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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3日狱委讯】浙江杭州消息，自8月11-18日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被杭州警方以”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为名拘留7日后，浙江大学出版社一编辑因出版有”严重错误”的图书被处罚的消息被悄悄传出。 8月22日，经证实，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编辑庄道鹤先生于2006年6月19日被其所在的浙江大学给予”行政记大过”处罚，停发出版社工资和奖金已有7个多月，目前仍然不能恢复其在图书编辑岗位上的工作。 一份编号为”浙大发人2006年42号”的浙江大学文件显示：浙江大学于2006年6月19日发出文件”关于给予庄道鹤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决定”，内容如下： “庄道鹤（职工号：0087399），男，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 鉴于以上事实，根据《关于印发<浙江大学教职工行政纪律处分有关规定>的通知》（浙大发人[2002]2号）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研究决定，给予庄道鹤行政记大过处分。” 经了解，《纪检专题研究文论选辑》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被《中国经济时报》、《联谊报》等公开出版的新闻媒体称为”好书”的评论著作集，对中国纪委、监察系统所独有的”中国特色的双规制度（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交代问题）”进行评论，尤其是对浙江台州市纪委通过”双规”迫害共产党干部陈越飞案件进行了记录，以及其他被纪委”双规”致死的案件加以盘点，引起了上级纪委的恐慌，2006年初该书就被出版社”收回销毁处理”，不再对外发行。但民间仍然有读者四处寻求这本书，视为”好书”。庄道鹤失去编辑工作后，被出版社安排”内部待业”，他不认为自己编辑了一本有”严重问题”的书，而是认为该出出版符合初审、复审、终审程序，是正常出版，浙江大学对他的处罚是”欲加之罪，何患为辞”，他表示强烈抗议纪委压制出版自由、迫害无辜的非法行为。
浙江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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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名学者徐友渔：秘捕高智晟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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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3日狱委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香港)/中国知名学者徐友渔认为，高智晟的被捕事件不符合有关的法律程序。他还对当局压制不同意见和声音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在哲学所工作二十多年来，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他的近着包括：《‘哥白尼式’的革命》、《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 世纪》、《自由的言说》和《直面历史》等等。他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表示，维权人士高智晟在山东被秘密抓捕，这至少在程序上不合法。 徐友渔说：“据我了解的情况，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预谋。这种抓捕至少在程序上是非法的行动。我估计它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考虑和背景，是恐吓他或为另外一个事情做准备。他们到底想做什么，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一般公民关心的是，抓高智晟有没有道理，程序上合法不合法。从这两个角度看，我看都是有问题的。” 徐友渔说，高智晟被捕后，警方有人住到了高智晟的家里，这种做法更是没有法律依据。他说：“他们经常使用这种手法，我知道。以前他们抓刘小波也会采取这种办法，把人抓了以后，就有人到别人家里守着。其实，中国的司法当局从来没有严格遵守法律，但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像，就是那种赤裸裸的完全不顾法律，我觉得做的比以前糟糕得多。” 徐友渔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他没有参加社会上的各种维权活动或异议运动。但即使这样，他也受到了当局在各方面的限制和约束，对此他有相当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徐友渔说：“我现在不愿意做非常详尽的描述，像我这样可能是最温和、最愿意过平静生活、最不愿意去惹事的人，实际上我受到的干扰极大。我根据自己个人的生活经验，得出一条：不是你愿不愿意低调和非常理性的问题，对于一帮为所欲为的人，你的任何努力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徐友渔说，他非常同情高智晟，原因在于“你任何努力来约束自己都是没有用的。