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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不是吹毛求疵的话，谁都明白“思想界”和“文学界”说的是那些人和那些事，故而在“界”字是作文章没有意义。约定俗成，心里清楚就行了。 事情的缘起是在武汉召开的一次文学研讨会，讨论中国作家胡发云的小说“如焉”（后面的字母省略了）。  

    我没有参加那次会，但从与会的朋友中得知了会议的大致情况。会议不久，我与胡发云通了电话，一方面表达了对他的小说的认同，在我看来，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中国文化界（包括所谓的思想界，文学界，社科领域，也就是用汉语写作的当今中国文人们吧），胡发云的小说有特殊的意义。其二，我对几个思想界的朋友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也有认同感。也许，他们说得有些过激，可“矫枉必须过正”，大体不错就行了。他们的用意，显然是在引起疗救的注意，不必苛求是否恰如其分。毕竟是在一个会上的发言，不是学术文章，片面的深刻比面面俱到要好得多。 可小说家残雪女士的反驳却有些莫名其妙，愤懑之中，她认为那些所谓的思想家们不懂文学，宣扬某种思想,是为了捞取名和利。

   “我认为现在最不宜提倡呼吁作家在作品中去“关注”某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因为不论那些意识形态多么好，它也总有被权势利用，同权势勾结的嫌疑，否则它就难以存在。而文学因为自身的性质有所不同，只要能够真正独立，是可以发挥好的作用的。能不能搞出好作品就看每个作家身上有不有反骨，能不能从深层结构上冲破旧文化对自身的束缚，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个性（我已说过，个人化和个人的独立思考是某些人最害怕的）。” 残雪这个说法的前半段有些天真，看出她对于中国现实生活的了解太局限于个人的经验，缺乏历史感，对当前中国思想界知之甚少甚至于一无所知。有些意识形态恰恰是当局或者说权势十分反感的，权势只会封杀或者说镇压，勾结是说不上的。这些异端的思想也有存在的土壤，它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虽不能见于传统的媒体，但在互联网上是屡见不鲜的，并不是如残雪所说不和权势勾结就很难生存，毕竟现在的中国和十年前不太一样了。但残雪的后半段说得很好，她强调一个作家的“真正独立”，是十分有价值的。

   问题是，在我看来，傅国涌们之所以大言惭惭，其实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强调中国作家要有独立的意识，要和权势保持距离，对于这个社会，要有“反抗”的心态，也就是残雪说的“反骨”吧。在根本点上，那几个“思想界”的人和小说家残雪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残雪究竟烦什么呢？其实，残雪反感的是傅国涌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恭，在他们激愤之时，打倒一切，也在无意中伤害了残雪。这对于自视甚高也被某些评论家吹得很高的残雪来说，是不能忍受的。附带说一句，残雪的确写出了当代中国最好的中短篇小说（有那么几篇吧），但她小说的绝大部分是一般或者说不那么好的。以她的学养和个人生活的局限，我认为她也写不出更好的小说了。残雪只能用小说来表达她的“思想”，这是她的长处；她直接的表述多半都缺乏逻辑或者说自相矛盾。看看她的两篇反驳文章，真是太掉残雪的底子了。

    残雪说，“中国的文化人是最容易被收买的，也是最善于投机的。安安心心坐下来研究一点东西的人少而又少，表面上高唱道义的那些人有一大部分都是名利之徒，他们只要有了一点小名气就无孔不入，到处大捞，根本没有什么原则可讲。在我看来，这类钻营者都是腐败文化里头的寄生虫。”她这话总的说来不错，当代中国很多文化人就是如此；但用在傅国涌，崔卫平等人的身上，恐怕就不对了。残雪说别人不懂文学，那我至少可以认为，她不懂傅国涌等人的“思想”。别人读过她的小说（也许没有读完全部），评价的也许不中肯，但至少不是无的放矢。可你残雪没有读过人家的文章（也许一篇都没有看过），就给人家定性是“名利之徒”，是会和权势相勾结的，是不是太“小说家言”了？除了表达你的愤慨就是显示你的无知了。

   如果我们真正读懂了傅国涌等人的用意，所有在中国弄文学的人不仅不用烦躁，而且应当感谢他们。当前中国文学界的确是太缺乏思想了。充塞于市场的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必说了，就是稍有成就的小说家们，也从过去曾有过的立场上倒退了（从这个意义上我理解崔卫平对上世纪80年代的怀念），不关注国计民生了，对当前中国的生存状态没有反抗的意识了（作家，特别是所谓的名作家们，生活过得很好，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如鱼得水，有什么反抗的理由呢！），他们的作品，就不会发出真正的“中国之声”了。比如余华，他的“兄弟”被人诟病，并不是他在写作艺术上的倒退，而是他在“思想”意识上的倒退，他不再“反抗”这个社会，一个天才的小说家已经被庸常的生活打败了。他可能成为一个小富人，但不将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了。

   那么，我所理解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政治家们的思想，是为了统治或者说愚弄人民；思想家们的思想，是为了表达或建立一个思想体系。对于他们来说，思想“正确”与否（自然有不同的标准，但我所说的“正确”，是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而不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在历史上的功绩和评价就会不一样。可对于作家来说，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仅仅是他个人“思想”，是他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并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出来的，是对于当前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深刻的感受，是不被任何人所左右的纯粹从个人经验出发的“思想”。所以，对于一个好作家来说，不能用“思想”正确与否来要求他。只要是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的思想，就有其价值。当今中国的作家们，有几个有这样的“思想”呢？傅国涌们的愤慨是有道理的。 当然，作家们的思想不是在小说中直接说出来的，它隐藏在文字的深处，隐藏在人物行为的深处。这是常识，我想，傅国涌和残雪是不会有争论的。

据媒体报道，原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正保外就医，这意味着被监禁了十年多的他已经重获自由。陈希同获罪的理由虽然是“贪污腐败”，但在深谙中共官场权力斗争之激烈的人士眼里，他至多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陈希同曾在1989年的时候和李鹏一道在邓小平等人的指挥下参与了对民主运动的残暴镇压。从那时起，他就被人民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他之后的遭遇有些冤枉，但他当年的罪行却完全可以让他人头落地而毫不足惜。陈希同作为镇压“六四”的“有功”之臣，原以为可以在大开杀戒之后讨得主子的欢心而更上层楼，不料，在江泽民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政坛黑马坐上中共的第一把交椅之后，他却成了江泽民的眼中钉，肉中刺。在曾庆红的鼎力协助下，江泽民终于在上任几年之后将陈希同拉下马来，一直在中共政坛上呼风唤雨的陈希同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一夜之间会成为阶下囚。陈希同的幡然落马使得江泽民的政治地位高枕无忧，一些此前对江泽民有所不满的人也见风使舵地变得唯江泽民的马首是瞻。

中共政坛的权力斗争在哪一个时期都不可避免，而换代期间又最为激烈。“六四”之前，江泽民的政治地位在陈希同的眼中简直不屑一顾。江泽民政治地位的飙升必然会让陈希同出乎意料且大为不满。江泽民一向都不主张广开言路，“六四”期间，少有的敢言媒体《世界经济导报》就是他的授意下被叫停的。陈希同对江泽民的好恶似乎颇为了解，江泽民喜欢媒体唱赞歌，他就在信息工作会议上要求下面“多报忧”，强调忧与喜的比例“至少要占到三七开、四六开甚至对半开”，他还专门约请了一批漫画家，希望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创作上大胆些”，要“敢于勤攻吾们之阕”。1995年年初，陈希同曾邀请40多家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希望新闻媒体在肯定北京成绩的同时，加大批评的力度，他说：“你们批评北京，也是帮忙，而且对我们是不可缺少的、更重要的帮忙”。陈希同的这种鼓励和希望在江泽民高唱“主旋律”的时代，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

