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清:《静静的顿河》与刘宾雁及其它

擅写小说的友人们对俄罗斯萧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十分赞赏,推崇备至,我受到影响,也寻来阅读。四十年前读过的小说,现在再读,恍若隔世:着眼点完全不同了。恰值刘宾雁逝世不久,网上有关于刘宾雁的争论文章,就不由自主地把二者联系起来思考。兹将思考断片记录于下,以就教于方家。

战争与真实

《静静的顿河》叙写战争,叙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德之战和前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及其后的内战。这是一部与古今中外所有描述战争的小说不同的书。凡描述战争的小说,总有倾向性。颂甲非乙,是不入流的,如大陆五十余年来所有的描述战争的小说;分正义非正义,是二流的,如海外描述一战、二战,历史上描述各种战争的小说;只作客观的叙写,是高明的。我读书不多,外国的一时说不上来,中文的则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虽然有“蜀汉正统观念”,但在对战争的描述上是客观的。这是《三国演义》流传几百年而不衰的一大原因。

《静静的顿河》对战争也是一种客观的叙写,但有别于《三国演义》的那种客观。它没有《三国演义》的全面、宏大,却似乎更置身事外,在极权专制的苏俄前期,这有着十万分特殊的艰难和十二万分的巨大意义,因而也更高明。于此,可写一篇大文章。

《静静的顿河》叙写战争,作者在总体上置身事外,无倾向性,但在叙写具体的战斗过程和细节的描述上,则非常投入,栩栩如生。这种投入是作者描摹的人物的投入,人物心灵的投入。主人翁格利高里当了师长后跃马冲锋,砍死四个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细节叙写很细很真,读者如身临其境,即其显例。这种既置身事外又非常投入、细节逼真的叙写描述,使读者不自觉地认同了作者的叙写描述,也就是感到了真实。

《静静的顿河》的真实,其不凡之处,在于平实的真,真的平实。所有关于草原的美丽迷人、关于爱情的专注执着、关于死亡的冷静残酷……都是如此。最令人心折的是关于抢掠的叙写。哥萨克似乎在血液里有抢掠的基因。萧洛霍夫虽然没有明言,却不时有所流露。典型的哥萨克、典型的农民、勤劳善良的潘捷莱携大儿媳妲丽亚去探望二儿子格利高里时,毫不羞耻、心安理得地公然抢掠了女房东的情节,让我极其震惊。我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静心再想、三思,才领略了肖萧洛霍夫的高明:哥萨克血液里有抢掠的基因。所有打仗时的哥萨克抢掠行为都不足以说明此点,唯有对潘捷莱与妲丽亚的抢掠看似闲笔的叙写把这很重要的基因——也是全书的基因之一揭示了出来。哥萨克生活在顿河流域几百年上千年,演绎了无数美丽动人的故事,也留下了数不清的愚昧、丑陋和残暴。这就是生活,平实的真,真的平实的生活。萧洛霍夫把它叙写出来,绝不回避人性的丑陋恶劣。正是这种平实的真、真的平实的叙写,铸就了《静静的顿河》的不朽。

这种不动声色又入木三分的叙写在中文的古小说中有,在近人、今人的小说中似乎未见。当然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只觉得新疆民歌“大坂城的姑娘”一句歌词类此。且容细说。

新疆维吾尔族与古时的突厥族有渊源,原始、游牧、剽悍、掳掠成性。我在新疆时,听说过这么个真实的故事:新疆大学一汉族姑娘嫁给了维吾尔族的同学。维吾尔族的丈夫带了汉族的妻子回到草原上的家。白天的歌舞欢宴过后,夜晚一家在一个帐篷里休憩睡觉。新婚的丈夫与妻子行周公之礼后离开了,一会儿,丈夫的弟弟来了,弟弟离开了,公公来了。大陆的文学作品描写类似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陋俗时或是展示式地津津乐道或是道貌岸然地谴责,我没见过如萧洛霍夫式的叙写。只有王洛宾采撷记录的新疆民歌“大坂城的姑娘”的歌词可媲美于萧洛霍夫式的叙写。那歌词“你想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为什么要“领着你的妹妹”来?就是要妻子的妹妹也嫁给他。这不是我在胡言乱语,胡编乱造,天方夜谭。古礼如此!“妾媵”的“媵”字就是指随妻来嫁的妻妹、女子。古礼规定,“侄娣”随嫁,侄娣就是堂妹。春秋时这样的史例记载很多。大陆无论南北各地民间都有类似的俗话“小姨子有姐夫的一半份”,追根究底,恐怕也是源于此。王洛宾照录这段歌词,不删不改,是一大功劳,把古代的这一习俗用歌曲留给了后世,就如萧洛霍夫用小说的语言把哥萨克的抢掠基因叙写出来一样。在近五十余年来的中国,还原生活平实的真、真的平实,在文艺作品里,我看,王洛宾是用最简单的文字做的最好的。可惜,一直来,似乎从没人注意到这一点,没人注意到这歌词的悖情——干吗要“领着你的妹妹”来?谁都没有深究!但潜意识里全都接受了——不管是以什么原因,反正没人要改这句歌词,无论是刚出炉的五十年代,还是疯狂的六十年代、更加深入批判的七十年代,抑或是多少缓过神来的八十年代,都没见人要改这句歌词。值得庆幸,更证实了人性使然!“大坂城的姑娘”和这句歌词会不朽的。我今天借着写这篇小文,把它点明。

刘宾雁与真实

这就联想到刘宾雁了。刘宾雁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还原了作为一个人的平实的真,真的平实。因为刘宾雁六十余年写作活动的影响巨大,更因为,五十余年来大陆人文道德的全体沦丧,刘宾雁平实的真、真的平实的一生就显得特别地有现实意义。

粗数刘宾雁一生大的思路历程,有三桩言行最值得注意探究。一是1949年中共建政,他出访东欧时听到消息,并不欢欣鼓舞,反倒隐隐有沉重感;二是1952年,刘少奇发表“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一文,他看到了,感叹“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三是2005年,他在普林斯顿八十寿诞庆贺会上的演讲,庆幸自己当了右派,否则,或早死了或是帮闲或成为学棍姚文元。

作为共产党员的刘宾雁曾自述早年经历过这么一件事:抗日战争某年,他们的小团体通过日寇敌占区时,领导下令杀死了怀疑可能会“喊一嗓子”暴露他们的同行者“托派”。杀死的方法是活埋,活埋时有一婴孩,参与杀人的一个女青年动了恻隐之心,提出应该留这婴孩活命。

