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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旗帜掩盖下的中国宗教界腐败黑幕

“买官卖官”不是中国大陆党政军界的专利。宗教界的天主教主教职位、基督教牧师职位或佛教名山寺庙住持等，也可以用钱购买，而且根据“官本位”的行情标价。

中国官方支持的天主教爱国会不久前突击自行任命了苏州、安徽、昆明、辽宁和福建等教区的主要神职人员，除了辽宁教区助理主教裴军民神甫的祝圣获得了梵蒂冈的同意之外，其他几位主教的祝圣都与教廷存在严重异议，激起了梵蒂冈的强烈反弹，给本来已逐渐改善的中梵建交问题增加了新的障碍，双方关系急剧倒退，中国的外交利益受到严重伤害。但在这个有关任命主教的分歧问题上，表面上看好像是北京当局与梵蒂冈的政治争论，但实际上却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某些个人和中国国家宗教管理部门某些官员，出自于个人利益的考量，而作出的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类似“买官卖官”的利益交易，在“政治正确”大旗的掩盖下，争夺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

◆宗教界也可以“买官卖官”

北京消息人士说，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除了在党政军界可以买官卖官，官方宗教界的天主教主教职位、基督教牧师职位或名山寺庙住持等，也可以用钱购买，而且根据“官本位”的行情标价，比如县处级是多少钱，厅局级带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多少钱，而带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甚至常委的主教或方丈，更是另一个价格。因此，常规官场上的买官卖官，如有些地方县处级官员的价格是80万元，科级官员是30万，在宗教界“玩”得更加明目张胆，也更加巧妙。

3月30日，“中国功夫之星全球电视大赛”在北京正式启动，嵩山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左三）等出席启动仪式。此次大赛由深圳卫视与具有1500年历史的少林寺携手主办，并联合国内外多家实力传媒机构，通过大众参与的方法，以全新的视角向世界展示中国功夫的魅力，甄选出新一代中国功夫的掌门人。

所以，如果当上一个教区的主教或是一个大寺庙的方丈，除了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之外，更可以名利双收，比如现今的爱国教会主教或名寺庙方丈，不是副部（省）级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就是省、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享受官方规定的有关待遇。官方宗教界人士当上国家领导人的例子也不少见，比如现在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出门一级保卫、警车开道、全程“空道行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傅铁山，就是出身天主教爱国教会，担任中国“爱国”天主教教会主席。

◆傅铁山当年向官员送“槽子糕”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傅铁山当年的这个“爱国”教会主教职位，其实也是来得不清不楚，“他不是靠自己的灵修，靠自己在宗教学上的学识获得这个主教资格，当然更谈不上是教廷任命的，而是中共政治的产物”。据称，在几十年前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傅铁山当年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内大街小巷，挨家挨户登门向有关部门官员送“槽子糕”（即绿豆糕），获得了官员的好感，顺利当上了爱国天主教的大主教位置，也因此奠定了他今天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基础。

其实，象傅铁山这样从宗教之门进入政治之门，获得高官厚禄的宗教界人士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30多岁就是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南普陀寺的方丈圣辉大和尚除了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之外，更是副部级的全国政协常委，不但掌握着本寺庙巨额的资产，而且享受极高的政治待遇。

因此，有些出家人不再是出家人，不再视名利地位为身外之物，争取当上一个寺庙的住持或一个教区的主教，成了不少和尚或教徒的梦想。宗教成了一种包装，利益才是最主要的目标。

上海《新闻晨报》今年3月登载了一篇有关河南少林寺“招聘”住持的报导就颇具讽刺意味。根据该报导称，当时有一个中国大陆网站登载了一个招聘启事，标题为“少林寺面向社会招住持”的招聘启事，应聘条件优厚得令不少正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心动。虽然少林寺相关负责人在应记者求证时表示，这个所谓的“招聘”纯属有人在搞恶作剧，但有关内容却引起民众的深思。

“少林寺招聘启事”的内容称，少林寺特向全国招收七至八名各地方住持，要求男生，本科以上学历(研究生优先）。电子工程/通信工程优先，英语六级，三证齐全。获奖学金者优先，信佛教者优先。会背诵《金刚经》、《法华经》等佛书经典者优先。待遇：各地分寺住持，实习期一年。斋薪每月1000元，视香油多少而加分红。实习期满，可由少林寺方丈大师传授少林寺72绝技，任选2种，限选3种，必修1种。

许多看到了这个帖子的网友纷纷表示了好奇，表示“当和尚还需要英语六级证书？”“不是出家人也可以当少林寺的住持？”“住持为什么要电子工程/通信工程优先？”“少林寺的住持每个月能拿到这么多工资？”

◆主教和寺庙住持是CEO

尽管少林寺辟谣，但这样的所谓恶作剧却并非“无厘头”的搞笑，而类似一个黑色幽默，说明中国宗教界的“买官卖官”现象，也说明寺庙或教区实际上已经商业化的事实。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大陆的不少寺庙或教区、教堂事实上已经非常商业化或公司化，由于中国目前对宗教的“特殊政策”，教会或者寺庙的经济收入不需要纳税，因此他们除了有大量来自教徒的奉献或信众香油钱或捐献等现金收入，还有教会或寺庙持有的土地等不动产等，财务状况犹如一家经营状况良好而且没有风险的大公司。

美国“探索”频道三年前在一个有关中国着名寺庙少林寺的记录片中，其实已经把它比喻成一个大公司，更把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比喻成CEO(行政总裁)。

今年41岁的释永信原籍安徽□上，俗名刘应成，1981年16岁时出家入少林。入寺后拜当时方丈行正为师，６年后行正法师圆寂，22岁的释永信承师衣钵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寺院住持。1999年升座成为方丈。

释永信是中国第一个学习MBA课程的和尚，以及取得学位的方丈。他目前管理着少林寺数一亿计的资产。根据有关统计，少林寺目前的资产包括寺庙土地、房产、门票、武功教授和表演以及香油钱，还有其他巨额的捐赠。仅以门票收入一项计算，根据统计，现在少林寺每年游客量在150万人左右，如以每张门票40元计，少林寺门票总收入一年是6000万元，少林寺可以拿其中的四分之一，也就是1500万元自由支配。

公众应该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二年来死刑执行的情况有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包括很少有公开处决的场面了，这可不是件小事。我们来看看这个变化，由此进一步观察“司法改革”的进展。

