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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部分网友提出中国中央电视台应更名为“中国国家电视台”的建议。对于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厚爱，中央电视台表示由衷感谢，并对此事件发表如下声明：

　　一、中央电视台对内代表党和人民，对外代表国家和民族，其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地位和作用毋庸质疑。

　二、中央电视台建台48年来，其名称在国内深入人心，为亿万电视观众所接受和认可。中央电视台(“CCTV”)已经成为国际知名品牌，连续两年入选世界品牌500强。因此，更改名称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容易引起新的概念混乱和认知模糊，并对已经形成的品牌认知度和品牌价值造成损害。

　　三、中央电视台始终坚持“与人民同行、与祖国同在、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的办台理念，始终坚持“民族特色、国家风范、世界影响”的传播风格，不断向国际化强势传媒的目标迈进，其时代气息和国际影响力已得到国内外观众广泛认可。一家电视台是否符合“时代潮流”、是否具有“国际化气息”，是由其办台思想和传播内容决定的，与电视台名称并无必然关联。

　　四、关于中央电视台简称“CCTV”与其他机构或系统重名的问题，在英文缩写中重名现象非常普遍。如中央电视台更名，其英文简称也将发生相应变化，将对国内外观众认知中央电视台与“CCTV”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中国中央电视台

　　2006年8月15日

 

驳斥中央电视台无耻的对网友的回应

请问中央电视台，我们知道按照中国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的，请问你中央电视台谁给你的权力代表人民。请问中央电视台，我国大陆境内除了执政党还有八个合作的跟屁股小党，对内当然是包括全中国的境内了，而台湾还有被大陆执政党承认并由执政党总书记亲自接待的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请问你中央电视台代表的是哪一个政党？ 一个党字如果我们顺理成章的认为代表大陆执政党,请问中央电视台，大陆执政党何时何地何人给你的授权代表执政党？这种授权经过公证机关公证了吗?请问授权给你的是法人机构吗？你中央电视台是企业法人还是事业法人? 从后面你中央电视台自吹自擂的进入500著名品牌来看，先不管地球上有几个人能够记住全球前20个著名商标，这著名品牌的拥有者都应该是企业法人商业机构。而你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商业机构，谁给你的权力对内代表党和人民，对外代表国家和民族，你们这样的说法也太不要脸了吧。 请问中央电视台，请你中央电视台用CCTV的英文搜索去搜索一下，看看结果是怎样？这世界上有几个人知道CCTV是什么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人们知道的是CCTV代表闭路电视系统。如果认为把所谓的CCTV改称China TV 会引起认识混乱和认知模糊，那不知道到底是谁更缺乏基本的认识和认知能力。 一家电视台是否符合“时代潮流”、是否具有“国际化气息”，与电视台名称并无必然关联。这话很对，CNN和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名字也不见得怎样，确大名鼎鼎，因为人家的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员从来都是在第一线报道，不象你中央电视台的驻外记者看着CNN等台的新闻向国内传递被你们排泄出来的二手新闻。正因为如此，你中央电视台永远不可能有什么时代潮流和国际化气息。也正因为如此，也象你们说的英文重复现象很多，但是人们记住的CCTV永远只是闭路电视系统，而不是什么中央电视台。

二○○六年七月八日到十八日，我因台湾民主基金会的邀请和安排，去中研院近代史所、中华欧亚基金会等学术和智库单位讲学，主题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年祭」。在此期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拨冗在我离开台北的前一天（十七日）接见了我和我太太，因而有了一次非常有趣而难忘的谈话。

马英九对文革的知识和见解令我吃惊
因为知道我是「文革研究专家」，马英九自然把话题从文革谈开。他首先谈到了我们的年龄：我一九四九年出生，他一九五○年出生，其实也都是「文革一代」。当然，当时的台湾和大陆，完全是不同的政治背景。文革开始，他在台北念中学。和大陆摧残中华文明传统的做法相反，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主张「对着干」，即更积极地倡导中华文明。为此，他非常积极地读了吴的《海瑞罢官》，邓拓、廖沫沙和吴的《三家村札记》，以及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看，他便认为文革一开始的「大批判」就是荒唐的，而后来更是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他谈到了他当时在台湾的报刊上看到的一则一九七一年「批林批孔」大会的报道，当时林彪当然已经是「野心家和卖国贼」，但是人们似乎不知道孔夫子是早已作古的几千年前的历史人物，会场上竟有人喊出了：「把孔老二的入党介绍人揪出来！」这样的口号。他问我是否真有此事，我告诉他：我虽然没有直接听说过此事，但在文革这样的荒唐岁月里，发生这类荒诞的「黑色幽默」，是非常可能的。

不仅是对文革的进程表现出细致观察过的熟悉，对当前的文革研究他也表现出了他不时的关注。当我送他一套我们编撰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二○○二年出版）时，他非常高兴地勉励说：「据说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有关文革的大型数据库，你们的工作将是功德无量的。」他举当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周策纵教授写《五四运动史》附了大量的目录索引，结果成为研究五四运动者的必读书为例，希望我们的数据库也能成为这样的权威著作。

对饱经苦难的、今天四十至六十岁的「文革一代」，马英九给予了热情的好评。他举杨曦光（杨小凯）为例，说明有时「磨难使人成才」的道理。他告诉我他很早就看过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觉得一个在专制制度下成长的十五、六岁的少年能有这样的见解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知道杨曦光后来入狱十年，改名为杨小凯赴美留学，最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马英九十分惋惜杨小凯的英年早逝，使华裔的经济学家失去了一次问鼎诺贝尔经济奖的机会。

向历史忏悔是中共化解民族仇恨的唯一途径
在我们谈到文革至少数百万的无辜的受难者时，马英九表示：向历史忏悔是中共化解民族仇恨的唯一途径。他说：「其实许多事情一个真诚的道歉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举他代表国民党在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为例，说明一个政党摆脱历史包袱、向历史忏悔的重要性。马英九指出，虽然「白色恐怖」时期他只是小孩子，但既然他现在身为主席，就必须承担国民党过去的责任。过去他四度参加这个名为「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秋季追思会」的活动，但这次是他首次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参加祭典，他要代表国民党，向五十年代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当时的台湾媒体评论道：「马英九背起国民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却不是孤立的、独特突发的事件，而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

