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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直声称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国还是干涉过某些国家的内部事务。比如，过去就一直强烈地谴责南非、罗得西亚和西南非洲的种族隔离政策，谴责美国存在的种族歧视。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同国际社会一起，为这些国家的进步做出了贡献。提起这些往事，是为了说明国际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容忍一个国家对一部分国民的歧视。

遗憾的是，在推动废除外国的种族歧视的同时，中国国内却保留甚至创设了各种各样的歧视。历次政治运动不但制造了大批无辜的受害者，而且他们的亲人，主要是他们的后代，从此也成为第二等的国民。他们的后代尽管努力学习和工作，奉公守法甚至逆来顺受，仍然得不到应有的权益和尊严。至于少数用自轻、自贱和自虐的方法与家庭划清界限而融入主流社会的人，精神上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更可怕的是，被视为革命基本力量的农民也变成了二等国民。他们只能生活在家乡的土地上，在很多非常的情况下甚至不能自由地旅行。至于成为城市的居民，则需要经过当权者的同意。为了进入城市，很多人付出的是血和泪。

这种现代的等级制度和歧视在40年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疯狂的红卫兵运动中，有人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也就是血统论。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之中，很多年轻人经历了从好汉到混蛋再到好汉的变化。罗瑞卿将军的女儿罗点点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变化。

罗点点的回忆不但生动，而且有深刻的感悟。她说，文革中她感到自己像二战中遭到迫害的犹太人。罗点点说，那时的中国人竟然无师自通地建立了类似于印度种姓制度那样的制度。

特别要指出的是，印度种性制度的存在主要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加上部分种族的原因；欧洲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也是出于宗教和种族的原因；而在美国、南非、罗得西亚和西南非洲实行过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是出于种族的原因。整个人类认识到不能由一部分人类压迫另一部分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不时出现的黑暗年代，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压迫和杀戮甚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二战的惨剧终于让国际社会警醒，所谓的天赋人权不能够只让少数几个国家或者民族所专有。

与外国的情况相比，中国的内地几乎就是单一民族的地区，而且没有宗教和教派的矛盾。我认为，如果有什么事情是不可原谅的，那就是在同一民族内部制造等级，制造矛盾，煽动仇恨和斗争。这是不折不扣的罪行，是汉民族洗刷不掉的耻辱。

历史不能被忘却，也不能被戏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不应该仅仅用在对外关系上面。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其结果只能是愚弄自己，为自己的未来留下隐患。

时至今日，我甚至没有听到曾经参与过暴行的人说过哪怕是这样的话：“我对在……的情况下给你们造成的……麻烦，感到……遗憾。”我还听到很多有错和没有过错的人认为他们的青春充满了光彩。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不时可以看到“青春无悔”、“阳光灿烂”之类的词句。更令人遗憾的是，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士鲜有罗点点女士那样的感悟。

不反省过去，不启蒙国人的思想，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精神的扭曲。40年后，伴随着金钱至上的疯狂，辫子戏的愚昧，新的血统论正在兴起。所不同的是，过去是歧视以前的富人，现在则是歧视穷人。过去是一些无知的年轻人在鼓噪，今天则是学者和教授要把等级和歧视制度化。这种现象很奇怪，因为在大多数国家知识分子倾向于维护民权。总之，在他们看来，低等级的中国人就是用来牺牲的。

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宣称工人的低收入有助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而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试图把下层的民众放到菜板上面。北京人满为患，就有教授提出建立准入制度，只让高素质人口进入；广州盗贼横行，又有专家主张恢复收容遣送制度，并且断言流浪人员与犯罪分子只有“一水之隔”。银行对小额账户收费，这本来是业务上的问题，有人偏要加上“有利于对优质客户的服务”的伟大意义。在奥运公园附近建高级住宅，一定要说明是吸引高素质人才。不少城市还在交通管理上偏袒汽车，挤压自行车道路，甚至公然主张把低收入者从市中心迁移出去。

已经是21世纪了，专家学者们好像不知道联合国还发布过人权宣言，不知道联合国有关人权的各项公约。不仅如此，他们好像认为中国宪法中有关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条款是说着玩的。专家学者们应该知道，那些事实上的不平等作为潜规则存在已经是不合理了，除了你们之外，恐怕没有人敢于把它们变成法律。说得明确一点，没有人敢于在21世纪制定中国版的前南非《通行证法》。

由于本文旨在反对煽动歧视，主张和解，因此不想再重复是谁在鼓吹歧视。我想，在不正常的气氛中，这样的言论可能是无知所致。当然，作为学者，无知是致命的弱点。

必须强调的是，鉴于历史上种族隔离、歧视和屠杀的悲剧，不少西方国家禁止宣传纳粹主义的言论，禁止煽动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的言论。至于这些法律的细节，法学家有义务向国人介绍。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原则会成为国人的共识。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同一民族内部制造歧视是最可耻的行为。

2006.8.2.

朝鲜不顾有关国家反对而在7月初进行的导弹发射，产生了几方面的影响与后果：

首先是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给朝核六方恢复会谈谋求解决半岛核危机增添更大阻力；

其次是给亚洲地区安全形势与大国关系互动增加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它也表明了中国对平壤影响力的限度，使本已存在的中朝关系矛盾表面化；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局势已被美日两国利用来以应付朝鲜威胁为借口，加强实际上着眼于遏制中国的军事部署。

有名无实的盟友关系

一个多月来，尽管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朝鲜的决议，中国继续进行劝解，美国采取比较低调姿态，愿在六方会谈范围内举行朝美对话，但平壤仍然坚持强硬态度，重申发射导弹是它的主权和自卫行动，从而使朝鲜半岛局势继续动荡不定。

在这次事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朝双方公开表示对对方的不满。金正日拒绝接见导弹事件后赴朝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回良玉和副外长武大伟，同时又向来访的美国人表示“中国不可信”。而中国外交部首席发言人刘建超则在访问韩国首都时公开声称，尽管北京对平壤一再劝告，但“朝鲜不听中国的话，也不听朝鲜自己的话”。在媒体传出朝鲜伪造美钞和中国人民币的消息之后，中国已经冻结了朝鲜在澳门开设的银行账户。这些新发生的情况，是中朝关系中从未有过的。

其实，中朝两国尽管还保持着有名无实的盟友称号，它们的相互关系早已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面和心不和了。进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中苏开始分裂，平壤采取骑墙态度，中朝关系就冷淡下来。七十年代初尼逊访华实现中美和解，使北京平壤在对美政策上发生根本分歧。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又意味着两国国内发展路线的分道扬镳。北京在九十年代初从“一个朝鲜”向“两个朝鲜”政策转变而与韩国建交，拒绝朝方投票否决的无理要求而支持韩国加入联合国，更被平壤视为对它的背叛行为。