其实，陈希同和江泽民早就开始唱对台戏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讲话内容很多都是冲着江泽民来的，邓小平“谁不坚持改革谁下台”的狠话一出，江泽民便怒火中烧，但畏惧于邓小平尚存的巨大影响力，还是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是示意下面的媒体对邓小平的南巡低调处理。陈希同却不然，江泽民越是害怕让民众知道南巡的实况，他就越是要求下面的媒体大力报道，据说《北京日报》在陈希同的指示下首家全文刊发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这比《人民日报》还要早。最让江泽民头痛的还不止是这些，据说，陈希同还和一些省市大元联名向邓小平上书，要求换马。令陈希同始料未及的是，这封信不但不能结束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反而转到了江泽民的手中，这使得江泽民越发觉得他是自己政治路途上的一块绊脚石，于是，便痛下排挤他的决心。

身为北京帮帮主的陈希同虽然一度可以在中国的政坛上我行我素，但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的迅速崛起却让他坐卧不安。王宝森被查使得陈希同倍感权力危机，直至王宝森在怀柔饮弹自杀，他才知道面对上海帮的围剿已经回天无力，于是，他的一纸辞呈便在1995年递向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批准。因此，曾经大红大紫的陈希同转眼之间便由中共政坛的高层人物跌落到无权无势的普通市民。据中国官方的《人民网》报道称：“陈希同是因他对北京市发生王宝森（原北京市副市长）涉嫌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并自杀身亡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引咎辞职的”。在一般人看来，这也许可以成为陈希同辞职的“真实原因”，但在明眼人的心中却不会做如此肤浅的解读，因为中共官场的权力斗争时刻都有可能导致任何一个位高权重者的翻身落马，陈希同的辞职无疑是缘于他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可靠推测。

事实证明，也正是如此。陈希同的辞职并不能告别上海帮的穷追猛打，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建议依照法律程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1997年8月29日，中纪委作出了开除陈希同党籍的决定，并公开表示“陈希同的有些问题已触犯刑律，检察机关对其依法立案侦查”。1998年7月31日，陈希同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陈希同锒铛入狱，底层百姓无不拍手叫好，然而，在不计其数的贪官都能逍遥法外，就算是既贪赃枉法又雇凶杀人都能免死的今天，人们现在对陈希同似乎又有另外的看法。

获罪后的陈希同被送往秦城监狱服刑，虽然呼风唤雨已成往事，但在秦城的高墙之内，他依然可以享受其他人所不能享受到的待遇。如果把监狱看成是人间地狱的话，那么，陈希同可以说是进了地狱中的天堂。他除了一日三餐都能有好吃的之外，还能在自己的小花园里面栽花种草，怡然自乐，甚至和秦城的工作人员一起打球。逢年过节，自己的一些亲戚也能去看他，这比王怀忠和李纪周在秦城的待遇要好得多。被以反腐败的名义打倒的陈希同在监狱里面自然不会服服帖帖，他经常向看守他的卫兵发火，提一些超越底线的要求，有时候甚至和卫兵大吵大闹，并自称“北京的大贪污犯老陈”，看来，他对有关部门的判决颇不服气，并深谙他落马的真实原因。

不过，相对于当年的赵紫阳来说，陈希同要幸运得多，虽然“罪行累累”，却还能乐得晚年的自由。陈希同保外就医不光让很多民众出乎意料，更能让当年执意要将他送进监狱的江泽民火冒三丈，因为从江泽民把赵紫阳软禁到死的情况看，提前让陈希同获得自由实在有违江泽民的本意，虽然陈希同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力，但在江泽民这种心胸狭隘的人眼中，他依然是个威胁。

十七大即将召开，面对上海帮尚存的强大势力，胡温虽想加以清除，但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将江泽民的政敌提前释放，无疑是在给上海帮颜色看。正在前两天，媒体又频传黄菊亲属以及黄菊自己遭中纪委调查的消息，释放陈希同和这应该不是巧合，这是胡温和上海帮公开叫板的信号。

2006年7月26日

昨天是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30年前被地震吞噬了24万宝贵生命的唐山市沉浸在凄楚和肃穆的气氛中，官方及民间用多种方式，祭拜亡灵，悼念地震罹难者和抗震救灾中捐躯的烈士们。据媒体报道，许多市民在唐山街头为先人烧衣纸，地震幸存者、罹难者亲属和救灾人员在纪念碑前发泄哀痛之情，此起彼落的哭泣声在这座悲情城市的上空久久回荡。在此之前，曾有媒体称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在纪念日当天亲临唐山哀悼死难者，但直到现在，官方媒体仍然没有相关报道。

唐山大地震作为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最惨烈的一次灾难，时至今日，仍然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每当提起它，人们都会毛骨悚然，从而产生对死难者的悲悯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在善良的人们眼中，昨天无疑是一个举国同悲的日子，出于良知，很多人都会期待在这一天能有比较高规格的纪念仪式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昨天的祭奠仪式和纪念大会仅仅由河北省地方领导主持和参加，中央领导则集体缺席。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央领导可能原本打算借唐山地震纪念日展示亲民作风，借唐山重建成就颂扬中共领导和改革开放，但近来各地洪灾频发，损失严重，救灾工作正在紧要关头，高层领导暂时无暇顾及唐山。”从实际情况看，此分析未免有些牵强，因为，虽然中国近段时间灾难频仍，但亲临灾区的中央领导却为数极少，据笔者所知的，大概就只有温家宝总理一个。很明显，这是中央对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故意低调处理，另外，从唐山市与北京的距离看，中央领导也是在故意回避，因为出席纪念会实在不需要花多少时间。

中共对自己的不光彩历史向来都是主张遗忘，这从今年中国媒体对文革的低调和“六四”之后对有关“六四”的消息的无情封锁都不难看出。在唐山大地震纪念日还没有到来之前，中共就已经开始了对有关书籍的封杀，虽然唐山大地震是一次自然灾害，但唐山作家张庆州写的《唐山警示录》却告诉我们，1975年底，唐山自来水公司的水氡以及一些地震台和观测站就出现了异常。经一地震台负责人（杨友宸）秘密请天津地震局专家做地下抽水破坏性试验后分析发现，地震危险已逼近唐山。杨友宸并于1976年初在唐山做了地震形势报告，并公布了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在大地震发生前的不到半个月时间内，一些地震工作者曾多次向有关单位发出强震临震预报，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青龙县的民众因为在之前得到了地震可能发生的消息，所以没有一人因地震而死亡。

1976 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3.8秒，一道蓝色地光闪过之后，拥有百万人口的唐山市被夷为平地，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几乎所有家庭都有亲人遇难。此次地震是20世纪破坏最严重的地震，超过90%的城市建筑被毁。震中位于唐山市地下8公里，唐山市周围县市也受到了地震的严重破坏。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地质灾害，当时的中共却想极力隐瞒，直到1979，中国官方才公布地震死亡人数。从地震前的发现异常情况不预报，再到地震后的隐瞒实情，充分暴露了中共当局对老百姓生命以及老百姓知情权的漠视。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很多国家都曾表示愿意对中国进行援助，但中共当局却为了维护它的意识形态，鼓吹“自力更生”，拒绝所有外援。