在谈话中马英九指出：「如果中共真心要搞国共合作，那么他们首先必须要从向被他们迫害致死的成千上万的国军将士的道歉开始。」

在谈到我们最近在纽约举行的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受到中共有关部门的阻扰时，我告诉他，就文化大革命对当前中共领导层和中国社会来说，有着如下的「四变」和「四不变」的影响和遗产：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导意识形态变了，破产了，但是它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变；二、所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封闭的经济政策和体制变了，但是以文革「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全民下海」、「一切向钱看」的经济改革的狂热没有变。其结果是对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造成了不亚于文革的空前破坏；三、半人半神的、毛泽东式的中共主要领袖人物已经不复存在，目下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等只是务实但平庸的技术官僚。但是他们的统治方式和手法仍然沿袭毛泽东的文革或刘少奇—邓小平文革前「十七年」；四、「向世界输出革命」的战争型的外交政策变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的「韬光养晦」、「不出头」策略最终目的仍然是「出头」而称霸世界。由于他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党—国」三位一体的国体没有变，近年来法西斯化的趋势不能小视。

从某种意义上文革还没有结束
我还告诉他，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文革还没有结束。中共在胡锦涛以前的三代领导人都有打上他们个人印记的祸国殃民的「文革」：对毛泽东，当然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邓小平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血腥镇压；对江泽民来说，则是他一手导演的镇压法轮功事件，也可以说是一起「江记文革」。胡锦涛如何？我们希望不要有「胡记文革」。

马英九基本认同我的看法。对于法轮功事件他特别指出：中共领导人不懂得一个宗教发展的基本常识：「宗教常常在迫害中成长」——正因为如此，现在的法轮功才越战越勇。他告诉我，尽管他并不认同法轮功的教义，但他是台湾目前领导人中唯一出席法轮功大会的。他认为对于法轮功这样的宗教组织，只要不犯法，执政者就要「Leave them alone」（中文意思为：「不要去管他们」或「任其自然」）。他还告诉我，台湾有过类似的经验教训，六七十年代台湾有一个基督教的支派，一个姓李的领袖人物像太平天国中的洪秀全一样，说自己是「耶稣再世」。他集合了两百多个信徒在一座所谓的「圣山」上野营。其实他们也没有犯法，但当时的情治机构误以为他们是中共的「游击队基地」。结果采取了武力措施，造成了流血事件。后来才发觉他们根本和中共无关，但是恶果已经造成。

马英九认为：台湾走向民主的许多教训都可以给中共领导人提供正确的执政经验。说到这里，我插话说：「看来你应当去中南海去给中共领导人讲课介绍台湾经验」。马英九含蓄地微微一笑，表示：「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听我的……」

杨建利出狱后欢迎他来台北玩
在见马英九之前，我曾去拜会了国民党的一位已经退休的资深官员。他曾经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北美学人和台湾的交流以及海外民运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谈到现在国民党的要人们纷纷去大陆朝拜，忘却了民主和人权的理念，他十分惋惜地说道：「恐怕现在国民党的领袖中还只有马英九对此坚持不懈了」——在我们紧接着的拜会中，证实了他对马英九的评价是言如其实的。

下午五点半，当秘书小姐把我们引进十四楼的市政府贵宾室会见马英九时，我首先向他赠送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的杨建利博士的《非暴力抗争和宪政改革——论中国民主化之路》一书。杨建利在身陷囹圄前也曾多次来台湾，和马英九相识，同为哈佛校友，他们之间可能更有特殊的友情。自杨建利二○○二年在大陆被捕以来，马英九一直为之呼吁无罪释放。见书如人，马英九立刻关切地问我：「杨建利现在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建利现在狱中正补习中国古典文化，明年五月就能服完五年刑期——「把牢底坐穿了。」马英九表示：「我一直是坚信杨建利是无罪的，我一直是为他呼吁的。」他还表示：「时间过得真快。建利出狱后，请转告他：我欢迎他来台北玩！」

「对于反共我是绝不会感到歉疚」
在我访台之前，不少当年马英九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当陆委会副主委时相识的北美学人都纷纷托我带口信给他，希望他作为国民党的新主席和未来的台湾总统候选人，都能坚持民主和人权的理念，一如既往地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马英九听后表示：「民主和人权的理念是我毕生的坚持」。即便在谈到他向「白色恐怖」受难者真诚道歉时，他也坚定地补充说：「我是为当时不按法律程序办而造成的冤错假案而道歉，但我绝不是为我的反共理念而感到歉疚。对于反共我是绝不会感到歉疚的！」对于他当年相识的北美学人，他也一一托我代为问好。他特别提到芝加哥的杨逢时博士这十六年来一直坚持组织开纪念六四的音乐会，感叹地说：「这真是不容易！」他还记得杨逢时弹得一手好钢琴。

在我拜会马英九前，北美和台湾的不少朋友都认为他和国民党在处理最近大陆「泛蓝联盟」成员张起被拘留一案上失当。事情是这样的：中国泛蓝联盟只是一个网络虚拟的社区，也有数千人注册。但是这些大陆的年轻人都认同三民主义，尤其是认同马英九所领导下的国民党的新的民主改革运动。在大陆，他们也积极参与维权运动。其实中共员警拘留张起只不过是一种「阻吓」而已，并没有长期判他刑的企图。张已经在七月十三日被中共释放，事件本身已经落下帷幕，但影响深远。因为马和国民党没有及时做出反应，以至不少网友和亲绿营的批评家指责马英九「骗人坐牢」、「见死不救」等等。我向马英九提及此事，马英九表示他其实不知详情。他说：「我其实非常愿意为被捕者的获释做一些什么，但有时实在缺乏有关信息，便难以马上表态。」我向他表示：他作为一个国民党的主席和台北市市长，人们理解他党务政务极其繁忙。另外，他也不是民运分子，所以人们不会也不应当指望他亲自事事表态。但是国民党有关机构和他的幕僚们应当研究大陆和海外民运，对一些突发事件做出研究和及时地反应。我还向他指出：国民党曾是这个世界上为大陆的民主付出最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政党，如果现在中途而废，反而被民进党比了下去，岂不太可惜了？马英九立刻表示他愿意研究我的意见，并委托我收集和寄给他有关大陆「泛蓝联盟」的全部材料，他要做一些研究。回美以后，我已经寄去了所有的材料，很快接到了他秘书的「收到」的回音。

感受台湾民选领导人的平民风格
原定的接见只有三十分钟，但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谈了近一个小时。可能下面还有等待着的会见和工作，马英九的秘书小姐不时地向他使眼色，告诫他时间的超越。但是马英九谈兴甚浓，不愿意停止。最后马的保安人员也都在客厅里出现——显然他们要护送他外出了，马英九才停止了我们的谈话。