在中朝两国的相互关系中，朝鲜一贯采取极端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立场，以站在东方反帝最前哨为中国做出牺牲的兄弟国家自居，把中国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无止境地向北京索求无偿的经济、财政与军事援助。中国每年向朝鲜提供大量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和制品，交通运输工具以及武器装备。连运送援朝物资的大量车皮也被朝方扣押下来常年使用。

中朝贸易每年总是朝方欠账，转入下一年度计划而不了了之。不仅如此，朝方屡屡以美国与韩国要进攻朝鲜为借口制造紧张气氛，要求北京提供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实际上是要把它获得的一部分武器装备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出售获取暴利。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金日成在八十年代中派吴振宇大将到北京要求军援，开列的单子包括海陆空三军的军舰、战机、火炮以及各类军用物资，其总额几乎等于当年中国军费的小一半。结果被邓小平以“一个子儿也不给”断然拒绝，使呆在京西宾馆不走的不速之客碰壁而归。

彼此又有互需之处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朝双方还要维系那种貌合神离的表面关系呢？因为这是出于双方的需要，或者说为客观情势所迫。

从陷于极端国际孤立的平壤方面来看，尽管对中国有所不满，但中国仍然是它所需要依靠的最重要的对象，可以从中国取得数量最多的粮食、能源与其他物资的供应。如果跟北京完全闹翻了，朝鲜将陷入“无米之炊”勒紧裤带和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

从中国方面来看，避免朝鲜半岛重启战火与朝鲜国内因不堪饥荒而发生动乱，是对朝政策的两大根本。由于在五十年代初签订的中朝友好条约未能修改或废除，又自动延长二十年，中国在法律层面上仍是朝鲜的盟国。一旦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就有被迫卷入的可能。朝鲜当局不顾民生而将有限资源用来加紧制造核武器的政策，则使朝鲜孕育着几百万饥民暴动的潜在危险。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笔者作为随行采访西哈诺亲王访问中国东北的记者，曾经在丹东与图们两地遥望连接中朝边境的图们江和鸭绿江。实际上双方交界的河面有很多地方仅咫尺之隔，冬天冰封季节可以一跨而过，边境很难守护。如果朝鲜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和动乱，几百万饥民跨越边界向中国东北地区蜂拥而来，中国即使派几十万军队也是堵不住的，其严重威胁程度可想而知。

再从国际外交方面来看。朝鲜问题是北京可以在中美关系中好坏都能使用的一张大牌。由于美国需要它帮忙而在朝核六方会谈中凸现中国的作用，万一将来中美交恶以至走向对抗时，与美敌对的朝鲜又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屏障。实际上朝鲜制约美国也可以成为中国反制美国的一个因素。

这些情况说明，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避免朝鲜发生动乱，北京注定要在朝美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既要劝阻美国采取高压手段对付朝鲜，又要考虑朝鲜实际情况予以适当照顾，以防其铤而走险，把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在即使不能言和，也不至于大动干戈的地步。

朝美各自的利益与政策有如南辕北辙，冰炭难容。金家父子的真正底牌是鱼与熊掌要兼而得之，一方面以愿意放弃建立核力量为诱饵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与美日韩三方的大量物质援助，另一方面又虚虚实实地反复玩弄手段，力求拥有和保持核力量来维护本身安全和大国作交易。中国作为六方会谈的东道主，近年来已经费尽心机勉为其难地多次把频临绝境的六方会谈拉回来。

但最近的导弹发射证明，由于平壤的反复无常和讹诈行为，要使六方会谈达成协议，劝阻朝鲜放弃建立核武器而保证朝鲜半岛局势的安全和稳定，其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即使六方会谈得以恢复，它也只能在谈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局面中拖下去。

新任驻朝大使是美国事务专家

那么，中朝关系最近的变化是否像有的学者所估计那样，表明中国对朝政策已经发生战略性的转变了呢？笔者以为言之过早。因为朝鲜发射导弹和金正日的出尔反尔，仍然只是朝鲜局势演变中的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结局。金正日的目的还是想鱼与熊掌兼得，既要拿别人的东西，又不放弃自己手里的东西。除非他豁出去了要投靠一方来反对另一方，否则跟中国闹反对他决无好处。反过来说，北京跟平壤反目，对中国也同样没有好处。

因此中国对朝政策的目的仍然应该是防止中朝关系生变，而不是采取任何行动来促使它变。

现在北京任命一位美国事务专家刘晓明为驻朝大使，并不表明中国今后要跟美国站在一起来压朝鲜。因为朝鲜问题的实质是朝美关系，朝美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朝关系的重大问题通常是由双方最高层级来处理的。中国历任驻朝大使的作用并不显眼，也可以说不很得力。现在让刘晓明来挑这个重担，说明北京将更多地从中美关系角度来加强磋商与合作，并在朝美双方之间发挥更大的斡旋作用。从美国最近在朝鲜问题上表现低调，它的助理国务卿希尔焦急地等待回良玉访朝结果，并且为中国说好话的情况来看，中美双方似乎已经有所默契，对朝鲜留有余地。

整个朝鲜问题依然是拖的局面，刘晓明的新使命，没有多大实惠，却有较大风险。中国的亚洲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比对欧外交与已经走上正轨的对美外交还难。看来北京对这位明日之星寄予一定厚望。如果他能利用对美外交的经验，在任内打开局面使错综复杂的朝鲜问题有所进展，那今后必然会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

因为政治上一贯正确而被中共胡总书记激赏不已的朝鲜每天新鲜事不断，在今日世界上真可谓独树一帜。

8月11日，中国环球在线报导“朝鲜人民在洪灾中誓死保护领袖肖像。该报导转引朝鲜中央通讯社的
评论称：“像这样激动人心的事件，在洪水肆虐的灾区随处可见。朝鲜人民深明大义，为了领袖，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那些不惜献出生命而奋力保护金氏父子肖像的朝鲜人，其内心对领袖肖像与自己生命的价值量必然有此轻彼重的权衡，只是这一权衡考量的心理过程极其短暂，在外人看来似乎是毫不犹豫的。问题正在于，这些朝鲜人对以印刷品的形式存在的金氏父子肖像的价值评判怎么高估到了远远超越其自身生命价值的地步？而且这种对领袖肖像的价值高估和对自身生命的价值低估在朝鲜是极其普遍的现象。据悉，在洪灾中有不少人因抢救朝鲜领袖的肖像而死亡（有理由相信，遭灾的领袖肖像越多，朝鲜人民为之付出的生命也会更多）。

