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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主是如何炼成的？

—— 一评《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

 

 

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

不过要用民主的这个词、全体这个词的声音。

——惠特曼《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

 

 

萨托利曾把民主理论分为规范的和经验的两种，如果理想与现实之间具有不可弥合的鸿沟，那么除非在纯粹的理念世界，就不可能存在民主。但萨托利同时承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事实与价值之别，而在于“理想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得以实现和能够实现”。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实世界中或许也存在着民主，至少存在着民主的可能性。但要解答这一关键问题，需要诉诸的主要不再是理论，而是历史。历史学家威布（Robert H·Wiebe）在《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的“结论”部分说：“尽管没有人一定要让历史去预测未来，但是我们需要用历史去理解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以及我们实际上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事实上，威布不仅认为有一种“民主”，还有一种“美国民主”。《自治》的第二章看似散漫，与全书主题无关，其实威布正是要通过欧洲人看美国人的他者视角来表明，新世界拥有与旧世界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他在接近末尾的地方说，美国民主活力的最主要障碍，既不是备受批评的个人主义，也不是表现愈加明显的两极分化，而是“最初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才开始的一种集权化的等级关系结构”。欧洲人在19世纪初还在守卫的秩序代表着古老的等级制度，甚至启蒙运动的术语本身也隐藏着少数启蒙者的优越感。相形之下，虽然在旧世界的文明人看来，美国人粗俗而肤浅，仿佛尚未开化，但美国社会具有任何社会都难以相比的生机与活力，而其根源，就在于一种占有欲极强的个人主义和不可抑制的事业心。

但美国民主真正宝贵的财富并不止于此，建立于自我选择和管理基础之上的具有兄弟般情谊的团体自治，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一致性，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整体性，才是美国民主的原初精神。虽然威布力图显示自己在对历史进程进行客观描述，但他心中一定充斥着这一信念。这一精神的形成，一方面可以追溯到联邦党人奠定的公民个体本位的国家设计上，但即便如此，他们仍被视为等级制度的坚持者，以致“联邦主义、美国宪法、独立宣言”这些具有国家意涵的事物还不被认为是政治。政治更多地被认为是地方性的，反联邦党人倡导的共同体原则为独立个体提供了形塑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力量，但同时，原有的道德和文化因素逐渐退隐，象征公民身份的乃是工作权和选举权。

也许美国民主的真正动力，藏匿在立国之初就注定的美国政治自身的冲突和紧张之中。最初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对垒，后来联邦党人成了辉格党、反联邦党人成了民主党，再后来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并立了，只不过“民主党”这同一个称谓已表示不同的含义。正是这一动态的过程被威布称为“发展的道德”。不过，倘若同意托克维尔的看法，即“民主制度唤起和培养了一种可能永远不会使他们完全满意的对平等的强烈感情”，那么在相互冲突的各种价值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应该是平等，而平等正是等级制度的仇敌。考察美国民主的历史，便是考察平等观念在美国社会不同时期的实现程度，而衡量平等程度的指标最好莫如公民权的普及率。

以此观之，19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虽然为美国民主提供了原初精神，但由于当时的公民权还仅仅局限于分散的地方上的白人男子之中，民主的成功无论就人口还是地域都尚未达到国家层面，因此也根本谈不上“美国”民主。

作为具有转折性和过渡性的阶段，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两大后果：一是等级制度的产生，一是下等阶级的沉沦。所谓“下等阶级”或不如说穷人，是与不断形成的全国性中产阶级和地方性中产阶级相较而言，因为金钱与权力逐渐集中在中产阶级手中，如果有什么“上等阶级”，也是出自中产阶级内部。奇怪的是，威布并没说中产阶级与下等阶级之间存在致命的不平等，至少不认为有何大碍，他说的“等级制度”主要指全国性的集权结构——不再是民主塑造国家，而是国家塑造民主。

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真正的现代民主发展阶段，主要通过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和美国妇女的女权运动的展开，美国公民权获得极大的普及。但就在这一不断走向平等的趋势中，威布还是看到等级制度在不断建立起来，因为即便是运动领袖人物也难以抗拒国家制度展现的力量，并按照既定的规则行动。60年代之后，个人主义更多地意味着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自由被权利代替，那么即便是奴隶也可以被称为公民了，因为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威布看到了公民自治精神的蜕化，即现代个人对政治越来越冷漠和无能了，但他提供的解释是“从全球角度考虑，从地方做起”与“从地方角度考虑，在全球展开行动”的不同，并透露出对于后者的欣赏。

