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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看这部电影感触不深，直到读了福科的《疯癫与文明》，回过头来，有恍然大悟的心情。
　　
　　就像前面所说，土匪就是不承认农民-地主产权关系的人，那么精神病人也有一半就是不承认现有的文明制度以及禁忌的人。换句话说，精神病人也是一种土匪，一种精神领域内的土匪。
　　
　　就像片中的尼科尔森饰演的主角麦克默菲。一开始是一个土匪，最后在疯人院终于成为了白痴。
　　
　　但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我从来只对细节感兴趣。
　　　　
　　在一次例行的心理治疗的讨论会上，麦克默菲举手发言，对护士长说：“今天是世界棒球锦标赛揭幕，我想建议把现在的讨论改到晚上，这样我们大家可以看比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长拉齐德小姐严肃的说：“你要求改变的是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然后他们就表决了。
　　
　　就是这个细节让我不胜低徊。前面提到的电影《闻香识女人》，尽管是对于教育体制的批评，但人家被批评的体制比起我们不敢批评的来，已经好上许多。一个校长要处分学生，还要以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向他行贿，这已是我们不敢于设想的了。对于做恶作剧整蛊校长的学生进行处分，居然还要召开全校师生和家长参加的听证会，按一个准司法的程序来决定。
　　
　　我们可有一个学校，对于学生的处分（即使是成年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有一套公开的允许辩护和质证的的处罚程序？以及对一个精神病人的动议还要民主表决的？在我们看来，也是“听说过没见过二万五千里，有的说没得做怎知不容易”。
　　
　　尤其学生和精神病人，都是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所谓民主就是简单的总统选举吗？从这样两个不经意的细节来看，真正的差距，似乎还与政治无关，而在我们的周围。一百多年了，只希望这个差距不会是二万五千里。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自由撰稿人刘晓波的新著《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最近问世；该书对“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人加以抨击，提醒人们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博讯新闻网14号一篇介绍《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一书的短文援引了刘晓波在该书题记中的一段话；刘晓波说：“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恰恰相反，在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该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独裁爱国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越来越具有危险的进攻性”。

旅美科学家方励之表示，爱国主义是一个有复杂内涵的词汇，大多数中国人的爱国实际上是爱家园、爱乡土。他感到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确存在，但是他说，所谓“在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的说法是“一概而论”，“是不对的”：“我的周围当然有爱国主义者，也有非常反对爱国主义的人。就在大学里头。非常反对美国现在提倡爱国主义。前几年底特律美国工人砸日本汽车，这是什么行为？“

记者: “方教授，你怎么看待十三亿中国人民当中多数人的爱国主义？” 方励之：“我觉得多数人的爱国主义是爱乡土，爱自己的家园。爱国主义的‘国’字当然又是政权。”

记者：“方教授，您如何看待刘晓波这句话‘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方励志：“这样一概而论是不对的。底特律工人砸汽车，也是从他的利益出发，也不能说他是疯子。极端民族主义现在是有，但很难说是不是占社会的主导。”

政论家、作家何频表示，“爱国主义”本身是一个“很高尚的字眼”；他对大多数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予以肯定：“热爱一个国家就像维护一个家庭一样的，是一个国民的基本义务，基本的素养，基本的认知。如果做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他不热爱这个国家的话，他不足以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国民。”

记者：“对于十三亿中国人民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的爱国主义，您是不是给于充分肯定？”

何频：“当然是这样的。我前面讲得非常清楚。一个国之所以成立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热爱这个国家。中国是多灾多难的。中国还存在非常多的问题。但不会因此影响我热爱这个国家。制度可能是短暂的。政府可能是短暂的。政客可能是短暂的。但是国家和国民是长远的。”

这位政论家说，刘晓波也许是想让人们警惕政客们对于爱国主义的利用，用意还是好的。何频说，一些政客假借爱国主义的名义，以排斥人权和民主等文明规范；需要批判的是政客们对爱国主义的利用，而不是爱国主义本身：“但是刘晓波先生所批评的爱国主义是不是还含另一层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些国家，有一些政客利用了爱国主义来拒绝基本上的文明规范。比如说，不尊重人权，或者以国情做为借口，拒绝进行民主制度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主义被狭隘地利用了。”

在何频看来，在当代部分中国人中间所弥漫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自卑、焦虑和自信的矛盾体，是对于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临时填补，如果任其走向极端，势必在国际国内引起反弹。

从博讯的短文来看，刘晓波的新著所批判的内容包括：“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大陆民族主义，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反台独的民族主义，强权与收买下的香港爱国主义”等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最近在中国颇有影响的引进版畅销书、美籍阿富汗裔作家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日前在英国被投票选为本年度“阅读小组奖”获奖作品。这是胡塞尼的第一本小说。阅读小组奖是一项由企鹅出版社和奥兰治奖联合设置的、通过分布在民间的许多喜爱阅读的小团体以及大众投票评出获奖者的奖项，旨在鼓励全民读书。进入决选名单的60本书的最终排名也同时揭晓。

　　卡雷尔·胡塞尼说，他本人为名列榜首而感到“惊恐”，他说《追风筝的人》也许并非最佳，但是令读书团体的人产生了最大的共鸣。“读书团体是对书和阅读的一种表彰”，他说，“因此，获得一个由一直生活在书的海洋里、有无数选择的民众评选出来的奖，对我而言有很多意义。”

　　奥德雷·尼芬内格的《时间旅者之妻》获得了亚军，莱昂诺尔·施莱弗的《我们得谈谈凯文和安德里亚·莱维的小岛》排名第三。

　　这份榜单中还有经典的畅销名著，例如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获得了第五名，而去年让人眼睛一亮的小说、玛丽娜·卢伊克卡的处女作《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排名第六。