举国上下忠于领袖，这在朝鲜早已成为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不仅忠于领袖的思想指示，而且忠于领袖的肉身，忠于物化状态的领袖符号（如画像、雕像等等），这是金氏父子在朝鲜通过国家暴力，强制实施数十年极权主义政治统治所造成的整齐划一，山呼万岁的局面。有人称，朝鲜人是出于对领袖的信仰而献身的。但是没有自由，哪有信仰？靠国家强制力保护的信仰算不上信仰，更算不上自由信仰。

最令人愤慨难当的是，朝鲜党中央的喉舌朝鲜中央通讯社竟然罔顾民命，冷血地歇斯底里地歌颂表彰这种为保护印刷品上的领袖而献身的“英勇”行为，称其为“深明大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整天价开足马力鼓动人们为一个被人为供奉上神坛的人从容献祭，英勇赴死，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哪里还有“大义”可言？

然而，据胡总说，我们中国在政治上应该向北朝鲜学习。到此，我已不寒而栗了。实际上，在极权主义政治经验方面我们何需外求？我们只需彻底复活毛氏文革那一套不就行了吗？不过，形势比人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江泽民七年以前为镇压法轮功发动“小文革”，结果是人未亡，政已息。失败的原因既在于自由信仰者强韧的坚守，也在于大众的始则消极参与，继而中途“变节倒戈”，毕竟我们客观上已处于后极权主义时代。但是，在我们为鸭绿江那边那些无知无畏的牺牲者深感悲悯的同时，我们没有理由自豪，因为中国的极权主义政治幽灵阴魂不散，它仍潜伏在中国政治庙堂的最深处，昼伏夜出，伺机作祟；要彻底铲除它，我们还任重道远。

8月14日绝食日于西安

古巴独裁者菲德尔卡斯特罗最近因动手术将权力暂时移交给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古巴政府为此发表公告，卡斯特罗也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全国人民”。由於卡斯特罗已年届八旬，他的健康明显每况愈下，他之后古巴政局如何演变也越来越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

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更替一向是由前独裁者指定的，当然这并不排除被指定的接班人后来丧失权力的可能，苏联的马林科夫和中国的华国锋就是例证。但不管怎样，“指定接班人”总是共产党国家权力交接的第一关。在古巴，这个被指定的接班人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

“兄终弟及”的确立

劳尔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已经等了整整四十五年了。一九六○年五月一日，古巴革命胜利只有一年半。那一天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五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卡斯特罗在会上发表了四个小时的演讲，题为《这就是民主》。卡斯特罗所定义的民主根本不是什么选举制、议会制和多党制，而是人民“在革命中直接行使权力”，其表现之一就是在这样规模宏大的集会上，由领导人在台上宣佈一个重要决定，然后下面的群众用欢呼声表示他们的同意。在六十年代，古巴革命的所有重要决定，差不多都是在这样的群众大民主下“通过”的，例如中共和古共建立外交关系就是如此。一九六○年十月的一天，卡斯特罗在数十万人的集会上突然告诉群众，政府已经决定和台湾断交，和北京建交，问下面的群众同意不同意？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这个决定就通过了。当时应邀出席这个集会的中共代表、新华社哈瓦那分社社长曾涛事先都不知道这个决定，所以中共和古共是先宣佈建交，再进行外交谈判的。

在那天集会之前，卡斯特罗收到过一些炸弹威胁。於是在演讲中他提到了万一自己遭遇不幸——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让下面的群众做出反应。果然群众立刻大声恳求：“不！不！菲德尔！菲德尔！”卡斯特罗立刻顺水推舟，要他们不要担心，他的兄弟劳尔会接任的，革命会继续下去的。就这样，接班人问题通过“民主”方法顺利地解决了。

古巴共产党建立后，劳尔长期担任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在古巴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了确保大权不落入他人之手，除了兄终弟及，古巴共产党还有两个安排。一是劳尔一直担任古巴武装力量部部长，他的兄长担任武装力量总司令，一个管军政，一个掌军令，军权不旁落。另一个安排是为了确保安全，卡斯特罗兄弟基本上不同时出席公开活动，这样万一兄弟两有一人遭遇不测，大权仍然掌握在另一人手上。有这样的精心安排，难怪古巴政治上一直稳定了。令中共觉得脸面有光的是，近年来好几次中共访问古巴的高级代表团，都受到了卡氏兄弟同时出场的特殊礼遇。

劳尔卡斯特罗何许人也？

劳尔比卡斯特罗小几岁，外貌和兄长相差很远：卡斯特罗高大魁梧，满脸鬍鬚，橄榄色皮肤，劳尔却是中等身材，面白无鬚.但他的革命历史却不比卡斯特罗短。他们两人都是五十年代初在哈瓦那大学读书时期从事政治活动的。当卡斯特罗还自命为民族民主革命党人时，劳尔就参加了古巴共产党在大学的青年组织，并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去保加利亚参加了世界青年节。这个活动是当时苏联东欧阵营每年举办的世界性活动，在青年联欢的掩护下在各国代表中召募和发展特务。作为寥寥可数的几名古巴青年代表之一，劳尔有没有被苏联克格勃召募，一直是一个谜。

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发动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武装起义，劳尔成了一个主要成员。起义失败后，兄弟两人被监禁在同一所监狱，不久又同时被释放。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特罗一直指控巴蒂斯塔政权如何残暴，但他在发动武装起义企图推翻这个政权并打死打伤多名政府军后，并没有被判死刑，仅判了十五年，实际上只关押了一年多就被释放了，释放后被流放到墨西哥。

劳尔后来又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跟随卡斯特罗从被流放的墨西哥打回古巴，建立根据地，成了游击队的主要指挥官之一。革命胜利后他一直在卡斯特罗之下掌管军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游击队进城后，卡斯特罗逐步解除或者削减了包括格瓦拉在内的其它游击队领导人的军权，唯独劳尔手上的军权不但没有受损，反而更加集中了。由此可见，兄终弟及的安排是卡斯特罗深谋远虑的结果。

在六十年代初卡斯特罗向国际共产党阵营靠拢时，劳尔和格瓦拉起了很大的作用。卡斯特罗以前一直说他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在当时的环境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拉美没有市场，就连苏联扶植的古巴共产党也宣佈走议会道路。但劳尔和格瓦拉却常常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掩饰古巴革命将来的发展方向。从这些历史看，劳尔确实是古巴革命的中坚人物之一。