正是在危机之处，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所说的“重返源头”的意义。在威布看来，美国民主发展的全部动力，就在于“对遥远的、排外性的权力中心的习惯性不信任；对于自命的、自我永存性权力的长期怀疑；一种认为公民有权耍脾气及坦率发表意见的假定，以及一种对小的、灵活性团体的忠诚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但美国的国父们早已撇开了对于纯粹民主的幻想。虽然国家的至高权力有可能成为民主的敌人，但倘若民主不是具有全国整体性的，又怎能证成自身？作为现代政治的伟大产物，民主制度自身的战争，既能导致其兴盛，也能导致其衰亡。萨托利是对的，从来没有绝对的民主，有的只是被统治的民主。要使民主常葆青春，既需要热爱民主精神的伟大政治家，更需要惠特曼所歌唱的一个个现代人——“那情感、意向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他愉快，能采取合乎神圣法则的最自由的行动”。

相信民主？探究民主！

——二评《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

 

 

那么我们最终走向何方？无人知晓。

——托克维尔

 

 

虽然威布（Robert H·Wiebe）在《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一书“绪论”的临近结尾处说，了解了其它部分就不需要阅读“结论”，而了解了“结论”还需要阅读此书的其它部分，以此力图凸现正文主体而非“结论”的重要性，但倘若对于“结论”没有充分的重视，就容易忽视威布的如下自白：“不，我对19世纪民主不感到任何怀恋。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我没有任何要求恢复19世纪民主的愿望。在任何情况下，19世纪的民主只存在于那个时代，现在，至关重要的事情是民主在21世纪的角色。”对于任何一部显然需要客观性的研究著作来说，作者的自白都有利于我们对它的理解。

威布之所以如是说，大概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自己描述19世纪民主的笔调中蕴涵着某种追慕的感情。威布认为，民主始终是人民的民主，并且民主又是难以确定的别的什么东西——某些依附在民主之上的、文化上特有的东西。在美国，所谓别的什么东西就是个人的自决。如此看来，探究美国民主的关键因素就在于书名所示的“自治”，它是美国民主的文化特质。考虑到在威布的用语中，文化指的是能够使一个社会运行起来的价值观与相互关系的网络，那么没有了“自治”，美国民主就难以正常而健康地运转。正是在展现了美国民主原型的19世纪，自治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初考察美国时，看到“真正的指导力量是人民；尽管政府的形式是代议制的，但人民的意见、偏好、利益、甚至激情对社会的经常影响，都不会遇到顽强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可以严格地说美国是由人民统治的”原因之所在。

关于美国民主的最根本寓意，威布接受了托克维尔的教诲。但如果说托克维尔对于民主的考察更多地具有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的意味，那么威布对于民主的分析，视角是文化的（由于同样探究某种生活方式，对于政治的文化分析与政治哲学具有一定相通性），方法则是历史的。简单而言，虽然民主在托克维尔和威布看来都意味着一种状态，但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民主是静态的，威布则试图刻画出美国民主发展的动态过程。同时，托克维尔为美国民主赋予的内涵，使他笔下的美国民主成为某种具有理想性格的民主政治生活的典范，他的“静态”民主成了威布的“动态”民主的起点。

在威布笔下，19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似乎是美国民主的自治精神得以展现的“黄金时代”。革命年代造就的陈旧的等级制崩溃了，财产与公民权之间的传统链接也终结了，加上有大量廉价的土地可供耕作，以及契约奴隶制的瓦解，自我指导和管理的工作观念占据了美国社会，人们在政治领域组成具有兄弟般情谊的团体来践行民主生活。但随着可开垦土地的减少以至消失，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充分展开，这一原初的民主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间终于垮台。最为重要的是，下等阶级的沉沦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将成为影响20世纪美国民主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开始把自己的文化与下等阶级的区别开来，原来作为单一的民主声音联合起来的人民整体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