　　阅读小组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之一，珍妮·哈特利教授对此结果感到欣慰。她说，虽然一些被推选出来的书赢得了奥兰治小说奖或进入了该奖的决选名单，但看到最后是一本三年前出版的、没有拿过一个文学奖的小说处女作得到第一名，还是令人感到很有意思。这说明优良的阅读小组传统仍然和以前一样强大。

“武侠在仁道，天地有公心”。

这是近期由大陆的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新武侠系列典藏书系”的序列，将一些颇有人气的新武侠小说写手的作品汇集成册，以每人作品对应每个字，计划将推出十人，现已出《小椴作品》《步非烟作品》《小非作品》《杨叛作品》四本。

大陆“新武侠”这一概念是由一本杂志《今古传奇·武侠版》首倡的、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以中国大陆作家的创作为核心的所有新武侠写作的总称。旨在提倡“新江湖、新侠情、新体验、大武侠”。

因为大陆新武侠的发展，许多作者投身武侠创作，且大多是从网络写手开始而受到追捧。这批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中，很大一部分拥有高学历，既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也有英美名校的“海归”派。诸如今年三十三岁的杨叛长期旅居加拿大，年仅二十五岁的步非烟仍在北大攻读硕士。

金庸等人武侠小说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始终强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始终强调传统的“做人”标准。而这一批在新时期成起来的作家，人性追求和个性释放直接影响了他们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形成，不顾忌什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也不顾忌什么雅文化提升和俗文化普及，只是将自己的观念表现出来，将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人生“活法”展现出来。

武侠评论专家、西南师范大学教授韩云波如是总结了大陆新武侠的四种路数：其一是回归古典，尝试追求一种甚至比梁羽生更灵动、比金庸更韵雅的武侠风格；其二是靠近玄幻，一些武侠作家试图创造中国的玄幻，同时重点在其中张扬了人性的因素；其三是电玩动漫；其四是灵智写作，如步非烟在书中构建庞大复杂的迷局。

事实上，在阅读这些作者的作品时，几乎总能看到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影子。如何摆脱既有武侠小说的模式，建立独特的武侠小说审美形态，则是横亘在他们面前所必须解决的。

反观金庸作品“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诗句每字代表一部作品)，新人们的“武侠在仁道，天地有公心”似乎就显得单薄许多。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群像，而没有哪位能有抗鼎之作，能完全祭起“新武侠”这面大旗。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汤哲声直指，“大陆新武侠”的“新”，可以是人性写作，可以是女性写作，可以是动漫写作，也可以是网络写作。但不管怎样设定，自我和厚重都是需要的，因为只有有了自我才能称得上超越，只有有了厚重才会出现大师。“大陆的青年作家要想超越金庸等人，就应该在保持金庸等人演绎中国传统文化水平的同时，更多角度、更多层次地演绎各类文化。”

　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京特·格拉斯日前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时，首次向公众披露了自己在二战中一段鲜为人知并令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格拉斯表示，自己曾经是德国纳粹党卫军的一员，作为预备役负责保卫希特勒的安全。他还坦承，当时由于年轻幼稚，在战争期间没有丝毫的负罪感，而在此之后，那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所背负的耻辱，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战争经历成个人污点
　　京特.格拉斯8月12日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说，自己15岁的时候曾想进入德意志第三帝国海军潜艇部队，但因为年龄小而遭到拒绝；第二年他成为纳粹党卫军冲锋队的一员，作为预备役负责保卫希特勒的安全。一年后他负伤住进了野战医院，之后的一年又成为美军战俘营中的一名战俘。1946年，当他从美军的战俘营获释时，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了。而自己当时之所以想参军完全是为了逃离那个让他倍受压抑的家，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想法真是很“疯狂”。

　　格拉斯在采访中否认自愿加入党卫军，并在后来对自己的行为有了“罪恶感和羞耻感”。格拉斯说：“这种情况发生在许多与我一样年龄的人身上。我们被限制在工役制下，1年后，我们发现了桌上的召集通知，便迫不及待地应征入伍。当我来到德雷斯顿后，我才知道，自己应征入伍的，竟然是纳粹党卫军。”当年幼稚的他“愚蠢地相信德国不会做出这些事情，并认为这些都是敌对方的恶意宣传而已”，一直到纽伦堡审判纳粹领导人时他才清醒。他坦承当时由于年轻幼稚，在战争期间没有丝毫的负罪感，而在此之后，那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所背负的耻辱，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总结人生将出回忆录

　　格拉斯1928年出生于在但泽市(即现在波兰的格但斯克)，1959年因描写二战期间人们生存状态的小说《铁皮鼓》而闻名世界。1999年，他凭借此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对格拉斯的评语是：“因其戏谑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中被遗忘的一面。”格拉斯是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奠基人、曾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的好朋友，并与挪威和瑞典的反纳粹势力有紧密的联系，多年来一直是和平爱好者。

　　在将近半个世纪后，这位目前78岁高龄的文学巨匠即将于今年9月出版自传体回忆录《剥洋葱》。他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都写进了新书：“我想再次弄清楚当年所发生的一切。我这么多年的沉默也是为了有一天能将它写下来，我必须坦诚。”在谈及这两部相差近半个世纪的作品时，格拉斯表示，他希望通过另外一个视角去追溯二战时德国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说，直到现在，仍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当年可怜的德意志民族是被希特勒这一小撮“黑色势力”劫持，从而落入了战争的无底洞。他在这本新书中将以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其实并不能如此简单地概括。他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年轻人在当时如此激进好战，很大一部分源于自身主观的原因。当然，在纳粹的鼓动下很容易忽视战争的可怕性和危险性。

