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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昆西、狄更斯，都是活跃于19世纪的英国作家，前者比后者大27岁。但两人的区别不在于年龄，而是写作，德·昆西以《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而闻名，狄更斯则以《双城记》、《雾都孤儿》而著称。这些都是文学常识，不必多说。可是我在对照阅读《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和《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时，却发现两者难以辨别。

　　在《柯尔律治之花》的末尾，博尔赫斯表示他“一直认为几近无限的文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一个人”可能是谁？博尔赫斯提名了好几位人选，可是文集版最后一个是狄更斯，全集版却是德·昆西。由于译文没有按照惯例附注原文，迄今为止我也不太清楚博尔赫斯是爱狄更斯多一点，还是爱德·昆西多一点。

　　更不可思议的是，全集版列举的作家还比文集版多出一位惠特曼，全集果然很“全”。就是同一篇文章里，还有多处人名出入:文集版的16世纪西班牙文人塞尼卡在全集版是公元前后的斯多葛主义者塞内加，文集版的16世纪西班牙作家金蒂利亚诺在全集版是古罗马演说家昆提利安。

　　这种现象并非孤例。我曾同时阅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和《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它们其实是同一本书，不过前者是缩写本，后者是全译本。两种译本的风格迥异自然在情理之中，但出乎意料的是两种译本对年代的“翻译”都截然不同。林译本在第一章开首即提到“路易八世(Louis　VIII)在1266年为法国制定麻风院规约”，而刘译本却是1226年。通过查找资料可以知道路易八世于1226年去世，尽管没法判断刘译本是否正确，林译本让路易八世起死复生，实在让人不解。一家享有学术盛誉的出版社，出版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还会出现这种问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少译者喜欢把责任推给排字工人，称之为“手民误植”，可是这两本书之间的出入似乎无法归咎于此:林译本的“1612年10月24日”在刘译本是“1612年12月24日”，林译本的“理查三世”在刘译本是“爱德华三世”，林译本的《疯人船》写于1497年、刘译本则是写于1494年；林译本的纽伦堡有62个疯子、刘译本则有63个疯子——仅仅10多页就有这么多的区别，逼得读者阅读福柯都要采取版本校勘的方法。

　　近年来，对翻译的批评“甚嚣尘上”，我一向有些不以为然。不管稿费标准还是学术工分，翻译都“低人一等”。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违背文化生产规律的做法必然“恶有恶报”。更何况，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很难一一对应，没有争议的翻译几乎是不存在的。这就像拿着显微镜去看任何一份食物，总能看到细菌。但是，翻译到了孟子成为门修斯(这个典故来自《民族－国家与暴力》，该书也是由三联书店出版)、德·昆西和狄更斯不分的地步，这就不是分歧而是错误、不是细菌而是污点了。

　章衣萍，现代作家，曾以一句“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而恶名远扬。不过，章衣萍却未必就是这句诗的原创者。

　　曹聚仁回忆录有《〈情书一束〉的故事》一篇，谈到安徽绩溪的三个青年作家章衣萍、汪静之、章铁民:“……他们三人都在暨南教过书，三人的故事，许多人张冠李戴，即如‘懒得连女人的屁股都不想摸了’的名句，究竟是谁写的呢？只好让上天来断定了。”而当时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的温梓川，在《汪静之与〈惠的风〉》里则明确回忆:“记得是一九二九年间，章衣萍出版了一部《枕上随笔》，里面有:‘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这样的妙句，读者都骂章衣萍缺德，骂他是‘摸屁股诗人’，骂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骂得他有冤无处申诉。原来正是汪静之没有收进诗集的作品，章衣萍看见了，觉得有趣，把它录进《枕上随笔》内，谁知竟招惹了无妄之灾！”

　　这一公案，更讹传为章衣萍的一则八卦。竹楼主人《近代名人轶闻》有谓:“章衣萍好摸女人屁股，几乎无日不摸。章妻曙天，时嗔之曰:‘文人有你这样缺德的吗？屁股快教你摸烂了。’”

　　按:意大利名导多纳托雷的电影《星探》中，一儿童诵诗有云:“尼姑上山去，和尚随后来，大风袍吹起，姑娘屁股美。”中文翻译殊为低劣，但以“姑娘屁股”入诗，恰与“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遥相辉映。

