了“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一概念，引起人们广泛争议。

多维：你在《文学与不朽》一文中写到：“你所最热爱的作家和作品才是你真正的传统”，哪些作家和作品构成了你的文学体系？

哈：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美国诗人庞德说的，他的原话是：“你所最热爱的，才是你真正的传统。”三个传统构成了我的文学体系，一是英美文学中英语不是母语的作家，他们后来成为主要作家，像我这样的作家必须承认这个传统，而且必须在这个传统中来寻找自己的位子，这个传统主要是康拉德和纳布可夫，他们建立了这个传统；因为我在大陆生长，爱好俄苏文学，他们描写的环境和人物和我们的生活比较接近，对我来讲有一种亲切感，我常读契可夫、果戈里、托尔斯泰和妥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他们也属于我自己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中国文学有一个宏大的诗歌传统，古典汉诗对我也非常重要。

多维：海外华人作家们常被人称为边缘写作的人群，你和他们一直保持密切接触。

哈：对，我有很多朋友一直在用汉语写作。这个写作人群遇到的麻烦特别多，因为身份认同问题，迷惑于究竟自己是属于哪种文学体系之中。 (chinesen

多维：你在05年提出了“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一概念，将地理上中心和边缘的分野取消，为所有用汉语写作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的尺度和相同的空间。

哈：这一概念立即引起大陆一些人的攻击，主要原因是大陆文坛有很多既得利益者，从政治倾向说，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所处的中心被取消，在现实中，文学不可能那么纯。但我始终认为，文学就是应该靠作品来说话。作家的生命不可能靠着权利中心，也不可能靠权利和各种关系来维持，而要靠作品来衡量。

多维：那些人反对这一概念？

哈：多了，《人民文学》副总编肖复兴写了一篇《中国文学离伟大最好远点儿》，这类的文章好多好多，（笑）但我都没有回答，各说各话了。

多维：海外用汉语写作的人群里，有谁引起你的注意？

哈：有很多，比方说来往于中美的严歌苓，她的作品很好。苏炜和康正果他们都不停笔耕，加拿大那边也有一大帮，诗人川沙、小说家张翎都不错，加拿大可能是社会福利好吧，环境不错，人写作就比较容易一些。

多维：你如何看待在海外用汉语写作？

哈：我这次在休士顿时也说，如果当时给我一个做汉语的工作，我绝对不写英语，直接就用汉语了，生活和写作语言都在一块，也挺好，我其实挺羡慕苏炜他们的。

多维：但美国的汉语写作即不属于美国文学，又不属于中国文学，更多属于一个小圈子，这种局限是否会局限写作者的视野和深度？

哈：这个不会，因为文学是个人的事情，不会受哪一伙人众哪一伙人寡的影响。文学是个人的事情，说不定哪块就冒出个天才，这谁也拿不准。在美国文学史中，有好多书实际上是用非母语写的，以后成为了经典。在具有排外传统的汉语文学系统中，这种情况比较少，但在其他语种的文学中则常见，一些作家在异国用不同的语言写作，或迁徙至其他国家拥有不同的国籍，作家的生命就看作品本身有多大的价值。

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不仅一个国家，两三个国家都会尽力把它收罗进去，以丰富自己的文学传统。对一个作家来说，关键在于其作品，而无所谓边缘。其实我认为，边缘只是一种心态。（笑）你要是觉得自己不是边缘，就不是边缘。文学中什么是边缘中心，那些耸立的文学巨人，那些才是中心。

多维：你曾说过伟大的中国小说很可能在海外出现，这句话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认识？

哈：这句话夹杂在05年的访问中在多维发表后，引起了大陆很多人反弹。实际上，在海外，解除了人性上和政治上的束缚之后，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写，这十分重要。大陆很多作家有才华，但眼界视野就不行，因为有限制，一到某个层次就受到限制。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伟大的中国小说很可能在海外出现，我不说只能，但说很可能，因为眼界不一样，也可以自由地写，这对创作太重要了。

多维：你刚才说到文学是个人的事情，那么是否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你所定义的伟大作品？

哈：那当然。大陆流行一种说法，好像某个年代才能产生某个大作品，实际并非那么一回事情。我觉得是偶然的，不一定蹦出个什么人来，时代随着这一两个人的出现，整个就不一样了，个人的才华是最主要的。

多维：在美国和你一样用英文写作的华人不少，如哈佛大学的朱小棣曾写作了《Thirty Years in a Red House》和《Tales of Judge Dee》，他说知道您，但不知道您这么有名，是否愿意和他一起玩？我是说你们是否会成立一个组织？

哈：（笑）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我听说过他的《狄公案》这个小说。我在组织活动方面非常不行，确实是没有这个能力。我有很多朋友，不一定是作家朋友，大伙一起来往不一定以写作为目的，大伙合得来就行了呗。痛快就行了，（笑）投机就行了。就这么一个问题。

多维：有美国的评委认为你写作风格朴实无华，和你聊天也是如此。有报导说你在美国的生活与时髦流行相去甚远，是否如此？

哈：我很少看电视，美国这类人也很多，我有美国朋友家中就没有电视，就是书和一台收音机。我的生活和大伙一样，为了教书得备课，虽然不是经常去，在家里还是要备很多课。我住在离波士顿三十英里的乡下，院子里的活儿也很多，因为有动物，种不了菜。

多维：你现在波士顿大学教授那些课程？

哈：小说写作和文学课程，具体是游弋（migrate）文学，目标是各式各样游弋状态的人。之前在亚特兰大的爱默日大学，教授诗歌写作。再之前就是在读研究生，我也在波士顿大学业余教过课。

多维：你用英文写作，是否和在美国的华人一样关注中文媒体？

哈：我每天都看多维新闻网，因为它比较公正，做一个公正的中间媒体很重要。我还知道大陆的作家来美国后，都看多维，比如余华，他们也觉得多维网公正中间，并不偏向哪方，但因为网络管制，他们回到大陆以后就看不到了。在休士顿我还遇见了美南新闻报业集团董事长李蔚华，他白手起家办报纸和网络，盖了媒体群楼，他甚至还在波士顿开设了分支－波士顿新闻报。

早在05年夏天，中国内地媒体就引用美国媒体的报道，披露旅美作曲家谭盾受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委托创作歌剧《秦始皇》，那时已完成了初稿的前半部分。报导也将于波士顿乡间深居简出的哈金引入公众视野，说该歌剧由谭盾作曲兼指挥，谭盾与着名华裔美国作家哈金编剧，张艺谋执导，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明戈出演主角“秦始皇”。《秦始皇》计划于2006年12月21日在大都会歌剧院首演，2008年有望来京在长城唱响。

《秦始皇》让人拿不准

在这出筹划已久的歌剧中，哈金已经工作了三年，由于并不经常去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现场，他至今也没有和导演张艺谋见面。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导演张艺谋曾在06年初告诉《京华时报》自己不识五线谱，执导难度很大；而在与多维的访谈中，编剧哈金也坦陈自己不识五线谱，干的是拿不准的活儿。

多维：你在张艺谋的新作《秦始皇》中负责哪些工作？

哈：编剧。我的工作是和谭盾一起写剧本，谭盾有时候用汉语，但更多时候他负责歌剧结构。我不懂歌剧，我根本不懂五线谱，以前在中国学的简谱是有数码的。谭盾也是编剧，我只是在文字上给他把关，我们一起把故事和音乐弄到一块去，我为里面所有的角色（大概有十个八个人）编写文字脚本，最后的文字稿由我做出。

多维：是否习惯歌剧创作？

哈：排歌剧就像拍电影一样，上面一道一道地把关。最后怎样，都不是个人能说了算的。上面有导演、总裁、大都会的投资者，这件事情和写一本小说和一部诗集不一样。

多维：不像文学一样，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

哈金在读书会后为读者签名。(多维社)

哈：是一个大组，感觉自己只是其中一个工作人员。歌剧牵扯我一些精力，更主要是我对歌剧不很懂，有时不能做到全心全意，因为没法设想最后的效果，这个看不出来，但写小说和诗歌可以设计最终产品是什么样的。做歌剧是一阵一阵的，上来好几个星期非常忙，完了就松口气，之后再忙一阵。

