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下，中共却日趋陷入政治困境。中共这种政治困境，突出地表现为在应对来自党内外的民主变革的政治压力这个问题上。面对日趋增长的民主政治压力，当政者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合理的办法，没有积极应对的心态，而只是被动地为了维持现状而仓促出手控制，昏昏然不得要领。眼看着潜在反对力量一天天壮大，只好大讲危机意识空自紧张，但又凝聚不了人心来与潜在对手竞争未来。绝大多数党员对现存体制已失去信心，“无可奈何花落去”情调弥漫党内。若大个党国，顺应不了历史潮流，占领不了合法性至高点，笨手笨脚，一出手就被人骂为流氓政权，言行举止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中共起家，最初靠的并不是物质硬力量，而是精神软力量，靠的是“精神化物质”（林彪语）。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共缺的已不是物质力量，而是思想力量，缺的不是硬力量而是软力量。而且，我们能看到中共精神化物质的历史，我们好像却看不到中共“物质化精神”的可能。中共成了缺少精神的物质巨人，成了缺少优质软件系统控制的庞大硬件系统，陷入了运转不顺的困境中。
其实，尽管危机重重，换一个视角，我们会看到中共还有许多张牌。中共还有足够的条件和资源来成为民主政治的赢家，有柳岸花明又一村的可能。但是，中共领导人有眼光、有魄力、有信心、有运气走上争取成为民主赢家这条路吗？
意识形态破产，思想控制失灵
任何一个集权政体的稳定，都建立在一些基本条件上，这些基本条件一旦丧失，集权政体就进入涣散状态。我们仅仅拣出三条来看看。第一条，是思想控制；第二条，从政权内部清除异议分子；第三条，政权外部镇压一切异议分子。从这三条来看，中共强化集权之路已经不可能。
思想的控制，要有一套意识形态，让人从心底里就相信集权政体和当政者本身的历史合法性。传统中国，这套意识形态由儒家提供内容，由科举制来传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君臣父子、男女长幼等级有别。天子天命在身，为天下君父君师。官吏为天子辅臣，佐天子教化管制万民。用基督教语言来说，天子是神之子，官吏为教士，万民为信徒，整个社会围绕天子构建起来。这套意识形态，在历史上不断被道家和佛家攻击和解构，但还是在皇帝、官僚、族长、家长的支持下，维持了“超稳定性”。这种“超稳定性”，在“五四”以来终于被击毁和解构。中共是“五四”的孩子，毛时代的中共，沿续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精神运动，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硬生生“破四旧”，把这套说法彻底踩烂在了脚下。今天国内还有新儒家等试图恢复这套说法，强调“王道政治超越民主政治”，想用儒家“王道政治”来重建中共执政合法性，但是，谁会信这样的说法呢？新儒家可算是瞎子走路，逆天而行而不知。就算是当政的中共领导人中，有人心里特别想过把圣君瘾，特别想万民匍匐其下高呼万岁，他也不会敢公开来接受新儒家“王道政治”的提法，因为这可是对中共最根本的背叛了。一个“打倒孔家店”的先锋党要重新对孔老二儒家顶礼膜拜，恐怕不行。用新儒家来重新实现思想控制，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的。谁要是头脑发昏接过“王道政治超越民主政治”的说法，袁世凯的下场就一定等着他。
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不是新老儒家，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上帝的另一个名字）选择了工业无产阶级（选民）来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弥赛亚），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最后的斗争（大决战与大审判），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天国）。我用犹太教的语言来描述马克思主义，是想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在犹太教里面。这样的意识形态，通过支配中共而支配了中国心灵，直到毛时代结束。有犹太教的深厚而隐蔽的传统放在那儿，有马克思大部头著作压在那儿，有伟人毛泽东的威望压在那儿，谁能反得了呢？几轮批评与自我批评，想不通的人也得反省自己，不得不服气。极少数人特殊人杰如林昭和顾准，也只能从某个角度质疑一下，撼动不了政教合一的大结构。用佛教语言来说，在“佛法僧”三宝中，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法，而广大党员则是忠诚的僧尼。到今天，佛死了，法朽了，党员们不再是僧尼了，马列主义这套伟大迷人的说教已失去了效用。如果还有人声称相信这一整套说法，我们简直会怀疑他的动机：是脑子有病还是暗中求利？中共启动马克思主义工程，作用不过是给新老马列研究人员拔一点纳税人的钱改善他们生活，封他们的嘴，让他们说当政者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然，他们因被社会边缘化而怨气冲天，老是怪声怪调地说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钱一到手，他们研究的课题就变成马克思主义与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了。用这帮东西来重建马克思主义“佛法僧”系统，不是痴心妄想吗？中央支持马克思主义工程，引起国内学界的紧张，担心极左回潮，毁灭二十多年改革的思想成果。其实大可不必紧张，这点钱只是封嘴钱，造成点沉滓泛起而已。真不要市场经济了？真要重回公有制？真要消失企业家阶层？真要重新收回农民土地使用权？真要把外资企业强行收归国有？别说亿万人不答应，就是当政者家属也一定不答应的，他们都是私有财产持有者。
