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平:《数人头胜过砍人头》自序

这部文集收录了我写的近八十篇文章。这些文章题材庞杂,体例不一,时间跨度也不小。无论取什么名字都难免以偏概全。最后我决定取名为《数人头胜过砍人头》。这话是我当年下乡当知青时从一本不知何处得来的什么书里读到的,从此就铭记在心。

谈到民主与专制这两种制度的比较,前人已经写下过大量文字,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在我看来,就以”数人头胜过砍人头”这句话最精辟,一语破的。专制就是砍人头,民主就是数人头。民主制纵有千般弱点万种缺陷,单单就凭它用”数人头代替了砍人头 ” 这一点,就胜过专制一万倍一万万倍。我把这句话当作书名:即使你没有读过我的书,但只要你见到这个书名,记住了这个书名,那也就很不错了。

收入这部文集的文章,大体上都可以算作政论。政论,就是对政治问题的讨论。人世间的各种问题,就数政治问题是最需要由公众公开讨论的了。所谓言论自由,尤其是指讨论政治问题的自由。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没有自由,首先就看它有没有讨论政治问题的自由。

记得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郭罗基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阐发言论自由的文章。题目取得很妙――”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单是这个题目就令中共当局无法反驳:难道你还能说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吗?

专制者当然认定政治问题不可以自由讨论,但是专制者不敢公开宣布禁止讨论政治问题。专制者也并不和你讨论政治问题是否可以讨论,专制者禁止讨论,干脆封住你的口。早在当年反驳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考茨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当然,我们所要求充分的讨论就表明我们已经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了。专政则并不想反驳相反的意见,而只用强力制止那些意见的发表。可见,在讨论开始之前,民主和专政这两种方法就已经是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了。一个要求讨论,另一个禁止讨论。”

为什么政治问题格外需要大家讨论?因为政治问题不同于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不同于科学问题。科学问题只涉及事实。科学上的是非对错可以通过计算,通过逻辑推理,通过实验来确立来验证。政治问题不但涉及事实,而且还涉及价值,涉及人的利益。它们的是非对错不能仅仅通过实践来检验,更需要通过理性的讨论去发现去确定。政治是众人之事,政治问题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而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鞋夹不夹脚,所以政治问题必须允许大家都来参与,每个人都有权讲出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政治讨论的目的是寻求公道公理。俗话说,要得公道,打个颠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可见在政治讨论中一定要允许对立面,一定不能搞一言堂,一定要有反对意见的言论自由。政治问题的讨论,归根到底,是诉诸人的内在的道德感。寻求对一件事情的正确意见,就是寻求大家对这件事的共同感觉。英文commom sense,是指共同感觉,也是常识的意思。

政治讨论的性质既然是这样,那么,政论写作又应当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好的政论写作应当是面对一般公众,不居高临下,不盛气凌人,侃侃而谈,娓娓道来,深入但须浅出,通俗而不媚俗,不搬弄晦涩的术语,不铺排繁复的学理,只诉诸普通常识和集体记忆,剥茧抽丝,力求直抵人心――”是真佛只说家常”。如此而已。

以上讲的是政治讨论的道理,也是我自己在政论写作时遵循的原则。就当作这部文集的自序吧。

2006年9月30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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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晨钟书局2006年11月出版 田园书屋发行 香港各大书局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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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宜三:“苏丹红”毒雾弥漫中国、殃及香港

【“祖国”曾是崇高、圣洁、热爱、安全的代名词,国货公司曾是香港人最信赖、最亲切的商店;如今,它们却与欺骗、奸诈、危险、有毒联系在一起了。】

香港一网友在“亚虎香港”上的留言:“香港D癌症数字上升,睇怕‘祖国’贡献不小”,这是句广州方言,其意思即使非广东人也能明白的;虽属激愤之语,却反映了中国大量有毒食品对香港市民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严峻事实。

河北养鸭场饲料中添加的“苏丹红”,是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列为三类致癌物的化工染料;事件爆光后,福建省质监局立即在全省开展鲜蛋及蛋制品专项检查,先后查获神丹公司生产的盒装鲜鸡蛋6,183隻、散装蛋13公斤。现在的公仆大老爷养尊处优,拿钱不干事,还要贪污、残民、包二奶;福建省质监局的工作人员临时抱佛脚,总算还干出了点成绩,应予表扬。

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经营总经理张曾文接受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郑诗亭访问时强辩,神丹产品经省和国家质监部门检验,没有发现问题;并信誓旦旦地保証其产品曾经“专项检验”、多次“覆验”云云,继续欺骗消费者。“神丹健康食品公司”实应正名为“谋杀健康食品公司”。

现在问题十分清楚:第一、神丹食品公司为牟取暴利,不顾人民死活,製造有毒食品,向质监部门行贿取得假报告;第二、湖北省和国家质监部门玩忽职守。二者必居其一,湖北省和国家质监、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应该勇敢点站出来承担责任,引咎辞职以谢天下!