　　世间事多有意想不到的另一面。尽管章作家欣赏那么低级趣味的诗句，但罕为人知的是，他居然还能作风雅的旧体词。他刊有《看月楼词》一册，久已罕见流传，其中《虞美人·有忆》一阕云:“畅观楼外初相见，花底相偎颤。风吹露湿各西东，最是不堪回忆月明中。别来六载音书杳，病久心情悄。人前只道不思量，且向高楼含泪看斜阳。”这何曾有半分女人屁股的痕迹呢？章衣萍曾帮胡适校订宋人朱敦儒的词集《樵歌》，或许就是他学写旧体词的缘起吧？

　　当章衣萍击节叹赏“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的时候，他是现代的、白话的、粗鄙的；而在他独自吟咏“人前只道不思量，且向高楼含泪看斜阳”的时候，他却是古典的、诗意的、唯美的。——这看上去十分矛盾，实际上一点也不矛盾。或者说，人正是如此矛盾的。

　　周作人曾说过，他的内心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一个是“流氓鬼”。其实这也应是所有人的共相。一个人，若没有文雅的一面，那是缺乏教养；但若没有粗俗的一面，那又未免缺乏生气吧。

　我不懂装帧，但朋友问到了，不得不有所回答，好像人在日本，日本的事情就什么都明白似的，海客谈瀛洲——信难求。逛过的书店，日本的，中国的，在脑子里轮番重现一过，答曰:日本封面上作者的名字很抢眼，甚或比书名还大，而我们的作者，更不要说译者了，仿佛不属于设计范围，随便捡来几个字，往书名底下一贴了之，有时候找都找不见。当然，想来是设计家好心，中国自古人怕出名猪怕壮，心有余悸。

　　答客问时正好手边有《挪威的森林》，书是作者村上春树自己装帧的，拉过来为证。上下两册，上册大红，下册深绿，大红上是深绿的字，深绿上是大红的字，各当中一行，书名大一些，顶天，作者名略小，立地。二十年前这个装帧讨女性喜欢，时髦拿着它走路。有人鼓噪是圣诞节色彩，但村上说当初没那么想。说不定来自中国民间色彩哩，日前东方女子乐坊C－gal在日本演出就全都这个色儿打扮。村上记得的是当年出版社的人认为用这么怯的颜色卖不出去，曾大加反对。

　　作者本人做装帧设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盛行，尤其是诗人，总觉得别人设计不出那股子浪漫。诗人萩原朔太郎说:“最好的装帧者是最了解内容的人，那就是作者本人。”可是，最了解内容，未必也能把内容最好地表现在装帧上。例如村上龙，他写《无限近乎透明的蓝》时正在美术大学造型系读基础设计，如后记所记:“商谈把小说出书时我提出要自己做装帧。因为我写它时就一直想，要是能出书就用丽丽的脸装饰封面。”后记是一封写给不知去向的恋人丽丽的信，村上龙果然亲自操刀，半壁封面是丽丽的侧面像。设计之俗，令人无法像对这部小说一样或赞为日本现代文学的新起点，或贬为把现代日本文学亚文化化。芥川奖要奖给《无限近乎透明的蓝》，小说家安冈章太郎投了半票，这位文坛耆宿有一篇随笔《小说与衣裳》，写道:“莫非我还‘年轻’，不想自己来装帧自己的书，与其说麻烦，不如说自己把自己的书装饰得很耀眼，觉得不好意思，更没有自信敢说对工作热衷到那个程度。”实际上，七十年代以后出版业分工更精细，专业的装帧设计家辈出，追求艺术性，即使是学术书，编辑一般也不再染指了。

　　装帧的价值与主张依存于图书内容的价值，但一本书，内容是一个作品，外形也是一个作品。看书最先看的是封面，翻书时手会有感触。装帧首先把书名、作者名、出版社等信息视觉化，让人看见就想拿起来，叫一声芝麻开门。装帧又斟酌书本的大小、厚薄、轻重以及材料的质感，拿在手里才恰到好处，以致有摩挲之快。如今装帧更注重商业招徕，当然也不是坏事。封面是书本的主要构件，却并非惟一，把装帧叫封面设计，很可能忽略外形的整体性。美术家横尾忠则说:“我把装帧看作时间与空间的艺术，所以设计时抱着电影编辑或创作雕塑似的心情从事。”以前文艺书常请画家装帧，偏重平面画，每每不能像装帧家那样设计出立体效果。据说日本人具有凡事好缩小的本性，从他们的图书来看，此言不虚，百余年来始终以“文库”、“新书”之类小开本为盛，维持纸媒体的既成秩序，不肯入时，像音像制品的包装那样杂陈无章。我们当然要与之相反，好大喜功，如今书店里书本越做越大，举手维艰，或许这也是与住宅大过日本兔子窝成正比。装帧的成败，关键在于对书名和作者名的处理，在字形的大小上，日本人倒真是不厌其大。

