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话一筐:阶级斗争阴魂未散

 左、右之争,贫富之争,而文雅新潮点的叫法是“强势、弱势”之争,这三个“之争”是近来文人们喜欢集中讨论的话题,但我觉得这样的定位本身是错误的,这是刻意要贴标签,造成社会分化。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道理。而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富人有富人的活法。穷人里面有违法者,富人里面有守法者。何况,有钱也不是罪过,没有钱虽然有点难过,但也不是什么罪过。为什么要贴这些无意义的标签在头上呢?

  严格地讲,这是阶级斗争学说的现代版,就是用经济地位或者意识形态来划分人的好坏,并试图在此基础上确立出一个领导阶级来,这即文人经常挂在嘴里的时髦词汇“强势群体”。但中国今天是要建立和谐社会哦,我们必须要抛弃阶级斗争学说了,即使是翻版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必须断然抛弃!

  阶级斗争的阴魂现在还没有散?一些善意的朋友可能会感到惊讶。不是阶级斗争为纲早就不提了吗?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是早就不提了,这其实是邓小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贡献。但,我们这代人可是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生活了几十年哦。时代的烙印早已深深地印入了我们脑海,在思考社会问题时,这个幽灵会自觉、不自觉地冒出来。

  不难发现,众多学者在讨论社会问题时,自觉不自觉,都会努力地去找出一个敌人。这种找假想敌的习惯,就是阶级斗争学说还存在影响的明证。就是我们总习惯了要有一个凶残的敌人,来和我们做你死我活地斗争的思维模式。

  只是不同的文人,树立的假想敌不同。比如,被称为“老左派”的那些文人,就喜欢讲“和平演变”的威胁,把美国、欧洲、澳洲、甚至香港的民主人权活动,都看成对大陆的和平演变威胁。香港市民争取自己民主的游行,大陆新闻就从来不报道,这显然有悖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当然,这并不是我们的记者、编辑弱智。而是有官员和御用文人认为,这是对大陆潜在的“和平演变”。

  顺便说一句,“和平演变”其实是个好事,惧怕“和平演变”是非逻辑的。世界总是在变,即使按马克思的观点: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永恒的。也说明世界的变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面对无法阻挡的变化,我们是应该希望和平的变、还是希望暴力流血的变呢?我想,对还有一丝人性的国民来讲,答案都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惧怕“和平演变”是非理性的。

  老左派学者认为,“和平演变”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就是把美国视为主要假想敌,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推进民主、人权最卖力。要说推进民主、人权就是大陆的敌人的话,那么欧洲、澳洲都是我们的敌人,而世界上也就没有几个国家不是我们的敌人了。这也是当下中国政府对外事务麻烦不断的原因所在!

  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一般不提“和平演变”,他们的视野比老左派广,或者说与历史的联系没有老左派深,要他们违心地批判民主、人权,也确实羞于出口。但阶级斗争的阴魂还在他们的头脑里作怪,他们也习惯了找假想敌,比如|;国有、私有之争时,很多“新左派”学者,都认为私有是敌人。而在贫富分化之争时,很多学者又认为富人是敌人。有意思的是,最近的钟南山教授发话:城市流浪人员是坏人,应该收容遣送云云,惹来全国各种媒体的一顿臭骂。某种意义上讲,我是理解钟院士的,因为他头脑的阶级斗争余毒还完全没有肃清,也没有机会和环境给他肃清。他的思想还逗留在文革时期,而文革并没有受到深入地批判。

  不过,文人们也不必忙着骂钟教授,因为他们在强弱之争,贫富之争中,所提出的观点,与钟教授的观点甚至连“半水之隔”都没有。这也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毛病,总是用非事实,非逻辑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却用事实和逻辑去批判他人的观点。

  显然,你只要仔细读了现代主流文人的文章,你都不难在他们的文字里找到阶级斗争的影子。这是他们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所留下的烙印,文人们应该是先反省自己的文化缺陷,而不是孜孜不倦地传播阶级斗争的余毒。这其实与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左还是右并没有什么关系。

  要彻底地抛弃阶级斗争学说,中国社会必须对现代史做一些反思,一些事情是不是需要重新评价?比如:打土豪,分田地;镇反运动,反右运动等等,一些人是否需要平反?比如;林彪、四人帮;当然还有些人事现在还完全不能说。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是否需要深入讨论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比如文革中的人性,文革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等等。

  我可以这样下个结论:当上述现代史的事件,能在中国开放、自由、理性地讨论之日,就是我们开始认真肃清阶级斗争学说的流毒之时了。

秦晖: 地权何以不归农?地权归农又如何?

       内容提要】如果真正要讲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要讲的就是国家怎么承担自己的义务,而不是国家怎么剥夺农民的权利。但是我们有些人现在讲的不是给农民提供公费医疗,而是剥夺农民的产权,然后让他终身当佃农自己种地养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是完全讲颠倒了。因为这里讲的不是社会保障而是“社会剥夺”,或者说是社会“负保障”,即剥夺农民的权利。土地如果说与“保障”有关,那也只能是享受保障的权利,享受保障的权利不能落实到个人(所谓“不能私有化”),那还叫保障吗?

      农村土地问题首先是公民权问题

      税费改革后,土地问题成为当今农民问题的新热点。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晓山先生所说,土地制度的核心是权利主体,而权利主体建设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经济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这种观点。1902年列宁在与民粹派论战时便指出: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对土地私有制没有什么好感,但“在警察国家里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就等于助长一切官僚习气”。所以,谈土地所有制不能抛开政治社会背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民主建设任重道远,而且在土地问题上经常出现“警察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抽象地谈国有、集体、个人所有制恐怕都很成问题。

      现在在土地产权制度的设计上有人主张国有制、有人主张集体制、有人主张私有制。可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到底什么所有制,到底哪一种产权是真正得到保护的呢?大家知道,在前不久,由郎咸平挑起的论战中很多人说国有产权受到侵犯。但在我们这里国有产权受到的这种侵犯并不是以私人产权受到保护为前提的。中国以强权为背景的化公为私和以强权为背景的化私为公是同时进行的。一方面无制约的权力侵害公民的私人财产,一方面这种权力也在侵害公民的集体财产,而左手把百姓的私产以“国家”名义夺来,右手又把这些“国产”装进自己的私囊,这种我称之为“尺蠖效应”的戏法不是天天在变吗?国有、私有是如此,“集体”又如何?现在据说农地就是集体所有制,可是我们现在在征地过程中不仅农户没有多少发言权,即使社区集体也没有多少发言权,整个还是政府行为。因此严格来说,在目前的这种条件下,也就是“权力侵害权利”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我们谈什么“有”的所有权恐怕都是空的。

      我们现在谈地权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圈地运动”造成的问题。如果仅仅从理论来谈,当然是用土地私有制对这种问题解决最有效。土地不是农民的,有权者就可以随意拿走;是农民的,要征地就得农民的同意,而且是以他能接受的价格的自愿交易。但是实际上,正如张晓山先生所说,以城市征地拆迁而言,法律承认的房产私有权也挡不住强征。即使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在目前的条件下要征也还是能征。换个角度讲,我们现在虽然不承认农户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从法律上已经承认了农户有土地使用权,而且我们说,这个使用权可以长达30年,而且法律也肯定这种使用权是物权,可以交易。现在征用土地,虽不需要与农民购买所有权,但至少还要购买使用权。可实际上这个使用权的交易是否是建立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呢?是否达不成合意则要等农民30年使用期期满再来征呢?当然不会,现在有权力的人要征土地,别说三十年,三个月都不会等。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不存在合意原则。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地权问题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公民权问题。

      历史上土地私有化兼并的误读与真相

      我们现在否定农民拥有产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农民一旦有了私有权就会发生土地兼并,就会产生无地农民。但我觉得事实可能恰好相反,前年我在哈佛参加过一个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研讨会,会上有人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农地私有制。当时有一位美国学者提出如果实行私有制是否会产生无地农民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却没有这样问,相反,当时在场的几位中国人纷纷站起来用非常激烈的言词谴责土地私有制。他们谴责土地私有制的理由恰恰是:实行了土地私有制我们就不那么容易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了。那几位发言人都是土地管理部门的人,他们说:实行了农民土地私有制我们就不能搞土地批租,不能搞土地批租我们没法“经营城市”,我们的城市就不能发展得那么快。说得简单一点,如果实施土地私有制,就不能搞“卖地财政”了。理论家说土地私有制的害处是使农民失去土地,而实际管理土地的官员却说土地私有制的害处就是妨碍他们圈占农民的地。一方是坐而论道的,一方是实际管理土地的,我相信大家有能力判断哪个说的更符合实际。

      第三,过去我们在历史学上讲得最可怕的一个问题是租佃制,说租佃制就是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甚至导致社会危机和农民战争等等。这是土地私有制的理论反对者中最厉害的意见之一。但是他们对历史知道多少,对土地制度史又知道多少?关于这些,我写过一些文章,这里只简单讲几个数字。我们讲土地兼并,到底兼并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往往不做计量分析。根据我初步的计量分析,三、四十年代即民国年间,在不同的地方有过不同的地权分布样本,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47个地权分布样本的基尼系数平均值,当然这个平均不是非常精确,因为没办法加权,每个样本的数量我们不知道。但我认为,误差不会太大。地权集中的基尼系数在旧中国土地改革之前平均是0.53。横向来讲,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地权分布系数都比中国高,也就是说中国的地权集中程度是最低者之一。那时中国当然有社会危机,但你能相信危机的根源就是土地私有导致地权集中吗?