　　不过，格拉斯的坦诚并没有赢来喝彩，77岁的德国作家沃尔特.肯波夫斯基认为他的坦诚来得“有点晚”。格拉斯的传记作者迈克尔.于尔格斯则对此表示失望，遗憾“道德权威的结束”。据悉，《剥洋葱》预计9月份面世。

　一个你平时很少光顾的空间，忽然在一定时间之内变得除了走来走去的人，就是书。这大概便是书展了。上海书展每一年都在变化着，调整着，不过书展再如何，亦只是一个契机，真正的阅读，永远需要由你自己去安置生命中最轻灵的那件家具——你的书架上和你的心底永远缺少一本书。
　　
　　
　　梁晓声
　　
　　四日一见面，第一感觉是梁晓声比照片上老了。
　　他慢条斯理，有板有眼，似乎很有表达的欲望，我欣赏他的那种憨和那种笑意相交融的瞬间。
　　他说自己的小说加起来有上千万字了，但没有一个人物是坏到极点的，除了不忍于此，他还很认同林华的一句话，把一个人写坏是很需要想象力的。
　　出乎意料的是，他主动谈到自己的情感，“一旦真爱到来，我就想不当作家，不当北影的编剧，不当大学的教授了，但当我真要这么做时，女孩子也会给吓倒的。”（后来据说签收时他还说，“我一直想写一部有趣的小说，把它限定在一个假想的国度里，人们过的不只是过
　　情人节，还有离婚节，要他们都记得自己每一个深爱过的人。”）
　　闻听有人认为这位曾以《今夜有暴风雪》等闻名的作家过气了之时，他一点儿不急，道，“每一个作家都会老，都会被边缘化。”
　　最新长篇《欲说》写了一个发生在24小时内的惊心动魄的反腐故事，出版方给出了一种阅读的视角：是欲望的诉说，还是理想主义的欲说还休？评论家王干的说法则为：说欲!
　　梁晓声自己感慨道，中国从1949年以来的政治特征一下子就跳到了娱乐之中，一切在解构之后，只剩下娱乐和一地鸡毛。许多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还说：“80后的孩子也会欲说还休的，有些话不能直接说出来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周国平
　　
　　这几天两次遇见周国平，一次是签售《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一次是贝塔斯曼蓝色沙发访谈。访谈现场，他上身着一件T恤，下穿个大裤衩子，脚踏凉鞋，然后回答人们关于哲学的问题。
　　摘录一些谈话内容大家一起听听，就说那个极流行的问题吧，假如有一天你漂流到一个荒岛上，只能带一本书，会带哪一本？他先是说会带张盘去，拷了喜欢的东西在里面。问的人认真，说就只能带一本书！于是他举了当年赴南极的例子，仅带了一本《圣经》。
　　“以前我多次想把它读完，都没有读完，但是我知道它是好书。到了南极没有别的书可以读，我把这本书带去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好好地读。”
　　有人说哲学太难了，应该从什么地方读起？这时，他说：“就从我的书读起吧。我不是一个狂妄的人……以前很多哲学的教科书是教人怎么讨厌哲学……如果真正要学哲学，我自己的体验就是你去读那些大师的作品。所谓的大师就是哲学史上的大家们，但是那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很难读懂，那怎么办呢？就是读一个喜欢读大师的人写的作品，像我，我就是喜欢读大师的作品，我多少传达了一点。”
　　当然亦会有人认为他把哲学知识从高深的学术殿堂带到了菜市场，他听了觉得有一点讽刺的味道，“可以说是带到了市场，为什么一定是菜市场呢，为什么这么小呢？也许它是一个比较高档的商品，不一定等于菜市场。”
　　
　　石钟山
　　
　　七日，“秘密”地见到了石钟山。
　　到底有着军人的经历，样子不一般，我问他会点儿武吧，他说对付两个男的没问题，三个就够呛了。
　　新作《特务037》是个小长篇，只写了十二三天。即便写二十多万字的长篇，也就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周六和周日要休息。至于为什么写了石光荣那样的汉子，此番转写特务，他说小时候，有一个邻居就是特务，后来被抓了起来，而平时他还经常买糖葫芦给大家吃呢，很像个好人。所以他心中是有这么个结的。
　　这人说话不动声色，但是懂得制造戏剧性。号称每部作品都是一稿拉倒，一字不改，留些错别字给编辑、校对——至少当红之时，他能按这个逻辑行走江湖。
　　有意要让影视导演看上自己的作品，人家倒不会看上，是小说就得写得有文学性，他的战略亦明确得很，“好作家要走在影视的前头。”
　　他还表示与制片方谈判比写小说难，跟谈恋爱一样。真的问及对哪些改编的作品不满意，他则陷在沙发里狡猾地应道：“你们不满意的就是我所不满意的。”
　　谈到海岩，他认为这是个类型化的作家，写言情写不过琼瑶，如今五十出头了，揣摩年轻人的心态也会有隔膜；至于邹静之，原本是写诗的，所以其文学品位不一般。
　　他不忘抱怨编剧队伍良莠不齐，枪手特别多。
　　还提到中国的电影对电视剧不构成什么威胁。
　　听上去似乎一片大好，又颇为不妙。
　　
　　张汝伦;江晓原;许纪霖
　　
　　七日，三位均有着“雪夜读禁书”经历的教授开讲青春与阅读。