卡斯特罗在五十年代有过一次正式婚姻，留下一个儿子，叫菲德立托，他在十二岁时曾带领一个古巴儿童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后来卡斯特罗把他送到苏联留学。菲德立托七十年代后出任古巴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但不知为何他老爹没有进一步为他掌权铺路。今天在古巴没有人认为他会排在他叔叔之后接班。

倾向於改革和“中国经验”

和其兄长相比，劳尔的政治态度相对灵活一些，甚至被认为是古巴共产党领导层中主张改革的领导人中地位最高的一位。古共领导人中有很多人对中共的经济改革感兴趣，古共政治局全体委员、古巴政府大多数成员都已访问过中国，很多人非常想利用中共的经验改善古巴经济，因此在国际古巴研究中有“中国经验”的提法。

劳尔九十年代下半期就在他掌管的军队后勤部门中发起经济改革，鼓励军队发展商品生产。劳尔手下有一个叫邵黄的华裔血统将军，是跟随卡斯特罗在马埃特腊山区打游击时的老战士，自六○年代起就负责后备役和后勤。在劳尔授意下，九○年代中后期邵黄在蔬菜生产中实行中国模式的承包和按劳分配，菜农有了生产积极性，一些人的收入甚至高於政府部长的工资，结果被一些报纸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劳尔出面说这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

一九九七年第一次访华时，劳尔认真阅读了很多中共经济改革的文件，据说把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读了六遍。他到过很多经济改革比较有成效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和深圳，每天晚上都在驻地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总结白天参观的心得。他和中共高层被认为比较开明的总理朱鎔基交谈甚欢，而他的兄长一九九五年访华时没有安排和朱会见，后来也没有邀请朱访古，直到二○○三年第二次访华时才和朱见面。朱鎔基是他最后才见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有证据显示，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对中共改革的方向有疑问（可参见本文作者发表於《争鸣》杂志二○○六年二月号文章《卡斯特罗与北京烤鸭》）。劳尔在一九九七年访华与朱鎔基会谈后，邀请朱的经济智囊前往古巴，介绍中共经济改革的经验，尤其是如何吸取海外侨民的资本和技术，因为古巴和中国类似，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有大量的移民。古巴领导人基本上都出席了讲座和讨论，只有卡斯特罗拒绝出席。面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榜的“中国经验”，卡斯特罗坚持“三个不”：不实行市场经济，不实行私有制，不放弃计划经济。

兄终弟及取决於长寿比赛

说实话，一九六○年卡斯特罗把劳尔定为接班人时，确实是为了防止万一，根本不会想到他的革命会革了半个世纪革不出一个结果，到他八十岁时古巴还是孤家寡人，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他如何收场，包括接班人问题。在六○年代，卡斯特罗和毛泽东一样，认为世界革命就在眼前，总以为到他老年时他的革命已经改变整个世界了。他还因此看不起国际共运中的老傢夥。

一九六六年古共为了从苏联那里得到更多援助而和中共闹翻时，他在数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上把毛泽东称为老年癡呆，并发誓古巴今后的领导人不得超过六十岁（当时他四十不到毛已七十开外）。到了九十年代，在国际共运土崩瓦解的大形势下，他一度放出风声，说是想退休，还对外国记者歎息说：“就是马拉松运动员也会疲倦的”。但一旦局势有所好转他就翻脸说：“革命者永不退休”。这句话在今天古巴的官方宣传中就成了他终身独裁的宣言。今天他又公开放出风声，说是准备掌权到一百岁。

那么，劳尔能顺利接班吗？这个问题首先取决於谁更长寿。劳尔只比菲德尔小五岁，过去总的健康状况不比其兄长好，有多种慢性疾病。但如果像国际媒体所说的，菲德尔患有癌症，那么国际社会很可能看到人类社会在进入近代以后已久违的兄终弟及的一幕。但即便如此，劳尔的日子也是所剩无几了。

7亿人民币！这就是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国每块金牌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运动员、教练员的高工资、高奖金，不断翻新的体育场馆，不断引进的体育设备，等等。在该届奥运会上，中国获得32块金牌，耗费224亿人民币。这一天文数字，相当于400万大学生一年所需的费用，如果投入教育，足以拯救数以千万计的贫困子弟！

沉重的金牌，在其背后，是沉重的腐败。每届奥运会之前或期间，大批中共官员以“考察”为名，出国逍遥，大肆挥霍公款，平均每人花费近20万元。由中共官员组成的所谓奥运“考察团”，很少时间看比赛，更从不为中国运动员充当“啦啦队”，大多数时间游山玩水，狂购洋货。游完奥运主办城市之后，还往往“顺道”转往其他国家游玩。一口气“考察”十几个国家，大多与体育赛事毫无关连。“国家体育总局”被“国家审计署”查出挪用奥运基金，只是该局高官腐败的冰山一角。

中共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焦点，死拼奥运，不惜血本，总算取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为此一举两得：粉饰太平，浪得虚名；巧立名目，假公济私。对中共官员来说，这又是弄权自肥的天赐良机。比如，为办奥运，须兴建大量体育工程，他们可趁机大捞油水。又比如，当局置大量“海归”人员不用，计划派出至少十万名官员前往英国，从英文开始，全面“进修培训”，为此不惜耗资30亿人民币，让各级官员大“开洋荤”。

众所周知，占人口多数的中国农民，依然处于极度贫困。中共惘顾国计民生，血拼奥运，不过是效法当年的纳粹德国，用奥运会的光环，来掩盖其对内迫害、对外威胁的反动本质。

大纪元

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是中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投票的第一天，就在这天，六名合法公民在湖北省仙桃市聚会交流独立参选经验时受到当地警方的传唤，受到海内外关注。以独立竞选人大代表获得成功而闻名海内外的姚立法先生，在准备与朋友交流竞选经验时竟遭到警察传讯，虽然在经过六个小时后获释，但原来的计划却泡汤了。姚立法先生到家一个小时后，在电话中接受了我的采访。

聚会的目的是交流选举经验
此次聚会发起人姚立法先生，职业是教师，从一九八七年开始，以民间独立人士身份连续参选五届湖北潜江市和一届省级人大代表，并于一九九八年当选市人大代表，外界称他为非钦点的「布衣代表」。

姚立法说：这次聚会我们约好的本来有十多个人，我们刚到，坐下还没有二十分钟，还有些朋友没赶到，警察就来了。先到的六人都遭到了传唤。六人中，除姚立法先生外，还有仙桃市本地的三位公民，两位泛蓝联盟的年轻朋友，即法学博士左晓环先生和中国泛蓝联盟的孙不二先生。