      纵向来讲,今天中国并没有土地私有制,但由于这些年来权力干预下的“二田制”、“圈地运动”等因素,中国目前已经有大量的无地农民,而农地(使用权)分布已有相当大的不平均:按照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格里芬等几位学者根据中国的相关数据做的统计,1990年代初中国农户实际使用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了0.41, 而另一份研究更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农户使用土地的基尼系数,在进行过土地重分的地区达到了0.47,没有重分过的地区更高达0.50,跟我前面讲的中国土改前的平均值相差并不远。我们在既不私有也不自由买卖的情形下,用权力这根杠杆拨弄十几年,不也同样达到了地私有自由买卖了两千年才达到的“兼并”水平吗?其实,中国历史上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主要也是由于政治因素造成的。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一致。

      被颠倒的农民“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

      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所谓土地保障问题上,很多人把问题讲颠倒了。他们讲土地是保障,讲“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确,社会保障是不能私有化。但这个概念根本讲的是承担社会保障的义务不能私有化。也就是说你不能让人自己保障自己,而必须由社会或者国家或者社区等等来保障农民。至于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则从来就是“私有化”的。比如说享受公费医疗权利的是我们每一个“私人”,而不是“国家”。但买单的责任是国家。国家买单给一个个“私人”看病,那是社会保障,如果反过来是私人买单给“国家”看病,那还叫“社会保障”吗?所谓不能私有化是指掏钱的义务你不能要农民来负担,得由国家、社区或者企业来支付。可现在这项义务不是从来就私有化的吗?对农民来说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从来都是让农民自生自灭。即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问题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即使在人民公社时代,社会保障义务一直就是国家不承担或者承担得很少,也就是“私有化”了的。

      因此,如果真正要讲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要讲的就是国家怎么承担自己的义务,而不是国家怎么剥夺农民的权利。但是我们有些人现在讲的不是给农民提供公费医疗,而是剥夺农民的产权,然后让他终身当佃农自己种地养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是完全讲颠倒了。因为这里讲的不是社会保障而是“社会剥夺”,或者说是社会“负保障”,即剥夺农民的权利。土地如果说与“保障”有关,那也只能是享受保障的权利,享受保障的权利不能落实到个人(所谓“不能私有化”),那还叫保障吗?

      如果说现在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那的确如此。但假定土地是农民的保障,那到底是“土地使用权”给农民提供的保障多,还是“土地所有权”给农民提供的保障多呢?有种说法完全不符合逻辑:似乎农民只有“使用权”倒有了保障,如果所有权给了农民,反而农民的保障会变少了。这等于说自耕农是没有保障的,沦为佃农他反而有保障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种说法居然盛行一时,恐怕是有些国人缺乏基本逻辑思维能力的体现。众所周知,所谓所有权,就是使用权、用益权、处分权……等一组权利的总和。也就是说所有权包涵使用权,使用权不包涵所有权。农民有了所有权也就保证了使用权,即使他自愿转让了使用权,也还可以自愿收回。但没有所有权的话,使用权的保证只会更少,因为所有者可以收回它。然而现在有些人却想要人相信:给了农民所有权他们就会无地可用,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反而可以不愁没地种了!

      防范圈地运动的关键何在 

      但是我这里还要回到张晓山先生的说法。关于地权问题,实际上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地权安排能够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一是什么样的地权安排能够防止出现社会危机。而我认为今天中国地权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防范由于地权引起危机的问题。尤其是政府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防危机,而不是农地利用效率怎么最大的问题。防范圈地运动就是防范地权危机,防范圈地运动在经济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地权交给农民而不是交给官员。当然,如前所述,即使是使用权你真正尊重它就不会产生圈地问题,如果不尊重,所有权也照样会受侵犯。

      实际上,中国农村自1995年以后一直大规模地进行着土地以外的生产要素的私有化过程,例如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其实已经完成。而如果要讲公平的私有化,在所有的私有化形式中,老实说农地的私有化是最容易做到起点公平的。正如费孝通先生当年说过的:土地就摆在那里,大家众目睽睽,小偷偷不走,强盗拿不去,也不像其他资产可以通过评价上下其手。我国历史上就常有计口授田,而土改、大包干也都是把土地平分给全体农民。如今有人认为土改没收富人土地不公平,但从没人说土改中的土地分配环节有什么大的不公平问题。然而其他公产的私有化就不同了,企业资产的私有化一般都是化给了“掌勺者”,很少按起点公平的原则来操作,就相当于把公社土地变成社长的私人庄园,而让社员给他打工,或者连打工也不许,干脆把他们赶走。像这样最难做到公平——实践中确实也是最不公平的企业私有化都搞了,而最容易做到起点公平的土地私有化,有人却认为决不能做,这是什么道理呢?

      当然,也要注意到农民无法抵制权力(Power)的剥夺,尤其中国目前的权力很难建立制约机制。关于地权问题实际是跟农民集体谈判权利挂钩的,但农民的集体谈判权利又和结社自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如果农民没有结社自由,所谓农民的集体很可能是一种官办的集体,这种集体可能本身就是农民权利的剥夺者,而不是农民权利的捍卫者。因此真正的农民集体是自由结合的集体,这就产生了集体中的民主性问题。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在农民一盘散沙情况下单独的个体小农很容易被剥夺(这里说的是被权力剥夺,不是所谓自由买卖造成的“兼并”)。存在传统农村公社的地区进行这种剥夺反而要困难一些。

      这一切都说明,当前在土地关系上建立权利主体的问题远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我们必须在政治、社会和法律等层面为农民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创造条件。其实,如果可以抛开这些问题,仅仅从纯经济的角度讲,假设我们现在已有比较好的民主、宪政与法制,从纯经济意义上谈土地,我认为土地的绝对私有权的确是有不少问题,因此绝对土地私有权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土地作为私有权对象的有条件性、限制性要比其他产权多。但是其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土地兼并,也不在于社会保障,而在于土地的区位垄断与公益性的国土整治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矛盾,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保留有一个最终的公共利益,即国家的最终征地权。比如在损害公益的情况下,在地主利用区位垄断漫天要价的情况下可以行使政府定价。但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是公益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实施单方定价?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宪政条件下,行使这种权力要有十分严格的公共监督和近乎苛刻的条件,实际的行使很困难,但在中国这种权力非常容易被滥用。在中国这种情况下,考虑到非经济以外的条件,我甚至觉得对这种政府最终定价权的限制可以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严格。也就是说授予农民的土地权利可以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大、更刚性化。即使需要限制农民的土地权利,或者扩张官府的土地干预,也应该到将来政治民主了再说。

从江泽民出“文选”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共为江泽民祝寿,出版了三卷《江泽民文选》,继先前出版其传记之后,近来接连出书,弄出了一个小高潮,蛮好看的。

江泽民其实是一个挺平庸的人,比华国锋强不了多少,然而,他没有成为邓小平的对手,在曾庆红的辅佐下,顺着邓先生的意思及时转舵,又击败了杨白冰、陈希同等对手,应该算是得势也得人,他的风光也就远远超过“英明领袖”华国锋。而江泽民比勃列日涅夫高明的地方,是他向现实低头,不唱“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调,以“三个代表”思想,暗示了中共向社会党转型的可能。这当然不是什么创新,只是以机会主义官僚的本能应付市场经济发展之大趋势而已,而在中共党内,这样的动作也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表明中共的无可救药。

但是,中共现在说,江先生的“文选”“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及其重大成果”,倒也让人颇有兴趣,来看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特色之一:权力位置的决定性

不用说,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和权力,成为思想发展的前提。

毛刘周朱陈林邓,这些人,都是以其思想和实践而在中共党内得到相应的地位。无论他们是否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无论是否为他们出了“文选”,他们的确对中共的思想理论,对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独特的贡献,例如刘少奇的“尊毛”和“修养”,例如林彪的“尊毛”与“反毛”,例如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务实,等等。