自1949年以来，人们被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群众性地、革命性地”处理。例如“土改”过程中的杀害，或者“文革”中的杀害，都是以中共很擅长操纵的方式发生的。这些被杀的人都被控以“反革命”和“反动阶级”等罪名，或是群众用棍棒、石块打死，或以绳捆由“革命”警察、红卫兵予以处理，并没有法律手续。“土改”过程中，地主、富农或恶霸、反革命被群众处决的人数无法统计。即使有的根据一定文件予以处决，这些文件也不是全国性的，而是个别人、个别单位根据需要制定的。毛泽东根据“文革”的需要，竟然废止了公安——法院系统，发动“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夺权”和“掌握政权”，这又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其“阶级敌人”及其“罪行”属何，都由其自行规定。毛泽东及其同伙视人命为儿戏的这笔账一定会算的。

第二种情况是：“专政机关”，一般指公安部门或当时建立的如“军管会”等通过所谓的手续予以扣押、逮捕，法院判决，然后执行予以处死。这种情况是在中共的政治指示下，由共产党员为主的专政机关执行的。依据已定下的法律，按罪行给予处决。往往这种处决事先不通知家属，事后家属来领取一盒骨灰。并且常常是先游行示众，然后押到某个适合处决的地点进行处决。

第三种处决是被认定的秘密处决。这样的人数不大，但一直有。他们被判决或未被判决，然后予以处决。这里就不再多讨论了。

上述三种情况五十多年来杀害了多少人命，是永远的谜。

第一种情况的处决，除了“土改”及“文革”外，长期以来皆有之的是政府逮捕，给予判罪，然后执行。这个程序在50多年的中共统治下，前后两节各有不同。毛泽东时代被判死刑的几乎大都是“反革命份子”或者是“阶级敌人”。这些人都有“阶级出生”的背景。“阶级敌人”中的地主富农已杀光了，他们的子女都已噤若寒蝉。资产阶级及其子弟早已消声匿迹了，“阶级敌人”少了许多。同前苏联不同的地方是中国有台湾和香港，这两块地方储藏了许多“剥削阶级”。这一时间段到70年代底就结束了。

第二时间段自80年代开始，相对于苏联来讲，就是赫鲁晓夫的“全民时期”了。旧有的“阶级”状况已完全改变了，许多道德及生活上的“阶级”关系及“阶级”行为都与过去完全不同，而以政治手段予以公决的面愈来愈小。这就是1980年以后，近25年来的变化。中共的政治机制及政治言语也相应地随之变化了。作为统治者，当外界条件变化时，他的统治机器能否及时地调适变化，这是对统治者的一项考验。

中共的警察-检察-法院体制不断在变，从人被定义为罪犯到被处死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第一，检察-法院系统比中共统治以来的前三十年完善很多，特别是行事方式及方面，极力向世界各国的标准靠拢。这种靠拢有多少实质性，今天先不谈，这与政权的根本性质有关。

第二，劳改队名字取消了，一律只用“监狱”，按中共的说法，这是为了适应“国际上的人权斗争”，“对罪犯的劳动与改造政策不变。”

第三，文革时“劳教”已停止，文革以后又大量地扶植起来了。邓小平上台之后，予以全面恢复。

第四，“强制就业”有了巨大变化，大部分人已放走，人数消减，但“强制就业”还存在着。

第五，阶级专政及专政工具并没有变化。“反革命”已不再使用，而代之以“危害国家”之罪。近十年来，此类案件已相对减少。

第六，判死刑的罪犯大部分属于刑事犯罪。尽管死罪是否合适，处罚是否过重，都是必要考虑的。但是，因政治犯罪而被处死的案例仍然存在。

第七，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国政府对处决人犯的数目保密，日期及地点也都密而不宣。全世界只有国际大赦等若干单位在调查。

第八，监狱中的“思想改造”仍然盛行。不同意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仍然是头等罪行，要被处理的。

第九，监狱也是一个企业单位，囚犯是基本的劳动力。监狱的管理人员一律由国家政府付薪，再加上监狱（企业）的分红或补助。囚犯没有工资。

第十，云南省开始大面积地推广注射死刑，替代了一部分用步枪射击后脑或心脏的做法。

第十一，各省陆续在建立枪决囚犯的固定刑场。开始放弃不固定的、一次性的刑场。

第十二，大量的死囚犯在中共的政策规定下，其器官被摘取作为全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第十三，“牢头”“狱霸”在各地普遍存在。

第十四，囚犯以钱财等手段贿赂监狱及劳教所的警察，以达到“减刑”“保外”的现象十分普遍。

综上所述，可以粗浅地看到近年来“司法改革”的基本动态。“司法改革”的目的很清楚，它并不是向着自由及民主的方向去努力，而是在人们对共产主义唾弃的浪潮下，巧妙地保持着“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继续维护共产党的统治。

一支海外生力军

李洪林在《争鸣之音——温煇文选》代序中说：“本世纪初，我曾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因为爱看《争鸣》杂志，索性把老的《争鸣》也找来看看。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编写《中国思想运动史》的时候，忽略了香港的作用。处在自由天地的香港出版物，虽然不能在大陆正式发行，但信息封锁不住，它们对大陆的影响是很有份量的。拿《争鸣》来说，它早在一九七七年就突破思想禁区，反对思想垄断。当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之后，《争鸣》和它的姐妹刊物《动向》便成为这个运动在海外的一支精锐的生力军。……这个杂志的主编温煇写的社论和专论当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有些见解在今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但在当时却是空谷足音，难能可贵。”

最先提出用民主带动四化李洪林举了一个例子：中共的“四个现代化”，只限於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即只搞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而不要社会制度的现代化，特别是政治制度，绝对不搞现代化，只能坚持一党专政。这和清末的洋务运动一样。洋务运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是“独裁为体，四化为用”。温煇是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他为《争鸣》写的社论题目就是《无民主化即无现代化》。他没有像一九七九年有人把民主和“四化”并列为“第五个现代化”，而是把民主作为四化的前提和统帅，并且响亮地喊出：“必须用一化带动四化！”李洪林的这个例子只能说明温煇提出“一化带动四化”要先於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但还不能证明前者对於后者是否有直接的影响。笔者下面要举出一个例子，证明《争鸣》确实“对大陆的影响是很有份量的”。