　　如果没听错的话，在那段无书可读的岁月，张汝伦教授曾将厚厚的《唐璜》全抄下来。江晓原教授的例子是凌晨两点看一本书，六点又被别人拿走。他继而说要趁着年轻精力充沛记忆力好的时候多读经典，经典可能乏味，时尚读物则会迎合你，但是你要抵制，抵制得越成功，你将来就可能越成功。
　　许纪霖教授则自曝十四五岁时读了一本禁书，是关于性生活知识的，次日见了女同学，他就脸红，感觉仿佛知道了一切女孩子的秘密。
　　对于“看不懂怎么办”这一问题，张汝伦干脆地说：“看不懂就继续看！千万不要总是看自己能看得懂的书，就是要看看不懂的东西，人类的文明就是少数人提出让人类看不懂的东西，从而前进的”——这话越发像他的身份了，哲学教授。
　　不知不觉间，易中天成为了话题。江晓原认为易中天的书可能不会引导人们去看《三国志》《三国演义》，倒可能减少看这两本书的人数。他觉得易中天主要是开发了史学的娱乐功能。当然大家买易中天的书也是自愿自发的，尽管有着媒体的煽动。“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抵抗诱惑，任何一种书都是一种诱惑，不是被这个诱惑就是被那个诱惑，你被什么书诱惑，你最终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可以选择的，从读书开始选择，”说罢，许纪霖又笑言，“中文系的易中天抢了我们历史系的饭碗，他也没什么新花样，只发挥了老祖宗司马迁十分之一的精神，就大红大紫了。”他对易中天表示敬意，也表示遗憾，认为此君早期的作品好，而《品三国》适合在电视上看，作为书其文字则是粗糙的。张汝伦推荐了林汉达关于三国的通俗历史作品，许纪霖也认为林汉达的确写得好。
　　当然会说到当下的青春写作，江晓原欣赏韩寒的某些叛逆言论，但觉得其文笔一般。
　　提及郭敬明，许纪霖说抄一本书是抄袭，抄十本是参考，抄一百本就是一种创造了，抄得越多越好，最可悲的是从不抄书的人和只抄一本书的人！
　　“中国文学留给你们的空间大得很！”
　　——张汝伦这最后一语以悲观的方式表达了一个乐观的结果，抑或正相反。
　　
　　周海婴;孔东梅;傅益瑶
　　
　　
阴差阳错，我没有赶上周海婴先生的讲座。后来听同行议论了一下做名人之后的不易，尤其是做鲁迅的后人！在此我想说，希望周海婴先生放宽心，譬如鲁迅的书不必每本都读过，关于鲁迅的事亦不必件件明晰，鲁迅首先是您的父亲，然后才是大文学家，无论是哪个身份，鲁迅在心间就够了，不必太累，太满。
　　至于鲁迅曾孙女周璟馨亮相台湾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周海婴先生表示：“哪怕她想要进娱乐圈，只要是正当的，我们家里也不会反对。”这话说得真好，哪有比个性自由更重要的呢？换个角度而言，也不是随便一个人拿了“金不换”便能写下“一个都不宽恕”的文字的。
　　孔东梅：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外孙女，老人家孙辈中唯一的女性，这两点是媒体必提的，我亦录于此。她此番来签售《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一书，书里多的是兵气，而访谈时似乎不止一次说到老人家的爱情往事。不仅做名人之后不易，做这个时代的记者亦不易。
　　虽说傅抱石是了不起的国画家，但恕我孤陋，直至近日才得知其女名叫傅益瑶。八月十日，新书《我的父亲傅抱石》《我的东瀛岁月》《窑火丹青》《佛教东渐图》首发式上，日本友人说在日本不认识这位画家的人基本没有，不知是不是人家的客气，但是观其水墨画，多为巨制，着实有乃父之英气与磅礴。
　　远远地看上去，这位旅日女画家得体地发言，之后，安静地倾听，鼓掌，微笑，一度曾自走到距我不远处，神貌确乎优雅。
　　因为傅抱石身份之非同一般，所以你可以在傅家的故事中看到一系列政界人物的大名，而翻阅有关她的文字，是这么一句话打动了我：“我拿起画笔已是爸爸过世以后的事情。”
　　当初她一心想当电影明星。人生着实是有赖于机缘的。
　　
　　王蒙
　　
　　进大学不久，我便曾得见前来演讲的王蒙。后来和他偶尔会变成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我觉得这不能算多么有趣，或许他亦会有同感——他这一生被追问得难道还少吗？
　　他有着孩子的顽皮，亦深谙中国的世俗精神，沧海桑田，一路走来，应该有理由写出更好的作品，但是弹指十几度春秋随风，此公已然七旬开外……
　　或许这个人的故事比其小说和散文还要有意味，至少有时我就会这么想。
　　王蒙是书展开幕式之时出场的，说了三句话，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能不能以一种如饥似渴的态度来读书”，“你饥渴到什么程度，书的好处就能发挥到什么程度”。
　　因了一些中国式的原因，他原定次日举行的讲座及签售改在当日，而且仅为一刻钟的签售。不过，王蒙的人气到底是不容怀疑的，签售队伍在瞬间排得很长，甫一到时，王蒙立马抽身而去，留下一些饥渴或是好奇的目光。
　　
　　
　　
　　2006 8 11

《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上、下卷)，［美］大卫·哈伯斯塔姆著，
尹向泽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8月版，68.00元。

