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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此次莅临上海书展，先是携其新作《碎句与短章》到贝塔斯曼蓝色沙发接受访谈，后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展位上作专题演讲。周国平表示，哲学是一门比较艰深的学问，他写作通俗易懂的哲学作品，就是为了给读者作“哲学入门”的引路人。而在访谈中，周国平更是抨击了目前国内兴起的国学班，认为那不过是作秀而已。

“哲学难读从我读起”

有现场读者向周国平反映，哲学太难读，真不知该从何读起。对此，周国平会心一笑：“如果觉得难读，不妨从我的作品读起。”他表示，他并不是那种特别狂妄的人，但目前中国优秀的哲学入门书籍实在太少。周国平告诉记者，在他所翻译的《萨特文集》出版之后，他计划要写一部简明的“西方哲学人物列传”，“简要地写一写从古希腊至今，我所喜欢的哲学家们的生平和哲学观点，可以给感兴趣的读者们作为哲学入门书。”

周国平认为，课堂上的哲学看起来常常是一个很枯燥、很丑陋的东西，导致哲学课成为学校里最没有意思的课：“其实我也是学那些东西长大的，直到后来真正接触了哲学才知道这些不是哲学，而是政治。如果真正要学哲学，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去读那些大师的作品。但是那些东西你会觉得很难读懂，那怎么办呢？就是读一个喜欢读大师的人写的作品，像我，我就是喜欢读大师的作品，我多少传达了一点其中的精神。”

要把优秀哲学带去“菜市场”周国平表示，自己愿做哲学入门引路人，却有读者质疑其作品过分通俗，把哲学知识从高深的学术殿堂带到了菜市场。对此，周国平自嘲道：“这种说法听起来，实在是有一点讽刺的味道。”但他表示，“我认为我做的事情还是有意义的。那些高深哲学殿堂里的人写的高深作品，它们都是哲学吗？也不一定。一个作品并不因为高深与否，而说明它的哲学含量。有些高深的作品，也许哲学含量很低，通俗的作品却也可以哲学含量很高。关键不在于表达的方式是高深还是通俗，而在于写的内容本质是什么。如果说我是把哲学带到菜市场，那我也是把高质量的哲学内容带到菜市场，这对大部分读者来说都不是坏事。”

痛批国学班只是作秀

周国平向记者表示，他非常反对专门去办一些“国学班”，让孩子学中国传统文化，但“国学”却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一点的：“中小学的课程，当然不可能太多，但我们可以逐渐增加。到了大学选修课，喜欢的人再多学一点。“强制性地让孩子去学，或者专门为一些老板经理开设国学课，都是在作秀，失去了文化本原的意义，令人厌恶。”

　　一位署名陈琛的网友近日连续在一网络论坛发帖，称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赵敦华教授编写的教科书《西方哲学简史》有几十处错讹。面对批评，赵敦华先实名发帖，后上网对话，在网络战场上为自己做了辩护。

　　赵敦华编写的《西方哲学简史》是国内大多数高校哲学系的推荐教材，自2000年出版后，已经印刷15次。7月5日，署名为“陈琛”的网友在天涯论坛“关天茶舍”上发表了“北大哲学带头大哥的水平”一文，举例说明了该书中有十处错误，比如质问“不知道赵教授是从哪里知道柏拉图做过奴隶”，“赵教授讲安瑟尔谟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奥斯塔，其实安瑟尔谟是生在奥斯塔‘附近’。”7月10日，陈琛再次发表“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的另十个错讹”的帖子。

　　针对陈琛的质疑，赵敦华以真名在天涯社区注册，发帖为自己辩护回应。他指出，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中有柏拉图被当作奴隶出卖的内容。“安瑟尔谟生于奥斯塔，还是在其附近？用现代地名表示中世纪的地区，没有必要那么精确，现在的奥斯塔包括过去的附近地区。”

　　然而，网络上对他的质疑和批评并未就此平息。8月1日，赵敦华上网与网友对话。

　　在两个半小时的交锋中，赵敦华再一次为《西方哲学简史》辩护。针对一些网友的批评，他认为“我的错误还不至于到不能改正、不能辩护，一定要让我退出哲学界的地步吧”。赵敦华表示自己这本书无大过，充其量有一些拼写错误。

　　记者近日拨通赵敦华家的电话，接听者称他人在贵州，也没带手机。网友陈琛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赵敦华的回应比较牵强，有些亡羊补牢的意味。但是，他主动在网上迎战的做法我很赞赏，赵有先见之明，与其逃避，不如主动面对，还可以开风气之先。”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表示：“哲学问题可以存在各种解决办法，观点没有对错之分。但是，史实和观点的出处是有正误的。”

村上春树新作《东京奇谭集》在日本问世不到一年，中文版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至此，村上春树的作品有３２部在中国出版。村上春树成为在中国出版作品最多，也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作家。

　 村上春树，日本著名作家。１９７９年，在３０岁那年，他涉足文坛，即以处女作《且听风吟》获得日本有影响的群像新人文学奖，迅速走红日本文坛。村上春树第一部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是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时为２００１年。顷刻，这部小说畅销中国文坛。随后，他的作品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在随后的５年时间里，总共有３２部翻译出版。其中有长篇小说《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斯普特尼克恋人》《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舞！舞！舞！》《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等，短篇小说集有《再袭面包店》《夜半蜘蛛猴》《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萤》等等。这些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卖得很好。据不完全统计，村上春树的作品已在中国售出２５０万册之多。