　　出版不景气，书在市场上流通的寿命短暂，装帧也多是昙花一现。和从事装帧的日本朋友聊天，他们抱怨装帧设计的著作权问题，书加印了，并不是赤膊上阵，为何不再付装帧钱？我说:可也是。

　　文学
　　

　　《沉默的美学》

　　(美)苏珊·桑塔格著，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6月版，26.00元。

　　美国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的论文选，收入文章14篇:《反对阐释》、《关于“坎普”的札记》、《论风格》、《沉默的美学》、《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影像的世界》、《命随土星》、《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百年电影回眸》、《三十年之后》、《重点所在》等。桑塔格的改变令人瞩目，“她的某些早期作品显示出浓烈的反智主义色彩，而后来却对反智主义做了一定考察和反思。她是关注大众流行文化的先锋之一，晚年却不时申明自己对古典文艺作品的热爱”，领悟由先锋回归古典的价值，再次体现了桑塔格之卓越。
　　

　　《鬼使山庄》

　　(以)阿莫斯·奥兹著，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6月版，22.00元。

　　阿莫斯·奥兹是目前以色列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鬼使山庄》收入三个短篇。三个短篇小说的背景均置于耶路撒冷古城的郊区，《鬼使山庄》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方式，讲述“父亲”汉斯在上世纪30年代初移民巴勒斯坦之后的生活。《列维先生》的叙述人是尤里，尤里的邻居是来自立陶宛的老诗人内哈姆金，终日参照《圣经》的描述和其他资料，用废火柴建构圣殿模型，小说看似平静，实则诡异。《渴望》则采用了类似长篇小说《黑匣子》的书信体布局方式，写出了社会的动荡、人性的复杂。
　　
　　历史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王凡、东平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7月版，35.80元。

　　这是由亲历者口述而成的纪实作品，该书收入十位作者的口述史，张思之，亲历“林彪”、“四人帮”两案的审判；马晓先，红墙内的女护士长；邬吉成，目击中美关系“解冻”细节的红色警卫；金仲华，宋庆龄的助手“文革”沉冤之谜；林克，给毛泽东当秘书兼英文“老师”；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毕重远，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吴忠信，见证十四世达赖坐床的国府代表。作者之一王凡，曾著有《红色警卫》、《红墙医生》、《红墙童话》等，另一作者，曾著有《东方之女》等。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毛佩琦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7月版，28.00元。

　　作者根据具体情况，把整个明朝的历史分为五个段落:开国奠基期、守成期、祸乱期、中兴期、败亡期，并依据这五个段落去解说明朝。书中收入作者在《百家讲坛》中的十七讲:明太祖发迹之谜、明太祖成功之谜、大明国号之谜、明太祖重典治国之谜、胡蓝党案之谜、明太祖后宫之谜、建文帝继统之谜、建文帝踪迹之谜、明成祖靖难之谜等等。阴谋论、解谜说最是迎合现代人的心理，这众多的明朝之谜相信也可以吸引大量眼球，何况其作者对明史一向有自己的研究，并出版有专著，此书有值得期待之处。
　　
　　随笔
　　

　　《文字不是东西》

　　刘绍铭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20.00元。

　　《文字不是东西》是刘绍铭随笔集，文字随意风趣，味道既现代又古典，文调既中国又异国，看人看事通透，又不故作姿态、人情味十足，尖锐时不忘惶恐，闲暇或非闲暇时读之，都会非常受用。《文字不是东西》收入四辑:写作这回事、文字岂是东西、文化瘾、寂寞翻译事。该书所载文章，“取材随心所欲，当然乃有感而发。所能奉告国内大雅君子的，就是我无论写的是什么题目，文字都会如洋人所说的userfriendly　，让各位‘看得下去’”。“因为我为人老派，所写文字自己看来有些地方确也食古不化”，读之，乃知何为妙人。
　　