另外，据媒体报道，“唐山抗震纪念馆”虽然在20年前落成，但经过改造后近日才重新对外开放，该纪念馆的9个展厅中仅仅只有1个是介绍大地震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救灾情况的，还有1个是对唐山地理概况的说明，其余的7个全都是展示震后的建设成就。如此这般，无疑又是中共报喜不报忧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这种颠倒主次的做法是对中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极大讽刺。

在得知有关唐山大地震的一些内幕之后，很多网民都对中共当时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有位网民在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评论中写道，中共当局对唐山大地震实情的长期隐瞒，在中国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比地震本身更深更长的伤口，这一历史无情地告诉世人，只有人民去决定责任人的为政命运和为政利益，责任人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不愚弄人民，不欺瞒百姓。

唐山作家张庆洲花了两年多时间写成了《唐山警世录》，在经历多次审查和5年等待后，因为2004年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看到书稿并为之作序，单行本才始于今年1月在上海出版。颇为不幸的是，此书面世不久即被中宣部门下令封杀，据报道，宋瑞祥在给此书开绿灯后没几天，也宣布“退居二线”。

张庆洲曾说，追寻真相不是要追究责任，而是让人汲取教训，避免覆辙。然而，虽然河北地方在昨天举行了规格欠缺的纪念活动，但是从张庆洲揭露唐山大地震内幕的书籍被禁，以及官方借纪念之名行宣传建设成就和“丰功伟绩”之实来看，中共当局仍然没有从唐山大地震中汲取教训，而是继续漠视生命和愚弄百姓，继续将天灾人祸当成为喉舌媒体提供歌功颂德的资源。

纵观中共在唐山大地震前后以及今天的表现，它冷血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唐山大地震的几十万死难者如果泉下有灵的话，面对中共这种有名无实的纪念，他们的身心也许会承受比地震更大的痛苦，面对中央领导的集体缺席，他们依然看不到中国崛起的希望，依然会为身处中共独裁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哀叹！唐山大地震已经30周年了，我们为什么看不到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中共，看不到一个觉醒的民族？难道我们是在等待下一次唐山大地震的到来？

最后，愿唐山大地震的死难者能够安息！

2006年7月29日

几天来，以至将来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呼吸甚至生活在《世纪中国网》（www.cc.org.cn）的每一个华人知识分子和网民，必须面对一个残忍的现实：2006年7月25日深夜，某一时刻，在虚拟世界的互联网上，一个刚满6岁的学术思想网站停止了呼吸，一片温馨平和的家园消失了。

更重要的，我们无法漠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世纪中国网》不是因运行衰竭而自然死亡，而是被政府通信主管部门强行关闭。

2006年7月19日，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发出《关于责令关闭世纪中国网站的通知》【京信市监发（2006）242号】称：《世纪中国网站》“不具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违法开设新闻信息服务栏目，严重违反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情节严重。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现责令你中心关闭“世纪中国”网站和“世纪沙龙”网站。”

我们深知，从古至今，政府公权力压制言论对言论自由具有最大破坏力，而人类文明已经进步到无法容忍公权力的禁言行为。《世纪中国网》被封，正是政府公权力所为。

所以，我们必须发出明确而强烈的抗议之声。

“世纪中国网站”创办于2000年7月19日，经过六年时间的坚持，已经成长为大陆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民间网站。该网站秉承“自由,独立,民主,包容,理性“之精神，汇集了大陆知识界的代表性人物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为扩展大陆网络的民间言论空间、推动大陆政治文明的进步和沟通海内外知识界作出过独特贡献。

正如《世纪中国网》的主编在为其预先悼念的临别赠言中所说的，”从创立之日起，《世纪中国》及其论坛的宗旨，是建设一个理性而开放的言论公共空间。六年以来我们秉持这一宗旨。因为我们相信，这样的公共领域对于养育平等、自由、理性和积极的公民文化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对于中国的学术建设和文化发展是会有所贡献的。”

在这片家园里，我们逐渐学会了”坚持中妥协，在妥协中坚持”。因为我们越是亲身体验思想言论自由的珍贵，也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在当下中国的言论体制下，思想言论自由不仅仅是高扬”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的理想，更是对现行国家宪法架构下的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诠释、探究和践行，是在与现存体制的抗争中、周旋中、妥协中的实践：争取一寸寸地扩展民间言论空间，寻求点滴积累的社会进步。

这实践，不仅是个体的，更是公共的。

对思想言论自由的尊重和保障，我们期待着能与肩负贯彻落实宪法神圣职责的政府部门有共同的理解，即便现阶段达不成基本共识，起码也应该规定复议程序，以便进行公开、理性的对话。这样的话，思想言论自由的群己界限又将是朝着个体权利得到扩大和公共利益得到充实的方向飞跃。

这样一种知识界公共空间的存在，寄托着全球华人知识界对自由、民主、宪政和民族复兴的殷切希望。《世纪中国》被关闭，于中国当下的时局，其政治效果相当于毁掉大陆网络上最后的知识家园，不仅关闭了官民互动的高质量网络平台，而且封锁了海内外华人共同拥有的沟通渠道，将全球华人知识界排挤出华夏，也从精神上将大陆知识界流放到域外之地。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人不能停止思想言说，言论及新闻自由乃普世人权，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网络媒体，政府都无权干涉和禁止媒体发布新闻。所以，禁言制度有违人类共性，有违联合国确立的普世人权原则，也违反了中国现行《宪法》；同时，当人类社会在道义已经进步到必须尊重和保障言论自由的时代，在信息传播的技术上也已经进步到互联网时代，禁言制度面对的是道义和技术的双重困境，即便频繁动用政府公权力，也无法彻底封杀网络言论，或者说，网络上的完全禁言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今天，中国政府能够强行关闭《世纪中国网》，但政府无法扼杀人们对思想言论自由的追求，也无法封锁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全球华人知识分子可以另找家园，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

7月30日，《世纪中国网站》发出三点声明指出：“《世纪中国》创办以来，始终遵纪守法，并在新出台法规初步实施，相关规定不甚明确的情况下，与主管机关及时沟通，做出相应的调整。此次《世纪中国》被关闭，主管部门并没有明确指出，本站的哪些业务、哪些栏目属于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性质。姑且不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所保障的中国公民权利相符合，就是按此规定，“通知”以“违法开设新闻信息服务栏目”为由，以如此暧昧、简单、粗暴的方式和程序，立即强行关闭《世纪中国》这样一个学术文化网站也是没有道理的。本站认为：这种缺乏约束，不容质疑、无从申辩，就对一个学术文化网站宣判死刑，强行关闭的做法，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制精神背道而驰的。”

现在，《世纪中国》被关闭已经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对于来自境内外的置疑和批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不能装作视而不见，因为维护宪法权威和践行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不仅是每个网民的公民责任，更是政府的首要职责。所以，本着广大网民与政府共同维护“依法治国”原则的善意，我们重申电信主管部门的关闭行为违反宪法第35条；我们也要依照《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向指令关闭《世纪中国》的电信主管部门建议：请公布你们据以关闭《世纪中国》网站的相关证据，即主办运营者及其网站内容是怎样违反了宪法条款；必须保证《世纪中国网站》依法申辩的权利并受理其申辩。

以此纪念《世纪中国》这片我们曾经生活过的思想家园！

我们呼吁全球华人为争取大陆的网络自由而发声！

本呼吁书向所有中国公民和海外华人开放签名。请用真名签名，可在真名后面加人本人常用网名说明。

签名网页：（http://www.qian-ming.net/gb/default.aspx?dir=scp&cid=84）

签名信箱：[email protected]