但中产阶级内部也开始分裂了，威布对此方面的描述花费了更多的篇幅。从不工作的贵绅阶层在转折年代的美国并不存在，美国的精英是工作的精英，中产阶级的价值不允许他们建立起像美国革命年代的精英阶层拥有的社会权威。在此期间代替它的，乃是一个全国性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主要得力于科学与教育的发展。在威布看来，通过与地方性中产阶级的决裂以及对下等阶级的排除，这一全国性中产阶级建立起一个新的等级制体系，并将成为现代民主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因素。这是因为，新等级制分裂了民主政治本身：“黄金时代”无比重要的白人男子兄弟会在其压力下解体了，下等阶级则被疏远和怀疑，被排斥在选举过程之外。

由此开启了现代美国民主的时代，即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由于人民的分裂和集体性民主活力的衰弱，个体性民主出现了，但新的个体的特征却是对于国家的越来越倚赖。威布说，“政府取代人民成为民主的最后保障”——人民组织起来不再是为了塑造政府，而是为了看看自己如何适应政府，或从政府中获取好处。而且，公民的投票，曾被视为民主政治的根本表达方式，但现在显得无关紧要，几乎三分之一的人们不再投票，与这种不可遏制的政治冷漠相伴随的必然是越来越严重的政治无能。在威布看来，继而出现的一定是“民主同其自身处于作战状态”。现代个人主义以寻求普遍化的权利为特征，但由于它更倾向于个人欲望的满足，便改变了权利在美国民主历史中的含义。权利被内在化了，成了某种需要保护、乃至创造的东西。对于权利的驱动力削弱了个人的力量，于是，虚弱的个人招致一个强大的政府替自身声张诉求。全国性阶级，具有传统等级制的力量，为了获取和保护更多的权利，开始破坏地方中产阶级、地方价值和地方政治的常规状态。曾经和谐一致的两个群体，开始互相冲突，并合起来反对下等阶级。地方性中产阶级坚持要管理下等阶级，而全国性中产阶级坚持“决定对自身而言最好的权利”。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威布着重论述了自治的两大力量：美国妇女的女权运动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在获取选举权之前，妇女在政治系统中扮演着积极要求改革的角色，但请愿的过程同时把妇女从美国民主中分离出去，它使她们重演了在公共领域处于次等地位的角色。而且，一旦妇女取得了选举权，她们所获的并非平等，而仅是一项权利。事实上，一旦进入新等级制中，妇女的位置仍然被迫处于权力结构的底部。直到20世纪60年代个人政治和多数人政治（亦即全国性中产阶级和地方性中产阶级）开始争战，妇女才利用大好时机取得重要收获，在民主中占有一定位置。如果说妇女需要作为个体被民主接受并纳入其中，那么黑人则需要作为群体被民主接受并纳入其中。不只是种植园中的黑奴，所有的黑人在内战前都被视为天生适于奴役状态。正如托克维尔所见，黑人奴隶制是美国民主的最大内在危险。内战后，大多数黑人在白人种族主义的抑制下加入下等阶级的行列，沉潜到美国民主的底部。根据威布，像妇女一样，黑人的地位也只有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能有所改观。马丁·路德·金拥有深刻的洞见和一些好运，以从全国性中产阶级和地方性中产阶级的冲突中使黑人获益。

由于在做具体的历史分析时威布插入了太多的例证和细节，此书不少章节读起来繁复琐屑，给人眼光缭乱之感，增加了理解此书的难度，但威布对美国民主发展历程的三阶段划分，大致的线索颇为清晰。虽然他对于全国性中产阶级与地方性中产阶级之间冲突的重视要大于中产阶级与下等阶级的两极分化的重视，没有给予下等阶级伸张平等权利的声音相应分量的篇幅，但威布在全书尤其是对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分析中还是看到并突出了民主固有的平等倾向。托克维尔当年预见民主制的到来是大势所趋，平等观念将逐渐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但他生得太早，在预见之外并不能细致描述未来世界不断民主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威布的工作正是要完成这一任务。不过，威布坦承，“是的，我是一个民主的信徒”，这可能使他对美国民主的历史和文化分析多少具有一些主观成分，乃至在“结论”中流露出一丝不可理喻的乐观色彩，毕竟，托克维尔从来没有认为民主是万能的,更不会把民主当作自己的宗教。威布一再强调等级制的集权是民主的大敌，托克维尔事实上则认为中央集权乃是民主时代的基本倾向。当然，托克维尔也强调过民主时代的人们需要警惕“多数人的暴政”，需要训练积极有为的个人过自治的团体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威布可说是托克维尔的半个学生。

 

（美）罗伯特·H·威布：《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李振广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