在短短五十多分钟的拜会中，除了对马英九广博学识，尤其是他对大陆文革的深切了解的惊讶外，恐怕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台湾民选领导人毫无官架子的平民风格。在和他的全部谈话中，你一点都感受不到他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国民党的主席和台北市的市长，仿佛只是一个你的平辈同行学人。例如，马英九一开始知道我学的是图书馆专业，他马上表示：他一直对图书馆员有极大的敬意。因为他在哈佛法学院完成博士论文时，得到了图书馆馆员在做书目索引上的很大的帮助，他一直铭记在心。再如，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他非但自己非常健谈，也极为专注地聆听，充分地表现出了对人的尊重。最后，对于我对他和国民党的当面批评，他也表现出「从谏如流」的大度，立刻表示他愿意研究我的意见，并委托我收集并寄给他有关大陆「泛蓝联盟」的全部材料供他做些研究。

然而，马英九又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在会谈中我诙谐地告诉他：他现在成了一个世界上不太「讨人喜欢」的人。因为他坚持「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中共不喜欢他；因为他反对台独，「台湾人」不喜欢他；因为他坚持日本的靖国神社里不应当有战犯的供像和钓鱼岛的主权，日本人不喜欢他；因为他阻碍台湾的对美军购，美国人也不喜欢他。马英九表示：说他阻碍台湾的对美军购是冤枉的，他已经在访美时和美国人说清楚了。其它的可能是事实，然而他坚定地说：「我想一个政治人物在世界上应当有他的自己的信念，他不应当是为讨人喜欢而活在世界上的！」

马英九，你说得好！

我们这些远隔重洋、身居异邦的海外学人殷切地期望你沿着你毕生坚持的民主和人权的大道走下去！

 首发动向8月号

一个文化思想网站被非法关闭，千万文化人奋起抗争维权——关于《世纪中国》网站被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强行非法关闭的争自由民主之维权热潮，正在汹涌澎湃，震憾全球。

一项关键史料的引用需更正
随着参与者的与日俱增，其中一项关键史料的引用近日得到精确更正：不少人以为《世纪中国》网站被强行非法关闭的时间是「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深夜」，从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七月十九日发出「红头文件」《关于责令关闭世纪中国网站的通知》，《世纪中国》抗旨自卫了六天。但确切事实是，《世纪中国》直到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十九时二十分才「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壮烈倒下（详见《世纪中国》网站：关于《世纪中国》及论坛被关闭的三点声明）——她英勇顽强地抗旨自卫了七天！

《世纪中国》在最后二十一小时，主编、斑竹和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三名会员网友共同坚守在《世纪学堂》论坛，互为师生，共揭专制者之虚伪画皮，曝独裁者之丑恶病史，箭箭中的，刀刀七寸！虽弹尽粮绝，仍坚拒「自行关闭」：士可杀而不可「自律」！《世纪中国》最后的二十一小时，可谓「惊天地，泣鬼神」，青史永叹。

《世纪中国》的「最后一课」
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二十一点五十二分，《世纪中国》「最后一课」悲壮开始——《世纪中国》主编从幕后走出，以「CC编辑（超级版主）」网名在《世纪学堂》置顶贴出《致〈世纪中国〉读者与论坛网友临别赠言》——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网站关闭的确切时间——因为没有人愿意执行「自行关闭」。是的，没有人愿意将一次「枪毙」事件装扮的像一场「自杀」那样「体面」。现在，我们等待下达指令的人来亲自执行枪决！

这可能发生在下一分钟，也可能是明天上午……。总之不会太久了。

……

这悲愤的「临别赠言」让许多《世纪中国》网友一下子想起阿尔封斯‧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中——一八七○年九月，占领法国的普鲁士军队下令法国沦陷地各学校禁止教法语，立即改学德文；法国阿尔萨斯一所小学有位倔强的教师韩麦尔先生，他不惧寒光闪闪的刺刀，坚持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法文课。

《世纪中国》主编的「临别赠言」，多么像韩麦尔先生坚持用法语讲《最后一课》！

本来，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世纪中国》已沉痛宣布「重要通知」：「接管理部门的通知，从即日起将关闭世纪中国网站和系列论坛。」依许多被关网站的惯例，《世纪中国》不能再说什么异议，只会「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关网自杀了事。但这一「主编临别赠言」分明在否定《世纪中国》已宣布的「重要通知」，表示了「本站拒绝自行关闭」的「奴隶的反抗」。素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惯例的「新中国」，这可是空前的造反——如果说此前出现的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开创了「新中国」媒体对非法管制的事后鸣冤先例，《世纪中国》「最后一课」则是更上一层楼，将「事后鸣冤」推向了实时抵抗，标志「新中国」媒体在更勇敢地彻底告别「驯服工具」和「喉舌时代」——这是逼「新中国」开放「报禁」的「林中响箭」！

「最后一课」引发公开宣战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了三二八八三名会员网友同仇敌忾共争自由坚守「最后一课」的激励，《世纪中国》更加勇往直前，四天后正式公开向专制者发布宣战檄文——二○○六年七月三十日，《世纪中国》网站向海内外媒体发表《关于〈世纪中国〉及论坛被关闭的三点声明》：

「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七点二十分左右，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强行关闭《世纪中国》网站。」但「关闭《世纪中国》网站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姑且不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所保障的中国公民权利相符合，就是按此规定，『通知』以『违法开设新闻信息服务栏目』为由，以如此暧昧、简单、粗暴的方式和程序，立即强行关闭《世纪中国》这样一个学术文化网站也是没有道理的。本站认为：这种缺乏约束，不容质疑、无从申辩，就对一个学术文化网站宣判死刑，强行关闭的做法，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制精神背道而驰的。」

会员网友的讨伐檄文
从七月二十五日的二十一点五十二分，到七月二十六日晚七点二十分左右的二十一小时中，《世纪中国》的「最后一课」共有近八百贴，在线高峰达三二八八三名网友，他们是《世纪中国》公开向专制者发布宣战檄文的先锋队。其讨伐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哀悼《世纪中国》，二是痛斥专制者和独裁制度，三是引经援典据理力争，四是探讨再辟蹊径东山再起，五是对「行刑者」的警告。试看几帖，管中窥豹——

秋雨梧桐：窗外是浓黑的夜——我将静静地守候着，看学堂乍然闭上双眼。我的博客被关了，我心爱的学堂也被关了。于是，社会和谐了，越来越盛世了，党越来越伟大光荣正确了。（2006-7-25 23:46）

凤凰青木：再悼《世纪中国》——活在民心便永存！都言如今是新政，咋见网络屡失魂；……三个代表为民生？咋惧世纪聚网民？中国本就少建言，如今更伤万众心！宪政从来讲道法，禁令如今真莫名；谁逆世界大道走，时来自有清帐兵。（2006-7-25 23:56）

satunus：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节选——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仍飘扬在空中／好象雷雨迎着狂风；／你的号角虽断，余音渐渐低沉，／依然是暴风雨后最嘹亮的声音。／你的花朵雕失，树干鳞伤，／斧钺摧残得你似乎没有希望，／但树干犹存，种子早已深埋，／甚至传播到了北国的土壤，——只等春天来临，／就会把果实献上。（2006-7-25 23:57）