我有充份的经验来说明这一点。” 徐友渔的研究重点是西方哲学，但他在中国文革研究方面也有很多建树，被很多海外研究中国文革的人士公认为“文革专家”。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前一段时期，纽约有一个关于文革的国际研讨会邀请徐友渔参加，但徐友渔却无法赴会。他说：“当局为此找了我很多次，发出严厉的警告。我跟当局保证，那时我在国内会有别的活动，我不会去参加。前提是我知道去也去不了。但在开会期间，单位每天给我打电话，仍然觉得我有可能去，还用这种方式来监视我。” 徐友渔说，现在中共奉行的文革观还是建立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与其保持一致的就没事，不保持一致的就遭到压制和批判。徐友渔说，这个决议到今天已经20年，但对于当局来说，别说20年，即使200年，它能管也是要管的。徐友渔说，这也就是在大陆的文革研究人员所遇到的根本难处和问题。 |
昝爱宗：请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保护说真话记者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不是专制独裁者的衙门，更不是迫害新闻工作者的新闻审查警察局，请出面保护记者，请不要打击记者，请保护说真话的记者。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隶属于国务院，请不能再继续干破坏国务院形象的愚蠢事，请不要继续干破坏宪法的坏事，请不要继续让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上更加丢脸。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本是保护新闻自由的，不是伤害新闻自由的，中国宪法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条款，是属于全国公民享有的权利，不是属于新闻出版总署任意剥夺的霸权。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任署长叫龙新民，原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后任市委副书记，现在终于当上正部级大官，请不要继续作恶，请为自己的后路着想。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若不为公民宪法权利着想，就等于其名称上的”中国国家”都去掉了，变成私党的新闻出版总署，变成打击新闻自由的恶棍，真正变成人民的敌人。
请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立即脱去为私党和统治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外衣，好好考虑一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真正职能和自身形象，为记者服好务，保护好记者，才不至于堕落成为人民的敌人，才能建设好和谐社会。
力 虹：还我高律师，还我中国的良心！
顷闻《大纪元》记者赵子法报道，我们中国的良心、我们的高智晟律师于8月15日中午12点，在山东东营市姐姐家中，被十几名突然闯入的便衣们秘密抓走！至今已过去52个小时，所有能联系到高律师的通讯手段全遭切断，高律师如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著名执业律师，他本可以与所有体制内的法律人士一样，照“章”办事，明哲保身，去过优哉悠哉的生活。但是天降大任，良知勃发，为了中国人民遭受的无尽苦难，为了揭露中共当局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惊世暴行与罪恶，更是为了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大的极权暴政，挽救更多的受杀戮、受迫害、受奴役的苦难民众，高智晟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惊天地泣鬼神的凛然正气、不屈不挠、越挫越奋的奋发意志与中共暴政展开了绝世大决战！
在被中共流氓特务围困了262天的情况下，在被当局便衣数次殴打、险些丧命之后，在山东维权盲人陈光诚案将于周五18日开庭、当地警察严防声援者再度聚集临沂声援的情况下，高智晟律师被当局秘密抓走了！这是中共蓄谋已久的扼杀中国良心的罪恶大暴露，这是以黑社会绑架手段施行的最卑鄙无耻的懦夫行径！
众所周知，高律师代表的是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最朴素、最真切的良心、良知、意志和愿望，也代表着千千万万中国的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民间进步人士、维权人士和所有热爱自由、正义与光明的人们的理念与心声，也代表着海外无数华人同胞要求中国文明进步的普遍向往，高律师几乎成了全球华人心中最后的最有代表性的光明、道义与正义的象征。
虽然早有不祥的预感，早有种种最不情愿的猜测，但没想到中共当局竟然选择在这样的时机，用如此卑劣的手段绑架了高律师！我在此要警告中共当局：你们在与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进步力量为敌的歧路上走得太远了！这是一个丧心病狂、不计后果的蠢行，如果不将高律师早日无条件释放，你们很清楚，你们面临时将是什么？