姚立法介绍：聚会的目的是交流如何竞选的经验，法律上对竞选有哪些规定，法律上的条文在实际中如何操作，以往组织者如何操纵选举，我们现在应当怎样影响选民来关注选举、参与选举，影响更多人自主竞选，或者来投票，等等。

受到警察非法传唤
据另一位参加聚会的当地人士鄢烈汉先生说，当日聚会的场所是仙桃市一家叫作「天马宾馆」二楼的秋菊厅。姚立法回忆当时的情景：来的全是便衣，没着装。十多个人，只有一个出示了证件，是公安的，应该是仙桃市国保大队的吧。一进门来，就录像，然后要我们跟他们走。警方一共出动了六、七辆警车，把六个人全部带走，一个人一辆警车。把我们拉到沙嘴派出所里。到派出所后，要我们每个人按指印，十个指头都要按，然后分开搞讯问笔录。给我做笔录的两个警察的名字我还记得，一个叫周国怀，一个叫田华。他们说我们在非法聚会。我反问：什么叫非法聚会？作为警察，连《治安处罚法》都没学好。《治安处罚法》中，有没有非法聚会？只有非法集会。非法集会是在公共露天场所，表达不同意志。我们是在宾馆里，不是露天，是吃饭聊天，没有表达不同意见。跟非法集会有什么相干？荒唐得很！

看好民主前景
尽管遭到警方打压，姚立法先生依然看好中国民主前景，他说：现在的选举，有形式，没内容，有假的，没真的。法律的语义很模糊，很多半截话，语义表达不清。我们国家选举法只三千多字的内容，美国一个州的选举法，就有十三万字左右，非常详细。这样，选举就可以按规矩来，不按规矩，就会受惩罚。他们的程序法非常好，操作性强。中国的选举法没操作性。全国人大的解释，也非常模糊。全国人大编的书，立法解释方面的，比如乔晓阳等人编的，很厚，但内容非常空洞。这样的法律，就是让胡锦涛吴邦国他们去组织，去领导每个选区的选举，也搞不好的。

尽管如此，姚立法先生认为今后中国的选举制度一定会实现。他认为，实现普选需要公民去争取，自己所做的，旨在用行动唤醒公民意识，用行动竞选，挑战恶法，使恶的一方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百姓们都知道。

首发<动向>八月号

 

 

屹立在华南边陲的弹丸之地香港，曾经是苦难中国黑幕重重之下一个令人向往的自由港、一面自由的旗帜。89“6.4”大屠杀之后更成为千千万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的避风港和温馨的“家园”。每年的“6.4”烛光悼念晚会和每年的“7.1”大游行，让全世界的华人为之骄傲、振奋与敬佩！

以反自由、反文明为天性的中共极权暴政怎能容忍这一卡在它的咽喉处的“自由港”的存在呢？为了扼杀香港的民主与自由，中共简直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政治高压、栽培代理人、派遣大量特务、金钱收卖舆论公器、出台一系列恶法等等……近年来，关乎中国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就这样频繁地发生在香港的土地上。

8月6日，经过连续五天的所谓“审议”，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了《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当天，中共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迅速予以大张旗鼓地宣传报导。《人民日报》8月7日发表的“护法社论”的标题是《〈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有效保障市民利益及社会治安》。阴谋得逞之后的兴奋之态溢于言表！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表示，条例草案提供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制衡机制，在保障公共安全和良好治安方面，以及保障人权和隐私方面，已达致平衡。李少光表示，这条法例对香港的治安和内部安全非常重要。

而中共港首曾荫权透过新华社表示“《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比其他地方有关的条例更为公平及开明，而且更能保障市民的利益，也更能有效保障社会的治安”。而草案最终获得立法会通过，“是社会理性讨论的成果”，“我相信这个制度是可以媲美任何地区的有关条例，我们应该放心。”

有了如此能明目张胆地“截取通讯及监察”港人通讯与言论的恶法，中共极权暴政和特务机关是可以“放心”、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我们──包括港人和大陆同胞在内的人们──却被置于他们所设下的无孔不入的监听、监控网络之中了。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将被他们任意“载取”与“监察”，并随时作为构陷我们的“罪证”。这种被监视、被奴役的生活，大陆民众已经过了57年，现在终于要轮到香港同胞了！

其实，中共为了早日拿下这一“自由港”，可谓机关算尽、处心积虑。出于开展统战之需，必需有自己的喉舌。而由自己直接办媒体，色彩太明显，没有公信力，必然没有读者。于是他们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从80年代开始，中共文化特务或在香港的外围人士已经以不同面目渗透到香港的民办媒体，现在正在发挥作用，这是“打进去”。“拉出来”则是对媒体老板或高层进行统战，或给予在中国做生意的方便，或授予各项政治荣誉，如政协委员之类，从而把他们划入“体制”之内，牢牢控制。近日传出香港《信报》和邵氏无线电线已然“染红”的消息，预示着香港媒体的沦陷不可避免。

7月10日前港督彭定康访问香港。他在出席美国商会的午宴后表示，“香港有自由，但无民主。我很欣慰在法治下，香港仍然是一个自由社会，让我感到失望的是，香港没有同时拥有民主。”他还说：“争论多年，在我在任的时候就开始争取，港人是成熟、理性、有学识的，能够妥善地自己掌握民主制度。”彭定康曾引以为傲的“香港自由”，现在看来正受到来自专制黑手的极大威胁。

据外电报导，这个邪恶的《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是“立法会”在反对派议员集体退席抗议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这项新法案允许当局透过电话窃听、拦截电子邮件与一般邮件以及其他秘密手法，监控民间通讯的内容，也允许当局进行诸如卧底渗透等实体监控行动。反对派与批评人士担心，这项允许政府秘密监控的法案将侵犯港人隐私权，进一步箝制香港的公民自由。该法案将赋予警方监听反对派政治人物的权力。新闻从业团体也担心，当局如今可以堂而皇之的拦截记者与消息来源，或律师与诉讼委托人之间的谈话内容。

民主人士认为，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政府提出一个瑕疵百出的法案，并指这是自2003年反颠覆法后，对公民权造成最大威胁的法案。议员梁国雄表示，现在这个议会已经是为求目的，不择手段，是一部机器，这部机器就叫做国家机器，是很恐怖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就日前通过的，发表了意见，她担心，执法人员日后截听记者与消息来源电话对话，成为“合理化”行为，破坏新闻界保护消息来源的防线。

多家香港独立媒体当即批评“香港民主大倒退！”并有议员惊呼：“香港政治将正式步入黑暗！”

