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闻记者的昝爱宗，让开除他的《中国海洋报》首次受到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中国海洋报》本来是一家默默无闻的行业性报纸，几乎没有一个记者本人能够成为新闻人物。无疑，昝爱宗的出现乃是《中国海洋报》的光荣，尽管这种光荣也许要等候若干年后才能得以确认。昝爱宗以前多次向我提到《中国海洋报》的同事对他的关心与尊敬，以及好心的劝告。在一个记者纷纷接受谎言的铁律、参与谎言的制造的社会里，揭示和捍卫真相的记者必将受到大部分良知尚存者的尊重。
作为基督徒的昝爱宗，在刚刚受洗之后一个月，便因为实践圣经中耶稣基督的教诲”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捆绑的人同捆绑”，使得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我相信，上帝在此事件中自有其美意在。萧山教会中那些被捕的弟兄姊妹们的处境，昝爱宗在这失去自由的七天里必然有了更为深切的体认。圣经中说：”耶和华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亲爱的弟兄，愿上帝赐予你信心、勇气和智慧，在这黑暗的时代里作那美好的见证。
我与昝爱宗是长达十年的好朋友了，这种友谊是世间的一切都无法伤害和阻隔的。我还记得他风尘仆仆奔波在风沙扑面的北京的情景，他是那样地单纯、直率、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因为不断地坚持说出真相，他不得不从一个报纸换到另一个报纸，然后又从最基层的职位开始做起。拥有像他这样资历的新闻界的朋友，若是善于经营者，很多都已经升迁为部门主管乃至总编助理了，只有昝爱宗这样的”唐吉诃德”，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记者”。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记者”，十年的摸爬滚打并没有让其变得”聪明”起来。无论在北京还是后来回到杭州，昝爱宗一直保持了疾恶如仇的性格。两年前，昝爱宗邀请我一同去浙江玉环县，采访当地渔民被非法侵占土地的事件。我们坐着普通的公共汽车，跑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当地。昝爱宗已经多次到这里来过，一听说昝记者又来了，当地的十多位民选村长都聚集过来，向他反映渔民的冤屈。这些村长个个都是皮肤黝黑、两鬓风霜的渔民。他们倾诉说，这里沿海的大片土地滩涂，是渔民们发展近海养殖的生命线，却被当局强行征用，然后划给开发商开发房地产项目，村民仅仅得到很少一部分补偿。另一方面，这样的开发项目也破坏了国家的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我们调研了一天，在第二天将要离开的时候，一位当地的维权领袖提出要给昝爱宗和我往返的路费，却被他拒绝了。这次我才发现，昝爱宗前去帮助渔民维权，连路费都是自己掏的，比起某些人利用维权活动向村民漫天要价的行径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昝爱宗告诉我，迫害上访渔民的玉环县前任县委书记，现在正是浙江省海洋局的负责人，也正是他们这个小小的记者站的”顶头上司”。但是，他还是写出了一篇对此事件的长篇报道，虽然未能在《中国海洋报》发表，却将其发表在海外网站上。许多记者深味这一职业在当下处境中的”潜规则”：即地方报纸不能批评本地的黑幕，行业报纸不能批评本行业的黑幕；一般而言，只有批评那些发生在远方的事件，才能基本保证自己的饭碗及安全。然而，昝爱宗却敢于突破此一”潜规则”。他多次告诉我说，只要是真相，就应当说出来，任何策略都不能高于真相。
二零零二年，昝爱宗曾经因为在网络上发表了《”严打”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一文，而被杭州警方宣布罚款五千元。为此，他先后启动行政复议和司法诉讼程序，结果均遭失败。我在长篇评论《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一文中引用了法律学者的评论—— “此案为我国大众传播学领域的司法保障制度的进步以及在相关学术领域，提供具有典型本土特征的，极具历史性价值的读本。”同时，我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在这一案件尚未成为历史、依旧还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必须直面一种相当危险的处境：一个公民说了一点受宪法保护的真话，却受到某些法律法规的严厉惩罚。如果一个公民行使表达的自由和权利却最终遭受惩罚的现象成为我们社会的’正常’情况，那么我们就只能生活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沉默的大多数’的社会之中。”
当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每当昝爱宗来北京出差的时候，如果刚好遇到星期日，我都会邀请他参与方舟教会的主日崇拜活动。我和妻子也经常向他传福音，并送给他很多福音书籍。我深知，我们所从事的追求真相和公义的活动，必须有更为坚实的皈依和更为博大的源泉，真正的真理和公义在神那里，而不在人那里。惟有信靠神，我们才能得安慰，得自由。后来，我在路过杭州期间，介绍昝爱宗认识了杭州的一位属灵的长者及其教会，此后昝爱宗一直坚持参加查经和敬拜活动。圣灵果然在他心中作工，今年七月九日他在杭州的一所家庭教会中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在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昝爱宗已经开始将对自由的求索扩展到宗教信仰自由的层面。他先后为多起教案撰写过呼吁文章。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党山镇发生强拆基督教堂事件，导致多名基督教徒受伤，五十多名教徒被关押。事件发生后，昝爱宗通过电话、网络、访问等多种渠道与多名教徒和相关人士进行联络和采访，了解到若干真实情况。在此期间，我们通了几次电话，我建议他找机会到现场访问当事人。八月一日，他公开发表了《请浙江省调查萧山暴力拆除基督教” 七·二九事件”并公布真相》一文。当晚，被有关部门约谈。八月三日，他又发表了《关网站禁信仰打压言论自由——抗议萧山暴力拆迁基督教堂》。
遗憾的是，仅仅因为昝爱宗坚持继续言说真相，当局便对他采取了更大的伤害行动：八月四日下午，昝爱宗原计划去萧山党山镇现场了解情况，下午四点，突然被杭州市公安局网络监察分局传唤，办公室电脑和常用包被搜查，并被扣押电脑主机，笔录至晚十点多结束。传唤证上明确写着”因涉嫌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警官警告并要求他最近不能离开杭州，等候处理结果。八月九日中午，昝爱宗与杭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鹏飞通电话，向他反映问题，并到该局送致吴鹏飞的公开信《萧山” 七·二九事件”致杭州市公安局局长一封紧急呼吁公开信》。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无论是以记者、基督徒还是普通公民的身份，都是合理合法、无可指摘的。执法部分亦是公民的公仆，有义务听取公民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任何公民都不能为此受到惩罚。然而，当局却未能以最起码的善意来回应之，吴鹏飞大约老羞成怒了：八月十一日晚上，昝爱宗再次被传唤；晚上七点，行政拘留的消息得到确实。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昝爱宗弟兄仍然处于失去自由的状态。幸或不幸，我和昝爱宗以及一切追求真理的记者、作家、基督徒