　 《东京奇谭集》是村上春树在２００４年完成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写作的５部短篇小说集。据悉，村上春树有这样的写作习惯：往往在完成一部大作以后，写些短小作品，以调剂精神。《东京奇谭集》中的５部短篇是《偶然的旅人》《哈纳莱伊湾》《在所有可能找见的场所》《天天移动的肾形石》和《品川猴》。

　村上春树的３２部中文作品都是由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为何在这样短的时间走红中国文坛？林少华说：“一是社会土壤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与村上春树作品中描写的城市‘小资’情调产生共鸣；二是村上春树的文字简洁、明快，而且幽默、调侃，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口味。”

　　“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叙事”，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不仅仅是怀旧，也不仅仅是空谈，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反省。此等关于“大学历史”以及“大学精神”的建构，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也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大学何为”，必然兼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
　　
　　本书所收，不少是作者参与大学改革论争中的发言，其中涉及大学精神、书院传统、大学排名、学术考核、大学校长的职责、民办大学的发展、大学的类别与个性、大学生就业以及博士论文写作等。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在我看来，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甚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
　　
　　大概是“敝帚自珍”，我很看重《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这么一段话，认为其关乎中国大学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根”：“谈论本世纪书院精神之不绝如缕，并非完全否定现代大学制度。面向二十一世纪，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至于某些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借鉴书院教学，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我想强调的是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一方面强调大学应该分层管理，分途发展，另一方面认定当今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因此，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中，我刻意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的。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无论我所说的“精神”，还是纽曼强调的“心智”，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区区小书，共分三辑，分别是“大学记忆”、“大学理念”和“我的大学”。最后一辑，带进自家念大学的经历以及教大学的感受，使得此书在学理性与历史感之外，平添几分“私人叙事”的平实与温馨。说到底，我无意也无力建构宏伟的教育理论体系，只是表达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文学者对于“大学”这种特殊组织形式的观察与期盼。这种思考，基于历史经验，也包含若干理想成分，更浸透着个人的喜怒哀乐。换句话说，跟教育学家或教育史家的专深著述不同，此书之“别具一格”，在于其兼及体贴入微与高瞻远瞩，希望做到既有历史感，又有理想性，还能趣味盎然。当然，这只是我努力的方向。
　　
　　本书的讨论对象是“大学”，可谈得好的，很可能不是“教育原理”，而是那些“溢出”专业以外的东西，比如文化现象、学术思潮、世道人心、传说故事等。这跟作者的学术立场有关。努力沟通学院的“内”与“外”，是我一以贯之的追求。对我来说，关注大学教育，是专业延伸，也是人间情怀。没有将此书经营成厚重的“专著”，而是保持持续的思考以及不间断的对话状态，目的是贴近时代的脉搏。面对急遽变化的中国大学，作者有远虑，也有近忧，提建设性意见，也不乏历史溯源。
　　
　　本书勒口处，印有出版社代拟的宣传文字，关于“本书读者”，原本有精彩的铺排，后被我删掉了，只保留一句话：“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正是这种读者预设，决定了我的写作文体。是为“读书人”——而非“专门家”——写的，故不敢故作高深。书中的不少篇章，有专业，但不囿于专业，史料简约，论证粗放，偶尔的穿插发挥，在营造宽松语境的同时，又使得表达稍嫌夸张。我当然明白，如此处理，利弊得失兼而有之。
　　
　　十年前，我出过一本小书，题为《学者的人间情怀》。这种说法，在当年显得过于“低调”，在今天则又变得近乎“奢侈”。如何在专业化大潮与大众媒体喧嚣的夹缝中，坚持自家的学术理念，既不晦涩，也不媚俗，并非那么容易。说夸张点，“大学叙事”背后，确有“学者的人间情怀”。