我们的高律师一向为人权、民主和信仰自由而不畏中共淫威， 经过长达262天无耻疯狂的跟踪、围堵、迫害、殴打之后，中共当局可以说已经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丧尽了一切起码道义。它们不但没有能够让高律师对中共邪恶的抨击和揭露停止过一天，反而在这个过程中，高律师的维权反迫害壮举得到海内外越来越多正义人士的声援和参与，“九评共产党”加速传播，退党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中国人民和世界上正义的政府和人民更加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共极端惧怕“九评”，惧怕退党大潮，惧怕“真善忍”真理在握的法轮功，惧怕袁胜跳机脱险、投奔自由、向全世界揭露中共的群体灭绝罪，也畏惧高智晟律师这样不畏暴政、以真凭实据和天才雄辩揭露中共邪恶的无数中华民族的良心与硬骨头，它也更惧怕无数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中共秘密抓捕高律师本身，就是它恐惧末日来临的疯狂表现。
高律师曾经说过：我们是和整个人类史上最为邪恶的团体打交道，这个没有人性的团体在最后必定会使用最绝望的方式。在前行的路上，我们要有流血和失去生命的准备……天地已震怒，山河皆泣泪！高律师已经被秘密抓走两天了，什么严重的事情都有可能正在、或将会发生，一切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尚存信心的亲爱的同胞们都应该立即行动起来，以各种方法，勇敢地向的中共当局发声——还我高律师！还我中国的良心！
2006.8.17.宁波
—-大纪元首发
贵族的忧郁——《论美国的民主》读后
在中国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下，我们似乎理所当然地把贵族制当成民主制的反面。不仅仅是我们，冷战时期的一些思想家也有这种倾向。如卡尔·波普就指责柏拉图所设想的贵族社会是民主社会的反面。但说到底，无论是我们的常识还是波普细致的证明都是现代民主社会出现之后的流行意识形态。“贵族”在西方的语境中非常复杂，它是整个古典传统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代表着人之为人的标准；现代社会大大降低了人的标准，并将古代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自己的反面。但“贵族”是否与平民民主因而根本不兼容？
我要向托克维尔表示敬意。这是一个对现代社会有着伟大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他立足于现代，为平民民主提供了一个理论辩护，但同时又洞察到平民民主的内在问题，从而将贵族问题引入到对现代的探讨之中。在现代语境中，一般把这个问题归结为“自由”和“民主”的张力，这在大学法学院和政治学系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甚至成为了陈词滥调。但归结为“自由”问题是否完全恰当？我们不妨在这个词语之下进行一些探讨。但什么是自由？按照自由主义的一般讲法，“自由”意味着伯林所谈的“消极自由”，即免于受到侵害，对民主保持警惕则意味着，必须防范以多数人的名义侵害个人的权利。因此，法治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个老家伙可以决定整个社会命运的合法性根据。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不要忘记了，托克维尔在更多的地方谈美德，而这个问题显然就越出了“消极自由”的范围。托克维尔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划分群己界限，更是关心如何防止大众民主所带来的“夷平”的危险。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这样的危险，它使得人越来越平庸化，人日益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日益依靠非人格化的官僚科层机构。托克维尔追问的是，在这样一个平民化的社会里，贵族是如何可能的？
其实托克维尔提的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他是以一种现代的方式去面对了古典政治哲学中就已经开始争论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讲的“贵族”，在古希腊则是城邦里的公民，古典政治哲学与国家无关，它所谈的就是城邦公民的生活。公民区别于其他之处在于，其他人为了生活的必需所迫，而公民则无需为生活必需所迫，拥有大量的闲暇，以实践美德。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探讨了公民的两种最善好的生活，其一是政治生活（行动的生活），其二是哲学生活（沉思的生活）。无论哪种生活，所关心的其实都是人的卓越。善好的生活，就是按照一种自然的正当来生活。柏拉图的《政制篇》可以说是讨论自然正当的典范。苏格拉底和几个朋友一起探讨正义问题，进而由城邦和人的灵魂的对应，先讨论一个用语言建构起来的城邦，进而理解正义对于人的意义。由此所阐明的是，现实中的城邦或是人都是不可能自身就是正义的，而是分有了正义。潜在的含义就是，无论是人的生活，还是城邦的秩序，都依据一种自然的正当而设定。由此，现实城邦的腐败被理解为对自然正当的偏离。苏格拉底之死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雅典的民主制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有着根本缺陷的，它扩大了公民得范围，给予了每个人以相等的政治决定权，但因此就使得大众忽视了美德。最卓越的人因此被埋没，而一些平庸者掌握权力。这一批评激怒了雅典人，从而通过多数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之死，经过柏拉图的反思，成为政治哲学史上的基本问题。苏格拉底因此也成为古典政治哲学中“人”的典范：他认识到自然的正当并且按照它来生活。而一个按照自然正当而建立的城邦，必然是与苏格拉底这样有美德的公民之间存在内在的和谐。
