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今年三、四月份，我应约为台湾《新新闻》周刊写了三篇短文。七月访台期间，中央社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新新闻》因此受到北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严厉敲打，说「大陆那么多作家，为甚么偏偏要请焦国标为你们撰稿？」回到北京后，我向当初约我写稿的朋友询问原委。他告诉我确有此事，并说：「前一段国台办似乎还追查究竟是谁向你约的稿子，所以后来就不敢再约你写东西了。」

过去我对国台办感觉不错，一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博士毕业后分到了那里，二来觉得这是一个阳春白雪的单位，不管俗事。没想到它居然如此委琐不堪，连台湾报刊上发谁的一篇文章都管。

台媒体何以堕落

我不明白自己为甚么如此遭国台办的人恨。如今我是卖文为活。国台办此意大约是中宣部已负责大陆谁都不许发焦国标的稿子，国台办再负责把紧台湾谁都不得向焦国标约稿，祖国海峡两岸这么一夹击，饿死他算了。可是令我想不通的是，在我的继承人序列里，排到阿猫阿狗也排不到国台办，饿死我遗产也落不到你手里，况且我本无多少遗产，何必这么急于把我饿死？再说，我与国台办可是远无近无仇啊。莫非共产党的机关，人不分男女，地不分南北，皆以言论自由为敌？访台期间曾参加台湾媒体学者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主题是台湾媒体何以如此堕落。此前我对台湾媒体了解不多，听了半天，所谓台湾媒体的堕落有两个重大方面，一是抹黑台湾民主，二是美化大陆专制。一位发言者指出，据台湾情报部门确切的消息，台湾至少有十七家媒体暗中接受大陆以民主自由为敌的官方的黑钱。

对大陆表现恭顺

到陆委会拜会主委吴钊燮先生那天，当众多台湾媒体，我「控诉」台湾派驻北京的记者不关心大陆人民的死活及民主自由人权。自○四年我讨伐中宣部以来，欧美澳日韩等民主国家几乎所有驻北京的媒体都曾经采访过我，以表达他们对中国大陆新闻自由的关注和关心，可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台湾驻北京记者的采访。除了台湾还有哪些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没有采访过我？伊斯兰国家、非洲和南美洲的没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水准不待多言，而台湾媒体居然堕落到与这些地方的同行为伍，简直让大陆人民寒心。事后台湾媒体朋友告诉我，实际上台湾媒体的状况要复杂得多。像台湾两大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对大陆都很乖很恭顺，可是它们实际上并不认同大陆的新闻管制，它们的记者曾多次抗争，多次出事。可是国台办狠呢，台湾媒体一不留神，就可能遭遇驱逐记者、关闭记者站的命运。西方媒体不一样，人家的记者有使馆做靠山，出了事使馆担。台湾媒体记者在北京是孤儿，出了事谁管啊，整他们的人有的是，可是爱的疼的人没一个。我说：「关就关，走就走。《苹果日报》至今不得在北京设站，一样红火。只要有心，不驻记者一样做好大陆新闻，甚至更好。」这位朋友摇头不言。

放弃了职业精神

在台十天，我深感台湾绝大部份媒体的大陆新闻做得已是天怒人怨。为了得以在北京设立驻在机构，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新闻职业精神。这背后的黑手就是国台办。国台办本来是专职搞两岸统一的，可我的看法是，第一个该拿国台办为两岸现状祭刀。因为它实际上是天天在干为渊驱鱼的勾当，污染了整个台湾新闻业，恶心了二千万台湾人。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俄罗斯文化年。5月23日，俄罗斯作协向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蓝英年颁发了首届高尔基奖奖状，以表彰他在俄罗斯文学翻译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奖后蓝英年提笔写下此文，回忆他接触与翻译俄罗斯文学的经历，并提及对俄国、苏联文学的看法。
　　
　　最初接触苏联文学大概在1947年，上初中的时候。读的第一本书是别克的《恐惧与无畏》，莫斯科出版的中译本。班上不少同学都读了。书中讲述红军营长如何训练保卫莫斯科的新兵。我们也向红军学习，夜间不睡觉，跑到山坡上训练，结果被班主任狠狠批评了一顿。2005年初中老同学聚会，岁月如流，已经过了五十七年，但大家还都记得那次训练。可见那本书对我们影响之深。后来又读过《日日夜夜》、《团的儿子》、《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但这还不能算我迷上苏联文学。与其说我迷上苏联文学不如说迷上俄国文学，但那是建国以后的事，我已经是高中生了。
　　
　　热爱俄国文学从果戈理开始

　　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过一套译文丛书，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的六部小说和果戈理的《死魂灵》、《密尔格拉得》和《“巡按使”及其他》，还有冈察洛夫的《悬崖》等俄国一流作家的作品。我对果戈理的作品尤其喜爱。一次到医院看病，随身带了一本《密尔格拉得》。我坐在大木椅上看《两个伊凡吵架》，完全被小说吸引住了，护士两次叫我，我竟没听见。后来又读孟十还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对果戈理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屠格涅夫的小说也读得如醉如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屠格涅夫小说的热情逐渐减弱，而对果戈理仍一往情深。大学毕业后能读原文了，我读了果戈理的主要作品。1980年我重译了《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因为孟十还的译本中有不少错误。我的译本重印了三次，说明不少人与我同好。我还译了《回忆果戈理》，选自同时代人对他的回忆，对果戈理了解得自然多些。