其实，当政者说得多的，是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些话，马列文本中影子都没有。当政者一边给马克思主义工程拔钱，一边决无兴趣说中共的使命是领导工人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在全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全球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当政者自己都已不信，还怎么可能让百姓信呢？中国传统的儒家不行了，舶来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行了，党内的理论家们怎么办呢？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有新意有力量的意识形态出现。既要保障中共领导人的特权，又要人心向党，这两者如何打通呢？难。建立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些目标，与中共集权政治有什么联系呢？难道只有集权政治才能建立小康社会，难道几个人独裁才能实现民族复兴？道理上讲不通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现在中共真是遇到了“言不顺”的困境。党内有人说：“我们不是没有做事，不是没做成事，而是被人说坏了。”为什么中共就不能把自己“说好”呢？名实相符，是正名的前提。名实不符，硬要“正名”，可不是件容易事。
现在中共当政者说得最多的，还是民主法治，而且江泽民提出过“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发展”，这曾给党内民主派们带来快乐，他们以为这就是“中国民主两步走”的信号，由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的过渡。但他们只是空喜欢了一场，因为从后来的权威解释看，党内民主的魂仍是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民主集中制，民主是让普通党员在党员生活会上说说话，集中是领导人最后说了算。最近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充分说明了什么是“党内民主”。里面虽然出现过23次“民主”字样，但没有提到党的党的代表大会的权力应该上升，没有提到党的领导人要由差额选举产生，没有提到可以公开批评和质询党的领导人，强调的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党要管党”。“党要管党”是什么意思？谁管谁呀？前一个“党”是谁？后一个“党”是谁？说穿了还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中央领导人，是领导人在从严治理下级干部和普通的党员。不准公开批评党的领导人和不搞差额选举的“党内民主”，还有一丝民主的真意在内吗？党内理论家们一边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线。”一边又接着说：“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批评党的领导人，是不讲团结。搞差额选举和竞争，是不讲统一。公开批评和差额选举，这是分裂党分裂国家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民主是假民主，法治呢？法治是为了稳定，为了规范被领导者的言行，不是了为了规范当权者。民主法治之上，有一个不受民主也不受法治约束的党的领导。而所谓党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人的领导。说千道万，无论搞什么改革，党内实权派们的权力和利益都不能受到约束和挑战，这是一切的前提。这就使所谓的政治改革进入了死结，一切改革要完全服务于现存权力利益结构的需要，这就难了。
邓小平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对现存权力利益构架做了减法，打散了毛时代的权力利益结构，对政权来说是放了权让了利，现在的执政者似乎只想做加法，必须对自己增权加利才动，这实在是难坏了党内理论家们。为党重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说得容易。凭你怎么去编，把所有新儒生和马列主义学者招集起来，花大把的钱，任他们绞尽脑汁，也编不出比美国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几句话还迷人的东西。儒家实在拣不回来，儒家诗书礼乐已成文物古董，有点文化遗产价值而已。马克思主义实在不敢真讲，真到真处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央领导人真喜欢让人来革他们的命？所以，只有讲点自由民主法治，这可是国际政治时尚，不追风不行的。到今天，不讲民主不行，不讲法治不行。但是，讲民主，怕别人来公开批评和竞争。讲法治，怕捆住自己的手脚。难啊！这个算盘实在难打，祖先留下的“中庸之道”，又没有一个平衡的具体量化的分寸，怎么办呢？一个意识形态破产的党，要进行思想控制，没内容呀！让宣传部来？里面堆积的只是些狭隘可笑的思想特务，没有什么思想家。互联网上各种观点横流，很少有人要回到暴力革命的马列主义，更少人要回到皇帝的“仁义礼智”独裁下的儒家，靠什么来领导人民群众的思想呢？没有。怎么办呢？宣传部只能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式：我不能告诉你们要信什么，但我可以不准你们信什么。批评我的不准信，约束我的不准信。我的权力和利益，就是你们信仰的标准。这就是当前意识形态管理的特点。有些宣传部有官员自己找正当理由说：“中国要稳定，人民要吃饭。”网民马上回应：“批评你们就不稳定了？我们吃饭靠你们吗？别搞错了，是你们吃饭靠我们交税。被人强奸了，不准喊叫，造成不稳定，是这样吗？正是你们这帮特权腐败分子在制造不稳定，正是你们这帮以权谋私者在抢夺民财。”