　　我经常处于这样的两难中：在经年累月读书万卷的生活状态中，已不能敏锐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风云，甚至还时时自得于这种不无封闭的书斋心态。近些年来，有些不满足于在书堆中讨生活，开始走向广袤的世界——在自然山水中获得“仁山智水”之乐，但又深感很难将自然与入思统一起来。
　　　　
　　当我读到蔚明的《10000元6个月环游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5年知识工程推荐图书），并接受她的要求写点文字时，才感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我而言是一件多么充满诱惑的事情！而她所环游中国的几乎每个地方，我也差不多去过了，但是我却没有写出一个字来记录我行万里路的感受和思考。过宝山空手而回，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又正因为我除西藏以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所以对本书中所写到的山川景物和文化名城有一种特殊的感动，并从中重新经历了一次人生精神之旅。
　　该书书名可谓大俗，但细读全书又感书的内容实属大雅。全书突出厚重的文化感和历史感。文化取向的高迈使作者并未将行万里路的初衷写成一本名胜导游图，而是以多元开放的视角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和文化争端，在步步换形的文化散点透视中，透露出自己的精英文化立场，诸如分析理学家二程和王阳明在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介绍文学家沈从文曾经描述过的人生理想，点染至高的丽江境界和周庄记忆。通过文化在历史中的渐远渐淡的踪迹，唤回我们的道义感与文化良知，以及我们民族的文化集体无意识。
　　　　
　　在我的阅读中，感到贯穿全书浓浓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精神，这不仅构成中国文化“知与行”的重要关系，同时也凸现了中国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统一性。
　　　　
　　作者所到之处，大多注重景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山川之中的人杰。在伊川境内，作者似乎沾染上了宋学议论之风，对二程等人形成了北宋良好的学术讨论风气和学术团体颇有见地：二程不喜做官，专心一意研究学问，传道授业。作者将思想融入所处情境中，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实感，将遥远的历史同当下联系起来。
　　在贵阳，作者也有感悟：龙场悟道使王阳明找到从容自适的内心世界，从此风从八面来，他自岿然不动。作者画出王阳明的心智形象和遭受苦难而光明磊落地人格襟抱，其中难道我们读不出借古劝今的潜意识么。
　　　　
　　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上，作者仍不忘给竞秀的山川施加学术重量。在自然景物的可游可卧中，相当自然地过渡到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和目前学界的争论问题上：土著文化、中原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成为三星堆的基本来源，但最重要的来源是中原文化，其主体居民来自川西北和岷江上游。这种识见对那种“三星堆文化西来说”，“三星堆文化外星人说”以坚决的否定，坚持了三星堆文化本土资源说。同时，强调了长江文明同黄河文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事实上，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源头的“中国的两河流域文明”。
　　　　
　　当作者的脚步踏上荆楚大地，文化的感喟再一次变得深厚起来，她比较郭店简本的《老子》与传世的通行本《老子》的不同，说明早期道家对儒家的批评并不是特别激烈，至少不排斥儒家“成圣成仁”的理想。我曾经在一篇专论老子的论文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没想到在行万里路中，遇到了所见略同的君子，心中的感受颇为绵邈。
　　　　
　　我还没有去西藏，因为我对西藏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感觉。作者先我一步登上了神圣的青藏高原，她见到中国最蓝的天空，最圣洁的湖水，最虔诚的民众和寻觅精神家园的异乡游客。作者没有一味发出文化苦旅的感慨，而是非常人性化地做好文化先行者精神导引工作：迷茫其实很多人都有，绝美的风景让我们忘记惹人烦恼的现实，然而我们真的能忘记吗？
　　　　
　　我注意到，作者除了文笔优美之外，其深弘的历史知识使本书增色不少。中国经过十余年的“从思想史到学术史”的转型，今天人们似乎对一味空谈的论文不再感兴趣，而是对有新史料、新史识、新问题意识的文章感到心仪。作者对汉族南迁闽赣粤的五次高峰的说明，对汉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历史渊源的介绍，显出了学者本色，她对香格里拉、世外桃源的独到见解，认为对它们代表了人类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具有巨大热情的原因。作者的学识在这诸多问题的剖析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不妨说，这种言简意赅而恰到好处的点评，真使我们在山阴道上有如沐春风之感。
　　　　
　　当下的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一代人，人们在名牌中心主义中奢侈浪费、盲目消费攀比，使得社会风气出现了浓厚的世俗化倾向。如何引导消费结构的转变，不在吃喝玩乐上浪费，多在购书和文化游历上充电，对于提高国人的整体素质殊为重要。就此，蔚明书之意义凸现出来，因为她清醒地告诉我们：那些美好的传统，终究会失而复得。

　　今年初，为了测试出版界能否辨识好作家，英国《泰晤士报》做了一个实验，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小说《在自由的国度》和史丹利·米德尔顿的小说《假期》的开头几章打印成手稿，寄给二十家出版社和文学代理商。这两本书都曾于七十年代获布克奖。

　　结果，只有文学代理芭芭拉·莱维表示对《假期》感兴趣。但她对奈保尔的小说也不感兴趣，她在回信中说:“我们认为它颇有独创性。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没有进一步考虑的热情。”奈保尔的小说仅得到几封回信，所有重要文学代理商都拒绝。现时，大多数大出版社已不再考虑自由来稿，主要是通过文学代理。也就是说，奈保尔这本书几乎没有出版机会。

　　现年八十六岁的米德尔顿则淡然处之。他说:“如今读者似乎已无法分辨好小说了。识别好作品需要很大的才能，而有这种才能的人并不多。现在是娱乐时代，已没几个人懂得欣赏一段好文字。”

　　最近，澳洲的《澳洲人报》以同样的方式，把该国唯一的世界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的代表作《暴风眼》第三章打印成手稿，用化名寄给十二家出版社和文学代理，结果是十二家全部拒绝。不仅如此，除了其中一家出版社表示遗憾外，所有拒绝者事后都振振有词。以下是退稿理由。

　　一名资深文学代理:“很遗憾，这一章样本虽然写得充满力量和感觉，但仍不能证明整部作品具有可出版的质量。我建议你买一本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艺术》(企鹅版)，听取它关于说明性文字、对话、观点、声音和性格描写的忠告。”

　　澳洲文学管理公司资深文学代理林恩·特朗特事后表示:“一个代理必须完全信服一部作品，才会热情地向出版社推荐。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符合作者的最佳利益。”特朗特又说，这次实验很“低劣”，尤其是怀特的作品并不好卖。她说:“我只关注一件事:能不能卖？答案是，不能。我无法推销《暴风眼》。作为文学代理，我的工作是确保公众的利益。”

　　文本出版社也拒绝，但该出版社老板迈克尔·海沃德事后表示遗憾，他说:“辨识一位作者的才能，一章就已足够。散文中的生命力，应是不言而喻的。出版家最害怕的，莫过于看漏好作品。”他说，这次实验，可使出版商保持警觉。

　　前《随笔》季刊主编彼得·克拉文认为，怀特著作的质量甚至超过奈保尔。他说，整个实验和事后反应揭露了澳洲出版界根深蒂固的市侩和缺乏专业水准。他特别指出，手稿作者化名Wraith　Picket，也就是把怀特的姓和名Patrick　White调换一下，并略加伪装而已，任何有点文学知识和智力的人，都应该立即就起疑才对。