古典政治思想耻于谈民主，与民主本身对于美德的偏离有关。民主必定是贫穷者的统治，而贫穷者由于为生活必须所迫，对于美德的生活非常陌生，甚至有着怨恨心理。贫穷者对于平等的无限追求，加上彼此之间的相互忌妒，彼此之间互不服从，要么会导致混乱，要么是把自己的自由交给一个更为强大有力者，从而导致暴政。政体与公民的美德是有密切关联的。考虑到公民的不同特性，最稳定的政体将是一个混合整体——柏拉图最早提出这种思想，亚里士多德更详细地阐明了这种意见。而这种政体是现实中稳定的，但本身并不就是内在正当的。
这种“自然正当”的观念要到马基雅维利才真正告一段落，而霍布斯则以更加明确的方式抛弃了自然正当，而代之于“自然权利”。自然权利诉诸于每个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并在次基础上导出政治秩序。现代政治思想抛弃了古典政治思想中对于“人”的很高的期许，而把人降低到非常低的层次。人是一个欲望的存在，而政治秩序首先就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而建立的。托克维尔完全接受这个论证的前提。他对于民主的证明就是建立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基础之上的。“自然”这个在古典思想中充满魅力的词语再次被用作合法性论证，但意义与古典已经完全不同。因为人具有类似的自然属性，具有相同的欲望，因此人的平等是自然的。民主也因此是符合自然的，并将成为现代的趋势。
但在一点上，托克维尔表现出他与古典传统的某种联系。他理想中的民主并不是大众民主，而是古典贵族民主制的扩大。并不是贵族粗鄙化成为大众，而是每个大众都成为贵族，如同贵族一样有德性的生活。也正是出于这一点，他才去比较美国人民生活与雅典公民生活的每一个可能类似之处：结社，陪审团，公民投票，等等，并探讨在现代条件下，如何过哲学的生活，如何保持优秀的灵魂。可以看到，他对于具体的个人有着深切的关注，而不仅仅是探讨抽象的个人概念——这些抽象概念，从现在来看是现代治理技术中的环节。现代思想降低了古典思想中人的标准，进而将这些一般标准抽象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实体法的程序统治，以及复杂的纪律统治。而在程序中的个人，是被隐去了面孔的，其个性无关紧要的人，高尚与否，伟大与否无关紧要。如果引入福柯的分析，我们更能理解托克维尔的忧虑。如果说，在古希腊，民主制很容易转变为暴君的统治，那么，在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出了另一种暴政，只不过统治者不是人，而是机器。人已经深深陷在他自己设计的圆形监狱里面而无法脱身。托克维尔预见到了这一切，所以他呼唤一些伟大的事物。但是在他所接受的前提逻辑之内，这些伟大的事物具有什么样的基础？它们能够是内在就具有伟大的性质吗？这种论证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托克维尔所接受的霍布斯主义前提就已经排斥了一种自然正当的秩序的存在。并并没有一种东西在现代性前面自称是具有内在的“善”的。韦伯从霍布斯主义的前提下来，最终达到了一个绝望的结论：这个世界的价值冲突是不可调和，因为这是“诸神之争”。我们所能达成的共识的地方，也许就在于那些无个性的程序技术。但这样不是使得我们越来越受那些程序技术的奴役吗？我们不是被它们分割在圆形监狱的不同房间里，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吗？
注意托克维尔的
论证方式：他论证一些“伟大的事物”，如宗教的时候，探讨的并不是其内在是否正确，而是讨论他们对于社会整合的影响。伟大的事物，并不能因为效用而成为伟大，当托克维尔说它们伟大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仅仅是沿用一个传统的说法吗？还是因为托克维尔运用了谎言，他内心具有一个信仰的理由，但说出来的时候采用了另一个理由？无论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地采用这样地一种论证方式，同时置身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巨大张力之中。如果托克维尔的说法是真诚的，这些伟大的事物之伟大也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得到确认。但这不是又回到讨论的起点了吗？当我们探讨高贵的时候，我们头脑中所浮现出来的雅典和斯巴达，抑或罗马的形象是否仍然具有意义？当我们谈正义和美德的时候，在霍布斯主义的前提下，难道不需要问“谁之正义？何种美德”吗？
我们必须向托克维尔表示尊敬。在他那里，一种真正现代的思维方式已经达到成熟。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是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和对历史进步的幻想，而是带着一点怀旧的情绪——不断试图回到古希腊，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罗马，但试图面对的是当下的危机。这样，思考的结果并不是回到古代，而是更进一步地推进了现代性本身。当托克维尔带着贵族的忧郁注视大众民主的扩展的时候，忧郁本身就是一个标志: 古代已经过去，虽然还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梦中。
揭秘图书越来越贵行业鲜为人知的利润链
“房租太贵，干活太累，白天卖书，晚上流泪！”这是上海一家濒临倒闭的小书店挂出的“最后甩卖”广告。与这些艰难的卖书人对应的是那些写书、印书、做书、发行书的人都在抱怨图书生意赚钱越来越难，而买书的老百姓普遍提起现在的书价往往只有一个字――贵！
刚刚结束的２００６上海书展，开展首日便吸引２万书迷，销售额直破３００万册，单价４２万元的天价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也悄然成交。但绝大多数读者还是冲着“打折”二字才顶着酷暑蜂拥而去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书为什么越来越贵？中国图书业利润被谁吃了？