意识形态管制，今天封杀这个，明天监管那个，用纯粹的行政和特务手段来管精神和灵魂，这样的意识形态管理管用吗？中共领导人也知道“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但他们似乎到现在还不明白下面这个浅显的道理：集权带来特权，特权带来腐败，腐败带来人心背离。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不是不明白，而是摆脱不了集权、特权和垄断利益带来的快感。谁不想称个王道个霸的，王道霸权，让人上瘾的很哩。唉，就少数人为了这点小小的快感私欲，带来了多大困境！中国的困境，中共本身的困境。最伟大的政治，其实是专门约束和折磨政治领袖的政治，这点他们可能不懂，也不想懂。
党内目前实际上占主流的思想，还是自邓小平以来的新权威主义。这种新权威主义认为，经济上尽量自由化，政治上继续保持集权，实现“政治集权+自由主义经济”。这最符合执政者的需要，既能发展经济，又能维持政治权力。而且，邓小平时代新权威主义理论的真正力量，还在于它只把自己视为过度状态，把自己视为自由民主宪政的准备前段，它只是更换了强权的灵魂，让强权来为自由民主奠基，它的终级政治价值诉求与今天的维权分子并不冲突。而今天，党内理论家连新权威主义理论的终极政治诉求也不提了，似乎是把“集权政治+市场经济”视为终极结构了，原来的新权威主义理论内含的那点精神魅力都被他们清除了。党内理论家最近论证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初期，都是“皇权+市场经济”的结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走“党权+市场经济”之路，最多，就是在这个结构上加上“法治”，形成“党权+法治+市场经济”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共扮演皇权，中共最高领导人扮演皇帝，皇帝治下的市场经济。其实，这没什么新鲜的，秦始皇早就这样干了。但是，时代不同了，在现实之中，法治与党权就处于冲突之中，法治要求司法的独立和舆论的监督，这与党领导一切是矛盾的。工商市场经济潜在的自由、平等、契约需要也与党权人治至上也在冲突。工商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集权政治的掘墓力量，这在西方历史上已有先例，而且完全可以从近年来中国工商业发展和民主政治诉求需求上升的同步现象看出来。脚下的地在动，在经济高度全球化、信息高度平等化的今天，仍然不断强调“政治集权+市场经济”的历史合法性，能让人心服口服吗？是不是有点太一厢情愿了？这是不是有那么点强词夺理的流氓风格了？
思想控制一旦失控，集权的末日就开始了。现在中共的思想控制已经失效，集权走上了它的末日之路。擦过屁股的纸不能再放回来用，在今天中国思想舆论界，那些重复论证政治集权合理性观点，其作用正如刚擦过屁股的草纸。集权政体的双脚已踩上了西瓜皮，它会滑到那儿呢？
内部政治异议的兴起
绝不允许内部政治异议公开化，这是维护集权政治的一条铁的原则。毛泽东执政期间，搞掉多少党内领导人？多少人被搞死？多少人被关进大牢？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活活搞死，国家副主席林彪死得不明不白，敢“横刀立马”的国防部长彭大将军被打断肋骨监禁八年后屈死。一切与毛泽东想法不同的党内高官，不死也要脱几层皮。是毛泽东狠毒吗？当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集权政体承受不了政治异议存在的成本。毛泽东的个性与集权政体的性格相互刺激，使中共内部成为阴森林的屠宰场。有什么办法呢，一旦内部有人公开表达政治异议而不受惩罚，集权政体就开始了涣散的命运。最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强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情况下，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或向党的组织提出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反映，但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这里面仍表现了集权政体文化的无力的延伸。但现在的状况是，内部总有人在不断地“公开发表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时，中央又能怎么着？集权之弓的威力，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