　　
　　
　　美国媒体何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又是怎样形成的？大卫·哈伯斯塔姆的《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以独特的视角、优美的文笔，向中国读者展示了佩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卢斯(《时代》)、钱德勒(《芝加哥论坛报》)、赖斯顿(《纽约时报》)、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五大媒体家族的权力之道。显然，美国新闻媒体的巨大权力首先根源于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
　　
　　毫无疑问，美国的新闻媒体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离任时曾经告诫新任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说:“我们国内有两家大的电视联播公司——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我们有两家民意测验公司——盖洛普和哈里斯，我们有两家大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它们个个都是规模极大的机构，所以它们认为它们拥有这个国家……你可不要产生跟它们斗的念头啊。”

　　显然，美国新闻媒体的巨大权力首先根源于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不过，作为1963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得者，一个杰出的记者，哈伯斯塔姆似乎对理论阐释没有多少兴趣，他更倾向于去描绘言论自由权的具体实现。作者认为，在这一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形成了政治人物与新闻机构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复杂的互动，始自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历届总统中最杰出的报纸撰稿人”。上世纪30年代的政治、经济大危机的严重威胁，使政府权力大量集中于总统之手。罗斯福常常喜欢将消息直接向新闻界透露，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和新闻界打交道上，成为“不需要国会和政党”的总统。同时，如果新闻记者略有冒犯或者错误地解释了某项规定，他就会迅速做出反应，大加斥责，毫不留情。自此之后的数十年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等总统均效法罗斯福操纵新闻界的本事。而新闻界巨头则会假言论自由之手以舆论监督之名进行反操纵。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广播、电视就逐渐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选举的钥匙，而善于控制媒体气氛的政界首脑则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界人物的沉浮。新闻成就了政治，政治产生了权力，随后新闻本身就转化为一种权力，担负起国家发展过程设计师的角色。在重大问题上，记者再也不是应声虫，而是直接的决策人。

　　报纸几乎和面包一样是美国人生活的必需品。美国的建国之父杰弗逊曾表示，宁愿生活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报纸的社会里。通过新闻媒体来传播公共理念，是许多媒体家族的追求。在书中，哈伯斯塔姆浓墨重彩地叙述了五大媒体家族的创办者及其主要领导成员的家世背景、政治理念与其所主掌媒体之新闻理念。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自由独立的公共理念、宗教宽容，显然与精明强干的犹太创始人比尔·佩利敢于面对来自政府、政客和商业势力的挑战密切相关。而《时代》杂志明确的政党倾向、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与创始人亨利·卢斯的加尔派清教徒背景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新闻传教士”，卢斯不会甘心仅仅只做《时代》的所有人，他更乐于充当主编，蔑视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之辈，比同时代的媒体风云人物更关注政治的严肃性，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共和党观，认为让读者坚定对资本主义的信心是其责无旁贷之事。《华盛顿邮报》的所有人尤金·迈耶信奉自由主义，为了使《华盛顿邮报》贯彻传播其政治理念，他连续22年为这张亏损的报纸投入巨资，而正是这张报纸在麦卡锡主义最盛行的时代里敢于提出自己的批评，也正是这张报纸率先曝光“水门事件”，尼克松也因此不得不辞职下台。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是美国新闻媒体崛起的时代，更是某些资本主义最凶猛强悍的鲨鱼弄潮戏水的时代。灵活的商业策略显然对保全、增强媒体的权力是必然的。如书中所指出的，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展早期，占据行业龙头地位的是全国广播公司。后者当时正贪婪地向无节目制作能力的小电台索取节目费用。而佩利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向小电台馈赠节目的手段扩大听众范围，受众数量的扩大使各类广告滚滚而来。广告商显然是商业压力之另一种。为此，精明的佩利为公司准备了一个热心公众事务、精于新闻广播纪律的克劳伯以对抗商业压力。

　　物极必反。当媒体随着自身权力的增长，夺去了政党激励候选人的手段和控制全国代表大会的能力，开始左右总统大选等重大政治事务的时候，也导致了某些权力的滥用。特别是电视的兴起在上世纪60年代末形成了所谓“制片人主义”，政府或某议员的办公室可以不给记者打电话，直接向制片人概略地勾画出某个新闻事件，解释某部片子的可行性，报道的任务分派单由制片人签名分发给记者。这完全颠倒了传统的新闻制作流程(传统的流程是记者赶赴采访现场，发现值得报道的东西，然后告诉本部)，使制作技术成为决定因素。因此，凡是参加总统竞选的人都要找最好的电视顾问来设计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电视顾问掌握了总统大位的钥匙。但是，当候选人以种种“人为形象”微笑面对人们的时候，那个更为真实的候选人显然就被隐藏了。如尼克松在电视顾问的设计帮助下得以当选为第37届总统，但其实尼克松是极度不信任新闻界与记者的。因此，当选之后，他不断与新闻界尤其是东部新闻界为敌，直至因“水门事件”遭曝光而下台。凡此种种，使人们不得不反思新闻自由的负面效应。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兴起，媒体应该怎样发展其力量，履行其舆论监督之职责，成为当代中国新闻界与知识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然而，当代中国过往的相关研究、译介虽然间或不乏上乘之作，如“走进××大报”之类曾让人们对西方大报的现状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但它基本上只是概况性介绍，缺乏深度，而诸如“××国新闻简史”、“世界新闻简史”之类则是等而下之，流于表面化。太阳底下往往没有新鲜的事情。继往才能开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与权势:谁掌管美国》，这样一本关于美国新闻媒体权力“道术”的宝典，必将对当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媒体富于启发意义。
　　

   “制度性羞辱”，是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该书大力提倡建立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人”。可是我们现在时时能感受到了“制度性羞辱”的存在。见案例：