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突出代表,也同样是以其思想和实践而成为最高领导人,而这个位置,为他们展开思想提供了条件,当然也使他们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江泽民则不同,他是以成为中共总书记而展现其风貌。他费尽心机弄出个“重要思想”,对于他身居高位、对于他作为一代“核心”,似乎意味着某种交代,如此而已。他也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但正是从他开始,中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权集中于总书记,而且大体上两任十年的领导人,势必要弄出个什么“思想”,以示其在位没有虚度光阴。

无庸讳言,这分明是中共堕落、其党风衰败的一个鲜明的表现。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堕落为权力的附属品,是其最为可耻的特色。

还没有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中共因为惧怕“和平演变”,因为党内迷恋权力、固步自封已成风气,从第二代的中后期,演变为由崇拜权力的官僚把持的政党。这一演变,从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定为一尊就开始了,到计划体制下党政官僚阶层逐渐形成、扩大,历经“文革”将官僚作为“走资派”打击终遭失败,又历经改革开放,官僚阶层成功地抵制政治改革,它适应市场化,在维持国有体制下垄断与控制格局的同时发展权力-资本交易,官僚专制为自己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政治-经济环境。

从中共的历史看,“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非毛泽东一人之功,当时党内诸多人士都有这方面的探索,毛泽东为其突出代表而已。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则凸现出毛泽东以其党主席之权威,辅之以少数“理论家”穿凿附会,将民众对中央计划体制下官僚的不满,巧妙地转换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仇恨。然后,到邓小平那里,一手实事求是地发动改革,另一手给改革带上“四项基本原则”的紧箍咒,左右
交相辉映,还矢言“两手都要硬”,最后以不惜与全社会为敌而动用武力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终于还是突出了共产党权力高于一切的主旨。

林彪事变沉重打击了毛泽东“文革”,“六四”则沉重打击了邓小平“改革”,后来虽然邓以“南巡”而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甚至放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然而维护共产党权力地位的“四项基本原则”已根深蒂固 ,深入中共之骨髓,难以动摇。

这时,中共的种种“左”的表现,或者成为官样文章,例如所谓“保持先进性”,或者成为专制手段,例如学习朝鲜古巴而厉行对民间的控制。所谓“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对中共而言,只是在借鉴西方民主政治的意义上才有其合理性,而实际上,中共的所谓“革命”早已蜕化为“保持权力垄断地位”。

“文革”中民众对共产党官僚的大规模造反,在中共心中留下深深的可怕记忆,使它愈益敌视民间社会。对于公民权利,中共维持其执政以来的一贯传统,变本加厉地压制自由的言论、出版和结社、集会及示威,而对于民营经济,则极力将其束缚在国有体制控制之下。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当新的改革争议出现,以指责市场化、指责民营企业家、主张“国家主义”主张政府控制而质疑“国退民进”成为强音之际,中共表现得很大度很宽容,直到“左”的思潮裹挟着民众的不满情绪成燎原之势,否定市场化改革呼声四起,国有企业改革及金融改革受到严重影响,中共高层才表态“坚持改革不动摇”,而这一姿态,在民间看来,实际上是维持近十几年来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改革”之“不动摇”,于是,质疑市场化改革的争议突破“不争论”的限制,仍在持续。

郎咸平描述所谓“保姆”现象,声称他作为公司治理专家没听说过“所有者缺位”理论,断言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拍脑袋”决策、是“在所有人缺位的理论架构下走到今天的地步”。如此为“主人”(政府)开脱责任,专打企业家、“主流经济学家”的板子,赢得一片喝彩之声,得到广泛支持。新的改革争议中的这一现象,折射出党政权力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支配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江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堂皇登场,又哪里是一介布衣的马克思可以比得了的。

特色之二:少分析无创造的“创造性”

“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是针对中国实际展开分析与实践而来。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是针对中国社会实际,援引马克思学说原理,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引伸而来。

邓小平理论,虽然其理论性及其系统大可怀疑,但它实际上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重新认识,却是肯定的。

“三个代表”思想则不同。江泽民在中共总书记任上十几年,若思想理论上无所建树似乎说不过去,人们等着看着,终于,御用文人端出一盘货色,一看,“三个代表”,充其量,涉及中共党的理论而已。它与马克思学说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邓小平理论的务实,也相形见绌。

顺着这个脉络看下来,理论性在渐渐衰减,创造性在渐渐消失,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牛皮,却正式地吹得胀起来。

据说,“三个代表”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但是,“反映要求”其实是思想理论最起码的基点,能够针对要求有所建树,方见思想之水平。“三个代表”思想在“谁是先进生产力之代表”、“共产党是哪个阶级代表”两大问题上标新立异,却回避它与马克思学说之间实际“发展”的具体说明与论述,清晰地显示出其虚弱本质,而对“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论述,更是一团模糊。

思想的力量,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提出对其发展变化的判断。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分析,的确有其特点,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基于当时曾展开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诸多学者对社会现实做了大量的调查分析,提出了理论见解,毛泽东更上层楼,为中共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不过,在取得政权以后,毛泽东轻率地放弃了这一理论,转而跟随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则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泽东开
始,就只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一部分,后者则以背离马克思学说、向东方专制主义低头为特点。

马克思等人对于东方社会的思想认识,归结为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这一思想,指出东方社会作为专制社会有其特点,它与西方社会大不相同,因而,马克思等人认为东方社会可能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一思想以资本主义在东方社会的发展不充分为基点,而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做了深入的分析,写出了专著,加之考茨基提出“社会主义在世界经济中已经成熟”的判断,得到托洛茨基支持,并提出其“不断革命论”,都成为十月革命的思想基础。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反对十月革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思想也在变化。列宁重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指出俄国革命是“通常历史顺序的变化”,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工商业文明有其长期性,警告布尔什维克不可以玩花样,不可以耍聪明,而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进步,因为它恰恰适合于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并没有向他们提出丝毫更高的要求”。

于是,人们可以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化”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基点是东方社会也无法回避市场经济,而其要点则是,依据东方社会特点,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学说出自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内部孕育的新变化、新关系,大体上正在印证着马克思学说的判断。而在东方社会,这里本是马克思还比较生疏的地方,共产党人在这里从事社会主义事业,考验的就是创造性。

市场经济确实无法回避。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无法完全取消市场经济,而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改革浪潮,则无一例外地是为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开辟道路。斯大林式的解决方案,是无视列宁的警告,出现经济困难时就加速“社会主义改造”,而他毕竟是在十月革命后十几年才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中国人比斯大林更能干些,革命胜利后不到十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还搞出了一场升级式的“大跃进”,只是以失败告终。

实践迫使人们改革,糟糕的是,这时的共产党已经官僚气十足,因久居权位而暮气沉沉,满足于给一切变化带上个“社会主义”帽子的小花样,根本缺乏争取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远见卓识,这样,它对于防范权力与资本之交易完全缺乏思想准备,对于绝对权力地位在市场化改革的变化中必然出现腐败及其蔓延之势,也只能被动地应付,一切只是以不能动摇共产党之权力地位为转移,什么马克思学说,什么工农群众利益,它统统不再
关心了。

如此这般,还要标榜什么“创造性”,不是一大笑话吗?

特色之三:乱戴“社会主义”帽子

据说,有“江选”可以证明,江泽民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明者了。

在邓胡赵的时代,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在赵紫阳主导的中共十三大时最为明显。不过,在那时,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实践,也就是在计划体制下一步步地为市场经济争取发展的空间,而且在当时,已经出现比较合理的解释,即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

江泽民在“六四”后掌权,计划经济一度回潮,重新推崇“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退回到“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邓小平力挽狂澜,先是“上海谈话”,然后“南巡讲话”,迫使中共在十四大决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个“社会主义”的帽子,最初有其合理意义,市场经济从计划体制中突破出来,要减少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阻力,就不能不如此。然而经过十多年发展,它逐渐蜕变为政府垄断与控制的保护伞、护身符。以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的看法,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越是经济外围的东西,像销售、轻工业,服务业,越是市场化,经济的核心部分像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等等,还是社会主义化 ,尤其是金融体系,中国改革这么多年,金融体系的改革是最糟糕的”。这个看法,可以说,一针见血。

“社会主义”帽子异化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教条,甚至棍子,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具讽刺意味的特色。

“左派”们鼓噪着“社会主义”来质疑改革,搬弄“社会主义”教条以阻挡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制进程。江泽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始人自居,他倒是比较现实,不会象“左派”们那样囿于“社会主义”,但是他终究还是难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学说根本针锋相对──如果从《资本论》中真的读懂点儿什么,就应该知道,市场经济会孕育出社会主义,但它本身却无论如何戴不上“社会主义”的帽子。东方社
会里市场经济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有可能到达社会主义的彼岸,但市场经济本身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倾向,因而,非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共产党人艰苦努力以引导现实进程,特别是要千方百计地引导人民自觉维护其公民权利,侈谈“社会主义”则没有任何好处。

尽管如此,戴顶“社会主义”帽子,却已经是今日中共的习惯。

什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然社会中对抗性在明显增长,大帽子还是要扣在头上。

什么“社会主义道德观”之“八荣八耻”──尽管社会道德从上面烂下来,中共被迫不知羞耻地发布种种基于社会道德底线的禁令,大帽子还是要扣在头上。

不由得想起来,当中共带领人们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时候,“文革”已近尾声。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不断地抛出“社会主义”新式帽子的地步,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马克思25岁时在他的信中这样写道:“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现在,中共为江老先生祝寿,端出了一盘盘的刚刚加热过的“烤松鸡”,洋洋大观,很是风光。然而,80多岁的中共,80高龄的老江,看来已全无马克思那种锐气那种见识,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中国化”,不过是骗骗他们自己罢了。

高瑜:党主立宪和党管新闻

今天江泽民文选(三卷)正式摆上了新华书店最显眼的柜台,说明这个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没有被打倒过的总书记,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座里程碑了,(打括弧是因为前28年搞大发了,从邓小平搞跛腿改革起,能不提就不提了。)这年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每向前发展一步,往往能吓人一大跳。江氏的“三个代表”出来时,中国人都够大眼瞪小眼的,谁请你代表了?规范点说谁投票选你代表了?怎么好的都让你代表去了?