2006年1月24日，中宣部、团中央（代表党中央）下令将“冰点”停刊。很快，《冰点》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发出声明公开抗议。以后的几个月，党内十三位前任高官公开抗议，“冰点”十三位著名作者公开抗议。对这些体制内的抗议者们，动用什么控制手段呢？搞死他们？做不到。收进大牢？做不到。他们会说：“只有你是共产党，我就不是？”党内有人怪中央，说中央手段太软。你能硬到什么地步呢？硬软的分寸，是要拿捏的。翻翻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履历，江山是你打的？不是。你有什么超越常人的丰功伟业？没有。你的资格和社会声望，比那些抗议者强许多？未必。你不过与大家差不多，都是俗人一个，你有什么资格来随意乱整人？毛泽东是“圣君”，他可以做的，你没资格做。邓小平是“半圣君”，他可以做的，你也没资格做。而且，从邓小平开启了一个伟大的党内传统，这就是党内斗争以不消灭肉体为底线，这个底线谁敢斗胆破坏呢？邓小平时代，邓小平、陈云的“双峰政治”一直维系，邓小平也没把陈云关押捕杀以形成自己的“单峰政治”。“双峰政治”好得很，完全符合太极图精神，阴阳互动，相互平衡，谁也没有机会犯大错误。党内斗争采取了和缓的态度，这使中共内部的政治文明进程上了一个大台阶。谁有资格来把党再拉下内部血海呢？凡事都杂于利害，下手之前，心里算盘是要打打的，算算成本和收益，亏本生意不能做。算盘打下来的结果，就是宽容一点。对这些党内抗议者，不仅不能开除公职，也不能少发工资和福利，算了吧。这就传出一个清晰的信号，看来抗议的成本和风险不高嘛！没什么可怕的。不让这样的信号传出来，又能怎么做呢？不是聪明人，混不到执政者这一步，在高监控下实行宽容，放一放，看一看，本是聪明的选择。
今年3月4日，中国体改研究会组织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左派攻击为“新西山会议”），共产党员北大教授贺卫方“图穷匕首见”地公开说：“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贺卫方还说：“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我们非常爱你，爱这个党才有话直说，不爱才不说。”中央能怎么着？把“非常爱你”的名士贺卫方杀掉？关起来？开除出北大？开除党籍？把参会的前高官高尚全、名士李曙光、迟福林、杨东平等党员怎么办呢？杀掉？关起来？开除公职？隔离审查？统统不能做。历朝历代，杀名士都是愚蠢的，是要被历史记往的。对聪明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吹出一点宽容祥和之气，这正是中央采取的办法。看来，时势至今，中央对党内异议的底线已经提高了。这不是中共的伟大英明，而恰恰是形势比人强，中央领导们也会审时度势，他们并非不是聪明人。
今年6月，《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周瑞金（“皇甫平”三人评论小组成员之一）在网上发表《越南改革值得关注》的文章。文章认为，在强化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监督、质询制度、差额选举和资讯公开等方面，越南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因周瑞金在中共内部的特殊身份，该文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但是，这篇被网民普遍叫好的文章，很快就在国内网站遭到封杀。2006年7月31日，中国国情咨询网在网站上开始“你赞成中共总书记由差额选举产生吗？”的民意调查。四分之三的访客赞成差额选举。8月4日，中国国情咨询网被强行关闭。文章可以被封杀，网站可以被关闭，但对文章作者和网站负责人怎么办呢？杀掉？不行。关起来？也不行。不杀人关人，就断不了言路。周瑞金等人，还会继续为他所理解的党内民主而奋斗，为他所理解的中共命运而努力，谁能断言他不是反映了绝大多数中共党员的呼声呢？谁能断言他的提议不是代表中共的大利益呢？如果在党内搞一次投票测试，我相信周瑞金的观点一定会得到多数票的。如果在网络上公开搞一次投票，周瑞金所呼唤的党内差额选举会受到网民们热烈赞同。
近年来，从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大谈民主政治到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倡导的公共事务的民众参与，从党内十三老声明到十三位“冰点”作者声明，从“冰点”事件到“新西山会议”，从“新西山会议”到周瑞金要求党内民主改革，“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人愈来愈多，“公开发表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的人愈来愈多了。有趣的是，这些人不约而同的看法是，公开公平的竞争性选举，是现今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中共一定要积极而有序地走向这个方向，才能取得新的合法性的认同。毛泽东的历史警告人们，“中央”并不一定是真理的化身，“中央领导”并不是什么圣人先知，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犯过这么多的错误，你们就一点不会犯错误？你们的意见不过代表着党内一部分门派的意见，未必句句是真理。由个别人或少数人来决定党和国家命运，是一场疯狂冒险的赌局。个人独裁者或少数独裁者脑子一长虫，全国人民就跟着遭殃。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让你们几个人来决定我们大家的命运呢？凭什么我就不能公开自己作为一个普遍党员的看法呢？真理愈辩愈明，这话还是毛主席说的哩。凭什么我就不能来说一说辩一辩让真理明一明？近代以来的多次革命，已使平等意识深入骨髓，你没比我多生几个脑袋几只手，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人们对政治领导人的敬畏感已悄然消失，也许这可能是毛老人家留给中国心灵的最大的一笔遗产了。