　　一、制度造成的假离婚羞辱
　　去年下半年，华北油田职工突击离婚一事，成为媒体争相关注的焦点。原来华北油田出台了下岗职工重新上岗的新政策，其中规定：“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上岗；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此举导致不少夫妻为了增加上岗机会，突击离婚，有时一天就有20对夫妻无奈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今年第一季度，重庆江北区南桥寺也有约30对夫妻办了离婚手续，其中最小者50岁，最大者近80岁；但按他们的说法，是“离婚不离床，离床不离房”。
　　造成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何在？按照当地政府规定，如果家庭人均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就不能享受195元每月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假如夫妻双方只有一人每月领400元的退休金，那么人均月收入是200元，就不能领取195元；但如果他们离婚了，那没有享受退休金的一方就可以每月拿到那195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有人把这些假离婚者称之为“低保边缘人”。
　　重庆江北区南桥寺的离婚者，因年龄普遍较大而一般不太会过多影响夫妻感情，而华北油田的离婚者们，就很难避免弄假成真、假戏真唱了，到时候那些婚姻中的弱者便也只能欲哭无泪。
　　假离婚，折射出那些下岗职工、低保户们生活的现状；而法律上的离婚事实，使得这些假离婚者的婚姻和家庭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最终会影响社会的安定。
　　如此多的人愿意付出精神严重受伤害的代价，是因为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尊严，屈辱地迎合给自身带来羞辱的制度。

　　二、同命不同价，城乡二元结构的耻辱

　　重庆江北区某中学的三名少女同乘一辆三轮车遭遇车祸丧生，两名有城市户口的学生家庭分别得到20余万元的赔偿，农村户口的少女只得到5万多元的赔偿。
　　原来，2003年12月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中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该《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是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的差距而导致死亡赔偿金的巨额差异！
　　安徽省高院针对“同命不同价”现象引起的舆论谴责，出台了《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指导意见》。年初，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依照《指导意见》对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进行调解，对来自农村的事故受害人按照城镇居民生活标准计算赔偿标准，首次实现农村人与城镇人“同命同价”、“农村户口的未成年人在城镇上学、生活的，人身损害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
　　这起由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衍生物”，经合肥市瑶海区法院对司法束缚的突破，实践了一次城乡“同命同价”，在人们感到欣慰的同时，决策者是否应该更需要对国家的这一司法解释反思呢？
　　有意思的是，安徽省高法《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指导意见》中还有个附加条件：农村居民能提供在城镇的合法暂住证明，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的，人身损害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
　　谢天谢地！该受害者完全满足了这一条件。否则，其结果将又是重庆那名受害者的翻版。

　　四、高考移民，让中国教育制度反思

　　中国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存在巨大差异，诱使考生想尽办法往低分地区移民。最具有戏剧性也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去年湖北籍考生李洋，他移民海南后，高考中成为海南省理科状元，并有望被清华大学录取，但随后又因为该生在海南就读未满两年，失去被内地大学录取的资格，最后却又被香港城市大学录取并获得44万港元的状元奖学金。
　　令人遗憾的是，高考移民折射出的不公平现象，教育主管部门想到的不是通过完善高考考核体系以规避这一事件的愈演愈烈，而是采用了粗暴的打压手段，和公安部门联手发文打击高考移民，规定“高考移民一经查实，取消考试或录取资格，已经入学的取消学籍”，这种回避自身责任的做法，是中国高考移民的悲剧，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政府一直在谈公平，又一直不断制造不公平的教育体制。
　　
    制度性羞辱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比如：
    交通违章者需要带着明显的标志去抓住另一名违章者才可以脱身；
    “十运会”上，世界柔道冠军孙福明为本省利益而假摔；
    广州火车站厕所安装摄像头令如厕者不安；
    上海某中学在全校播放头摄像头拍摄的男女中学生在教室接吻的镜头；
    中国人民大学在女生宿舍的楼道里也安置了这种隐蔽的机器，说是为了保护女生的安全；
    某高校甚至以防止女生宿舍失火为由，将普通家庭大门上使用的猫眼反装以监视女生在寝室里是否用

电炉，可女生的隐私权谁来保护？

　　来自缺乏人性化的“制度性羞辱”，是对社会最有破坏性的羞辱，百姓最无奈，最容易习惯接受。这样的羞辱如果长期存在，就会让更多的人习以为然，社会的整体羞耻感将会因此丧失，有的甚至还不惜以进一步的羞辱去换取更大的物质利益。因此使整个社会无赖化，流氓化。
　　因此，必须向“羞辱性制度”开战。

1976年，张庆洲17岁，一张瘦长的脸总流露着阴郁，他是个文学青年，法国作家萨勒日的《瘸腿魔鬼》前前后后读了好几遍，期待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魔鬼的能力，揭开城市的房顶，洞悉人世的秘密。在天津铁路局的唐山段，他因为在发表在《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上的小小说出名。之前，他还在著名的开滦煤矿工作过半年，他们一家是1974年从天津塘沽搬到这里的，住在路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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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傍晚，张庆洲前往天津，参加天津铁路局内的通讯写作的研讨会。在站台上，他碰到了刚刚从天津回来的大姐。火车开动时，风吹起了姐姐额前的短发，这真是个炎热的日子，如果不是火车开动，车站上一丝风也没有。天津比唐山繁华得多，在天津百货大楼，张庆洲陪着他年长的同事马庆奎为两个女儿买花布，单位里人人都知道这两个女儿的模样俊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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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的凌晨，张庆洲被一阵地震的惊呼声惊醒，他光着脚从招待所的四楼跑出去，加入楼下逃离的人群，四层高的楼房的中间已裂开了深深的一道裂缝。第二天的会议开不成了，张庆洲多少为这次行程而懊悔——就赶上了天津的地震。在天津的铁路局，他们被告知震中可能在塘沽，要去那里抢险。在前往塘沽的路上，他看到了越来越多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多的尸体和逃难的人。但是，在抵达了塘沽之后，他们又被告知，震中是唐山。铁路与公路交通业已中断，张庆洲他们只能靠双腿走回去。