这些反人性的行径在刘宾雁的心上留下了阴影,挥之不去。刘宾雁有善根,正与《静静的顿河》里的格利高里同。格利高里作为暴动军的师长时,为赶去救被捕的同村红军、儿时伙伴,跑死了一匹马。因救不及,愤怒的差点杀死了动手杀掉了红军的长嫂。这个善根我看是与生俱来的,当然还要加上一点后天的悟性。同是善良的嫂子妲丽亚就与格利高里不同,就是缺了这一点后天的悟性。刘宾雁的善根与悟性,使他一开始就对共产党的悖理逆性有潜意识的反感和防范。这就是他对自身作为一员的中共夺取了政权,马上就要有荣华富贵的前景反倒隐隐有沉重感的缘由。

刘少奇著文号召共产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是共产党的党性和刘少奇的本性决定的,顺理成章合乎自然。但在同为共产党员的刘宾雁则不行。刘宾雁的血液里除了有善根,还有自由的基因——他参加共产党,就是寻求自由。真实的刘宾雁不愿做驯服工具,平实的刘宾雁在五十余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当时就觉得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没有严辞谴责,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故弄玄虚。普普通通、平平实实。这就是刘宾雁,真的平实,平实的真。人性是没有虚假的,是无需虚假的。与刘宾雁同代人的戈扬在过了四、五十年后还说:“学雷锋总还是好的吧。”也是一种十分美好十分难得的真实。就因为戈扬不会作假,戈扬认识如此。刘宾雁的真实象格利高里,戈扬的真实则类乎妲丽亚。

刘宾雁2005年2月27日在普林斯顿的演讲是悟道之言、得道之言,其内容,其神态其举止皆臻于平实真实的极致。

一般来说,都是说打了右派,九死一生。刘宾雁却说,幸亏打了右派,免却一死。不明底细者,或以为矫情。未知这却是刘宾雁另一平实的真,真的平实。刘宾雁的右派生涯因种种原因相对而言并不象许多右派那样妻离子散,历尽磨难,苦如黄连,险死还生。

倒是同是右派闻人的海默,1963年被陈毅平反礼遇,文革时因此被装进麻袋活活打死的真实,远隔四十三年后,余悸犹在刘宾雁脑际震荡。刘宾雁就叙说自己这“偶然”的缘分,被打成右派,却躲过了堕落与死劫。

人有善根,也有恶念。人性之丑陋,在《静静的顿河》里随处可见,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其丑陋的一面。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萧洛霍夫不避忌此,也是铸就《静静的顿河》垂之不朽的原因之一。刘宾雁当然肯定也有其人性丑陋的一面,同萧洛霍夫一样,刘宾雁不避忌不讳言自己的丑陋,他明言自己可能会成为帮闲、会成为学棍姚文元。环境改变人,形势比人强。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软弱的一面是经不起反复的揉搓“考验”的。

八十年的人生,对人生的感悟,不可能永远心明如镜、一以贯之,曾有的迷惘、徘徊、矛盾是最自然不过的真实,穿云破雾,找到光明是一种可能,最终仍然在两难的抉择中也不是不可能而是很自然的。无论是那一种真实,都是善的、美的,唯独矫饰、作假,会破坏真实,从根基上拿掉了善美。

那些拍着胸脯,慷慨激昂振臂高呼豪言壮语者或许真是一时的英雄;那些超然者,无论是真超然,还是假作超然,置身事外,语总玄虚,高人一等,或许是智者隐者;但只有历经磨难炼狱、遍尝甜酸苦涩识得真的平实、平实的真的生活后,无论身心踞颠峰处低谷而仍然直面生活绝不回避者,才是人生的俊杰、人生的悟者。刘宾雁就是这样的人生俊杰、人生悟者。

刘宾雁的那次演讲借助现代科技,以录像的形式留给了后世。我有幸当场聆听且事后观看了录像。刘宾雁彼时已在癌症后期,可谓病入膏肓,但几乎看不出他的病相,也绝无耄耋老人垂垂老矣的龙钟之态。东北大汉的伟岸身躯,温文儒雅的学者风范,自然真诚的笑容,庄重肃穆的沉思,让人感觉到象一座沐浴在晚霞的青山。他面向数百大多数不识的大众,如对朋友若与家人,不疾不徐,不高不低,掏心掏肺,娓娓而谈。其间,有一大段的停顿空白,是忘了彼时所讲内容很重要的“之三”,只见他抓抓头发,敲敲脑袋,冥思苦想了半天,终于放弃了,“忘了!”一笑,无奈的一笑,自嘲的一笑,也是淡然而辗然的一笑。我在聆听的当时,有过后一定设法去查查资料,查出他要说的这“之三”是什么的想法。但过后、至今,我没有去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何须查呢?!真的平实、平实的真的演讲中间出现的“忘了”本身,就是一种平实的真、真的平实的极致。什么都没有这种真的平实、平实的真重要,又何须画蛇添足、狗尾续貂呢!

信义与忠诚

《静静的顿河》叙写白军红军双方交战,几乎没有讲过信义。最典型的例子是:彼特罗等十几个白军哥萨克得到红军承诺投降不杀,从沟底爬上来,却立即被同村好友红军米沙杀个精光。红军一个团千方百计投诚白军,却被白军处心积虑设计让哥萨克老汉妇孺活活打死。这全然不讲信义同中国所有小说的有关叙写迥然不同,让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领略了战争的另一画面场景。萧洛霍夫是完全写实,还是有意矫枉过正,以揭示战争本身的极端残酷毫无信义?我不知道!

按说,信义,是全人类的共同人性,我们中国人特别讲这一点。一本《水浒》,就讲一个“义”字;关云长,义薄云天;季布,一诺千金;樊于期,刎颈谢恩;高渐离,毁目吞炭、击筑刺秦,都是千古流传的美谈。西方、俄罗斯的历史、传说里此类例子也不在少数,为什么萧洛霍夫就回避了这一点?全册《静静的顿河》,除了格利高里和他的传令兵普罗霍尔交往,给人还有信义的美观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说是信义的叙写了。

信义和忠诚是双胞胎、是联体姐妹。《静静的顿河》既不要信义,也就把忠诚撇到一边去了。格利高里一生,时而白军时而红军的本身就毫无忠诚可言。如果说不要信义,不知道是否萧洛霍夫的故意,那么,撇开忠诚,则可以肯定是肖罗霍夫的有意,因为格利高里时而白军时而红军的一生是作者呕心沥血安排的。这个萧罗霍夫为什么要这样叙写呢?当我读到最后一卷第八卷时似乎有点明白了。

第八卷叙写了这么个故事:格利高里被迫加入佛明匪帮。他们陷入绝境,只有五个人时,卡帕林找对佛明不满的格利高里商量,杀死佛明等三人向红军投诚以换取活命。虽然佛明是一个残暴、淫荡、贪婪、无能、伪善的家伙,但格利高里还是十分厌恶地拒绝了。卡帕林哀求格利高里不要出卖他,格利高里答应了。格利高里兑现承诺,在佛明三人怀疑地询问卡帕林与他说些什么时给掩饰了过去。当夜,佛明三人杀死了卡帕林,格利高里则在熟睡中命悬一线、险死还生。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什么呢?让我明白了萧洛霍夫其实写了忠诚,更高意义上的忠诚,不是忠诚于某一方,而是忠诚于人性。格利高里不忠红、不忠白,他忠的是人性,忠的是,人在绝境时也不能堕落,无论以什么名义,都不能!佛明该死该杀,如果在任何其它可以杀他的场合,格利高里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但绝不能这样杀他!这就是人性的底线,格利高里守住了,也就守住了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忠诚。同样。他对卡帕林的承诺和兑现承诺较之季布的一诺千金也更高了一个等量级。那不是千金可换的,那是人性的极限极致!