　　我个人认为，这种实验意义不是很大，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一位大作家跟一般作家以致跟一般好作家是不同的。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才会产生一位大作家，如果他是一位生前已建立声誉的大作家，那么他的伟大和声誉，也是经过他不倦的努力和终身的奉献而获得的，绝不可能是出版社或文学代理为他获得的。他的写作不可能因一家或多家出版社的拒绝而受任何影响。尚有另一种大作家，他往往是死后才逐渐为人认识，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成为无可超越的经典作家。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机器的几颗小螺丝钉不知道整部文学机器的精髓，绝对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我们怎可以奢望几颗小螺丝钉懂得整部文学机器的精髓呢？

1、典籍与乌托邦

    似乎好久没有读书了，不是当今没有好书，自觉是心灵出了问题。在大学里告别托尔斯泰之后，心灵似乎没有再安宁过，直到最近重温托翁，他告诉我们：如果这世上的恶人能结成同盟的话，那么善良的人们也应该这么做。于是，某种朴素的古典的道德理想的召回，把我领回到一个故地。如此漫长的旅途中，曾陆续出现了一些黑暗天才的姓氏：尼采、卡夫卡、毕加索、萨特和加缪，他们在典籍中向我出示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歌唱的寂灾和梦呓的实现。这种黑暗的阅读体验概括了一个空心的事实，对缅怀的背弃和凭吊使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变得冷漠，道德负担被轻松地代替了，成了阅读的负担。

    我必须为自己选择了作家的职业负起道德责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拒绝阅读，我想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到今天，这种恐惧再度出现，它产生于十年前我读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屠格涅夫的《罗亭》之际，此后，阅读的黑暗随之而来，铺天盖地。

    词语的欢愉是再也解决不了问题了，当阅读的仿梦欲望逐渐衰微时，美文也消失了，这导致我写出了一连串可供结构主义批评家解析的坚硬的小说，他们无视我的存在，更不对心灵负责任。在作家和批评家相互触摸的空间里一度黑暗，就像艺术和人之间一样，这种危险的关系近期使我震惊：美从艺术中的退出，爱从婚姻中的退出，艺术从圣殿中的退出，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可怕境遇。这时，读书的乌托邦拟想也消逝了。

    这个事实太严重了。如果我们还相信公义、美和善良的圣洁立场，就必须恢复虔敬之心，面对源头。这使我想起暴躁的毕加索，这个黑暗天才在制造一系列立体主义的凄厉风景之后，面对美丽的妻子，他的手发抖了，于是，妻子和情人在他笔下恢复了宁静、圣洁和实在的景像。

 

2、日常生活隐痛和美的艺术

    日常行为实在是有一些隐痛的，否则就不会出现一批名曰“新写实”的小说，有人称之为“过日子”小说。作家在这种小说中羞涩而辛酸地讲述着经历，并保持了与价值判断的适度距离。很显然，这些小说中没有美，只有日常性。每当我听完柴可夫斯基时，我就会自然地对这种日常性保持一种警惕的关系，因为生活不是这样的。

   我还能记起机缘派画家把颜料随意涂洒在画布上的情景，他们把颜料桶悬挂在天花板上加以击打，在这种行为艺术家心中没有尺度，更没有美，他们相信机缘所暗示的生存境遇，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连这种颜料的泼洒都代表了一种秩序。生活不是这样的。

    我还能记起偶然音乐和它的代表作《四分三十三秒》，音乐家面对钢琴迟疑不决，四分三十三秒之中，只有寂静和观众 骚动的轻微反应，当这盘空空如也的磁带上市后，购买者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它。更有音乐家指挥乐队时，选择了两个指挥，致使乐手们无所适从。艺术和人类这种危险的关系中，尺度消失了，这四分三十三秒是残酷的，艺术家对此应负的责任现在到了作结之时。因为生活不是这样的。

    安东尼奥对请他说戏的演员说：不要问我该怎么演，因为我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但生活不是这样的，在生活的日常性中，生命中心灵的重要性超过了我们想像力。正如圣经载：神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神看着是好的。

    好的就是美的，美的艺术和纯洁的生命源于一个有位格的绝对尺度，在忧伤之中，让我们赞美它。

 

3、爱情在望

 

    生活的确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容易，“杭育派”艺术发生论者已经阐明了这个立场。这种论调定下了日后艺术作为心灵代偿的苍凉基调。

    当达·芬奇在那个幽暗小屋里解剖人尸时，他觉得人太伟大了，只有人能洞察奥秘。这种清醒的理性立场有了大卫像作为代表，人性的光辉把人自身迷住了。直到基尔凯戈和雅斯贝斯，这束光芒才暗淡下来，最后尼采喊道：××死了。尼采已经意识到这句话的严重后果，他在把那个叫查拉图斯特拉的人赶下山之后，疯了。

   眼前的世界变得模糊了，在印像派画家手中诞生了本世纪艺术的最初原则，可是到了毕卡索和达利的画布上，苦楚和凄厉的风景已随处可见。而那个三十六岁即暴亡的导演法斯宾德只能靠药物致幻才能工作。

   艺术对存在（being）的确认在理性和非理性的两条道上都异常地困难起来，人们似乎在艺术中无法去爱，也不敢出示这个来自人类源头的基本情感态度，这种忧郁和不信任感造就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苦楚面貌。

    今天我们有必要和有权利选择一种新的艺术态度，就像选择一个安置灵魂的国，使这个新的国度里充溢着神圣的光辉，朝圣者会使它成为这个时代的伊甸园。

    从人文主义到今天，无数黑暗天才和光明天才揭悉了这个世界的真相，然而，真正的福音是信仰、盼望和爱，它是艺术的源头。

在我们曾经崇仰的艺术中，爱情被赋予了广阔的意图，艺术背离源头是本世纪人类一次最彻底的失恋，在一个全面的恢复时代来临之际，它将重视它本来的神圣面貌。为此祈祷吧。

 