也要追究「行刑」者的责任
以往人们对专制的声讨抗争，往往忽略具体「行刑」者的责任，但《世纪中国》主编发布的《最后一日》帖破了这个例：

这是《世纪中国》网站和「世纪论坛」的最后一日。午夜二十四点前后会全部关闭。

是谁，根据什么，凭借什么，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做这样的决定，采取这样的行动？

没有任何公开的听证或申辩，一切都是武断的命令。

它的正当性如何？它是否违宪？这是公众可以追问的！这是历史会追问的！

到那一天，如果有人说，「我只是在服从命令」而已，「我只是一架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么对不起，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借口，这样的托词！

每一个行动都是具体的人做出的，而行动者必须为此担负个人的责任！

这种「胁从也有罪」的彻底反抗精神得到众多网友支持。

窃以为，如此对具体「行刑」者的责任的追究与警告，当即震慑了专制者，否则，「行刑」者可能早在十九小时前就动手了——在强硬的追究与警告下，「行刑」者也许良知苏醒，也许有所胆怯，于是拖延，当「维持会」，多给了《世纪中国》一点自由时间——《世纪中国》曾预计「行刑」者将在二十五日「午夜二十四点前后会全部关闭」，但结果延续到二十六日十九时二十分左右，多生存了十九小时！

可见民心与正义的力量！

二○○六年八月五日

于深圳「早叫庐」

动向八月号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与人权，经过了三个阶段较大规模的抗争。第一阶段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主要以 1957 年为代表的，以 “ 提意见 ” 为形式的 “ 进谏 ” 时期；第二阶段是 1976—1989 年的学院启蒙时期：第三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的社会维权时期。有关这方面的认识我在《历史的抉择 —— 中国大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已有过阐述，本文在此想就中国社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的维权运动进行一个更明细的分析，以供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国际国内人士参考。

一、维权运动三阶段

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以维权为主轴的民主运动，根据其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诉求重点及维权主体大际可分为书斋呐喊期、法庭诉讼期与街头抗争期等三个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

书斋呐喊期：时间主要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 2003 年前。这时主要凭借的工具是互联网；参与的主体是广大知识分子，尤其以一批社会异议人士为主；表现形式是通过网络在国内一些论坛及国外一些网络、媒体发出不同于官方的独立的声音；主要内容是披露中国这遍土地所发生的各种灾难事实，谴责中共当局侵犯人权的行径，呼唤社会民众勇敢起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法庭诉讼期：本世纪以来，尤其是 2003 年之后的几年，中国出现了以一批维权律师为主体，以现行法律为依托，以司法诉讼为途径的维权运动。

街头抗争期：从 2005 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以一批践行人权、实践民主的社会活动人士为主体，以广泛动员被侵权民众积极参与，以直接的集会、静坐、游行、甚至绝食等为途径的维权抗争运动。

近十年来中国维权运动所走过的三个不同时期（或说三阶段）是中国民主运动向深层次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变革由量变积累不断迈向质变飞跃的应有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表现特点是：

其一、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展。中国维权三个不同发展时期表现出日益广泛的融合社会各方进步力量，联结社会各种被侵权群体的日益广泛而大众化发展的趋势，尤其对广大普通民众的权利维护日益成为维权运动的主要诉求。如此一来，维权主体经历了由知识界到法律界，再到广大社会农民、工人、市民及工商界的扩展历程，使社会各界层都参与到维权大潮中来。

其二、理论与实践的日益结合。中国社会民主诉求由来以久，但民主与社会普通民众的关系在哪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没有找到很好的实证性说明。近年来维权运动在中国的升起与深化，把中国社会的理想目标与现实需要紧密连结成一体，将理念与事实结合，使启蒙与行动接轨。社会自由、民主、人权这些高远的目标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联系到了一块，使广大民众认识到维权运动就是维护自己切身权利的运动，它紧紧与每个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关。因此维权运动是个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是深化社会变革，积聚社会变革力量，动员社会整体参与变革的过程。

其三、维权形式的不断深入。从书斋呐喊到法庭诉讼，再到街头抗争，反映出中国维权运动不断深入社会，日益由精英维权推进到社会维权，为广泛的社会变革准备着社会基础。书斋呐喊表现在言论上，这种形式与统治者还不那么直接发生关系，法庭诉讼那就相对更直接表现出一种较量，而街头抗争则完全是一种力的碰撞。这种维权与现存统治关系的日益紧密交锋，表现出了一种促进社会质变努力的尝试在不断推进。

其四、维权阶段性特点表现出促成中国社会极权统治变革的实质性力量在结成。在中国这样的极权政体下，书斋的说理是有限的，法庭的论法也是有限的，这一切理与法都无足于促成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这个社会相信的是力与利，只有力的显示，利的权衡，才会推进社会进一步的变革。从中国社会维权运动的发展阶段显示出中国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不是在理与法上，而是在力与利上。

二、书斋到街头的必然

诚如上世纪五十年代 储安平先生所言：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个民主多少的问题，而共产党统治是个民主有无的问题。近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怪异而黑暗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人类一切美好的言辞都被说尽，人类一切美好的蓝图都被编完，而现实却是人类一切的罪恶都在上演，人类一切的丑恶都得彰扬。这是个极度虚幻，极度背离人类发展正轨的社会，恐惧与谎言成了它唯一依托的杠杆。面对这样一个中外历史上所仅见的怪胎，如何纠正它对文明社会的背离，如何使它归服到人类历史的常态上，这是个极其风险而艰难的课题。单靠社会某方面的力量根本是不行的，而单靠某条途径的努力也注定是要夭折的。所以广泛动员社会一切力量，广泛尝试社会一切变革途径，最后促成极权政体的根本性变革，才是我们时代的无路之路与无望之望。