呼吁书发起人(105人)：

中国大陆：

刘晓波（北京 自由撰稿人）
刘军宁（北京 政治学家）
张祖桦（北京 宪政学者）
丁子霖（北京 教授）
蒋培坤（北京 教授）
包遵信（北京 历史学者）
李大同（北京 新闻人）
吴 思（北京 历史学者）
贺卫方（北京 教授）
余 杰（北京 作家）
廖亦武（成都 作家）
王 怡 (成都 学者)
孙文广（济南 教授）
江棋生（北京 自由撰稿人）
王治晶（北京 自由撰稿人）
吴 伟（广东 网络编辑）
徐 晓（北京 作家）
梁晓燕（北京 编辑）
浦志强（北京 律师）
李建强（青岛 律师）
郝 建（北京 教授）
赵达功（深圳 自由撰稿人）
余世存（北京 作家）
刘 荻（北京 自由撰稿人）
昝爱宗（浙江 记者）
温克坚（浙江 自由撰稿人）
林 辉（浙江 自由撰稿人）
朱建国（深圳 自由撰稿人）
高 瑜（北京 自由撰稿人、记者）
胡 佳（北京 艾滋病社会工作者）
万延海（北京 艾滋病社会工作者）
王力雄（北京，作家）
唯 色（拉萨，作家）
樊百华（南京 作家）
滕 彪（北京 律师）
俞梅荪（北京 自由撰稿人）
余志坚（湖南 自由撰稿人）
陈小雅（北京 历史学者）
刘安平（广州 医生）
袁新亭（广州 编辑）
秦 耕（海南 自由撰稿人）
李 健（大连 公民维权自愿者）
邓华明（广州 律师）
唐荆陵（广州 法律顾问）
唐 聪（广州 记者）
黄伟龙（广州 自由撰稿人）
赵 诚 (山西 学者)
谢 泳（山西 编辑）
綦彦臣（河北 自由撰稿人）
杨恒均（广州 商人）
王心丽 (南京 作家)
杜导斌（湖北 自由撰稿人）
刘 柠（北京 自由撰稿人）
郭小林 (北京,作家)
汉 心（贵州 作家）
胡发云（武汉 作家）
张大军（北京 学者）
李和平（北京 律师）
杨在新（广西 律师）

陈乐（2可器）　广州　职业经理

海外

郑 义（美国 作家）
王 丹（美国 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吾尔开希﹐现居台湾﹐政治评论人
张鹤慈（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万 之（瑞典 作家）
张 裕（瑞典 研究员）
蔡咏梅（香港 杂志编辑）
胡 平（美国 学者）
一 平（美国 学者）
康正果（美国 教师）
蔡 楚（美国 编辑）
黄河清（西班牙 自由撰稿人）
井 蛙（美国 诗人）
王一梁（美国 诗人）
杨 炼（英国 诗人）
友 友（英国 小说家／教师）
孟 浪（美国 作家）
程映虹（美国 历史学者）
郭罗基（美国 研究人员）
巫一毛（美国 作家）
廖天琪（美国 编辑）
陈奎德（美国 学者）
张伟国（美国新闻人）
李晓蓉（法国 学者）
孙经武(日本 自由撰稿人)
王军涛（美国 政治学者）
老戴维(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阿 木(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阿 森(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简昭惠(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齐家贞(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秋潇雨兰〔美国 大学职员）
黄 翔 （美国 作家）
洪哲胜（美国 网络编辑）
冯崇义（澳大利亚 教授）
张 伦（法国 学者）
张广达(法国 学者)
何清涟(美国 学者)
林保华（台湾 政经评论员）
吴弘达（美国 出版人）
张朗朗（美国 作家）
韦 石（美国 编辑）
陈世忠（瑞典 教授）
托马斯.维浩赫（德国 法学家）
西尔维娅.达斯蒂斯 （加拿大 外交官）

 

 

A Letter of Appeal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 All Over the World
On the Shutdown of Century China

For many days since July 25, 2006,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other netizens have been living in misery because the website that had been their spiritual home for six years, Century China (www.cc.org.cn), was shut down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n July 19, the Communicati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Beijing issued a “Notice to shut down Century China” (No. 2006-242) which stated that the website “illegally provides Internet news without proper qualifications” and “it has violated the ‘Regulations of Internet News Service’ and Article 19 of ‘Regulations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Therefore, Century China website and its chat forum Century Salon shall be shut down immediately.”

Throughout history oppressive governments worldwide have suppressed freedom of speech, but in today’s world, this kind type suppress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tolerable. The shutdown of Century China is just another insta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uppressing the freedom of its people.  Therefore we must stage a focused and unyielding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abuse of power.

Since its launch on July 20, 2000, Century China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non-governmental websites in Mainland China. Strictly observing its doctrine to be “free, independent, democratic, tolerant and rational,” it attracted many promin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within China and abroad.  The website made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 China’s freedom of speech, political and social liberalization, and served as a communication forum for Chinese people worldwide.

In predicating the fate of his website, the editor-in-chief of Century China wrote a letter just before its was shut down.  “Ever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he wrote, “our website has aimed to construct a cyber world where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of speech reign. For six years, we made great efforts to attain this goal,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such a public space is beneficial to developing equality, freedom, rationality and other crucial factors for modern society, and that we could do our part to accelerate China’s academic advancement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is Century China’s cyber world, we gradually mastered the tactics of “perseverance in compromise and compromise in perseverance.”  The more we come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ought, the quicker we realize that in today’s political environment we must not only to promote freedom of speech, but also explain, research, and fight for the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granted by our own constitution.  We must strive to defeat the existing social system while compromising and working within it. Our aim is to expand freedom of speech and to promote social advancement little by little.

This responsibility does not only belong to certain individuals, but to the entire society.

To respect and safeguard the freedom of speech, we are looking to reach a mutual understanding with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hat have the noble responsibility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on. Even if this cannot happen right now, we hope to draft some basic rules for consideration where open and rational dialogues would be held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result of peaceful dialogue would positively expand the personal freedoms of the people.

The public space that was created by Century China represents the hope of all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for freedom,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d social liberalization. The shutdown of Century China i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ne spiritual home we had in the cyber world. By destroying this platform that connect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and intellectuals at home and abroad, Chinese scholars are further ostracized from their homeland.
People cannot live without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suppressing this freedom violates the U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Chinas constitution.

Toda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agreed that governments must respect and safeguard the freedom of speech, which includes the Internet. Consequently, censorship of the Internet breaks international laws and norms.

Though it was able to force the closing of Century China, the government can never eliminate the peoples desire for freedom of speech nor can it censor the Internet outside of China.

The shutdown of Century China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criticism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government and its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can no longer turn a deaf ear, because it is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uphold the dignity of the Constitution by implementing each and every article.

Hence,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we once again state that the communication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in Beijing have violated the Article 35 of the Constitution. On the basis of Article 41, we implore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o publicize the evidence they have that warrant the closure of Century China.