神丹毒蛋,在号称“严格控制”、“机制完善”的香港也已畅行无忌。香港食品环境卫生署从香港裕华国货有限公司销售的神丹牌熟鹹鸭蛋和副食品市场出售的鸡蛋中,验出含有苏丹红。消息於二十一日公布后,巿面一片恐慌。香港卫生福利司司长周一嶽承认“危机感不足”,随即向公众道歉。

目前,国产蛋品滞销,餐厅、饭馆中炒蛋、蒸蛋、蛋糕、蛋挞也没有人吃了。有经营国产蛋品的公司表示可能要倒闭。蛋品之外,多宝鱼(来自山东)及桂花鱼也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禁用农药“孔雀石绿”,可谓无处不毒、危机四伏。

中国《食品网》和《食品论坛》罗列出有五十五种,堪称中国有毒食品大全,其中多少曾惠及香港人,只有天知道,除毒蛋、毒鱼外,以下毒食品可能有漏网之虞。

   1. 毒米(陈化粮、民工粮、抛光米);
   2. 毒麵粉(全国麵粉都添加漂白剂,大部分麵粉中漂白剂过氧化苯甲醯超量);
   3. 肉松(原料是死猪肉、母猪肉、大量豆粉);
   4. 含大量激素和抗生素的猪、鸡、鸭、鱼类和鲜牛奶;
   5. 敌敌畏火腿;
   6. 有毒香肠;
   7. 含疗哮喘药猪肉;
   8. 残留农药超标菜、水果;
   9. 用硫磺薰制的土豆、银耳、红辣椒、花椒;
  10. 用违禁工业盐醃制的四川泡菜;
  11. 用硫磺等保鲜的竹笋;
  12. 用硫磺薰制的桂圆;
  13. 用激素催熟的草莓、獮猴桃;
  14. 果脯、蜜饯中细菌超标;
  15. 含甲醛蜜枣;
  16. 矿物油加工的瓜子;
  17. 用工业明胶等化学加工的腐竹;
  18. 用色素、化工品加工的粉条;
  19. 用墨水染的黑木耳;
  20. 用色素染制的绿茶;
  21. 用人尿浸泡的鲜海虾;
  22. 糖精水和色素製的葡萄酒;
  23. 工业酒精製的白酒;
  24. 用石蜡做凝固剂製的火锅底料;
  25. 湖南的毒猪油;
  26. 毛髮毒酱油;
  27. 添加化工原料的山西老陈醋……

还有不合格的一次性医疗器具以及多得难以计数的假药。

“祖国”曾是崇高、圣洁、热爱、安全的代名词,国货公司曾是港人最信赖、最亲切的商店;如今,它们都与欺骗、奸诈、危险、有毒联系在一起了。

孰令致之,孰令致之!

 

--新世纪新闻

记者无国界:网络异议人士黄琦再遭成都当局威胁

网络异议人士黄琦因为在其网上(www.64tianwang.com)发表有关中国西南城市成都退休工人今年6月发起的抗议活动的言论和照片再遭成都当局威胁,该市的官商还发表传单,指责黄琦帮助组织抗议活动,记者无国界今日对此表示关注。

“黄琦因为在网上发表文章从2000年到2005年被判狱5年,”该言论自由组织说,“他没有组织工人的活动,只是在网上报导了他们的活动。我们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对他进行骚扰。”

就中国当局对其非法领导并支持成都南光公司退休工人要求公司发付退休金的活动的指责,黄琦回应说:“我是一个人权活动家,我应该在自己的网站上谈论南光工人的活动。”

上述传单还称南光工人与海外组织和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有联系,并称其为反共份子,这意味着这些工人随时会遭到逮捕。

黄琦因为在自己网上张贴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的文章于2000年6月3日在成都自己的家中被捕,该网在大陆被封后把服务器移到美国。2001年1月被控“颠覆”和“煽动推翻中国政府”,2003年5月被判监禁5年。黄琦在2005年6月获释后说他在监狱中受到虐待。