《争鸣》对大陆的影响

在一九七九年我担任民刊《北京之春》编辑期间，同仁李盛平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本《争鸣》，读了之后，感到如获至宝。当时大陆的公开资讯非常缺乏，我们便根据《争鸣》上的文章，改写了几篇人物传记，登载在《北京之春》上。由於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没有注明出处，这是应当向当事人表示歉意的。譬如，在《北京之春》第三期上，以“志静”的笔名发表了《破除“现代迷信”的勇士——胡耀邦》。文中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近几年来，胡耀邦同志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品质，开始受到越来越普遍的重视和讚扬。”“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长为时不长，可已经做了不少好事。他提出”文责自负，取消层层叠叠的文艺作品审批制度“。他召开理论会议，开始向着另一个”理论禁区“——”继续革命理论“进军。”“有些老干部解放后，马上恢复了昔日的尊严，对於这些同志，胡耀邦同志不愧为一个榜样。”在《北京之春》第四期上，我以“亦鸣”的笔名发表了《难以割断的历史》一文。文中指出：文革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顶峰”，是“十七年的归宿”。“现在有一种倾向，把十七年和十一年截然分开，十七年是天堂，十一年是地狱，这种说法割裂了历史，或者就是有意掩盖两者之间的联系。……在”文革“的进程中，人民深刻认识到：新权贵比旧权贵凶恶百倍，十一年还不如十七年，……”只反贪官“解决不了社会弊病，唯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才能给中国带来四个现代化”。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也参考了《争鸣》上回顾十七年历史的相关文章。

心往一处想

虽然北京和香港远隔千里，当时还很少有机会直接交流，但中国问题思考者们的心却是相通的。正所谓“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在一九七九年，笔者和温煇写过两篇题目相似的评论。年中，笔者针对汪东兴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为自己和子女建筑豪华住宅的行径，为《北京之春》第七期撰写了一篇短评《特权不除国无宁日》，并与通讯《对法律的严峻考验》一起，於六月二十八日张贴在西单民主墙上。短评写道：“人民不会允许全盘”复辟“文革前的旧体制，不会允许在”安定团结“的幌子下扶植文革前就已存在的特权阶级的萌芽。老实说，那些热衷於”权“、”权“、”权“，一心经营房子、车子、厨子、妻子、孩子的政治官僚们对四化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不搬掉这些绊脚石，四个现代化就寸步难行。我们应当着重於改革体制，用法制来对付特权……向特权开战，既要触及几千年的封建旧体制旧传统，又要触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确实要冒一点风险。但是因而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就会埋下一条长期困扰我国社会的祸根。特权不除，国无甯日，文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后，事实还会再次证明这一点。”年末，温煇针对官方批判敢於向特权开火的叶文福、白桦等人，为《争鸣》撰写了《特权不除，国家不兴》的社评。他写道：“在前进道路上的中国，要跨大步，必须搬开面前的路障。其中一个路障就是特权。”“有人要维护特权。护权者，是新的”保皇党“。这里说的皇，是皇权、皇权的思想、皇权作风。……由於皇权思想在不少干部中早就扩散，到现在，还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随处可见作威作福、持势凌人的帝王。”“我们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反特权！何解？局面的不稳定性是来自矛盾和矛盾的激化。目前中国社会的一大矛盾是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人民，而在满脑子官僚主义、皇权思想的干部。将军拆了幼儿园的房子，去盖他自己的楼房，一定引起民愤。这不是有害於安定团结吗？因此，要政局稳定，就必须清除特权。而安定团结，则是建设四化、实现四化的重要条件。特权不除，四化不化，国家不兴。”应当说，后来的历史进程，被我们不幸言中。近来“人民文革”论的兴起，就是“国无宁日”的一个新徵兆。

当年与《争鸣》遥相呼应的《北京之春》，创办不到一年就夭折了。笔者曾经担任总经理的北京《经济学周报》，与更加着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后均被封杀。笔者在九十年代曾经发表过文章的《东方》和《战略与管理》，以及《方法》等杂志，都没能活过十岁。在八十年代对於大陆思想界有过影响的香港政论刊物，除《争鸣》外，还有《七十年代》（后改名《九十年代》）和《镜报》月刊等，现在或者关张，或者蜕变了。温煇主编的《争鸣》就要到三十而立之年了，而且始终不渝地坚持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理念，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大陆当局禁止《争鸣》进入大陆的情况下，《争鸣》只能主要面向香港、海外读者和香港报刊市场。但是，笔者希望温煇和他的同仁们能够更加自信地认识到香港在中国思想界的独特地位与有份量的影响，以及大陆思想界对於《争鸣》和其他海外中文刊物的殷切期待；希望《争鸣》能够以更加稳健和成熟的形象进入它的第四个十年。