华夏传统文化里有相类似的忠诚,所谓“不欺暗室”即是,孔夫子将其概括为两个字“慎独” .它绝不是一般意义上言情古小说武侠小说所津津乐道的“坐怀不乱”之类的渲染。被人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对此有十分精到深刻的说明:“孔子所云:”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者‘,古书所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此‘慎独’之学,功夫直造乎‘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是,岂世俗人所能梦见,所能意识到。谈学必从严,否则必误人!吾故深悔昔年之所为。”(引自梁漱溟1980年复黄河清信。)

“慎独”的指向,“慎独”的忠诚,是人性!人性的极致,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由此,我想到了刘宾雁,想到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显而易见,刘宾雁的忠诚与格利高里的忠诚有同有不同。不容否认,刘宾雁的忠诚比格利高里的忠诚低了一个档次。无论如何诠释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这忠诚的指向是一个主义,一个道理,一个正确的主义、一个正确的道理,不是人性。当然,可以说,刘宾雁希望或者说相信他忠诚的指向会是合乎人性的。

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象格利高里那样直接指向人性呢?这就要说到他们人生道路的不同。刘宾雁从少年时代起就有追求,追求主义、道理,美好的主义美好的道理,正确的主义正确的道理,所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都涵括在主义道理里头。格利高里没有什么追求,他只是潜意识地希望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说爱就爱地生活。所以,刘宾雁会很快地从崇高的理想堕入世俗,格利高里则可以说始终处在平实的世俗中又始终超然物外,虽然他是无意识的,也就显得更难得和更可贵。

堕入世俗使刘宾雁总希望自己是对的,或者说总不能相信自己错了。在苏东波一泻千丈一溃无遗的事实面前,在大陆当政者残忍惨毒屠杀折磨人民的真相被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无需任何怀疑辩驳的时刻,刘宾雁还是希望那个杀人的主义是对的。他一边义无反顾地谴责当政者的荼毒无人性,一边苦心孤诣地号呼嘴勿歪念正经。这就是刘宾雁,晚年的刘宾雁,最真实的刘宾雁!我非常欣赏这样的刘宾雁,因为这才是最符合人性的刘宾雁。可以说,刘宾雁这个时候的顽固坚持,毋宁说是忠诚、追求正确美好的主义道理,不如说已进而忠诚、追求、坚持人性了。

这正是“慎独” !刘宾雁若是轻易地随大流骂主义,就不成其为刘宾雁了,就没有“慎独”了!正是“慎独”,使刘宾雁如此慎重、真实、勇敢、正直因而也更彷徨、迷离、两难、痛苦。

刘宾雁的不随便,正是真;刘宾雁的忠诚、正是美;刘宾雁的慈悲,正是善。

刘宾雁的顽固、坚持,正是人性的回归,正是人性的典范。

刘宾雁,终其一生,在矛盾中。他的犹豫、他的挣扎、他的不彻底,尽在这矛盾中!他的真实,他的人性、他的良心、他的可贵,也无不在这矛盾中。彻底否定主义,也就是彻底否定自己一生的追求,这是非常痛苦的事。周扬、李锐之属,何尝不明白主义是祸根,可就是没有勇气走出来,因素很多,这会彻底否定自己一生的追求,也就是彻底否定自己的一生,彻底否定自己一生的价值是最主要的。这是人性!刘宾雁走出了大半——否定施虐者,是人性,但抓住主义这根稻草,以“好经给歪嘴和尚念了”为理由为安慰,自欺欺人,也是人性,更是人性!

当然,这是局限,是刘宾雁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几代人的局限。无论胡风、章伯钧、顾准、张中晓、李慎之,还是张志新、王申酉、遇罗克都脱不了这局限;刚烈、彻底如林昭,也有扮作窦儿喊冤的时刻和心态。可以说,大陆那几代人,概莫能外,连老到成熟的鲁迅,也将人的出汗分为林妹妹黛玉的香汗和倔老汉焦大的臭汗。

时代的教主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无不在阶级社会中生活,每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这个教主同时是自承无法无天的皇上,掌握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利。这就使阶级性贯穿于时代中的每一个人,贯穿于每一个人的每一言行。全是阶级性了,也就是没有了人性。文学研究所前所长何其芳被毛泽东召见时战战兢兢地问:文学作品里可不可以写人性。毛泽东答曰:人之于味,有嗜则同。钦定人性就是“食色,性也”的动物性。这同后来的吃饱就是人权的钦释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的。所有复杂一点的、高贵一些的人性全都推给了万恶的时代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了。

大陆当今的境况,人性的全面沉沦堕落,愈演愈烈。目前,看不到人性复归的希望。因此,刘宾雁一以贯之对人性的坚守,就蕴涵着深远而伟大的意义。

我注意到流亡作家郑义对刘宾雁的剖析。郑义主要是从人性人格的角度而不是从主义、政治的层面来剖析刘宾雁的。郑义从刘宾雁的死中发掘人性,呼吁人性的复归。这同郑义最早忏悔、最彻底忏悔的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也是总能居高临下、置身事外、以审判者自居的人所难以企及和不能理解的。

刘宾雁,是我们这个时代,体现最活生生的最真实的人性真善美的最大标志。

从刘宾雁的矛盾中深入发掘,可以见出人性的真实和辉煌,正如《静静的顿河》中的格利高里。在事实的铁证面前,在感情的漩涡中,刘宾雁寻找理性的支持来安慰来肯定自己,这中间该有多少不解、疑惑、苦闷、犹豫、彷徨、挣扎、浮沉的痛苦!?值得庆幸的是,无论如何痛苦,无论心在如何支离破碎地咬啮,刘宾雁在这种极端的矛盾痛苦中仍然稳稳地、牢牢地、定定地守住了诚实、正直、慈悲、担当、良心!正如格利高里。

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刘宾雁忠诚的指向已经不是主义,不是道理,而是人性了!