多维：据说你现在正为多明戈修改脚本？

哈：对，他演秦始皇，所有秦始皇的唱词都是他在唱。11月是最后冲刺了，要排练了。最后的修改也拿不准，不一定是小修小改，弄不好在排练当中，需要在这个地方加上一大段，那就加上一大段。这很可能，最近他们就要求加那么一大段，究竟如何加，能否加，我只能把唱词写出来，我上面还有好多好多人，大伙一块琢磨，再决定。

多维：剧本目前定稿了没有？

哈：剧本已经印出来了，但还在改，一直到演出的前一天可能都需要改。遇上要改的地方，我如果在场，他们就跟我讲，现场想办法。如果我不在场，他们就和我联系，说清楚以后，我就做就是了。最近的一次修改是给秦始皇的唱词加上一大段，究竟最后是否加上了，我拿不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多维：何时正式演出？

哈：12月21日在大都会歌剧院。

多维：这次创作是否是你个人小说和诗歌创作之外的第一次接触其他艺术种类？

哈：是。

多维：是否觉得过瘾，以后继续合作？

哈：不会了。我觉得我更适应在纸上做事情。这不光是过瘾的问题，而是我拿不准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没法想象最后是什么结果，总觉得是摸黑在做。

香港民众抗议关押新加坡海峡日报记者程翔

11月23日，记者无疆界组织进行第17届被关押记者日活动。这一纪念日的宗旨是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因坚守新闻职业本分而被当局迫害、关押在监狱中的记者。根据记者无疆界的统计报告，目前在全范围内有139名记者被关押，其中32人在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今年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从业人员案件之一、新加坡海峡日报记者程翔“间谍案”也即将作出审判。

在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名单上，中国目前有32名记者被当局关押，这份名单中包括了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起诉、最终以“欺诈罪”判刑三年的前纽约时报新闻助理赵岩，同样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起诉、最终判刑十年的师涛，以及因“间谍罪”被起诉、目前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的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香港公民程翔。中国在关押记者名单上再次名列榜首，使得人们再次关注中国的新闻媒体自由及新闻从业人员的安全。但是，中国著名媒体人，前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认为，这份被关押记者的名单并不能直接反映中国的新闻控制程度，因为官方对于管制新闻另有一套办法，根本不用通过直接关押记者的方式就可以达到控制新闻报道的目的。

李大同说：“如果纯粹从关押的角度说，这肯定不是政府的既定政策，因为中国这样的体制，根本不需要直接迫害记者，因为记者并没有独自采访和发表报道的权利，只要控制总编辑就行了。这是中国媒体的基本特色，总编辑听起来是新闻从业人员，但实际并不是。他实际上就是代行新闻检查的职位，总编辑日常的工作就是确定什么东西不能发表，而不是要发表什么东西。这是中国新闻的症结所在。”

中国政府的媒体控制是从上而下的一个系统。李大同表示，很少有中央级媒体或者省级大型媒体的记者被关押或者判刑就能证明，中国政府一般不需要通过对个别记者的单独迫害来钳制媒体。而对于师涛等人被判刑的现实，李大同如此解释说：“我想，他们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整你一下，但是我想他们也没有那么蠢，现在看来因为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他们自己也发现这一点，而且引起广泛公愤。我想纯粹由于报道方面的问题来整你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像程翔案件实际上搞不清楚，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李大同所说的“搞不清楚”的程翔案件目前进入了二审阶段，北京方面拒绝了程翔家人和香港记者协会公开审理本案的要求，理由是案件涉及国家机密。香港记者协会胡丽云在对此表示失望的同时指出，香港回归以来，媒体从业环境明显恶化，不少媒体采取自我审查制度，造成针对大陆地区的批评性报道明显减少。胡丽云表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97以后，香港每一个媒体的老板，他们都是商人，他们希望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可以让国内的公众买到，看到，就必须配合国内的要求，就是不提可能对国家领导人的批评。由于这个缘故，只要你打开报纸，看电视台，就可以发现，媒体批评国内官员或者国内重大事件的时候，频度和从前很不一样。”

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多大？这取决于是从理论层面来看还是从经验层面来看。

从理论层面上，至少在外界看来，中国还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中央高度集权。的确，看看中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涵盖各个方面。从政治控制、官员任免、立法到经济社会的管理，中央政府的权力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

但如果从经验层面来看，就很难认定中国还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了。

简单地说，中央政府只拥有名义上的决策权，而无政策执行能力。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不知出台了多少法律、法规和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经过了层层过滤，中央权威就所剩无几了。到了地方和基层，甚至可以说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着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中央权力要不流失，要不日益被瓜分。中央权力在理论和经验层面脱节的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国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的权力结构，即有一个貌似强大的中央政府，但社会则流于无政府状态，如苏哈多强人政治以后的印尼和一些非洲国家。

中央部委成决策部门

中央的权力是如何被消耗和瓜分的？在众多分享和瓜分中央权力的角色中，最主要的有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和今天人们所指称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央各部委，也就是学界所说的“官僚体制”或者功能部门，应当说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中央决策，各部门严格执行。而这些官僚部门应当说是政治中立的，它们必须讲求政策执行的效率。

日常人们所说的政府效率，指的是官僚部门政策执行效率。但是在当今的中国，中央各部委实际上成了中央政策的决策部门。

因为中央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在很多场合，实际上部委决策，中央背书。部门利益主导了部委的决策，部门利益取代了政府的总体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

更进一步的是，一些中央部委已经成了一些特殊利益的所有者，或者拥有者，或者后台老板，或者代理人。这些特殊利益有些是国内的，而有些还是属于国外的。

地方政府在瓜分中央权力过程中也不遗余力。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大规模的分权导致了地方经济力量的崛起。

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管治地方社会方面负有比中央政府更大的责任。在这些方面，地方政府也一直享受着很大的自治权。但是因为中央地方关系缺制度机制，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独立王国”。

在涉及到国家整体利益的领域，中央也只出政策，而执行则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对己有利的，地方政府就过度执行；但如果对己不利的，就想方设法地抵制。

无论是部委还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控制着人事任免权的。“党管干部”的原则使得中央政府可以任免部委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

陈良宇案就表明了这样一种中央权力。但如果把免除陈良宇那样的地方大员的能力看成是中央权力的强势，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这种事件的连续发生只能表明中央权力处于一个弱势状态。中央政府所能任免的地方大员来来往往，而地方利益则是永恒的。中央任命的地方大员只相当于一个大学里的访问学者，而地方利益就如这个大学里的终生教授。

这次的陈良宇案，还有早些时候的福建远华案，中央政府都派了一百多人的纪检队伍进驻地方，不计成本，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如果每处理一个地方都要这样做，那么这种管治会是不可持续的。

特殊利益集团最难对付

特殊利益集团较之地方政府更难对付，这是因为特殊利益集团往往结合了政府和社会的利益。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在和特殊利益对峙的案例中，往往是中央权力节节败退，特殊利益占据优势地位。

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房地产开发。为什么房地产商能够赢得优势？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各级地方政府的保护。

当然，地方政府提供保护是因为他们（尤其是地方领导人的亲朋好友）和商家之间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今天，特殊利益集团似乎是势不可　当。不仅有根深蒂固的特殊利益集团，更为重要的是，每当有新的改革动议，改革还未实施，就有新的利益集团产生。他们不仅影响政策的制定，更是要影响政策的执行，使得中央政策的各个环节倾向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例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来是中央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政策，但在很多地方，很快就演变成了既得利益掠夺农民的一次新机会。

无论是部委利益、地方利益还是特殊利益集团，可以谴责，但不可根除。只要有人，就有人的利益；只要有机构，就有机构的利益。

并且利益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利益既可以导向公共利益（public goods），也可以演变成公害（public bads）。决定利益取向的则是制度设计。

中央权力正在日渐瓜分，但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变革，这种趋势很难得到纠正。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很多利益就是这种大转型的产物。

但就中央本身的权力体制来说，尽管也有些变化，总体说来还是过分依赖于传统体制。要通过完善和改进传统体制的方法来应付新形势已经远远不够，制度创新势在必行。

中央政府和自己的各部委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各级政府和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从制度上来加以规范和运作的。