记者无国界2004年授予黄琦网络自由奖

远去的卡佳――想起一些苏联早期小说

一。

还是像童年时那样,背靠着客厅那堵墙,默默地听着萨尼亚说话……电影里镜头一转,塔塔林诺夫船长的女儿卡佳,已经是一位长身玉立的姑娘。后来,从萨尼亚那里得知,船长遇难的真实原因,是他堂兄尼古拉阴谋陷害,母亲服毒自杀,卡佳收拾起一只衣箱,默默地离开了这个“家”……一时广受欢迎的苏联电影《两个探险家》,曾经为卡维林的原作《船长与大尉》带来大量的读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翻译出版过许多苏联早期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这三部,一度成为我国青年进步修养的圣经。此外,还可以开列出长长的书单。文学方面,除梁羽生在《三剑楼随笔》称道过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勇敢》等等而外,有费定《茹尔宾一家》、《州委书记》以及《初欢》(早年的欢乐)、《不平凡的夏天》、《城与年》 三部曲;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爱伦堡《暴风雨》……《真正的人》、《日日夜夜》、《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磨刀石农庄》、《金星英雄》、《恰巴耶夫》(夏伯阳)、《我们是苏维埃人》……儿童文学《小北斗村》、《小儿子的街》……童话《孔雀石箱》、《立陶宛民间故事》、《爱沙尼亚民间故事》……冒险小说译丛《匪巢覆灭记》、《秘密路》、《勇敢者的道路》、《山岗上的篝火》……惊险反特小说系列《大铁箱》、《谍血藏奸》、《红色的保险箱》……当年,这些被赞誉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苏联文学作品,曾经深深吸引着我国读者,影响了两三代人。

几十年过去,时移世易,苏联也已经成为历史。这些书,几年前还可以在旧书店见到,相信大多是各图书馆剔除处理出来的。

二。

蓝英年先生是北师大教授,苏俄文学专家、翻译家。上世纪末,他曾经三次到苏联讲学和访问。期间,他寻访那批过往的苏联著名作家的坟墓,探索他们当年惊心动魄的“苦难的历程”,同时也揭示了,大多数苏联早期小说,其实只是按照领袖意图,闭门造车,凭空泡制出来的美丽艺术品。

《磨刀石农庄》,一部图解史太林农业集体化的作品,当年风靡一时,只是因为被史太林看中。《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面朝气蓬勃的共青团小组和共青城,原来竟是恐怖的劳改营房。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等小说,只不过比较成功地对将一些革命“固定模式”具象化,展开为故事……

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寻墓者”,蓝英年先生实际上“掘”了不少苏联早期小说的“墓”,彷佛让人们看到一批失去了“庐舍”的孤魂野鬼,只剩下一缕缕青烟在阴暗的角落里飘荡。过去以为是深植于“现实”土壤中的鲜花,原来竟是玻璃瓶子中泡水开放的“魔术”纸制品,尽管看上去别样清幽。穿着红色布拉吉的娜靼丽娅,还原成了乌拉尔山上披着绿色孔雀石长袍的仙女“铜山娘娘”。

不过,马列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消亡以后,原来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还会像幽灵一样,独立地残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三。

至少,它们仍然会作为一种曾经欣赏过的美丽,长久留存在当年中国读者心里。或许,也包括当年的超级“粉丝”蓝英年先生。

曾经的美丽,或许因为“老大哥”时代的政治强势和当时的趋归。还有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厚悠长的小说传统。卡佳和娜靼丽娅的身上,毕竟还是流淌着“贵族之家”的血液。尽管文人已经卖身,奉旨经营的,却是努力泡制能够迷惑全世界的圣洁和美丽。它们的可读性和“艺术性”,本来就不是“早晨”、“大道”、三家巷、“三花”茶所能比拟。再配合以电影的传播威力,艺术形象和影像又进一步加深了观众的印象。