刘宾雁矛盾的本身,见出了真实,见出了人性。这是最重要的,对于刘宾雁是如此,对于我们这个民族也是如此!多么平凡的刘宾雁,多么不凡的刘宾雁!多么真实的刘宾雁!多么了不起的刘宾雁!我愿意引用郑义的话来赞美刘宾雁:“现在静卧在花丛中的这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他的人格会如此完美?”(引自郑义“我们将长久地分享他的光荣——在刘宾雁遗体告别仪式上的发言”)。

闲话

顺便谈谈1989年天安门喻东岳、鲁德成、余志坚三君子被学生送交警察的事。

无论如何处置三君子,赞同、宣扬、仿效,且不论;疑若特务、恨如仇敌、视为帮倒忙,也在情理中;可以骂、也可打、不妨示众……甚至乱殴至死,就如鞑靼村老人妇孺妲丽亚打死红军俘虏所体现人性原始复仇心理、残暴野蛮基因一样,都比送交警察好。就是不能把他们送交警察!这是人性的底线问题。相对格利高里不卖卡帕林来说,学生以至我们整个民族,头钻到裤裆里去,脸还要红上三百年!这不仅是没有担当、怯懦、出卖的问题,是没了人性还不自知的问题。没了人性还不自知,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幸亏,我们还有一个刘宾雁,他在全体堕落的当口,象格利高里一样,坚守住了人性!

刘宾雁的意义在其真的平实、平实的真!所有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与否的指责和颂扬都离不开这真实,所有回归人性的返朴和启示也都离不开这真实,尤其是这真的平实,平实的真!

书和人一样,真善美,首先是真,惟其真,善美才有着落,才是真的善美!真中既有善美,亦有丑恶、丑陋。全然、纯然的善美,无所谓善美,只有相对丑恶、丑陋的善美才是真的善美。如此的真善美,才是不朽的!故,《静静的顿河》会不朽,刘宾雁将不朽。

单是写报告文学,为民请命,疾呼第二忠诚的刘宾雁不是完整的刘宾雁。即从政治层面来看,也有自承“小骂大帮忙”的刘宾雁(刘宾雁对李锐语,见李锐文章)更不是完整的刘宾雁,何况比政治复杂丰富得多的人生!我无能为把握论述完整的刘宾雁,故我借写《静静的顿河》读后感,从真实、平实、人性的角度略谈我心中的刘宾雁。

我对《静静的顿河》也无法把握整体,只能如此如零敲碎打蜻蜓点水般地谈点感受。无论所见是否有点道理或是荒唐可笑,都不要紧。高兴的是:我思考了,我有悟了,我认真地参与了!

2006、3、26草于地中海畔,改于06、6、4
首发北京之春

胡平:软力量与专制主义

最近,八十一岁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新书里声称:“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它没有那种可以推进自己的力量,进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日中国向外输出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甚至不是电视节目)。

在这里,撒切尔夫人讲的是所谓软力量,即思想、文化和制度的优势。当然,撒切尔夫人是有资格讲这种话的。如今的英国虽然早已不是日不落帝国,但是它的软力量却继续影响着全世界。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与科学,均源自英国——想想洛克、斯密、牛顿这三个人就够了。无怪乎奥地利的哈耶克要对英国人说:不要忘记,是你们教会了世界人民怎样生活。

在六年前的一次讲演中,撒切尔夫人也谈到了中国。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无疑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权,它过去的历史,尤其是它现在的意识形态,使之在可见的未来都会对西方充满敌意。以为经济的进步会自动地带来(政治的)改变的观点是靠不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依然保留了共产主义的许多特色。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不会成为和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起码是在中国还被社会主义的包袱拖后腿的时候。但它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有危害的地区霸权。撒切尔夫人反对孤立中国,她主张把中国进一步引入全球经济体系;西方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要坚持原则,不要姑息退让。撒切尔夫人说,等到共产主义在中国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破产了,西方可以用新的方式和中国打交道,不过在近期内好像还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在此前西方仍应对之保持警惕。

关心国际政治的人不难发现,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和对苏共政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西方对苏联的态度硬,对中国的态度软。当然,这中间含有拉拢中国牵制苏联的战略考虑,不过等到苏联解体后,西方对中共的态度依然保持温和,要比当年对苏联的态度更软。这大概是出于以下几种原因:首先,当年的苏联,在军事上虽然比美国弱,但毕竟是美国之外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次,苏联不仅自身国土辽阔,而且还拥有一系列卫星国,在西方世界的心脏地带欧洲占有一半天下。再者,苏联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模式一度具有巨大的传染性,它不但在第三世界有相当的感召力,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也有一些同情者和支持者。而在以上三个方面,今天的中国都不能与当年的苏联相比。第一、在短期内,中国不大可能成为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第二、共产中国没有自己的卫星国。第三、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缺少感召力,没有传染性,没有什么追随者。再加上中共坚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许多西方人出于对经济决定论的迷信,一厢情愿地认定,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政治的发展,经济的改革必将引发政治的改革;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国际接轨,这就可望用国际社会的准则去影响和改变中国。于是,西方国家便纷纷采取和中过积极交往的政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交往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中共政权的专制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弱化或改变,反而有所增强。在中国,经济发展非但没有成为政治改革的动力,反而成为政治改革的阻力,成为中共继续坚持一党专制的最大资本。不错,今日的中共政权缺少主义的包装,缺少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看上去就缺少传染性。但实际上则未必。在意识形态被普遍消解的今天,没有主义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主义,那就是彻底的机会主义,那就是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由于不依赖任何特定的主义的包装,因此能适用于打着任何主义的旗号的专制,因此就具有一种也许是更大的传染性。当年苏联的专制主义披着共产主义的外衣,而共产主义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所以苏共政权的传染性是很明显的。但是当年的纳粹德国呢?当年德国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种族特征,按说决不能适用于其他国家,因此也就不会有任何传染性。但实际上纳粹德国也有很大的传染性,它的传染性不在于它的种族主义,而在于它的专制主义。如此说来,以为现今的中共政权没有传染性,恐怕还是失之片面。

诚然,在当今世界,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制度在文化上占优势,专制无疑是野蛮的、落后的。可是从历史上看,在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中,文明并非总是获胜的一方。这就提醒我们,面对中共这个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霸权,自由的人们必须采取更坚定的立场。