应该说在上世纪后期红色恐怖统治下，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一批倍受肉体迫害与精神摧残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通过这种科技的进步，借用文明世界所提供的宣讲窗口与探讨平台，在国内的 bbs 与国外的各种网络、报刊、电台，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在当时是极其可贵的，这捍卫着知识分子言说的权利与尊严，同时续接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被割断的启蒙之喉，意义是重大的。然而由于网络言说的有限性与国际媒介传播的受制性，国内知识界的的启蒙在一定时期是很有限的。随着维权的推进，律师秉持法律的武器，通过司法的途径，以公开的诉讼来讨要社会被剥夺的权利时代应声到来。法院诉讼打破了书斋呐喊的壁垒，使维权从书斋言说推进到社会实例。在经过几年法律维权的热潮后，极权政体日益感到法制的可怕，它们收紧了法律的空间，紧箍了律师的执业，法律维权被一步步逼入死胡同。面对这种状况，日益觉醒的民众与一批勇于献身的民主志士，他们毅然站到了时代维权的前列，擎旗勇进，开启了中国维权街头抗争的新篇章。街头抗争是践行人权，凝聚力量，实践民主的新阶段，也是挣脱极权设置的书斋呐喊与法庭诉讼禁锢的新措。若没有街头抗争的兴起，中国书斋呐喊与法庭诉讼必将被扼杀。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若说文明的轨迹还不清楚的国家是没有的。社会普世价值对任何一个边远落后的地区都不是一个难以理解与认同的理念。在文明的价值为人类所普遍认同的情况下，阻挡社会进步的不是理论的不足，也不是目标的缺失，而是极权的既得利益与人性的罪恶在阻碍着一个民族与地区迈入文明的殿堂。针对这种赤裸裸的反人类、反历史、反法制、反文明的行径，一切指望说理来规劝，用法来约制的努力终将在极权的残酷回剿与利益赎买下瓦解。针对这种状况，要想彻底改变极权现实，结束罪恶延续，必须聚结社会一切不屈的力量，顽强地抗争，用力的对抗来显示不合作、不认同的精神。只有真正力量抗争的存在才能真正阻止罪恶的深化，才能不断唤起民众的觉醒。在这点上那些勇敢前行者的脚步是国人应追跟的标志！

三、 合力时代需要更高的合作精神

中国近十年来的维权历程，走过了从书斋到法庭，再到街头的不同时期，这些不同时期并不是孤立的，互相排斥的，恰恰相反，它们是一种延续，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是不可分隔的，而且前一时期总是后一时期的前提与基础，是后一时期的母体，而后一时期也总是前一时期的继承与延伸。各个时期虽然表现的重点不一样，但后一时期还会包含前一时期的人员、理念。一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发展，它不是否定前一时期的意义，而是深化、提升着前一时期的诉求，并且以向前迈进的形式来有力地保全着前一时期争取来的成果，巩固着前一时期攻出的权利领地。总之每一个向前推进的时期，就是社会维权运动更高更远的拓展社会权利空间，促使极权政体接近质变的时期。

一个极权政体的彻底转变，从世界已有的经验来看，单靠书斋呐喊、法院诉讼都是难以促成的，最后社会变革来临必将伴随街头抗争。一个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的变革必须有相对成熟的社会运动配合。这种街头抗争运动一则是极权罪恶下必将导致的结果，因为极权下没有提供任何理性商讨解决问题的平台，若没有外在力量去抗衡，极权就会高唱再活五百年，总之它不会主动作任何自我更新的，在这种情况下说理与论法会显得非常苍白乏力；二则从极权到民主，国民也需要一个民主行权的训练过程，需要不断在争取民主中熟悉民主。所以从书斋说理期到法院论法期，必将最后要步入街头角力期。事实上街头角力期，不仅在时间上延续前面的维权，而且要想获得根本性的胜利，必须在前面不同时期杰出民主人士的牵引与共推下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果，达成最终的目的。

回望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民主运动，之所以没有取得人们所期望的收效，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民主的积累欠缺实在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导致这种欠缺当然与极权残酷的打压有关，但是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而努力的这些人士的一些自身素养，尤其对中国民主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缺乏理性的认识与足够接纳的心胸，以至常常出现运动往前发展了，新的一批人冲了出来，而原来老的一批却没有再跟上去，甚至造成新老互相对峙与隔离情况，这不能不说也是民主推进中存在的一个主观病端，这是一个极其沉痛的现实。

今天中国维权运动在突破重重极权回追阻截的情况下，顽强地成长到迈上街头，切实践行权利，促进权力质变的阶段，这是极为可贵的。各方有志于推进中国民主改革的力量应该充分肯定这种进步，积极参与，尽力攘助，力促这种抗争在健康、和平、理性的途径上前行。

中国民主进程需要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士的参与，需要每一个有正义的人士的力推！让一切有志于早日实现中国民主的人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吧！

2006-8-10于北京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黄大川:“重典治乱”当休矣

毫无疑问，2006年将成为漫长编年史上又一个平平常常的年份。与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大事的逢“6”年份相比，这一年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往前推100年，慈禧太后经过反复斟酌，终于颁布了“仿行宪政”上谕，正式迈出了预备立宪的步伐；往前推90年，边陲云南，蔡锷等人振臂一呼，各地纷纷响应，袁世凯的洪宪王朝转眼成了水月镜花，不可一世的强人在举国的唾骂声中呜呼哀哉；往前推80年，国民党主导的北伐战争已揭开帷幕，北洋军阀的时代即将告终；往前推70年，张学良们发动兵变，拘禁蒋介石，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扭转了整个时局，是功是罪，至今尚无定论；也是这一年，鲁迅在上海病故，在他的灵柩上，有一面“民族魂”的大旗；往前推60年，尽管战争的阴云密布，国、共、民盟等多党圆桌会议达成的“政协协议”，曾经露出过一点民主的曙光；往前推50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天真的知识分子为此而欢欣鼓舞，不知大祸就要降临，“反右”运动将随着“阳谋”而来；往前40年，是把整个民族拖入迷狂与灾难深渊“文化大革命”，迄今为止人类还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叙述这一人间浩劫，它的危害程度超过了战争，它伤及的不仅是人的肉体生命……

2006年，我们有这么多的周年纪念，难怪掌控意识形态生杀大权的机构早就传达指令，这个不准讨论、那个不准炒作，这种周年禁忌也算是帝国政治中的新禁忌，虽然实质上没有任何翻新之处。因为同样的禁忌，一本广受读者关注《温故》丛刊未能幸免停刊的命运，一个颇有人气的“世纪中国”网站也被关闭了。禁忌因何而来，浅而言之，没有皇帝的帝国权力神经绷得太紧，它的这根弦太脆弱了，经不起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哪怕谈论历史，追溯往事，也似乎会要了它的老命。具体而言，不让关注“西安事变”是因为权力早就对此有了定论，岂能容许对此说三道四，进行重新评价。不准“炒作”鲁迅，无非因为鲁迅一惯坚持反专制的立场，是独立批判的榜样，怕今天的人们在鲁迅身上汲取精神资源。不让纪念“双百”方针，是担忧有人借机提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要求，更惧怕联想到大面积祸及知识分子的“反右”上去。不提1946年经过讨价还价、妥协平衡达成的决议，不仅是顾虑有人寻根究底，可能还有其他的复杂心态。至于一百年前，连慈禧太后都想到要立宪，要搞宪政，如果大张旗鼓地讨论，岂不是对现行体制的辛辣嘲讽？