多年来，身处大陆黑暗统治下的广大民主斗士、维权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对香港是充满期待的，国内的重重黑幕、异议人士遭受的苦难、统治者的累累罪恶和广大民众的呼声，总能通过香港独立媒体和进步人士的发声，甚至是热心港人的游行示威得到回响与声援。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还能通过与香港各界的联络，与国际社会（西方媒体、人权组织和民主国家政府）取得必要的协调和互动，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现在，中共借“香港立法会”出笼此《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其险恶用心就是要将大陆民众通过香港与西方文明世界的联系通道一刀截断，并透过“截取通讯及监察”的特务手段，最大程度地获得反对派与异议人士的情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

呜呼！我们的“东方之珠”已黯然失色，曾经的自由港已岌岌可危，香港曾经的所谓“有自由而无民主”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倒行逆施的极权暴政行将灭亡前的最后疯狂，螳臂岂能挡车轮，蝙蝠焉能撼大树，一部见不得阳光的“偷鸡摸狗”式恶法，绝对阻挡不住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伟大的前进步伐！

2006.8.14.宁波
首发民主论坛 

独裁体制下的跛足改革，导致腐败泛滥和两极分化的急遽扩大，由此引发出新一轮改革大论战。

御用派的权贵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家努力为跛足改革辩护。二○○六年八月九日，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篇名为《着名经济学家称我国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的专访，就是这种辩护的最新版本。接受採访的五位主流经济学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赵人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

五人中，只有吴敬琏先生的回答偏离了官方定调。他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在此前的六月二十六日，吴敬琏更为直率地指出：一，过分重视效率而轻视公平的畸形发展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二，垄断导致普遍腐败和机会不平等，二者加剧了两极分化。

其他四人的回答都是在为跛足改革下的两极分化作辩护。他们认为：一，现行改革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二，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三，两极分化并非现行改革造成的，而是传统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造成的。四，现在的两极分化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五，政府不断通过各种措施来抑止贫富差距的扩大。

萧灼基、赵人伟、樊纲、李实对两极分化的解释，可以代表“权贵经济学”的思路。他们拥护“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跛足政策，肯定官权垄断下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御用智囊作为权贵阶层的一员，他们非常害怕权贵阶层的“竭泽而渔”的掠夺方式逼出底层造反。所以，他们要向高层进言，提出缓解民众不满和社会危机的应对之策。他们从维持政权稳定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出发，希望独裁集团能够看得远一点，放弃苛政而走向仁政，从“无节制的掠夺”转向“有节制的剥夺”，以缓和日益加深的底层不满和公正危机。他们认为，胡温上台以来，提出关注弱势群体和社会公正的“亲民路线”，实乃统治策略的明智转换，表现出胡温体制高於江朱体制之处。这是走向施仁政的开明专制或王道统治的良好开端。

伪激进的新左派

在此次改革大论战中，“新左派”对“御用派”的攻击最为激烈，也最容易把社会不满误导向毛体制老路上去。“新左派”高举“社会公正”大旗，把自己打扮成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他们祭出毛泽东亡灵，对毛泽东遗产进行后现代包装。

“新左派”针对两极分化开出的药方，带有强烈毛式民粹主义甚至文革式特徵：一方面，他们主张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停止“民进国退”的国企改革而回归“国进民退”的计划体制，甚至公开主张回到毛时代的强权式平等分配，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扶持国有经济而削弱私有经济，为近乎疯狂的权贵私有化进程减速。另一方面，通过自下而上的大众化经济民主，最大限度地发动底层百姓参与经济管理，削弱上层权贵对底层百姓的强势地位。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上、下结合，才能达到抑富济贫的财富再分配。

在现行制度的前提下，如果照“新左派”的激进思路行事，独裁化强权干预和大众化底层造反相结合，就将带来大倒退，即便不会全面退回到文革，起码会导致“打土豪、分田地”的经济文革。

其实，“新左派”对改革和主流经济学的抨击再激烈，也是“伪激进”。因为，“新左派”是最善於投机取巧的一群，最鲜明的特点是“柿子捡软的捏”和言行背离。首先，他们只敢把两极分化加剧归结为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而断断不敢直面根本原因——现行独裁体制；他们也只敢向私营富豪和御用经济学家兴师问罪，而断断不敢揭露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

御用派和新左派是孪生兄弟

在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公正原则的我看来，无论“御用派”和“新左派”如何相互抨击，但在“跛足经济学”这点上，二者却是孪生兄弟——只问经济问题而回避政治制度。正如中共改革只追求经济高增长而搁置政治进步一样。因为，两极分化来自跛足改革，跛足改革的制度支撑恰恰是一党独裁；所以，无论何派何论，只要不敢直面一党独裁和贪婪的权贵家族，即便说得天花乱坠，实质上仍然是极端自私的机会主义。

个人自由优先於分配正义

事实上，当下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首先是自由之有无的问题，而非财富分配是否平等的问题。分配不公源於自由权利匮乏。自由问题在中国就是民权之有无的问题，两极分化不过是官权过大而民权奇缺的后果而已。所以，在中国谈论分配正义问题，理论上必须坚持自由优先，实践上首先要致力於争取民权和削弱官权，即首先争取自由权利的平等分配，其次才是财富分配的公正，因为平等的自由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是社会公正的基础。自由离国人多遥远，社会公正也同样遥远。

面对“御用派”和“新左派”两面夹击下的自由主义，不仅要有勇气和智慧，更要有足够的坚韧，对中国转型的艰难漫长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既不会屈从於权贵主义的淫威，也不会被民粹主义潮流所裹挟，而是坚定不移地伸张自由优先原则，并将其贯彻到言行之中：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实现社会公正，就要在思想上争取达成民间社会对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基本共识，就要在行动上动员出更大的反抗独裁制度的民间力量，大声抗议官权对基本人权的肆意侵犯，争取从私产权到言论权的个人自由，并力争把诸种个人自由提升到法治保护的水平，即通过致力於民权不断扩张和官权不断萎缩。

在个人自由先於分配正义的意义上，我甚至主张大陆的现代转型之路，最好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先致力於保障个人自由的法治建设，后进行全民普选的民主。也不妨汲取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在保障私产权和法治化市场的基础上，先进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和言论自由，再循序渐进地开放党禁报禁和制定自由主义宪法，最后走向普选式民主。

二○○六年八月九日於北京家中 首发动向

《江泽民文选》三卷一起推出，超过了当年《邓选》陆续推出的气势，故坊间猜测此为江欲显个人声名的行为即强行确定精神领袖地位，或为染指十七大高层权布局配而作，云云。这样的说法，不无一定道理。但是，就前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与政党政治的运行架构而言，《江选》的集中推出凸显出了中国社会政治史无前例的政治窘境，即意识形态高度混乱。

