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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分封制，以及教会与君王的二元分离，在中世纪后期绝对君主制兴起之前，是欧洲中世纪对于君权的两重制度化的剥离和限制。尽管这还远不能称之为宪政制度，但和新教伦理带来的有确据的个人主义的张扬一样，都是对后世宪政主义形成有重大价值的资源遗产。不过除此之外，在中世纪基督教会中，确还发展出了可以被称之为宪政制度雏形的“教会宪政”。教会宪政在起源上甚至比英国的虚君宪政还要早。

教皇君主制

从5世纪开始，教皇在教会内部开始被赋予君主般的地位，形成了教皇君主制的理论。在耶稣的门徒中，彼得被认为是创立了初代教会的使徒之首。圣经记载耶稣对彼得说：“你牧我的羊”，又对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盘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反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1 。根据这两段经文，彼得被教会认为经耶稣授予了“释放与捆绑”的权力。后世的教会认为这意味着教会是一个特殊的政府，是一个在地上与君王分庭抗争的精神权力的中心。而教皇则是圣彼得的继承人 2。几个世纪以来在教会内部，通过对罗马法的继承逐步发展出了教会法。在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甚至形成了近代诉讼制度的基本框架。到格里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动“教皇革命”之后，一个教会国就形成了。在某种意义上，居然是教会，成为了欧洲第一个世俗化的利益集团，而受教会法治理的教会，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3 。

教会国内部的政教分离

一个教皇统治下的“国度”，似乎理所当然在政治上是政教合一的。但同样令人诧异的是，罗马教会偏发展出了一种内部的政教分离模式。教皇利奥一世一方面主张教皇作为教会的首脑具有君王般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教皇”是一个公职，教皇继承的是圣彼得的职位，而不是使徒的个人品质和才能。这就使教皇的职位开始“世俗化”，和君主制有了迥然的不同。因为君王继承的显然不是一种职位，而是一种神圣的血统。如果上一代君王是神圣的，是上天之子，那么下一代乃至子子孙孙的君王也都是神圣的，都是上天之子。但利奥一世的理论却在一种非世袭的“君主制”下，逐渐发展出了一套政教分离的宪政模式。到了1140年编纂的《教谕》，这种对教皇公职的性质区分有了更完整的阐释 4 。

教会法学家们提出了一对重大的概念，圣品权力和统治权力。圣品权力是一种神圣的和精神性的权力，所有主教都具有这种权力，它来自使徒传承所递交下来的神恩。统治权力则是一种世俗的、行政性的权力，来自教会（或其中一个教区）的授予。所有主教也都享有统治权力，但教皇经过主教会议选举产生，他的统治权力来自于整个教会共同体的授权 5 。教皇的统治权力是最高的和“充分”的。换句话说，教皇尽管同时具有圣品权力和统治权力。但在教会内部，教皇这个职位只是一个CEO的职位。在同样具有圣品权力的主教中间，他并没有高出他们的神圣性。在同样拥有统治权力的主教中间，他的统治权力也不是独占性的。

对两种权力各自来源的区分，意味着教会内部政教之间的某种分离。防止道德范畴的权威与行政权威混淆的后果。而统治权力的来源（选举和授权）和各教区的相对独立，又暗含了契约论和联邦主义的因素。

主教会议至上

与教皇拥有最高统治权力的观点相对应，中世纪教会中开始出现主张教会共同体至上的观点。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在近代各种社会团体出现之前，教会是整个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个人之间的共同体组织。也是唯一一个游离在君王国权柄之外的共同体。法学家们将教会视为一个“信仰者的团契”，认为这个共同体之整体，高于任何领导或代表这个团体的个人（甚至高于彼得）。可以从中看到来自罗马法中的社团概念和古希腊共和主义传统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观念来自基督信仰本身，教会将信徒看作归于基督的主内肢体，与神的相关联，使人不是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与神同在的全体。神的维度，使教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和人类感。