这些制度能否建立得起来，制度能否有效运作，都是现代国家的标志。在很多方面，中国显然还不具备现代国家制度。

制度供应不足是导致中央权力流失、被瓜分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设计和提供有效充分的制度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或者说，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当是建设现代国家制度。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当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在亚洲诸国享受「准超级大国」元首的帝王式接待时，他前不久倡导的「和谐社会」却杀气腾腾，有无路诉的弱势社团跟充当新权贵打手的警察与武警既文斗又武斗，把和谐假象打得稀巴烂！看来胡温新政还得依赖老邓所谓的「共和国最可爱的人」，即军队与警察保住脆弱的政权！

最近公安机构宣布，今年头九个月，警察处理了一万七千九百起「群众事件」，包括游行、暴动与警民冲突等，比去年同期少百分之二十，似乎中国社会真的变得比较安宁。

但明眼人知道，这些「官方放料」数字纯粹为政治服务。譬如有时发放统计的单位，把重大交通意外或工业事故，以及它们所引起的纠纷也叫「群众事件」，但有时此名词只指示威抗议与骚动等「反和谐」案子。当然，玩弄文字与统计于事无补。

不稳定因素增加

光从过去几星期的公开报道评估，不稳定因素与事件正不断增加、形式更多样化。其中以在广东、四川与山东等地，因非法「圈地」与掠夺民众楼房或耕地，所引发的群众包围官员等大规模骚动最为惨烈。

学生与中产阶级也加入「反和谐」行列。例如月初，江西与上海成千上万大学生集会抗议育单位提供的文凭或学材料「货不对办」。上星期，北京与几个大城市的养狗户爆发大游行，要求政府马上停止虐待与滥杀狗只和其他宠物。最令中南海头痛的是，诉求、维权、甚至斗争的文化已在各城市与农村形成；人们要求政府赔偿、修改政策，或惩罚特权、腐败分子与垄断集团的呼声响彻云霄！

假如示威与「造反」等行动真的失控的话，胡总会像在一九八九年三月铁腕平息西藏暴乱一样，毫不犹豫地命令「专政机器」，即军警与安全单位介入。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中央发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件发表后，马上说解放军会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保驾护航。

只关注党国特权

老郭声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安全保障，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军队提出的根本要求」。负责治安的政治局委员罗干与周永康亦表示要扩充警队，而且要求地方政府派「过硬」的干部抓公安工作。在一个维系农村稳定与「和谐」的会议上，罗干就呼吁要「加强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与「加强农村警务建设」。罗又指令基层干部，认真「扎实抓好农村平安建设，维护农村治安大局稳定」。

比起江时代只集中发展沿海城市的上海帮来说，胡温新政的确较关注如农民与农民工等弱势团体。但没有象显示胡温会落实有关「依法治国」与政治民主化的承诺，连最保守的改革目标──「党内民主」也欠奉。○二年底刚上任时雄心勃勃、充满理想的第四代干将，已异化为捍卫
党国政权与特权的「超级救火员」。

仍忽视民众诉求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上周一个学习「和谐社会」的集会正好提醒官员，「不要整天做救火队员」。但这位在明年党十七大有机会进政治局的太子党高干没有把问题症结弄清楚。

小习的观点，是要「从大局的高度来看稳定、促和谐，对事关稳定的问题见之于早、抓之于实」，而不要「把过细的工作做到前面」。

关键是，无论是从宏观或微观看，中南海的贵族都拒绝面对客观现实，把黑猫当白猫，对老百姓，包括愈来愈活跃的中产阶层，与公民社会中维权组织的合法诉求视而不见。到炸弹真的要爆发时，救火员就条件反射地沿用毛泽东炮制的土方法，即用枪杆子解决问题。没错，枪杆子可出政权，但暴力镇压绝对构建不了和谐！

国会选举与外交政策

历来以内政为竞争主轴的美国国会选举，今年一反常例，外交成为热点。伊拉克战争变成共和党的滑铁卢，大象铩羽而归，两院多数党地位顿失。毛驴顺势而起，民主党一举拿下参众两院。美国选民彩笔一挥，国会山政治地图由红变蓝。

自此，美国政坛高层又恢复到白宫与国会各由两党分掌，立法与行政切实制衡的格局。这一格局，比前些年大象通吃国会山与白宫的局面更富美国传统韵味，同时，政治天平也更为健康、平衡。

这是1994年共和党保守主义革命以来的一个历史性时刻。这次政治地图的重画，对美国外交而言，意味着什么？美国对华政策，是否面临变局？

让我们来仔细考量一下这次国会中期大选的外交涵义。

众所周知，在外交领域，美国国会权重颇大。比较其他国家的国会，美国国会对外交有更多的发言权。它的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掌控美国的税收和政府预算，它的参议院的武装力量委员会负责美国的国防，包括美国对外的宣战权。诉诸美国历史，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始终在竞争外交决策权。之所以国会在外交事务中举足轻重，其源盖出于美国宪法规定行政和立法部门在外交政策方面分享权力。因此，美国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变迁，除了取决于白宫主人的归属之外，与国会选举中两党比重的变化也有相当关系。

民主党主导国会，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可以预期的。一个显著的外在特征是在人事上：几个与对华政策有关的国会职位将出现新面孔。

众所瞩目的是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接任众院议长。在佩洛西从政生涯中，人们不难发现，长期以来，她一直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她是与中国事务休戚相关的。

其次的人事亮点，是满头白发，童心未泯的人权老将汤姆兰托斯，他可能成为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兰托斯是民主党加州众议员，1981年进入美国国会，是国会“人权核心会议”的创立者和两主席之一，1987年曾首次以官方名义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国会，屡次严词谴责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前不久还主持了一个听证会，指责某些美国公司为寻求商业利益向北京低头，枉顾中国人权。兰托斯软硬不吃，是令北京头疼的人物。

还有一人，是可能出任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会主席的恩尼法罗玛维加。此人1989年进入美国国会众议院，是美属萨摩亚地区的众议员，他曾主张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对华永久贸易地位问题进行重估。今后在中美贸易纠纷方面，将会常常看到他的身影和听到他的声音。

在这样的国会格局下，在布什总统声言要与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寻求共同基地的承诺下，在辞去刚愎自用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举措下，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

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外交可供选择的空间究竟还剩余多大？

人们知道，美国在外交上，有两党协调一致的传统。重大的外交行动，基本上都有两党共同背书。譬如，对伊用兵就是两党议员共同通过的。何况，外交政策的任何变动，都不是从零开始，而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徐图缓行。政治，从来就没有如毛泽东所说的在一张白纸上画图那种事情。用人们常说的话，是“路径依赖”的。这里涉及高度复杂的因果链条和精巧微妙的政治艺术。因此，在危机四伏局面混沌的国际局势面前，要闢划出新的有效的外交方略与具体政策是相当艰难的。

这里，首先须对过去政策的成就与失误有一个客观平实的判断。

布什外交一瞥

布什政府和共和党的失误何在？这是共和党此次败选后大家念兹在兹的问题。人们公认，这次中期选举失利，共和党主要是在外交领域走了麦城，特别是久拖难决的伊拉克战争。但这些说法需要细化，辨析。

布什上任不久，就遭遇“9.11”事件。这对一个美国总统而言，是一个空前的、严峻的考验。

笔者认为，对这一巨大危机的反应，布什政府的开初几步都是及时而果敢的，应予高度肯定。

对9.11，布什政府首先的反应，是对阿富汗的战争。2001年的9.11事件不久，美国就对该事件的罪魁祸首本拉登的保护伞——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发起了及时的攻击，并迅速获得了胜利。塔利班政权对内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在国际上奉行强硬外交。塔利班武装力量的保护更是拉登的基地组织壮大的原因之一。该政权在美国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不肯交出本.拉登。这一死硬行为终于导致了它的覆灭。

有鉴于9.11恐怖攻击滥杀无辜，美国当年获得了全球极为广泛的同情，各国政要与民众，捐弃前嫌，抛掉岐见，风起云涌地向美国倾斜，一掬同情之泪，一伸声援之手。美国凝聚了极其深厚的道义资源。所有这一切，从舆论到体制，布什政府获得了高度授权。美国在阿富汗的用兵及其胜利，博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欢呼。布什坚定而迅速有力的军事反应，赢得了国内背书与国外支持。