　　《魔鬼辞典》

　　(美)安布罗斯·比尔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5月　版　，26.00元。

　　比尔斯大概也算是“恶搞”派的文字先行者了，当然，他的“恶搞”比今天的“恶搞”要有智慧得多。比尔斯在世时饱受骂名，如“苦涩的比尔斯”、“三藩市最邪恶的人”，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他却赢得了无数粉丝。“他的《魔鬼辞典》偏离世人的思维定式，突破人们的视界，昭示某些可怕的真理。”(莫雅平)《魔鬼辞典》收入众多的辞条，所涉及的生活面极广:低三下四、土著居民、政府、非洲人、崇拜、太阳神、邪神、麦加黑石、刻耳柏罗斯、诅咒、独裁者、吃、妖精、信仰、人身保护法……其中，一定有你所感兴趣的。
　　
　　经管
　　

　　《波动法则》

　　吴杰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7月版，36.00元。

　　证券定价的不确定性，全面总结和把握股价波动根本性因素的困难，使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相对折衷的写作方式:以理论推导的方式分析股价波动成因，同时在相对客观真实的环境下寻找可行合适的操作机会。“凡是能接触的地方，都能得道；凡是得道者，必要经历世事磨练。”炒股也需要修炼、更需要学习。作者从如下方面入手，告诉股民如何炒股:由股价波动的形成看心理力博弈、由投资行为看成功的隐性要素、由市场战略看安全性保障、由博弈主体研究基础定价的必要程序。
　　

　　《员工帮助计划》

　　张西超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38.00元。

　　“员工帮助计划”简称“EAP”，EAP实际上起源于工人们的过度饮酒行为。1920年以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禁酒运动，管理者们更是全力以赴地消除工厂内的饮酒行为，以彻底根除这个使工人无法适应正常社会生活的严重问题，员工帮助计划方兴未艾。《员工帮助计划》澄清了EAP的概念，阐释了EAP的基本要素、预期目标、导入程序、通用模式、服务范围等。该书还对中国EAP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分析，对EAP的中国本土化之困难也作出了客观的评估，并提出了不少建议，有一定的价值。
　　
　　小说
　　

　　《第2次初恋》

　　潘舟著，台海出版社2006年7月版，18.00元。

　　当然，《第2次初恋》这个书名有些“无厘头”，《第2次初恋》里，一边是姐姐拣回来的那个仿佛天生就是折磨她欺负她的帅长工，一边是有着傲人的家世、帅得不得了的外表、众人眼中宛如星月的学长，平凡的外卖妹一夜之间成为翰江大学最出名的灰姑娘，这一切都因为两年前的那一场车祸……12点钟声响起的时候，灰姑娘到底是选择过去的回忆，还是现在的爱情？言情、青春、挫折、团圆、痴缠，宛如梦境。不管是选择谁，当然是大团圆结局，要不然，怎么向爱做梦的读者交待？
　　

　　《输赢》

　　付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36.00元。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某公司的销售精英周锐被调回北京，突然发现自己被逼上了绝路:亲手带出来的销售队伍被架空，却被要求完成严重超标的销售任务。顶头上司陈明楷百般刁难，周锐完成目标的唯一的机会就是拿下某银行的一个超级订单。方威则是另一个关键人物，他是周锐在上海一手培养出的天才销售员，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认识了美丽的空姐赵颖……为了赢得公司内部竞争、超级订单和爱情，他们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们能否反败为胜？输赢尽在作者的掌控之中。

参与教育台新节目《父母大人》与刘仪伟大谈子女教育

^{“如果我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会做那样的人给他看，家庭教育是不需要说明的。”}

^{郑渊洁和被他认为教育得很成功的儿子。}

^{郑渊洁和被他认为教育得很失败的女儿。}

　　所有审美都和生理有关系

　　新京报：这次你做客《父母大人》，谈的主要是中性美的话题，你自己对中性美怎么看？

　　郑渊洁：反正如果我择偶，是肯定不会选择这样的。现在我发现，其实中性气质的人是有市场的，很多人喜欢这种中性感觉。我觉得可能是性别千百年轮回一次，男的最后变成女的，女的变成男的，生物物种都是在进化过程中的，现在可能是男女性别要进行对换的最贴近的时候。

　　新京报：你已经把这种社会对中性美的接纳上升到生理层面的变化了？难道它不仅是审美上的一种趋向吗？

　　郑渊洁：你不认为所有审美和生理都是有关系的吗？人不会凭空喜欢什么，在审美上不存在空穴来风，是谁说的这句话，存在决定意识。

　　新京报：这是你去给《加油好男儿》做评委后的体会吗？

　　郑渊洁：我一开始就是看了《加油好男儿》的节目，然后在博客上写了一个文章，说“好男儿”选出来的都是“好女儿”，后来他们节目组就找到我，让我去当武汉赛区的观察员，我说，我坐在那儿，就是一个好男儿的标杆。