We appeal for the support of all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letter of appeal is sent to you for your signature. Please sign your real name. You may put your alias or penname behind your real name in brackets if necessary.
Signature page : signatures network 
               http://www.qian-ming.net/gb/default.aspx?dir=scp&cid=84
Signatures Box : [email protected]

List of initiators:

Liu Xiaobo (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Liu Junning (Beijing, political theorist)
Zhang Zuhua (Beijing, political theorist)
Ding Zilin (Beijing, Professor)
Jiang Peikun  (Beijing, Professor)
Bao Zunxin(Beijing, Historian)
Yu Jie (Beijing, Writer)
Laio Yiwu (Beijing, Writer)
Li Datong (Beijing, Journalist)
Wu Si (Beijing, Historian)
Sun Wenguang (Ji Nan, Professor)
Wang Zhijing (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Wu Wei (Guangdong, internet editor)
Xu Xiao (Beijing, writer)
Liang Xiaoyan (Beijing, editor)
Pu Zhiqiang (Beijing, Lawyer)
Hao Jian (Beijing, Professor)
Li Jianqiang (Qingdao, Lawyer)
Zhao Dagong (Shenzhen, Freelance writer)
Yu Shicun (Beijing, writer)
Liu Di (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Zan Aizong (Zhejiang, Journalist)
Wen Kejian (Zhejiang, Freelance writer)
Lin Hui (Zhejiang, Freelance writer)
Zhu Jianguo (Shenzhen, Freelance writer)
Gao Yu(beijing, Journalist)
Hu Jia(beijing, Aids-worker)
Wan Yanhai((beijing, Aids-worker)
Wang Lixiong(Beijing, writer)
Wei Se(Lasha, writer)
Teng Biao(Beijing, Lawyer)
Yu Meisun(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Yu Zhijian(Hunan, Freelance writer)
HeWeifang(Beijing, Professor)
Chen Xiaoya(Beijing, Historian)
Liu anping(Guangzhou， doctors)
Yuan xinting(Guangzhou， Editor)
Qin geng (Hainan， Freelance Writer)
Li jian(Dalian， Human rights defender)
deng huaming(Guangzhou， lawyers)
Tang Jingling (Guangzhou， Legal Counsel)
Tangcong (Guangzhou， journalist)
Huangweilong (Guangzhou， Freelance Writer)
Zhao cheng (Shanxi， academics)
Qi yanchen (Hebei， Freelance Writer)
Yang hengjun (Guangzhou， businessman)
Wang xinli (Nanjing， writer)
Du daobin（Hubei， Freelance Writer）
Liu ning（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Wang Yi(Chengdu, scholars)
Guoxiaolin（ Beijing， writer ）
Xieyong (Taiyuan, editor )
Han Sum (Guizhou, writer)
Hu fayun (Wuhan, writer) 
Zhang dajun  (Beijing ,scholars)
Young zaixin (Guangxi, lawyers)
li heping (Beijing, lawyer)

Zhengyi (USA， writer)
Wangdan（USA,PhD Candidate, History）
wu er kai xi（Taiwan ，Political commentator ）
Zhangheci (Australia， Freelance Writer)
Wanzi (Sweden， writer)
Zhangyu (Sweden， researcher)
Cai Yongmei(HK，Magzine Editor)
Huping (USA，scholar)
Yiping (USA，scholar)
Kangzhengguo(USA，teacher)
Caichu(USA， editors)
Huangheqing (Spain， Freelance Writer)
Jingwa (USA， poet)
Wangyiliang (USA， poet)
Yanglian (English， poet)
Youyou (English， novelist / teacher)
Menglang (USA， writer)
Chengyinghong (USA， historian)
Guoluoji (USA， researchers)
Wuyimao (USA， writer)
Liaotianqi (USA，editors)
Chenkuide (USA， scholar)
Zhangweiguo (USA， Journalist)
Lixiaorong (French， scholar)
Sunjingwu (Japan， Freelance Writer)
Wangjuntao (USA， political scientist)
Wlaodaiwei (Australia， Freelance Writer)
Amu(Australia， Freelance Writer)
Asen(Australia， Freelance Writer)
Jjianshaohui(Australia， Freelance Writer)
Qijiazhen(Australia， Freelance Writer)
qiu Xiaoyulan（USA University Staff）
huang xiang(USA， writer)
hong zhesheng(USA， networks editors)
feng chongyi (Australia ，Professor)
Zhanglun (French, scholar)
zhang guangda (French, scholar)
He Qinglian(USA，scholar)
lin baohua(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mmentator )
wu er kai xi(Taiwan, Political commentator)
Harry Wu(USA,Publisher)
Zhang LangLang(USA, writer )
Wei  shi(USA, Editor)
Chen shizhong（Sweden,  retired professor）
Thomas.  Victoria Gallant (German jurist)
Silvia. Dasidisi (Canadian diplomat)

【2006年8月2日狱委讯】记者无国界今天谴责西藏诗人韦色的两个博客七月二十八日被突然关闭。这两个博客是被提供这博客服务的网站，一个是西藏文化网站（Tibetcult.net）和一个地方博客平台（Daqi.com)关闭的。这些网站关闭这两个博客，应该是按照中国政府在这一波持续的网络审查中的指令进行的。 “我们对韦色的博客被关闭极其愤慨，并呼吁立即重新恢复开放这两个博客,”该新闻自由组织说“由于她的诗在中国被禁止出版，这两个博客是她所剩下的表达自己唯一的方式。 这些博客的消失表明中国官方已经偏离了为吸引游客而将西藏传统文化限制在民间流传的做法。” 无国界组织表示：“中国官方对互联网的政治控制愈来愈严格。在政府命令关闭论坛的同时，中国的搜索引擎近期也已经更新了过滤词汇库。我们再一次呼吁中国官方尊重言论自由，这也是中国宪法所保证的。” 韦色使用了两个博客（http://oser.tibetcul.net/ 和http://blog.daqi.com/weise/）来上贴她和她丈夫、独立中国作家王力雄有关西藏文化的诗和文章。她的博客的主要读者群是同韦色一样的西藏学生们，他们接受了中文教育而同时又希望重新建立同正宗的西藏文化接触。 韦色是以中文写作的少数的西藏作家和诗人之一。她致力于捍卫西藏文化，其小说“西藏纪事”由于对达赖喇嘛的正面介绍，而于2004年被禁出版。她为此还被强迫写文章承认其“政治错误”。但是，她仍然坚持写作，近年来她的一些作品已经在台湾出版。 她的这两个博客被关闭是在她丈夫的“递进民主网”（Dijin-democracy.net）和一个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非常著名的“世纪中国”网站被关闭后数天后发生的。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原版为准。

自1995年前后开始进入人们视野、获得无数网民追捧的中文BBS，今天，以其人气老大——凯迪的全面自残为标志，表明这一网络新生事物终于走到了自己的生命尽头。

 

历时十年，历尽坎坷，借助网络BBS，好不容易燃起的关心国事大事天下事的“时代新风”，就这样于一夜之间被打回了原形。生活在万恶旧社会的鲁迅先生曾感叹他所处的社会：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历史就是这样的捉弄人，70多年后，中国社会依然是每一次、每一点的进步，立马会受到“报复性反弹”。

 

一个日发贴8000-10000以上的网站，一个稍不留神跟贴就上百、数百、上千乃到数千的网站，限定其主打栏目日发贴不得超过300个、每个主贴跟贴不得突破100个，估计地球上任何一个不知道“科学执政”为何物的政府，都算不出这样的比率来。

 

仔细一想，这其实也不是什么“个案”，联想到“集体上访”不准多于5人的明文规定，中国各级政府“算计”人民的水平，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年来，从开展金盾工程、推行网络实名到鼓吹文明上网，从研究出“网上有政治”、“网上有斗争”到发现“网络暴民”，中国政府执政网络能力和手段不断花样翻新，目的无非就一个，必欲置BBS于死地而后快。

 