古人云：“因利而和者，因利而分。”现在中共党内的凝聚力，全在“权”与“利”这两个字。党内人常说：“苏联垮台，领导人去看门都没人要。就为了这一条，我们与反对者拼到底。”这恐怕就是维持政权的核心动机了，怕今后找不到工作领不到退休金。但更多的官员更聪明一些，最实实在在的保障，是家里人在银行里存的钱。无论集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钱都是最实在的保障。苏联8？19事变后，党内流传一份题为《八一九事变后我国的国家安全对策》，里面提出了“党财论”观点。“党财论”认为，市场经济已成事实，民主政治也迟早来到，在市场社会和民主政治下，谁有钱谁说了算，因此中共要积累和培育与自己一条心的资本家，把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人培养成有钱人，掌控财富力量，以便今后用金钱来控制政治。有人认为，这份报告表达了下海衙内们的想法，同时这份报告也刺激了不少衙内们跳入商界，借官谋财，以权谋私。一家人官商分工，趁着政权还在手上，尽量谋取钱财，这种心态是造成党内官商勾结不断和党内腐化不可收拾的重要上层原因。这样的以钱财为本的凝聚方式，遇到小事可以合作，遇到大事则一定分崩离析。这种状态，怎么能堵住党内清流们的嘴呢？中共七千万党员，并非人人有条件当贪污犯，并非家家都走官商合一之路，并非人人都愿意看着“党财论”者们用党的命运来换取自家钱财。“党财论”们越横行，党与社会的矛盾就愈大，中共危机就越深重，中共内部的反弹就可能愈强烈。在缺少党内共识和党内权威的情况下，在党外压力日趋增加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当政者会对党内持不同观点的人大开杀戒，这可是前景难料十分危险的事。可以想见，党内异议表达将愈来愈大胆，党内民主行动将愈演愈烈，集权政体将日趋软化瘫痪。毛泽东说：“时来天地皆相助，时去英雄不自由。”今天中国的集权政体，真的是到了“时去集权不自由”的时候了。
外部政治异议的壮大
近年来，维权运动日趋兴起，卷进去的人愈来愈多，在国内外的影响愈来愈大。今年香港纪念“六四”，大标题就是“支持维权，平反六四”。学者秋风最近发表了一遍题为“超越改革体制，走向立宪政治”的文章，文章中称：“自90年代以来，民众维权活动就逐渐兴起。这种维权政治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而通过个案的政治化，有助于推动宪政规划的生成。与改革体制（指体系内改革精英主导）相比，维权政治是宪政秩序的直达车。维权政治是一种民众自我立宪的自发过程。”他将维权运动称为维权政治，将其上升到民众自我立宪的高度来看。
对中共而言，处理维权运动是一件十分伤脑筋的棘手活儿。
首先，维权活动受到了国外的高度关注。稍有动静就会有国外的反应。2006年4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一项决议案，督促中国政府停止骚扰维权律师高智晟，恢复其律师营业执照，并促请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其它维权律师。2006年5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忽然在白宫接见余杰等三人维权分子，向中国传达美国对中国宗教自由和宗教维权的关注。几年的维权活动中，已诞生出高智晟、许志勇、范亚峰、胡佳等几十号著名人物。许多大知识分子，都关注维权并支持维权。党内有人说：“这些维权分子，是公开的反对派，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是啊，为什么不抓起来？多省事。但能随便抓人吗？经济学家张宇燕最近对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进行了测算，他算的结果是80%，这是世界第一高的比例了。如此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完全依赖在进出口贸易上。中国人均资源不足，高度依赖国外资源进口，大量加工产品要出口。如果中断进出口链，中国经济马上崩溃，社会危机会马上爆炸。网上有言说，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对外国太软，比毛主席差远了，也比朝鲜的金小胖差远了。但这些人不明白的是，毛时代的中国和今天的朝鲜，相对而言在经济上都是封闭系统，对外交换少，也因此对外部交换的依赖性小，因此可以动不动玩横的。毛时代的中国，农耕经济自给自足，你还能把耕地给炸光掉？我怕你？邓时代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原因之一就是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已建成，不得不与外部进行技术和资源交换了，能不打开国门吗？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不怕外部变化，但不可能发展。自由市场的开放经济，可以发展起来，但对外部的依赖性极大。今天的中国可是一个开放经济系统，高度依赖外部交换，任何有一点经济头脑和社会责任心的人，都不愿重新封闭经济，砸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就是毛泽东活回来重掌中共大权，面对中国经济的全球网络化，面对上亿就业机会由进出口贸易提供，他能毫不顾忌国家税收吗？他能不顾忌国外的不良反映吗？维权运动之所以持续发展，其实是受到了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提高的保护。