和同胞，都生活在一个敌视真理和真相的”黑暗时代”。一生致力于反对极权主义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指出，所谓的”黑暗时代”，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最为可怕的是，”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 ——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年来，昝爱宗所从事的工作便是破除这种遮蔽，他如同黑暗中那微弱的、却不断闪烁的光亮，”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让我们也像他那样无畏地点燃自己，为这黑暗时代增添一点光明。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三日
卫子游:不要人民代表不行
| —— 《论人民代表》之四 |
| 《谁是人民？谁的人民——〈论人民代表〉之二》讨论了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的多数当作家主，《全权政府、无政府、有限政府—— 〈论人民代表〉之三》讨论了多数的权力为何要受到限制的问题，现在，再来讨论为什么应该是大多数人的统治，而不是少数人或全体人？
还是使用排除法。首先，把国家交给少数人来统治行不行？国家由少数人统治，是历史上很常见的现象。最少的如君主制，上百万，数千万，乃至数亿人，由一个人统治，这种政体曾经遍及全世界，在某个时期内，还被视为是最好的政府（注1）。但现在都知道这样不好，因为这是专制独裁。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政体的不合法性已经是不证自明的了。次少的如意大利历史上曾经盛行过几个世纪的贵族制，城邦（准国家）由少数几个家族轮番执政，普通平民在几个世纪内无缘染指国政。贵族制最后当然也运转不下去，因为这种政体根本没有任何合法性基础，处于贵族压迫下的平民们肯定不满，凭什么国家就该交给你们呀？除这两种之外，还有一种，比贵族制的统治人数多一些，存在于当代，这就是由某个统治集团实行的统治，所谓的一党制，可归入这一类中。在这种政体下，政权掌握在单一的政党手中，如上世纪的苏联墨西哥等，还有现在仍然顽固地坚持这种政制的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表面看上去，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人多势众，其成员可能多达千百万，实际上，即使把那些终生被排除在执政圈子之外的底层党徒全算在内，一党执政的执政党总人数，最多也未见超过其国家总人口的10%。在中国，共产党员多达6800万，就算这6800万全部在”执政”，但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只有5.23%。13亿人的国家，被5%左右的人所统治，就是少数统治多数。何况，6800万党员的全体，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都”执政”。真正执政的，中央一级，只是那个二十人不到的政治局小集团，各地方政府则是十几人的所谓”党委”，是这些人在统治。这些人全部加起来，把镇一级书记全算在内，总数也不过百万人左右，相对于13亿人，0.1%都不到。这种政治局握有统治全权的体制，与君主独裁制相比，在不世袭和定期轮换两个方面有区别，其他很多方面，重合处很多。所以，一党制仍然被称作专制政体，是世界舆论的谴责对象与笑料来源。 少数统治多数，其统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这种统治的合法性从何而来，都是一样的人，凭什么你们就能发号施令作主人，而我们却只能俯首听令？多数人凭什么要遵守少数人的法律和命令？愚昧时代这个问题还好解决，君王的统治权来自于神授，当诸神退位之后，独裁体制的统治危机便相伴而至，正因为这个原因，当代最独裁的政府，也得高高悬挂一面人民的旗号。少数统治多数还有一个问题是，少数人既然在人数上占据少数，本身不具有合法性，又占据数量上的劣势，如何能让多数人服从？如何实施统治？所以，少数要维持统治，唯一的办法便只有依仗暴力。不对多数实行强制压迫的少数统治，可能一天也难以维持下去。缺乏合法性的暴力压制只会激起反抗，对合法合理的反抗施加暴力，使得依仗暴力的少数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愈发削弱，恶性循环，管制危机不断蓄积，终有一天，这种统治必会走到尽头。综上所述，把国家交给少数人统治，就是不民主，无民主，没有民主。 政权交给个别或少数人不行，那么，交给全体人如何呢？每个人都当家作主，都做自己的主人，服从自己的法律，只听自己的命令，岂不彻底根除了压迫？把国家交由全体人来统治，也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制。这种民主要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身份重合，公民既是国家公民，又是政府成员，无须任何中介或代表（注2），从而”真正兑现”公民做国家主人的梦想。直接民主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统治合法性这个难题。从古希腊到十八世纪末之前，人类所知道的民主、所向往的民主，都是直接民主。卢梭对古典文明中的希腊罗马直接民主制度推崇备至，他说：”在希腊人那里，凡是人民所需要做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来做；他们不断地在广场上集会。他们生活在温和的气候里，他们绝不贪求；奴隶们在做他们的劳动；他们的大事只是自己的自由。”他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主张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公共事务，”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成为公民的重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身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是濒临毁灭了。”（注3）如果推崇直接民主的只有卢梭，那么，他终究会孤掌难鸣，事实上，主张实行直接民主的自卢梭之后，可谓代不乏人。稍远一点的如美国国父群像中的杰斐逊，论者一般认为，他关于大众应该有更多直接参与权利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就与卢梭的观念存在承续关系（注4）；巴黎公社党人在72天存活期的开端，曾经试图把新生政权的合法性根基扎在直接民主制上，虽然最后从理论上自我否定了，并且从实践上也彻底失败了，却让巴黎公社的粉丝马克思、恩格斯对直接民主制产生了信任（注5）。直到今天，推崇直接民主者仍然不乏其人。在这些人的眼中，间接民主制下人民不能直接参加统治，因此是假民主，只有直接民主才是最高级、最完备的民主，其形式与内容相一致，原则与实践相一致（注6）。 然而，直接民主在人类政治实践中却成了淘汰的对象。直接民主虽然解决了政权合法性问题，但在可行性上却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直接民主在人类政治生活中被淘汰，首先不是从观念上遭到否证，而是实践中根本不可行。