首发北京之春

力虹:以最大的诚意揣度胡锦涛的宿命

昝爱宗:请浙江省调查并公布杭州萧山区政府"7.29暴力拆除教堂"真相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政府在7月29日(礼拜六)下午动用大批警察(包括武警),据说有数百辆政府等专用车,有大约3000名人参与,该区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建部门具体负责组织拆除人员,动用大型掘土机等,暴力拆除建筑在萧山区党山镇车湾路村的一村民基督教聚会点——家庭教会所在的教堂,由当地众多教徒集资建造。
据30日前往现场了解情况的基督徒透露,29日政府暴力拆除方和基督徒一方发生了严重冲突,有一女性基督徒被暴力致伤,”快要死了,因为医院都不收治了”。据说还有97岁老太太被打,有群众指政府暴力拆迁方”他们下手很狠的”。有群众反映有事件过后有四五十多个基督徒被抓,不知道被抓到什么地方去了。政府用暴力拆迁,动手打人,有人现场拍照和录象,录象和照相设备被打坏,有的用手机拍照,也被抓走了。周围群众很恐惧,不敢将偷拍的照片公开。30日有基督徒前往事发地,所乘坐的汽车牌照却被当地机关登记下来。
萧山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长邱有来8月1日公开表示”一个也没有受伤”。新华社30的发布新闻,称”整个过程未发生冲突和人员伤亡”,只是”警方拘留两名闹事者”。事实上新华社是虚假报道,现场发生了严重冲突,政府派大量警力和暴力拆迁人员,强拆教徒们用于聚会和祷告的建筑物,”先动手打人”,致使多人受伤,至今真相未被公开。事后,新华社和《杭州日报》、《萧山日报》的报道却都没有记者署名,而且也没有报道当天强制拆除的是什么建筑,可见是上级授意的”官方指定报道”。《萧山日报》这样报道:”7月17日凌晨起,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没有办理任何土地报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党山镇车路湾村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地上强行突击抢建一处占地3.99亩,面积820平方米的非法建筑。事情发生后,党山镇、村两级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和劝导,并向全镇群众发出公开信。区国土、建设等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和《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法规进行了政策宣传。但这些人员对此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我素。””29日下午1点30分左右,在非法建筑工地现场,区国土、建设部门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再次对有关人员进行劝导和教育。2点35分,施工人员撤出后,依法将非法建筑拆除。””当非法建筑被拆平时,围观的群众都拍手叫好。”
据了解,用于建造聚会点的土地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曾是教堂,五十年代根据”形势需要”被改变成群众文化场所。萧山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长邱有来称这块土地是”国有土地”,将被用于”建设综合商贸市场”,至于补偿,”1987年时就解决了”。
8月1日,《联合早报》和《明报》等报道了这个事件,法新社引述香港人权组织的报道指出,这冲突事件共有20名示威者受伤,其中四名伤势严重。警方逮捕了五名涉嫌组织示威的领袖。报道还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约3000名基督教徒,为了阻止土管和城建部门工作人员拆除非法盖建的教堂而与约500名警察发生冲突”。事实上,当地群众看到有大约3000名警察,该报道则有约500名警察。
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以此题报道”建设中的家庭教会基督堂遭强行拆除”:杭州萧山一座兴建中的家庭教会基督堂被指非法兴建上星期六遭到强行拆除。而来自民间的消息称,基督徒为兴建这座教堂多次堵路示威表达意见,事件另有内情。警方现正严控局面,当地人心惶惶。
目前,在萧山区委有领导所言”一个也没有受伤”和新华社”整个过程未发生冲突和人员伤亡”的情况下,而独立记者们和海外报道所了解、披露的事实情况,明显不一致,有极大的差异。请浙江省有关部门独立调查杭州市萧山区政府暴力拆迁事件,积极救治伤员,惩处暴力拆除责任人,公开”7.29暴力拆除事件”真相,并向新闻媒体开放,允许公开报道。
一个政府,应该以文明取信于民,以法治来取得成效,以公开来制约权力,而不是动辄采用暴力手段,推行强权政治。
附:正在被暴力拆除的基督徒聚会场所

http://www.xsnet.cn/gb/content/2006-07/29/content_750088.htm
电话了解并补充消息:
起因:当地政府批准该教会在另一地方造教堂,但教会认为在现在这个地方造(地段较好),政府说七天后给答复,但七天过去没有反应,教会视为默认,就自己开始造,事发时,教堂已造了相当大部分,上面有照片为证。
过程中的几点使用暴力的情况:
   政府派出的吊车、推土机不顾房子上有人,强行拆除,以致有人摔下来受伤。
   警察用电警棍电人,然后扔到警察的车里带走。
   尚未使用的建筑材料,如楼板等,被敲碎捣毁,破坏,损失严重。
  另有一些教友被带走,不知道被拘在何处。

Commentary manuscript lands Tibetan youth ten years in prison

Commentary manuscript lands Tibetan youth ten years in prison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CHRD), a Tibetan youth, Dolma Kyab, 29 years old, has been sentenced to ten years imprisonment term for writing
and maintaining a commentary manuscript about Tibet.

He is currently imprisoned at Chushul (Ch: Qushui) Priso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AR). Dolma Kyab a.k.a Lobsang Kelsang Gyatso (pen name) was arrested on 9 March 2005 in Lhasa where he was
teaching History at a Middle School. As a passion for writing, he maintained a commentary manuscript written in Chinese titled Himalaya on Stir (Chinese: Sao dong de Ximalayashan), which was a compilation of 57
chapters written on various topics about democracy, sovereignty of Tibet, Tibet under communism, colonialism, religion and belief etc. Along side the
manuscript, he also began writing another one on the geographical aspects of Tibet, which was comparatively short, yet touched on sensitive topics about the location and number of Chinese military camps in Chinese occupied Tibet etc. Upon arrest in March 2005, Dolma Kyab was first
detained at the TAR Public Security Bureau Detention Centre, popularly known as Seitru in Tibetan. On 16 September 2005, Lhasa Peoples
Intermediate Court wrongly charged him of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and passed a verdict of ten years imprisonment term. Although his family
appealed for a just retrial, the court upheld the sentence on 30 November 2005. Upon the declaration of sentence, he was shifted to the then newly opened Chushul Prison. However, the prison officials refused to accept him as a prisoner because Dolma had contracted Tuberculosis whilst in detention. After some treatment, he was transferred to Chushul Prison in March 2006 soon after the Tibetan New Year and continues to be imprisoned there. TCHRD is highly concerned about Dolma Kyab and seeks the support of human rights group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securing his release. The Centre deems the case as an outright clamp down on the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in Tibet.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to the enjoyment of all human rights. Article 19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proclaims: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this right includes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without interference and to seek,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any
media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

The Centre calls upon 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Mr. Ambeyi Ligabo, and also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to issue their intervention on the case of Dolma Kyab.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Dolma Kyab Dolma Kyab a.k.a Lobsang Kelsang Gyatso (pen name) was born in 1976 to Mr Khetsun and Mrs. Dolma in Ari Village, Chilen (Ch: Qilian) County, Tsocha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AP), Qinghai. He attended the local Primary School in 1984 and later joined the County Middle School. After completing his schooling in 1995, he joined a Teachers Training Centre and served as a teacher in a Middle School in Chilen County. He later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Beijing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In 2003, he came to India to learn English and Hindi languages and returned to Tibet in May 2004. Upon return, he served as a History teacher in a Middle School in Lhasa until arrest.