其次，维权行动者活动于法律范围之内。维权行动者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律师，二是记者。他们都精于法律，都将自己的活动多少限制在法律范围内，如果受到非法处理，网络媒体总是及时将情况捅出来，国内外舆论压力极大。而且，维权总是着眼于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有天然的人道优势，有民心的基础。他们是为了保障法律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他们在合法的框架内行动，如果执政者违背法律程序，随意出手进行监禁关押，执政者就走到了法治和人道的对立面上，法律和道义上的损失很大，政权合法性流失严重。工商业社会离不开法律、法官和律师，近年来，中共为了依法治国的目标，在大学开办了大量法律专业，招收了大量法科生。而且从2001年开始，每年进行国家律师资格考试，四年以来有上百万人报名进行考试。法治建设在深化，法治意识在普及，这虽然稳定了社会，但同时也给中共传统的执政手段带来了约束和压力。不要法治管不住社会，要法治也容易把自己管住。执政者一超越法治办事，“人治还是法治？党大还是法大？”的质问就满天飞。“依法治国”的口号，对维权活动提供了合法的活动空间。要在法律范围内与维权分子搏弈，程序繁杂，费神费事，而且往往最后还是失分。这场搏弈谁输谁赢？当然是维权运动群体赢。任何一次有点影响的维权冲突中，都能培养和诞生出几个维权英雄。中共对维权的打压成了塑造英雄的过程，你说中共亏不亏？党内有人说：“成名的维权分子不过几十个人，不成气候。”这些人忘了，当年中共组建时，有多少人？重要的不是人数，而在历史趋向和人心向背。
东亚民主进程中，政法系背景的人起了很大作用，这在中国也初现端倪了。明知如此，但如果随意打压他们，就使中共自己建立法治国家的承诺成为假话。法治并不仅是治百姓的，也会治到官，中共一定已体会到了法治对自己手脚的捆绑。对中共来说，这些维权分子就是未来的反对党的基础，但怎么办呢？抓来杀掉，目前不行。抓来关大牢，目前不行。任其发展，反对党不就成型了！怎么办呢？对中共来说，更头痛的，是有一部分维权者与法轮功结合，与民间基督教会结合，与海外民运结合，有了某种信仰和财力的基础。中共目前根本找不到有效的控制方法。过去轻易对法轮功大打出手，结果是把法轮功打成一个世界性的势力，在国内又断不了根，成全了法轮功。现在地下基督教会迅速发展，许多维权行动者从中吸取精神滋养，聚会时就念“不要害怕伤害你肉体的人，他伤害不了你的灵魂”。搞清楚了，你伤害不了人家的灵魂！你可以不让人家开会，可以不让人家集体行动，但你不能不让人家愤怒，不能不让人家在MSN或SKYPE上商量对付你的办法。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明摆着对集权政体极端不利，但能像打法轮功那样去打吗？显然不能。基督徒人数近亿人，虽说并不是都是政治化的，但在价值观上，基督徒对集权政治都会反感。尤其是基督教新教徒，它是伴随着工商市民阶级而生的宗教，它的英文名字是“PROTESTANT”，意思就是“抗议者”。抗议谁呢？抗议思想和政治的集权。信仰上帝，蔑视世俗政权权力，是新教徒普遍的心态。而且，基督教的渊源在西方，与西方势力水乳交融，随便动手，会带来诸多解决不了的麻烦。纠缠起来，警力和牢房都不够。近代以来，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基督教在中国政治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人分析过，近代以来基督教有四次浪潮，第一次算太平天国，第二次算国民党革命，第三天算共产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基督教中），第四次正在开始，这就是今天家庭教会的发展。这股宗教力量中，有多少比例会转化为反抗性的政治力量？谁知道。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不可能演化为集权政治的拥戴者。今天任何宗教的发展，都在将集权政治抢夺人心。人心移，天下动。现在人心正在移动，而且是快速移动。中共一定知道这一点，但又能怎么办呢？
最后，中共对付维权力量，也不得不受策略空间的限制。凡事不能树敌过多，更不能把可能的合作者也推向敌人一边。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为左中右三派，这是毛主席说的。维权分子中，也分为激进政治派、温和政治派和纯维权三派。激进政治派已将自己设为政治反对派，以维权的形式，公开挑战现政权。温和政治派则以具体的维权为本，着眼于渐进的政治改良，并不排斥与中共在具体问题上的妥协甚至合作。纯维权派则以具体维权事件为本，自觉地避免将维权政治化。这三派的差异，是维权的政治含量的差异，这主要是策略上的差异，而非政治价值观上的差异。从集权政体的角度看，对纯维权派应当支持，这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环节。对维权中的温和政治派，最起码也要宽容，不能将他们逼向激端反对面。对激进政治派，要进行控制。但怎么控制呢，他们一样是躲藏在法律的后面，只要还要一点法律，就不能随意捕杀呀！结果就是，电话通讯24小时监控，一有活动就派警察去。这可难为了警察，不抓人，尽可能不打人，但就是不准活动。警察为完成任务，有时不得不求维权者：“大哥，饶了我吧。我有家有口的，不能丢了工作。你们是对是错我不知道，但你们别做这事了。上面要乱来，我也没办法。”警察也是人，他们也会思想，他们对社会一样不满，只是出于生存而不得不来压制维权者。在维权者面前，他们找不到任何道德自信。集体政体这就天天软下去了。面对当前维权者的这些做法，被理论家称之为“软专制”。从道理上说，要专制就一定不能软，要软就不要搞专制，但今天的情况恰恰就是“软专制”，既无专制之胆，又无民主之量，结果总是让人蔑视嘲笑。一个集权政权，到了人人侮之的程度，已经很无聊了。
要依法治国，就不能肆意镇压维权运动。要尊重宗教自由，就不能胡乱镇压基督教家庭教会。但是，中共明明知道，反对力量正在维权运动、地下基督教运动中慢慢积累，但实在找不到有效的控制办法。
集权政治的稳定，需要许多条件，上面所说的思想控制、清除内部异议和镇压外部反对力量这三条，是最为基本的条件了。但是，从上述分析看，中共无论如何是维持不了这三个条件的，这也就是说，中共如果选择维护集权之路，硬要逆历史潮流而上，那它就一定走上了吃力不讨好的衰败之路。