今天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要么干脆不实行民主，要么就实行间接民主，即使是被视为民主典范的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家或地方是实行直接民主的。正是因为直接民主在实践中从未实现过，因此，我们才有充分理由说，直接民主是假民主。直接民主为什么不可行？刘军宁先生对直接民主制的缺陷从理论上进行过归纳，认为直接民主具有成本高，风险大，无程序，不自由，容易导致对抗和情绪化，最终将以暴政收尾（注7）。 直接民主主张每个人都成为政府的一员，以中国为例，全国13亿人，扣除老弱病残，具有独立政治行为能力的适格公民以10亿计，如果全进了政府，那谁来生产物质财富呢？10亿人人人抢着做主，人人都要自己说了算，人人你不听我的，我不听你的，或我要你听我的，你要我听你的，国家岂不乱成一锅粥？绝对的民主制，人人都来当家作主的政治，也许在卢梭的小国寡民中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在广土众民的大国中，还没有取得过成功的记载——即使在卢梭的母国瑞士，这样仍然保留有少数直接民主作法的小国，这种绝对民主制现在也未见实行。目睹法国大革命惨剧的柏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一种绝对的民主制，就像是绝对的君主制一样，都不能算作是政府的合法形式。他们认为那与其说是一种健康的共和政体，还不如说是它的腐化和堕落。”（注8） 少数人和全体人掌握国家政权，这两种政制设计看似存在根本区别，但在有一点上却是相同的，这就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9a25。另请见《礼记.王制》：政府百官皆由王定，在中国古代，君主制被视为天然合法的政体形式。 ──《观察》首发 |
刘晓波新作<单刃毒剑>由博大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题记中写到：「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恰恰相反，在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作者在书中提醒读者：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伪现代化」，因为它靠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正是让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暴政列车得以狂奔的双轨。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也正在向独裁爱国主义之路上狂奔，听听爱国愤青们的「砸烂台湾」、「血染台湾海峡」的叫嚣，听听中共智囊们发出的「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预测，再听听中共将军朱成虎的「牺牲西安以东」换美国二百座城市的核威胁狂言，中国的独裁爱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倘若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将我们吞没，我们就注定要灭亡。」
这，正是出版本书的目的所在
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引起世界性关注，与独裁制度相结合，也越来越具有危险的进攻性，本书把作者关于民族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汇编成书，用生动的例子，从各个层次论述了在中共独裁政权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演变成独裁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有：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大陆民族主义；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反台独的民族主义；强权与收买下的香港爱国主义。
书中指出：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能够让普通人毫不顾忌人类文明的戒律而心安理得地变成刽子手。
作者介绍──
刘晓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中国大陆独立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1989年因参加「6‧4」运动而被捕，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1991年出狱后，在北京从事写作及民运。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因从事自由写作及民运、呼吁为「6‧4」平反、保障人权而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获释后继续从事上述运动及自由写作。曾执笔《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和《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
1996年10月8日又因上述原因而被捕，劳动教养3年。
1999年10月7日获释至今，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
刘晓波新作<单刃毒剑>由博大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题记中写到：「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恰恰相反，在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作者在书中提醒读者：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伪现代化」，因为它靠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正是让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暴政列车得以狂奔的双轨。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也正在向独裁爱国主义之路上狂奔，听听爱国愤青们的「砸烂台湾」、「血染台湾海峡」的叫 嚣，听听中共智囊们发出的「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预测，再听听中共将军朱成虎的「牺牲西安以东」换美国二百座城市的核威胁狂言，中国的独裁爱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倘若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将我们吞没，我们就注定要灭亡。」
这，正是出版本书的目的所在