　　武功一词，小则指江湖中人的近身肉搏，是为武术。大则指冲锋陷阵、千万颗人头落地的功勋，是为王霸之术。两者之间又是大有渊源。吾国中世纪以来似乎缺乏尚武精神，宋以下文胜于质，每遇狂风，则斯文扫地。这一点就常常令壮士扼腕、英雄落泪。
　　
　　第一个站出来鼓吹尚武精神的，是任侠好义的谭嗣同。大刀王五受人之托潜入皇宫，欲救出光绪帝南面为王，实在是武术家与政治家合谋的一种积极的救国尝试。金庸先生《倚天屠龙记》中有云：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又说，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在历史上也是有前科的。相传吕留良的女儿唤做吕四娘，便倚天剑出，割去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雍正帝首级。
　　
　　接下来的义和拳，更是一次全民勃起的尝试。满朝文武几乎都对这种设坛做法的国术，寄予了睡狮梦醒、中华振兴的厚望。在我们领略了洋人的船坚炮利之后，忽然发现自己并非东亚病夫，老祖宗传下来一个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法宝，叫做武术。虽然这些尝试半途而废，但从太平天国到义和拳，武术救国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20世纪初，霍元甲在津门打死俄国大力士，举国振奋，不亚于今日申奥成功的狂喜。
　　
　　1921年5月5日，从小听太平军战士讲洪秀全、杨秀清聚众习武，起兵反清故事的孙文，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当天宣誓就职仪式上，特意举行了武术表演。孙文兴高采烈，叫自己的两个侍卫马湘和黄惠龙也下场，来了一段竹节钢鞭和八卦剑。孙文得意忘形的说：“中国的拳勇技击，与西方的飞机大炮有同等的作用。”所有在场的人都很感动。
　　　　
　　说到武功，20世纪中国集大成的代表人物，霍元甲和孙文都还算不上。荦荦大者，要数佛山黄飞鸿，和韶山毛泽东。
　　
　　黄飞鸿（1847—1925），南海西樵禄舟村人。其父黄麒英乃晚清“广东十虎”之一。飞鸿五岁从父习武，12岁随父鬻技街衢。后成一代宗师，与同时代的霍元甲并称南北双侠。虽然黄师傅武功果然了得，但这个武术大师加民族英雄的形象，多半还是香港自四十年代起的一百多部电影慢慢包装出来的。从关德兴师父，到成龙、李连杰、赵文卓。黄飞鸿的银幕形象长盛不衰，堪称文化史的一段传奇。
　　　　宝芝林、无影腿和十三姨，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史载，黄师傅的无影腿乃是武师宋辉镗传授的。但到了黄飞鸿脚下，就发扬光大，最后在电影中连洋鬼子的火枪都闪避得开。终于验证了孙文和义和拳大师兄的豪言。
　　　　
　　无影腿是武功中的方便法门。看不清、道不明，瞬息之间，“毕其功于一役”。好像金庸笔下的高手，双方一试探，便知分出胜负至少要在千招之外。千招之外，莫说是看书的等不及，就是那些怀着报国之志前来投奔的革命党人，恐怕也是等不及的。所以古龙写武功就取巧了，关他什么级数的高手、高高手，见面只一招，生死立判。就看谁的刀快，谁的拳头快。
　　
　　韦小宝在少林寺，要学武功以自保，那澄观告诉他，从少林长拳练起，练到一指禅，进展神速的人只不过三十六年便可练成。韦小宝嫌慢，便只练般若掌，如此也需二十年。韦爵爷又提出干脆不练内功，只练招式。澄观说，那也要数十年寒暑才有小成。这些都是老实话，那有吃一颗灵丹就东成西就的道理。假如这时，竟有黄飞鸿的无影腿，或者李寻欢的小李飞刀，韦爵爷一定会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倘若是国破家亡的救亡关头，你是学少林内功呢，还是学无影腿？据观察，街上但凡开武馆、学馆、川菜馆的，如果不在招牌上标明“速成”二字，就多半是没的生意。
　　　　
　　黄飞鸿与政治也有夤缘。在一部电影中，导演居然让他与孙文大夫相遇，将他带进革命的宏伟叙事。事实上，黄师傅的确是先后被记名提督吴全美、刘永福聘为军医官、水师武术教练和军中技击总教习。并于1894年随刘永福黑旗军九营赴台抗日、驻守台南。据说是立下了不朽功勋。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好斗尚武的黄师傅，自1895年6月护台失利而返粤后，从此偃旗息鼓，专心经营宝芝林，行医济世，不再授徒传武。甚而在宝芝林的门口高高挂起一幅免战牌，上写：“武艺功夫，难以传授；千金不传，求师莫问。”按以前的老话说，从此江湖上就当没有了这号人物。
　　　　