不就是玩足球吗？
前面的分析不过是说明，集权政治的基本条件正在沦丧，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挽回集权政体的历史性的跌落。集权政治的历史性滑坡就在我们眼前出现，执政治国，不能逆天行道，不能当睁眼瞎。中共今天的政治困境，是一些人试图维护集权政治的困境，是集权政治本身的困境。巩固集权政治，肯定是逆流而行，最终根本维系不住，为什么一定还要硬着头皮去撞墙呢？有没有可能走另外一条路呢？
中共不敢走民主政治之路，是对民主政治没把握，是怕自己在民主政治进程中丢了政权，是怕自己丢了政权后受到清算和追债。党内有一个说法，叫做“不搞民主政治改革，迟早是死。搞民主政治改革，马上就死。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混。”不是当家人，不知当家痛。中共高层明知“混”不是办法，但由于大家充满了对民主政治的恐惧与担忧，所以客观表现就是“混”。中共高层对民主政治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但是，究竟有没有一种既走民主政治之路又不丢政权的可能呢？中共有没有成为民主政治的赢家的可能呢？有。这些可能性完全存在。而这些可能性，正好是中共的希望，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稳定过度的希望。“进地狱的路是宽广的，走的人也多。进天国的路是狭窄的，走的人也少。”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全力争取成为民主赢家，这是中共唯一可能的平安落地的天国之路。这条路虽然狭窄，但也只有这唯一一条路了，不走也得咬牙走。走下去，可能也就走通了。
一群商人聊天，笑哈哈谈到中共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说出一个有意思的比喻：“民主与专制，都是争权的规则。专制制度也争权夺利，民主制度也争权夺利，但是，现在老百姓喜欢民主制度下的争权夺利方式。我们可以把集权政治比做杂技，把民主政治比做足球。过去中共是玩杂技起家的，习惯于杂技表演，但问题是，现在的老百姓看杂技看腻味了，大家就想看足球比赛。玩杂技的人不干了，说不准看足球，足球会让天下大乱，会让你没饭吃。万千上万的先烈流血牺牲，才换来了杂技舞台，不能让杂技没了。喜欢足球的人们说，瞎扯蛋，外国人玩足球，没见过玩乱天下，玩得饿肚子的。于是，出现了一些敏感的人，叫他们维权分子吧，他们喜欢足球，也知道观众喜欢看足球，他们趁搞杂技的人不注意，跑到路边找块小场地就玩足球。尽管他们球技很差，但围观的人很多，欢呼的人很多。玩杂技的人不干了，认为他们抢了观众，就来砸场子。靠玩杂技当明星吃饭的人，党内有好几千人，他们怎么也不情愿给几百个玩足球的人空间。他们对观众说，足球有什么好看的，我们杂技才是真正有味道。你们嫌我们水平不高，我们可以提高执政能力呀！我们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特技表演。杂技门票价还可以降低一些。为了剧场更有趣些，我们在杂技表演之前，还可以举办美女时装大赛。还可以享受免费可乐和矿泉水。而且，你们进场后，还能享受一些免费按摩。但是，观众说，不是你们表演技巧差，是我们不喜欢看杂技了。你们老是自己表演，老是自摸，你们很卖力气，特技也不错，但就是一点竞赛气氛都没有，我们不喜欢看了。足球多精彩，团队精神，那么多人抢一个球！而且，我们都懂规则，谁犯了规，裁判不叫，我们马上就喊。求求你们了，让那些玩足球的人开场吧。他们水平差一点也没关系，总比你们杂技有味道。玩杂技的人说，你们受骗了，足球有什么好看的。观众说，什么骗不骗的，我们就喜欢看足球。足球！足球！足球！玩杂技生气说，再喊，把你们关起来。观众说，什么世道，想看足球，就犯法呀？你们玩杂技的人多，身体素质又好，你们为什么不学着踢踢球呢？我们才不管是谁踢球，我们现在是想看踢球。你们分点人出来玩玩足球嘛。玩杂技的人很生气，把所有街边玩足球的小子们都关了起来，砸了所有街边的足球场，还威胁了喜欢看足球的观众。你们再讲喜欢足球，你们小心点。街边玩足球的小子们也不含糊，他们向国际足联提出了申诉。国际足联主席，美国总统小布什坐不住了。向中国杂协会发来照会，说你们这样对待足球爱好者，是不给我们面子。国际足联可大了，比国际杂技协会力量强多了。现在世界上玩杂技的国家，就只有中国、朝鲜、古巴和越南了。不对，越南也开始玩足球了！中国杂协的迫于国际足联压力，只好把关起来的业务足球运动员们都放了。但是又怕他们回到街边踢球，天天派警察跟着，动不动以妨碍交通的名义收他们进去几天。
这时，杂技协会内部有人开始想问题了。观众就喜欢足球，我们为什么不试试足球呢？我们几千万人，如果想玩足球，怎么着也比现在那几位业务足球分子那几十号人多呀！他们开始写文章说，我们也试试玩足球吧，老百姓喜欢看。不会玩，玩上几年不也会了。我们人从势众，财力雄厚，还怕培养不出几位足球明星？国民党就是玩足球晚了，结果被民进党那伙业务足球人士抢走了观众。后来国民党醒过来了，开始玩足球，这不也出了足球明星什么英九吗？脱胎换骨，成为台湾著名足球队了。与其学朝鲜金小胖死命玩高难度杂技，我们干嘛不学越南玩足球呢？我们杂技党人数世界第一，掌握的财力最为雄厚，我们玩足球，还不玩成个世界第一足球队吗？中国人民并不是想灭了我们杂技党，而是想看我们也玩足球。街边玩业余足球的那小伙人，我们一玩足球，他们就没戏了。他们没钱请教练，没钱养队员，没钱修标准足球场，我们可以条件齐备呀！看人家越南小弟，人家也不玩杂技了，人家开始踢足球，尽管场面小，但老百姓全涌去看了，高兴得不得了，门票收入可高了，但还拼命挤进来看。别学朝鲜金小胖了，那小子中了邪，没人看杂技，用枪顶着人去看，把剧场闹得跟刑场式的，无聊不无聊，最后非玩到他自己演给自己看不可。我们玩足球并不困难，总书记来个差额选举，足球比赛就开始了。谁说会死人，东欧苏联那些玩足球的，砸了杂技团的场子，杂技队员没市场了，改玩足球，不一样很成功吗？我们杂技演员不是足球运动员，但究竟是老演员老运动员了，有演戏经验，比那些连杂技演员都不是的街头小子，还是强多了。