“我突然发现一眼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了” ，张庆洲清晰地记得7月29日下午回到唐山时的第一印象，“所有熟悉的景象都消失了，甚至找不到原来的路。”原来宽阔的马路变得狭窄了，是一排排盖着白布的尸体，而原来的小路，则干脆被瓦砾、尸体所吞没。濛濛细雨洒在地面上，将血水冲得到处都是。回到路北区的家里，张庆洲看到妈妈坐在楼房的废墟上发愣，妈妈后来对他说，地震发生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小儿子逃出去了。”前天还在火车站的挥手告别的大姐，二姐的5岁的女儿都遇难了。马庆奎买的花布也毫无用处，两个女儿都未能躲过灾难。

2006年7月18日的上午，在唐山市的裕兴路的一间装修简单、有点破旧的单元房里，张庆洲给我讲述了个人往事。30年过去了，当初17岁的少年，已历经沧桑，烟不离手。最初的文学梦想也实现了，他成为河北作家协会的会员，那场地震则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想知道那场灾难真的像灾难报道描绘的那样简单，一场巨大的灾难如何重塑了一个城市的心理，我们又从中学到了什么……比起1996年出版的小说《震城》，他在2006年1月出版的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更具有冲击力。

经过七年的不懈的调查，张庆洲吃惊的发现，那场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的唐山地震，在发生前早已被不同地震监测者的预报出来，从开滦马家沟矿的工程师马希融，唐山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寰，乐亭红卫中学的观测点，到国家地震局的科学家汪成民，关于唐山即将发生大地震的预测在7月28日之前，一直不断被确认着，直到地震发生前的9个小时，马希融还在向上级单位作出强震临震的预报……

所有的警告都在向上传递的过程中都被漠视了，而没有来自上级的批准，任何行动都又是被禁止的，以至于为了召开一次一拖再拖的震情讨论会，汪成民不得不在7月22日将一张大字报贴到了国家地震局局长办公室的门上……

这本书是一次至关重要却跚跚来迟的追问。地震的痕迹在这座城市已消失殆尽。7月18日下午，我在河北理工学院里游荡，那座1978年7月建成、还未投入使用就被摧毁的图书馆的混凝土残骸，躺在丛生的青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正是暑假时刻，落着小雨的校园空旷、安静，远处突然传来隐隐的歌声，似乎是《一条大河》的曲调，在学校大礼堂的走廊里，我看到了一群两腮上涂着红粉的年轻人，他们在为今晚的演出做准备，教育部门的领导将在这里评估这所学院的文艺活动的表现。

除去这座图书馆，我找不到昔日的景象。这座城市看起来的确是崭新的，比起大部分中型城市，它的道路更宽阔、平坦，道路两边的隔离护栏是崭新的，路灯柱是不锈钢的，灯光明亮，不过出租车司机会告诉你，一切还不是这样，他还提醒我看新华路两旁的楼房，它们的楼顶上的那个小尖顶的阁楼是新加上的，还刷成了粉红色，看上去像是欧洲小镇里的一角。不过，不临街的楼房仍旧是老样子，灰色的楼身，平平的楼顶。城市里已四处悬挂了“迎接抗震三十周年”的横幅，粉刷着“弘扬抗震精神 ， 更快更好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标语，天知道这三句口号之间，到底有什么逻辑关系。现在三十周年了，唐山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树立一座新唐山的形象，三十年里，他们又盖了多少楼房，GDP增加了多少。市中心的百货大楼被重新装修，它长方形盒子般的建筑形状，配以表面新型材料和方格子窗口，看起来像是一座欧洲三十年代包豪斯建筑突然间移植到了此地，但是如果你穿到大楼背面，你熟悉的粉红色磁砖就又出现了。百货大楼对面的广场上是唐山地震纪念碑，两座尖塔式的建筑矗立在那里，有一种冷漠的姿态感，刻在下面的碑文，看起来和那24万死者没有太多关系，它更像是一次对政府与解放军在灾难面前又一次强有力表现的颂扬。而一旁的地震纪念馆则关闭了，我绕着它走了一圈，紧缩的房门上连个说明的提示都没有，一位装修工人说，为了迎接三十年纪念，去年12月底就关闭了，重新装修。一位参观者发现，馆内五分之四的陈列是新唐山的物质成就，只有五分之一与当时的地震情况相关，而其中又被动物在震前的异常反应占据了，真实的遇难者反而缺席了。

“这里不是9·11后的纽约，也不是耶路萨冷”，在谈到唐山的纪念形式时，张庆洲说，他觉得自己的《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像是这股“纪念抗震三十年”庆典中的不和谐音。这本书的命运坎坎坷坷，2000年初稿写完后，没有出版社能够出版它，它必须通过国家地震局的审稿部门，到2004年时，张庆洲几乎放弃了出版的打算，将精力投入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审查机关对于虚构作品似乎没那么严格。接下来，有人告诉他，国家地震局更换了局长，他试着再次寄出书样，出乎他意料的是，新任局长宋瑞祥不仅表示支持，还作序推荐。书的命运多少像是他青龙县在那场地震中的命运，距离唐山不过115公里青龙县的47万人在那场劫难中无一人伤亡，仅仅是因为该县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即时地将地震预测带给了县委，而县委书记冉广歧宁愿丢掉官职，也要把震情预测传递给每一户。即使如此，这本书在首版印刷的2万册销售之后，它的出版社已被要求不再印刷。一位叫王晓清的年轻导演以这本书为脚本拍摄《唐山地震三十年祭》纪录片，还是未能播出。