专家评说：国民读书时代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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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书价虚高尽管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虚火难退的图书价格背后所昭示的绝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当“标天价、卖地价”的效仿之风愈演愈烈、图书价格居高不下之时，当牟利空间就像一块坚冰无法打破时，当更多的人以诘问的形式把矛头指向价格黑洞的时候，书价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有多少值得推崇和理解的地方？
目前图书市场比较混乱的问题已经到了让人们“深恶痛绝”的地步。一些书商、出版商为了获取更大利益，买卖书号，隐瞒印数；书商出钱出版盗版书之风屡禁不止，猖獗泛滥；书商、出版商为迎合部分高消费群体和公款消费群体推出“精品”书，没有版权，成本较低、高折扣的“一折书”横行……这些现象只能让中国的图书出版业走上一条弯路。
书价到底有没有谱？
中国书价的不合理在其定价机制，造成该贵的书不贵，不该贵的书却出奇的贵。而且还有不法书商在其中混水摸鱼、虚高定价。
记者在书展上采访了不少购书人，至少８成的读者都觉得现在书很贵，上海书展最大的诱惑就是：１０元一张门票可以买到上万种８折图书，而且每天还有许多品种“废纸价甩卖”。
扛着一套《话说中国》的章建晨说，这套书原价１１００元，去年书市８折热卖，他还是觉得贵，今年降到７２０元他才咬牙下手，不过还是觉得不便宜。
记者发现，书展上还有一套装帧精美的儿童读物《了了看世界》，原价赫然２１８元，现在销售人员吆喝着３０元甩卖。一位带孩子来买书的家长正准备付钱，她说：“现在书价吓人，动不动上百，但这里这么便宜，看来本来定价就很‘黑’！”
还有一套２００１年的旧书《中华文明传真》竟然一度进入书展销售前１０名，原因简单，全铜版纸彩印的１０册精装图书，从５００元直降到１００元。
书价上涨是不争的事实，记者家里１９８２年中华书局版的１０卷本《史记》不到２０元，而现在市场上动辄上千元的彩图《史记》屡见不鲜。
书是怎么定价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张宏告介绍，１９９３年后，经国务院批准，大部分书的定价放开。但中国目前图书定价基本是“按纸论价”，传统按印张定价，现在１个印张在２元左右，其实把所有的书都统一按印张定价并不科学，严肃的学术书怎么能和畅销书一样按纸卖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书已经尝试按市场定价。
华东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的成玮每月购书金额都在３００元以上，他对书价有独特的评论，中国比较严肃的学术书基本是１元１万字，而很多无聊的畅销书却经常印成斗大的字，时不时还要配上图，如果从买内容的角度看，畅销书贵多了，而一些国外精贵的学术书倒显得不值钱。
书业暴利来自灰色地带
除了盗版和销售垄断、发行腐败外，中国书业在各个环节都存在不规范甚至违法现象。
在上海某机关工作的赖江，从街头书展上买了一套北京某出版社的《世界通史》，原价２２０元的书打３折，买到手仅６６元。后来他在新华书店看到出版社、装帧都别无二致的《世界通史》，原价才６８元，这才知道上了盗版书的当。
其实，在当前各地的图书市场上，时时都会出现这样１折、２折甩卖巨著的情况。业内人士透露，除了正规出版社的积压书以外，这种超高价、超低折的精装书，行话叫大书，无非是先虚高定价，再挥泪甩卖，往往都是些地下书商做出来的书，很多干脆是彻头彻尾的盗版书。这种书的出现，对图书市场危害极大，把中国并不太透明的图书定价机制搞得扑朔迷离。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书业人士坦言，中国正规书业的编写、印刷、出版、销售各环节利润都非常有限，而中国图书市场这块大蛋糕中的真正高额暴利被两种途径吞噬――盗版和发行流通过程中的腐败。
盗版书的成本非常低，几乎只需要印刷、装订，利润空间大得惊人。而且现在盗版呈现假冒不伪劣的特点，选纸、印刷质量可以乱真，对正版书的冲击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此外，流通领域的权力介入、垄断发行成为近年来书业腐败的一个特点。最近陕西、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相继爆出出版发行腐败黑幕。业内人士坦言，图书业腐败是他们最怕也是最无奈的。这种情况不及时有效地制止，中国图书业就没有前途可言。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天价的大书，往往是公款消费、作为礼品书，其采办人、经销商从中渔利不言而喻。这种书一般都不是原创书，没有版权问题，即使卖１折也有钱赚，按原价卖给公家，其中的暴利就可想而知了。
书业有关人士指出，除了盗版和销售垄断、发行腐败外，中国书业在各个环节都存在不规范甚至违法现象。譬如上游的出版机构、图书工作室制造伪书是近年愈演愈烈的丑行，新闻出版总署两次清查出的６８种伪书不过是冰山一角，如经济管理类和韩国畅销小说等领域都是伪书的重灾区。而产业链中游的发行批发单位，尤其是一些民营书商，存在不规范问题也很多，偷逃税款、现金回扣，甚至在正版生意隐蔽下从事盗版买卖。在下游的中小零售店往往要靠偷逃税款来保证营业利润，当经营出问题时常常关门躲债，一逃了之。
拆解图书业利润链
“做出版之前，我是读者，我也觉得书贵；干了出版，我才真的体会到，中国的书不是太贵，而是太便宜。”