　　郭靖和乔峰能于千军万马之中将敌酋手到擒来，那是小说家言。说岳说唐和杨家将的英雄好汉，动辄一个人冲入敌营，大叫一声：某某某踹营来也。再多人马都挡不住他。黄飞鸿从台湾回来后，若是听见这种说书的，定是连连摇头，苦笑不已。
　　
　　往事不堪回首。我们不知黄师傅在目睹了血肉纷飞、千万颗人头落地之后，对一夫之勇的国术如何感想。我们也不知究竟是什么样的惨痛经历，让一个男儿当自强的大侠心灰意冷，从此一生坎坷。鲁迅放弃医学而欲救国人灵魂的时代，黄飞鸿却放弃了刀口生涯而以救人性命为业。从武功走向革命的道路，终于半途而废。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群情激昂之际，好了伤疤忘了痛的黄飞鸿风云再起，重操旧业，应刘永福邀聘，就任广东民团总教练。这是黄师傅一生当中最为风光的时刻。然而好景不长，几年之后，黄师傅精通武术的次子黄汉森被人枪杀。受此打击，黄师傅再度高挂免战牌，从此终生不再授徒，亦不再向其他儿子传授武技。
　　
　　乱世之中，徒有一身功夫，莫说保家卫国，自顾尚且不暇。1924年10月，孙文离境北伐，广州商团发动暴乱，招来国民政府严酷镇压。黄飞鸿的宝芝林玉石俱焚，一生家业付之一炬。其长子汉林又告失业。潦倒之下，黄师傅一病不起，于1925年农历三月廿五日病逝于广州城西方便医院。黄师傅纵横江湖数十年，落得身后萧条，贫无以殓。幸有弟子邓秀琼为他料理，草草葬于白云山麓。
　　　　
　　国运衰竭、道统沦亡，区区无影腿如何又能挽狂澜于既倒？一人之小“武”，便与政治结缘，充其量也只能学学荆柯和吕四娘，成为刺客。如辛亥革命前频频的暗杀活动。而由暗杀者所组成的革命，也不过是秘密会党的革命。要千万人之大“武”，还有待来者。
　　　　
　　当佛山黄飞鸿垂垂老矣、对振奋人心的武术已不存幻想。这时韶山的毛泽东开始发表了他漫长一生中的第一篇文章。青年毛泽东呼吁振兴国术功夫，重拾尚武精神。并鼓吹全民习武，苦练功夫而去救国。我们不知道毛氏当年有否听闻过黄飞鸿的大名和事迹，但熟读水浒、说岳的毛泽东，一定万分希望武林高手加入革命队伍，像当年的周桐一样培养出一大批林冲、卢俊义和岳飞这样的弟子。
　　
　　以后的毛泽东大开山门、聚义井冈山，认识到一己之武功不成大事，一己之无影腿不能横扫乱世，“尚武精神”的口号也太肤浅，并不能让人群情激扬、肝脑涂地。让千万人拿起刀枪，前赴后继的力量，莫过于给他们一个终极的乌托邦，给他们一个君主制消失之后拟制的偶像，给他们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
　　　　< BR>　　杀人需学无影腿，救国还需乌托邦。三年之内超英赶美，十五年进入共产主义，亩产粮食十万斤，这些才是真正速成的无影腿啊。反正速度太快，眼光一闪，就可以把人唬住。歌星谭咏麟主演的电影《黄飞鸿对黄飞鸿》，里面的黄师傅就是一个冒牌货，老百姓常常让他表演无影腿，只见他将长衫下襟一捞，口中大叫一声：“哈！”
　　
　　愚夫愚妇们便鼓掌喝彩。因为速度太快，所以有些人看上去，黄师傅的腿根本就没有动过。当然这些人是不会承认的，他们要说，黄师傅的腿似乎微微晃了一下，就归位了。
　　　　
　　韶山毛泽东的手下，其实也有不少货真价实的武林中人。最著名的两个头领，一个是元帅贺龙，小小年纪就操练枪棒、拜师练功。失学之后在本寨堂子里学了三年的大洪拳、二洪拳和八虎拳。十二岁棒打清兵的故事在老家脍炙人口，据说当年一个扫堂腿便把清兵小头目掀翻在地。另一个是大将许世友，相传是正宗的少林弟子。
　　　　
　　贺龙的部队要求天天练武、人人练武的。洪湖边上，直练得未婚的妇女同志都要高唱“砍头不过风吹帽”。相比之下，缺乏革命觉悟的黄飞鸿师傅不过是妇人之仁罢了。匹夫的武功，加上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则天地方才为之变色，生死之间，不料换了人间。
　　
　　我们读野史发现，凡是正义凛然的大英雄，身边都有那么一两个杀人如麻、生性豪爽的粗卤之人。哥哥指向哪里，钢刀便杀向那里。口中还要叫道：“他奶奶的”。比如张飞、李逵、牛皋，还有程咬金。无产者关于公平理想的实现，往往都离不开他们的三板斧。
　　　　
　　黄飞鸿的尚武，与毛泽东的尚武，实在又岂可同日而语。同样的无影腿，也是一个拿来扫一屋，一个拿来扫天下。尚武的黄飞鸿在台湾保卫战的枪林弹雨之中，对武术极度失望，转而悲天悯人，终身行医，度人无数。可见武术精神与革命精神并非一丘之貉，反而格格不入。
　　
　　金庸的《天龙八部》表现出一个思想，似乎佛学的造诣有多深，武功的造诣才会多深。因为武功是杀生之术，需要佛学的大慈大悲来化解暴戾之气。革命的无影腿倒是威力巨大，但不知革命者又用什么法宝来化解其中的暴戾之气呢。
　　
　　暴戾不能化解，最终某几处穴位一日之中便会痛上数次，非皈依佛门不能超脱。黄飞鸿后来以悬壶济世的方式求超脱。而毛泽东的晚年，不知阳白、廉泉、风府三处穴道，是否每日清晨、正午、子夜三时，便如慕容博、萧远山一般，感到万针攒刺，痛不可当？南无阿弥陀佛。