　　新京报：你可以接受“好男儿”这种阴柔气息这么明显的中性美吗？

　　郑渊洁：其实我也是后来才不排斥的，这个话我还从来没有说过，今天和你是第一次说，我之所以转变了想法，就是因为后来，我接触过一些年轻人，发现其实这样的人在找工作、和人相处上，比那些特男人的男人和特女人的女人还方便。我现在经常去一些文化娱乐公司什么的，有时候坐在那等着录节目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来应聘的，谈事情的年轻人，我就在旁边观察他们，很多人都是不男不女的，男的留着很长的头发，女的头发很短，但是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在社会上做事。

　　新京报：要是你自己的儿子、女儿这样，你也能接受吗？

　　郑渊洁：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儿子、女儿这样没关系，原来我说过，就算我儿子是同性恋，我也能接受，我都会尊重他们的选择。

　　新京报：如果你儿子喜欢男生，你都不会管吗？你对孩子的教育尺度宽松到这种程度？

　　郑渊洁：当然，我觉得像我们家庭的教育影响，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发生，像我这样，就是一个光头形象（笑），还挺男人的，儿子也不大可能向那方面发展。我觉得教育孩子不需要尺度，如果你违法了，有法律会约束你，其他的我都不管。这是一个禁忌崩溃的年代，只要不触犯法律，越不管越好。我儿子今年二十三四岁了，我从来没有高声和他说过一句话，但是他特别尊重我，我如果哪天真的严肃起来跟他说点什么肯定管用，反而，你越是每天都骂越不值钱了。

　　家长只要闭嘴、抬腿、走你自己的路

　　新京报：你的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有点放任自流？

　　郑渊洁：不是放任自流，如果我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会做那样的人给他看，家庭教育是不需要说明的，我觉得聋哑人的家庭教育是最成功的。小孩最强大的就是他的逆反心理，你想教育他，做给他看就好了，作为家长，你只要闭嘴、抬腿、走你自己的路给他看。其实父母都有管孩子的瘾，人都是这样，喜欢做官管别人，要不那么多人想当社长、主编呢（笑），当不成官，就管自己的孩子。自己一败涂地，反过来要求孩子这个那个，是最要不得的。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

　　新京报：这样一来，是不是你自己的缺点也会反映在孩子身上？

　　郑渊洁：确实是，比如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开车爱斗气。这个毛病不好，容易出事，我一出事不就该上报纸了吗（笑）？其实我开车是特别遵守交通规则的，上高速车速也不会超过120，有的车开得快，就会在我后面按喇叭，我想我这是国家速度啊，肯定是他不对，就这样，他可能别我一下，我就追上去再教训他一下。结果我儿子开车也这样，我就知道自己有问题了。后来有一次，儿子在旁边的时候我开车，碰到这种情况，我就故意先假装要踩一下油门，然后马上放开，自己说，不可以这样，两次之后儿子就改掉了。孩子潜意识里对父母的模仿是很强的。

　　而且这个方法屡试不爽，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父亲对我说，他家小孩总是不花自己的钱，给他多少压岁钱零花钱都自己攒着，该花钱的时候还是跟父母要钱，我说一定是你和你老婆在家的时候，经常当着孩子面做这种事，自己有钱不给父母，让自己的弟弟妹妹出钱，以后吃饭的时候他们当着孩子面不经意地说，自己要多给父母点钱，孩子也就改过来了。

　　她喜欢上学，对女儿的教育我是失败了

　　新京报：你这种爸爸孩子应该都会喜欢，你和儿子的关系一定是像朋友，经常一起打篮球的那种？

　　郑渊洁：对，但是我俩在一起打球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他都长大了，也不和我住在一起了，我们见一次也不容易。

　　新京报：儿子长大了，对他你还会有担心的事吗？

　　郑渊洁：也有，比如他自己买房子，装修，我就担心他房子的污染物超标，我就会很快联系一个内行的人，去他那儿测试一下，再给他安一台空气净化器。

　　新京报：儿子找女朋友的事你担心不担心？

　　郑渊洁：这个我不管他，就是他找的我不满意，我也不会说，让他自己去相处。人要成功，判断力是最基本的，他应该具有这个基本能力，从小我就在家教他，要学会判断，抓住机会，这个比学知识更重要。