当代世界出版社发行部主任李国振拆解了这根图书业的利润链，一般来说，印刷成本应控制在２５％－３０％，稿费或者版税占８％－１５％左右，出版社管理成本占６％，总的出书成本在４０％上下，而出版社给一般批发商的出货折扣为６折左右，大批发商的利润在５％－１０％，零售门市的利润空间在２５％－３０％。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说：“做出版之前，我是读者，我也觉得书贵；干了出版，我才真的体会到，中国的书不是太贵，而是太便宜。”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叶芳分析，首先，中国的这条图书业利润链看上去零售利润最高，但是小零售店辐射面有限，经营困难。做大了，房租、水电、管理成本要增高，投入大、风险也大，而且市面上没有几家不打折的书店，打折竞争不仅挤压了书店的利润，也给读者造成书价虚高的坏印象。其次，批发商风险最小，但竞争
激烈、利润有限，有时受两头挤压。然后是出版社，看似有近２０％的利润空间，但风险非常大，书一旦滞销全部无条件退给出版社，而且还要承担书商、书店诚信风险。鉴于目前平均１７％的退书率，出版社能保住６％－８％的利润就上上大吉了。而印刷厂就更加惨淡经营了。
国有民营争利造成混乱
书店往往为了达到销售目标不惜打折进行恶性竞争，造成批发商、零售商为了生存只能拼命占用上游出版社资源，最后造成一个多败的怪圈。
一位在图书出版业摸爬滚打十余年的资深人士语出惊人：
全国目前５６０多家出版社，如果按规定对库存、资产、债务进行清查，我看至少１／３早就该倒闭，但是现在靠买卖书号活得还挺滋润，民营书商的大举介入，许多出版社空壳化问题已经昭然若揭。
越来越多的民营工作室以各种形式与国有出版社合作，操作出一本本漂亮的畅销书，从各个环节与国有书业进行正面交锋。
那么，民营书商到底有什么本事让国有出版社这样惶恐？张宏分析，民营图书工作室有人才优势，有机制优势，市场反应灵活，成本控制得好。朱杰人说，民营流通渠道得到的图书折扣明显比新华书店更加优惠，久而久之，出版社的出货折扣被民营书商越压越低，影响到出版业的合理利润。
书业赚钱那么艰辛，近年来还是有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这个领域。业内人士分析，大量资本进入书业，不是因为很赚钱，而是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这行不太好赚钱，等明白的时候，就会销声匿迹的。王仁定已经做过３００多种社科书籍，他同时又兼任杉杉集团副总裁，他坦言，对他来说，书业只是兴趣，至于靠书赚钱比起杉杉这样的生意几乎忽略不计，但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由于书业门槛低，尤其上游几乎无需成本即可进入，造成大批“淘金者”涌入，带来一定的市场混乱。而且现在书店往往为了达到销售目标不惜打折恶性竞争，造成批发商、零售商为了生存只能拼命占用上游出版社资源，最后造成一个多败的怪圈。
■ 链 接
图书滥印 与书价虚高
――部分网友留言摘编
“不明白出版商为什么要耗费大量人力、资源，印那么多重复的或没有多大价值的书？而且版本不断翻新，装帧日益豪华，而质量却越来越差。特别是一些翻译作品、文白对照‘古籍’，其水准实在不敢恭维。滥印又卖不出去，必然积压，逢到书市便搬出来甩卖，总比化浆合算。”
“书籍的滥印拉动了书价的一路攀升，同一版本的书，短短几年涨价十倍不止；新版书更是动辄数十上百元；尤其那些‘套装豪华版’，标价数以千计，真不知出版商打算卖书还是卖古董、卖装饰品？如果真物有所值倒也罢了，可为什么一进书市、摆上地摊，就身价暴跌，两三折也肯出手了？还是利润空间大。殊不知，虚高的书价恰恰给盗版图书提供了泛滥的空间。”
“如今的读书人大多并不富裕，小康而已。真要是每月掏几百元买书还舍不得，也买不起。有了书市大减价，于是趋之若鹜。可惜，又面对大量‘库底货色’而怅然，真是亦喜亦憾。”
80后作家笔耕者渐少 九成转行另谋生计
80后作家是炒作概念 失去读者关注度后 出版社转向其他 群体本身鱼目混珠 大量跟风者最先瓦解——
一周前，郭敬明正式成立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为80后作家中的第一位老板。而韩寒也开赛车、出唱片。他俩同为80后作家领军人物，新作却都遥遥无期，80后作家似乎离写作越来越远。
据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2004年巅峰时期，80后作家群体近1000人。其中，处在一线和二线的有近100人，今年已经萎缩为不足10人。
记者采访了68名80后作家，对该群体生存状态做了一番调查——
调查说明
调查对象：80后作家
调查方式：现场采访、调查问卷
调查人数：68人
现状调查
九成人抛弃写作
现在是否还坚持写作？
九成 否 最大原因是迫于生活压力，只好转行
一成 是 最大原因是热爱写作，但现在写作仅仅是业余爱好，几乎不从事专业写作
80后写作是指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群体的写作。大约是在上个世纪末，他们现身文坛，巅峰时期是在2003年到2004年。
新概念作文大赛组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2004年他们收到过近10万篇参赛文章，有近千名80后作家涌现，迅速被推向市面。
“在2004年，处在一线和二线的80后作家还有近百人。而现在，能有10个人就不错了。”该负责人说。
据一份出版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80后作家出版的作品量占当年出版总量的10%，与现当代文学出版量相当。“今年作品量不到1%，80后这个群体已经无人问津，这就造成大批80后作家无路可走。”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说。
现状原因
80后群体自我瓦解
在80后作家刚出现时，就有专家分析说，80后作家群体大多数不过25岁，生活几乎无保障，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群体。
“80后作家群一直是鱼目混珠，很多人都是跟风而来，打着80后的旗号想分一杯羹。”曾接触了一批80后作家的周萧说。
“这些所谓的80后作家都是看一些口水小说长大的，写一本两本书可以。当80后这个概念不再让他们骄傲，这些人最先瓦解，他们占很大比重。”周萧说。