二○○六年七月十六日

子产不毁乡校（襄公三十一年） ——民心可疏导不可左右

郑人游于乡校①，以论执政②。然明谓子产曰③：“毁乡校，何 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④，以议执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 之？我闻忠善以损怨⑤，不闻作威以防怨(6)。岂不遽止(7)？然犹防川(8)： 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9)，不如吾闻而 药之也(10)。”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11)。小人实 不才(12)。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13)？”  　　仲尼闻是语也，曰(14)：“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注释】      ①乡校；古时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 ②执政：政事。③然明：郑国大夫融蔑，然明是他的字。④退： 工作完毕后回来。⑤忠善：尽力做善事。损：减少。(6)作威；摆出 威风。(7)遽(jù)：很快，迅速。(8)防：堵塞。川：河流。(9)道： 同“导”，疏通，引导。(10)药之：以之为药，用它做治病的药。(11)信： 确实，的确。可事；可以成事。(12)小人：自己的谦称。不才：没有才能。 (13)二三：这些，这几位。(14)仲尼：孔子的字。（孔子当时只有十岁， 这话是后来加上的。)  【译文】      郑国人到乡校休闲聚会，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郑国 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毁 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儿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 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 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 恨，没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难道很快制止这些议论不容 易吗？然而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 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不如我 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然明说：“我从现在起 才知道您确实可以成大事。小人确实没有才能。如果真的这样做， 恐怕郑国真的就有了依靠，岂止是有利于我们这些臣子！”  　　 孔子听到了这番话后说：“照这些话看来，人们说子产不仁， 北打下如估”  【读解】      春秋时的乡校，让我们联想到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在 希腊、罗马凡，自由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乡校自由地议论 政治，与希腊、罗马的情形有些相似，但有一个重大差别：乡校 的平民百姓虽然可以议政，却无权参政，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因此，二者有实质性的差别。  　　 不过，考虑到中国传统等级制度之下的政治专制，能移开一 个口子让老百姓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地议论统治者，真是　要很 大的气魄和开阔的胸襟。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在几千年的传统 社会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算得上几十年、几百年才会见到 一次。  　　 完全可以设想到老百姓议政的内容，比如国家的繁荣昌盛，社 会的风习，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施政方针，一直到 宫廷秘闻，某个官员乃至国君的私生活。不管是什么样的话题，平 民百姓中横挑　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人，毕竟是少数，而 大多数人的。目中都有相对公平的衡量尺度，他们眼睛盯住的是 统治者的施政实绩，而不是统治者的夸夸其谈。  　　可以打个比方，老百姓的评论，是统治者所作所为的无情的 镜子。统治者可以用高压手段迫使百姓保持沉默，却无法使人们 不在心里估价，无法左右人心的向背。所以，沉默并不意味著顺 从；相反，沉默中蕴含著可怕的力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滞留在那里的著名诗人戴望舒因“对抗皇军”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压抑伤痛，穿透黑暗，寻找“永恒的中国”：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黏了阴暗，……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那里，永恒的中国！”
　　
　　对诗人说来，他用“残损的手掌”一再抚摸的黑暗的中国土地是具体的，那个“寄与爱和一切希望”的“永恒的中国”则是朦胧的。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是空前绝后的世界战争，而且是文明与野蛮搏斗的里程碑。通过这次战争确立的文明原则，把“永恒的中国”的基本轮廓描绘出来了。

“二战”与人类文明的新水平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意大利集中体现了人类历史上野蛮和黑暗的积淀：蔑视人权，践踏生命，敌视自由，肆意侵略，军国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为战胜他们，需要高举人类文明的大旗，凝聚正义，压倒邪恶。于是，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和巩固“二战”成果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总结人类文明的成果和新经验，提出了一系列人类必须遵守的规则，其中最基本的有三条：
　　
　　1．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2．国家独立，民族平等。
　　
　　3．确保人类自由特别是四大自由。
　　
　　针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创造的剥夺公民自由，实行“意识形态恐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以社会福利为诱饵的新的统治形式，以及种族优越、种族屠杀和“生存空间”的叫嚣，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二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惧的自由”。
　　
　　这四大自由成了激励各国人民奋起反对法西斯和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思想旗帜。《大西洋宪章》把“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列为目标。《联合国宪章》则以“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为基本宗旨之一。《世界人权宣言》更宣布：“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这三项原则与法西斯极权主义相对立，澄清了他们的蛊惑，拓展了自由的内涵，是人类文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标竿，划分正义与邪恶的基本界线。包括中国在内的被侵略国家的自卫战争有了更充实的内容。
　　
　　中国是这些文件的签署国，国民党政府固然承担了落实这些原则的义务，毛泽东也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宣布：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
　　
　　追寻“永恒的中国”，讨论中国历史的发展，无法抛开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新水平。纪念“二战”和抗战胜利，离开文明的反思只能得到虚幻的情绪满足。

强国梦的破灭与现代文明

　　19世纪，中国人的“自强”梦破灭了。原因安在？把接受现代文明视为离经叛道！
　　
　　20世纪上半叶，为什么继续成为列强争夺的“势力范围”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垂涎的第一美食？关键在拒绝接受人类现代主流文明。
　　
　　“二战”给予中国的荣誉是跻身于“四强”的行列。
　　
　　1942年元旦，26个国家发表《联合国共同宣言》，领衔签署的是号称“四强”的美、英、苏、中四国。这是九一八和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民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而赢得的成果和荣誉。环顾当时的世界，能够抵抗侵略者那么长的国家屈指可数。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文件签字；中国人奋斗多年的废除这些条约的目标实现了。同年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宣布：“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中国人收复失地、维护主权的斗争，终于在国际范围内得到确认。
　　
　　会谈中，罗斯福曾建议战后由中国为主占领日本，蒋介石不敢答应。美国这个时期的战略考虑之一是扶植中国取代日本，在战后成为与美国合作稳定东亚的重要支柱。尽管当年的中国还没有为担负这样的重任做好准备，但是，如果善于自处，强国梦也许已经梦幻成真。
　　
　　当时确实曾露出一线曙光：1945年8月至1946年1月，各党派代表就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的纲领达成协议。
　　
　　先是在1945年8至10月间，在蒋介石、毛泽东参与下，经过艰苦的谈判，签署了《政府与中代表会谈纪要》，双方声明：“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1946年1月31日，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21天的协商，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和其他决议。当时，国共两党的经济政策主张没有什么重大分歧。争议最大的政治民主化、军队整编和公民自由保障三大问题均达成了原则协议。
　　
　　在政治方面，“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迅速普遍成立省、县（市）议会，并实行县长民选。”“确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确保司法权之统一与独立，不受政治干涉”。军事方面实行军队国家化，为此规定：“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予以修正或废止之。”并由“地方参议会、律师公会及人民团体组织自由保障委员会”。（《政治协商委员会纪实》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上卷第474－484页）
　　
　　这些协议完全符合人类文明达到的新水平。但是，历史在胜利纪念碑金色碑文旁边加上一个黑色的注脚：“惨胜！幻灭！苦难的历程开始！”
　　
　　贪污腐化成了无所不在的官场文化，胜利的喜悦转眼变为党政军官员赤裸裸的抢夺（“劫收”）。
　　
　　贪泉汹涌的后面是严重的制度缺陷：没有民主选举和罢免程序，公仆不怕丢失选票；没有分权制约，没有法治，官员可以肆意妄为；言论自由被剥夺，失去舆论监督的权力，不可避免往腐化的深渊滑行。世界上最严重的腐化渊源于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府。
　　
　　与此同时，拥有武装的国共两党尖锐对立，和平建国的协议成了废纸。
　　
　　于是，预定派驻日本的占领军 在滇西缅北与日寇搏斗战功赫赫的新一军所属部队被转派到内战前线，十几个人组成的先遣组在日本无所事事黯然回国。
　　
　　于是，理应用于建设的生命和财富在刀光剑影下虚掷。
　　
　　历史本来有比较美好的一面：两大政党都曾表达过和平建国、实行宪政的善意。在政协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国民党在1945年5月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通过决议“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并在《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决议中决定：“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各县、市正式民意机关。”省临时参议会也要跟着进行选举。“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依法取得合法地位。”实行党政分开，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陆续移政府办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22、93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如果双方的这些决定付诸实施，化剑为犁，民主、宪政、法治的框架早就矗立在神州大地了。
　　
　　不过，十多年厮杀留下的伤疤和仇恨理论，汇聚为互不信任的积习，两党领导人都把权力在谁手上而不是建构什么样的制度作为关注的焦点。代价之一是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成为历史祭坛上的供品。20世纪40年代，中国趁来之不易的胜利攀升为现代化大国的机遇丢失了！