在教会共同体的观念下，罗马教会的法学家还发展出了“代议”的理论，作为主教会议推选教皇的解释 6。12世纪的教会法中，已发展出“主教会议”是教会真正主权所在的理论。如果加上上述圣品权力与统治权力的区分，几乎可以得出主教会议高于教皇的结论。中世纪主教会议至上的理论和实践，甚至比英国古典议会的传统更早，也一直被公认为是代议政体的主要起源 7。但是到底主教会议和教皇，谁才是最高的主权者呢？一些教会思想家开始注意到古希腊和亚里士多德的“混合均衡政体”思想，提出“教会宪政的最佳形式应该是一种混合形式8 。阿奎那也认为：

宪法应该将一种受节制和选举的君主制，与贤明的贵族制，以及允许所有阶级经民众选举担任公职的民主制结合起来 9。

之后教会法提出一个混合的观点：“教皇在主教会议中，权力大于他在主教会议之外”。对比几百年后英国立宪政体所确定的“国王在议会中”的混合主权原则，几乎就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翻版：“国王在议会中（king in parliament），他的权力大于不在议会中时”。

代议制在中世纪能够酝酿出来，本质上和基督教的政教分离有关。古代的一切政权几乎都是某种神权政治，而神权政治下不可能产生代议思想。基督教不同于其它宗教背景下的神权政治之处，是新约以纲领性的新约，取代了旧约中包罗万象的旧律法。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了人行公义的失败。基督以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替罪人成全了律法。从而在政教分离的思想下，基督教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一切细节”从此交给了恺撒的法律，只把一个“爱神与爱人”的圣洁使命留给了教会，而教会被视为是基督的身体。这样，基督教便为教会内部建立在一种非世俗的代表权柄之上的代议政体提供了可能性 10。到15世纪，教会曾掀起一场“主教会议至上论运动”。在1414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上，正式发布了两个革命性的公告，宣布主教特别会议而非教皇，享有对教会内部事务的至高的权威。主教特别会议并应该4年召开一次——尽管这个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中世纪教会宪政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不像英国古典宪政主义那样有辉煌而牢固的成就。但它甚至比英国更早提出和尝试了一些对宪政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概念和原则，正是这些概念和原则，一步步构成了今天立宪主义的基础 11。

此文只考察中世纪的教会治理。改教以来，清教徒的教区自治和长老会模式，对近代宪政体制有着更直接的影响和祝福。这部分另文再谈。

注释：

1《新约•马太福音》16：19。
2 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P243，三联书店2003年。
3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P124页。
4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P121，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钱永祥《个人抑共同体——关于西方宪政思想根源的一些想法》，《纵欲与虚无之上》，P153，三联书店2003年。
6 同上，P158。
7 霍斯费尔德《近代代议制与中世纪代表制》，《施米特与政治法学》，P355，上海三联2002年。
8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P121，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9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中译本，P62。
10 同上，P345。
11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P122－P12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06-2-9于堪培拉,2006-8-9修订。

──《观察》首发 

又到了酷暑炎夏，持续的高温，让我们的日常生活陷入了更糟糕的境地。打开报纸、电视，最醒目的版面、最扎眼的镜头总是娱乐，除了娱乐还是娱乐，不光足球是娱乐，“梦想中国”、“超级女声”等形形色色的选秀是娱乐，明星闹绯闻、生孩子是娱乐，绝大部分社会新闻也都被媒体一样处理成了娱乐，比如富豪如何掘金,比如民工讨不到工资要跳楼，比如官员腐败被揪出来，比如发生什么刑事案子……在我们的新闻中常常都逃不了被当作茶余饭后的娱乐材料。我记得有一阵子河北有个贪官李真倒霉，媒体一天到晚做李真的文章，李真简直成了娱乐明星，他的狱中自白厚厚的一本，也成了畅销书，据说买书的多为未倒霉的官员。我们的娱乐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娱乐，我们的公共生活本身完全被娱乐化，我们释放生命能量的方式似乎只剩下了娱乐，娱乐之外几乎都是此路不通。

也许有人会追问——这样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到底是如何塑造出来的？说来其实也简单，因为除了娱乐，其他都是不允许的，那就娱乐吧，人要活下去，如果连娱乐都不让，也这个社会可能一天都运转不下去。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篇妙文，个人以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文字之一，这只是对卡尔维诺《做起来》的点评，然而括号中的片言只语无不直指我们生活的内核，凡是还保持着正常思考能力、人性尚存的中国人，一定都能为这样的文字所震撼，引起内心的强烈共鸣。全文不过千字，先抄在下面：