关于《世纪中国》及论坛被关闭的三点声明

 

【2006年8月1日狱委讯】2006年7月26日,《世纪中国》及其所属论坛被强行关闭,引起了读者、网友以及中国港台地区和国际舆论的关注。对此,我们有责任将真相告知公众,并公开表达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与看法。

一、《世纪中国》(以下简称“本站”)被关闭经过 

2006年7月中旬,国内各大网站得到《世纪中国》即将被依法关闭,各网站不许炒作的通知。本站间接得知后,曾多次向主管部门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本站没有接到有关通知?然而得不到答复。 7月25日,本站接到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发出《关于责令关闭世纪中国网站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全文见本声明后附件)。但本站拒绝自行关闭。 2006年7月26日晚7点20分左右,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强行关闭《世纪中国》网站。

二、关闭《世纪中国》网站的理由不能成立

“通知”陈述关闭《世纪中国》的根据是:“世纪中国网站www.cc.org.cn和世纪沙龙网站www.ccforum.org.cn(京ICP证041040号)不具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违法开设新闻信息服务栏目,严重违反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情节严重。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现责令你中心关闭‘世纪中国’网站和‘世纪沙龙’网站。”

《世纪中国》创办于2000年7月19日,其定位是一个中文思想文化、学术网站。创办六年以来,本站从来没有提供新闻信息服务。本站注意到2005年9月所颁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06年上半年,北京市新闻办主管人员就《世纪中国》栏目内容及其世纪学堂的管控模式如何适应上述规定,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整改意见,本站均按要求作了调整,并积极筹备和推进并基本完成了整体性的大规模改版。

《世纪中国》创办以来,始终遵纪守法,并在新出台法规初步实施,相关规定不甚明确的情况下,与主管机关及时沟通,做出相应的调整。此次《世纪中国》被关闭,主管部门并没有明确指出,本站的哪些业务、哪些栏目属于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性质。姑且不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所保障的中国公民权利相符合,就是按此规定,“通知”以“违法开设新闻信息服务栏目”为由,以如此暧昧、简单、粗暴的方式和程序,立即强行关闭《世纪中国》这样一个学术文化网站也是没有道理的。本站认为:这种缺乏约束,不容质疑、无从申辩,就对一个学术文化网站宣判死刑,强行关闭的做法,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制精神背道而驰的。 


三、本站的立场和态度

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网站,本站以鲜明的学术定位,稳定的学术品位,为学界和学人提供学术交流信息,得到国内外学术文化界的认可和广泛参与;六年来本站发表了两万多篇学术论文、拥有数千名作者和数十万读者,如今竟遭到强行关闭;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世纪中国》一直致力于遵循和发扬互联网“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原则和精神,以传播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和现代公民意识为己任,为关注中国发展与前途的知识分子搭建一个可以参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积累与建设的公共平台。本站信奉,唯有长远才能积累,唯有积累才能建设,也唯有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民间力量能够广泛参与,中国的思想文化才谈得到真正的建设。在过去的六年间我们始终秉持以上信念,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始终从理性和负责任的建设者立场出发,不计代价地维护《世纪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世纪中国》被强行关闭了。我们很难过地看到,蛮横与发泄共生,粗暴的管理方式总是催生网上的谩骂文化。但我们相信,它关闭不了关心中国思想文化长远发展的人心和思想,也挫败不了建设者的努力。

《世纪中国》网站
2006年7月30日

 

抗议西藏作家卓玛嘉被重判10年监禁

抗议西藏作家卓玛嘉被重判10年监禁 

井蛙

 

【2006年7月31日狱委讯】

继独立作家杨天水因为言论自由遭中共当局判处12年重刑之后,我们又看到一则西藏青年作家因《骚动的喜马拉雅》一书的写作,被拉萨市公安局判处10年徒刑的消息,这无疑又是胡温政权下残酷成性的迫害知识分子的手段。我们在此,抗议中共政府,剥夺人民的言论、写作自由!剥夺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 

我们强烈要求,当局应立刻释放作家卓玛嘉,并在他未被释放期间,应该得到适当的医疗和确保不受虐待。 

在此,我们也强烈呼吁,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及人道组织关注卓玛嘉在狱中的安危,并敦促中共政府释放狱中的所有政治犯人。 

井蛙(狱中作家委员会) 


卓玛嘉(笔名:洛桑格桑嘉措) 
父亲:克增,母亲:卓玛 
1976年出生于青海省朵拉县(祁连)阿柔村人; 
1984读小学,之后升读该县县立中学; 
1995 受教于教师培训,毕业后任教朵拉县中学; 
之后在北京大学深造; 
2003年12月1日流亡印度达兰萨拉;并于西藏流亡政府成人学校修读英文。 
2004年返回西藏; 
因著作《骚动的喜马拉雅》一书,2005年3月9日遭拉萨当局拘捕,关押于拉萨公安局看守所; 
2005年11月30日,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破坏国家安全罪判处10年徒刑; 
2005年12月因肺病于拉萨总医院接受治疗,并在没有康复的情况下押往曲水监狱。但该监狱并不接受一个患病的政治犯,出于责任因由,卓玛嘉再次被押回拉萨公安局看守所。 
2006年3月至今,卓玛嘉于曲水监狱服刑。 