“永恒的中国”融入现代文明

　　19世纪最后一年，以身许国的梁启超动情地指出：乡人、国人、世界人是人们思想升华的三个阶段。观察国家大事，必须以世界人的眼光和现代文明已有的高度为基本出发点。
　　
　　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勇敢跟进人类现代文明，还是在它面前迂回却步？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所有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时至21世纪，全世界的一个新话题是如何面对中国崛起。会不会再度幻灭？现实层面是有待解决的三道难题：（1）如何建设健康的市场经济？（2）如何化解台海两岸的矛盾？（3）如何善处国际特别是中美、中日关系？深入一步看，依然离不开文明的反思。
　　
　　市场经济的弊端与现代文明：中国的发展是从逐渐归还公民被剥夺了的经济自由，逐步踏上市场经济台阶的。甜头，我们尝到了。转型的痛苦和伴生的腐败，举目皆是。
　　
　　人人都知道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以法治为依托，不幸我们没有法治传统。“法治国家”是宪法目标，本届政府也一再申明要建设法治政府。可是，法治就要确立法律至上、司法独立。这是人类文明已有的水平。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跃上这个台阶，社会就会迅速腐化，国家就要逐步衰亡！这里牵涉到制度的改革和文化的变迁，需要担当的勇气和足够的政治智慧。
　　
　　人们悲叹中国人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处处受到跨国公司制肘。如果不走出中国传统文化以集体吞噬个人的阴影，不确立张扬个性、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观念和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个问题不可能根治。
　　
　　两岸统一与现代文明：如果不被政客作秀的花招蒙蔽，台海两岸的统一过程其实从上一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时至今日，经济上已经难解难分，统一的经济基础已经奠定。2005，台湾三大在野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会谈成果得到多数台湾民众支持，舆情转变，和解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还有非常艰难而漫长的路程在前。减少失误，请以史为鉴。
　　
　　许多中国人痛恨台独，但请不要忘记：是蒋介石的专制统治造就了台独。公正的史家都承认，蒋氏父子主观上是坚定主张国家统一的。可是，蒋介石缺少战略眼光，恰恰是他从两个方面培育了台独的基础：
　　
　　1．他的专制统治和专制统治的伴生物 腐败，引起社会不满；而扼杀言论自由，又堵塞了社会安全调节阀。这些都成了台独蔓生的温床。
　　
　　2．他拒绝了胡适等人多次提出的培育反对党的建议，亲手扼杀了雷震筹建的温和、稳健的中国民主党，为极端的民进党登上历史舞台清理好场地。
　　
　　与此同时，近年陆续公布的史料透露，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国共两党信使来往不断，并曾一度接近达成统一协议。1957年，是反右派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60年代，蒋氏父子在曹聚仁先生协助下，已经拟好统一谈判的六项条件，要点是：把外交和国防交给大陆，台湾保留四个师；台湾自治，蒋经国任省长，文武官员待遇不变，人民生活保障不准降低；蒋介石回到大陆，划出庐山地区为其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等等。这些条件比现在大陆的承诺低得多，很易办到。可是，“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国共和谈又一次搁浅。”（《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第57页）
　　
　　历史无法后悔，但教训必须记取：背离文明，摧残文明，必然损害国家的发展、统一和人民的福祉。
　　
　　国际矛盾的化解与现代文明：中国的崛起自然会触动世界固有的格局。但是，人们不能不注意到：
　　
　　文明的进程已经超越了以战争为划分势力范围手段的阶段。过去强国用战争方能取得的资源及其他经济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后发展国家也有可能通过市场获取自身发展的必要手段。尽管有种种不完善和不公平之处，全球市场经济下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总体上说是互利体系。产生希特勒、东条英机、北一辉之类的战争狂人的社会基础消失了。
　　
　　唯一有可能引爆雷管的是台海。两岸多数人越来越成熟、冷静，中国人完全可以携手不给美、日介入的机会。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正确的文化取向非常重要。这里有东西两面镜子。
　　
　　东向看日本。为什么明治维新中取得卓越成就的这个国家会成为那么残暴的侵略者？关键在于他们在制度上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而在文化上拒绝转变价值观，坚持什么“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指科学技术）”。他们不但利用儒家道德培育忠于天皇的恭顺的国民，而且提倡“国学”，制造大和民族优越论和侵略有理论，把朝鲜、中国视为其“生存空间”，应该由它领导“大东亚共荣圈”，终于成为人类一大祸害。今天他们不愿彻底忏悔，背后依然是极端民族主义作祟。
　　
　　西面看苏联，想当年他们反对“世界主义”的劲头可真大！俄罗斯民族自大狂，不但没有给苏联的发展增添什么光彩，却因拒绝外来文化而埋下国家坍塌的重要根源。
　　
　　中美、中日在经济上是互利和合作的。中国人最讨厌日本政客信口雌黄，死不承认侵略罪行。但是，被美国占领当局强迫民主化后的战后日本，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已经成为主流文化，那些民族主义不过是残存的传统烙印罢了。要清除这些狭隘的民族情绪是非常困难的，既然中日两国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再等待它六十年又如何？
　　
　　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说：以自由、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多元文化，是任何现代国家长治久安必不可少的制度选择，也是一个国家最足以赢得各国人民尊敬和增强本国人民凝聚力的“软实力”。如果步日本早年的旧尘，不顾中国各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现实，不顾确立法治和个人权利本位的极端重要性，把儒学意识形态化，冀图以“国学”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我们还会遭受重大挫折！