这种混乱状况，从毛的阶级斗争到华的“两个凡是”，再从华的“两个凡是”到邓的“真理标准”，均没出现过。邓在确掌了“真理标准”的巨大意识形态资料后，迅速转为经济建设中心论（后又附“两手都要硬”），创造了一个放松意识形态刚性──推进社会整体庸俗化的相对宽松环境，其间赵紫阳提出了“共产党员也是人（庸俗之人）”的现实主义论断，无疑大大缩短了执政精英集团与民众的心理距离。

一、“中下之主”的无可奈何

邓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说明一切”的模式，但其匆忙所选接班人江泽民不过是个“中下之材”，既无法解决邓的“增长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与两极分化，又无创制之能力，所以才出了“1992抵触”，迫使邓不得不南巡放话，试图在废黜胡、赵之后再度“行废立之事”。

虽经见机转舵之无奈且又在独立掌政后推出了“三个代表”，向国内崛起的中产阶级特别是权贵资产阶级让步，并向国际社会模糊示意自己在选择“江氏拐点”如库恩所撰《江传》表示江有民主化的倾向与模糊战略观，但是总的来看，江在意识形态放松上既没循序而进也没创新主见，其间，未定型的“江话体系”又突遭法轮功挑战。无论《江选》还是《江传》都清楚地表明了江在此事上的惊恐不安、手足失措之状。如此，则有：（1）不仅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中下之材”变成“中下之主”的窘状，而且逼使他选择一种核心安全机制，不惜权宜地采取“以腐败换团结”之策，这也是至今为人诟病的“上海帮”问题的政治根源；（2）江的“13年”实际上不过是邓去世后的“五、六年光景”，况且邓深知此“中下之材”不足守业，故而才有隔代指定接班人的非常之举，“胡温（新）政治”在逻辑上成了对江氏政治的一个否定。

二、胡锦涛面对政治负资产亦陷窘境

胡锦涛执政以来，面临了大量的上两代政治负资产：（1）增长主义带来的两极分化问题；（2）“腐败换团结”导致的全面政治失信问题；（3）社会多元化自然发展的欠账问题，如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从1998年的政府认可，拖至今天已近八年仍无议会批准之望，故致维权运动形成了执政高层惊恐的“第一社会问题”。

在这三大的政治负资产无法一时弥平的情况下（应当说取消农业税与“建设新农村”之行动与口号，收效不小！），改革的伦理性遭到了全民性质疑，底层社会的维权就更具伦理合法性，而社会的官民对立（以群体事业为表征）也呈现出高度紧张之状。在知识精英集团内部关于（继续）改革是否具有伦理合法性的问题也呈愈吵愈烈之状，以致胡锦涛不得不亲自表态“坚持改革”。

胡锦涛执政以来，清楚地表明他要创一套新意识形态的冲动，从高调的“两个务必”，中经“寻找马克思”，落脚到“八荣八耻”，足见功利之急。

“胡语体系”基本上以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为狭义意识形态合法性本源，属务虚部分。甚至说客观上抛开“三个代表”的创新企图可比拟成于新时代的“唐僧取经”，但是，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与国际格局变化中突发因素之多，“取经”的耗时性是远水不解近渴的。“胡语体系”的务实部分寄托于文化合法性，其“荣辱论”更多地以民族主义（特别是儒家文化加少许墨家精神）为内含。

三、清算权贵资产阶级存在可能

人们无法排除胡温（新）政治的“时代影响沉淀与个人行为选择”因素可能产生“新文革”的冲动。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大都出生于1945年前后，在其人生价值观念成长期经历了中国政治的三大突变：其一者，1957年的“反右”，这批人均在社会认知起点的少年时代（12岁）；其二者，“文革”高峰期如1969年，他们正处青年理想时代（24岁）；其三者，彻底否定“文革”、社会转入“增长主义”始点是1981年，这批人（36岁）正向中年定型期迈进。

对于这一代人，权力目标当然重要，而重新创制又有三大政治负资产的前两项为扼喉之力，难以有实际行动。同时，在保证短期均衡（即不崩盘）的情况下，又要给出一个长期均衡的战略示意──“我们有能力将中国送到民主轨道”。在诸种压力不得缓解且底层社会对“平均”形成宗教般的诉求后，就不可避免可要采取表面是铁腕而实质上是“迁就民众”的非常措施。

这种措施的最好的操作切入点就是实行“经济文革”，清算江时代“以腐败换团结”所形成的梯度社会腐败后果──各级次的权贵资产阶级。这是江在有生之年最不乐见的情状，因为这个情状第一步就会使“以腐败换团结”组织起来的松散联盟遭到政治清算。在中共历史，这样的例子已经不是“新生事物”了，至少有邓时代清理“三种人”可作成规而循。如果说《江选》一定有什么私心的话，那就是要让社会而不是党内给他那个联盟以时间，平平安安地从权力漩涡中“甩出来”。

结语：不许社会评论《江选》

作为政治家无论是“中材之下”还是忍人所不能忍的“高士”，都会有一套绝然不同于表意意识形态的分析系统。网络监控、宣传系统的社情搜集、政府的形势研判乃至于情治系统的特殊手段，都会印证中国既便是完全处于最传统的古典社会中，也到了意识形态整合的时期了。而哪个派系或集团有能力来整合，则完全交给了随机概率。《江选》就是他那个“江话体系”参与博弈的一种强烈表达，而权力分配早已淡化成次要问题。

总的来说，《江选》虽在社会上公开销售，但是根本上还是一个欲补“胡语系统”不足的“内部说法”。因为，来势凶猛的“江话系统”竟然不允许网民评论，任何一个关于《江选》的网络新闻的“网友评论”都保持为“0条”，而点击评论（或发表评论）也被告知“网页有错误”。