强权不仅遮蔽了我们当代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不幸，而且继续要遮蔽历史，“周年禁忌”和其他的禁忌一样，都是专横权力统治的需要，为了需要，可以不计一切地做出什么事情，我们由此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沉闷的时代。强权的逻辑是没有公开言说的就是不存在的，禁忌像一块遮羞布一般，把真相遮掩起来，以为如此以来天下便太平、万事便大吉了。不准纪念、讨论某段历史、某个事件，就好象这一切不曾存在过，这种自欺欺人的小把戏，短期来看似乎也不是完全无效的，至少可以达到自我安慰的目的。何况，如今在“关公占秦琼”的“戏说”历史中成长起来的少男少女，他们的历史知识本身是一片混沌的，有些人甚至会怀疑起我们曾经有过“文革”吗？当然，历史终究是历史，长远来看，它是不可能被抹杀掉的。

 离开“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大劫难的发生，整整四十年了，我们的民族到底有了多少长进？10年前，钟沛璋先生主编的《东方》杂志做了一个反思“文革”三十周年的专题，已经印刷好了，被主管部门发现，紧急撤换稿件，而且成为停刊整顿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种周年禁忌症发作，“文革”四十周年，在我们的媒体中好象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仅仅在《光明日报》有一篇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主旨是“文革”是个曲折，要按照邓小平、陈云给定的尺寸进行评价，“团结一致向前看”，文章虽然充满了八股气味，但其中还是透露出了当局的心虚，他们不允许民众、媒体自由、开放地讨论这个话题，但他们清楚“文革”始终是一块心病，是绕不过去、不能回避的，他们于是编织出了一套振振有辞的话语：

“犯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正确认识错误和正确对待错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再次证明,我们党有勇气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能力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们党虽然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坏事可以变好事。‘文化大革命’是坏事,但由于我们党坚持向前看,对待这段历史采取了积极的正确的态度,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实践证明,总结历史一定要着眼于开辟未来,如果就历史总结历史,会始终跳不出历史的泥淖。”

我们通常说权力是权力者的语言，实际上权力者也要利用无所不能的权力，不断地抛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语言，解释历史，解释现实，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永远正确，连他们的错误也可以变成正确，他们干的坏事也可以说成是好事。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希望人民无条件地相信他们的语言。基于此，权力者最不希望看到无权者拥有自己的语言，周年禁忌就是不容许无权者公开讨论我们的历史，对权力者的是非得失进行议论、评说，也就是阻止无权者形成自己的语言。有了语言，就会形成共识，这种不受控制是共识从来都是专断权力所恐惧、担心的。

民主中国

——并简谈《父母早日书》的多学科价值

李南央女士和她夫君巴悌忠先生，以及他们的朋友、作家奚青先生，用了八个月的功夫把她父母近八百封、逾八十万字的信件和少量日记编成了《父母早日书——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讯、日记集》（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3月第一版，香港），真是功德无量。用句套话：即“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正如为本书作《序》的朱正先生所说，这是“一部活的党史”（上册p9），“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史料。从这个相当典型的个案的原始材料中，人们可以具体地了解到当年整风运动怎样进行，人怎样被改造……这些历史的奥秘。”（上册p7）

也正如李南央自己所说，这些信件和日记，“所叙述的不仅仅是家务事，这些文字映射出抗战初期始、经延安、解放战争、解於东北继而解放全中国，接管政权创建新国家，直到庐山会议后止於一九六三年，中国共产党在此四分之一世纪中，每个大历史阶段的指导理论和行为。”（上册p9）

在个人叙事方面，本书的主题可以说是“‘特殊材料’是怎样炼成的”？（上册p2）党和领袖怎样在延安那个红色兽圈中，用暴力和谎言把单纯朴实、追求自由、胸怀理想、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改造成了为独裁者所驱使的“驯服工具”和杀人机器；那种灵魂被阉割、被压抑、被扭曲的痛苦，那种怕被组织所抛弃、所疏远的恐惧，非在那种黑暗非人世界中煎熬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这本书除了作为党史、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舆论宣传史之外，还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心理学、性心理学教材。当年两位年青人曾经热烈地追求过爱情、后来又为了革命而异化爱情，其中有性压抑、性饥渴、性苦闷、性虐待、性解放，甚至性勒索，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本书内容之广泛、材料之丰富，有如一座多元共生矿，为各类研究者提供各种各样、而且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例如，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给晋西北的八路军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的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员罗满宁（奥˙鲍里索夫）的《苏中关系》（1945-1980）》关於毛要求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周旋，用二分力量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的说法 ，在本书中也得到了印证。

李南央在《编者感言》中写道：前方在抗日，后方延安的最高学府——马列学院在激烈讨论“在土地革命的十年内战中，有没有统一战线？”而不是当前如何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真有些让人难以理解。长时期以来，人们评价毛泽东在抗日时的策略是保存实力，不与日军正面作战。还传毛说过感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否则国民党不可能暂时放弃叫共产党必予除之的决心，共产党因而得以壮大。史实究竟如何呢？至少从我母亲的信和日记中看不出当年延安马列学院共产党的“精英”们把抗战当成那么一件必须时刻铭记在心的需“天天讲”的事。从父母延安的信件中，我看到的是毛泽东全力地在整肃内部那些抗日热血青年，看不到是如何地通过他们，即而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打赢那场战争。（上册p201）

范元甄和李锐由1939年12月到延安，到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六年中唯一谈到日本的是写于1941年12月9日的一封信，而且是谈日美太平洋战局对“中国政局”的推动，想到也只是“赶快掌握英文”之类。难怪李南央也疑惑：“身处那个时期，何以与那场战争如此隔膜？生活在延安的人是如何对那场战争做出贡献的呢？”（上册p237）

当然李南央说得很委婉，实际上中共对抗战不但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的是在破坏抗战。毛泽东共产党从江西苏区开始，干的就是谋杀国府、资敌卖国的勾当！（“谋杀国府”是一位大陆学者的提法，非常形像。）

再如，延安种鸦片、贩鸦片。有关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鸦片、张思德死于炼制鸦片的窑洞中之类，早已在海外有不少报导，我虽然感到惊奇，但还是不怎么相信。最早是台湾方面传过来的，现在想起来可能是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我却疑之为是反共谣言；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的《延安日记》中也讲了鸦片问题，我亦以为是苏修抹黑而未予深究。可见我中毒之深、共产党宣传之厉害！然而对李锐、范元甄这两位资深、忠贞的中共党员兼高级干部所留下的当年信件，我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了；于是《父母早日书》成了摧毁我头脑中对中共最后一座迷信堡垒的最后一颗精神原子弹。