注：此文最先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0期8月15日，这是没有删节的全文。

转载请注明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读民国年间《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1]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痴情藏书 痴情书话——访姜德明先生

——读余华《兄弟》，题献给天下的兄弟
　　
　　
　　
　　
　　
　　人活在这个世界的暗夜和时代浪尖上，何以为人？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我隐约听见有一种声音从窗外的雨水中传来，它蛮横而苛刻地闯进了我的灵魂，然后告诉我，凡不可说的，就要沉默。这句话实际是一个叫维特根斯坦的人说的，他的意思或许是要我们在各种问题和噪音面前，辨明是非与东西。然而，我更相信有些事物和事件拒绝被言说，或者无法言说。他们的存在注定要被隔离在你的心灵之外，或者是永远无法抵达的一方境域。人这种动物很低贱，也喜欢自以为是，他们以为自己的身体有相当的能力替灵魂代言，但事实恰恰是，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件易于放纵、过于放纵，其中表现最强烈的就是我们的嘴巴和舌头。《圣经》雅各书上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之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很多的罪恶、伤害、纷争和歧视都是因为我们口出恶言，无事生非。尽管言者无意，但听者有心的扩大化问题却是要归咎于言说者一方的。余华的小说《兄弟》自2006年4月份出版以来，遭受的众多非议和争论即是例证。
　　
　　我最近刚刚翻完这部40万字的厚书。和很多人的感觉一样，此书给了我迷失很久的阅读快感，也丝毫不会因为其厚重而令人感到枯燥和厌倦。但读完之后，我却陷入了某种无力言说的困境和失落中。谢有顺先生对该书所作的评论在某种意义上看来是对的，余华现在只有随笔和散文了，而没有了小说。从语言本身和小说写作技巧上来看，这部小说几乎完全是一本“失败之书”。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让人痛哭流涕，但我不能不说，这洋洋洒洒的40万字是一座巨大的“抒情的陷阱”。情感可以动人，但也可以把人带入一种极端的暴力境地和虚伪的造作情态之中。余华在这部小说后记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他这部小说是从2003年8月从美国访学回来后着手开始写的，起初构思时只是想写10万字左右，“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他完全失控于自己的流氓话语和暴力美学叙事中了，以致一发不可收拾。尽管余华可以说，这本是“一部望不尽头的小说”，是“一个世纪的叙述”，但语言的宣泄和铺张已经让那些清逸的词语无法深入到生活的黑暗内心，而显得苍白无力。一部小说如果能让读者感到“望不到尽头”，在我看来，这种内心体验不是几些脆弱而转瞬即逝的情感词汇能够表达的。“望不到尽头”不是话语的宏大叙事，而应是一种绝望的姿态，一种驾车载酒一直往前行，突然发现没有路后的醉酒大哭之声。但是，我必须承认，余华的这部小说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与其说，在于作品契合了这个时代的快感文化和力求轻逸的心理逻辑，不如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虚伪、矫作过度的情感需求。我私下认为，国人是站在情感废墟上的一群无聊看客。他们望不到时代和社会暗夜之路的尽头，他们只能借助人造的名堂和星光来满足自己的视觉快感、意淫之欢和肉欲刺激。小说《兄弟》之所以如此叫卖和受到关注，即是因为在经历了理智废墟和情感泛滥的红色时代之后，人们普遍变得理智和现实起来，但理智的成熟或者自作聪明的代价是情感殿堂的塌陷和虚空。现如今的人们不再喜欢红色抒情，不再昧于用一种话语来言说自我。他们的眼睛里开始出现多彩，他们开始无比渴望在一幅美女戏酒图里，自己能是一个主角和操控者。这种快乐至上的渴望和纵欲幻想，其前提是对情感体验的无比需求。《兄弟》在余华的五年酝酿和躁动之后（实际上成书只用了2年，从2003年8月到2005年7月），终于应运而生。可以说，当下没有哪部小说能这部小说的对手，因为它是目前最大的情感材料供应商。
　　
　　余华在后记继续为自己的小说辩护，他说，“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他说这两个时代的转变西方人经历了400年，而国人40年就跨过来了。这种急湍而危机横生的反差肯定会带来心理紧张和精神霍乱。当余华把这种时代的反差和生活的重负交给“宋钢”和“李光头”这对兄弟时，他其实已经预示到自己的宏大叙事已经走出了某种“窄门”。对于这部小说的承担者余华来说，他已经经由这两兄弟的人生之路突破了言说的困境，达到了暂时的林中空地。但言说之后呢？肆意而短暂的话语快感之后，我们的路要通往何处？余华自己给了一种答案：“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他这种回答是一种忏悔和言说之后的反思。正是这点清醒，让我带着“批判情感主义”的眼光看完这部没有出路，“望不到尽头”的小说。“望不到尽头”这里我理解为，余华的小说创作实际上已经有点走投无路、江郎才尽的意味。还好，他理智地认识到，“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在这部《兄弟》里，李光头的路是越走越宽，宽到可以任意东西南北，而后躲在自己的黑屋子里。宋钢的路越走越窄，直到一条飞驰而过的火车把他的脚步带走。从表面上看，这部小说开辟了一片宽阔的地界，语言更得到没有任何障碍的展览和表达。但我们只需细究一下这部小说的人物命运和结局（不用考虑写作文本的语言本身），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余华的“事后诸葛亮”。对这部小说的解读，我再次声明我是站在一种“批判情感主义”的立场上的。
　　
　　一生秉持“批判理性主义”的波普尔在《无穷的探索》里告诉我，“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牲了自己的理智的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他希望通过使自己确信那事业根本上是善的来证明这种自我牺牲是正当的，这个事业在价值上要超过任何可能需要的一点道德的或理智的妥协。随着每一个这种道德或理智的牺牲，一个人就越陷越深。一个人乐于用进一步的投资来收回自己在事业上的道德或理智的投资。这如同亏损之后急于投入货币以求赚回。”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理智”换作“情感诉求”、“生命体验”和“精神填充”，并以此来解读这部《兄弟》，我想，我们已经可以从“这座巨大的抒情陷阱”里爬出来了。在这部小说中，宋钢一开始就被不是他生母，但胜似他生母的李兰的话语和母爱“种蛊”了，他至死都没有除去他情感和道德上的“魅魉”。李兰临死之前这样对宋钢说，“李光头是你弟弟……不管李光头做了什么坏事，你都要照顾他。……最后一碗饭你们兄弟分着吃，最后一件衣服你们兄弟要换着穿”。宋钢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从此背上了一种道德和情感的十字架，直至他实在无力背负，内心的精神之塔彻底在生活的尘土堆里陷落。宋钢自从他的父亲宋凡平，被浪漫的革命和红色的抒情迫害致死之后，他的世界就只有了后母李