7月18日的夜晚，我在唐山最受欢迎的夜生活场所亨利酒吧里，听那些脸上表情酷酷的歌手唱着欧美流行金曲，年轻一代已经成长，他们还会记得那
场灾难吗？每一个唐山人都有一个自己版本的地震故事，但这些故事越来越停留在他们的个人回忆里，一直到今天，它们仍未以某种集中、公开的形式汇集到一起，那该是多么令人动容的历史啊。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追问，迄今为止只有两本关于这场灾难的值得注意的著作，钱钢在1986年出版的精彩作品《唐山大地震》更多的是对灾情的描述，而至于它发生的更复杂的过程，一直到张庆洲的作品时才揭露出来。但是，关于这场发生在1976年的这个敏感时刻，被视作政治秩序改变的征兆的大地震中蕴涵的更多细节，我们仍一无所知。巨大灾难是考验一个政府与其人民的重要时刻，他们的迟钝、智慧、麻木、勇敢、同情心、英雄主义，种种复杂的反应都会在期间涌现出来。三十年过去了，所有这种细微的、值得珍视的情感，理应吸取的教训，都被压抑在建设一个“新唐山”的过度热情与速度之中了。

“不用担心，唐山人不会忘记这些。”张庆洲说，我们谈了一上午话，在楼下的小餐厅里吃了桂林米粉。唐山人有自己的纪念方式。每年7月27日的夜晚，唐山所有的路口都有人在烧冥纸，纸灰满天飞舞。地震后的尸体无法辨认，况且也不可能再辨认，它们被推土机推进了大坑中掩埋了，幸存者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埋在哪里，他们在所有十字路口都继续送自己的亲人一程。

     早在十八世纪，当中国在大多数西方人心中简直就是香格里拉的时候，法国进步思想家孔多塞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大专制帝国之在东方连绵不断的存在，长期以来已经玷污了全亚洲。自那以后，睁开眼睛看中国的西方人，无一不发现儒教照耀下的中国，原来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文明、反科学、反人类”社会，甚至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领袖——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把“东方极端专制社会”称为“人类社会最黑暗的社会制度”。

      但自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后，历经数代中国领导人“勒紧群众裤带、援助世界它国”的外交工作，现如今，据中国党用媒体上说，当代中国在世界上已树立起了“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形象”，一眼看上去，这简直比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还能让“最广大中国人民”引以为荣。

      想当初，我党告诫全国人民：“外交无小事”，因此“主人”对“仆人”的外交工作从来就无从知晓。但近年来，通过互联网这一渠道，我们才渐渐获悉，中国那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形象”，原来竟是领导人如此类构建起来的：不论国之大小，一砸数亿、数十亿、甚至200亿美元；只要它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领导人一开口，一口气签它几十个“出口100万台电视机”之类的赠予合同；甚至开个世博会也给它国散发1个亿美元的“来华费”……直让生活在“新三座大山”之下的良民一点五之流隐隐作痛：我党不是“与时俱进”了吗？为何还在实践慈禧同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治国方略？

      现如今，中国对黑非洲和第三世界的所谓“援助”，还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谴责和强烈批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西方国家也一直对第三世界给予无条件援助，但当他们开始审视这些外援的效果时，却痛苦地发现：外援对改善这些国家民众的处境并无一点益处。扎伊尔曾是接受西方和前苏联较多援助的国家之一，其结果就是让其总统蒙博托积聚了40多亿美元的财富，并过上了“烹食婴儿肉”的幸福生活。埃塞俄比亚的共产党政权，是比朝鲜出道更早的“国际乞丐”，世界很多国家对它的粮食援助“年复一年”，但其人民却始终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至今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社会主义就是贫穷”作着最坚定的注脚。

      因此，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外援”越来越与受援国的人权状况挂钩。即要求其执政者实行透明和民主的国内政策，扼制在主权原则的掩盖下违背人权的做法，打击其国内各级官员的腐败行为。

      但这种“干涉内政”的外援模式，从来为我党所不耻，也正是这个缘故，让中国成为当代各个专制与独裁政权所特别欢迎的“伙伴”。对此，德国政治学家德尼斯－梯尔认为，中国在非洲日益增大的影响“大多是负面的”。非洲分析家穆贝基也认为：“北京的这一政策破坏了西方为使援助与受援国的民主进步和国家预算透明更为紧密结合而做出的努力。”

      此外，那些年复一年接受中国“外援”的国家，是否真的像金正日访华时所声称的——“感谢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无私援助与慷慨奉献”呢？

      事实上，没有几个国家感谢中国人民的无私支持，恰好相反的是，他们或与在它国的比较中，或在与某一年偶尔的“减少”中“失落”，甚至因此而滋生出对中国人民的“敌意”——“花钱买气受”就是这个道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里，我党对越南的援助超过建国后“两个五年”全国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国人民获得的回报是发生了一场称为“自卫反击”的战争，据说在那场战争中最让我们战士愤怒的，是人家还在拿一袋袋“中国制造”的粮食做“工事”。而正是那个声称对中国党和人民充满感激之情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让我们长眠在黑山白水间的24万多烈士，如今连坟墓都已淹没在日复一日的荒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