党主立宪主打17大?

江氏文选的出版,也是第三代领导核心历史使命的终结,这无疑让人要再次瞪大眼睛,该看第四代的了!没有让人失望,6月15日,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課題組拿出了題爲《從經濟發展角度思考和設計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改課題報告。并于24日在党网——人民网全文发表,转载无数。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9日進行一次集體學習,主持學習的总书记強調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概念,据网上消息,请来的中央黨校專家给政治局讲课的内容就是这份政改报告。

执笔人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向媒体透露,该课题报告两年前就完成了。此时才拿出来,言外之意还用说吗?我是瞪大眼睛上网读这份政改报告的,结果仍然被吓了一大跳,该建议的核心是“党主立宪”,都什么时代了还搞这一套?我的思维一下子拐到一百年前老佛爷那里去了。

7月初去看望生病的何家栋先生,老爷子也正为这个“党主立宪”气不打一处来,批评得很精辟:『现在是谎话、瞎话,弄不明白的话都要说.。』

开老佛爷的倒车

自从闯祸的西山会议之后,已经不容人讲常识,不容人讲A、B、C了。周天勇一杆人都当帝王师了,能说中央党校的教授不懂什么是宪政吗?就连今天的地方干部不也去美国接受培训,还要顶岗实习 ,要在美国学学怎么做官吗?现在比一百年前西太后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条件可强多了!

1905年12月,西太后派出的五大臣跋涉日、英、美、德、法,考察人家的政府,历时7个月,回国后不分左中右,不争论,所有成员一致推荐宪政政体。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与世界文明的潮流相汇合迈出的可是实实在在的步伐呀,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范本,发布“宪法大纲”, 成立国会的前身资政院和省立法院的前身咨议局,决定1917年召开国会。

比较党主立宪,冗长的三万多字,完全用中央文件语言论述在中国只能实行跛腿改革和中共的一党执政。21世纪,党坐龙庭,不但不放权,还要更集权,要加强黨管政府、軍隊、人大、政協、兩院;黨管新聞;黨管土地;党管干部管到國有企業董事长要兼党委书记,这不是大开历史的倒车是什么?,不但开到改革开放前,早开到老佛爷之前去了。宪政在党主之下完全是个伪命题。

全党都要管新闻

四中全会之后,加强意识形态管理。已经管出不少国际事件了(常委讨论冰点事件用语)。党主立宪把党管新闻放在第二要位,还要管成什么样子,令人拭目。

中共第一部关于新闻的法律草案《突发事件应对法》,将内外传媒捆在一起予以法律惩罚,是一个升级。

最近藏族女作家唯色的两个博客都被封掉了,据说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关照的,注意是统战部不是中宣部。

再早,工人日报记者写了篇温吞水般的报道,《大连中小学教师普遍反映“太累了”》,结果惹恼了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孙春兰,被勒令做检查。原来孙当过大连市委书记,大连还算她的地盘,谁也不能碰。

如果中共干部个个都像孙春兰一样,那么是个部门就是中宣部,不论领导还是党员个个都是审读员了。这大概就是党主立宪要求党管新闻的结果吧。

这就是第四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首发苹果日报

郭小林:哀江青

江青于我不说有杀父之仇,至少也可以算是害父之恨──家父(郭小
川)过世前两年,正是江青几次发话,上纲越来越高,最后竟说他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家父于1972年写作的庄则栋青少年时期生
活的传记文学《笨鸟先飞》,题目采用的是庄本人说的话,不料江青
看到了却勃然作色说:“说庄则栋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
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于会咏们立即设立“中央专案组”,
将他隔离审查,使他失去人身自由一年有余,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恢
复自由仅一年就撒手人寰……

据说江青是个没有任何人会喜欢、她也不喜欢任何人的角色。她对丈
夫以及自己那个团伙的小兄弟们也不过是互相利用,谈不上人与人之
间的感情的。她极其乖戾、多疑、挑剔,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
突然怀疑并咬定她身边的某个服务员或护士或警卫人员是“特务”,
并即刻治罪。她能把那个在政治上最信任她的丈夫气哭,说出“立即
赶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样的气话,以至于江青后来要见丈夫都要
事先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得一见的。可见这个女人至少是有严重的
心理变态的。

更令人发指的是江青为了泄私愤、为了掩盖她年轻时的丑事,在掌握
了一定权力之后居然想把一切知情者和她所痛恨的人斩尽杀绝,连早
年曾照顾过她的朱姓老保姆都不肯放过,说她血债累累、罄竹难书,
是毫不为过的。

然而今天,我要克制着对江青的厌恶与憎恨,来哀之吊之了。

无数事实表明,“文革”作为一次对全中国人民乃至对全人类犯下的
滔天大罪,那个延续至今的专制制度以及毛泽东才是其首恶、是元
凶,不仅如此,“文革”前这个制度及其统治集团所犯的一系列罪
恶、所造成的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巨大损失,都是要由该制度和毛
泽东承担首要罪责的。

正如江青自己说的:“我是主席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咬谁。”那样,
无数证据也表明,在这个犯罪集团中,江青只是从犯之一。哪怕江青
是有很多、很重大的罪恶,她毕竟是从犯。而放走首犯,无论如何与
有人一贯标榜的“首恶必办”的原则是背离的,是极其不妥的。按照
官方的判词,说她是妄图窃夺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未免有点儿高抬她
了,她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她作为毛泽东的一条疯狗四处乱咬可
以,但要她治理国家可就“立马抓瞎”了。况且,江青也用不着去
“窃夺”,毛泽东早就打算在自己死后,把他“窃夺”来并长期霸占
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私相授受给自己的老婆。如果要准确地给
江青定罪,应该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协助首恶毛泽东造成文革
浩劫,给国家民族带了极其巨大的损失;其个人亦在权力所及的范围
犯下大量的罪行,造成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和许许多多无辜者被害乃
至死亡。有人不是整天在说“最讲实事求是”吗?那么就应当实事求
是地判断江青的罪恶,借用流沙河先生一句绝妙的话“不要污蔑旧社
会”,也不要什么脏水都往江青头上泼,江青“四人帮”是个筐,什
么错误都往里装。何况江青也有她的人权,如申辩权。

周有褒姒、今有江青;唐有杨贵妃、今有李云鹤(江青原名),“历
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于女人,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
恶,已经3,000多年了。”(鲁迅《我之节烈观》)注意,这里说的
是“代担全体的罪恶”,江青代担的不仅是首恶毛泽东的罪恶,其实
也代担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哀江青,其实是哀我们全体中国人,
哀我们的中国。中国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全体中国人都是有大小不同
的责任的。有了代担责任的人,大家就可以安安稳稳照旧过自己的日
子,而不去思考自己的错误,也不去思考错误的根源;就象非洲大草
原上的角马、斑马和长颈鹿们一样,千万年来它们是只要有一、两个
成员能够供狮子、猎豹及鬣狗之类食用,它们就能安安心心吃草,就
从来不会去想如何根本改变这种被吃的状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有了江青(和林彪)集团这两个替罪羊,首
犯毛泽东的罪恶就滑过去了,就“不予追究”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是什么“晚年的错误”;而这个制度的罪责更是一笔勾销。这样一
来,那些独裁专制者及其利益集团就可以继续用毛泽东、周恩来等神
祗的虚假光辉来欺骗愚弄世人、就得以依凭着这个制度,继续恣意剥
夺人民、镇压群众,占有社会财富和全体公民劳动成果的最大分额。
“文革”过去30年来他们之所以要卖力地渲染所谓“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团”的“滔天罪行”,其真实目的、险恶用心,不就是这个吗?