更为深刻的也许是,这些小说当时作为“软件”,和近似于“硬件”的青春或者岁月,本来就是一种血肉相连的紧密捆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能曾经购于未明湖畔的大学书亭,写上情意绵绵的豪言壮语,送给自己心中的冬妮亚;一本《古丽娅的道路》,可以像神媒那样,把你带回中学的课堂:同学少年,上“班会课”前都要把它拿出来放在书桌上;一部《不平凡的夏天》,让他更加难以忘记57年的那个夏季;一本《立陶宛民间故事》,曾是姐姐在六一儿童节送给小弟弟的礼物……一卷在手,每翻开一页,都像在解开包扎伤口的纱布,血淋侵地,又痛又痒。嘴上说着“往事尘封休再问”,心中又似乎忍不住总想偷偷揭开,瞅上一眼。这些,和小说的具体内容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实际上乃是对美丽的人造花再一次的分馏抽提和萃取,却留下了更加虚幻更加悠长的美丽。比如,重新会聚在“红高粱”饭店里喝酒的人们,有说有笑地回忆着当年“战天斗地”的胜概豪情,怀念的实际是当年的风华正茂。那怕远走天涯,壮丽的汽车上异国女孩温柔的喇叭声,却驱不散当年大辫子姑娘的倩影。

四。

那一年,美国亲戚一家大小到南京晋谒中山陵。长辈的深意,是让生长在异国的儿辈,对祖国的大地山川人物风情,多少有一点感性的印象,增加些亲和。毕竟成长在华裔家庭,孩子们冒着酷暑,默默地拾级攀登,汗下如雨,没有怨言。后来问起,大孩子们坦率地说:不如去购物 go shopping!

不管长辈们有着怎样的感情留驻,恐怕不大会再有孩子们愿意去看那些苏联早期小说。美丽还是丑恶,真实还是虚假,天然还是人造,都已经不再重要。若干年后,人们还会继续阅读和欣赏《罪与罚》、《猎人笔记》、《复活》……却不会再有人知道《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磨刀石农庄》、《金星英雄》……这些苏联早期小说,似乎正在缓缓走向外太空的黑洞。不久的将来,它们的收藏价值可能会迅速增高,那也仅仅是因为“以稀为贵”,不再会有阅读价值。

“……后来,从萨尼亚那里得知,船长遇难的真实原因,是他堂兄尼古拉阴谋陷害。母亲服毒自杀,卡佳收拾起一只衣箱,默默地离开了这个”家“……”

目送着远去的卡佳,想到“君自此远矣”,纷繁错杂的心情,竟是理不出半点头绪。

有雨好读书

三国时期的董遇有过“三余”读书法,即冬者年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冬日里,雪花飞舞,玉树琼枝,煮一壶清茗,幽馨溢满斗室,挑一些明清小品或诗词话本之类,静静地看,认真地体悟,妙不可言。夜半清静,月华似水,佳期如梦,捻亮床畔一盏青灯,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或半躺半坐,或仰面俯卧,此谓读书一乐事。雨天更具高格,看窗外烟雨蒙蒙,听书中字里行间阵阵私语,或呢哝柔婉,或慷慨激昂,应是读书妙境。

雨天,访友行游,恐有诸多不便,然而却是读书好时光。无论细雨缠绵,还是大雨滂沱,手执一卷,静对风雨,虽有与风雨同飘之感,但是坐在自己家书桌前,会觉得庇风护雨的家更安宁。随便从架上抽取一本书,在雨叩窗棂声中读上一段儿,雨润泽了你的思绪,把你带入了一条悠长的小巷中,让你不禁掩卷凝思。这时,浮在心湖水面的可能是如雨如雾的惆怅,然而压在底下的却是无限的饱满,禁不住想与倾心的友人细谈一番。人不能多,只三两对坐,且声音不宜太高,唯此才能与雨境相谐。然而思来想去,深恐这样也是一种破坏,还是给远方的书友写封信更好些,于是提笔写道:在这风雨潇潇之时,我正在读某某书……

“细雨润石阶,凭窗静读书”。依个人习惯,雨天最宜读古书,且以竖排本为佳。不为附庸风雅,而只为探录一种心境。捧着古书念念有词一行一行地读下去,恍惚间便觉得自己是数百年前的一个身着青衫、脚踩布鞋的穷酸秀才。读书成了对话艺术,自然便容易融洽起来。若是读到妙处,觉得书中说出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即非手舞足蹈,也要拍案叫绝。此时,窗外雨声楔入耳中,突然觉得这雨声简直是佛界梵音。嘀嘀嗒嗒,嗒嗒嘀嘀,雨敲打着窗台与玻璃,有节奏,有韵律,宛然有一种神游千里的韵致。