至此为止，布什对9.11的反应是成功的。

挟其声势浩大的全国乃至全球的道义声援，下一步，布什的剑锋指向了伊拉克。对这一步跳跃，因为萨达姆暴君形象深入人心，故乐观其成者仍众，然而，在一些国家、群体和信众中，已逐渐蔓延滋生出三点疑虑。一是，伊拉克与拉登的基地组织究竟有无联系？二是，布什所宣称的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存在？三是，战争是否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若这三点获得肯定的答案，伊拉克战争仍会获得压倒性支持，虽战后重建困难重重，仍会在国内外获致广泛背书，最终解决困局。

可惜的是，随时间推移，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负面的。自从未获安理会授权而举兵后，特别是发现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渐成“海市蜃楼”，萨达姆与基地组织联系未得证实，加以虐囚丑闻的曝光之后，布什政府开始了消耗自己巨大道义资源的历史流程。

任何资源，总是一个有限量；道义资源亦然。再深厚的资源，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提取和消耗。恰如银行存款，提取多少，存量就减少多少。这是人性所致，天道使然。

布什总统对此并没有太强的直觉，他不谙政治潮流的节奏，对“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少有切身体会；对于美国空前的硬实力，他力图百分之百地掏干用尽。布什曾扬言“我们将尽可能的走到最远”。于是，他未能留有余地，未能做到“十分力量，只出七、八分”，从而有备无患，游刃有余。有鉴于此，他就未能像历史上某些卓越政治家一样，在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引领下，心有灵犀，直觉9.11的道义资源给他的授权有多大，可以让他走多远，在何种情势下必须急流勇退。总之，他的政治直觉，无力知所进退，见好即收，而是马不停蹄地采“先发制人”战略，沿着单边主义之路，一味绷紧钢弦，跃马横刀，任由道义资源徐徐流失。

诚然，惨烈无比的9.11确实简化了世界的政治版图，把过去细致微妙合纵连横的复杂国际格局，化为非白即黑，非我即敌的两色世界。这种思路，在9.11之后的一短段时期相当奏效，甚至锋锐难当。而布什本人的特质，他定义的“善与恶的战争”的善恶两分法，正好与此一拍即合。因此他获得了反恐斗争初期的辉煌胜利。

但这种时期毕竟是非常时期，这种状态毕竟是异常状态。而时间，则是“非常状态”的杀手。假以时日，政治钟摆仍然不可抗拒地逐步摆回到了原有的常规性轨道。遗憾的是，布什总统对此类复旧式变迁的领悟，略显迟钝。

此外，布什行政班子阳刚气太重，副总统、正副国防部长，都是“鹰”气逼人，缺乏阴柔气与之缓解。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甚至蔑称法德等国为“老欧洲”，前副国务卿博顿（John Bolton）则大胆放言：“没有联合国这样的东西，只有国际社会。它将被仅剩的唯一强权即美国所领导。”这些狂悖之辞，不可能不伤及一些友邦的自尊，并造成了盟国敬而远之的政治困境。于是，在欧洲一些老盟国的抵制和掣肘下，在北京与莫斯科的作梗和破坏下，美国在全球的巨大精神影响力和感召力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简言之，从战略的眼光看，布什总统任内的最大失误，是忽视“软实力”（soft power）。即，他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为全球民主力量龙头美国的软实力。

重建美国的软实力

有鉴于此，美国政治最大的当务之急，在于充实乃至重建美国的软实力。

这一紧迫需求，导致反省和校正的潮流的兴起。它就是这次国会中期选举的全美心理背景。不出所料，美国的制度杠杆再次发挥平衡功能，布什的政治哲学面临被矫正的前景。

在美国外交传统的“现实主义”和“传教士情结”两极中，布什已把 “传教士情结”推至极端。在这种态势下，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主义”部分妥协，已经势难避免。

于是，老布什时代的国务卿贝克以及前民主党众议员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所领导的特别小组应运而生，小布什本人则对该小组期望甚殷。人们注意到，该小组充盈着老布什的“现实主义”外交色彩。小布什总统挑选了身为小组成员之一的盖茨出任国防部长，显示出布什渐离新保守派路线、重回老保守派怀抱的用心。

不难看出，共和党外交政策的调整，在意识形态上，意味着从“新保”回归部分“老保”。其中的分际，主要在政策中“现实主义”成分的多寡。新保少而老保多。

而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外交意识形态，其中的分际，主要在政策中“理想主义”成分的多寡。共和党少而民主党多。

显然，这两个维度的政策调整并不是重合的。但在对欧与对华政策上，可能产生一些共识。而在伊战问题上，却很难达成妥协，遑论具体的解决方案了。

众所周知，改善美欧关系；重建大西洋联盟是民主党的既定方针。而目前的美欧关系，走向缓和的趋势是明显的。原因首先在于，美国民主党的这次国会胜选以及布什政府正准备与国会妥协并修补同欧洲诸国的同盟关系；同时也因为德法两国领袖已经和即将换人。美欧双方都有意愿各自向对方走近几步。这一趋向中点之势，无疑将是双方几年来冷冰冰关系的预热器。

威尔逊遗产与美国对华政策

当然，身为华裔，笔者更为关切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笔者最近看到《亚洲周刊》载文（“美国应挥别新威权主义”）批评民主党说：“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本来就是美国观念的一部分。而这种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在美国自由派里更成为他们‘普世价值’的主要成分。近代美国的各式各样干涉主义，其实是以民主党为其源头。”

批评家的这点是说对了。他们所指控的“干涉主义”，确实是民主党的重要传统。其最突出者，就是上世纪一战时期民主党籍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这里的所谓“干涉主义”，其实就是对抗“孤立主义”的国际主义，就是普世价值，就是因普世价值导致的外交理念与行动。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战结束前夜，威尔逊总统向参议院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作为公正和平的基础。他呼吁摈弃各国间的秘密外交，保证海上航行自由，拆除各国之间的经济壁垒，削减国家军备，调整各国对殖民地的要求，但须顾及殖民地上受影响的居民的利益，其它各点旨在确保欧洲各民族的自治和无阻碍的经济发展。十四点原则是威尔逊和平蓝图的关键－－建立一个各国的联合组织，以 “共同保证大小国家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在从巴黎和会归国后在波士顿的演讲中，他说：“美国是全世界的希望。如果她不去维护这种希望，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人类将重新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所有的国家又将分成敌对阵营……。”威尔逊的纲领，是一个理想主义、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的纲领，是对抗孤立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纲领。威尔逊主义，虽然难免天真，难免受挫，但在根本上，它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成为美国外交的精华和灵魂。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另一位民主党籍总统罗斯福在软实力方面，则发出四大自由的召唤：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他标举这四面旗帜，建立战后新秩序，积极筹划并参与组建了新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全球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以及为全球金融贸易和发展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性体制安排，为美国促成的战后的“新世界秩序”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维系了战后国际体系的大体和平和民主世界的基本繁荣。

而那位英年早逝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他站在柏林墙边的一句“我是柏林人”的催人涕泪的承诺，与后来里根在那里呼吁戈巴乔夫“推倒这座墙”的呼吁，遥相呼应，都曾以难以估量的软力量，鼓舞了亿万东西方渴求自由的心灵，为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奠定了精神之基。

因此，包括上述批评者在内，一些深恐民主党胜选会给美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的人，其担忧也不是毫无理由的。这理由，就是前述的民主党的“威尔逊遗产”。这种理想主义，是民主党极为深厚的潜在传统。

因此，可以预估，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一些调整是必然的。

尽管佩洛西当选议长后，她的视野和格局都将比过去更为开阔宏大，中国问题在她的日程表中，也许不会有过去那样大的比重。但她作为“威尔逊遗产”的传人，作为深知中共政权性质的政治家，在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面，在有关中国人权方面，她绝不会回避，她的理想主义本能，将使她的批评音量更大，更加切中要害。