　　1990我年参观果戈理故居的时候差点“闯祸”。我们从狄康卡乘车到果戈理故乡瓦西里耶夫卡。进故居由讲解员小姐讲解，她完全按中学课本讲解，比如讲《死魂灵》就讲“地主画廊”，等等。课本大概还是三十年代编写的，一成不变地重复六十年前的内容，非常乏味。我问她:“请问小姐，果戈理母亲出嫁时几岁？”她愣了一下，涨红脸，生气地回答:“我不知道。您提的问题对理解果戈理创作毫无意义。”我说:“像您那样重复中学课本同样毫无意义。”周围的人支持我说:“你讲的我们在中学里都学过。”我建议她读《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和《同时代人回忆果戈理》这两本书。我的话伤了她的面子，她从未听说过这两本书，赌气把解说棒往我手里一塞:“您来讲！”周围的人鼓掌:“欢迎中国朋友讲。”我知道做得过分了，向她道歉:“我不是说你讲得不好，而是希望你加点新东西。”说完我便同拉脱维亚女诗人走进第二展厅。我读果戈理的原著，翻译有关他的书，千里迢迢到乌克兰参观他的故居，因为我热爱俄国文学从果戈理开始。

　　十九世纪俄国的伟大作家都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们批判沙皇专制体制，火力集中在农奴制上。他们描绘地主对农奴的残酷剥削、欺压，地主可以随意买卖农奴，农奴失去作为人的任何权利。果戈理、谢德林、屠格涅夫等作家以及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评论家都猛烈抨击、揭发农奴制。尼古拉一世是俄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沙皇，他的朝代也被称为反动的朝代。他镇压、迫害进步势力，严格控制舆论，把宣传推翻专制独裁统治的人投入监狱或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果戈理就生活在他统治的年代，果戈理抨击农奴制的作品也都在他统治的年代出版的。《钦差大臣》不仅讽刺沙皇官僚，还直接嘲讽沙皇本人。1834年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上演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尼古拉一世率领王公大臣去观看，他们越看越不是滋味。尼古拉一世看完后说:“在座的所有人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但《钦差大臣》照常演出，果戈理并未受到惩处，仍可以到意大利去。尼古拉一世统治时代还没有作家因作品被关押或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哥哥亚历山大一世处决十二月党人并把参加起义的人流放到西泊利亚去，那是因为这批贵族军官造反，举行武装起义。看来沙皇的体制比斯大林的体制宽松。
　　
　　俄国文学传统薪尽火传

　　苏联作家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写作。这一创作手法是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句话疙里疙瘩，读起来吃力。真实的意思是作家必须歌颂苏维埃政权，歌颂苏维埃政权的领袖们，歌颂斯大林同志。所以苏联作家的任务就是歌颂苏联体制。不是歌颂不歌颂的问题，而是歌颂的声音大小的的问题。歌颂的嗓门越高越容易获奖。荣获斯大林奖的作品，如帕夫连科的《宣誓》、《幸福》、《攻克柏林》；潘非洛夫的《为和平而奋斗》；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都是放声歌颂的作品。西蒙诺夫也是得奖专业户，得了六次奖。但他真实记录卫国战争初期苏联战况的《一百个昼夜》札记，不仅得不了奖，甚至无法发表。斯大林生前发表不了，斯大林死后仍发表不了。因为西蒙诺夫认为，卫国战争初期导致红军失败的原因是最高领导层中的慌乱。西蒙诺夫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要求他批准发表，但勃列日涅夫连理都不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对苏联战后的现实粉饰得到无耻的地步，就像“文革”期间我们唱的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一样。巴巴耶夫斯基不仅从半文盲变成与法捷耶夫、萧洛霍夫和爱伦堡平起平坐的大作家，还被斯大林任命为最高苏维埃代表。

　　但俄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并未中断，有良知的作家仍然继承俄国文学的光荣传统，忠于生活，批判现实。这些作家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不少人被处死，或遭到残酷的迫害。写《骑兵军》的巴别尔和写《月亮》的皮里尼亚克就是因小说被处死的。《骑兵军》写的是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作者笔下的骑兵军战士并非完美无缺，有些表现与白军一样，从而惹恼了苏联军方以至最高当局。《月亮》写苏联著名军事统帅伏龙芝之死，暗示他是被一个“腰板挺直的人”命令他做手术时死的。受到残酷迫害的作家前有左琴科后有帕斯捷尔纳克。左琴科是天才的幽默大师，上世纪二十年代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他主要讽刺苏联人身上的市侩习气，希望苏联人改掉这种从旧社会带来的习气。1946年日丹诺夫对左琴科破口大骂，把他赶出作家协会。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是一个知识分子真实地反思自己革命前后的经历。日瓦戈从欢呼革命到逃避现实，这并非他一个人的经历。1957年帕斯
捷尔纳克由于在传统诗歌方面的贡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日瓦戈医生》正巧这一年在西班牙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惹恼了作家协会，因为多少当红作家渴望获得诺贝尔奖，可瑞典人却发给了一个已经边缘化的作家。未在国内发表就在西班牙出版，也让苏联领导人丢脸。于是大家一齐批《日瓦戈医生》，但却没有一个人读过这本书。如果印度总理尼赫鲁不出面向赫鲁晓夫说情，帕斯捷尔纳克就被赶出苏联了。帕斯捷尔纳克并非没预料《日瓦戈医生》出版的后果，但他忠于俄国文学可贵的传统。这里要提一下女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她是老作家楚科夫斯基的女儿，与左琴科和帕斯捷尔纳克不属于同一代人。她写了一篇震撼人心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小说讲述了打字员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他儿子在大清洗中的遭遇。小说没有惊险的情节，只记录了她每天的活动。但读过的人没有不被打动的。作者写的其实是自身的经历。最让我震惊的是这篇小说写于1939年2月，即写于大清洗当中。小说写在一个笔记本上，她自知生死难料，把笔记本藏在朋友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发表。俄国文学传统薪尽火传。我常想中国有没有人在反右的时候写反右，“文革”的时候写“文革”。五年前我把这篇小说译成中文，收入瞻顾文丛《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的集子里。
　　
　　翻译苏联文学作品的三个阶段