据说，这在中共党内也不是什么秘密，毕竟参与其事的人不在少数；但为什么从没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呢？一位研究解放军史的专家告诉我，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原来如此！为了一人一帮的私利，种毒贩毒，可以理解；杀人、放火、卖国、通敌，可以理解；围困长春以几十万老百姓为牺牲、以中国一半人口作核战争赌注、饿死四千万而拒绝认错，也是可以理解。

既然如此，我可不可以问一句：这样一个没有了任何道德底线的黑帮团夥、流氓集团，今天到底还有什么资格在那里脸不红、心不跳的奢谈“八荣八耻”呢？

现在我把《父母早日书》中关于共产党贩卖鸦片的段落摘录如下，以向同好。

《父母早日书》中关于共产党贩卖鸦片的段落

范元甄信，1946年11月19日[下册p17]

我带的代金还未动用。

这次干部带大烟的人多极了，夏淑贤等都是廿、三十两。仅在白城子就没收了一千多两，未查出的还更多。

[原注]代金：指鸦片。从延安出发时，干部带了一些鸦片以代现金之用。

李锐信，1946年11月17日[下册p25]

听说你们的大烟都没收了，很担心你没钱用。

李锐信，1946年12月8-10日[下册p29]

你说对节省有了新的觉悟，这非常要紧。代金不需用就暂不用它，除非将来要离开东北再换。

李锐信，1946年12月27日[下册p36]

有好小说记得捎些。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

范元甄信，1947年2或3月xx日[下册p52]

为苗看病把带来基金换了，下次带点钱给你。你用，再给买些蓝（深）荫丹士林布带来。这边布贵（东北钱七千至九千一尺），我可用以换花布苗穿。

李锐信，1947年3月16日[下册p55]

经理部送你和苗三丈多布，加上我买的，共约（蓝一丈，蓝三丈四，白一丈二）五丈六尺与你。代金全换了是可惜的，约八两普通可换一匹布。不知你如何换的。希望你还是节省，“为苗舍得花钱”作风并不赞成，还是要适当……

范元甄信，1947年4月30日[下册p80]

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我觉得调查一下她们的经济来源倒可了解一批男干部的情况。真富的不像话。

八，编者感言[下册p81]

记得那年在科罗拉多随父亲参加中国问题研讨会，有一位台湾来的陈永发教授的论文《生存与主义之间》，讲的是陕甘宁边区种鸦片的事。当时颇感新奇。从母亲的信中，方知这在共产党不是稀罕事。从热河撤退到东北的家属携带了大量“代金”（大烟）。“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我觉得调查一下她们的经济来源倒可了解一批男干部的情况。真富的不像话。”那些大烟变成钱时，想必是让毒品流到了民间——祸害了人。可是连父亲都说：“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母亲似乎还存有清高，“代金即使作价低也不愿留它，免得精神上不痛快”。但是“为苗看病把带来基金换了”。真是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且要生存得更好些的诱惑是巨大的。主义呢？共产党应该是最痛恨鸦片的呀！其实都是人，人不会因为有了一面共产主义的大旗裹在身上就自然变得比别人纯结和高尚。

6Aug2006 ?A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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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街开完会，我又来到波士顿，在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经历了一系列感动——

　　我们现在讲构建和谐社会，到底和谐社会是什么样子呢？6月初，我到美国开会、游历，碰到了一些小事，虽然只是点点滴滴，体会却很深。

　　一天，我开完会准备回旅馆，为了省钱，没有打的，坐公交车回华尔街。可是我不知道该坐哪趟车，看见来了一辆，估计方向不错，就上去了。

　　我问司机，是不是去华尔街的，答复说去第八街。我想，虽然直接到不了华尔街，但方向不错，上了再说。我不知道怎样买票，拿着钱询问司机。司机答复说，不收现钱，只能事先买好。我正犹豫，司机示意我先坐下。我又试着问别的乘客，能不能卖一张票给我。可是他们手上的车票面值和我所要的票价不同，交易没做成。坐公交车却没有票，我心里很不安。

　　最后车到了第八街，大家都下车了，我只好跟着下，但司机示意我坐下。他继续开车，直到一个能去华尔街的地铁入口处，告诉我可以下车了，换地铁就能到达。这件事让我感受很深，这是一个纽约公交车司机对待一位不是故意的无票乘客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北京公交车的售票员态度，这几年也有了很大改进。我曾经看到过一位衣着破旧、行动不便的老太太无票乘车，她上下车所用的时间比普通人要长。售票员并没有翻脸，老人下车时还特别照顾她，怕她摔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感到非常温暖，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像那位可敬的售票员一样照顾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有何难哉！

　　波士顿的感动

　　华尔街开完会后，我来到波士顿，那是我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十九年前住过的房子。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所房子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确切位置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房子不是在一条大街，而是位于纵横交错的许多小街里边。

　　马路上空无一人。我正在彷徨犹疑，见到一位老人出来倒垃圾。我正欣喜，赶紧跑过去，可是他已经倒完垃圾回去，进了门，把门关上了。我想敲门，又怕惹人不高兴。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鼓着勇气上前敲门。老人开了门，见到一个外国人，眼中有点茫然。我说明来意，问Avola街在什么地方。他抬头想了一下，说不知道。我正要灰心离开，他招手示意，叫我等着。只见他回去打开抽屉，找出一本地图，然后戴上老花镜，又找了好一会儿，说找到Avola街了。

　　这位波士顿老人回过头来，问我开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我说是走路来的。他就说：“我开车把你送过去。”

　　说罢，他出了门，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让我上车。是啊，就算这位老人告诉我地址，给我看地图，我一样还是找不到。就是这位本地老人，拿着地图也兜了好几个圈子，才帮我找到Avola 街53号。下车时，我心里真是感激极了。

　　老人花了这半个小时，图的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帮助的并不是美国同胞，而是一个外国人。许多人都说美国人歧视华人，从我的经验看，这不是普遍现象。反观我们中国人，能这样帮助一个来城里打工的人吗？能这样帮助一个外国人吗？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是个黑人、是个日本人会怎么样？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中国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内部和谐了，外部却不和谐，纷争不断，还和谐得起来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美国对老人有许多优惠，坐公交车、看电影、游博物馆都享受优待，买票可打折扣。这在中国也有了。但是在美国，给老人优惠并不要看身份证，只要自报家门，人家就信了。而在我国，明明一看就是老人，还要《老年证》。没有《老年证》，再老也不认。人对人如此的不信任，真叫人寒心。也许优待老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其实并不想优待，如果这样，没有身份证明就只是一个借口。这种人跟人的关系氛围，生活在其中很不舒服。