在网上搜索这句话的出处，发现多显示为我自己的旧文。

多年前为《战略与管理》写“编辑手记”时，很随意地用了这个概念。后来很为它伤神，因为它挑战心智，心智却无以名之。当心智极为确定地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时，它以更异己更丰沛的内容来挑战确定性。当心智随波逐流地与时俱进，在情感认知领域玩起全球化或后后现代一类的游戏时，它又以认同、归宿、皈依和家园来挑战生存的无根。

更早的时候，我在“众生北辰”的长诗中写道：“没有明天的人，现在的奴隶，时间之门永远地关闭/语言和声音忘掉了我们，平庸兴高彩烈地迎接我们/按照程序接受那样淡然的吻/没有悲痛的内心也没有欢乐的神经/心劳使我们逃避，视听使我们慵懒/万花筒的世界挑拨了我们一生/主啊，让我们像印度王子一样，在他尘世的岁月里/生老病死，像老子和穆罕默德一样/让我们在应享和应付的生活中/想到你//我们为假面人喝采，脂粉和油腻/一个恶意的讽笑为文明围裹，烂在心中化作我们的肢体/主啊，让我们在做这些假事说这些假话时/想到你//穿起骆驼毛的衣服，吃着蝗虫和野蜜，让灵把住我们/来到旷野里/给我们你给先知的声音耶稣的快乐人子的真理/主啊，让我们在人市的喧哗和骚动人市小小的焦虑和阴影里/想到你//我们在对立的角色里扮演过了才认识到你界定我们的博爱和平等/我们在各个方向失败了才更接近你的博大和完整/主啊，让我们在枯骨的死光中/想到你”。

我，或者我们中国人，多是如此无能“想到你”。我们生活在这里，除此之外，无所知，也无所拥有。小农生活的田园诗般的宁静早已打破，我们迟迟没能进入一个可持续的变迁里。移民时代、都市生活、全球化和地球村的视野，使我们无能维护、捍卫自己与社会、民胞物与相关连的情感认知。在生活剧烈的变迁中，我们总是匆匆地跟它失之交臂，需要它，又无能把握它，我们跟它没有缘份。

但它是存在的，它仍然在起作用，它甚至反制了我们，无论我们有多少物质的丰饶果实或精神的放浪旅行，它更为本质地决定了我们生存的质量、信心。这是一个如此矛盾的人性事实，在今天显然更为迫切，迫切到只能以危机名之。这也是未来学者托夫勒最深刻的预见，他在三十多年前即已明示：人类在数亿年演化中形成的从而不可能在数十年内有所改变的深层心理结构，能够容忍的环境变化速率将低于人类创新活动所诱致的环境变化速率，从而引发一次深刻的总体性危机。

关于这种危机或说人类情感认知的急迫性，已经有无数文献表达过了。我们仍可以简单化处理一下，比如说，它是我们的心理边界或心理极限引发的矛盾、问题、冲突。人类的多个学科都已经证实了，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也都同意，一个人只能对十以内的文明单位（个人、部门、单词……）有把握（顺便一说，王力雄的逐级递选制就是建基于此）；如果一个人在有限的时空内，跟一位数以上的文明单位打交道，他将不胜其累，成本极大，代价极高，而且对那个对象化的文明单位而言，也是极为不公平的（假如那是十门以上的功课、或二十个以上的走狗）。中国民间早就有这种智慧，比如骂人“狗揽八泡屎”，骂人吃着碗里，望着锅里；骂人人心不足蛇吞象；虽然多是劝人知足，实在说是有一种对人性心理结构的洞明。

我的博客似乎总是可以分道。现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决定向另一条道路或另外一种观点奔去。我本来应该大题小作，谈谈爱情，谈谈认知自我，谈谈人与自然的关系，谈谈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但现在我要回到社会。那就是小农时代的精英，或农民、地主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面对现代化以来人类社会的态度。除了那些极为保守的遗老遗少视而不见自己用起手机、网络，仍以为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可以为教正人心，或马克思主义指导一切等等；大部分人仍在空前并不断增富的知识、生活方式等海洋里学习游泳技术，知识的海洋已经可怕地宽广，还有就是不断增添的新的海水，使人们难以选择、胡乱选择、甚至人们的选择也已经偏离我们本有的情感认知。

在此情形下，很多人要么以为自己有着如海洋般吞吐知识的能力，要么以为只要跟新的知识进展接轨，就可以解答我们的中国问题。他们因此表现为，要么把知识搞成了游泳场，游乐场，往而不返；要么说，人家最新流行的是新左、发展主义、社群主义、斯特劳斯、伯林，等等，所以必须以新理论治理社会。这就是传统淡出生活之后，或说我们情感认知的动态边界也被彻底打破之后，意识形态或流行的知识理论、思想、时尚对人的收编、管制或异化。当年“进步的中国人”接受俄国的一声炮响，可能就是情感认知上匆忙选择的表现；今天的一些有为学人热衷于以当代新左翼或自由主义说事儿，也是出于情感认知上“与时俱进”的要求。但这些东西，没有使得我国人在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完成现代转化，没有一种正当有效地制度或交往沟通理性在我国民之间确定下来。这使得我国人在情感认知上仍无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或制度共识，每个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