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引起世界性关注，与独裁制度相结合，也越来越具有危险的进攻性，本书把作者关于民族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汇编成书，用生动的例子，从各个层次论述了在中共独裁政权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演变成独裁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有：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大陆民族主义；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反台独的民族主义；强权与收买下的香港爱国主义。
书中指出：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能够让普通人毫不顾忌人类文明的戒律而心安理得地变成刽子手。
作者介绍──
刘晓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中国大陆独立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1989年因参加「6‧4」运动而被捕，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1991年出狱后，在北京从事写作及民运。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因从事自由写作及民运、呼吁为「6‧4」平反、保障人权而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获释后继续从事上述运动及自由写作。曾执笔《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和《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
1996年10月8日又因上述原因而被捕，劳动教养3年。
1999年10月7日获释至今，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
书名：单刃毒剑
作者：刘晓波 着
页数：336 页
尺寸：21×14.8cm
装订：平装
出版日期：2006年6月
售价：NT$ 280
( 限台、澎、金、马地区)
中国流氓学简史之三：广义流氓学的论域和使命
广义流氓学的论域和使命
广义的流氓学超越了把狭义流氓作为罪犯和道德沦丧者的框架，展示出更加广泛的视域。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司法意义的“流氓”而是文化意义的“流氓”，因此文中出现的“流氓”一词，无疑将更接近于它的早期含义。我们首先把它从国家主义的道德和司法定义中剥离出来，从一个贬义词还原为中性词，而后，借助“身份分析”理论，注入必要的文化语义，重建它作为“能指”的健全功能，以及它与“所指”之间的理性关系。我要在此反复声明，所有关于流氓的指陈完全没有贬义，恰恰相反，站在民间叙事而非官方叙事或精英叙事的立场，流氓就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和关怀的那种事物。
1、广义流氓学的特殊论域
广义流氓学吸纳了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和美学的多维视域，企图为流氓学以及流氓概念注入新的生机，以期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现状及其内在原因做出合理的阐释。
社会学论域：流民、游民、灾民
社会学论域中的广义流氓就是游民、流民和灾民这三民，包括流寇、流动人口、黑民、难民和所谓的盲流和流氓无产者。他们的特征就是无地和无籍，丧失身份，流动、贫苦、非法地居住在城市，面临被拘留、强迫劳役和强行遣返的危险5。这是农业中国的一个致命的缺口。这个视域中的“流氓”无疑就是“流氓”的早期含义，它指称着农业社会中不断迁徙、流亡或改变其空间位置的人群。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它被称为“氓”或“流民”，而在新政府的语汇中则被称为“盲流”，它最初指的是逃荒、要饭的乡村灾民，以及没有户籍的“无籍之徒”。它是经济破产或底层经济收入者的称谓。这个社会经济学指向显然更加符合“流氓”的原初语义。
王学泰的研究强调了流民和游民之间的分野。他认为，流民是指离开故土进行集体迁徙的人群，它们往往保持着严密的家族宗法结构（客家人是这方面的范例）；而游民则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群，以游走、冒险、居无定所和没有稳定职业，时常以不正当手段牟取财物等为标志6。而灾民则可能是上述任何两种，但这个指谓却强调了它的成因：因战乱、灾害和饥荒而被迫离开故土。无论如何，这三种人群构成了社会学视域中的流氓主体（尽管研究者都审慎地避免使用“流氓”一词）。
政治学论域：流放者与流亡者
在政治学语义上的流氓，是指那些因政治迫害而被迫流亡异国他乡的人、或是被政府判决流放边疆的政治犯，以及那些负罪逃亡者，等等。此外，许多极权国家的知识份子和宗教信徒，展开了针对极权国家主义的“内在的流亡”，也即在不承认执政者权力正当性的前提下展开精神流亡，流走在自己祖国的疆域之内，甚至仅仅流走在家门背后那片狭小的空间，而其思想却超越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严厉限定。这种精神性叛徒无疑应被纳入流氓叙事的视域，成为广义流氓学的一个重要母题。近代俄罗斯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个杰出范例，它向我们描述了专制制度把知识分子精英转变为流放者的痛切过程。
文化学论域：痞子和玩世者
在集权国家主义的文化语境中的流氓，通常被称作“痞子”，这其实就是民间文化颠覆者的一种称谓。他们置身于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但却保持了一种向心而非离心的姿势，并随时可能重新进入中心。它审视和批判国家主义，但其话语方式却往往保存了国家主义的基本特征。此外，痞子话语也显示了自身的某些特殊征兆：1、零度信仰；2、以牢骚和反讽的话语方式反对威权；3、常与反叛、颠覆、瓦解、等语词并用；4、对权力与暴力的酷爱；5、招安期待（与国家主义的互相对转）；6、策略化立场（民间机会主义），等等。
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流氓主义，流露出了传统流氓文化的印记，散发出迷茫、呆傻、暴力、无聊、油滑（灰色幽默）、机智、自嘲、自虐和恶毒的浓烈气味，同时，它的反讽、戏仿、讽喻和寓言也解构了正谕话语体系，把它推向了荒谬的语境。流氓就是从反面书写国家主义的那种喜剧。
美学论域：侠客和隐士
侠客（刀客、剑侠、镖客、拳师、大侠等等）酷哥、大哥（与江湖、山林、武林、豪杰、英雄、造反、义气等词语等并用）和隐士，他们是江湖神话中的主角，流氓乌托邦叙事的主要母题。他们最初可能只是村社精英（如晁盖和吴用）、市民精英（武松和时迁）或官僚精英（其中宋江、林冲、杨志属于低层小吏，而关胜、卢俊义等属于中级官僚）的一部分，而后被“逼上梁山”，铤而走险成为黑道人物。但他们只有在流氓叙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重生，转换为江湖神话中的不朽英雄。但这类人物是话语空间（人工空间）的产物，他们是虚构的，仅仅存在于广阔的代码世界里。只有单纯的农民和儿童才会混淆这种文化符号和真实人物的界限，并把“白日梦”的主角转换为可以仰视、膜拜和触摸的人间英雄。
古典哲学或宗教学论域：游人
从这个论域眺望流氓不难发现，在庄周的身后，基于道家和禅宗的推动，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过大量游民，以游历和寄情山水为生命的主要方式。庄周、屈原、李白和徐霞客都是这方面的范例。游民知识分子就此确立了“旅游”在中国文化中的显著地位。游仙求药、游学问理、游山玩水、游戏人生，游天下以求道，构筑了士人生活方式的宽广谱系，并为中国生命哲学提供了核心命题。一旦抽取了这些命题的骨架，中国文化将瓦解为一堆毫无价值的碎片。显然，这种超越了国家主义道德范畴的游民文化，不仅构成了狭义流氓学研究的盲点，也向传统的游民研究发出了强大的挑战。