　　新京报：从2000年开始，你就一直在写《我是钱》这种成人故事，以后都不再写童话了吗？

　　郑渊洁：也不一定。我是因为从我女儿小的时候起，就每天给她讲一个小时的故事，后来我的作品都讲完了，就给她现编新的，我把给她讲的这些童话都录下来，录了700多盘磁带，现在已经整理出来3部作品了，剩下的慢慢再整。

　　新京报：你自己更喜欢写童话还是成人故事？

　　郑渊洁：我还是喜欢写成人故事，毕竟这个更接近我的生活，是成人视角。但是我写成人故事也是带有荒诞色彩的，是成人童话，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

　　新京报：为什么你把成人故事也写成童话色彩呢？你不愿意正面接触现实？

　　郑渊洁：是因为我的想象力比较丰富（笑）。一般一个人的知识和想象力是成反比的，知识少的人，想象力会丰富，我只上过4年小学，要用自己已有的知识解释事情，比如我不知道电视机的运转原理是什么，我就一直以为，是有很多人藏在电视机后面在演戏（笑）。

　　新京报：你对女儿的教育方式和对儿子的有区别吗？

　　郑渊洁：我女儿上学了，儿子是我在家自己教的，因为儿子不喜欢上学，但是我女儿太喜欢上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就跟她说，可以不用上学，结果她就逆反了。这是我的疏忽，不应该这么早就跟她说不用上学，我应该和其他家长一样，从小就让她去参加各种学习班，这样她自己就会厌倦上学了。对女儿的这个教育，我是失败了，她现在成了全中国最喜欢上学的孩子。

　　　■记者手记

　　从预约郑渊洁采访，到采到他，只有半天的时间，郑渊洁人很痛快，上来就说，他只有10分钟的时间，我几乎是带着哭腔，一边想象着编辑欲哭无泪的表情一边开始采访的。但是，郑渊洁还是接受了我半个小时的采访，而且回答了我全部的问题。

　　我是看着皮皮鲁和鲁西西长大的，在采访郑渊洁之前，我一直觉得，读他的童话是最幸福的事，这种幸福感是现在看着《超级女声》，热衷打电脑游戏的孩子体会不到的。在采访结束后，我毅然决然地认为，其实，郑渊洁的那双儿女才是最幸福的孩子，郑渊洁对待孩子不打不骂不管，甚至连喜欢上学都被他认为是自己的教育失败，在我看来，这更像一部童话。

今天从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该新闻是央视《新闻联播》作为重要新闻播出的。该新闻报道了“人民的好总理”温家宝先生在九十五岁高龄的季羡林老先生生日之际前往看望的相关情况。电视屏幕上，我们的温总理满面笑容，向季老先生表达了热情的问候，并且与季老先生一起共度老先生的生日，就好像他们是同一天出生似的，因为电视的主角是我们的总理，而真正的寿星不过是陪衬。望着温总理亲切的笑脸，听着温总理悦耳的话音，不能不令人受到一些感动，即使我这铁石心肠之人也真的有些感动。温总理之所以去看望季老先生，是为了表达党与政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怀之情，这在温总理的对季老先生语气亲切的话语中有明确的表述。

我们不能不说，上述的这件事是一件好事，比毛泽东铁青着脸，将以往的季羡林们一脚踢开的丑态要好得多。毛将中国的知识分子全体臭骂为臭老九也是一个暴虐的大独裁最无耻的言论之一。现在，老九不臭了，老九还有点香了起来，比如，季老先生，在其九十五高龄生日之际，有国家的总理登门祝贺，总是一件好事。