而我们许许多多天真善良的老百姓,恰恰一直在上他们的当,以为
“文革”也结束了,林彪、江青“四人帮”也死的死、判的判了,其
罪行也“彻底”清算了,可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应该说,正是我们全体国民的这种愚昧和奴性人格,只求“一个‘暂
时做稳了牛马的时代’”的心态,才在客观上纵容了这个制度及其执
政者。他们放胆贪污而且敢于公然向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群众开
枪,不惜“牺牲20万人换20年稳定”,就是明证。

江青为什么会成为江青?

因为在这个制度下,一个人想要出人头地、想要作出成就,端赖权
力,那么“傍”上最高权力,自然更是捷径。

1937年秋,23岁的江青来到延安,次年与毛泽东结婚。一个年轻人冒
着生命危险到延安,应该是“参加革命”,是好事,不能说人家一定
就是“投机”。而嫁给毛泽东,也不能算江青什么错误。延安的生活
条件相当艰苦,而嫁给首长可以“有马骑、吃小灶,有警卫员
……”,这种不平等甚至引起作家丁玲的不满,于是写了《“三八
节”有感》,可见希望嫁给首长不仅仅是江青一人。既然要嫁给首
长,那么嫁给最高首长肯定是最好和最难的。有这种等级制度在前,
才有希望嫁给首长的行为在后,怎么能一味责怪江青一人呢?

江青固然有她个性上的毛病,但她后来日益变得乖僻、猜疑,是与她
所处的制度环境和地位密切相关的。比如她动辄说这个那个是特务,
不仅与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思维有关,恐怕更与“后宫”里面的残酷
血腥有关。这种猜疑也不独江青,毛泽东起初指责刘少奇为“中国的
赫鲁晓夫”,害怕刘少奇要对他这个“中国的斯大林”死后搞什么
“秘密报告”;以及因所谓“窃听器”事件指责杨尚昆为“反革
命”,不都是猜疑到了疯狂程度吗,足以给江青做榜样的。

江青如果不这样,她怎么可能获得毛泽东的青睐,她已经多年不能提
供给毛泽东床笫之欢了,要想保住“第一夫人”的地位和荣华富贵,
她不得不尽力揣摩毛泽东的心理,以曲尽其意。贺子珍的下场她当然
印象深刻。既然跟随毛泽东的“文革新政”必然是少数人,那就不可
能不得罪人,这也正是毛泽东的用意─
─我偷驴,让你们去拔橛。正
因为毛泽东要千方百计置刘少奇于死地,江青才会在刘的审查报告上
批什么“……激起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墙倒众人推,周恩来不
是也批了“完全赞同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和江青同志一样……”云云
吗?

毛泽东是有私利的,江青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毛死后她怎么
办。

想当国家领导人并没有错,不能一概斥之为野心。关键是要有一个好
的制度,有好的制度,阿肯色州出来的好色小子克林顿不是也能当个
称职的总统,把美国经济搞上去吗?二流演员里根不是也居然成为美
国有史以来最受人民欢迎的总统之一了吗?这好的制度,首先是当上
国家领导人的程序要公正透明,谁都可以来争(竞选),但要一步步
地先由选民再由选民代表选拔出来,最终胜过别的竞争者。其次,当
上国家领导人以后,他(她)的言行要受到严格的制约,不能想干什
么就干什么。国家领导人也有自己的私利,但这种私利是法有明文规
定,万目睽睽盯着的。我们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制度,不管什么阿猫
阿狗、阿圆阿扁,都可以当国家领导人,而一旦他或她包藏祸心,想
要加害于国家民族,我们也可以及早制止、把他或她从领导人的岗位
上拿下。

平心而,江青这个二流演员还是很聪明,有一定才干的。举例说吧,
1952年前后,家父在中共中南局当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领着导演水华
一干人在创作电影《土地》,他们又是亲身参加土改以体验生活,又
是出访苏联来求取真经,可谓费尽力气、花了大钱;但他们搞来搞
去,却忘记了一条最根本的东西:艺术创造要遵循艺术规律。而他们
却搞成了图解土改政策、宣传教育农民的说教材料,最终遭遇失败。
当时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分管电影的副处长的江青,到武汉公干,我父
亲向她汇报《土地》的进展情况,江青就指出,应当以塑造人物、结
构故事为主,不要搞成向农民宣传土改政策的片子。而当时30出头的
父亲年轻气盛,不以江青的意见为然,据说还反驳了几句。虽然这
可能就是后来江青反感我父亲的起因,但客观地讲,那一次,确实是
江青对了,而我父亲错了。由此可见,江青是懂得艺术规律的,到了
文革中她抓住所谓“样板戏”不放,当然是有她搞极左文艺那一套的
险恶用心,但也不能不承认,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三突出”
等搞阴谋文艺的宗旨是反动的,她对于修改“样板戏”具体细节所作
的大量“指示”,琐碎也罢,罗嗦也好,基本上还是内行的,没有闹
太多笑话。

如果有个好的制度,江青本可以做一个好人、一个好女人、一个好妻
子、一个好母亲、一个好演员甚至一个好领导人,就象今天活跃在各
国政坛上的女总统、女总理们一样。可惜她不幸生在中国、不幸生在
这样一个制度下,昨天还是“第一夫人”、“红都女皇”,权倾朝
野、风光八面,眨眼间就沦为阶下囚、成为亿万人不齿的“四人帮”
之一。也许正是因为看不到“变天”之日,不能如昔日般安享荣华富
贵的晚年,又身患癌症,她才选择投缳自尽的罢。

江青的自由发展是以千万人失去自由为代价的。其实江青除了个性上
的差异而外,和我们大家又有多大区别呢?换个角度思维,如果把你
我放在她的那个位置上,说不定我们和江青一样坏。君不见,被中共
奉为“第二代”领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于人民不
是比毛泽东更凶狠吗?

正如邵燕祥先生所说,毛泽东、江青们所以能造成这么严重的危害,
是“坏的制度与人性恶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效应不是简单的相加,
而是恶与恶的多少次乘方。

江青的思维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思维。“四人帮”倒台后,上海的领导
整个换了一班人,不是照样把王申酉给定成死罪了吗?明末崇祯3 年
明思宗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以通敌谋反罪将忠臣良将袁崇焕在菜市
口凌迟处死,北京市民皆恨之入骨,纷纷上前争抢其肉,以示“食肉
寝皮”。延至上世纪90年代,隆福寺商场一场大火,把四层楼烧了个
精光,北京电视台随机性地采访一旁围观的市民,有一位老太太不假
思索地就说:“肯定是阶级敌人破坏!”

中国人之缺乏理性,可见。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之将近1,200
年前的这句话真是说着了,千余年来我们中国人不就是在一代一代地
“后人而复哀后人”吗?到了今天,恐怕连哀也淡漠了,天下滔滔,
有几个人会来哀吊江青呢?人们会认为,江青关我什么事!当年所谓
“祸国殃民”,且不说,这个“国”原本就是我们大家人人有份的,
“殃”的这“民”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么?对于那些生于“文革”之
后的年轻人来说,至少殃的也是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呀!

为什么文革不会发生在美国,江青现象也不可能出现在英国,就很能
说明问题。如果不从制度的角度,进而从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去认识江
青,只是一味怪罪这样一个本来就很招人讨厌的女人,而为毛泽东和
那个制度开脱,不痛下决心推进政治改革,中国的事情难有希望。何
况,对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泽东这人很迷信,思想更是极其陈
腐,他以为让自己的老婆接班,他和那个专制集团就能象江山一样长
青。没想到,不过十年,他所经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理论和“文革”那个烂摊摊就曲终人散了。夜过长安街,偶尔瞥一眼
皇城门楼上所挂的巨像,你会发现领袖的脸色竟然是铁青的,不知他
是被后来的一茬茬接班者的所作所为气的,还是对于自己“遇人不
淑”而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类普适的民主、自由、人权及平等、公
正等价值观必将冲破一切阻碍,带领中华民族浩荡而东,汇入世界的
大潮。“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的理性
社会终将到来。

傅国涌:思维格式化

 本来文无定法,但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写毕业论文都有固定模式,连艺术类学生也不得例外,不得逾越半步,按这种规范写出来的论文,多数是拼拼凑凑,走走形式,实际上空洞无物,文章无个性,内容无新意。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大鸿为此感到羞耻,他难以容忍的是,明知学生是假论文、假答辩,大家都心知肚明,老师还装模作样,假对假。当他发现许多学生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抄袭论文时,他不能坐视了,他觉得这是个底线,“如果大学的最后一课,我们给学生上了堂造假课,你说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大学是一个国家道德的最后防线,它应该是诚信的堡垒,不是造假的基地。”为此,他决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改变。半年前,他给自己的12名毕业生(2002级油画班)布置论文时,提出的全部要求就是:“真实,不能抄,写自己,写大学四年艺术实践中的感受和体会。”至于形式可以五花八门。结果,按这一要求写出的论文,先是获得了通过。然后,又在该校美学学院院长徐芒耀主持召开第二次评审会上,统统被评为“不及格”,理由是“论文格式存在问题,不具学术性,充其量算作个人小结”。