又扯远了。引一种农民式的朴素描述来说明我们情感认知的急迫性吧。

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俺刚娶上媳妇你们又独身了/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糖尿了/俺们刚拿白纸擦屁股你们又用它擦嘴了/俺们刚存点钱你们又买保险了/俺们的娃子春节回家你们又开始出门旅游了/俺们刚能歇会儿不用擦汗你们又去健身房、桑拿房流汗了/俺们刚学会打电话，你们就说要宽带上网了/俺们刚能在电影院约会你们又改网恋了/俺们刚吃饱穿暖你们又减肥挂肚兜露脐了俺们刚把茅房改称厕所你们又把厕所改称洗手间了/俺们刚把白条换成人民币你们又把人民币换美元了/俺们刚把青菜上的害虫灭掉你们又爱吃虫啃过的青菜了/俺们刚结束喝河水而喝自来水你们又改喝农夫山泉了/俺们刚把破内裤扔掉你们又开始在裤子上剪洞了/俺们刚能座公汽你们又开始打的了/俺们刚开始学会打麻将你们又开始赌球了/俺们刚能抽点烟喝点酒你们又开始吃摇头丸了/俺们刚养了很多的王八你们有喜欢吃大闸蟹了/俺们刚能吹风扇你们就又用空调了/俺们刚有点钞票你们就倒腾股票了/俺们刚买了股票你们又说股票里有水份了/俺们刚股票斩仓你们又说恢复性行情开始了/俺们的乡镇企业正挣扎呢你们又玩借壳上市了/俺们的民工进城了你们又开始下岗了/俺们刚将绿草除掉种上庄稼你们又说要打高尔夫球了/俺们刚住上小洋房你们又说要住一家一院的小别墅了/俺们要到城里去开开眼界你们又往乡下跑了/俺们才不吃野菜你们又说吃野菜好了/俺们才不吃地瓜你们城里卖的地瓜比大米还贵了/俺们才不要马车你们又说要买私家车了/俺们才坐火车去旅游你们又说要出国考察了/俺们才买了照相机你们又说要玩数码的了/俺们才买了大哥大你们又说手机有辐射了/俺们洗脚睡觉你们洗脚休闲了/俺们洗澡睡觉你们洗澡按摸了/俺们推拿治病你们按摸泡妞了/俺们一夫一妻你们要包二奶了/为什么：俺们跟风站着你们却要躺着/俺们跟风躺着你们却要走着/俺们跟风走着你们却要站着/俺们吃饭撑着你们情愿饿着。

　　近期发现不少怪论喧嚣尘上，有人说腐败能刺激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认为腐败有功；有人打着人性的旗号，为淫乱正名，觉着淫乱有理；有人要复兴儒学，不认为是开历史倒车；有人抛出遭遇强奸时不该抵抗的观点，美其名曰生命是最重要的；真乃你方唱罢我登场，却全然忘记了一个健康社会该有的基本操守，也全然丧失了生之为人的气节和正道。那些首倡者哗众取宠，不过是奔着名利而来，这无疑是一股浊流，是堕落的证明，也说明了一个社会价值观的混乱无序。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现实包容了不该包容的，可以说这是由于一个社会正气疲累而至野蛮化彰显，说乌烟瘴气一点也不为过。
　　在这众声喧哗里，不少人麻木且在享受着这股浊流对文明或文化的强奸。世俗化的欲望已完全遮蔽了精神信仰，已大张旗鼓地把人物化为动物。
　　强奸是一种犯罪行为，对这违法行为该进行猛烈地揭露、讨伐、震慑才对，有人却把精力用在讨论被强奸者如何该放弃反抗的问题上，就如面对一个专制政府、一个强奸民意的政府，人们应该公开批判、反抗、谴责才对，而不是考虑面对独夫民贼的残暴，人们该如何忍气吞声地生活下去。
　　而现实是，在独裁面前，有不少人为了自己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放弃了抵抗，安于被独裁强奸的生活境况里，悲哀地活着。于是就出现了不少人在生活中被独裁者迷奸、顺奸，甚至有不少极端自私者，为了满足自己私欲而向独裁者送奸、和独裁者通奸。
　　被独裁强奸的社会，老百姓叫草民；被独裁迷奸的社会，老百姓叫愚民；被独裁顺奸的社会，老百姓叫顺民；向独裁者送奸的叫贱民，和独裁者通奸的叫刁民或病民。而独裁者的本性和德行却从不会发生变化。只有那些反抗独裁或和独裁者不合作的人们才是良民或公民。
　　所以，在一个独裁社会，人们都毫无尊严、屈辱地生活着，同时也使投机者必然泛滥，他们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生之为人的尊严了，做了这样或那样的独裁者的奴才。所以，在一个独裁社会，奴才大多能享受着眼前的荣华富贵，却毫无灵魂和精神信仰的可耻活着。他们貌似强大，却不能独立的活着，他们貌似体面，却毫无自由和尊严,他们貌似说话算话，却一辈子在做比自己更大的独裁者的传声筒。这难道不悲哀吗？
　　有人说，人生有三大悲哀：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江郎才尽。有人说，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失去自我和失去自由。也有人说，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死。而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活在一个独裁社会和风气不健康的社会中。
　　无论如何，只要和独裁者一起媾和的人必然是一个已经失去自我的人，久而久之，这样的人恐怕连自己内心的自由也会不经意间丢失了，还奢谈什么创造呢。所以，我认为专制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无心的文化，无自我的文化，没有创造力的文化，它只会把一个生机蓬勃的人变化为物或一种工具。
　　所以，在专制社会中，我只喜欢农人劳作时的状态和婴儿、儿童的生活状态，他们是独立、自由的，他们是真正自我，真正抵达了自在的。一个社会能让大多数的任何人终生都保持着一份农人的质朴情怀和儿童的率性天真，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真正健康美好的社会，也必然不会是一个专制社会。
　　蔡元培说：“多歧为贵，不求苟同”，许地山说：“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我听见有个孩子说：“世界，真他妈的假。”是的，梦已经醒了，在任何人也不能阻挡的世界一体化的康庄大道上，相信自由的人们，相信民主的人们，一定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自己的后代子孙该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