兰和那个给他带去快乐的兄弟李光头，他所得到的情感慰藉、精神满足让他愿意去承担为此而带来的兄长责任。这种伦理责任和道德紧张感是如此的良善，如此的温暖，所以，他一直都在承担着一个默默无闻的牺牲者的角色。但是，宋钢的沉默和厚道，却受到了曾被李光头看过屁股的林红的特别垂青，他也因为她而选择了一种违背当初对他母亲李兰的承诺，不再认“李光头”这个兄弟。这种舍弃是犹豫不决、纠缠不清和痛苦挣扎的。但是，当两性爱情更能满足和决定自己的情感需求时，宋钢还是狠下心来背叛了兄弟之情。这种舍弃使得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折磨的遍体鳞伤、疾病缠身的宋钢，后来没有脸面去投靠已经发迹的李光头。宋钢到死都一直为当初他选择爱情、背弃兄弟患难与共的诺言而耿耿于怀，难以释怀。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宋钢认定自己的情感投资没有坚持到底，没有完成他的道德责任感，因此，也就没有了正当性与合情性。他曾经所作的牺牲，于他而言，都反而变成了一种对自己初衷和情感投资的讽刺和否定。尽管他和李光头之间因为林红而产生隔膜、分裂和距离，但宋钢始终还是那个在李兰床前聆听遗嘱的兄长，他也是在初始情感投资的陷阱里越陷越深，欲罢不能了。这种深陷让他无比渴望一种淋漓尽致的解决之径，更让他选择了一种义无反顾的、对李光头和林红之间的情事没有任何幽怨的离开。余华在宋钢之死时，这样写道：“驶来的火车让他身下的铁轨抖动起来，他的身体也动了，他又想念天空里的色彩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远方的天空，他觉得真美；他又扭头看了一眼前面红玫瑰似的稻田，他又一次觉得真美。这时候他突然惊喜地看见了一只海鸟，海鸟正在呜叫，扇动着翅膀从远处飞来。火车响声隆隆地从他腰部碾过去了，他临终的眼睛里留下的最后景象，就是一只孤零零的海鸟飞翔在万花齐放里”。此时此刻，我抄下这本书中这段最让我动情的文字，我得承认，余华的这本《兄弟》，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情不自禁。不管它的书写和言说如何重复和造作，我们都能感到这部作品是颇具煽情效力的。我想，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总有一些人被迫或注定是要祭品和牺牲者的。宋钢是，李光头也是。不过后者的献祭却是以一种反讽、夸张、冷幽默，甚至是带着流氓习气的笔法呈现出来的。
　　
　　宋钢死的时候，他的兄弟李光头和林红在那座豪宅的大床上也在通往某种死亡，用一个名词表述即是“快乐至死”。李光头在他的兄弟宋钢离开他之后，通过一种匪夷所思的破烂途径发家，一举成为亿万富翁，每天过着不知生、但求死的消极生活。他一直都喜欢林红，但是他的爱情却被宋钢以一种他意想不到的执拗理由“顺手牵走”了，同时带走的还有一个他从小到大“相依为命”的兄弟。这让虽然流氓但同样无比在乎兄弟之情的李光头承受不了。尽管他摇身一变就成了富翁，但他在内心深处却始终无法忘不了他的悲惨童年，他的兄弟和他的爱恋。这种痛苦的挥之不去的记忆让他和林红之间有了初恋般的绯闻，也让他在接到刘副关于宋钢自杀的电话后，“像弹簧一样从林红身体上弹了起来”。李光头从那一刻间已经死了，他的死是一种心死，是一种情感诉求和精神慰藉的死亡。宋钢在给他的遗信里说，“李光头，你以前对我说过，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们还是兄弟；现在我要对你说，就是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李光头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封信， 一遍又一遍地抽打自己，放声哭泣。他后来一个人躲在自己的豪宅里沉默不语，并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呆望着前来汇报工作的刘副。在听完之后，他“可怜巴巴”地对刘副说了两句话：“天快黑了……我现在是个孤儿了。”是的，时代的黑夜已经到来了，我们都是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孤儿院里的一名孤儿。我们渴望着情感慰藉和心灵接触，我们希望我们有所依靠，有所言说和展现，但为什么这么快到“天黑了”呢？为什么我们不困也要装睡，不哑也要闭嘴呢？余华在这部小说里没有这种反动意思的直接表达，他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想成就自己小说创作困境的突破和救赎，但他的话语明显地过于渲染了某种不好的情感体验和目的的实现手段。我们看到，余华笔下的现时代中人过于相信投机取巧，装鬼弄神，但恰恰是这帮人，比如刘作家（也就是后来李光头的心腹刘副）王冰棍、余拔牙，还有什么周游和苏妹等人，在余华笔下竟然成了社会上的有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余华这样写是带有讽刺性的，但语言的宏大叙事，和由此产生的快感、心理与行为暗示，把这种讽刺的效力掩埋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就是不好的快感追求和不择手段的虚伪、造作之风四下游荡了。李光头在这种风气中迷失了自己，虽然他内心当中长期悬置了一个“兄弟”存在，但那个要和他“生离死别也在一起”的兄弟宋钢已经无法听懂，也无法听见他的俄语了。在这部书的最后，“从此以后，”李光头突然有俄语说，“我的兄弟宋钢就是外星人了。”当一种言说处于不同的境遇和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然成为了一种沟通障碍，必然会遭受很多的不理解或误解。人与人之间是这样，一部作品也是这样。
　　
　　每一种阅读都可能是误读，每一次阅读都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次合谋。对于这部《兄弟》，余华在后记里告诉我，小说之门的里面和后面没有一条多长的路带领我们走向自由和平安，它甚至根本就无所谓有路的存在。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明白一点，这应是一场在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一次交流会议。会议的主题虽然指向“兄弟”之情，但我们不能像一党政治那样过于夸大会议的喜剧效果。一部小说如果渲染过度，或者渲染的象征意义无法得到切实的体现和深刻解说，那么，这部小说就是失败的。对于我来，《兄弟》是我与作者之间的一次批判性的情感对话和交流，谈不上什么合谋。因为，我到现在还认定这是一部失败的小说；其失败就在于，它力图和那些处在情感沙漠和快感饥渴的人们之间建立一种暧昧的关系，进行一次不动声色的阴谋。无论作者本人如何清醒这种阴谋的不良影响，也认识到“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但作品一旦走进公共空间，成为一种市场上流通的文化产品，我们就要警惕它带来的已然的或错效应。当然，一部作品不可能将一个人引入“灭亡”，但潜在的观念是危险的，危险的更是我们的可“恶”心灵和浪漫抒情。与前期余华的《在细雨中呐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相比，《兄弟》可谓没有什么进步可言。它重复了以往的话语暴力美学，依旧揭示了悲惨时代的血腥场面和人的罪恶面孔和心理歪曲，至于罪恶和苦难的救赎之道，余华显然表现的有点心力不足，无可奈何。
　　
　　前不久安徽的民间思想者于仲达在《当代作家的灵魂突围》一文里说，在苦难中保持寻找幸福的激情，绝非把苦难和死亡浪漫化为甜蜜的毒药，而是在医治无限制地放大灾难所带来的时代悒郁症以及个人
心理疾患。苦难中的幸福和危险中的从容是无法伪装的，在直面苦难的同时，坚守对明天的希望，绝非廉价的自欺欺人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面对困难的内在明亮，首先是爱和希望，其次才是理智，绝对的爱和不灭的希望，无条件地构成人性向善和生存意义的必须条件或前提。从他那里，我开始反思和演发了一种我称之为“批判情感主义”的立场。对于苦难和罪恶，我们的救赎之道归根还是在于情感，用基督教与现代性的相关词汇说，即在于内在的生命体验和个人情感的信靠。余华尽管有“半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说，但与陀氏小说中的崇敬苦难和呼唤神圣与大爱之气象、精神境界相比，余华所成就的只是展现苦难，甚至鄙视苦难，有以苦难自虐之嫌，他之先锋性的界定与以前的“寻根文学”相比也可能是一种无稽之谈。《兄弟》这部作品无论是语言文本本身，还是写作的技巧和手法，都可是余华一种功力退化的佐证。当我在一个下雨的傍晚读完这部小说，掩卷之余，我就在想，如果用写作来表达言说和存在，是一种不断退化和无力感逐渐增强的人生征途，如果写作和言说根本无法说出我们生活中的苦难和黑暗真相，无法实现对自己罪恶的冲刷和清洗，更无法实现对自己灵魂的救赎，我的生命该如何继续下去呢？聪明的罗素先生告诉我，对知识的热爱、对爱情的追求，对人间苦难的大悲悯是可以支撑我们活下去的三种力量。但愿，他的话是对的。但愿，当我们读完余华的这部《兄弟》，我们的内心当中能有一点对抒情陷阱的警惕性，对自己情感王国的专制和残酷倾向存有一点批判的能力。兄弟之情是值得继续下去的，但值得坚持下去的还有，一种或许也可能为错的批判的情感主义立场。在这种立场上，我执拗地相信，我们可以升起苦难，我们的明天的屋顶，将闪耀着点点希望、幸福和爱的永恒光辉。
　　
　　
　　守望飞翔于抱残斋，2006年7月29日稿。