犯罪学视域：流氓犯或候补流氓犯
广义流氓学的范畴无疑会涵盖狭义流氓学的对象，这意味着它也将同时关注犯罪学意义上的流氓，也即那些在道德和司法上都有严重过失的离轨群体。他们包括但广义流氓学并不强调它的司法罪行，更遑论犯罪手法或流氓心理，而是注重于流氓作为社会规范的离轨者的精神特征和话语方式。这意味着“流氓”将从官方叙事和传统精英叙事中解救出来，摆脱道德审判而成为一种“纯粹理性”的对象。
2、当代流氓社会的广义构成
毫无疑问，所有在上述视域中出现的对象，都应当被纳入广义流氓学的研究范畴。而如果我们聚焦于现代中国，那么广义的“流氓社会”就应当由下列阶层或群体所构成：
离乡农民：也即所谓“民工”或“农民工”。离乡意味着土地、职业（单位）和家庭的多重离弃。在所有的离弃运动中，这是最彻底和最具革命性的一种，它是与原有身份的彻底断裂。人们已经看到，自从八十年代以来，数亿农民一直面临与土地分离的严峻现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农业保护性关税的解体，加速了农民破产的历史步伐。底层流民的军队正在激升为天文数字。每年春节，铁路和公路上都会突然涌现上亿民工，令交通面临崩溃的边缘。那些扛着“蛇皮袋”的庞大人群，成了交通管理官员的阵发性噩梦。
失业职工：数千万国营企业职工在“大企业减负”中失业，成为“没有单位的人”，无望地漂流在自己的故乡。离职把人从一个赖以生存的母体中推开。与离乡有所不同的是，它为人保留了一个最后的家园――家庭。离职就是离乡的一种比较温和的形式。失业者还有可以代偿性的巢室，它可以缓解失业带来的生存危机和身份灾难。
异国侨民：出国留学或打工，最终在异国获得居留权的侨民，以及正在为获得“居留”身份而奋斗的人群；因受政治异见而出走欧美的各类政治流亡者，等等。
知识游民：为了“岗位”、考研或各种机遇的缘故，大批大学毕业生从一个城市奔赴另一个城市，不断寻找着新的职业，或是以考研为目标在名校周围散居，或寻求各种机遇的艺术家、独立电视制作人、作家及媒体写手……，他们被称为“漂一代”或“知识民工”，而事实上他们是流氓精英，其书写的文本直接进入传播领域，并且成为国家主义以外的主要原创摇篮。
网络游民：尽管司法意义上的流氓数量有限，但流氓精神散发出的气息却不可阻挡地在非流民阶层中有力散布着。王朔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流氓精神对大众的全面征服。互联网BBS的匿名机制释放了流氓话语，使之成为资讯社会主义时代7最强大的隐形势力。知识份子、愤青、小资和学生加入了这个庞大的阵营。他们在日常生活是一个守法的公民，而在互联网上则因匿名注册而成为“无名氏”，隐藏起自身的真实身份，肆无忌惮地使用各种激烈的酷语、色语和秽语，无须为此支付道德和法律的代价。这种流氓角色的临时化和网络化，正是资讯社会主义的重大特点8。
毫无疑问，这个被大数量的人群构筑的流氓社会决不是“隐形”的，恰恰相反，它是高度显形的，却因遭到狭义流氓学视域的限定而被人视若无睹。由于知识界的认知性失误，这个庞大的“社会”竟然不可思议成了盲点，隐身于国家社会的庞大身影的背后。
3、“流氓”和“流氓主义”的语义辨认
“流氓”和“流氓社会”的定义：
上述五类流民的存在，奠定了中国流氓社会的坚实基础。狭义的流氓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广义的流氓却是无限的。从对离乡农民、失业职工、知识游民、异国侨民和网络游民的描述中，我们已经获得了广义流氓社会的简约轮廓。它拥有以下三项精神识别标记：
身份危机：由于自然灾难、战乱等不可抗拒的原因被动丧失家园、土地、单位、地位和身份，或因新生活目标而出走以寻求更理想之身份。长期处于身份缺失状态。这种身份危机是构成流氓主义的基石。身份危机是流氓及其流氓主义诞生的摇篮。
异乡情结：由于与故乡、土地的长期分离而成为异乡人，并且在不停的游走、漂流、迁徙中保持了异乡情结，并且未能从新空间里重构“精神家园”。
精神焦虑：身份的丧失和离乡运动引发了流氓的失败主义，它包括对身份的过度敏感和焦虑、对家园崩溃的悲伤和愤怒、以及对所有现存体制与价值的极度怀疑、戏谑、嘲弄、仇恨和反叛，等等。
根据这三项识别标记，我们就可以为广义流氓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一个标准的流氓就是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他持续性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的立场。而这种流氓生存的主要空间就是流氓社会，它的动荡、流迁、反叛和变化多端，与有序的“国家社会”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不仅是流氓社会的的对偶，而且也是扼杀和消灭前者的死敌。
“流氓主义”定义：
“流氓主义”定义：
狭义的流氓主义就是以颠覆现存国家秩序为目标的意识形态体系。狭义流氓就是针对国家的一种永久的讽喻。狭义流氓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反讽性镜像。毫无疑问，国家的权柄永远是流氓反叛的终点，他的想象力终结在一个新国家霸权的面前。
而广义语境中的“流氓主义”则与此不同，它是指在身份危机的语境中、以异乡情结、焦虑心态和反叛立场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它发生于广义流氓社会之中，并且产生了从古代的游侠主义到当代的街痞主义、犬儒主义和厚黑主义等各种样式。
“流氓话语”定义
流氓话语就是广义流氓主义的自我叙写，或说是广义流氓主义在历史中的投射文本，其中含有大量酷语、色语和秽语，并以所谓“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的“正谕话语”体系。
流氓话语是针对国家主义的话语颠覆，是一场把主体从“他者”的身份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话语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消解国家主义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掌控。它显示了主体企图利用身份瓦解而制造一场文化政变，把潜在的反叛身份霸权的欲望推向前台。广义流氓在这个前提下展开其特有的政治想象，并且试图征服国家主义的既定的话语空间，重构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
流氓话语是针对国家主义的话语颠覆，是一场把主体从“他者”的身份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话语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消解国家主义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掌控。它显示了主体企图利用身份瓦解而制造一场文化政变，把潜在的反叛身份霸权的欲望推向前台。广义流氓在这个前提下展开其特有的政治想象，并且试图征服国家主义的既定的话语空间，重构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
流氓话语是对身份丧失状态的一种营救。它医治了因丧失身份所带来的伤痛。它也是一种身份代偿的工具，帮助人在话语的层面上重建权力和尊严。
流氓话语被广泛地灌注到了人民的心灵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令每一个中国人都具备了流氓的内码，并且要在适当的语境（家园的灾变、身份丧失、流走的进程）中被激活，为中国历史开辟出一条奇异而独特的道路。