可是，我忽然想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只是季老先生呵（诚然，季老先生是一位学术大师，在诸多学术领域卓有成就），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太多了，其中大有成就者也有不少。我们的温总理为什么只挑选了季老先生的生日前往祝贺呢？看来，我们的总理是有其慎重的考虑的。温总理就没有前往刘晓波或者东海一枭家去祝贺他们的生日，就作为知识分子的才华而言，他们二位也并不比季老先生逊色，甚至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我是指理念的前瞻性与思想的原创性方面比季老先生更有特色，但是，温总理肯定是不会到他们家里去祝寿的，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因素，因为纵使晓波先生与东海先生现在也已经九十五岁高龄了，温总理也是一样不会到他们家去的，温总理倒是可能派上几个警察到他们的家里去，为的是用兵对付秀才。为什么温总理会去看望季老先生而不去看望晓波先生、东海先生或者其他的像他们一样的先生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晓波先生，他们不听话，不听党的话，不听总理的话，因此，虽然，他们也是知识分子，而且是站在时代前列卓有成就的大知识分子，我们的总理还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或者说即使放在眼里，也是用了另样的目光来审视着他们。如此说来，我们的总理是有二样的眼光与二样的心怀了。在我们的总理眼中，一类是听话的知识分子，如季老先生之类，另一类则是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如刘晓波与东海一枭之类，对于听话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总理关爱有加，看望慰问，有如自家的孩子。是的，就像自家的孩子一样，因为总理代表的是党妈妈，党妈妈对于听妈妈话的孩子还是十分温柔的，尽管，我们知道，党妈妈还有着另样的脸色，党妈妈手中还有着与亲切的微笑、慰问、奖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党妈妈的手中也有着胡萝卜与大棒，胡萝卜给听话的孩子，大棒则给那不听话的人—他们一律不承认自已是党妈妈的孩子。听话的孩子受着优待，不听话的人则给我走开。党妈妈就是这样的爱憎分明。结果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成了二类人，一类俯伏在妈妈的怀里，受着妈妈的关爱，前提是自已永远只能是一个孩子，而且还必须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一类人则因为不顺从妈妈的安排，或者被关进监狱，像这几年被捕判刑的郑贻春、师涛等人，或者只好远走海外，在他人的国土上一洒对于自已祖国的爱心所酿制的泪水，如方励之、严家其、黄翔、袁红冰等人，或者在自已的国家在受着严重压制的情形下苦苦挣扎，这一类人就太多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呵，何时能够成为有着自已的尊严，自由权利得到保障的现代知识人呢？

如果，温总理的笑脸是对着中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如果，温总理能够像他走进季老先生家一样地走进刘晓波、东海一枭们的家，我们的总理能够真正虚心地听取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意见，那么，我们才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了真正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此种政策将不再是压制性的，而是符合现代民主自由原则的。

议报

近日收到朋友一封信函，说昝爱宗先生因为一篇文章, 被其所在的杭州公安局以散播谣言，扰乱社会治安为由，行政拘留7天。什么文章呢？是一篇题为《关网站禁信仰打压言论自由岂止丧心病狂——严重抗议萧山政府对基督教徒使用暴力》的文章。那么昝爱宗先生在文章里说了什么呢？他说，香港、北京民间合办的《世纪中国》网被关了，世纪沙龙论坛也“熄火”了；他又说，7月29日，浙江杭州萧山区政府率暴力队伍强拆基督徒民间自建的教堂，众多教徒受伤，还有很多名教徒被抓走；他还说，当局打压言论自由。国内报刊不能如实报道强拆教堂不说，连国内网站的论坛也不让公开讨论类似的事。

如果说昝先生说《世纪中国》网被关、世纪沙龙论坛“熄火”是散播谣言，恐怕那是真的太说不过去，因为现实就在那摆着。那么，杭州公安局说昝先生散播谣言是指昝先生说杭州萧山区政府率暴力队伍强拆基督徒民间自建的教堂，众多教徒受伤，还有很多名教徒被抓走一事了。然而，那是谣言吗？且不说昝先生已经指出，8月1日《南洋商报》引自英国路透社的电文称“中国证实拆非法教堂2人被捕20人伤”；昝先生更指出，民间也有真实的事实记录：7月29日事发时，教堂已造了相当大部分，有照片为证。但政府执法过程中有大量使用暴力的情况，如政府派出的吊车、推土机不顾房子上有人，强行拆除，以致有人摔下来受伤。警察用电警棍电人，然后扔到警察的车里带走。尚未使用的建筑材料，如楼板等，被敲碎捣毁，破坏，损失严重。至于当局打压言论自由，那还用说吗？只要不是白痴，谁不知那是个大实话。报纸就不要说了，那无一例外的是当局自己的“喉舌”，所以我们本就不指望他们能把对当局不利、甚至仅仅是当局不喜欢让人们知道的事实真相说出来。说到网上论坛，这些年因为在网上发表言论一个一个被捕的还少吗？不是打压言论自由又是什么？

如此，昝爱宗先生明明是在说真话，哪里是什么散播谣言哟！

然而恐怕这正是昝爱宗先生被行政拘留的真相——他说了真话！

于是我们应该看到，因为说真话而失去自由，昝先生早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第一人了。远的如林昭、张志新等人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说眼前的，师涛、张林、杨天水等等，哪一个不是因为说真话而失去自由的呢？即以本人自2000年9月15日起获赐的那4年牢狱之灾，还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但是，说真话是一种何等优秀的品质啊！对个人来说是，对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