　　色情与政治，一贯是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大敌。并且检查的松紧尺度，在这两者之间也一贯是水涨船高的正比例。譬如对政治出版物的宽松度是八十度，色情出版物是六十度，那么前者倘若下降到六十度，后者便是四十度了。前者上升，依此类推。少见对政治的宽松度放松了，对色情却越发严厉的。
　　
　　原因何在？越是对政治放松的国度，越是政教分离，政府不再以道德权威自居，也不以某一种价值观为官方正统。所以色情出版物或者会淫乱人心，却不会危及政治。而在对政治言论严加管制的地方，必然在思想上是大一统的格局，政府标榜一种价值观，并以道德权威自居（一个在道德上缺乏神圣感的政府又如何说服大家听从一种声音呢），所以这时的色情言论，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言论，他必将危及政治的合法性。对于一个以德自居的威权体制来说，一次通奸就足以将合法性的地基彻底击溃。所以在克林顿的性丑闻安然无恙之后，关于某政治人物的奸情便在威权体制之下的民众当中口口相传，天下沸腾。
　　
　　《性书大亨》这部电影当中，一个以性言论孜孜不倦的向社会挑战的出版家，被卷入（有时是主动进入）无穷的官司。尤其体现出色情言论的界限就等于政治言论的界限这一点。这位性书大亨在色情画报上登出一幅漫画，描写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在后花园和自己的母亲乱伦。这场官司最终到达美国最高法院，辩方律师的理由是：有没有任何人看见这幅画后，会认为或者怀疑原告真的有和自己母亲乱伦的行为？如果根本没有人会这么认为，该漫画便与言论自由有关，而与诽谤罪无涉。律师这样说：我的当事人用这幅漫画表达他的价值观，及对正统的和虚伪的道德观进行抨击。尽管我丝毫不认同我当事人的价值观，也从不看他主办的色情刊物，但我喜欢这种允许不同价值和道德原则共存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我们今天得以享有诸多自由的重要前提。
　　
　　而对我们来说，这种道德观念的自由（哪怕是色情道德的自由）状态，却是政教合一的威权体制最可怕的敌人。尤其因为这个敌人本身也不太光明正大，所以一个威权体制往往可以崇高的名义，轻易将之变成全民的敌人。而一切对道德观念采取一元化立场的好心人，也都将轻易沦为道貌岸然者的帮凶。所以在一个看似干净的社会里，当色情刊物的言论自由被彻底剥夺之后，一切政治与思想言论的自由也就随之被取缔了。
　　
　　喜欢后一种自由的人就需要容忍前一种的自由。所以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认真听取了辩方律师的陈词之后，也容忍了性书大亨这一次的挑衅行为。他们认为尽管漫画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但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
　　
　　在我们当中口口相传的谣言是不是真实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继续瓦解一个威权体制的道德面纱。它在继续使一个政府变得越来越世俗，变得与一切崇高的事物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