　　我见过安寿颐先生1921年翻译的《甲必丹之女》(即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这是我见过的最早从俄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小说。读得最多的是三十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俄国作家的作品。这里不能不提到英国人加尼特夫人，因为大部分作品是根据她的英译本转译的。加涅特几乎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译成英文。中国懂英文和懂日文的人比懂俄文的人多得多。加涅特像座架通中俄文化交流的桥。七十年前我们就能读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不能不感谢她。已故的翻译家蒋路先生对我说，不写文章纪念她，有点对不起她。后来他果然写了一篇《加涅特夫人》。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文版的契诃夫小说仍然是汝龙先生根据加涅特的英译本转译的。至今我们还没有从原文翻译的契诃夫小说。

　　建国后中国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量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俄国作家作品相对减少。如《收获》、《大学生》、《三个穿灰大衣的人》、《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勇敢》等小说，对中国青年学生有很大影响，我们这代人都读过。第二阶段，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中国把苏联文学视为苏修文学，翻译出版供批判用。由于这批书封面是黄色的，俗称“黄皮书”。这批书中也有好作品，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艾特马托夫的《小说集》和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小说。没想到的是，这批供批判用的黄皮书竟成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精神食粮。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大量出版带有解密性质的名人传记和回忆录。往往是多人赶译出来的，质量无发保障。翻译质量是当前俄国书籍翻译的最大问题，但也不是短期能解决的。

　　《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

　　蓝英年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14.10元。

　　《阿列霞》

　　(俄)库普林著，蓝英年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版，12.00元。

　　《日瓦戈医生》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著，蓝英年、张秉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28.00元。

《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罗伯特.H.威布著，
李振广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5月版，32.00元。

　　
　　　　
　　尽管人们在政治上言必称民主，尽管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正在全球各地推广，但是，民主的定义始终是混乱而含糊的。即使将民主当作是“美国最突出的特点和美国对世界历史的最大贡献”的罗伯特·H·威布教授，他在这本《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中也仍旧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正如威布所言，“美国人的行为似乎表明，由于民主太重要了因而是无法定义的”。然而，在本书对于美国民主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考察中，我们或许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民主进程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尚且是如此的曲折反复，那么在其他国家出现各异的形态更属正常。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民主与现实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纠缠似乎是宿命，需要人类社会不断探索，也就更值得学者们为此不断言说。

　　作为“一个民主的信徒”，威布在《自治》第一章中所用的标题是《美国例外》，由此可见他对19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的向往，虽然他一再声称“对19世纪民主不感到任何怀恋”。但是很显然，在这一时期里，美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的民主制度已足以值得自豪，尤其这种有着原始意味的民主代表着与过去时代的一种断然决裂，代表着一种“新世界拥有与旧世界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的诞生。但对于美国社会而言，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等级制崩溃了，契约奴隶制开始瓦解，大量土地等待开垦，财产与公民权之间的固有链接也终结了，自我指导和管理的工作观念成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此时的美国社会具有与任何社会相比都更令人振奋的生机与活力，“在那里，按照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标准与白人兄弟会成员区别开来的其他美国人，发展着他们自己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在威布看来，美国早期民主的原则是:拥有权利就意味着使用权利。民主就是需要去做某些事情，而不是去接受某些东西，也就是说，公民必须亲自承担某中角色，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团体。在19世纪美国民主的原型时期，自治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全书以“自治”为名，正道出了美国民主的文化特质。

　　但是，这一原初的民主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间崩溃了。可开垦土地的减少，工业化进程的深化，使得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下层阶级的沉沦以及新兴的等级制度产生，一种集权化的等级关系结构应运而生，这是“一种抵制民众参与而且至少是与个人主义民主处于紧张状态的关系结构”。

　　威布对美国民主史的重新探讨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他的观察，作为20世纪民主最重要的力量，个人主义曾经与集体自治结合在一起，但此时已经开始从这种结合中分离出来，而60年代和70年代新的两极分化政治作为新的出发点，通过阶级对阶级的掠夺是多么严重地限制了民主的发展。