此外，鉴于民主党与工会、环保组织的传统关系，民主党在对华经贸政策方面，也将相对比较强硬。

当然，民主党也并非脱离现实只唱高调的政客。即使是正气凛然的兰托斯，也从实际施政的角度批评了布什关于“朝鲜核试验”的政策。他指责该政策僵化，指出美国应加强与朝鲜的外交接触，应尽快恢复六方会谈的机制。但是，如果这个机制“不奏效，美国可以考虑直接与朝鲜举行双边谈判”。因此，在民主党主导的国会推动下，在“朝核”政策方面，突破僵局的可能是存在的。

此外，由于民主党胜选，美欧关系逐步趋缓，北京也就不再容易插手于“伊拉克战争产生的的美欧之间的巨大裂缝”，“挑拨离间，上下其手”，它的外交运作的空间势将日益萎缩。

概言之，只要中国没有真正民主转型，只要北京仍然拒绝“普世价值”和国际主流秩序，中美关系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民主党传统中的“普世价值”，不仅是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也是中国人自身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国人自身的根本要求。那是“沛然莫之能御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美国国会选举的涵义是超出国界的。平心而论，在以普世价值为核心重建美国与世界方面，与共和党一样，民主党功莫大焉。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类奋斗中，那些美国民主党的理想主义先驱——威尔逊、罗斯福、肯尼迪，将与共和党籍的伟大总统里根一样，名垂青史。

──《观察》首发

王光美10月13日在京逝世后，海内外中文媒体皆表现出空前的兴趣，对王光美85岁的传奇人生进行了长篇报道或连续报道，其哀荣既超越夫君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更远胜其对头江青，虽然江青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一夫人”。这其中奥秘何在？

我想，这是人们开始注意到，王光美对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亲疏关系具有极其重要地影响，实际上，王光美有意无意地离间了毛刘，最终促成了文革的暴发。王光美已成为解读文革的一个新窗口。

已往人们只是关注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多次表示不满，但对刘少奇在文革前对毛泽东是否因个人私交不快有过暗暗的抗争和私怨，则从无研究。现在，通过关于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的一些报道，已可见一些颇有价值的蛛丝马迹。

不少报道和史料都披露，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始于1954年，盛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据《王光美访谈录》回忆，“她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后来主席有时游泳会邀请她。王光美表示，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

这就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刘少奇反感毛泽东邀请王光美陪同游泳！试想，刘少奇若真是因为“健康理由”有两次不能奉召陪伴王光美与毛泽东游泳，以他一向对毛泽东惟命是从毕恭毕敬的惯例，后来至少得找机会弥补，但现有史料证明，刘少奇生前从未陪伴王光美与毛泽东游泳。

刘少奇为何反感毛泽东邀王光美同泳呢？

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大丈夫自尊”思想有关。中国自古有“可穿朋友衣，勿欺朋友妻”训诫。两个男人朋友，再怎么亲密无间，也不能随意亲密接触其夫人妻子。试想，即便在今日民间，一个男人常常邀请其朋友的妻子单独与自己同泳，其朋友会如何想？难免不起误会而反目成仇，理智者会暗表冷淡，粗鲁者则会公开宣战。刘少奇可能相信毛泽东邀王光美同泳并非是“君戏臣妻”，有什么非礼之图，甚至可能猜想到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只是一种政治伎俩——毛泽东总是在重大政治风波将到时邀请王光美游泳：1954年毛泽东教王光美游泳，其时正是解决高岗问题的风云变幻期，毛可能想通过邀请王光美游泳的机会探究刘少奇动态或对外营造一种毛刘是“亲密战友”的政治语境；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频频邀请王光美游泳，也许因为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毛亟须察探刘少奇的思想立场，争取刘的全力支持——但虽然明知如此，刘少奇仍难免有一种虽身居高位，却不能保全夫人尊严的屈辱感。

毛泽东可能到死也没有明白，他这种正大光明的“阳谋”，会促使全力颂扬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刘少奇与他离经叛道。

《王光美访谈录》披露：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同泳是极其认真下力的，若电话通知不到，还再派秘书去接：“有一天毛主席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了鄱口，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这让江青极其反感。有一次，“游完泳后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

江青这一怨声其实也代表了刘少奇，只不过刘少奇有城府，一声不张，采取了另外的报复方法，这种报复甚至可能只是一种下意识的“意识流”——八大中将“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取消，在“七千人大会上”将“三年自然灾害”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威胁毛泽东“饿死人是要记入史册的”，“四清”时攻击毛主张的“开调查会”过时了，应采取蹲点调查新方法，刘少奇都是第一先锋，这中间有没有因反感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同泳的因素在暗暗推波助澜？恐怕不能排除。

刘少奇被打倒的标志性事件是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但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因为前一天刘少奇激烈顶撞了毛泽东。王光美回忆：“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当天没有拿出来，大家都不知道。……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如果刘少奇在1966年8月4日不那么极端地蔑视毛泽东，说出“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之“五不怕”，也许毛泽东不一定怒不可遏地写下《我的一张大字报》，不至于让刘少奇惨死于开封。将心比心，当时谁作为“一号人物”，听了刘少奇那番“誓死顽抗”，难免都会走向极端。刘少奇何以要在当时如此不顾一切地激怒毛泽东？史料证明，也与王光美其时不断受到红卫兵的残酷批斗有关。刘少奇一向极其宠爱王光美，这只要看看刘少奇不仅亲自陪同王光美巡回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作“桃园经验”报告，创下中共领袖公开为夫人捧场的空前绝后之先例，就可明了。

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国“两访”，刘少奇亲自陪同王光美巡回各地报告“桃园经验”，极大地伤害了江青作为“第一夫人”的尊严，使毛泽东在江青的不断“小报告”下疑恨刘少奇；而毛泽东多年邀请王光美同泳，又使刘少奇不断远离毛泽东，最终大胆说出了想说而不敢说的不同政见，想干而不敢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可以说，刘少奇的悲剧焦点，就在于他不知王光美是他最大的克星——因为王光美事实上离间了毛刘的亲密关系，不论她是有意还是无意——是王光美的存在与走红而破坏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相互信任。说文革源于毛刘的政见不同，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激化毛刘关系的导火线，可能还是王光美。

这是人性在政治风波中的深沉影响的又一经典个案。

2006年 11 月 5 日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动向》2006年11月号

学渊评：什么“新法家”？新寡头主义、新法西斯主义之梦也！连冼岩也不可按奈愤怒。当年邓小平破了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的大紧箍咒，就此一举解决中国的物质匮乏“永恒”问题（“改革开放”“引进外资”，都是次要的）；但他自己又设下了一个反对“三权分立”的紧箍咒，叫后世无法动弹，叫共产党走到了今天的政治崩溃边缘。中国“儒”“法”之道，已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所证明，无一可取。物质的丰富，解决不了政治的困境，“新法家”“新儒家”都是共产党脖子上的绞索，只待它自己赶快解脱。

冼岩也骂胡锦涛：新法家之谬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曾经拥有辉煌的古代文明。以千年为度观之，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因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但是，近代以来，西方确已后来居上，以科技、工业、市场横扫天下，所向披靡。挟此蓬勃之势，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迄今已居当代文明的巅峰。当下之世，中国并非没有长于西方之技、之术，但主要都是在那些因传统差异而西方未有涉足之领域，例如中医之上工治未病，道家之久视长生，儒家之礼仪教化（且不论其褒贬）。不承认今日中西之差距，就是无视现实，昧于理性。

当此之时，国内有新法家出，声称中国祖于黄帝的法家之术，优于西法，可为治世之良药。新法家之出世，与新儒家颇有不同。当代儒家如康晓光，是从现实危机出发，遍觅良方，最后归于儒家。今之新法家，则大多从崇尚古贤出发，极力寻觅、论证中优西劣。其于现实的生疏，与时代的隔膜，对想象之对手西方社会及西学了解的片面，令人咋舌。

观其学说主张，新法家之谬，大致有三：

一，到哪里去寻“法君”？

新法家的全部制、术设计，都依托于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依法而治的法君。此人须六亲不认、宠辱不惊，一切行为遵循已颁之法，无人我、亲疏之别。且不说此一假设在道德、人性方面的困难，如此“法君”，意味着其权力基础不能是任何一种具体社会力量的支持，这样他才用不着与任何社会群体发生利益交换，才能在制订、执行法律上一视同仁。要建立这样一种权力，不是君权神授，就须本人成神，近代以来，唯毛泽东能当之。