但是，杂协这些异类的讲话，被杂协紧张地堵住了嘴。我们十七大就是要玩杂技，别给我们施加压力，没观众我们自己看。杂协党内异类们所反省的这些观点，杂技协会暂时不加评判。但是，杂协里面有几位功勋杂技演员急了，他们联名上书，力陈杂技的伟大和足球的坏处，强调我们不能背叛杂技，强调只要一玩足球，足球运动员们就会把杂技演员的头拿来当球踢。千百万人人头落地。杂协对此，也不加评判。但杂协内部想玩足球的人回应说，千百万人抛头颅撒热血，是为了观众满意。当时观众想看杂技，所以他们才努力成为杂技高手。现在观众天天在电视里看外国足球比赛，也十分欢迎国内有点足球比赛，他们不想看杂技，我们不能老提着棒子拿着枪顶着人家来看杂技吧？我们不能老是让人家交钱（税收）来看人家不想看的杂技吧？无非是从玩杂技改玩足球，有那么严重吗？怎么就会千万人人头落地呢？玩足球的人，要的是足球，不是杂技演员的头。人头不能用于踢球，这点技术都不懂！即便是那些业余足球小子，他们也希望我们玩足球的。对这些争论，国内杂协还是不表态。
商人最敏感的就是市场需求，最大的能力就是适应市场需求。奇怪了，那些政治家怎么与我们相反，市场要什么，就故意不生产什么！尽把自己喜欢别人不喜欢的东西强行买给别人。消费者喜欢足球，就成立足球队，修建标准足球场，制定球规，训练一大批职业裁判，不准人再在街边去乱踢足球，省得踢坏人家玻璃窗，一律进场来踢。向全国观众说，从今天起，我们准备改踢足球了。先党内踢球，再社会踢球。等我们踢出点水平，场上不再犯规乱打架，再开始在全社会举办足球大赛。通过党内民主学习足球规则，渡过民主混乱期。过去杂技时代的恩恩怨怨，就算一风吹了，继往不咎，行不？这叫中国足球两步走，中国民主两步走。其实，江泽民同志“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的提法，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党内理论界的歪嘴和尚们，把经念成了民主集中制，不理解江泽民同志的深意。有民主两步走这个承诺，老百姓不会不答应。中国人是善良的，没有多少报复心。只要往前看到希望，过去的事就淡了。毛时代造了多少孽，但邓小平同志一句“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大家不就没有再纠缠过去了吗？中国人是善于忘却的，鲁讯先生为此还写了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他记仇心重，但中国百姓没有记仇习惯。但是，在此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杂技演员们非要强制全国人民玩杂技看杂技，并且不断砸足球爱好者的场子，那么杂技场终有被彻底砸烂的一天。
上面虽是戏谈，但该讲的道理也讲了。逐步放弃集权政治，也就不用操心来担心什么意识形态破产的事，不用操心党内不同观点的影响，不用操心天天镇压党外维权力量了。严格坚守宪法，让各种准政治势力、宗教势力都活动于宪政法律框架下，让他们在自由竞争中互相制约和互相平衡，自己则全力训练自己的民主竞争能力。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不过是政治竞赛规则的转型。当然会有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有信心有能力玩民主政治规则的，会上升。没信心没能力玩民主规则的，会下降。党内担心自己在民主竞争规则下占不到便宜的人们，正在伤害党内那些不担心民主政治竞争规则的人。党内对民主政治预期较好的人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救救这个党，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做点贡献呢？中共如向越南共产党学习，主动从党内民主开始，马上就可以掌握住民主的主动权，这是十分清楚的事，但是，中共上层有这点头脑和幸运吗？他们天天忙着的，是对付那些不喜欢杂技的人，是对付那些党内外的业务足球运动员，怎么就不能转过念头来想想呢？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喜欢看民主政治（足球）了，这个市场需求谁也倒转不过来。无论是新儒家还是新老马列主义者、无论是“集权政治+市场经济”者还是“集权政治+法治+市场经济”者们，他们再能干，再能说会道，也不可能在民心中创造出一个喜欢集体政治的大市场需求出来。对着老百姓说：“我们要的不多。我们只是要点自私自利，要点没人批评我们，要点没人来与我们比赛，我们只是不想放弃特权，为此，你们拥护我们吧！”这种道理，说得通吗？
中共的机会不多，但不是完全没有。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使社会你死我活的大动荡不会发生。大危机没有出现，反对力量还处于萌芽之中，未成气候，自主空间很大，正是自己改造自己的最佳时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历史曾把机会给了许多人，但他们都没抓住（如袁大头），闹得个身败名裂。中国历史上，凡顺应时势创建新政治体制的人，都成为伟大人物。周公结束了部落制，创造了封建制。秦始皇结束了封建制，创造了君主郡县制。从孙中山以来，都在为民主共和制在努力，但民主共和制迄今没有建成，谁能给民主共和制画下句号呢？我相信还是在党内不在党外，但会是谁呢？只有把问题想透，有一点克制私欲的高尚情感，再加一点不怕吵架的决心，中共真有条件将百年民主共和制之梦落在中国大地上。如果再一意孤行，可悲地顺着惯性滑下去混下去，那么几年以来，恐怕就没有人再来写这种内容的文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