别的不说，单是那“网络暴民”的说法，就特别的让人匪夷所思：把少女强奸后活生生地从九楼摔下的市委书记不是暴民，当街踩断卖唱盲女手臂、公然开车从收废品老人身上轧过去再轧回来的城管不是暴民，把牙签钉进手指头、用电流刺激生殖器官、不承认就注射艾滋病毒，等等诸如此类对待“犯罪嫌疑人”的警察同志们不是暴民，而在网络上说几句话，发几个贴子的人居然成为了共和国的“暴民”！杜娥，如果您在天有灵，应该可以冥目了——当代中国网民比您有过之而无不及哪。

 

去年，台湾执政党对台湾TVBBS痛下杀手时，祖国各大媒体曾一片讨伐之声，不料，一个支持别人TVBBS的地方，居然对BBS的初级阶段——网络BBS都充满了恐惧。

 

人们有理由要问：究竟是什么人害怕网络BBS呢？黑社会主义怕它，那黑社会分子本来就干着见不得人的行当，对随时可能爆光的网络充满敌意，这倒也在情理之中；下跪的李副市长之类的贪官污吏怕它，实践证明，网络确实可以提前结束他们“执政为民”的辉煌前程；想把“副面新闻”和突发事件控制在“零状态”的各级地方官员怕它，怕它影响自己的乌纱帽；借口国际市场行情变化而从中国政府一次性索取百亿红包的中石化、挟亏损以令政府涨价的中国电力，等等垄断行业怕它，怕它破坏自己“服务人民”的神圣光环……

 

据说胡总书记和温总理是上网的，上任之初，总书记还曾坦言，自己和家宝同志是网络媒体的受益者，这至少说明中国领导人是不怕网络的；中国的民众是不怕网络的，否则网民就不会以几何级数猛增。上不怕，下不怕，为何总有地方政府对管理网络趋之若鹜呢？弄得贵为副总理的吴仪都听不到下面的声音。

 

   管理并不一定就能产生效益。记得有一年，在海南博鳌论坛上，殃视记者曾傻呼呼地问印度商务部长：为什么印度IT产业在贵国甚至世界上一枝独秀呢？印度商务部长笑着回答说：这是一个新兴产业，当我们开始发展的时候，政府还不知道如何去管理，当政府知道如何去管理的时候，我们已经发展起来了。政府的“管理”常常就是这样，只能窒息一个产业，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当代西方民众认同“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应该也是这个道理。

 

中国的报纸，就由于落实了世界上最健全的管理制度，被世界同行称为“官办官报官买官看”，无庸讳言，现如今，每到下半年，强行摊订党报党刊已成为中国有目共睹的一大政治公害。如果坚持把办报方针移之于网络，估计要不了多久，中国的网络同样也会步报纸之后尘。

 

人民心里政治热情的火花一旦熄灭，四周将是长久的黑暗。从历史和现实看，越是一个控制舆论的、内部封闭的国家，越是动荡不安定；相反越是一个开放舆论的国家，越是安定。控制舆论的结果，必然导致人民意志麻木，追求享乐，不关心国家大事，转向麻将、赌博、舞会和不洁性生活。中国当前种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大面积发生，应该与这不无关系。

 

好在自然规律无可抗拒，不管你是真龙天子还是一介草民。有一天，我们同样都将老去，当我们都不再能动弹的时候，我们肯定同样会回忆起我们经历的时代。作为领导，是如何回忆的，我无从知晓；作为人民，我们将把自己记忆深处的这样一种印象告诉我们的后代：

 

我们见证了一个我们无法参与、更无法创造的时代；这个时代盛产“我们这一代政治家”，盛产“重要思想”，这个时代被称为“唐宋以来的最高盛世”，这个时代宣称自己是“负责任的政治大国”，这个时代还把自己的“和谐”推向了亚洲和世界它国。

《冰点》事件的核心，在于中国新闻界第一次公开质疑官方新闻管制的权力来源是否合法，对中国新闻界带来深刻及长远的影响。我的朋友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对中国新闻现状的评论很确切，他用三个“ C”描述今天的中国传媒： Control（控制）、 Change（变化）、 Chaos（混沌）。为甚么是这样？

有效控制传媒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多数被控制者因缺乏其他渠道的资讯，同意控制者大力宣扬的意识形态。如今在中国，这个条件已基本丧失。

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培养了一批“理论专家”和写手，这些人的功能，在于一有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可以主动或秉承指令写出大块“批判”文章，满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曾经很有蛊惑力和欺骗性。现在，中国已经很难再找出这样的人了。依托陈旧、僵化的条写出的东西，无不遭到嘲笑和讥讽。事实上，中共宣传部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只能靠强权来维持了。这种控制只有自我安慰、自我麻□的功能，对面是哈哈大笑的人群。

市场压力迫令改变

控制传媒的另一个条件是，新闻的生产者普遍相信，“新闻就是宣传”。这样的人现在难找了。我在一九七九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可以说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过程。我们这一代新闻人，已从传统新闻理念中挣脱出来。在我们之后，至少已有四五代新人补充进来，他们从一开始就接受西方新闻理念的熏陶，如今在中国大学的新闻育中，正是西方新闻作品被当作“范本”在授。可以说，中国新闻人，今天与国际同行已经有共同的职业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媒体上有愈来愈多真正新闻和评论的根本原因。

市场的压力也是中国传媒不得不加以改变的一个因素。中国传媒，如今靠财政拨款维持的，只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寥寥数家，中央电视台每年数以十亿元计的支出，主要靠自己的广告，财政拨款微不足道，只具有象徵性意义。一家传媒能否生存下去并保障自己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完全取决于市场的接受程度。

“主流媒体边缘化”

与政治资讯的严密控制相比，消遣、娱乐、体育类资讯却大行其道，官方认为这对统治“无害”，几乎没有任何控制，这种不平衡，导致中国传媒的庸俗化倾向。然而市场不等于庸俗，读者早晚还是只会付钱购买对自己生存有帮助、代表自己发言的报纸。实际上，众多以娱乐新闻起家的“都市报”在市场压力下，开始主动承担舆论监督的功能。在公众影响力上，民间说法是：“主流媒体边缘化，边缘媒体主流化。”这是中国传媒格局的生动写照。

在管制体制没有任何变化的条件下，《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导致旧的国务院收容条例最终被废止；《财经》杂志对“沙士”的连续和充份报道，使中国公众得以了解真相；中国青年报《冰点》刊登龙应台的文章，告知大陆民众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展；大量对于灾难真相、对司法不公的抨击、对政策从公众角度质疑、对公民依法维权等的报道，已屡见不鲜。

体制内的渐进改良

这是中国传媒的时代性进步。如果管制更加严厉，恰好从反面证明了中国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力正不断增强。这种进步是缓慢而充满坎坷的，是体制内的渐进改良。这种改良，是中国发展为“新闻自由”国家的必经之途。

中国有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是甚么？是人心。没有人心的支援，看似坚固的新闻管制，早晚会像“柏林墙”一样倒塌。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原为《冰点》周刊主编，在不久前在“冰点事件”中被免去职务。

六四大屠杀刚刚结束时，许多人作出中共将在几年内垮台的乐观预测，然而，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些预言落空，依靠跛足改革和务实低调的外交，也依靠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中共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大屠杀恐惧下的普遍沉默，经济高增长遮掩了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韬光养晦和金钱开路的外交使其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优惠中心城市及其精英购买了精英阶层的合作，权贵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专注代替了从政之德和政治抱负。换言之，中共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没落的帝制传统、腐朽的拜金主义和垂死的共产独裁相结合，革命党变成了利益党，催生出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