在利益分化的背景下，任何权力都需要笼络支持者，谁人能做到不偏不私？苟有法君，法不必苛如秦律，只要象台湾对待陈水扁、马英九一样，恐怕各级政府就都要“旧貌换新颜”了。这种杀伐果决，唯毛泽东能为之。毛倒确实曾有意成为这样的法君，但即使以毛的威望，也差点被人掀翻在地，何况其他？

法君权力的另一来源是民选，民选确实有可能使执政者超然于具体的群体利益之上，成为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在全体国人中普行法治。

但一旦引入民选程序，法制也必然发生系列变化。那时的法治即非法家之治，而是宪政民主了。

二，倾天下之力为一人

法家的一切设定都是围绕法君，唯一目的是怎么帮助法君治世。自韩非子以来，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是法家的思维特征；归万千于一，是法家治术的基本思路。全社会只能有一个目标，所有人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方向。所以法家认为“连坐”理所当然，国民对违法行为的监督并非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

这种倾天下之力为一人的设计，在物质条件匮乏、人身依附及等级关系大量存在的先秦时代问题不大；在列国争雄的背景下，还有着集中资源、力量夺取战争胜利的好处。但秦之一统，二代即亡，说明秦制只在特定条件下具有优越性。在思想多元、利益多元的当代，不同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怎么可能要求他们为了法君的治世需要而放弃其它？法家所要求人们放弃的自由、独立、尊严等等，可能恰恰是今人最为珍视的。在物质条件已大为改善的开放时代，法君不可能垄断所有的利益资源，它所拥有的奖惩手段也不足以调动一切人的行为。

确实，如果存在名副其实的法君，人们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作些牺牲，也不失为一种“次差选择”；在贪腐横行的背景下，如果“连坐”不是向下、向左右而是向上，也不失为一种澄清吏治的问责之法。现实多缺陷，即使以法家之局限性，苟能严行于当世，于时局也不无小补，但这并不构成法家优越性的证明。换了任何一家学说，如果能够严格落实，都能改善现状。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无法，而在于其法不能自行，无人愿意落实。

三，重功利，轻仁义

自古以来，法家即嘲笑“腐儒”教化之说，这是法家归万千于一的简单化思路所致。仁义教化没有儒家所说的那么玄，尤其在当代，由谁来教化？谁可教化谁？还真不好说；但它也没有法家所论之不堪。

一种社会现象的形成，其原因往往是复杂的，改善也应从多种途径入手。仅靠八荣八耻建不成和谐社会，没有荣耻观的社会也绝不是和谐社会。法家视功利为唯一价值，将奖惩作为驱动社会的唯一杠杆，这在特殊时期简单而有奇效，但在大多数时期难免挂一漏万、捉襟见肘。

四，结语

往者西不如中，而今中不如西，再百年后，未必中国不会重占鳌头；从中国文明传承及现实经验中，也未必不可孕育出引领未来潮流的新文明、新范式。但是，这一切只能待之于历史的自发演进，待之于千年血脉的幸运。企望从故纸堆中觅得玄机，指引未来变幻，古今中外，从未之有。国人不如以开放的心态，求实的精神，踏实做好今天的事，积累点滴的进步。

美国早期的知名律师安得鲁。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为出版自由辩护》中曾说：“权力可正确的比作是一条大河，当河水保持在河界之内时，既美丽又有用，但是，当河水溢出河岸，它就变成奔腾的激流，无法遏制，它会摧毁一切，无论流到那里，都会造成破坏和荒凉。”仿佛是专门为了印证汉密尔顿的这个比喻，执掌公共权力的海口市政府在14年间，以其反复无常的行政行为，让权力像冲出堤坝不受约束的洪水一样，将一家本来生机勃勃的民营企业摧残得死气沉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权力只有受到约束时，才“既美丽又有用”，一旦权力缺乏必要的约束，则“造成破坏和荒凉”

故事其实并复杂，14年前海口市政府突然决定将一家投资逾1000万建成、刚开业半年的酒店全部无偿拆除，业主诉诸法律途径，历时4年、经两级法院终审判决，结论是政府可以拆除酒店，但必须合理补偿。开始反对拆除的业主，现在只得面对法院的生效裁判，等待拆迁，也期待补偿。而此时政府面对法院的判决，态度却完全逆转了，决定不再拆除。已经决定要拆的房子现在不拆啦，这看起来像是好事，但决定不拆除酒店的政府，同时也不肯给业主恢复已经被吊销的房产证，导致已经被迫停业多年的酒店无法及时恢复经营。又经业主多方奔走求告，政府于2002年终于作出决定，给该酒店业主恢复办理房屋产权证书，支持重新开业。当相关手续即将办理完成时，2005年海口市政府一夜之间又突发奇想，决定在该酒店原址规划建设一个“法制广场”，认为一旦现在给业主完成房产恢复手续，若将来再次决定拆迁时，政府将付出巨额补偿的代价。在此情况下，聪明的政府就选择了原地踏步：既不拆除该酒店给予补偿，也不恢复办理房产手续使酒店复业。政府选择了原地观望的有利姿态，进可以拆除你，退可以让你复业。但被权力操纵下的该酒店业主则进退失据，陷入两难：既不能恢复经营，也无法拿到拆迁补偿另觅新址重新创业。

这个历时14年、反复4次的政府执法行为，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两句话，其一：无偿拆除时我选择拆，有偿拆除我选择不拆；其二：现在需要补偿时我就让你变成合法建筑，则决定不拆，将来拆除需要补偿，则现在就不给你合法。这听起来就像绕口令，但读者应该明白了，其意思就是政府想怎样就怎样，与汉迷尔顿说的离开堤坝约束的河水一样，自由奔泻，挥洒自如。

政府权力像河水一样挥洒自如，政府治理下的土地上生长的就不是幸福而是灾难了，必将一片荒芜，哀鸿遍野。记得蒲松龄在讲完宣德皇帝因喜玩蟋蟀导致民间生命无故惨死的故事后，大发感慨：“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大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是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执掌公共权力的海口市政府官员，对权力的危险性缺乏必要的理解，更缺少对权力的必要敬畏，他们甚至不知道“天子跬步，皆关民命”的常识，在操纵权力时，反复无常，如同儿戏，从而导致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该酒店从1995年正式停业至今，已经整整11年了，在这11年间，不说业主损失1000万以上的经营利润、国家损失400万以上的税收、社会失去数百个就业机会，就是业主原来投入的1000多万，也已经化为泡影。凡是每天从海口市海秀大道路过的人们，都可以见证这家酒店的荒凉和破败景象。

更令人感慨的是，海口市政府最后一次做出的决定，竟然是在这家酒店的原址规划建设一个“法制广场”。当政府最后做出既不立即拆除，也不使酒店复业的决定时，他们其实就是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判决这家酒店自然死亡，就是在等待一家民营企业自己走向生命的终点，在看着1000多万的民间资产化为灰烬——而这样做的目的，居然是为了建设“法制广场”！如果这些决策者看着有人抢劫1000万的巨额财产，他们也许会大喝一声“不许犯罪！”，甚至当他们看见有人故意把1000万的财产往火里扔时，也会感慨“这是犯罪！”，但当他们自己决定故意毁灭别人的1000万财产时，竟然不知道这“也是犯罪”。相反，他们还觉得自己是在为法制建设做贡献呢——因为他们是为了建设一个“法制广场”才毁灭他人的1000万的！这个规划中的法制广场，真正是对法制的最大讽刺！

法制建设的本来含义，是修筑坚固的堤坝，把政府权力像洪水一样约束起来，而海口市政府为了修建“法制广场”，则让权力像洪水一样肆意毁灭他人财产。通过毁灭他人财产而修建法制广场，难道不正是对权力的强烈讽刺吗？！如果海口市政府真的对建设法制有兴趣，他们应该做的，首先是取消所谓法制广场建设，立即为业主恢复合法产权，使私人的合法财产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为此，才是真正的法制建设。

如果海口市的这个法制广场某一天果真修建起来了，我希望能把美国律师汉密尔顿的那段话铭刻在石碑，树立在广场中央，使后世的执掌权柄者永远牢记在心，永远记得这个法制广场下掩埋着的罪恶，也让这个法制广场成为权力违法的见证。