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都被禁止了。  

现在，因为唯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常规的三脚猫游戏有三种：吃，麻将，色情。偶尔的就比较多了：超女，馒头，足球什么的）
因为禁令被制订的时候总有恰当的原因，所以没有任何人觉得有理由抱怨，也没人觉得受不了。（纪德《访苏联归来》：“苏联公民对外国的无知非同一般。更有甚者，苏联公民被告知国外各方面一切都不如苏联。他们巧妙地让苏联人保持了这种幻觉；因为重要的是让每个人庆幸自己处于让他免遭更不幸的痛苦的政权之下，即使这个人并不很满意。”是苏联吧？可是地球上已经找不到这个国家了……）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官员们觉得再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这些事了，他们就派了传令官四处通知人们一切都开禁了。（是以前的某一天，今年的某一天，还是二十年以后，五十年以后？）
传令官来到老百姓喜欢聚集的那些地方。（政府不喜欢老百姓聚集，老实说，是有点害怕他们聚集。）
“听好了，听好了，”他们宣布，“所有的都开禁了。”（传令官不敢一个人单独来，来的是一群）
但人们还是玩尖脚猫游戏。（是服从，还是不服从？奴役的惯性。）
“明白吗？”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孙隆基《缺乏拯救：中国人的生活最形而下》：一位从事中国研究、喜欢结交中国人的挪威女士告诉我：她认识的一个中国家庭，从大陆移民到美国之后，长期以来注目的只是买房子、购车子，搞物质生活，从来也不去参加在国内时不能参加的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未有机会接触的书籍。）
那些传令官一再地提醒他们的臣民，他们又可以回到他们从前曾经从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职业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听，他们继续玩尖脚猫，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来喘口气。（以前在游戏中找自由，现在不同了，可以自由地做游戏。）
看到他们是白费劲了，那些传令官就回去禀报上面。
“这很容易，”那些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愚蠢的官员，不知道留个出气孔。看来之前的“开禁”是假的，老百姓继续玩尖脚猫是明智的，他们见识了太多类似的虚假承诺。随时可以开禁，随时可以禁止；一会儿五十年，一会儿变成一百年。）
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很多官员。（人民一定死得更多。）
然后人民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了。（连作稳了奴隶的时代，也不容易得到。）

卡尔维诺的寓言本身虽然精妙，但如果缺乏这种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读来也会觉得稀松平常，这位意大利作家绝对想不到，他虚构的几百字小故事，在我们读来竟有惊心动魄之感，他仿佛代表一个咽喉被卡住的东方民族说出了心里话，他点破了强权控制之下人类最无奈的悲剧命运。当我们只拥有娱乐的权利，每天面对娱乐节目的时候，我们玩的正是小镇上的“尖脚猫”游戏，我们能做的就是誓将“尖脚猫”进行到底，“尖脚猫”就是我们的宿命，如果有人在“尖脚猫”之外寻求新的东西，那一定是大逆不道，一定要予以严厉处置。“尖脚猫”可以概括这个时代的全部内涵，“尖脚猫”照见的决不只是这个社会的影子，而是真实的面目，是我们难以摆脱又必须摆脱的命运。

在我们这里，富人有富人的“尖脚猫”，穷人有穷人的“尖脚猫”，没有人能够幸免。如果说穷人的“尖脚猫”只是麻将、扑克之类，那么富人的“尖脚猫”不仅包括那些或奢侈或廉价的娱乐，也包括买房子、买车子、买各种各样高档的消费品，他们在不同牌子、不同风格的房子、车子之间精挑细选，好象这就是人生全部的价值和追求，在这里房子、车子也是娱乐的载体，是娱乐人生的游戏之一，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早已洞穿后极权时代的奥秘之一是拥有了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洗衣机的机会。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笔下，那位挪威人的观察一样的准确，一个人在一个只允许玩“尖脚猫”的环境里呆惯了，即使到了自由世界，他也只能继续玩他的“尖脚猫”，“尖脚猫”之外的一切，已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的精神生命早已被阉割了，剩下的肉身只能按习惯行动。