这个“小故事儿”又成了21世纪初中国新闻管制的一段“趣话”，此中原因也许要等到“江泽民时代”真正地结束了，才会有人以揭密历史的方式告诸天下。 
 

民主论坛
 

周一清晨七点过，在学校旁小巷菜市正付钱给一位农妇，一凶神恶煞中年女人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窜到跟前，二话不说，从农妇菜筐里抓起一把空心菜就往菜筐上狠狠甩打。我还没回过神，这把空心菜已经被甩得稀巴烂。扔了，又抓另一把甩打。看这架势，就知道是城管、协管什么的。我质问：“凭什么扔人家的东西？”她不与我理会，一把抓住农妇的平板三轮车柄要拖走破三轮和筐里所剩不多的几把菜。农妇怯怯说了一句：“何必嘛。我这就马上走。”她不依不饶，非拖走农妇的车不可。我有些火了，说：“人家不偷不抢，靠劳动挣钱，你凶什么？”两个身穿制服、手提电警棍的男人闻讯过来，这女人见来了自己人，愈发来劲，提高音调冲我说：“你同情她你给她钱嘛！”这般蛮不讲理，我懒得理。但两个男城管舞着警棍颐指气使呵斥农妇，让人恶心，我也提高音调：“舞警棍干什么？谁给你们权力在这里横行霸道？”他们气壮如牛，说这是在执法。执法？近乎搞笑。这城管来历不明，要执的所谓法来路可疑，“执法”行为则足以颠覆法与非法的界限，令全世界大吃一惊。仅我在学校东、西两校门外亲眼所见，城管执法，就是打人、掀摊、抢东西；耳闻的，就更热闹了。可以说，自打这个叫“城管”的机构冒出来，其劣行昭昭、如匪行状就名满华夏了。

虽说城管从机构到所执之法都来路不明，执的“法”，至今也没见哪一级立法机构出来承认是经由自己出生的，但城管的权力范围特别宽，什么事都插得上手。不过，就人们日常观察和经验，这机构似乎主要是为着围追堵截在街上挑担行走和集市里的流动小贩而创造出来的；针对的是这批底层劳动者而不是靠偷摸扒窃弄钱的寄生虫。这不，每天都有一帮小偷来菜市“上班”，每个摊位的摊主都认熟了这些面孔，一般会悄悄提醒顾客注意自己钱包，但城管睁只眼闭只眼，从不在小偷身上浪费“执法热情”，他们的“执法热情”要留给流动小贩。

其实，不管挑货担走街串巷，还是到集市卖蔬果，都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正当谋生方式。城管出现之前，这种谋生方式虽然辛劳，但是和其他劳动方式一样光明正大，不低人一等，不需要躲着什么执法者。而今世道变了，这种自食其力的谋生方式非法了，对这部分劳动者的暴力围堵、驱赶、没收、抢夺，成了执法。城管眼里，流动小贩根本算不得有人格、有尊严的人，呵斥、辱骂、当街打人，如家常便饭。似乎握有上方宝剑，城管有恃无恐地干这等事，其威风、凶悍，令流动小贩闻风丧胆。只要听到一句：“城管来了！”如惊弓之鸟的流动小贩，立刻四下奔逃。这种条件反射积累着这个群体经历的无数次被城管以执法名义打骂、掠夺的教训，也积累着群体的屈辱和卑贱感，而在这种辛酸的积累中流失的，是他们作为劳动者的人格和尊严。

有人戏称“恶意讨薪”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我看权力怪胎“城管”可以跟它并列。因为我实在想不出这地球上还有别的什么地方专门组织了这么一支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庞大暴力队伍来对付流动小贩这样的劳动者群体。这个群体主要是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和其他种种原因而生活困窘的城乡下层民众。他们走街串巷、流动摆摊，这种劳动方式极其艰辛。拿那农妇来说，空心菜几毛钱一把，平板三轮装满，全部卖完也不过二十来元。还不说种菜付出的劳力，仅仅为了赶在清晨城管出来前卖完菜，就得半夜下地摘菜，还要一小把一小把扎整齐，然后六点之前赶到菜市。如果有更好的出路，怕是没谁想干这吃力费时挣钱少还担惊受怕的营生。这部分劳动者的艰难景况，政府本来就负有责任，没给他们提供帮助更属失职。人家劳动自救，非但不感谢，反而围堵、打击，断人家生路，而且打击越来越严厉、调门越来越高，实在过于病态。有网友说，防小贩超过了防恐怖分子。这可不是玩笑话。不信，看看北京正在怎么折腾着花大把钱让城管全身披挂上阵。为了对付艰难谋生的小贩，连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都用上了。然而，人家要生存，再怎么打击，许多人还得走这条路。于是，有了一场无休止的猫捉老鼠游戏。城管逮小贩，小贩防城管，在有的城市，“小贩逃跑路线图”应运而生。

在自己的国家，靠劳动谋生竟狼狈到如此地步，不是这方土地的人，准会觉得匪夷所思。然而，比这荒唐离奇的，国人都见识过。为何要这样对付小贩？人们心照不宣：利益驱动下对任何一种谋生渠道和方式的控制。这种控制既反映了无制约的权力的张狂和习惯性僭越，也暴露了不放过任何敲骨吸髓机会的极度贪婪。“没有摊位就是不准卖！”——那甩菜的凶妇一语道破“钱”机。我问过一些摊主，他们每年要为一个小小露天摊位交一笔不菲的钱。待日后这里大棚完工，一个摊位得好几万元，有摊主表示：那时，这生意就没法再做了，挣的钱还不够交费。而天不亮来此赶早市卖菜的，多半是农民，无非用自产的农作物换几个小钱贴补家用。摊位费一交，恐怕连血本都要赔上。一个政府，对底层毫无体恤，一门心思往钱眼里钻，不管底层民众生存状态多么艰难，都要以收费这个门槛来设置障碍；迈不过这道“钱”槛而自行摆摊的，对不起，城管伺候！

如何伺候？周一清晨近距离目睹的一幕，其实太过寻常。比起群殴记者、踢破农妇脾脏、砸赈灾募捐摊点、高喊“我就是土匪”、打死批评他们的老人，还有为地盘之争街道城管当街扒掉市城管的裤子等惊心动魄场面，我看到的不过是每日定时上演的常规节目；那暴力性动作和恃权而强的嘴脸，也是常态。只要上菜市，都有机会反复目睹。据我观察，入了这行当，成了有执照的行暴者中一员，这种针对底层的常规行为方式会改变其中许多人的心性，连女性也没了天性的和平与富于同情的心灵，变得暴戾、冷酷，却习而不察。那扔农妇菜的女人和我去年在这菜市经常看见的另一位对小贩凶巴巴的女人都这样。扔农妇菜的女人特别有意思，冲我喊了一句：“你去告我们嘛！”这般有恃无恐，自然是因为有权力撑腰。

城管的暴力倾向、恃权嘴脸和小贩的狼狈、可怜，其实从一个侧面把政权和民众关系的颠倒没遮没拦、赤裸裸地演示了出来。

如果权力民授，如果用权受到严格监管，如果有新闻自由，没有哪个权力部门敢创造出专门拿生活困窘的底层当撒野、逞凶对象的机构；用不着信誓旦旦说什么“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民众反应和问责制度就会把政府用权方向规导到提供公共服务上，至少，可以使掌权者在自己位置上行为规矩。

2006-8-12星期六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