    那些被“枪毙”的论文,是从学生自身的学习实践出发的,有自己的真实感受,显得朴实、有个性、有见地,这就与现行的搬弄一堆概念、大而无当、言之无物的标准化论文相去甚远。然而,恰恰是这样有血有肉的真论文被当作“个人小结”。论文一定要格式化吗?什么才是学术性?刘大鸿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论文评判机制是一杆貌似严格准确的假秤,它不对任何人负责,只是应付评估。”刘大鸿对“假秤”的挑战没有成功,所有学生无奈之下只好重写论文,但是他以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再次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大学生毕业论文到底要怎么写?论文一定要格式化吗?6月21日,《中国青年报》以“挑战毕业论文”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必然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从而为改变“假秤”盛行的格局迈出一步。

  一旦论文格式作为刚性的指标固定下来,不容许有任何弹性,不能越雷池一步,要想写出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有真性情的论文,就难上加难了,这比戴着镣铐舞蹈还要不易。按照我们现在的论文格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定是不及格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恐怕也通不过,前者只是三言两语式的点评,虽时有灵光闪现,一语中的,令人回味处,但缺少一大堆故弄玄虚的概念,又没有令人云里雾里、高深莫测的论证,根本没有论文的样子,当然“不具学术性”。后者那么随意、散淡,不符合格式,没有引经据典,没有密密麻麻的注脚,文字又那么浅白、清新,不像是“论文”的文字,自然也有“个人小结”的嫌疑,如果不是出自“学术大师”手笔,一定要被打入另册。一种格式,哪怕是最好的格式,如果推而广之,也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效应,常常会变成约束人的个性与创造力的绳索,无论是在哪个领域,真正有创见的好论文往往有棱有角、不拘于形式的束缚,而不是形式上四平八稳,内容上索然无味。

  什么是学术性?在我们现有的论文评估机制下,“学术性”早已被异化,好象题目唬人,抄几个外国书中的名词,用不知所云故作高深的汉语表达出来,让人看了没有什么感想,看过即忘的就叫做“学术性”。“学术性”这个尺子实际上被滥用了,如果学术性不是与个人的真实感受、真实体验、真实体悟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学术性与个人的思考、性情、冲动不是血肉相关,这样超脱于红尘之上、与人间生活无关的学术还会是人的学术吗?学术在本质的意义上与格式无关,我们可以说钱钟书《管锥篇》那种方式是学术,难道我们能说宗白华《美学散步》的风格就不是学术吗?学术有时候可以用随笔、杂感的方式表现,也可以用诠释、注经的方式来表现,还可以用其他不同的形式来表现。这样的学术才是真学术,这样的学术园地才会多姿多彩、万紫千红。

  在论文格式化的后面不仅是一个管理、评价机制的问题,还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思维方式的格式化比论文格式化更为可怕。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专制所要培植、弘扬的,一个民族,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只会写出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没有自己见解的格式化论文,还能指望什么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除了成为恭顺的劳动力,还会怎样?对专制体制而言,这就是成功,对一个民族而言,这是最大的失败。

  我深知,社会的进步总是点点滴滴的,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天上不会给我们掉馅饼,在现体制下,要告别论文格式化诚然是任重而道远。但是,这次上海师大美术学院的论文事件能够公开曝光本身,也让我们相信,一切都有可能逐渐得到改变,尽管需要时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高校中,像刘大鸿这样敢作敢为的教授实在是太少了。他的选择令人产生敬意,因为看穿了职称评定制度的弊端,他拒绝参加评审,在助教的位置上一呆就是18年。一直到2002年才被破格聘为教授、研究生导师。有人劝他像陈丹青那样辞职,他说自己不走,他的理由很简单:“我留在这里,学生就能有个坐标。他们会知道哪个老师可以教他们真东西,让他们心里有杆实在的秤。” 是的,我们应该期待着大学校园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刘大鸿,为年轻一代提供一杆“真秤”,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新坐标。

民主中国

刘路:在上海见证传唤小乔

早就知道自己在大上海是不受欢迎的人。所以一向不愿意到这个国际大都市来“讨人嫌”。这次去香港,独立中文笔会给了新任务,需要顺路到上海来取个材料,正好我也想念上海的网友小乔、王建波他们,就买了机票飞过来了。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和在青岛避暑的欧阳小戎喝酒,小戎说:“你去上海最好别见小乔,她刚刚因为去机场接一个美籍华人被警察带走了一天一夜。”俺心就想:不至于吧,俺是土生土长的“中籍”华人,除了去过一次“亲爱的友邦”北朝鲜,就没有迈出过国门,政治上虽然不待老共喜乐,到底不是“革命”派,上海的警察大概不会如临大敌吧。

8点十分飞到上海虹桥机场,刚上了进入市区的巴士,小乔发来短信,委屈的说:“我可能去不了了,你自便吧。”

我发回去:“我还去你给我订的房间。你保重。”

小乔又说:“楼下有狗,你来狗不敢咬你,但是会带俺去狗洞子,那地方俺前天刚待了20个小时,不想再去饿一天。”

我:“哈哈,你别开门,他们不敢砸毁你的门。”

小乔:“他们把门砸得很响,还说我必须接受他们传唤。”

我:“别听他们胡扯,传唤证进不了家门,搜查证才可以。你就说再砸门告诉检察院。”

小乔:“一丘之貉。门下有他们的警车。”

我:“哈哈,你好好在家呆着吧,我自己去找佟律师。”

小乔:“告诉你他的号码,你联系吧。”

我打的去了小乔给我订的旅馆,发现有些可疑的车和人在周围转,因为还要见建波,为了避免麻烦,就另外找了个旅馆住下。给佟律师打电话,两个电话居然都是空号。郭国汀律师去国后,天易所可能搬家了。

小乔又发来短信:“今天太阳毒,我家里有空调、西瓜、电视,让他们在楼下烤狗肉吧。”

我发回去:“哈哈,他们自找的。”

小乔:“不过他们也挺无辜,够可怜。”

我:“善良的姑娘,什么时候了还替人家考虑?”

小乔:“我让他们晒太阳,他们会很恨我的。”

我:“要不,我去‘投诚’?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要找我?”

小乔:“不要,大家都进去,就不好玩了。”

我:“等我完成了任务,我去公安部告他们,叫他们哭去吧。”

 

王建波迟迟不到,我以为也出了意外,就给他发短信:“你是不是也叫共军俘虏了?”

王建波回信:“没有。我正往浦东赶呢。”

大约12时,王建波来了,我们一块吃饭,我说了小乔的事,他见怪不怪,因为小乔被传唤都是家常便饭了。

正吃着,小乔又来短信:“你可不可以我代理律师的身份来‘投诚’?”

我哈哈大笑:“吃了饭,我就‘投降’去。”

我为南朵都“投降”过一次了,为了小乔,更是责无旁贷。

 

上海高温三十多度,我走了几条马路,挥汗如雨,好不容易找到小乔家,楼下果然停着一辆警车。

我敲敲车门,车窗打开,里面两女一男。我把律师证递进去,说:“我想跟你们谈谈。”

那个长得很帅的男警察有点兴奋,“你想跟我们谈谈是么?你等会儿,我打个电话。”

我知道他需要请示,就在外面等。

他打了十几分钟电话,问我:“你有书面委托么?”

我说:“没有,口头委托。”

他又打电话,然后把我叫上车去,说:“你没有委托,也没有律师所的公函,更没有上海市司法局的同意。我们不同意你见她。”

我问:“异地办案需要上海市司法局同意么?是你们上海的规定么?”

他说:“是的。”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理论,我就又尽可能委婉的说:“我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还是法律顾问,我们笔会会员在国内涉及到的任何律问题,都由我出面解决。我们注意到最近我们在上海的会员与你们公安系统关系紧张,我们不希望这种局面继续下去。”

男警察说:“你说你是笔会会员,还是法律顾问,你跟李剑虹很熟么?认识多久了?”