　　显而易见，民主的成长过程极其复杂，受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种族结构与种族关系等各方面的影响。通过对美国民主几个世纪以来文化史的考察，威布认为，恢复美国民主活力的主要障碍既不是美国民主中一直就固有的个人主义，也不是作为许多深层次问题的最新表现的两极分化，相反，而是最初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才开始的“一种集权化的等级关系结构，这是一种抵制民众参与而且至少是与个人主义民主处于紧张状态的关系结构。”

　　总体而言，美国民主的传统中包含着选举的自由，也就是在民主固有的内涵中，没有任何东西将多数人统治和个人权利处于对立状态，在这种和谐共存的模式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要求人们，要么放弃所有的个人保护要么拒绝新权利的确立，他们可以保持自己对遥远的权力中心的不信任。

　　坦白地说，本书有着过多的头绪以及过多的细枝蔓节，在一定程度上对阅读造成了不小的障碍，要真正理解此书也存在一定困难。威布的这句话也许正好可以解释这一现象:民主总是透露我们是谁，但从来不透露我们将会成为什么。

　　文化
　　

　　《中国俗文学史》

　　郑振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60.00元。

　　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约37万字，该书出版后，即有读者指出:“这一部著作，起自先秦，下迄清末，从大体说来，确是关于中国俗文学的非常完善的本子，尤其是许多参考书，为平常所不易搜求，所以，材料丰富，引证广博”。该书共十四章:何谓“俗文学”、古代的歌谣、汉代的俗文学、六朝的歌谣、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宋金的“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民歌、宝卷、弹词、鼓词与子弟书、清代的民歌。客观地来讲，这是一部非常扎实、非常有价值的中国俗文学史，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同类的著作可以取代它。本版由金良年先生加配插图，共238幅。
　　

　　《古代中国文化讲义》

　　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25.00元。

　　在作者看来，我们需要追问，到底现代中国有哪些地方已经和古代中国断裂了，哪些地方又还在和古代中国藕断丝连？到底哪些方面我们已经被西方文化所笼罩，哪些方面我们还保存着自己的传统？到底哪些古代的影子还在支持着现代人的心灵，哪些古代文化已经被现代的文明摧毁了？作者在这份讲义里，突出的是古代到现代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即“世界”的认知、儒家对家庭和社会的特别看法和做法、佛教道教以及它们关于今生和来世的信仰和技术、普遍的阴阳五行观念以及由它而产生的种种知识等。该书全稿原在台北出版，经过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努力，全稿首次在大陆问世。
　　
　　传记
　　

　　《彼得·杰克逊》

　　(英)伊恩·普赖尔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30.00元。

　　熟悉电影《指环王》的人，不会不知道彼得·杰克逊，他执导的《指环王》三部曲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美誉、票房，《指环王3:王者无敌》于2004年登顶，赢得奥斯卡11项大奖。《彼得·杰克逊:从嗜血王子到指环王》一书的作者伊恩·普赖尔是资深影评人，在这部传记中，作者记叙了一个在无数周日午后拿着摄影机漫无目的瞎逛的影痴，如何从一个低成本电影导演，一跃成为当今电影界最富野心的电影工程的执行者，这位电影奇才凭《宇宙怪客》走向成熟，凭《脑死亡》战胜了“僵尸的诅咒”，拍摄《恐怖幽灵》使他打入好莱坞，他的天才最终在“魔戒”中得到呈现。彼得·杰克逊的电影之路，无疑有传奇色彩。
　　

　　《苦命天子》

　　茅海建著，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24.00元。

　　清朝的苦命天子不少，咸丰皇帝奕詝就是其中之一。奕詝木讷平庸，据说还是个跛子，却成为天子。后人会假设，假如是皇六子奕訢登基，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有所转机？！当然，这只是假设。咸丰当政的年代，内外交困: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捻军、天地会的势力遍及南北，湘军由此而起，厘金随之而生；英法联军入侵中国，俄国趁火打劫，“中国后来的许多变局，实肇始于斯”。《苦命天子》的作者茅海建对咸丰皇帝有这样的描述与评价:“他直身躺在时代的分界线上，手和脚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指挥手脚的头脑却留在旧时代。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了，而是当时中国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悲剧。”
　　
　　学术
　　

　　《道与逻各斯》

　　张隆溪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版，20.00元。

　　“道”是中国的道，“逻各斯”当然是西方的逻各斯，看书名便知作者的研究跟中西方诗学比较相关。《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一书研究语言的性质及其在文学创作、文学阅读中的复杂内涵，这一研究来源于长期以来作者从东西方比较诗学角度对阐释学这门理解和解释艺术产生的兴趣。作者不相信那种把东方和西方看得如此迥异不同，以致其思维和表达的方式竟不能彼此理解，因而一种知识也就必须始终置身于另一种知识之外的看法。作者在《道与逻各斯》一书中，所做的，恰恰是去拆除各种学术领地之间的栅栏。“我宁愿向这种知识的分隔挑战，并展示某些基本的、东西方共有的阐释学关注和阐释学策略。”
　　

　　《误读》

　　安伯托·艾柯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版，16.00元。

　　《误读》是很有挑战性的读物，你可以说它是与罗兰·巴特《神话学》类似的著作，也可以说它是类似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恶搞作品，后现代色彩相当浓厚。《误读》由一系列充满戏仿的小品文组成，“恶搞”对象包括《洛丽塔》、苏格拉底、希腊悲剧、马格丽特·米德和本尼迪克特的人类学、大众文化等等，甚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也被翻炒。比如说《乃莉塔》就是模仿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而作，只不过，《乃莉塔》讲的是年轻男子钟情于一位有着“缕缕白得撩人情欲的头发”的老奶奶。“这是一本很薄的小书，但一个下午绝不能轻松对付了它”，这些颠三倒四的文字里，可能含有艾柯最重要的批评。
　　
　　小说
　　