雨夜读书更有不可名状之趣。听春雨淅沥、夏雨急骤、秋雨萧然,看茶叶慢慢舒展,斗室有了一种亦梦亦幻的感觉。写到这儿,至今不会忘记多年前独居一室的那个雨夜。雷电交加,大雨倾盘,一个人守着偌大的一间空房,心慌,也心伤。这时候,书是最贴近心灵的朋友,找出一本古典诗词,在昏黄的灯光下专抄那些记风写雨的语句。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样的和风细雨,到“昨夜雨疏风骤”,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直至“浓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顿觉凄冷。后来抄到苏轼的“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时,笔顿住了,眼前出现了一幅图景:九百年前,谪居黄州的苏轼,归途逢雨,同行的人皆狼狈不堪,独他从容不迫,“吟啸且徐行”,这位大师历经沧桑,心胸已如一片汪洋,无论风雨晴阴,不惊不宠,“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从容和成熟的境界,仿佛给空虚浮燥的心灵注入了一剂清醒和镇静。

也无风雨也无晴,唯有从容读书情。读书累了,眺望户外,朦胧的烟雨,朦胧的行人。行人或披雨衣或撑雨伞,你成了看风景的人。看风景的人,顿时有了风雨兼程风雨无阻的豪气和自信。

余世存:布衣之身

在相当多的时候,布衣之身心忧天下是一种可敬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眼光看,布衣之身关心国家大事也是公民最本份最正常的状态。毛泽东说得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布衣之身必然要关心社会进程、民生福祉、世界和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但如果不是公民的时候,布衣之身往往只是我说的类人孩。他们关心起个人以外的事,往往是那些海市蜃楼般的东东,“人生就为你们窥见的半真理利用”,而与事物作感情的交易。他们津津乐道的那些宏大叙事,显得格外荒诞、可笑、可怜甚至可恨。要命的是,类人孩们乐此不疲地关心的事几乎都是一些伪问题。

类人孩们爱谈论历史人物,爱给历史人物排资论辈,什么“古往今来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人物”;类人孩们爱谈论国际国内大事,什么“美国如果打伊朗,我们乘机收台湾”;类人孩们爱谈论个体本位之外的大义、天理,什么“失去礼是我国近代落后的原因”……

我看见很多当代人谈论的话题,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感。我想到的不是纸上谈兵的小孩赵括,而是王小波笔下的红卫兵们,他们最爱摆的pose是,身穿长布褂,手拿红蓝铅笔,在一幅世界地图面前思考“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几代人了,布衣之身们仍是同样的思维结构。甚至从中国人的角度讲,从纸上谈兵开始,中国人的思维结构仍是这样的空洞,不着边际。

这种思维水平的低能表现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年代里,最爱谈论改革如何、如何改革的几乎都是布衣之身,是那些跟改革不沾边的人,那些干着的、管着的反而多默不作声,那些有权力改革改良的反而真的是“没事偷着乐”了。有一次,面对一大群年轻的记者在那里高谈阔论中国应该如何改的问题,我们的“国士”愤怒了,他毫不留情地嘲笑座上客,你们以为你们是谁,改革是你们的事吗,你是厅局长吗,你是政策研究室主任吗,你是身家上亿的企业家吗,你没有这些资本,你们的改革落实于何地?皇帝不急太监急,你们承认自己是太监吗……原话比我的记忆还要糙。要义在于布衣之身首先在于争取自己的权利。

我后来想,中国人这么爱掺合,这么爱关心统治阶层的事,并不仅是他们的思维水平低,也跟他们的现实处境有关。他要表示他跟江湖世界的老大们站在一起。实际上,有些类人孩精着呢,他们自以为眼光长远得千秋后世,以为自己道不行于当代,但思考的问题,后人总用得着,后人总会念他的好。有些民族主义者就说自己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不赞成开历史倒车,但他们只是说,在某些有关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需要超越市场经济,需要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这样的话说得似乎智慧极了,其实是相当可怜的。从1840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者留下什么治国、治世界的方略,就是一个明证。

在这方面,我倒觉得曹刿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当他的祖国面临入侵的时候,他要求上前线。“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别人这么指责他的时候,他并不气恼,因为他有掺合的底线,那就是统治者必须亲民、尽心于民,“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在这方面,我甚至觉得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先生有一种不错的态度,他说过:“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今天大批的中国人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实践了这一种叛逆心态)。我还觉得上个世纪80年代白桦先生的思考是一种不错的介入社会的方式,他追问:“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这种追问是一切前现代国家的个体应该持有的态度,只有如此,前现代国家的个体才能从中生长出健康的人生哲学,才能成就为伟大的公民个体。遗憾的是,这一追问被当时的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消解了。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的个人生存方式也就没有多大的长进。