我说:“2003年就认识,关系很好,虽然有些观点不尽相同。笔会是个松散的组织,观点不同也可以和平共处。不像共产党,组织纪律那么严密。”

男警察:“我们今天依法传唤李剑虹,但是从上午到现在,她拒绝传唤,不开门。”

我问:“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男警察笑笑:“您称呼我警官就可以了。”

我知道干这一行都不肯暴露自己的姓名,就笑笑说:“警官,李剑虹她今天病了,前天因为接一个美籍华人,你们把她传去饿了一天,她犯了胃病,你们要传她,我可以做工作,但是要先给她治病。”

男警察说:“好,我再打电话请示,您先下车等等,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他说了不算,凡事都要请示。我就又下车等。

一会儿男警察又把我叫上车,说:“可以带她去看病,然后再传唤。”

我说:“你们要体谅李剑虹,她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思想未免激进一些,你们对她好点,她也少给你们添麻烦。她都三十多了,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是很不正常的,我们正在考虑给她找工作,或者安排她出国留学。”

男警察说:“对,她有这个打算。”

一直没有插话的很漂亮的一个女警察说:“她三十八了,不过她男朋友挺多哎。”

我哭笑不得:“那都是些什么男朋友?如果那也算,我恐怕也是。”

女警察:“您结婚了么?”

我苦笑:“我儿子今年都考大学了。”

男警察笑了:“看不出来,您看上去很年轻哎。”

我说:“其实你们找李剑虹不如找我,她知道什么呀,而我什么都知道。我昨天让她帮我找佟律师,是因为我不认识佟律师,让她帮我介绍,也不知道是不是为这事传唤她。”

男警察:“昨天是您给她发短信啊。”

我说:“对呀,我要找佟律师要一个材料,因为我们一个会员的材料在他那里,我又找不到他,就找李剑虹帮忙。如果为了这事,你们最好把我带回去,我告诉你们。”

男警察的表情显示,他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找小乔,他只是执行传唤命令。

这时电话又来了,男警察接电话,我就又下车。

男警察接完电话跟我说:“你想跟我们谈谈,今天你手续不完备,恐怕不行。以后我们可以再联系,你忙你的去吧。”

我说:“我见见小乔,帮你们做做工作,你们对她好点,让她治病,我也劝她配合你们把工作做完,怎么样?”

男警察又请示了一遍,说:“你还是不要见面了,你可以打电话跟她说,不要提法律上的事。”

我就给小乔打电话:“剑虹啊,我跟他们谈了,他们可以先带你去看病,然后你也配合他们做完询问,天这么热,还有两个姑娘,他们也不容易。”

小乔:“我不去他们那里,他们要问我,在我屋里做笔录,你在场陪同。”

我:“他们说我今天手续不完备,他们不会难为你的,问完了很快就会让你回来,你要和他们把关系搞好,不要太紧张啊。”

小乔:“我也不想跟他们关系紧张,是他们没有事就找我麻烦。你都到我家门口了,我要见你一面,给你书面委托书。”

男警察一听,非常紧张,连连摆手。

我:“算了吧。他们不让我见你,委托书你寄给我吧。”

小乔:“太过分了吧,我还没有逮捕呢,就不能见你一面?”

我看看男警察紧张的样子,就说:“你体谅他们吧,他们说了不算,在楼下等了你一天,还有两个姑娘呢。”

小乔:“好吧。看病就不必了。我家里有药。你让他们等半个小时,我准备一下就下去。”

男警察把律师证还给我,女警察记了我的电话,我要他们的电话,他说:“你打浦东分局总机转。”

我知道他们没有任何决定权,再说也是无益,就走了。

我走在马路上,猛然感觉自己上当了。警察看来并不在意我,而是在意我和小乔见面,那么,只要是我在上海,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小乔的。可是我要明天8点10分才会飞走,小乔岂不要再被关一夜?

那一时刻,我真想转回头去拦住那辆警车,可我也知道,那才是真正的螳臂挡车呢。

我站在如火的骄阳之下,眼睁睁的看着警车带着小乔开走了。悔恨像虫子撕咬着我脆弱的心,我知道,我又害了一个姑娘,去年是南朵,现在是小乔。

果然不出所料,我回到宾馆,小乔又来短信:“也不问什么,不说理由,也不让离开。”

“只好学林黛玉,病病歪歪,一言不发。”

我回短信:“我上当了,我不该让你跟他们走,我害了你。”

 

七夕,中国的“情人节”,天上人间都在“约会”,本来,我和小乔约好要一起过节的,但是,警察插进来了,小乔在审讯室,我在宾馆,我们都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我能想象得出小乔在审讯室里的“待遇”,我成百次的出入那种地方,熟悉每一双看惯了“犯人”的警察的眼睛。可是小乔不是犯人,她只是个有独立人格、喜欢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普通的女子,如今,在法治昌明的大上海,这普通的愿望成了她屡屡被传讯的全部理由!

两年来,小乔自己都记不清因为约见朋友而被警察绑架、传唤多少次了,她的手机、座机、电脑被全天候监控,她住的居室随时都可能遭遇警察闯入。她丧失了所有的私人空间,甚至去外地找工作也被干扰无法如愿。她无奈的说:我是个普通的弱女子,可是大上海的警察非要把我塑造成上海滩头号敌人!

我因为主张依法维权而被海外某些革命派民运领袖讥讽为“人权花瓶”、“软体知识分子”,这些革命家们主张中国依法维权之路已经断绝,中国社会和平转型已无希望,中国只能走向街头政治,甚至革命、甚至政变!对这样的主张我和小乔都是不赞同而且坚决反对的。可是,上海也包括河北沧州的警察当局偏偏就要制造这样的“根据”给革命家们,他们不惜践踏自己起码的法律秩序,践踏人权理念,用蛮横和暴力给“革命”提供机会,把人民变成敌人!

第二天8点10分,我正式登机,10点半到深圳,打开手机,出现小乔8点20分发出的短信:“我已回家”。

我在深圳见了赵达功先生,第二天,老赵也被公安找去谈话。

看来,深圳也要上海化了。看来,我是颗灾星,走到哪里,哪里倒霉。

我立即过罗湖桥去香港,我知道,只有在那边,我见什么人,不会有警察感兴趣。 

2006年8月10日于青岛

温克坚:我的朋友昝爱宗

最初注意到这个人, 是因为听说他在网络上写了一篇文章, 指责严打运动是某种恐怖主义, 结果”因言获罪”, 被杭州公安局追究, 最后被罚款5000块人民币. 后来昝爱宗为此又打了行政诉讼,在这种法治环境下,结果当然可以预见. 据说昝爱宗为此还失去了原来的工作.
 
 
一年多以后终于在海洋报记者站见到了他, 第一个问题,显得比较没文化—后来陆续见到的朋友也跟我彼此彼此, 就是他的姓怎么念, 昝爱宗就说起了西藏的糌粑, 鄙人孤陋寡闻, 西藏的糌粑是什么东西直到最近才终于知道是什么玩意, 但是好歹从此多认识了一个字, 多认识了一个朋友.  根据中国的姓氏来历,我猜想,昝这个姓也许来自某个蛮夷吧, 这也许可以解释昝爱宗那股拗劲, 那种融合在血液里的不轻易低头的性格.
 
这种性格在他后来的大量文章里暴露无遗. 比如他在给一个退休老人李瑞坏先生的信里所说的, 退休了来杭州走走当然欢迎, 但是出行就封锁周边道路,给老百姓造成不便, 他心里就没有一点不安吗? 而昝爱宗那天正好打的士经过附近,因为封路堵车, 多付了好几块钱.  不知道这份公开信有没有到李先生手中,也不知道他看后会有什么反应. 那一阵来杭州旅游的江棋生先生对此有个评论, 却让我记忆深刻. 那就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中只有官员意识, 特权意识, 没有一点点公民意识. 官员更应该接受公民教育. 萧翰先生也有一篇文章认为公民教育从名人抓起.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想那些退休的政治老人,如果能真心做点公民教育的基础工作, 那真是公德无量.
 
我自己因为曾经给另外一个退休老人写过一些政治建议, 结果招致一些压力, 因此在后来有限的文字中, 基本上不指名道姓,往往以抽象的专制体制来代替具体的批评对象, 我知道昝爱宗所受到的压力其实比我更大, 但是他似乎不以为意, 给温家宝先生就连续写过好几份公开信. 至于他笔下所批评的大大小小的官员, 那真是不胜枚举. 当然, 这个社会的幽默之处是, 被批评者啥事没有,财继续发, 官继续升, 而批评者承受更大的压力. 
 
有时候我们一些朋友坐一起聊天, 当问到昝爱宗面临的压力问题时, 他回答的都很简单, 没啥事, 没啥事.
然后会重复一些基本的看法, 比如说, ,看到不公正的事, 总要说点话. 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一天新闻放开了,那就可以有地方说话. 是啊,经过那么多年, 那些高亢的理想都显得有些不合适宜, 我们的诉求也变得那么低调, 那么平实. 也就是说说话. 人总不能不说话吧.
 
我想有关当局面对这种低调,平实的诉求的时候, 可以显示的有些底气,有些风度,那就是让他们说说话又何妨?!  毕竟坦克和军队在你们手里啊.
 