　　《赵宋王朝》(上、下)

　　李之亮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58.00元。

　　《赵宋王朝》是涉及宋代三百余年历史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小说起于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元年，即公元955年，止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即公元1279年，《火德宏基》是全书的第一部。《火舞宏基》通过两个重要的人物，再现了宋初风云历史:赵匡胤，大智大勇、深谋远虑、气度非凡；赵普，深藏不露，雄才大略。正是有了赵普的辅佐，才有先南后北收复荆南、湖南，平定西蜀、南汉，进而攻下南唐的节节胜利。有赵普，也就意味着得天下。对斗争之描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君臣之间、文武之间、官吏之间、后宫之内、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争夺，写得不失精彩。《赵宋王朝》有历史感也有现实感，作者是宋史方面的专家。
　　

　　《银河英雄传说》

　　(日)田中芳树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版，24.80元。

　　本书曾在日本创造过销售奇迹，作者田中芳树深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其作品涉及科幻、冒险、悬疑等多种领域，还著有《创龙传》、《亚斯兰战记》等。《银河英雄传说》共十卷，200余万字，横跨银河1500年的历史，1988年曾获日本科幻小说大奖“星云奖”。《银河英雄传说·黎明篇》由这里开始:原本银河宇宙三分天下的微妙关系，被帝国内崛起的天才战略家莱因哈特打破，率领三万艘舰队踏上征途的他，遇上了他毕生的夙敌，也就是同盟军的杨威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不败的魔术师杨威利能否解决这一连串的危机？疑问尚未解开，一场大规模的太空战斗却已经开始。欲知详情，且进入它的《黎明篇》。
　　
　　经管
　　

　　《刚左营销》

　　(美)克里斯托弗·洛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22.00元。

　　本书主张用好奇的眼光和开放的心灵重新审视商业世界。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刚左”。“刚左”是“Conzo”的译音，按韦氏辞典的解释就是“个人结合自身的主观想法参与事件”，这种理念最早来自于汤普森的“刚左新闻”模式，汤普森认为“作者必须是一个现场参与者，写作必须融入自己的意见”，营销也必须服从这种理念。作者认为，在网络时代，大众营销模式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微观的市场、媒体和营销手法，在这样的时代，注重个体主观内心感受的营销，成功几率更高。中国虽然远未进入真正的网络时代，但这种带有前瞻性的营销理念也许可以助人先行一步。
　　

　　《像园丁那样管理》

　　成君忆著，中信出版社2006年7月版，28.00元。

　　如果一个人又懂管理又懂中国哲学、又会说故事又能讲道理，那么他的书想不热卖都难。从《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渔夫与管理学》，再到新作《像园丁那样管理》，成氏招牌已经打响。在作者看来，进入管理学有两道门，一道门是渔夫的管理学，另一道门是园丁的管理学。通过渔夫的管理学，我们只能陷入“老板与员工互相利用、彼此折磨的人间地狱”，而通过园丁的管理学，我们却能够创造一个“快乐工作和友爱互助的美好天堂”。通过两种管理学的比较，作者为读者分析了“执行力”、“领导力”、“员工忠诚度”、“以人为本”等管理理念，并认为园丁管理学能帮助管理者建立更有活力的公司。

毛 泽 东“第一桶金案”有一个证人，但他却消失在“红色的起点”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究竟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情圣”？还是一个“疯子”？他的失踪或死亡，究竟是一桩“情案”，还是“贿赂案”？抑或是“构陷案”？

　　中国大陆历史学者陈小 雅一口气提出如此几个耸人听闻的问题，引出了新着《中国“废 片”──毛 泽 东的命 案》(Uncovering an abandoned piece of early history- Mao as a murder)剥茧抽丝的深入分析。这本书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与她2005年推出的《中国“牛仔”》（明镜出版社）和《中国“丈夫”》（香港共和出版社），构成关于解构毛 泽 东的三部曲系列。

　　这是一部十分认真的历史专著──一提历史专著，读者往往会想到硬皮烫金的精装讲义，或者字里行间散发霉味的“故纸”汇集，当然，最近我们也见到很多那些升格为“电视明星学者”美其名曰“历史普及”、亦正亦野的演讲。但这本书绝不是上述这几类，它关注、探究的是一个十分严肃甚至敏感的话题，而写法上，正如作者自己承认的，是“我试图运用从侦探小说中获得的知识，所作的一次写作尝试”。这次尝试堪称成功──作者设置了若干悬念，谜中套谜，谜外串谜，推理环环相扣，剖析步步深入，忽而穷追不舍，忽而“节外生枝”。读者就像跟随一位侦探，忽而在迷魂阵中苦思冥想，忽而史料库中去伪存真，引人入胜，让读者欲罢不能。