一、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化私为公的时代，彻底到个人的一无所有，全能保姆包揽了所有供给——从摇篮到坟墓、从物质到精神。那么，当共产乌托邦彻底破灭后，中国就进入一个化公为私的时代。在私人领域，自利意识觉醒到泛滥成灾，人欲解放为物欲横流，经济人理性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在公共领域，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和公益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军权、政权和法权，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统统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这种变化的最醒目标志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六四之后，虽然独裁依旧，但并不狂热，实用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基于利益至上计算的技术统治代替了基于乌托邦狂热的政治动员，而且独裁理智对统治成本的计算越来越精细。对内“花钱买稳定”，毒化国人的灵魂；对外“花钱买友谊”，毒化世界文明的灵魂。

其次，恶法治国的党权法制代替了无法无天的个人极权，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不断地对司法制度作出了局部性微调，不断地规范执法者的行为，与西方国家展开法治对话；另一方面，政治控制越来越依靠频繁出台的恶法，除了《刑法》上的“颠覆罪”条款之外，为了控制民众上街而制定“游行示威集会法”，为了控制民间组织而制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了操控言论而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其中，最大的恶法是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制定“邪教法”，从而为六四后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据。

第三，在官僚集团内部，跛足改革造就出大大小小的权贵利益集团，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空壳化。也就是说，党国利益越来越部门化和地方化，最终落实为家族化和个人化，即利益分赃最终要量化到一个个具体的权贵家族及其个人。所以，权贵私有化浪潮汹涌澎湃，权贵利益变得越来越刚性，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分钱是干净的。

第四，官员们的从政激励，乌纱帽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利益效忠代替了政治效忠；官场规则越来越向帝制时代回归，官员道德由“无私忘我”变成“利欲熏心”，效忠是为了利益，升官是为了发财，跑官买官卖官一条龙作业，以权谋私的腐败已经变成了通行于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权力寻租、挥霍浪费和包二奶），以至于，中共发布的纪律条例居然把“包二奶”列入其中。

第五，利益党的统治必然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统治，机会主义又必然使今日中共独裁呈现出模糊多面的特征，混沌灰色代替了黑白分明，政策的不断调整代替了走极端的一条道跑到黑，官员的灵活多变代替了僵化的千人一面。除非遭遇非常时刻或由于过度的权力恐惧而作出疯狂的决策，否则的话，它已经极少采取公开化的运动方式，而是越来越黑箱化双面化。比如，在人权问题上，学会了与西方国家进行定期对话，学会了通过逼迫著名异己分子流亡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放其一条生路，以讨好国际主流社会和降低国际压力，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在国内民众中贬损了异己人士的道义形象，避免了制造具有道义感召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民间英雄，使一些著名异见人士处在墙里开花墙外红的悖论之中，从而削弱了民间反对力量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执行镇压的警察们也不再一味蛮横而是为自己留有余地，不再用意识形态高调而是以人性化的饭碗理论来为警察职业辩护，负责监管异见人士的警察们，总是以“交个朋友”的口吻开始谈话。它越来越采取隐蔽的曲折的甚至难以察觉的整肃手段，希望用各个击破的方式把民间挑战悄无声息地扼杀在摇篮里。（请参见我的文章《多面的中共独裁》，首发《观察》2006年3月13日）

二、个人极权变成寡头交易

与此同时，中共通过内部的自我调整，特别是对权力的交接和分配的体制做了改革，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灵活弹性和纠错功能。邓小平汲取毛时代终生制的教训，率先提出定期退休的构想。在八十年代，中共建立顾问委员会，让老人帮退出一线，将胡耀邦和赵紫阳扶上前台，邓本人保持“垂枪听政”的太上皇地位，形成了邓、胡、赵共同开创的改革黄金时代。然而，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与老人帮及其极左派发生重大冲突，邓小平动用太上皇权力并利用党内极左派势力，先后罢免了两位开明的总书记，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主要罪魁是老人帮的代表邓小平和极左派的代表李鹏。

六四后，邓小平为了挽救他个人威信的巨大损失和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一方面，他开始针对党内极左派的反改革思潮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严厉警告，通过南巡的方式开启了远较八十年代激进的经济改革，使中共政权有了经济高增长的政绩资本，逐渐变得财大气粗起来；另一方面，邓小平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权力交接危机，隔代钦定了中共第四代党魁胡锦涛，并通过自己的全退示范促成了定期权力交接制度。1997年年初邓小平的死亡，标志着畸形的太上皇操控时代的寿终正寝；十月份中共十五大召开，标志着江朱寡头集团自主决策时代的降临，定期权力交接制度也变成中共高层的主流共识。中共十六大的权力交接践行了邓小平预想的定期退休体制，使江朱到胡温的权力过渡得以平稳完成。

虽然，中共在后毛时代的自我调整，仅仅是出于维护政权和权贵利益的权宜性考虑，而与改变一党独裁体制和跛足改革全然无关，但起码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变得比以前更灵活、更实用，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也有所加强。

首先，在权力关系上，寡头集团独裁代替了绝对个人独裁，一个高高在上的极权者俯视所有高层官僚的强人时代结束，各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的相互交易的时代降临。政治局常委会不再是最高独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头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党国密室，密室内的讨价还价可以形成寡头之间的权力制约。

其次，当寡头们的集体决策代替了极权者的一言九鼎之后，当越来越多的技术官僚执掌大权之后，对统治成本的精打细算代替了不计成本的任意粗放，中共的决策必然要兼顾左中右的平衡，决策的执行也越来越灵活务实，尽量避免可能引发危机总爆发或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

第三，定期交接班机制代替了权力终生制，形成代际之间的互补互救。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储君”可以观察和研究前任的统治方式，暗自总结其利弊得失，为自己接掌权力后的调整作出准备，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比如，胡温上台后，针对江朱时代的弊端作出一系列调整，抛弃优惠资本家的政策而提出面向底层的“亲民路线”；针对愈演愈烈的城乡两极分化而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用所谓的均衡的科学发展观代替GDP 崇拜的跛足发展；提出“创建和谐社会”来弥补社会裂痕的日益扩大……等等。如果中共目前的定期权力交接制度可以延续下去，每一次代际权力交接都会对前任的政策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调整；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即便不具有名垂千古的政治抱负和洞彻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会对前任执政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

尽管，中共的所有调整都不会超越维持一党独裁体制的底线，比如，胡温的“亲民路线”，不过是独裁者对臣民的恩赐，即为缓解社会公正危机的小恩小惠，并不能改变官权过强而民权过弱的独裁现状；尽管，胡温的政策调整，无论是亲民还是反腐，也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科学发展观，大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作秀，现实中的权贵阶层仍然贪得无厌且肆无忌惮，政治腐败和贫富差异并没有实质性缩小，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也没有大幅度改善；然而，某些政策调整还是让底层民众受惠，且受惠群体极为广泛，比如，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一些省市出台“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垄断行业的收入……等等，即便是胡温的意识形态左传非常不得人心，但这些缩小两极分化的政策还是颇能俘虏许多人，更能得到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欢呼。

换言之，一方面，由于中共的权力自私和既得利益的钳制，短期内还看不到官权内部出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也将遥遥无期。但中共看准了利益收买的巨大效用，学会了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以机会主义的低调与西方大国的周旋，把大量具有两面通吃能力的新生代纳入体制，提高了应对国内外危机的权宜性能力，从而保持住了宏观的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由于精英阶层的犬儒化和民间力量的分散，短期内还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换代的民间政治力量，先富起来的资本家大都与官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迅速增长的中产阶层大都抱有搭便车心里，两者都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即便他们也有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甚至是强烈的不满，但为了个人资本的安全和升值，他们也决不会铤而走险地涉足政治。