朱大可:百花奖:一次被悍然代表的民意

百花奖:一次被悍然代表的民意
 
本届百花奖的结果,再次证实了许多业内人士的预言:一座残败的花园,即使再用新技术打扮,也只能是新一轮的笑柄。56名观众评委,集体“恶搞”了一回百花奖,让一部“鲜为人知”的影片,夺得所谓“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三大桂冠,而票房看好的《天下无贼》,却以零票纪录刷新百花奖纪录。跟中国足球现状一样,这种违反常识和逻辑的“塑料花”式的大奖,不仅是对中国电影现状的嘲弄,也是对中国观众智商的强烈讽刺。
 
中国大众电影在好莱坞电影、盗版碟和所谓的国产大片的三重挤压下,已经没有多少生存空间了。百花奖的保留,无非是要在商业票房之外,保存一个民意表达的脆弱平台。但它根本无法重返当年民众踊跃投票的黄金时代。不仅如此,尽管作了“惊天动地”的改革,从投票观众中选出百名评委,并要以这种超女式民意去拯救百花奖,但其结果却恰好相反。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一场破绽百出的民意表演而已。
 
百花奖应当是一具衡量大众趣味的天平。但对整个评选过程的分析却不难发现,该奖的策划组织却露出一些奇怪的缺陷,例如,众多以“思想价值”见长的主旋律影片,不惜降低层次,混迹于娱乐影片之间,此外,那些在去年初就已上映的“超龄”影片(如《天下无贼》等),也被列入年度参赛候选名单,参选标准一片混乱,令观众无所适从。而那些优秀的小制作影片,像《疯狂的石头》,却因所谓选票提名的原因,根本无法入围赛圈。评选的范围和公正性,据此受到了广泛质疑。
 
一个严重不符常识与逻辑的票选结果,其产生原因只能来自两个方面:要么是大众评委的脑子出了问题,要么组委会在进行幕后操控。
 
大众的文化判断失调症,正在成为值得严重关切的问题。时下关于中医兴废的论争就是一个明证。在所谓“科学家”的诱导下,一百多人(号称“上万”)联署声明,要求废除中医制度。这场互联网闹剧打着“科学”旗号,却暴露了对中国传统价值的无知。值得庆幸的是,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七成网民支持弘扬中医。这就是草根民众的可爱之处。他们是本土文化传承的希望所在。
 
中医之争给我们的启示是,民众的意识如果出现问题,往往是所谓专家误导的结果。这种伪启蒙是传统文化价值空洞化的重要原因。在原有核心价值崩溃后,习惯于受控的部分民众,未能建立起独立思考的立场,以致一些人在获得投票权后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只能重演被操控的喜剧。
 
百花奖评选,再度验证了我的这一忧虑。从“金鸡百花电影网”的资讯中,无法获知这些观众评委是如何被选中的;他们也不许自主接受新闻采访,嘴巴被严密缝合,这种运作的黑箱化态势,已经足以引起舆论的怀疑。
 
从百名精心挑选或感恩戴德者手里争取到56张多数票,显然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现实社会的语境里,当评委的风景地旅游费用被组委会包揽之后,出现幕后暗示、洗脑和交易的概率,至少高达七成以上。女演员李冰冰哭诉评选“不公正”,决非空穴来风。
 
无独有偶的是,一位署名“西南偏南”的大众评委,在自己的搜狐博客上“痛苦”回忆了自己参加作为百花奖项目之一的电影研讨会过程,揭出主办机构蓄意进行精神操控的事实,在他的笔下,研讨会就像是一场事先精心策划的洗脑学习班——
 
会议由组委会的一位同志主持,她首先主动的点名一位评委率先发言。那位评委也是北京人,他在会议前就宣传影片《张思德》好,导演也棒。在会上,他再次肯定了《张思德》,其他的评委也都“从善如流”,一片崇拜、赞颂影片《张思德》和影片《生死牛玉儒》的声音。这时一个年轻的评委问到:“请问:在我们来看片前,有几个人看过影片《生死牛玉儒》”?没有几个人举手。
 
在研讨会的结尾,主持人不顾一些头脑清醒的年轻评委的反对声音,声称:“今天从我们讨论看,多数同志都倾向于影片《张思德》和它的导演尹力、男主角吴军。”
 
这个比较可信的现场记录表明,许多“大众评委”只是一些可怜的前台傀儡而已,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连那些主旋律电影都没看过,却在研讨会上发出大声赞美;主持人混淆视听的“总结”,旨在暗示那些身不由己的评委,让他们日后在投票现场,按这一价值判断进行表决。组委会先生们的意志,就这样如愿以偿地支配了56个脑袋,进而悍然“代表”了13亿中国观众的民意。(作者:朱大可,原载《中国新闻周刊》)
 
说明:有关大众评委“西南偏南”提供的记录,发表在下列博客网页,特此链接,以备参考: http://019571005.blog.sohu.com/
 
本文题图:俸正杰《浪漫旅程 No13》
 
 
谨以此文向一次被悍然代表的作协大会致敬!
 