2006年11月23日

附录一：《海南特区报》2005年10月29日报道全文

玲珑酒店为何停业10年？

提起玲珑酒店，老海口人恐怕没有不知道的。1947年7月，中共府海特别区委员会王青支部在华侨中学前面开了一家玲珑小食店作为联络站，并利用王志明在华侨中学当校警的身份开展地下斗争。解放后，政府为表彰王志明，将此小店交给其继续经营。1957年8月，海口市建设局颁发《建筑许可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玲珑小食店停止经营。1979年，王志明贷款900元让玲珑小食店重新开业，1984年开始经营饮食，改为玲珑饭店，品牌菜“玲珑鸡”慢慢闻名省内外。

1989年，海口市海秀大道扩建。海口市政府专门成立海秀路扩建指挥部，指定城建局为主要负责部门，市政府把玲珑小食店列在拆迁范围。1989年1月20日，市城建局与玲珑饭店经理王志明签订拆迁协议，协议约定玲珑饭店在当年2月底之前拆除，由市城建局负责就地安置。新建房屋完成后，由城建局发给《建筑许可证》，城建局同时给予49695元补偿。协议签订后，双方都履行了协议。1989年8月，海口市城建局向王志明颁发了868.72平方米的《建筑用地许可证》，同意王在建筑用地上兴建三幢五层楼房。1990年5月，城建局又向王颁发了建楼四层，用地154.22平方米的《建筑用地许可证》。房子建成后，海口市房产局为这两块地上的建筑物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1991年3月18日，玲珑酒店开张营业。

14年前玲珑酒店开张营业

「1989年海秀路扩建时，海口市城建局按《拆迁协议》先后批给玲珑酒店868.72平方米、154.22平方米的《建筑许可证》，海口市房产局为这两块地上的建筑物颁发了《房屋产权证》。玲珑酒店得以兴建并正式营」

13年前酒店开业半年要拆除

「玲珑酒店开业后，生意异常火爆，安排就业300多人，月缴税3万元以上。可是，开业半年后，海口市政府就授权海口市国土局拆除玲珑酒店、无偿收回土地。」

就在王志明的儿子王业清等人耗巨资装修玲珑酒店开张仅半年时间时，海口市政府的一份“决定书”让玲珑酒店走向了死亡的边缘。1991年9月12日，海口市政府向市城建局、房产局、土地管理局下发了“关于撤销城建局、房产局发给玲珑饭店用地建筑房产证件的决定”。“决定”称：“按国家土地法规定，单位或个人建设用地，必须经国土管理部门批准，才合符合法定手续。城建局属于非国土管理部门，批准使用土地，核发使用土地的《建筑用地许可证》是不合法的，属越权行为……”

市政府决定撤销玲珑饭店经理王志明的两个《建筑用地许可证》和《房屋产权证》，限5日内，城建局、房产局必须将撤销的上述证件收回，交市土地管理局。

海口市政府以市城建局越权审批为由，撤销了玲珑酒店的《建筑用地许可证》和《房屋产权证》。而城建局当时却满肚子的冤屈，市城建局在当年给市政府的“关于批准玲珑饭店拆迁改建情况的报告”中称：“自解放以来，海口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都是由我局来负责，直到1986年进行机构改革成立国土局时，仍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87年7月，国土规划管理局正式从我局分出时，经两家协商并由市政府领导协调同意，国土、规划、报建工作划归国土局管理，而旧城改造拆迁、市政建设拆迁安置工作，仍归城建局管理。在国土局正式从我局分出去之前的1987年3月，我局经市编委批准成立拆迁安置公司，当时有权就地安置拆迁户。但由于国土局从我局分出去后，市政府没有对拆迁安置工作任务范围作出调整，所以我局属下的拆迁安置公司仍然按老一套的做法去行使其拆迁安置职能。

市政府的这一行政决定，使当时生意异常火爆、安排300多人就业、月缴税3万多元的玲珑酒店开始走向衰落。1995年10月，玲珑酒店正式停止营业。

9年前法院判政府合理补偿

「省高院终审判令海口市政府职能部门在拆除玲珑酒店时，应对已被城建局批准的这部分建筑给予补偿。」

在多次劝业主自行拆除玲珑酒店无效的情况下，1994年5月，海口市国土局、规划局分别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除确认247.68平方米为合法用地不进行拆除外，其余的非法使用土地上的建筑物一概无偿拆除。

王业清等人认为，如果当年城建局发给《建筑用地许可证》时真是越权的话，政府也不应该把越权的错误强加到百姓的头上。在向海口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无效的情况下，业主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分别将海口市城市规划局、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海口中院一审判决维持海口市国土局、规划局对王业清等人的行政处罚，王业清等人又将此上诉至省高院。

省高院通过公开审理后认为，海口市政府已经确认市城建局对玲珑饭店的批准建设是越权无效的行政行为，而这种越权的后果在国土局、规划局对于玲珑饭店处罚时又不考虑市城建局已审批的历史事实，作出被批准的这部分建筑无偿拆除显失公正。1996年9月，省高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判令在拆除已被城建局批准的这部分建筑时，政府给予合理补偿。

业主申请国家赔偿遭拒

「玲珑酒店的餐饮业从1995年10月起停止营业，等待着政府有关部门对它的拆除。可是，自法院判令在拆除城建局批准的建筑政府要给予合理补偿后，海口市政府就既不提拆除也不恢复产权了，玲珑酒店无法正常经营。」

自省高院对玲珑酒店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后，王业清等就在原琼山市购置了一块土地，准备再建玲珑酒店。

玲珑酒店的餐饮业自1995年10月起停止营业后，政府既不提拆除玲珑酒店，也不恢复其产权。进退两难的王业清找相关部门依法执行省高院的判决时，被告知法院判的案应该由法院执行。王业清只好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认为在此案中玲珑酒店只有接受处罚的义务而没有申请执行的权利。为了让政府早日让此案有个定落，王业清又向海口市国土、规划、城建、房产等4个部门提出申请，请求他们拆除玲珑酒店，并对当年城建局颁证的部分用地给予补偿，但没人前来拆除。

为了早日让玲珑酒店起死回生，经理王业清想到向政府申请国家赔偿，将原玲珑酒店交给政府随便处置。

1998年底，王业清以城建局越权审批造成其经济损失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海口市城建局、房产局赔偿经济损失1144万元。

1999年6月，法院认为海口市城建局的越权批地行为发生在1989年及1990年，海口市发证时间是在1990年，海口市政府确认两机关的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的决定是在1991年，而《国家赔偿法》正式实施于1995年1月1日，根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法院不予受理。

3年前同意酒店继续用地

「在省市人大的监督下，海口市政府于2002年4月30日召开市长办公会议，同意办理247.68平方米土地、建筑的房产手续，按程序补办原城建局越权审批的868.72平方米土地上建筑物的报建手续。但是，会后的3年中，这一决定却没有落实到位。」

在酒店面临着生死两难的情况之下，酒店经理王业清多次上访。2000年3月20日，省人大有关负责人建议由海口市人大常委会牵头，召开一次协调会。

当年9月28日，省人大再次组织召开会议，讨论玲珑酒店的拆迁问题。海口市人大受理此案后，组织召开由政府、法院和玲珑酒店三方参加的会议，协商解决玲珑酒店久拖不决的方案。玲珑酒店负责人向海口市人大提出两个方案：要求市政府拆除玲珑酒店，如果不拆除就让玲珑酒店开业。

2002年4月30日，海口市政府召开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处理玲珑酒店历史遗留问题。市政府关于该会议14年间，海口市政府先后对玲珑酒店的拆迁问题作过4个不同的决定：1989年决定批准玲珑酒店兴建，并为其颁发了《建筑许可证》、《房屋产权证》；1991年9月又授权海口市国土局拆除玲珑酒店、无偿收回土地；2002年3月决定不拆除玲珑酒店；2005年3月又决定拆除并给予补偿。但至今没有一个结果。因政府在酒店是否拆迁的问题上几次反复，当年名噪海南的玲珑酒店餐饮业从1995年10月正式停业至今。玲珑酒店究竟何去何从呢？