尽管，一个民间权利意识觉醒和底层维权兴起的时代正在降临，草根群体的经济维权，民间宗教群体的信仰维权，异见人士的言论维权，律师群体的法律援助，加上体制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擦边球式反抗，使近年来民间维权活动备受国内外的关注，也在某些个案上取得过有限的成果。然而，不要说这些民间群体之间缺少凝聚核心和协调行动，即便能够形成民间统一体，官民之间的实力对比仍然过于悬殊，民间社会也无法聚积起足以抗衡官权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国向自由社会的转型过程，不仅是渐进的且是长期的，甚至，时间之漫长和过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最保守时间估计。

看到中共的自我调整和统治技术改进，看到精英阶层的犬儒化和民间力量的弱小，看到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漫长艰难，并不意味着一党独裁可以千秋万代，更不等于放弃自由中国的理想而向独裁现实缴械投降，而是要求民间人士必须保持清醒：一方面，不能低估民间力量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间的急功近利倾向，不能仅仅局限于民间维权的角度看现政权的统治方式，即不能陷入自我虚构——虚幻的英雄主义骄狂和一夜变天的幻想；另一方面，民间不能低估自己的对手，即不能低估中共政权的自我调整、控制局面和收买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低估西方自由世界的见利忘义，即西方国家在自身利益左右下的现实主义外交，不但常常表现为对暴政的绥靖，甚至表现为西方政客与东方独裁者的勾肩搭背。

在此意义上，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内外力量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在正视严酷现实的基础上，立足于民间社会和体制外力量的培育，筹划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2006年7月30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进入2006年以来，中国的一切（腐败、暴政、危机、苦难、维权、抗争）和世界的一切（西方醒悟、人权谴责、独立调查、国际介入）仿佛都被放入一台巨大的加速器之中，缠绕在一起加速运转，并催化裂变，终于开始形成了正义与邪恶的泾渭分明的两大壁垒──以大陆千百万抗议民众、维权人士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异议人士加上西方有识之士及民主国家为一方，以负隅顽抗的极权主义暴政为另一方，展开了自苏东集团崩溃以来最关乎人类命运的最后较量。

   无数迹象表明：当前，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同时也到了最有希望、最有盼头的时刻！
    
    特别是今年3月9日开始被海外媒体揭露出来的“苏家屯集中营”事件，以及7月6日公布的加国独立调查报告，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关口。我曾在此间的一篇评论中，将这一关口称为“活摘门”。在我看来，面对这扇“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活摘门”，要么是人类正义与文明的泯灭，要么是蓄意地、系统地制造这一“活摘门”的暴政的崩溃，别无它途。
    
    在危机的另一面，似乎在远离“活摘门”的海外，若干个无赖政权正在“趁火打劫”──伊朗搞的是核讹诈，朝鲜在核讹诈之上又试射了多枚中远程导弹，现在黎也嫩真主党又挑起了恐怖主义事端……如果深入观察和分析一下，上述国际危机的连番爆发，其目的也许就是为了掩蔽国际社会对“活摘门”的注意力，拖住美国推进全球民主的战略步骤，捆住美国人的手脚。
    
    最近有西方观察家（D. J. McGuire）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不自由，美国永远不会安全。（见大纪元7月25日讯）他认为，现今世上危机丛生，恐怖组织真主党与以色列之战，伊朗及北朝鲜的核武和飞弹，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的延续。把危机孤立来看的人……他们错了，因为今天我们站起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就不仅是反对一个邪恶残暴的政权，并且也是反对一个在危机背后的实体，它是一切自由的敌人的大后台。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凶害，它是民主世界真正最大的威胁，因为没有了它，所有其他的各种危害必将虚弱无力，甚至可能不存在。
    
    确实，从近期西方机构和媒体披露的事实看，黎巴嫩恐怖组织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来自伊朗，制造者正是中共。并且，伊朗最近浓缩的铀是中共90年代卖给它的。而北朝鲜一直是中共的卫星国，与北京政权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君不见在加拿大独立调查员的“活体摘除人体器官”报告即将公布前夕，金正日就“及时”地发射了导弹！
    
    为什么中共要寻求与世上最臭名昭著的政权及最卑劣恶毒的恐怖份子联盟呢？D. J. McGuire先生指出，因为他们有共识：仇恨美国，惧怕民主。中共很清楚它在中国人心中真正是什么东西。它知道已有约1200万党员离开它，投向真理。它也知道民主世界光芒万丈，例证没有专制暴政的中国会有多好。中共国根本比不上民主中国，所以中共要消灭民主。
    这位观察家进一步指明：“这也就是中共政策的背后目的，要使世界给独裁者有安全感，他们是伊朗的霍梅尼、叙利亚的阿萨特、北朝鲜的金正日、古巴的卡斯特罗、非洲辛巴威的穆卡比，委内瑞拉的查维兹、非洲苏丹的巴锡尔。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在跟美国打冷战，偏袒美国反恐战中的所有敌人。共产党知道它们不能与自由世界共存。要么是它们，要么是我们。”，“中国不自由，美国永远不会安全，所以这也意味着，中国对抗共产党的战争，也是美国的战争。”
    “要么是它们，要么是我们！”这句大义凛然之语，当年我们曾从罗斯福口中听到过。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的历史功勋天日可昭──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和付出惨重的代价，法西斯主义将肆虐全球，中国人仍将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中，如果没有美国肩负起人类文明的责任，共产主义将极有可能施虐欧亚，二分之一以上的人类将成为斯大林集中营的囚徒；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浪潮中，如果没有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民主国家的数量怎么可能成倍增长，自由民主也不可能成为全球性的文明普世价值。
    因此，中国不自由，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就不安全──这样的观点已越来越成为全球民主国家和政治家的共识。我赞同余杰与王怡、李柏光一起赴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时，当面向布什总统提出的吁求“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我也同意余杰指出的，吁请布什总统关注、参与和推动中国的变革，是一个热爱中国、关怀中国未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利和选项。
    二战结束时，是美国人用血与泪将日本和德国从法西斯巨祸中拯救出来，并将民主制度成功地移植到了这二个前邪恶国家，使之成为除美国之外的经济最发达的民主堡垒。此外，包括波兰与东欧诸国、亚洲的韩国、台湾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在争取民主化的艰难险途上，哪一个不是依靠美国强大的“外力推动”，才克服了重重阻碍，实现了极具“美国色彩”的自由和民主？
    我们听到，作为美国公民和政治家的D. J. McGuire先生在7月21日的发言中已经发出呼吁──中国人和美国人团结起来，这世界上最年轻最坚强的大国结合着最古老最丰富的文明，必然能打败共产党加害两国人民的恐吓与胁迫。美国人民已经看到共产党的威胁，他们必将明白共产威胁已经与恐怖威胁合并，所以他们也必将行动起来。直到那天来到，我必尽我一切能力帮助中国人民拿回他们的国家。
    2006年由中国危机带动的世界和平与文明的危机，已开始全面爆发。我相信，结束专制独裁走向自由民主之途，除了依靠全民族的觉醒和全中国人民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绝对离不开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民主世界的支持与帮助。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就是铲除世界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专制毒瘤，这与维护世界和平和最终实现人类自由幸福，已经密不可分。
    危机正在加剧，中国亟待拯救，民主可以移植，美国责无旁贷。所以，我要在此向世人指出：推进中国自由化与民主化，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不依靠美国，我们还能依靠谁？
    2006.7.26.宁波
    
    —首发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