 
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之文(对发表时由编辑所作的修辞性删改,作者深表理解):
 
 
悍然代表民意的百花奖 
 
今年百花奖作了“惊天动地”的改革,从投票观众中选出百名评委,并要以这种“超女式民意”去拯救百花奖,但其结果却恰好相反——它不过是一场破绽百出的民意表演而已
 
本届百花奖的结果,再次证实许多业内人士的预言:一座残败的花园,即使再用新技术打扮,也只能是新一轮的笑柄。56名观众评委,集体“恶搞”了一回百花奖,让一部鲜为人知的影片,夺得所谓“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三大桂冠,而票房看好的《天下无贼》,却以零票刷新百花奖纪录。这种违反常识和逻辑的“塑料花”式大奖,不仅是对中国电影现状的嘲弄,也是对中国观众智商的强烈讽刺。
 
在好莱坞电影、盗版碟和所谓国产大片的三重挤压下,百花奖的保留,无非是要在商业票房之外,保存一个民意表达的脆弱平台。但它根本无法重返当年民众踊跃投票的黄金时代。尽管今年百花奖作了“惊天动地”的改革,从投票观众中选出百名评委,并要以这种“超女式民意”去拯救百花奖,但其结果却恰好相反。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一场破绽百出的民意表演而已。
 
百花奖本当是一具衡量大众趣味的天平。但对整个评选过程进行分析后却不难发现,该奖的策划组织却露出了一些奇怪的缺陷。例如,众多以“思想价值”见长的主旋律影片,不惜降低自己的层次,跻身于娱乐影片之间;此外,那些在去年初就已上映的“超龄”影片(如《天下无贼》等),也被列入年度参赛候选名单,参选标准一片混乱,令观众无所适从。而那些优秀的小制作影片,像《疯狂的石头》,却因所谓选票提名的原因,根本无法入围参赛。
 
一个严重不符常识与逻辑的票选结果,其产生原因只能来自两个方面:要么是大众评委的脑子出了问题,要么是有人在进行幕后操控。
 
是的,大众的文化判断失调症,正在成为值得严重关切的问题。前度关于中医兴废的论争就是一个明证。在所谓“科学家”的诱导下,一百多人(号称“上万”)联署声明,要求废除中医制度。这场互联网闹剧打着“科学”旗号,却暴露了对中国传统价值的无知。
 
这场论争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原有核心价值模糊后,习惯于受控的部分民众,未能建立起独立思考的立场,只能重演被操控的喜剧。
 
百花奖评选,再度验证了我的这一忧虑。从“金鸡百花电影网”的资讯中,人们无法获知,这些观众评委是如何被选中的?他们也不许自主接受新闻采访,嘴巴被严密缝合,这种运作的黑箱化态势,已经足以引起舆论的怀疑。
 
从百名精心挑选或感恩戴德者手里争取到56张多数票,显然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现实社会的语境里,当众评委的风景地旅行费用被组委会包揽之后,出现幕后暗示、洗脑和交易的概率,至少高达七成以上。女演员李冰冰哭诉评选“不公正”,决非空穴来风。无独有偶的是,一位署名“西南偏南”的大众评委,在自己的搜狐博客
(019571005.blog.sohu.com/)上“痛苦”回忆了自己参加作为百花奖项目之一的电影研讨会过程,揭出主办机构蓄意进行精神操控的事实,在他的笔下,研讨会就像是一场事先精心策划的洗脑学习班——
 
会议由组委会的一位同志主持,她首先主动地点名一位评委率先发言。那位评委也是北京人,他在会议前就宣传某部影片(暂称“甲片”)好,导演也棒。在会上,他再次肯定了甲片,其他的评委也都“从善如流”,一片崇拜、赞颂甲片和另外一部影片(暂称“乙片”)的声音。这时一个年轻的评委问道:“请问:在我们来看片前,有几个人看过乙片?”没有几个人举手。
 
在研讨会的结尾,主持人不顾一些头脑清醒的年轻评委的反对声音,声称:“今天从我们讨论看,多数同志都倾向于甲片和它的导演、男主角。”
 