建立广义流氓学的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流氓社会（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一直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质疑的对象。流氓作为国家的颠覆者，永远被放置在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上。这是一种价值判定的历史习惯。在声讨流氓的罪恶方面，知识分子始终是国家主义的同谋。这正是狭义流氓学造成的严重局限。
我要在此表述这样一种立场，即从广义流氓学的视域看，流氓、流氓社会、流氓主义和流氓话语具有强烈的双重意识形态性格――
它不仅仅是一种解构性力量，同时也具有某种重要的建构性，一如它在反讽话语方面的推进。如果没有流氓话语，中国现代艺术和文学都将面临枯竭和死亡的危机。
流氓社会和国家社会之间产生了互补机制。它作为国家社会的反讽性镜像，保留了国家社会的部分特性，而作为话语的一种原创性势力，它也扩大了国家社会及其话语的领域。
流氓主义作为解构中的建构性元素，无疑是总体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对这个总体构架产生负面和正面的双重影响。它是一种双仞剑，在颠覆国家主义的同时也杀伤了其他所有价值体系。毫无疑问，流氓主义不是指向未来的信念和希望，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无法抹除的存在而已。
对这种双重性格的认知正是流氓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狭义流氓学由于将研究对象锁定在失序和违法人群，将其压缩成了犯罪社会学的一个门类，极大地限制了流氓主义的研究功能，无法对中国社会的大量流氓化现象做出必要的响应、描述和探究。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清晰地表明，只有广义流氓学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本文题图：《三峡移民》（作者不详）
中国流氓学简史之二：狭义流氓学的政治叙事
狭义流氓学的政治叙事
狭义的流氓学研究的对象是所有违反道德习俗和法律条文的人群。这个群体无疑是官方叙事和传统精英叙事的后果。它被限定在法学和伦理学的范畴以内。我们看到，有关流氓的庞大语词指称体系从先秦开始，一直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并且在不断扩张和删除之中。但“流氓”一词据说出自近代上海――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它的问世终结了有关流氓的复杂的指称系统，也就是逐渐取代其它语词，成为一个主要的现代能指，用来称谓那些被国家宣判为在司法上和道德上双双“有罪”的人，并最终形成我所说的狭义的“流氓学”的语义框架。
《现代汉语词典》的“流氓”词条明确指出：“流氓，指违法乱纪的人”。更加权威的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辞典》的解释是：“一是本指无业游民。后用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泼等行为。”同时，“流氓”也是政治敌手之间互相抨击的工具。例如，南京政府坚持称共产党为“共匪”，而北京政府则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蒋匪帮”，等等。
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的司法定义中，流氓仍然是社会暴力和色情行为的主要实施者，而流氓罪则始终是一项语义宽泛的罪行，其中包括奸淫、猥亵妇女、同性恋和街头滋事，暴力伤害他人等各种类型的罪行。直到1997年刑法修订，才把其中一些罪行从“流氓罪”中移走，作了单独列项。经过漫长的司法挣扎，流氓的庞大队伍终于开始减员。但流氓作为一种社会景象，却变得越来越惊心动魄。
狭义的和作为罪犯的“流氓”的辨认主要通过其行为方式来进行。在惯常的意义上，人们把从事行骗、讹诈、抢夺、偷窃、拐口、打斗、霸市、放债、赌博游戏（斗鸡、斗蟋蟀、斗鹌鹑等等）、嫖娼、奸淫的人叫做“流氓”。其基本特征是：无耻、暴力、欺骗、淫恶和无道。
中国历代政府对流氓通常采取严厉的惩罚。这种情形在清代尤为显著。清政府对于暴徒、棍徒、谋反、江洋大盗和所有抗拒官府的罪行，大多施以绞死、砍头以及暴尸或枭众示众等酷刑。中共建政之后，对流氓团伙的首领也大多判处死刑，这种对流氓的镇压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高潮，各地经常进行“台风式”的流氓拉网围剿行动抓捕“流氓”，然后召开大规模群众公审大会，在宣判死刑之后，立即用大卡车押赴刑场实施枪决，以死亡震慑的方式重申政治威权。
邓小平时代基本沿袭了这种制度，不断用“刮台风”模式镇压它所认为的“流氓”罪案，在“从重、从快、从严”的口号下加重司法推量，予以“严厉打击”。在国家与流氓的战争中，法律的尺度总是让位给了政治需要。对于国家体制来说，除了“现行反革命”，流氓就是它的最大威胁和敌手。流氓引发的国家主义警觉，几乎超越了一切现存的刑事罪恶。
迄今为止的大多数传统研究，都在狭义的范围内标定着“流氓”的语义。狭义的流氓就是道德沦丧者的一种称谓，它与强暴、奸污（通奸）、猥亵、抢劫、斗殴、敲诈、欺骗等诸多犯罪行为密切相关。它事实上就是对人类系列罪行的一种简约化命名。
但狭义的流氓极易造成一种假象，即流氓的问题只是少数人的问题。只有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流氓，才能对中国历史文本做出合理的解释，即为什么一个据说是被儒家学说全面掌控的国家，最终却完全丧失了儒教的特征，成为一个暴力横生、充满腐败的道德涌流、并且长期陷入勾心斗角的内讧之中的“酱缸”？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民间文化在八十年代以来会成为反讽主义的天下？这些国民的精神特质与儒家教义毫无干系，而是显示了浓重的泛流氓化的特征。但大部分西方汉学家并不能清晰地看到这点。他们宁可继续逗留在所谓儒家文化领导中国的幻象之中，并就此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做出经久不息的误判。
（注：1997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对1979年制定的《刑法》进行了修订，使《刑法》由原来的192条增加到452条，增加了260条。修订后的《刑法》将原来的流氓罪分解为侮辱妇女、聚众淫乱、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四种犯罪，同时增设了黑社会犯罪、煽动民族仇恨罪、证券欺诈犯罪、危害国防利益罪等新的项目）
本文题图：忻海洲《镜子》
昝爱宗:现实容得下你们把炸药包扛在肩上吗？
前人栽了树
是为后人乘凉
可现在的人
砍了前人的树
是为了不让后人乘凉
我不禁要问
你们，你们是倒立着生活吗？
你们可以制造炸药包
可以自宫
可以开山劈地
可以为你们自己挖掘坟墓
但你们不能把炸药包扛在自己肩头
为了炸大家
陈光诚他问
还有比煤炭更黑的吗？
有，正是那些肩扛炸药包的恶人们
陈光诚他问
还有比黑暗更黑的吗？
有，正在那些把炸药包扔向人间的罪人们
为求生存，陈光诚顾不了自己
他把自己奉献给了那受难的人们
他不想与恶人同归于尽
他向往光明的天空
他以善胜恶
他爱人如己
他知道牺牲就是新生
人类获得拯救
必须制止那些肩扛炸药包并扔向人间的恶人们
必须让人间重获平安、喜乐
恶人们，罪人们
你们要想想——
现实容得下你们把炸药包扛在肩上吗？
傅国涌:知识分子能超越恐惧吗?