　　书名的所谓“废 片”，意即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作废了的镜头，作者用来比喻那些官方“正史”所舍弃不用的史料。任何一部恢弘的史诗大片，都会有被“导演”舍弃的大量废片，虽然浩如烟海，却深藏尘封，无人问津，更不用说，其中有的还被“导演”出于各种理由而封锁甚至销毁呢。

　　陈小雅爬梳“正史”遗弃的镜头，从大量零碎模糊的“废片”中钩沉抉微，找到一个又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疑点，然后将蛛丝马迹比照、联系，顺藤摸瓜，拼复成历史“原版”──从毛 泽 东与杨开慧父女的关系、新民学会解体，到湖南“自治运动”右转；从远在巴黎的“二八学潮”，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正如作者所说，“就像亚马逊河上一只蝴蝶□动翅膀，影响到地球另一边的金融风暴、皇冠落地”，上述这些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这就是毛 泽 东“第一桶金案”。

　　毛 泽 东“第一桶金案”是陈小雅在《中国“牛仔”》首次揭密的一桩公案，其缘起，就是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讲述的毛 泽 东所承认的对章士钊“欠债”：1963年初，“毛主席告诉我（章 含 之），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章士钊筹集了两万银元，交给了毛 泽 东。毛对章含之说：其中“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于是自1963年，毛 主 席对章士钊还这笔欠了几十年的债，每年派秘书送上两千元。

　　两万银元在1920年可称得上一笔巨款。陈小雅在《中国“牛仔”》中证明，毛泽东并没有用在资助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上，而是挪为己用，成为他在中共政坛崛起的“第一桶金”，并讨论了他的心态、挪用之举对他本人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刻影响。

　　《中国“牛仔”》出版后，毛 泽 东的“第一桶金案”引起广泛争论。陈小雅听到一种议论：“毛 泽 东挪用留法勤工俭学捐款，即使是事实，但你能说他是为自己吗？”而她也正好接触到许多史料，从中发现更多更杂的线索，深入到毛 泽 东攫取“第一桶金”之后的行踪与用度，便写作了这本书，来专门探讨“第一桶金案”到底为谁，以及背后深不可测的内幕。

　　陈小雅从“废片”中发现历史“证词”种种悬疑：毛泽东究竟“得金”多少？章士钊与毛 泽 东金钱交割中的在场证人是谁？捐钱的“金主”为何出现二人？捐钱的时间为何出现三种“记忆”？她用各种史料证明，毛 泽 东拿到这笔两万银元──后来由真正的捐金者又追加了一万，实际上是三万银元，并没有用在资助青年赴欧勤工俭学项目上，也没有用在建党和在湖南的各种革命团体的活动上。

　　陈小雅的目光聚焦到一个失踪在“红色起点”的人物──彭 璜。他与毛 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关系密切，却在一次与毛 泽 东难得的“推诚相见”后，从历史上消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当时湖南革命团体圈内，对彭 璜的下落有各种说法：疯焉？死焉？隐焉？陈小雅进一步分析毛 泽 东与彭璜矛盾的性质。她从毛晚年对《云中落绣鞋》的评论入手探索“谜底”，重新揣摩毛彭“双凤求凰”，毛未曾如愿而后转而与杨开慧同居的过程，断言彭的结局肯定与毛 泽 东有关。陈小雅在搜集了彭 璜的书信文章，研究了他的思想后，运用了排除式推理：一个反对自杀的人如果死亡，要么死于意外，要么死于谋杀；而一个“疯子”如果自杀，是不会隐藏自己的尸体的。而正是在彭 璜失踪后，毛 泽 东神不守舍，就是在中共一大上，也显得心不在焉；他精心经营的新民学会匆匆解体；他担任记录的中共“一大”史料变得残缺不全。

　　不仅于此，陈小雅还从另外一条思路，去深掘“第一桶金案”的本质。在此事之前两年半，毛 泽 东为搞钱接受蔡和森做“恶人”的思想，鼓动留法勤工俭学的“人灾战略”，企图迫使政府赈济，引出杨开慧的父亲在经济责任压力下出具介绍信，力荐毛、蔡去向章士钊取款。而这初出茅庐的第一次得手，使毛 泽 东走上“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不归路。

　　这一笔钱，并非像章含之所说，是章士钊向社会各界筹集的，实际上是湖南省督军谭延□给毛 泽 东等人的钱，陈小雅将之命名为“政治贿金”，实际上毋宁称为“政治酬金”，当然也是一笔收买费。毛与谭投桃报李，礼尚往来，在湖南“驱张运动”中，毛 泽 东在舆论上大力配合，为谭延□主政铺平道路；谭延□便借章之手让毛发了这一笔“意外之财”；随后，毛 泽 东放弃“废督军”和“人民制宪”的初衷，宣布谭延□政府为“革命政府”，将“湖南改造运动”拨向右转。

　　由于这一笔资助欧洲勤工俭学的巨款并未到位，造成许多后果，造成了一桩“构陷案”：“勤工俭学捐款被贪污”的谣言使得萧子升百口莫辩，代毛泽东受过。而且巴黎勤工俭学学生处境恶化，酿成“二八风潮”，枪击驻法公使……陈小雅深入分析了当时湖南《大公报》匿名连载的文章，详述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及其筹款和巴黎“二八风潮”内幕，为揭开毛 泽 东的“金案”悬疑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砝码。本书作者还论述了“第一桶金案”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毛 泽 东这次的“统战”经验，成为他后来支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内在动力；更重要的是内心留下的道德阴影，迫使毛后来向左、再向左，“凡事左三分”，断送了“大革命”的成果。