出版社无利不出书
接力出版社副总编黄集伟分析说：“80后其实就是一个炒作概念，有了这个噱头，大家都能捞到好处。当这个光环褪去后，80后这个概念也无任何意义了。”
在记者采访的68名80后作家中，几乎都不愿称自己是80后作家，甚至很厌恶，他们认为这是强加给他们的一个帽子。据记者了解，他们在2004年只要出书的都被打上了80后作家的名号。
“除韩寒、郭敬明这样的少数人外，现在没出版社愿意出80后作家的书，写了也没用。”采访中，很多80后作家这样说。
在80后作家最红火的时候，湖南文艺出版社曾网罗了一大批80后作家的文章结集出版，结果很多书都砸在手里卖不出去。
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一位负责人说：“出版社是需要利益的，当80后作家这个概念不再成为读者关注的话题，出版社自然转向其他，这实际上是断了80后作家的路。
出路个案
小饭：
结婚生子压力大
华东师范大学毕业
代表作《不羁的天空》
因为女友怀孕，小饭已经结婚，在上海一家三资企业做电子杂志，天天上夜班。
“赚的钱刚够养活自己，现在偶尔动动笔，因为上班比较累，很难再有精力和时间。”小饭说。
小村：
卖过衣服 摆过地摊
大学辍学
代表作《十少年作家批判书》
漂在北京的日子里，小村在五道口租门面卖过衣服，摆过地摊，还在酒吧当过服务生。
说起写作，小村说：“写作，当然一直都想，但是人总要生活。”
蒋峰：
《男人装》杂志当制片
大学辍学
代表作《维以不永伤》
蒋峰目前在《男人装》杂志做制片，算是80后作家中混得不错的。
谈起现状，蒋峰觉得很满意。“租房、吃饭，现在赚的钱也刚够我花。”他说，当初找这份工作就是因为自由，一周可以把一个月的事都做完，剩余时间自己可以写点东西。
出路探访
七成人攒书为业
80后作家小Z（化名）曾获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现在没工作，只能帮一些书商和出版社攒书，月收入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
像小Z这样的占到七成，他们都为了生存给出版社和书商从事编辑工作。仅记者采访的对象中，就有将近50人坦言自己曾替出版商工作过，帮他们攒书。
周萧说：“说好听点是编辑，其实大部分都是帮着书商攒书，有时候自己就充当枪手。”
两成人四处求学
还有两成的80后作家在四处求学，这些人的家境算不错。
“一会儿再聊行吗，我正在剧组搬东西呢？”当记者给孙睿打电话时，他正在一个朋友的剧组里帮忙。
写过《草样年华》的孙睿一心想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在经过两次失败后，他终于在今年考上北电导演系研究生，成为田壮壮的学生。
“还有半个月就开学了，我肯定不会放弃写作，干导演和写作是不分家的。”孙睿说。
一成人坚持写作
韩寒：想写了就动笔
对于坚持写作的原因，韩寒说：“想写就写呗，我觉得我写作没什么大的理由，有事想说了，想写了，就动笔了。”
谈起80后作家，韩寒不但否认自己是80后作家，还称“80后作家的作品太幼稚了，简直是给学龄前儿童看的。”
“那些小孩的作品太装了，把自己搞得特小资，一点社会责任感都没有。而且，这种以年龄划分也是不科学的，我觉得现在的作家都比较个性，又不是苹果按品种分分就可以了！”韩寒说。
郭敬明：调剂紧张生活
“我创作的动机，无非是‘写着玩’，作为紧张生活的一种调剂而已。对我来说，写作这项主业仅仅是我的个人爱好，不是生活的全部。每次我都是真正有了写作冲动才会动笔。”郭敬明说。
郭敬明说：“我和所谓的‘80年代写作群’基本没有什么来往，80后这个概念完全是人为强加的一个帽子。”
2006年度中文原创长篇小说选拔大赛启动
国际在线报道，8月10日，“中华网2006年度中文原创长篇小说选拔大赛”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华网文化频道牵头，联合云南人民出版社和北京鹏飞一力图书有限公司共同举办，旨在打造未来三年的最畅销书，丰富读者的阅读内容，同时为中国的优秀作者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
据活动的负责人介绍：“为了给优秀作者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本次征文对题材不做限制，只要思想内容健康，字数在六万字之上即可。”
据介绍，本次活动设有丰厚的奖励，一等奖将会获得38888元的稿酬，而主办方将与作者签定出版协议，并于07年1月推出新书。同时，本次活动的作品评选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将邀请包括梁晓声、刘心武、朱大可、李银河等知名作家和学者担任评委，主办方将综合评委意见和网友投票情况评出获奖作品。
另悉，本次活动的投稿日期截止到2006年10月31日，为了方便网友投票，本次活动一律采用网上投稿的形式，具体情况可登陆本次活动的网址（http://culture.china.com/reading/zhuanti/dasai/），或者拨打赛事电话：010—85184499转369/367及010—85967022查询。
说“道”
或许是饮食始终未走出原始之故，日本无味道一词，却很爱把其他人为的事物名之为道，如柔道、剑道、弓道，茶道、书道、华道，笼统地归为两道，即武道与艺道。柔、剑、弓之类属于武道，茶、书、华(花)之类属于艺道。单说剑道，本来叫剑术，也有人把剑禅合一，名之为剑法。织田信长、丰臣秀吉都认为剑术在战场上没用，待以白眼，练剑(单刃的长刀，就叫它柳叶刀吧)的人为求进身，把剑术改了叫兵法，自称兵法者。宫本武藏以杀人为生，称剑术为道，不过是粉饰自己的嗜杀罢了。到了明治时代，废藩置县，武士变成丧家犬。为活命计，或上街卖艺，或开馆授徒。也有人举办“击剑会”，像相扑一样比赛敛钱，但政府怕这些遗民聚众滋事，予以取缔。数年后开禁，许可从事“剑术业”，但部分舆论仍抨击为无益之业。1882年，一个叫嘉纳治五郎的人开武馆，把古来的柔术改称柔道，武馆名为讲道馆。之所以改术为道，他说，一是因为世人对包括柔术在内的传统武术没有好印象；二，术是应用，而道为原理，当然也不好叫“柔理学”、“柔理论”什么的，那就新过了头。