生活在“留庄中国”的知识分子能最终超越恐惧吗?在李修文们宣称“留庄的天是我的天，留庄的地是我的地，留庄的水是我的水”[1]的中国，面对看不到尽头的无边苦难，如何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关心自己的专业之外，也能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而不是苟安于做稳了奴隶的地位，为权势与金钱帮忙、帮闲或者帮凶，本着人性的基本选择，从做一个公民而不是顺民开始，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站立起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几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作为一个生命站立起来了，作为一个民族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也赢得了独立与解放，然而作为个体的中国人至今还未能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从谭嗣同《仁学》中对人的呼唤、梁启超新民的理想到鲁迅对“立人”矢志不渝的追求，百年来多少先哲志士的头颅热血，皇冠落地，政权更迭，旗帜变幻，而以国家、以权力为轴心的价值观没有动摇过，人作为个体应有的权利、尊严与地位，由千千万万个体组成的社会应有的独立性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在现实层面的落实。国家（从来都是控制在权势集团手中的工具）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主宰万物生灵一般主宰着我们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这片大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焚书坑儒以来（甚至更早）一代代权势者赤裸裸的暴力和暴力威胁早已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巨网，无论刘姓王朝，还是朱姓王朝，对老百姓而言，对传统的读书人（士或者就说知识分子）而言都意味着只能附首称臣，只能屈从于强权与暴力，苟全性命于乱世和治世之间，到衰世更是如此，所以鲁迅先生才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和做不稳奴隶的时代。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奴隶的历史，文明的每一进步都是奴隶们创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乃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他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但他们一直生存在诚惶诚恐之中，因言罹祸、偶语弃市都不是什么个别的例子。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些在西方乃至东方大多数地方早已成为生活常识，在我们这块古老土地上却依然遥远而陌生，有时甚至要付出自由、生命的代价。反胡风、反右、文革……这些近半个世纪发生的大规模迫害事件记忆犹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灾难并没有成为过去。今天我们赢得的充其量只是腹诽的权利,在饭桌私下议论的权利 ……
六十多年前，在延安的窑洞里，王实味曾写下遭来杀身之祸的《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明确政治家与艺术家各自不同的角色，其实他提出的就是知识分子（不论什么专业）的独立性问题，思想、文艺、科学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不可能由权力垄断，也不可能由权力来判断是非。这一问题鲁迅先生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也曾尖锐地指出。王实味被杀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的中国这个要命的问题当然成了禁区。20世纪80年代，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科学研究中重新提出了政治不能干预科学研究、意识形态不能指导科学研究等一系列令权力集团震怒的观点。其实，他的观点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说出了大实话而已。他由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冲突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问题。 “我觉得我们国家对知识分子开始起用，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觉悟到自己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一个主导的力量。没有到这一步，还是依附的、封建的。”（1986年11月16日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有这种独立的意识，由于我们自己具有这种知识和对社会的判断力，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不应受到外来的这些非知识的指导和干扰。由于我们长期受封建的影响，由于知识只是经常作为依附的工具，知识分子也作为依附的工具，所以我们形成的观念就是一种依附。所以，知识分子缺乏这种独立的意识与我们长期的教育有关。十七年时，老强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个毛，必须附在一个皮上。”（1986年11月19日在宁波大学的演讲）他还说：“中国要往前走，中国知识分子要显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自己已经有的力量，但是没有意识到或是没有敢于显示出来。” （1986年11月15日在上海交大的演讲） 如果说知识就是力量，思想就是力量，问题在于知识分子能否意识到这种力量，发挥出这种力量。
今天,毕竟全能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随着对外开放，与文明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窗口打开了，我们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接受到各种信息，旧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在这样的大时代，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不会甘心做奴隶的，皮、毛之论将成为历史。
通过历史的回顾，通过思想的传承与启迪，记忆正在被唤醒，伤痛正在被注视，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再像一个奴隶一样选择沉默与温顺。只要选择不与当权者、与金钱武装起来的利益集团站在一边，或帮忙，或帮闲，或帮凶，知识分子本身也是社会弱势群体，追求真理，说出“皇帝他光着身子”的真话都是做人的良心选择，它和所谓的“政治”无关，关怀国事本来也是我们古老的传统，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诲我们至今还耳熟能详。除非认同某些人天然地拥有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的特权。哈维尔提出非政治的政治，就是对政治的超越，把神学化的政治还原为人学，也就是从神话回到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不是狭义的以权力为指向的政治，而是广义的公民意义上的政治。要走出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留庄中国”，不再重蹈改朝换代、流血成河的覆辙，就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我所理解的政治是“业余政治”，我更愿意称为“大政治”，这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一个公民对自己祖国神圣的权利与义务，对“留庄”中国而言这还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21世纪我们呼唤一个“大政治”时代的到来，呼唤一个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新社会的诞生。作为社会人，每个人无可逃于“大政治”，那不是对权力的角逐与拼杀，不是阴谋与阳谋，而是生活的选择，做人的选择。与做人相比，制度是从属的。任何制度都只是为了保障人类更加美好的生活，否则便没有存在的意义。