《骚动的喜马拉雅》一书,全部57章节,主要阐述了在中共权力之下的民主主义、西藏主权、宗教信仰等等问题。 

傅国涌:为雷震造一个铜像

第一次对雷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大约是在十多年前,在李敖的一篇杂文中,他说中国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隘的,虽然很雄浑、很过瘾,可惜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从那时起,我就想了解雷震,这位曾位居国民党权势中心、最后却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阶下囚的历史人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真的像狂妄自大的李敖论定的那样缺乏民主自由的气质吗?虽然这些年来我也断断续续读到过不少有关书籍、文章,但真正对雷震一生大起大落的命运,他的理想、追求,他的性格、气质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还是在读了《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5月出版)之后。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雷震传,是以史家笔法而不是文学笔法写的,没有多少轻飘飘的抒情成分,读起来沉甸甸的。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大陆读者所陌生的雷震,一个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他不仅是海峡对岸迈向民主宪政的风雨历程中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个“光焰万丈”的纪念碑,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长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坐标。这两天,我老是在想,他早年受蒋介石的赏识,连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CC系、政学系都暗中嫉妒过他,在风雨飘摇的1949年他还成了“沪上三剑客”,他身上不乏对蒋和国民党政权的忠诚。如果不是1949年的大变局,他是不是会走上这条不归路,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但另一方面,青年雷震长期留学日本,曾师从日本负有盛名的宪政学者森口繁治、行政法学者佐佐木等,接受了宪政主义的思想。特别是他在国民党权力系统中的那段独特经历,从参政会到政协会议,他奔走于各党各派之间,与各种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人打交道,在一个历来缺乏包容、缺乏多元选择可能性的中国,这一经历对他生命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他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虽然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的那种浩然之气,他在许多方面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他是近代的产儿,他的思想、行事作风中包含了更多我们传统中所缺乏的东西。

最后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历史记住了雷震这个名字,后世的人们缅怀这个名字,主要不是因为他曾是国民党高官,介入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因为他主办的那本小小的《自由中国》。从194911月到19609月,在长达11年的岁月中,《自由中国》在水深浪阔、长夜难明的孤岛举起了一个火炬,照亮了一代青年,后来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许多重要人物或多或少受到这本杂志的影响。李敖批评雷震的民主自由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可是如果不是他以雷厉风行的决绝姿态,高举起《自由中国》的大旗,不断地发出道义的声音,殷海光他们的书生论政能坚持十年之久吗?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冲突中,正是雷震不惜被开除党籍、撤消“国策顾问”等头衔,以傲岸的人格力量抵抗一切袭来的横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他还义无返顾地踏上组党之路,超越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并为此付出了十年的牢狱代价。即使在狱中,他也从来没有低头屈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的骨头向来是硬的。在写给儿女的信中,他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雷震几乎从一开始就原谅了刘子英,国民党当局“用来诬陷他的工具”,他说:“我并不深责刘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备总部当会另找他人来陷害我的。”

这一切在《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雷震的前半生都在国民党体制内浮沉,《自由中国》创刊那一年他已年过半百,但却是他在风雨中前行、跋涉的开始。我以为,从篇幅上说,他前半生的经历可以写得简略一些,《自由中国》的十一年、狱中十年还可以写得更详细、更丰满一些。因为雷震一生意义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另外,对雷震的精神气质也还有再挖掘的空间。李敖以为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雷震不具备这些气质。这不过是一管之见,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如此深厚的专制土壤的民族,依靠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就能走向民主,我也不相信只有那样的气质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诚如雷震在《自由中国》时期一再说的,自由是争取来的。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式的自由民主未免也太廉价、来得太容易了,它忽略了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志士仁人们付出的努力、汗水和血泪代价。假如没有雷震,海峡对岸的历史有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早在1952年胡适就在《自由中国》三周年纪念会上说过,“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

我以为,雷震不仅属于那个他埋骨的孤岛,同时也属于生养他的这片广袤的大陆。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一生的事业是离开大陆之后才开始的。在雷震告别人间25年之后,范泓的这本《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就可以看作是他用象形文字为雷震建造的第一个铜像。

力虹:一代大师的痛与恨──怀念文革死难者潘天寿

去年到宁海县城探望二位八十年代的诗友,这里是徐霞客写下他的第一篇著名《游记》的地方,又是明代大儒方孝儒的故乡。在游览了新开辟的“浙东小三峡”之后,我们路过县城的市中心已是华行初上,只见一个现代风格的偌大广场展现在眼前,让这个小小的县城顿时气派了不少。朋友告诉我,这是新建的“潘天寿文化广场”。

看来,潘天寿家乡的人们终于觉得有必要拉这位艺术大师来装点门面了。不知道宁海人还记得否──1969年初,病中的潘天寿被从杭州押回家乡游斗时,乡亲们是用怎样的残忍方式,让他受够了凌辱?这位画如其人的铁骨铮铮的艺术大师对浙江美院红卫兵造反派的抄、烧、批、斗,似乎尚能倔强地承受,但父老乡亲的无情践踏,却击毁了他内心的最后一道堤坝。

带着浑身伤痕与唾沫返回杭州途中,潘天寿捡了一张香烟纸,在烟纸背面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从此病情急速加剧,不久便含冤死去……不管今天的“潘天寿文化广场”有多么的富丽堂皇,大师之心早已零落成灰。

1897年潘天寿出生在浙江宁海北乡一个名叫“冠庄”的青秀山村,原名天授,字太颐,号寿者。父亲敦厚朴实,被人尊为“达品公”,母亲周氏聪敏贤达,持家有方。潘家薄有祖产,但因世道不顺,家境渐趋困顿。自童年起,潘天寿就开始帮家里砍柴放牛。冠庄西山有一座青葱的雷婆头峰,是他与小同伴常去樵牧与戏耍的地方。潘天寿晚年自号“雷婆头峰寿者”,其中寄寓了他对家乡的美好记忆。

在村里的私塾和县城的正学小学里,他的艺术天赋已如雨后新芽,显露无遗。1915年秋,潘天寿说服父亲,考取了浙江省第一师范。浙江一师是当时省内最高学府,吸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体制及思想,对社会上各种先进思潮相迎不拒,学校里的思想非常活跃。从上海聘来的李叔同先生儒雅通达,人格高洁,为潘天寿深深折服。

1918年,李叔同剃度出家,潘天寿想追随而去,但被李师打消了念头。直至晚年,李师所赠的一副对联仍悬挂在他的书房:“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实在难办想象,如果这位后来的艺术大师当时果真遁入空门,将是怎样的一番景状!