当时教育部“就击剑柔术等在教育上的利弊”搞调查，结论是否定，嘉纳越发从精神修养、人格陶冶上强调柔道的教育价值。嘉纳这个人非常能忽悠，但道字一时也不易普及，例如以写日本出名的小泉八云写了一篇随笔《柔术》，嘉纳译载在自己的杂志上，硬给人家改成了柔道。风云际会，日本对清、对俄打赢了两场战争，国粹大兴，掀起武术热，武馆兴隆，击剑、柔术也编入中学体育课。嘉纳鼓吹柔道完成自我、补益社会，适应了文明开化的近代社会，影响及于其他武术，大约在1910年前后，剑术也叫做剑道了。1919年，以官方为后盾的大日本武德会把剑术、柔术、弓术改称剑道、柔道、弓道。某学校明示:废除多含游戏之义的术字，采用标举人性修行的道字。1926年教育部把条例中的击剑、柔术修改为剑道、柔道，1936年列为必修科，目的是振起攻击精神、练就实战性气魄。文学为虎作伥，最大的虎伥是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报纸连载始于1935年)与富田常雄的《姿三四郎》(1942年出版)。后者的原型即讲道馆，主人公姿三四郎的前辈户田雄次郎源自小说作者的父亲。职司宣传国策、引导舆论的情报局大力推荐《姿三四郎》，黑泽明拿它执导了第一部电影。这两部武道小说把武道的意识形态大众化。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当即禁止了武道活动及教育，日本政府跟着把武道一词也禁了，而后来以体育之名复活武道的也是这政府。武道教员像早年的武士一样丢了饭碗。日本又卧薪尝胆，过去把欧美传入的体育武道化，这回把武道体育化。道字犹在，不免仍带些遗臭，但好些人的醉翁之意正在于此也说不定。
道高于术，高于技或法，这种哲学可以到庄子那里找根源。实际上日本人平时并不大说“道”，剑道叫剑术，书道叫习字，花道叫插花，出版之际才好叫花道大全、茶道全集什么的。茶道本来叫茶汤，19世纪末才与时俱进，游乐、技艺都道貌岸然了。总之，道可道，似乎也不很非常，我们中国人一听便会心一笑。
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美)茱迪·史珂拉著，
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15.00元。
1989年5月，著名自由主义政治学家史珂拉女士在犹他大学的“坦纳讲座”中发表了自己对美国宪政的总体性看法，并于1991年将其形成论文付梓成书，在书出版的第二年，她便仙逝。对关注美国宪政的读者来说，史珂拉的临终之作短小而凝练，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实为上佳之作。
史珂拉认为，寻求接纳而获得公民身份乃是美国宪政史的基本动力，从被排斥在外(黑人奴隶、女性)到介入政治领域之中，对公民地位的渴望是美国宪政历程的核心线索。这种热望的真实历程和现实处境体现为，一方面美国的立国之本是政治权利平等思想，另一方面则是现实政治历程和经济领域中将大批人排斥于公民权之外，这种张力贯穿在美国民主史的每一阶段。因此史珂拉将美国公民权的核心归为选举权和收入权。
就前者而言，投票乃是获得政治共同体的内部认同和成员接纳的标志和认证方式，“是选举让人成为公民。”正因为如此，具体的投票动作在史珂拉看来是不甚紧要的，公民不去投票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冷漠，而只是因为他已经获得了成员身份。进一步说来，个体被赋予选举权仅是政治共同体的身份确认，而争取现实利益则需进一步的政治行动，因为选举权本身并不能直接保护个体利益，个体必须在其基础上组成团体才能更好地维护其自身利益。
人格上的平等乃是选举权的核心标准，因此选举权是超越阶级、财产限制、肤色、种族和性别等特征的。肤色和种族问题自不待言，史珂拉特别强调了财产限制的问题。在古典时代，财产限制是普遍的，但即使到了1829－1830年的弗吉尼亚制宪会议期间，也有人将共和国看作一个合资公司，以贡献钱财多少的标准来分配政治权利从而否定了普选权。史珂拉站在契约论的基础上认为，“共和国不是一个商业公司，而是一个用契约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联盟，共和国的公民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用公司法的术语来说，共和国是一个“人合”团体，而不是“资合”团体。
正是在这里、史珂拉认为必须在经济领域实现基本的平等，才能真正保证政治权利的平等，这就是史珂拉把收入权看作是美国公民权的基本要素的原因所在。换言之，人们通过契约论的证明和现实历史斗争而获得的平等选举权和公民地位也有可能因经济劣势和由此引发的依附境况而大打折扣，“任何集团运用自己的财富‘在政治事务中行使超越自己影响力部分的权力’”有可能摧毁平等政治权利格局，将美国引向新的贵族制和奴隶制。
因此，获得平等政治权利的个体必须在社会经济领域能够赢得足以自我生存和自我独立的经济份额，才能保障政治权利的平等状况。如果说“能投票”使得人们迈向公民地位的话，只有在“有收入”的情况下，我们才是真正的公民。史珂拉认为劳动和收入的权利虽然没有明写在宪法之中，但却是整个政治结构的前提，是众多利益中最为优先的一个权利主张。同时她指出，那么收入权的政治效果也可以通过社会救济来实现其效果，即自我独立和自我支配。无论如何，在经济上实现自主地位，从而实现经济领域的平等和独立工作的意识，是美国公民权的另一个要素。
而正是在此处，史珂拉对美国公民身份的总结与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两个正义原则大有可比较之处。罗尔斯在政治权利领域的“平等原则”可以对应史珂拉讲的“选举权”，即赋予基于人格平等的政治权利，并通过此权利将去除阶级、肤色、种族以及性别特征的人们融入到同一共同体之中(所谓“无知之幕”)；而社会经济领域的“差别原则”则通过实现“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在社会经济分配上达至公平，实现“民主的平等”，这跟史珂拉讲的“收入权”作为平等公民的必要条件，似有息息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