我们从来没有自己的“人权宣言”，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动最终都不过是抢椅子和换椅子而已。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结束“留庄中国”，不是依靠“取而代之”式的以暴易暴、枪杆子里出政权。文明的进步首先取决于思想的进步，思想是无限的，而任何暴力都是有限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首先是思想的力量。暴力诚然可以杀戮有思想的生命，却杀不了思想本身。历史永远记住了布鲁诺在火刑柱上最后的微笑、记住了伽理略在宗教法庭上的喃喃自语——“可是地球还在转动”，千百年后这些人类的先哲、真理的殉道者依旧活在我们的心中，而那些烧死他们、审判他们的人早已灰飞烟灭。
注[1] 李修文是山东微山县留庄乡一村党支部书记，并被聘为乡经委副主任。手下有数十名打手，都被安排在乡建筑公司，人称“打人公司”。他霸占集体湖地1000多亩，鱼塘数十个，大型造船厂、砖厂、码头各一座，被他欺骗、赖帐的企业、商家、店铺不计其数。1993年至1998年五年间，他每年在码头强行收取的靠岸费、装船费、卸货费、保护费等总共达6000万元。李修文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包括杀人，还公开声称：“留庄的天是我的天，留庄的地是我的地，留庄的水是我的水。”（据《浙江工人报》1999年4月24日报道）
武宜三：１９５５年的知识分子分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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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叶德浴《难忘的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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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洪复:有一种写作叫自为写作
有一种写作叫自为写作
——和丰临兄再次聊文学
丰临：洪复兄,我以为文字的美好是可以有好多种类型的,而且收放的标准是纯感觉的,纯主观的。
邹：兄说的极是，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好或审美，但，好的本质应该是一样的，这对写作也是一个挑战。
丰临：我也总有一种感觉,我总觉得别人的文字会有自己所羡慕而做不到的东西:表达上的放松,典雅,想象力,角度的选取,意蕴的丰富。
邹：好的东西，其实，大家一看就知道好，虽然可能并不知道好在哪儿，正如兄所言：“好的小说,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进入。”好的作品确实是如此开放和通透。
丰临：好的小说，应该每一个段落都是作者独到的发现，独到的观察，独到的思维方式和灌注着人生经验的东西。我喜欢用纯粹来表达这种感觉，纯粹了至大至博至深。
邹：好小说的确是无论各个方面都能达到淋漓尽致，还要看起来至简至易。
丰临：对,简易也是纯粹的体现，平易的诗,艰苦地写，不过要说诗，你是行家。
邹：我记得兄在天涯玩的时候，有几首诗写的很好，我还夸你来着。至于我诗歌的写作也不行，觉着要想直行着突破自己也很难。
丰临：这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一个时间段，还有就是心态。保持一种敏感,一种敏锐，写的时候要空掉一切,放下一切,万念俱寂,物我两忘。
邹：确实是需要锐气和穿透力，咱们现在因为热爱，可能就考虑经典写作多一些，也有可能会被其所累，但也要在清醒和洒脱中勇往直前。
丰临：我觉得现在真有一种经典综合症，焦虑了就读书,或者换一种样式写。
邹：我有时候也是越写越焦虑，反而达不到那澄明、空淡、清澈了，放下执着心可能反而会到达了，灵感或许就是这时候来的。
丰临：品特的写作方式很有意思，他说他写作,就一个句子推着一个句子,并没有整体策划好。
邹：我没看过，反正觉着无论什么方式，能成一家之言就是好的，品特那写法可能就属于意识流写法，写作只是思想的一个纪录或轨迹。看来兄看了不少国外大家的作品，看了他们的作品，我有时觉得都有不敢写了的感觉。
丰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范围和知识背景,你看过的作品我也会有好多没看过，说到家，阅读别人是为了建构自己。比如我,有一段时间我看了好多童话\神话和民间传说,觉得那些东西里有一种轻,一种很放松的精神。
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乐器，所以在创作上要寻找真同志和真敌人，以更好建构自己。而那人类童年的东西的确就是非常入心优美的艺术。
丰临：读书应该阔绰，保持一种放松和自由的阅读,无界限阅读,对写作有很大的帮助。到写作的时候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在好多年前,曾经写过一个句子,很狂妄,现在想来也有点意思，叫砚磨十年腥臭墨,写出世界我天下。
邹：不过，读过一阶段后，再凭自己直觉来写，尼采也曾经说取消一切图书馆的。写作时候就需要兄这种纵横驰骋的激情和豪气，天地为纸，我为笔。
丰临：人们说,觉悟了的人可以做佛,佛就是找到自我,自我的面目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
邹：兄所说的这些虽然我理解不好，但觉着已涵盖了现代精神，或许是那种纯净清澈的自由精神，还有理性。它是个性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性的。
丰临：写作就是理性,向美,创造，是大我,不是小我,是有意义的我,不是无意义的我。后现代性是一种搁置,而太多的搁置也许会放跑了太多的意义。也许不戴帽子，不管哪个现代性，也不管是什么主义， 写作的时候就是我写我的，跟着跑出来的文字，让它自个儿撒欢。可以叫自为写作,就是一种有精神向度的自在，自在是一种状态,自为是一种行动。
邹：我觉着写作就是天然、自然、纯然、茫然、了然的混合体或合唱曲，充满了自在性。是在有高度层面或精神层面上的自在性。自为的写作，兄说的真好，可现在我认为你所说的自为写作也分魔道和佛道的写作，魔道是审丑的和欲望的写作，佛道是形而上的精神性写作。所以说通俗性是为身体和物质的写作，而身体和物质也是神圣的啊。假如功利心也是一种神圣，那文学就会分为为人的文学和为灵魂或神的文学。
丰临：我赞成这种分法，好象也不好分，或者这种分法会有局限。其实这些问题很有意思，都可以展开。
邹：人神合一或只有人而无神，一个社会会如何？文学会如何？所以说写作是不是一种摆渡或新的囚禁？搞不好就从童年的快乐进入了虚无或悲悯。于是快乐就成多味道的凄美了，而人性要高扬，神性也要高扬，于是写作就成了一种安慰。这样，写作就又回到了把日常的、通俗的、内心的、信仰的呈献出来，所以，写作是洒脱和飞翔，也是如实呈现司空见惯的东西。看来是越想越复杂，最要紧是自己的选择 。
丰临：有时候是说不清的感觉，什么滋味都有，刚才从你的话里忽然有启发，功利性、通俗性，这些东西可能在一些传世的作品都有体现，但不妨碍他们的价值。想是复杂的,做是简单的，做的时候是一种选择,是快刀子斩乱麻。你写东西的时候肯定是抛开了好多东西，单刀直入。写作的过程是一种宿命的过程，你写了这个句子,只能用下一个句子，没有更多的选择了，那时候纷繁的东西一下子凋落了。
邹：是的，写作就仿佛人这一生选择什么是早就决定了的，而写作时必须头脑清醒，如兄所言：“那时候纷繁的东西一下子凋落了”， 而属于我们的茂盛也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或许就是言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