五四运动爆发,一师马上成为浙江五四浪潮的中心,也唤醒了少年潘天寿的爱国心。他参加了学生运动,感到自已该为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因此一心一意想通过振兴民族艺术来振兴民族精神。这种艺术良知,后来成为他一生为中国国画艺术卓绝奋斗的精神动力。

潘天寿27岁那年来到上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80高龄的海派大师吴昌硕,并成了忘年至交。吴昌硕亲切地叫他为“阿寿”,还特意送他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街谈巷语总入诗”。吴昌硕给潘天寿的诗文书画予以毫不掩饰的好评,表示出特别的器重,这给了潘天寿无比的信心。

接下来,年轻的潘天寿一面在上海美专授课,一面写作《中国绘画史》,作为美专的教材。同时深入研习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等画家的画作,希求让自己恣意狂放的画风有一个坚实的依托。上海五年,为潘天寿打开了广阔的艺术视野,又在对古代传统和吴氏画风的揣摩与实践中,独立自省,选择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发展道路。

1928年国立杭州艺专在杭州成立,请已成大名的潘天寿回浙出任教授。此后直至抗战爆发,这一时期是他在生活上最稳定的一段日子。 潘天寿刚到国立艺术院的时候,国画系只他一人,于是他包揽了所有的课程,直到李苦禅加入。为了捍卫中国画的独立性,他对校长林风眠所主张的国画系和西画系合并为绘画系,始终不敢苟同。他在《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一文中,考察了外来绘画与传统绘画之间碰撞与交流的历史发展脉络,提出东西方绘画“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的观点,并认为“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

七七事变打破了他的艺术梦。1937年10月,日军进逼杭州,艺专开始向后方撤退,潘天寿随之西行去了昆明国立艺专的新校址。这时,校长已由滕固接替,同意了潘天寿提出的中西画分科教学的设想,从此国画专业课时大大增加,独立性与专业性也得以加强。这期间,他曾因家事请假回乡二年,在故乡大量作画,并编写了《中国画院考》,整理了诗集《听天阁诗存》。而他离开了两年的艺专,此时已处于人事的更迭和矛盾中,在多方的力邀之下,在一片混乱中,潘天寿无奈地出任了校长。

像当年浙一师的恩师李叔同一样,潘天寿信奉身教重于言传,信奉高尚的人格可以感化师生,同时他锐意整顿校务,力图振兴艺专。他不搞派系,对持不同艺术观的教授都以礼相聘,还专门派人请回林风眠来校执教。1945年抗战胜利,国立艺专迁返杭州,10月开始正式上课。八年流离的生活至此结束,潘天寿也厌倦了纷繁的校务,于是辞去了校长之职。

随着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艺术家噩梦才真正开始。新来的校长兼党组书记江丰在一次会上居然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是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让潘天寿吃惊又感到困惑,年轻教师也开始批判他的艺术思想“是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光玩弄笔墨趣味,对革命斗争抱旁观态度。” 接着,中国画与西画又合并成绘画系。

他也曾试图为“革命文艺”付出努力。他随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创作了一些宣传画似的作品。但对传统绘画的忽视和鄙薄仍充斥美院,潘天寿被排除在教学工作外,像沈从文一样,只让他“整理民族艺术遗产。”后来“民族虚无主义”遭到批判,潘天寿获得“重视”,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协筹委会主任,继而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

不久,大跃进运动袭来,艺术界也不能例外,师生下乡大炼钢铁。潘天寿对这一切忧心忡忡,但还是冷静地画着自己的画,以排谴郁积。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院后,1959年月潘天寿出任院长,中国画系学生的文学课也大幅度增加,教师们还定期举行中国画展。1961年4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潘天寿提出了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分科意见,得到采纳。文革前的五、六年时间里,浙江美院在潘天寿教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臻于完善,成为海内外现代中国画教学的翘楚。1964年,久未归乡的潘天寿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家乡宁海视察,受到的热烈接待可想而知。

1966年文革爆发,潘天寿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他被关牛棚的时间最长,吃的苦头也最多。但无论哪一次揪斗、陪斗、游街、示众,他都强制怨恨,默默承认。他说文革是一场灾难,和自然灾难一样,是无法预期和无法控诉的。有一次,他对一位老友说:“人总是有这么一天的,年纪大了的人倒无所谓,担心的是国家和年轻人。国家的损失无法估计,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
青春,永远无法补救。”

这期间,他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以及“国民党特别党员”,从文革开始直到他去世,“革命干将们”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折磨。1968年夏秋,浙江美院的“打潘战役”达到了高潮。《浙江日报》以“浙江美院大批判办公室”名义,整版发表了《文化特务潘天寿为什么能长期独霸浙江美术界》、《秃鹫是特务的化身》等五、六篇文章,一下子将潘天寿推上了万劫不复的受刑台。

随后,报纸、广播、大字报、大标语、漫画以及各式各样的小报、刊物,铺天盖地而来。潘天寿在杭州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将们拉走的珍贵书画文稿达六、七车之多,连笔墨纸砚也抄了去。他的作品被列入墨画名单,被人毫不留情地在上面打上各种标记,踩上一个个鞋印……在没日没夜的折磨下,这位体质强健的老艺术家渐渐垮了下去……

1971年5月,专案组派人向重病在床的潘天寿宣读了定性材料,即定案为“反动学术权威、为敌我矛盾”。潘天寿气愤之极,当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紧接着就发生了文中开头的那一幕:病中被造反派押回宁海老家,交给当地群众作为“活靶子”批斗,百般凌辱……他在写下那首绝命诗后从此不起,9月5日凌晨,他突然气喘得厉害,双腿剧烈地抖动,汗如雨下。他用最后的意志努力控制自己的双腿,嘴里还喃喃地说:“我想叫它不抖……不成功,……我想……让它……不要抖……”

黎明前,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带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带着“自古有沉冤”的无声呐喊溘然长逝!

30多年后,横加在大师身上的凌辱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抗战期间他有二年在老家蛰居,经常写生于田头山间,特别对水牛情有独钟,画了许多随手送给乡亲。一次,邻居大伯家计窘迫,他便送了一幅刚画好的巨幅《水牛春耕图》,大伯不解,他却嘱其好收藏着。40年后的80年代,此画被一子孙随便贱卖给了古董商,后听说该画在台湾拍出了巨价而后悔莫及……

2004年,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中,署名潘天寿的画作《锦葵红杏》以112.2万元的价格成交。后经书画专家鉴定,此系伪作。同年,在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专场上,潘天寿的丈二匹巨画《松鹰图》以500万元高价起拍,最后以880万元的高价成交……

进入21世纪后,浙江美院被奇怪地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之子、著名水墨画家潘公凯出任院长,但旋即被江泽民的外甥许江(一个前中学美术教师)所取代。从此,典雅质朴的老校园遭拆毁,在原址上大兴土木,急剧扩张,盖起了超豪华宫殿式的西式建筑,突兀在西子湖畔。而其美院本身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御用“艺术家”们追名逐利的庞大超市。

呜呼!从艺专到浙美,从浙美到国美,历经80年风云变幻,这座曾经的中国传统绘画最神圣的艺术殿堂,如今再也找不到潘天寿时代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以及氤氲其中的一丝一毫的艺术真气。

大师已远去。在我看来,潘天寿以其全部作品和整个生命所捍卫的中国画独立价值,以及中华民族伟大的艺术传统,不是那几处“潘天寿广场”、“潘天寿纪念馆”和“潘天寿雕像”可以赎回的;极权主义文化专制对一位艺术大师的伤害,已经深及这个民族的灵魂底层,永难弥合……

2006.7.31.宁波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