在我们这里，媒体每天玩它的“尖脚猫”，将什么新闻都制作成娱乐大餐，端在我们的面前，逗你笑、逗你乐、逗你玩，让你感到娱乐的快感，让你饱一饱可有可无的眼福、耳福，享受转眼即逝的刺激。尽管你知道那一切与你的人生、与你的梦想、与你做人的尊严都毫无关系，但你无法回避，媒体也无法回避，它要生存，就要适应“尖脚猫”的游戏规则，就要日复一日不断地奉献出“尖脚猫”给我们。说实话，媒体也很无奈，西安事变周年不准纪念、不准评论，“双百”方针不准纪念、不准评论，“文革”周年不准纪念、不准评论，这样的不准太多，而只有“尖脚猫”是被允许的，那好，我们就尽情地玩“尖脚猫”吧，“芙蓉姐姐”来了，就大炒特炒她的“S”身段，“超级女声”来了，就把马力开足，铺天盖地地叙说“一夜造星”的眼泪与欢笑。“世界杯”来了，那就昏天黑地把足球看个痛快。什么东西只要不被禁止，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尖脚猫”，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娱乐方式。

在我们这里，学校奉行的是“尖脚猫”的教育，教科书、课堂、老师、练习题、考试、标准答案以及衡量一个学生、老师的标准都是围绕着“尖脚猫”设计的，不能越雷池一步，不能绕开“尖脚猫”自搞一套，尤其根绝独立思考，答案都已设定，考而优则胜，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都得按照这个规矩方圆进行。在这样的教育中，我们当然产生不出自己的本民族的阿马蒂亚·森，我们只会有那些与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的经济学专家，站在强势者一边的知识精英。

这是一个“尖脚猫”通吃的形而下时代，“尖脚猫”不仅是我们的娱乐，也是我们的生活，“尖脚猫”无所不在，笼罩了我们全部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在“尖脚猫”的背后，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由于制度缺陷导致的社会不公、苦难与不幸，每时每刻依然都在发生着。将“尖脚猫”进行到底，还是告别“尖脚猫”，每个人可以作出自己的抉择。

据说，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吊车正在中国工地使用着，全世界每年生产的60%的水泥，正浇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连续已经三年GDP增长超过10%.与此同时，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正在发生着持续的静悄悄的阶层革命。那就是，以知识作为“软资本”的中产阶级与中等收入者阶层，开始在中国崛起。如果你对此没有特别的感觉，那么，请看看节假日在黄山、泰山及各旅游点那些像蚂蚁般密密麻麻的人群，你就会同意此言不虚。

在中国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新兴的中产阶级与承担着道德批判功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对这两类人的特点作一简略的分析。

中产阶级指的就是介乎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社会学家一般把以从事非体力性的白领职业，受过较高教育、并有较高的生活品质与趣味，作为判断中产阶级的标准。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就被称之英国人称之为“中产阶级考试”，就是因为大学专门知识教育是进入中产阶级大门的入场券。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中产阶级的人群，主要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如建筑师、律师、私人企业中的技师、商业营销人员、经理、与市场运作密切相关的影视工作者，教授、医生、股票经纪人与自由职业者，等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专业技能与知识智能，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名望与权力）的“资本”。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向上流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中间层就应运而生。他们比普通收入的蓝领阶层更富有，又与暴发致富的、有权有势的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相比，在生活态度上与价值观上更具进取精神与改革愿望。

社会学家指出，首先，由于中产者相对富有，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享有的较高水准的生活质量，拥有较为轻松良好的工作环境，凡此种种，就会使他们对现实生活与现存秩序相对比较满意，这种温和的保守性，使他们对社会对立与社会矛盾起到缓解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保持即存秩序稳定的重要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又并不完全满足现状，因为他们的利益往往受到钱权交易与官僚系统中的非法行为的侵害与不正当的阻碍，因此，他们希望社会民主制度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以此来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希望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与机会。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他们希望变革，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激进革命或否定现存体制与秩序，正是以上两方面因素结合，使中产阶级往往总是渐进温和的改良政治的支持者。一个由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一般总是相对稳定又保持着稳定中进取精神的社会。改革二十年以后的当今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相对乐观的态度，成为主张在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下的渐进变革的社会基础。