这个网络上出现的现场记录表明,许多“大众评委”只是一些可怜的前台傀儡而已,主持人混淆视听的“总结”,旨在暗示那些身不由己的评委,让他们日后在投票现场,按这一价值判断进行表决。组委会先生们的意志,就这样如愿以偿地支配了56个脑袋,进而悍然“代表”了中国电影观众的民意。 ★ (2006年11月16日)        

秋 风:协会是如何带上权力背景的

沸沸扬扬的音乐版权使用费标准纠纷,其实不完全是卡拉OK经营者组成的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纠纷,大体上是代表音乐版权所有人权益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与代表各地卡拉OK经营者的同业公会之间的冲突。国家版权局也再三声明,将要收取的这笔费用不是行政性收费,而是商业性收费。但是,国家版权局与那两家协会、尤其是与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的关系,却让事情复杂起来。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早就成立,就不去说它了。奇怪的是那个带了个括号的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它还没有完成社团登记,就可以向国家版权局上报《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了,而国家版权局竟然也批准了这个标准。

奥秘正在于,这个还处于筹备阶段的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的上级主管部门正是国家版权局。而另一家并列在国家版权局公告中的机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当初也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的。

这倒不是国家版权局多事,这是法律所要求的。按照《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成立社团的前提条件是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向社团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时,必须出具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在社团成立之后,业务主管部门享有广泛的监督权,《条例》列举了大大小小共五条。

建立并维持这个业务主管部门制度的宗旨,可能是为了确保社团严格遵守法律、政策,不至于胡作非为。不过,有些时候,看起来严厉的监管,也意味着赋予监管对象以垄断权。比如,政府对国有垄断企业的监管就很严厉,然而,这种监管对企业却是一种福分。因为,监管对象可以借助这种业务主管制度接近主管部门的权力,甚至要挟这个权力,利用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来谋取社团的特殊利益。

正是这层业务主管关系,让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处于筹备阶段,就具备了向国家版权局上报收费标准的文件。设想一下,假设不是自己主管的版权人协会,国家版权局会不会受理这份报告?可以说,因为业务主管的关系,从一开始,国家版权局就授予了该协会以某种特殊地位。至于该协会将要享有的收取音乐版权使用费的垄断权,自然也会得到国家版权局的保护。

人们就不免怀疑,业务主管部门究竟是在监管它所主管的社团,还是在被社团利用?很多官办社团就是因为这种业务主管制度而偏离社团的民间性质,行使了部分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大量企业对“协会扰民”无可奈何,原因正在于,那些协会个个都有来头,它们可以借着业务主管部门的招牌,威胁、诱惑企业。而这些业务主管部门也出于种种考虑,乐意为自己主管的社团出面张罗。比如,音乐版权使用费标准本来应当是商业性谈判的结果,但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显然就没有准备谈判,在它看来,自己背靠专门管理版权问题的最高行政机构,只要由这个行政机构发个文件,就可以搞定一切。而国家版权局也确实这样做了,它以政府公告的方式、将自己主管的社团的意志单方面强加给交易对方。

面对这样的强制性交易条款,各地卡拉OK经营者协会的抗衡显得十分悲壮。这有点怪异。本来,社团没有什么上下之分,再大的社团与再小的社团都是平等的,一个行业的全国性社团与另一个行业的地方性社团是平等的。但现在,当各地卡拉OK经营者协会拒绝接受这个收费标准的时候,它们自己觉得、对方觉得、所有的旁观者也都觉得,这是在“以下犯上”。

导致人们形成这种扭曲认知的,正是社团管理中的这种业务主管制度。由于不同的社团由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部门“主管”,于是,本属民间性质的社团就相应具有了行政级别。负责收取音乐版权使用费的全国性社团,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天然地高于地方的卡拉OK经营者行会。现在,这些地方性行会呼吁先成立全国性娱乐行业协会,再与那个全国性版权使用费收取社团谈判。这里的潜台词其实是,到了那个时候,将有一个部级行政机构给自己撑腰,好与国家版权局抗衡了。

社团管理中的业务主管制度让大量社会所需要的社团无法成立,又让有幸获得成立的部分社团带上了权力背景,扭曲了它们的行为。因为可以轻易利用权力,这些社团也就倾向于滥用主管部门的支持,借用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谋取小群体利益,企业和民众则会在痛恨这些社团的同时把主管部门顺便骂上一两句。政府何苦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