但是7.29萧山党山事件发生之后,有些机关显然是如临大敌, 对言论的控制效率真是让人佩服.党山事件发生就发生在这个城市, 但是似乎大多数市民都根本没有听说过. 我的一个媒体朋友说, 宣传部门跑的比刘翔快多了,宣传部门甚至跑的比时间还快, 在事件本身还没有传递到他们这里的时候, 宣传部门的禁令就到了. 
这个事件, 我虽然听到了一些传闻, 但是真相如何,实在没有概念. 过了几天,看到了昝爱宗要求调查并公布事件真相的文章. 我想昝爱宗这话说的及时.  很多人说过, 党的宣传部门似乎在与党本身为敌, 箍制真相,让谣言满天飞, 难道真的有利于共产党吗? 有关当局起码应该有这个智力, 那就是真相的杀伤力永远比谣言要小一些.
 
但是我还是忘记了西北狼先生的”三千万理论” —其中一个是,千万别低估当局的愚蠢. 过了两天, 昝爱宗先生因为涉嫌传播谣言,危害社会而被杭州公安传唤, 电脑被扣押. 又过了两天,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直接压力下,昝爱宗所在单位要求收回他的记者证, 停止一切活动.
 
7.29教堂拆毁事件,还在等待真相的阳光和人间的公义, 而昝爱宗看来要被迫重新找工作了,为了说点话, 他付出了代价, 而他也表示将继续说下去. 我想,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出来说点话,为真相, 为他,为我们自己.

郭小林:我有一个担忧

我的住所紧临着三环路,每天早上7点半至10点之间,从楼上都可以
看见,三环路上的汽车阵,就如同一大锅煮坨了的面条,搅都搅不
开。不仅主路如此,辅路也是一样。一到堵得狠了,司机们心情焦
急,按起喇叭来,整个街面就成了蛤蟆坑。据北京电视台《北京早新
闻》栏目的《路况直播》介绍,此时此刻,不仅三环路,二环路、四
环路乃至全城的大街小巷,都“改成停车场”了。

于是,我就常常有个担忧。

这个担忧也适用于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特大城市。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今的地球,乃处于“多
事之秋”,什么大地震(北京正位于燕山地震带上)、小行星坠落
(科学家说是早晚的事)、强台风、超级海啸、核导弹爆炸、恐怖袭
击……都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哪怕是某种可怕病毒造成的瘟疫大爆
发,都可能引发市民的恐慌出逃。真要是到了那一天,我们的政府和
领导人有没有应急预案?他们有没有办法解决必然出现的交通大拥
堵?迄今未见他们公布这样一个文件。据说在2008年奥运会召开期
间,上面考虑届时采取全城放假的法子,这说明,他们对北京目前交
通状况的恶劣并非一无所知。不过,这个法子应付奥运会行,对付前
述的大灾难就不适用了──灾难来了,你总不能让老百姓们都呆在家
里等死吧?

不用那些灾难真的降临,只要说不定哪天一次误报,甚至或者只是谣
言,甚至只是敌人恶意造谣搞什么心理战,如果闹得人心惶惶,就很
可能造成北京全部交通系统的大瘫痪。就象几年前的一场中雪造成的
后果一样,人们都是记忆犹新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面对这种可能性,我们的领导们拿出切实可行的解
决办法了吗?恐怕只能是心存侥幸,祈望着灾难不要真的降临。而这
样毫无前瞻性、预见性的人,居然就是我们大家把前途命运全都托付
给他们的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执政能力”!

这就证明,在某些掌握着几百万、几千万老百姓身家性命的领导人眼
中,第一位的当然是他们自己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占第二位的,是坐
稳他们的位子,这就需要“政绩”,什么GDP啦、吸引多少外资
啦、建起多少项目啦以及盖起多少高楼等等,大概第多少位往后,才
是你我升斗小民的生命安危。因为,真要是有点什么动静,他们倒是
不怕堵车、交通瘫痪什么的,他们早就从领导人专用的地下通道跑
啦!

几年前发生在新疆石河子市某剧场的一次火灾惨案,300多名天真活
泼的“祖国的花朵”就那样被活活烧死了,据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在事发当口,有人高声下令“让领导同志先走!”结果到场的领导
人们无一伤亡,全都“全须全尾”地好好活着,而那些年幼而且毫无
自救能力的孩子们,为了我们“领导同志”的逃生,失去了宝贵的求
生机会……

这些“领导同志”的思路、这些早已沦肌浃髓的官贵民贱的价值观是
从哪里来的呢?

是这个官本位制度,这个制度必然地把官放在高于人民的位置上,官
越大,其与人民的的距离就越大,到了最高那一层,简直就是一个人
高于全体人民、一个人高于整个国家了。这用不着争议,用不着质
证,我们每天亲眼所见的特权车、警车开道、领导人来了那森严的戒
备……在在提醒着我们。他们对人民的真实心态,远在所谓“三年困
难时期”、“文革”十年,近在“6.4”事件中,早就昭然若揭了。
象美国电影《陨石大冲撞》中在巨大的全球性灾难面前,总统说
“(你们都走)我留下,我要让美国人民知道,他们的总统是与他们
在一起的……”那样的场面,是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

那么,毫无办法的我唯一希望,就是但愿我的这个担忧,只是杞人之
忧。

何清涟:“外资威胁论”忽视了什么?

8月3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属的投资研究所在《中国证券报》公开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成立专门机构,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严格审核”,以“防止外资投资带来各种隐患”。此处所说的“隐患”,指的是“财力雄厚的外国企业正在夺取中国战略性工业领域的控制权”。谈判多年的美国凯雷收购徐工集团,也因徐工被指具有战略意义,而凯雷具有强烈的政治背景,因而成为“爱国”与“卖国”的焦点。

其实,中国民族主义日渐抬头,要求限制外资的呼声并非始自今天。近两年来,民族主义者不断撰文,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例如,电梯行业中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汽车工业中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作业系统市场的95%;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伺服器、网路设备行业、电脑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占有绝对垄断地位。

还有文章干脆总结了外资带给中国八大危险,如利润的离岸化,外国投资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大量消耗资源,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外资并购造成大量贱卖国有资产;过于开放的外资政策遏制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国家重要的经济、军事情报极有可能被外国轻易获取;外资流入加剧了失业问题;外资始终掌控着核心技术等等。

民族主义者作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命运已经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中国经济实际上已被外资“锁定”,走上了依附型的发展道路。“一旦外资出于追逐更高利润或其他因素的考虑,将技术和资金转至别处,则眼下热火朝天的‘世界工厂’,立刻就会变成一个死寂的遍布污染物的废弃工地,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

应该说,民族主义者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今年恩永公司向外界透露中国银行坏帐高达9,000多亿美元,就是因其担任中国几大国有银行上市审计,掌握了大量资料。但民族主义者只强调了硬币的一面,却忽视了另一面:并非中国政府“相信”外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是华尔街相信它们,中国国有银行要想到华尔街上市,必须获得这几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背书。也并非中国愿意将中国的电脑大型机市场、微机市场与软体市场拱手让给美国这些电脑巨头,而是中国国产机与软体落后,根本无法与这些国际电脑巨头竞争。

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者有意忽视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放过了引进外资政策的最大作俑者中央政府。一国的引进外资政策与保护本土企业的政策应该由谁制定?是中央政府。但民族主义者却采取“骂贪官不骂皇帝”的犬儒姿态,只批评地方政府的昏庸与不为民族利益着想,却假定中央政府是英明与热衷于维护民族利益的。

第二,外资进入中国的成本包括各种形式的贿赂,这一数额约占营业总额的10%,而接受贿赂的官员,既有地方官员,也有中央各部委的官员。是谁纵容这些官员利用权力索贿?还是中国政府与中国的政治体制。

第三,外资收购中国国企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而此前完全由中国政府掌控,从厂长、经理到普通工人全是中国人的民族工业,却已经历了从亏损、停产到破产这一过程。更何况,所谓外资中的四分之一是中国外流资金的回流,其中不少就是贪官污吏们漂白了的不义之财。是谁大肆腐败贪污,导致中国的民族工业垮掉?还是中国政府死命维护的这个专制政体及其官僚群体。

第四,造成严重污染的主力并非外资,而是中国的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纵容私人资本对矿产的乱开发。比如长江三峡工程带来的灾祸并非外资,内蒙古草原的沙化与外资亦无关系,严重污染的洞庭湖区亦非外资集中之地。

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回避了什么,只看他们的慷慨陈辞,可能会被其“热血精神”所感动。可惜的是,只要对中国国情有真正的了解,就只能将他们高举的“民族主义”旗号理解为其求取进身之阶的一条终南捷径。

改革与开放,曾是中国自1978年来走向现代化的两翼,“改革”之翼已经折断,如果再将开放之翼斩断,中国的前景如何,不问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