如果说，中产阶级缺乏道德激情，然而却务实而稳健，那么，与中产阶级相比，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却恰恰相反，他们充满强烈的道德激情与正义感，然而却往往不切实际，容易产生全盘改造现实的“乌托邦情结”。所谓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这样一种人，这些人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同时又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敏感相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以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已任的道德使命。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倾向性。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他们对中国的激进革命选择确实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当今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现象，一方面，发展中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如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与种种矛盾，使传统的观念型知识分子有了以道德理念的话语权力来进行诠释的巨大机会，这就会使他们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仍然有着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世俗化过程，又使那些崇尚务实与稳健，但缺乏道德激情与社会批判精神的中产阶级不断强大起来。

中国在现阶段的进步，实在需要这两种人的相互补充与支持。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在保持他的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个专业人员那样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如果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能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多一点社会关怀，中国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激进的乌托邦来主宰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会以渐进、稳健、务实、妥协与宽容的精神，来选择我们民族的前途，这样的民族无疑是更有希望的。近年来，我们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摆脱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那种理想主义的、从道德原理出发思考中国的倾向，而转向务实的、以专业背景来思考问题的态度，这也许正是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以新的基础上相结合的起点。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萧功秦）

   【大明帝国东厂通讯社一六O六年八月九日讯】最近西门庆大官人发表重要谈话：潘金莲小姐宣布嫁给我，「是婚姻爱情的现实，也是婚姻爱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希望各方特别武大郎同志要很客观地对待这样一种现实和趋势。」
   
   西门大官人又说，「自从西门集团对大郎烧饼公司实行十五项优惠措施以来，双方合作空间已经变得无限大，我集团派了代表二捣鬼先生准备到大郎公司洽商烧饼合作事宜。但是自从我由大郎同志那里把金莲小姐团结过来之后，合作受了一点阻力，这是因为大郎同志把对潘小姐琵琶别抱的怨气撤到了二捣鬼先生头上。我大官人有信心克服一切阻力把合作进行到底，希望大郎同志要识相一点，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夜狼国野狼通讯社二六O六年八月九日讯】夜狼国宝岛办公室副主任孙亚夫大官人说：自从大陆出台十五项惠台措施以后，两岸农业方面的合作有了新的进展，国共两党正筹备召开的两岸农业合作论坛，(将)进一步把两岸农业合作向前推进。中台办主任陈云林赴台参加农业合作论坛最近又遇阻挠，台湾当局把「台乍断交」及狼乍建交的怨气撒到陈云林头上。但就算阻力再大，陈云林还是会尽力争取赴台。
   
   孙大官人强调说，夜狼国和乍得建交，「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也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希望各方要很客观对待这样一种现实和趋势。」 (《大公报》)
   
   关于国共两党两岸农业合作论坛，孙亚夫表示，「大陆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缘由」，希望台湾不要不识抬举，「台湾有关方面能抱着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来办理有关的事务。」
   
   【武宜三跋】真是有偶无独，西门庆大官人和孙亚夫大官人何其相似乃尔！像西门庆大官人和孙亚夫大官人这样的伟大天才在世界上四千年才出一个，但在我们夜狼国则四百年就出一个，这是伟大的夜狼民族的光荣和幸福。愿西门庆精神万古长存！
   
   
   10Aug2006

中共践踏人权，残害同胞，每每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与谴责。对此，中共一律斥之为“干涉内政”。中共疾言厉色，似乎“理直气壮”。

比方说，两户人家，互为邻里。其中一户人家闹内讧，设若仅仅是拌嘴吵架，隔壁人家自不必干涉，顶多劝谕两句；但设若这户人家中，丈夫持凶器威胁或伤害妻子，隔壁人家理当挺身而出，予以谴责、制止、乃至于将逞凶者送交法办。因为，事态发展至此，已经不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不是家庭“内政”，而是社会公理。