附录二：业主的上访信

关于监督海南省政府和海口市政府依法行政上访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我是海南省海口市玲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海口市经营一家投资1800多万元的玲珑酒店。

1991年以来，海口市在依次更换四届领导的过程中，对我所经营的玲珑酒店作过四次反复无常的决定，使玲珑酒店停业14年，经济损失上千万元。尽管海口市政府的行政决定反复无常，但我并没有怨天尤人，始终拥护政府的决定。可是海口市政府的决定仅是小孩子玩家家，根本没有落实，也没有人去落实。

去年四月份以来，我四次向海口市委王为璐书记，陈辞市长写上访信，在问题无法得解决的情况下，向海南省委、海南省人大汪啸风书记、主任和卫留成省长写上访信，但省委书记和省长至今没有作出答复，估计领导工作繁忙，上访信是否收到也不得而知。可是我和我和酒店所遭受的灾难不应再无休止的继续下去。为此，我只好向全国最高的行政监察机关写上访信，请求最高的行政监察机关为我作主，监督海南省人民政府和海口市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诚信行政，挽救海口市一家为社会和国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私营企业。

我和我公司的具体情况，请求监察机关阅看附件：《海南特区报》的特别报道，我四次向海口市市委书记、市长的上访信及向省委书记，省长的上访信，海口市法制局向陈辞市长所做的错误建议等。

上访人：海南省海口玲珑实业有限公司 王业清

二00六年十月十九日

 

关于监督海口市政府妥善处理玲珑酒店历史遗留问题保障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上访信

中共海南省委、省人大王啸风书记、主任：

海南省人民政府卫留成省长：

我叫王业清，海口市玲珑酒店的董事长。为了拯救80年代海口市最大的民营企业海口玲珑酒店的生存，我曾四次上书海口市委王为璐书记、陈辞市长。海口市委书记和市长都不能为我作主，万般无耐之下，只好向全省最大的父母官写上访信。

18年来，海口市依次更换过四位领导。88年李金云任市长时，批准原地拆迁安置重建玲珑酒店；1991年曾浩荣任市长时，决定拆除玲珑酒店无偿收回土地；1996年省高级法院裁决为补偿拆迁玲珑酒店；2002年王法仁任市长时，把玲珑酒店当作历史遗留问题，决定不拆迁，补办房地产证，让玲珑酒店恢复开业；2005年陈辞任市长时，决定不让玲珑酒店恢复开业，将玲珑酒店列入2005年拆迁计划依法补偿。市政府4次反复无常的决定，使玲珑酒店停业十四年，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玲珑酒店的前身是玲珑小食店，我父亲王志明以上食店做掩护，开设中共府海特别区委地下联络站，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八十年代，我继父业将玲珑经营为海口市上缴税费大户，安排无业人员300多人就业，成为全市老少皆知的私营酒店。

一辈子听共产党的话，一辈子服从政府的安排，是我毕生的信条。十八年来，尽管政府四次反复无常的决定，使我的企业停业十四年损失上千万元，但我没有怨无尤人，始终把党和政府当作自己的再生父母，相信党和政府能够正确处理我的问题。2002年，当王法仁市长决定不拆迁玲珑酒店而补办土地房产证，让玲珑酒店重新开业之时，我欣欣鼓舞衷心感谢市政府正确决定。2005年，陈辞市长决定不让我重新开业，而将拆迁补偿玲珑酒店列入2005年计划之时，我对此也表示拥护，我做好拆迁补偿搬迁酒店的各项准备，但是市政府讲话不算话，列入2005年拆迁计划到2006年却没有列入，玲珑酒店遭受上千万元的停业损伤损害，还将无休止的继续下去。

十多年来，我上千次找过政府有关部门，去年又4次向市长书记写上访信，我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敬请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和省长为我作主，呼喊海口市委书记、市长执行2002年或2005年决定，或发证让我全面开业，或拆迁我的酒店给予补偿，让我和我的饭店在生存和发展中为海口市和国家作出我应有的贡献。

上访单位：海口玲珑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电话：0898-66750192 13518088886

二00六年十月八日

地址：海秀路侨中里30号（玲珑酒店）

附：《海南特区报报道》及给王为璐书记、陈辞市长的四次上访信。

－－博闻社

我很小就在图书馆里知道了“五月花”（May Flower）这个词儿。当时只是感觉词语很美，所以，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五月花”因此得知“清教徒”这三个字，我便懂得些许关于基督教的事情。这就是我对基督教以及英美历史最基本的概念。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

“五月花”号轮船于1620年9月6日从英格兰的普利茅斯出发前往新大陆美洲。船中乘坐了无法忍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102名清教徒。他们于11月11日抵达科德角。在寒冬之际，这些船上的清教徒们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当时只有几十个清教徒存活下来。这时候，友好的印地安人给予他们粮食和生活上的照顾。还教会他们如何打猎、捕鱼以及耕植。就因为印地安人的帮助，清教徒们才得以存活。在农作物获得丰收的时候，他们按照传统的习俗，感谢上帝的日子里同时报答这些印地安人，他们邀请恩人们一同欢庆节日。这是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因此，这一天就流传了300多年。这就是感恩节（Thanksgiving）。

在美国，不论来自哪个国家的移民，来自哪个宗教，不同肤色和不同语言的人种，都在庆祝感恩节。这是大家共同的节日。一开始，感恩节的日期由各洲自己规定。直到美国宣布独立后，才成为全联邦规定的节日。感恩节的主食是火鸡，在烤火鸡之前，往它的肚子里塞一些香料和酒或者栗子等东西。然后放进烤箱里烤三个多小时。

我做的火鸡则是中式火鸡，把肉切开，一块块地红烧。放葡萄酒和各种配料，也得煮两个多小时才熟。火鸡的肉比较粗，所以，不能做得太熟。去年感恩节，我和我的邻居们都相互交换火鸡和薯蓉、沙拉等食物。我的邻居不知道对我的中式火鸡是否皱了眉头。

感恩节其实比圣诞节的气氛还要热闹。这段时间，机票难订，旅游的地方都聚满了人，家里都在开狂欢趴地。有点象春节，人们不远千里欢聚在一起。

从印地安人对于清教徒的帮助开始，我们似乎都在中文课本上读到关于美国屠杀印地安人的历史。所以，美国的立国和美国的历史都给我们造成混淆。究竟是英国人或者西班牙人屠杀了印地安人还是美国人屠杀了印地安人？另一个精神上的混淆就是，究竟美国人在庆祝感恩节的时候，是否知道在两方军队对垒的时候印地安死伤无数的历史？

当然，从1862年9月22日美国的林肯总统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就能肯定，美国当时的种族歧视严重。但是，至于在战争中死去的那么多印地安人，对于印地安来说，那是血的历史。他们不愿意听到我们称呼他们印地安人，正确的说法是本土印地安人（Native Indian或者American Indian）。

其实，只有印地安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白人都来自欧洲。而我们，是亚洲的后来者。我们对野蛮的殖民历史时代，能说什么呢？那个可以靠军马掠夺土地的时代、那个圈地的时代，距离现在已经百年以上了。日不落帝国在全世界的殖民扩张、到上世纪日本东条的野蛮、希特勒的野蛮、斯大林的野蛮、波尔布特的野蛮等等都是相同的形式。

通过杀人来掠夺土地和财富。

二战之后，世界换了一种全新的形式。我们才知道，真正的文明刚刚开始。我们期待的文明就是以这样一种和平的、理性的并且是合法的形式正常运作和延续下去。而不是以日不落帝国女王的一声令下，军队就吹起了号角。也不是以东条英机的意志展开大东亚共和。上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战争和掠夺带给世界的只是灾难，我们从来没在战乱中找到它的意义。

吃火鸡的时候，我们尽情享受火鸡大餐的美味。此时，所剩无几的美国本土印地安人，他们大概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去回忆祖先们的血迹或者战争的烽火。我们的感恩，是来自上帝的恩赐，以及邻里左右的友好往来。

这是我们大家的节日。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远离战乱。我不爱过美国的生活，可是我却为了自由才来到这里。尽管，我不是乘坐“五月花”而来，可是，300年之后，这种“五月花”的忧伤却如此相似。

（200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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