　　《中国“废片”》还讨论了毛 泽 东《祭母文》的真伪，分析他为什么会被人塑造成孝子。此外，作为附录之一，此书还收入了陈小雅接受多维记者高伐林采访时长达数万言的书面回答，广泛地议论了围绕毛 泽 东研究的各种层面的话题。

　　1955年生于湖南长沙的陈小雅，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过工人、干部、编辑记者，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因写作、出版《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不见容于当局而被该所除名，成为一名自由学者。她还着有《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地下的热泉──过渡文化的十年（选章）》、《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汉尼拔》等；主编出版《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政治学》等书。近年来她潜心研究毛泽东，出版《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为毛泽东研究别开生面，引人瞩目。

　　陈小雅很自信地说：从长达数万言的这部重构的历史中，你将发现，一个意念的闪动怎样主宰着人的行为；一个人如何影响一个时代的历史，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原载《多维月刊》06年七月号

由当代日本著名作家田中芳树创作的“架空历史小说”巨制《银河英雄传说》，在中国数以万计的“银英迷”苦苦等待10余年之后，终于在一个星期前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正式推出该书中文简体版首卷。

这部被誉为“太空版三国”的首卷上市一周内，就向全国发货了十万多册，粉丝追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银河英雄传说》最终没有叫郭敬明作序，“否则我们肯定不买，他和我们心目中的这部经典距离太远了。”

鉴于郭敬明的负面新闻过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也透露：“在以后几卷中也不可能和郭敬明合作了。”

数月前，某论坛上爆料：郭敬明将为内地正版《银河英雄传说》作序，插画也由郭敬明的“岛”工作室接手制作。消息不胫而走，许多网友认为，郭敬明近日被判剽窃成立又拒不道歉，文德尽失，根本没有资格为日本大作家的知名作品作序，并声称如果由郭敬明作序，将“买盗版抵制正版”。当《银河英雄传说》首卷终于面世之际，这些粉丝欣喜地发现，该书序言是由《银河英雄传说》作者田中芳树亲自撰写，而简体版的封面及插图也采用了日本著名画家道原克巳的原画。

编辑刘祥和也对记者承认：“郭敬明负面新闻那么多，我们当然要考虑读者的想法，而且他的作品风格也和《银河英雄传说》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有人说郭敬明来不及作序，将有可能在以后的几卷中作为推荐者出现，我可以告诉你，第二卷本月底就要出了，之后的几卷除了附录田中芳树的各类采访，不会给郭敬明的文字留下空间的。”

由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初，“韩白之争”引人关注。双方均以新浪博客为平台，相互论战“80后”现象。白烨认为“80后”只是“票友”写作；韩寒（点击进入韩寒博客）则毫不客气回击道“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一时间网络上风起云涌，硝烟弥漫。虽然这场网络口水战以白烨关闭新浪博客为结尾，但很难说谁是胜利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6年6月中下旬，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一篇《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

代》的博客又引发网络玄幻小说作家和爱好者一片口诛笔伐，事件最终结果难以预料，但想来一场新的口水大战不可避免。

　　接踵而来的学院派与民间派之争，以传统写作方式为平台的老学者、老作家和以网络为平台的“80后”一代、网络作家之争，不应该仅仅为好事者提供凑热闹的机会，也不应该仅仅为媒体提供无休止炒作的卖点。相反，这种争论乃至相互攻击应该让爱好写作和文学的人冷静思考：问题出在哪里？恰好，《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于今年5月出版。如果按照《文情报告》梳理的脉路，人们或许可以预测并且解释上述现象的产生及其原因。

　　《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的主编者正是“韩白之争”的主角之一白烨先生。他的思路不失传统，但亦不迂腐。抛开争论本身，也抛开争论主角和他们的簇拥者本身，《文情报告》的观点严守中立，值得采纳。

　　目前，文化、文学现行体制二元并立——体制内的管理以计划为主，体制外的操作以市场方式为主；文化、文学生产机制多元共存——共有的、集体的和个体的，既有各自的方式和各自的渠道，又在某些环节上相互借力，协同运作。体制的二元化和生产的多元化导致文学从业者、文学生产者趋向民间化、市场化、商业化。这与以前以意识形态为主、专业作家为主体、文学期刊为主导的总体格局显然不同——文学理念逐渐取代意识形态、民间作家和网络作家大量涌现、网络创作数量急剧上升。可以说，传统文学领域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这种结构性变化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传统写作和网络写作、传统作家和 “80后”和网络作家的分离。一方面，各级作家协会和有分量的出版社及其主办的文学期刊仍牢牢联系着一大批造诣高、影响大的专业作家，集聚着最为重要的创作力量。同时，由于作协和大出版社办刊出书专业化强，运作程序相对完善，使其在书刊的出版环节亦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商业化运作迅速走红的“80后”和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作者影响着广大文学青年和学生读者，在扩大市场份额的同时，逐渐形成虽然游离于“主流文坛”却也自成一格且拥护者众多的另一“文坛”。