陶行知先生说，做真人首先要说真话。而真人是能对各种理论进行实验以求真知的人。用通俗的话说，真人就是本色之人，就是求真务实之人；巴金先生则在他的《随想录》中写道：“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钱理群先生在《说话的底线》谈到做人说话的三条底线时，其第一条底线便是，做人应说真话。

不过，我们或者也不能不承认，说真话这种优秀的品质只是针对于那些想做一个好人、一个好组织、一个好政党、一个好政府的对象而言的。相反，对于不想做一个好人、一个好组织、一个好政党、一个好政府的对象而言，那么，说真话还真可能就是他们非常害怕的一种品质。

刘晓波先生在2005年底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用真话运动瓦解现代独裁政权》。文章认为，上世纪的东西方冷战，自由西方战胜了极权东方，这一胜利是内外合力的结果。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阵营推动的和平演变战略，是瓦解极权的最大外来压力的话，那么，苏东各国民间力量的非暴力反抗，就是瓦解极权的最大内力。这种民间力量的非暴力反抗，就是表现为“真话运动”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用索尔任尼琴的话说就是“不靠谎言生活”，用哈维尔的话说就是“活在真实中。”它首先在道德上瓦解了极权制度赖以存续的人性基础，使独裁制度在人们的灵魂中腐烂，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出现极权大厦瞬间崩溃的“天鹅绒革命”。

于是，林昭、张志新们才要在肉体上被消灭；于是，师涛、张林、杨天水们才要到监狱里去生活；于是，昝爱宗先生才要失去自由。

当然，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就绝不敢做出这样的指控：昝爱宗说了真话。于是，“散播谣言”这一借口也就成为唯一的、也是最自然的选择！

2006年8月12日星期六于河北泊头
议报

前不久，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中国举行。从报章上看到一些中国知名大学校长的发言，总体感觉，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所据有的地位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不成比例。他们关心的都是小问题，关心自己远胜于关心社会。特别是我听到在8月8日的论坛上，从北大到清华再到南昌大学的校长，都在为“自己什么都要管”而大发牢骚。其中最典型的一句名言出自南京师范大学校长之口，他说“除了火葬场，什么都要管。”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中国大学校长除了教学以外，所管的杂事非常之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作为中国名校的校长，如果一味自叹苦经，而不以历史的眼光全面看待这一事情，那是短视的，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负责的。

中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一样，基本是一个小社会。作为这个集团的领导，他是什么都要管。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来，而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来了。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其中必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另外，中国大学校长不要总简单拿自己的处境和西方大学校长相比，因为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

为什么中国大学校长什么都要管？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垄断的。

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评价，垄断无管理。只要是垄断行业，它所发生的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应当从垄断里寻找。然后才可以谈那些问题的合理与否。中国的高等教育格局，大体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在垄断行业里才会出现巨大的权力，同时也会出现员工所有问题都要找企业负责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中国的大学校长为什么不想一想，中国如今私有企业里的员工，还会见了经理要房子吗？好处坏处是一起来的。我们不能只要市场的好处，而不要它的坏处。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死死保持计划经济的好处，而又大谈它所固有的坏处？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再说大学校长的来源。中国高校校长的来源大家都清楚。因为高等教育垄断，校长完全由政府任命。英美各国大学多私立，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德国大学的行政权集中于大学的评议会，校长由评议会选举。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校长不好与西方的校长相比，没有可比性。因为职务的来源不同，任命、选举和聘任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中国大学校长有今天这样的处境，与他们的职务来源体制是相关的。因为来得容易，麻烦事就应该多。如果是竞争来的位置麻烦自然也少。

西方大学是独立的。政府对大学除了给钱，什么都不管。而在中国，政府对大学以管制为基本特征。所以大学校长不应该简单抱怨自己什么事都要管。因为你依赖政府得到巨大权力，多管一些事也是应该的，你本来就是行政官员嘛，不能要了行政的好处，又想要学者的清闲。中国名校的校长许多享受部长级的待遇，很难想象一个西方的大学校长和政府的阁员有同样的待遇，而且中国校长的好处一般说来是终身的。

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主要体现在文化与道德，而不是一般的行政管理。它的主要意义是在精神方面，在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里，大学校长常常是公正和正义的象征，他们以关心社会进步为天职。政府可以给你位置，但人格和社会声望要靠良知和勇气建立。只关心行政事务的校长，不可能成为好校长，在中国尤其如此。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