　　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制度的不信任上。制度的设计假定人都是坏人，这才有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信任。有一个例子，在商场买衣服需要试穿，大一点的商场都有专门的试衣室，而且是封闭式的，旁人不得进入。顾客进入试衣室时，门口要检查，看是拿了几件衣服进去的，并且发一张牌，上面有衣服数字。出来时要检验，是否把拿进去的衣服都带出来了，因为有人把带进去的衣服穿在了身上。有些超市在收银处还要查看顾客带进去的包。因为制度严密，培养了人人遵纪守法的习惯。

　　这就是他们的处事原则。先把人当成是坏人，培养人们不敢犯法的习惯，然后形成了人人遵纪守法的风尚。在我们这儿，经常唱高调，甚至于假定一些人是特殊材料做的，天生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而疏于监管，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培养出漠视法律的社会风气，到后来再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

　　在美国买东西要交税，这大家都知道的。买完东西交完钱，收款员给你一张收条，上面有税款一项，说明你这次买东西给国家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谐社会就要把账算清楚，否则容易彼此怀疑，反而引起不和谐。

　　其实，在中国买东西同样要缴税，只不过没有在发票上写明白。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模模糊糊，好像政府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老百姓交的。美国百姓也确确实实从所纳的税中享受到好处：各种良好、广泛的公共设施，老年人每月的生活补助，免费的州际公路，等等。而且他们所纳的税，跟我们纳的税和政府收的费相比，占GDP的比例差不多,可是我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却差多了。

　　说起公共服务,我最喜欢的是那儿的社区图书馆。我去过好几个社区图书馆，有大有小，这跟社区的财政情况有关，富有社区的图书馆大一些，但不分大小，服务都非常好。图书馆不但藏图书，还有音像资料，有计算机可以上网。最叫人惊喜的是里面有儿童阅览室，也是儿童游戏场，书大多数是撕不烂的塑料书，有许多玩具。前来光顾的小孩，都是刚会走路、学龄前的孩子。孩子们在里面尽兴奔跑，但没有打闹。儿童阅览室有专人看管，还教孩子们怎样游玩。这样好的环境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只有在高收费的幼儿园里才有，可在美国，任何一个社区都免费提供。

    这是我读《江泽民文选》的第一印象。
    其实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如其说江是成熟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不如说是成熟的共产党的接班人。因为原教旨的共产主义理论，即使在共产党内也没有市场了。
    说他是成熟的党的接班人，基于三条理由。
    第一， 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中共领导人都犯过“糊涂”。中共建政之前不说了，五九年彭德怀反对大跃进，批评毛泽东，是基于他看到了饿殍遍地、骨肉相食的惨剧，人民的利益在他心目中占了上风。六二年刘少奇跟毛泽东发生争执，也是担心“人相食、要上书”，害怕成为历史罪人。只有毛泽东，坚持党的利益（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哪怕洪水滔天，哪怕饿死三千万，老子横竖不开仓放粮，还勒紧裤腰带支援亚非拉人民革命事业呢。毛死后，接班人华国锋以毛的最高指示高于一切，属没有政治头脑，智商太低之辈，可以不论。胡耀邦、赵紫阳在很大程度上将人民的利益置换了党的利益，被毛的好学生、把这两者分得清清楚楚的邓小平先生先后废黜。
    六四之后，邓选江上台，邓规江随，虽然九十年代初因为李鹏、姚依林等人的掣肘江的改革路线有所摇摆，但在坚持党的利益、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高于一切这个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江99年力排众议镇压法轮功，不惜弄得天下舆情汹汹，更是彰显了他的这种果断的个性和强悍的作风。
    江泽民的政策用李敖的话说，“该软得更软了，该硬的更硬了。”软硬的标准就一个，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敢于与时俱进
    中共领导人中，有这种品格的只有两个人，第一是毛泽东，敢于把苏式革命教条扔到一边，另搞一套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是邓小平，敢于彻底抛弃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明目张胆的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魄力连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都相形见绌。
    第三个就是江泽民，江的三个代表理论说白了，就是公开宣布，“俺们共产党不再像革命时期一样代表什么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了，而是要代表最有力量、最有前途的权贵阶级的利益了。”
    关于三个代表解读，北京学者张祖桦先生说的精彩：“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个代表是虚晃一枪，多头则无头，谁都代表就是谁也不代表。所以是一句空话。关键是前两个代表。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说穿了，就是要代表有钱人的要求；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讲白了，就是要代表权贵集团的价值取向。江泽民在这里明确宣布了：今天的共产党，不再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有钱人和权贵集团的政党。作为组织上的配套措施，就是宣布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最近，国内有关专家对中国富豪进行了一项摸底调查，发现，在平均身价达22亿的中国顶级富豪中，党员比例高达48.5%，即，近半数顶级富豪为中共党员。”
    江泽民抛弃工农这些弱势群体，与权贵阶层结盟，正所谓强强联合，对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策略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党文化
    文革时期林彪曾吹捧毛泽东思想“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觉得，用这个句式来称赞江泽民恐怕也不过分。
    党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时强调“专政”，禁绝反对党的存在。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因此，共产党国家，都是一党独裁的党天下，绝无例外。毛泽东时代留了几个花瓶党装装样子，虽然宪法规定人民有结社自由，但是从来没有允许成立反对党。江泽民时代，这种局面没有丝毫改变。 江选说：“近年有一個動向，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分子相互勾結，策劃所謂合法組黨，或者打別的甚麼旗號搞組黨的政治圖謀，實際上是想在中國搞出一個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反對黨，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江澤民提醒中共高層，「對他們的這種政治野心，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即制止在萌芽狀態，必須堅持徹底地粉碎他們的這種企圖，切不可心慈手軟。如果讓他們搞起來，黨無寧日，國無寧日。」
    党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蔑视法治、崇拜人治，通过搞政治运动打压异己力量
    突出的例子是法轮功问题。法轮功作为一个功法组织，信仰团体，本来没有什么政治图谋，对中共统治秩序也不存在颠覆性冲击。但是，它的存在却为党文化所不容。
    在民主国家，类似这样的组织可以说比比皆是，任何政府都不会大惊小怪。即使这样的组织闹出一些人命案子，政府也都就事论事的处理案件，不会借打击邪教的名义取缔这些组织。
   
    但是，江选说：“法轮功人不知、鬼不觉，突然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大门周围聚集了一万多人，围了整整一天，其组织纪律之严密，信息传递之迅速，实属罕见。……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在北京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
    江继而认为，“六四”十周年来临的非常敏感时期，一定要采取强硬措施对付法轮功，否则会亡党亡国。
    于是，抛开了司法程序的、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揭批、镇压法轮功运动就此展开，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投入劳教所，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权灾难就此拉开了序幕。
    作为成熟的共产党接班人的江泽民先生，已经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岗位退休，但是江泽民时代并没有结束，新一代领导人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她巨大的阴影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但很难说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2006年8月14日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