同理，当一个国家发生内部纷争，如果仅仅是口舌笔墨之争，其他国家自不必多事；但如果该国内部，自相残杀，尤其政府迫害异己，残杀无辜，其他国家理当拍案而起，予以谴责、制止、乃至于将暴徒暴君送交国际法庭。因为，人类共处于一个蓝色星球，人性相通，如姐妹兄弟，岂能因国界相隔而纵容暴力与犯罪？

曾经因为干涉不力，国际社会坐视红色高棉（柬共）屠杀民众170万，卢旺达种族屠杀50万，苏丹政府屠杀民众30万。如今，这类大屠杀的主谋及其追随者，都正在或即将受到正义的审判。基于这类惨痛教训，国际干涉的决心和力度日益增强。

中共所说的中国“内政”，不仅国际社会不得干涉，就连中国人民自己，也不得干涉。中国民众中，有议论者或干涉者，轻则受到警告，重则投入监狱，甚至被杀人灭口。所谓中国“内政”，实为中共“家政”。是中共的暴政，而非中国人民的“内政”。正因如此，中共视仗义执言的国际友人、国际社会、和文明国家为大敌。每遇批评和谴责，就暴跳如雷，恶言咒骂。

中共自称“不干涉他国内政”，实际也处处干涉他国内政。区别只是，中共的干涉，都是负面的和反动的，每每为恶势力撑腰，符合其独裁本性。发生在柬埔寨和苏丹的大屠杀，都因中共在背后怂恿或张目，屠杀中的武器，也大都来自中共。这是负面干涉的典型。中共对此，更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

8月10日，被中共官方《人民日报》标榜为“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热切期待”的《江泽民文选》三卷本，终于“一次性”出版发行了。

用中共惯用的政治术语“代表全国人民”来介绍这本书，多少有点落伍。他江泽民出版《文选》，用得着一个中共党外人士“热切期盼”吗？江泽民2002年退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职务，2003年交出军权，善于摸索官场“潜规则”的江泽民应该明白“人走茶凉”的道理，没有自知之明地推出所谓的“文选”，除了证明他江泽民更加劳民伤财、遗臭万年，还能说明什么呢？

说实话，历史和时间一样，不偏不差，既不给江泽民多一天，也不给王泽民少一天，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人一天能有25个小时，所以江泽民出版“文选”试图让天下人记住他，可事实上中共的历史忠实记录陈独秀、张闻天、胡耀邦、赵紫阳等没有被官方出版“文选”的人，而官方以吹捧方式出版“文选”的人，比如这位江泽民，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他。

江泽民的历史，好大喜功，迫害法轮功，强奸民意，打压新闻自由，不尊重和不保障人权的案例比比皆是，恶法和恶性罄竹难书。大家可以翻翻以往的旧帐，看看他江泽民执政13年，到底为社会公正、保障人权做了哪些好事，又做了哪些坏事，对比一下可以发现，他做的好事屈指难数，倒是两极分化，冤屈遍地，职工下岗，农民贫困怨声载道，到是资本家入党，富翁成为假冒的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百姓都是被奴役的奴隶。

所以说，现在中共出版《江泽民文选》，正好是质问“还有多少人相信共产党，还有多少人相信江泽民”的时候了。

看看当代中国，好事都是共产党干的，坏事都与共产党无关，江泽民处处“双赢”，风头出尽，儿子还当上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80岁了还要拿国家的钱，也就是人民的血汗钱出版早就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几百遍的“文选”集，有多少文章他江泽民自己写的？还不是秘书代劳的。说毛泽东暴君，至少他的文章多半是自己写的，可一代不如一代，他江泽民就没有能力自己写出三大本来。

不过，既然《江泽民文选》“霸王硬上弓”，出版了，我认为有这么几条意见提出，请当局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

一、请不要在共产党员之外的群众中摊派，共产党员可以自费或由党费购买，免费发放各党员，大约有7000万党员。

二、江泽民本人应该捐献出本三卷书的全部稿费，捐给希望工程和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并接受监督和公证。

三、报纸、电视上以广告形式宣传这本书，应该向媒体支付广告费，从出版成本里支付。

四、当局组织官员和党员学习《江泽民文选》，请不要强迫安排普通群众学习，党事的归党事，党外的归党外，不要重演全民学习《毛泽东选集》时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