　　《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认为，写作分离只是表面现象，其分离的背后必定有一定的观念在起作用。它分析道：“80后”对于文学的理解，包括对于生活的理解，都在带有一定青春锐意的同时，也带有受到市场经济和流行文化深重影响的偏颇与谬误。而网络写作则在博客兴盛起来之后，其有影响的作者和有影响的作品距离文学越来越远，或者成为偶像明星和他们的“粉丝”互动的私家后台，或者成为奇文与猎奇相互寻索的信息渠道。这些观念与作法显然与传统作家的观念和社会主流思想格格不入。但是，《文情报告》同时也提到，虽然“80后”和网络写作的观念可能与传统观念不符，但“主流文坛”亦没有起到应有作用。面对“80后”和网络写作日益兴旺的局面，掌握话语权的“主流文坛”对新的写作群体相当不甚了了，既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也没有形成必要的对话，更谈不上理解和相互影响。因此，传统与新锐的交锋不可避免。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并非没有注意到一些积极的变化。《文情报告》多次提到“80后”一代和网络作家的天赋与才气，并对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率意的表达方式予以肯定，甚至采纳了他们自成一“坛”的观点。而在对传统“主流文坛”的大事进行梳理时，《文情报告》则多次提到互联网对传统文学创作和书刊出版的影响，单辟章节叙述网络以及博客的作用。因此，相对网络上针锋相对、立场鲜明甚至脱离实际的口水大战，《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观点比较客观，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继长篇小说《天黑以后》之后，村上春树最新作品、短篇小说集《东京奇谭集》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东京奇谭集》收“奇谭”五篇，分别为《偶然的旅人》、《哈纳莱伊湾》、《在可能找见的地方，无论哪里》、《天天移动的肾脏石块》和《品川猴》。据介绍，五篇奇谭中最奇的还是最后一篇《品川猴》。一个叫安藤瑞纪的年轻女子得了一种“忘名症”，每星期有一两次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几经周折，查明“忘名症”起因于一只猴……据悉，虽说是“奇谭”，但村上春树在小说中讨论的仍然是形而上的人生问题。

今年是“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逝世30周年，全新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给了热爱她的读者重温经典的机会。早些时候，“罪案小说女王”米涅·渥特丝的“渥特丝罪案小说系列”的推出也使得暑假市场上出现了两代女王同争高下的局面。

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古典推理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家，一生创作丰富，写有八十多部推理小说，笔下的大侦探波洛、马普尔小姐等形象家喻户晓。她的作品多属于“舒适推理”，在她笔下，故事是一场智力游戏，尽管其中有死亡和犯罪，但人性和世界仍然是美好的。因此她的作品透露出女性特有的温情。

米涅·渥特丝是新生代的代表，虽然小时候曾就读于克里斯蒂读过的中学，但在她的作品中，人性和世界则显得更真实些。有评论说，“米涅·渥特丝游走于人性最阴暗的领域”。然而，她的小说中也存在着希望，因为她相信这才是弥补暴力给家庭或社区带来的创伤的唯一手段。1992年凭借处女作《冰屋》一鸣惊人，次年她的第二本悬疑小说《女雕刻家》荣获美国爱伦·坡奖，她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并陆续被BBC等改编成一系列电视剧集。如果用古典推理的守则来衡量渥特丝，她的小说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在渥特丝笔下，没有主导故事进展的唯一侦探，探索真相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主妇、医生等；她花费颇多笔墨描述与案件看似无关的事，如种族歧视、环保问题等。

也正是如此，渥特丝突破了古典推理的局限，视角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大大增强。同时，她的小说延续了英国古典推理精于布局、情节严谨的传统，又巧妙融合了惊悚、犯罪、爱情等流行元素，更加适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可以说，阿加莎·克里斯蒂代表了过去和经典，米涅·渥特丝则是变革和新锐的先锋。

新华网香港７月２７日电（记者廖翊）第一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２７日在香港揭晓，内地著名作家贾平凹以其长篇新著《秦腔》获得这一奖项。

　 “作家通过表现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的衰落，写出了中国当代乡土文化、民间伦理、经济关系的剧变。全书充满想象力，通俗中见真情，平淡中见悲悯，寄托深远，笔力丰厚，代表了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突破。”首届“红楼梦奖”终审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这样向传媒介绍《秦腔》获奖理由。

　 远在西安的贾平凹接受了香港传媒及评委的现场电话采访。他表示，能获得以伟大小说《红楼梦》命名的世界华文创作大奖，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意外。

　 “这是以我的家族为原形写成的一部小说，表现的是中国农村的变革过程，倾注了自己最真实的感情，我用了近两年时间写就，是自己最为投入的一部小说。”贾平凹说，“面对传统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渐渐消失，我内心是矛盾、彷徨、痛苦的，这种感受表现在自己的创作中。”

　 贾平凹将于今年９月到香港出席颁奖典礼，并与香港读者见面。

　 由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红楼梦奖”每两年举办一次，首奖获得者将获３０万港元奖金。

　 入围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的作品为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度世界各地出版、８万字以上的华文长篇小说。经过严格筛选，《水乳大地》（范稳）、《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董启章）、《沉默之门》（宁肯）、《海神家族》（陈玉慧）、《圣天门口》（刘醒龙）、《藏獒》（杨志军）、《秦腔》（贾平凹）７部由海峡两岸及香港作家创作的长篇力作进入决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