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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几年前写下《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之后，自从我向人明确表示此备忘不会服从他人意愿之后，我就知道这个备忘的命运将会是”成书有日，出版无期”，我就知道我在书中提及的一些人物，是不会因此善罢干休的。果然，先是出版我八十年代备忘的那家出版社”遇难”，已经签好的出版合同”胎死腹中”；然后便是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隆重出场，敲锣打鼓的，还夹带着一声声吆喝，”八十年代喽！””八十年代喽！””八十年代喽！”那个早已烟消云散的八十年代，就这么被突然爆炒起来，就像炒糖炒栗子似，把个八十年代炒得翻滚不已。

将来的读者只消对照一下我的”八十年代”和查建英的”八十年代”，就会发现那些出现在八十年代中的人物们，在两个不同的”八十年代”里，有着两种不同的形象。在我的”八十年代”里被弄得灰头土脸的，到了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里变得红光满面；在我的”八十年代”里被摘去了面具的，到了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里被涂上了油彩。我笔下的”八十年代”是悲凉的，调侃的；查建英访谈出来的”八十年代”是喜庆的，怀旧的。那些在90年代以后一时间成了”天涯沦落人”的八十年代人物，在我笔下遭到的是冷遇，在查建英的访谈里得到的是温馨。查建英的访谈，就像是给八十年代的老少爷们开了个怀旧派对，让他们痛饮，让他们高歌，让他们尽情地倾诉，让他们尽兴地表演。说什么粉正红，眉正浓，转眼两鬓皆成霜。过去的白头宫女说的好歹还是唐玄宗，如今的派对女主人面对的则是昔日得意过的酸文人。

不错，八十年代确实是个风风火火的年代。以前长不出来的文化庄稼，在八十年代一荐一荐地长了出来。八十年代让人回想起”五四”当年，只是”新青年”一类的尝试，被当局严厉禁止。

然而，八十年代也是个相当戏剧化的年代，也是个相当泡沫化的年代。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也罢，文学先锋也罢，很少能够经得起九十年代和二千年以后的磨砺和风蚀。在摸着石子过河的号召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浪潮冲击下，精英们从河底摸起的不是石子，而是阳萎了的卵子。曾几何时，硬是给海德格尔安上中国姓氏的文化恶少，如今蜕变成了被官家包养在香港的”文化二奶”。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化二爷”。只不过，当年号称京城四大文化领袖的那种牛皮哄哄的爷们腔调，今日一律地变成了奶声奶气的帮闲腔。言必称”我国”。”我国大学”如何如何，”我国教育”如何如何，俨然一付官家派头。只不过不是官家的爷们，而是官家包养的娘们。

这些被包养了的”文化二奶”，有的被养在香港，有的被养在京城。据说一个比一个饱读诗书，一个比一个学贯中西。他们对美国学府颇有研究，对中国教育胸有成竹。过去曾有著名的文化粉头，一迭声地叫苦。如今这些文化二奶，一开口就是”中国文明复兴，期待伟大的大学”，从而信誓旦旦地要”打造中国的精英”。口气还是那么牛皮哄哄，无奈底气早已不足。陈胜吴广式的”宁有种乎”不敢再提了，只不过是想为”我国”打造精英而已。这听上去就像是被包养了的奴家，要为主子生上一群大胖小子。真正叫做，得了温饱，丢了灵魂。可怜的精英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且不说这些个文化精英们是否也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里谈笑风生，应该指出的是，查建英本人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个过来人，是个”飘逝的花头巾”式的同龄人。比起后来那些从事下半身写作的酷女动不动就假装不小心掉出卫生巾，八十年代的美女作家，只不过是飘逝了花头巾罢了。最酷的”蓝天绿海”，也不过是剃个光头玩一玩。查建英女士在大洋的此岸和彼岸历经沧桑，却依然布尔乔亚不减，依然文学雅兴不已，笑容可掬地给大家开了个”八十年代派对”。于是，一下子勾起了许多八十年代人物的种种心事，种种感慨；仿佛不是自己不争气，而是年代变得快。

有部电视剧的片名叫做，风吹云动星不动。年代总在变换，身世难免沉浮，但有些东西是不能变动的；比如人格的独立，比如思想的自由。八十年代人物的不同品性，是在九十年代和二千年以后，越来越清晰地纷纷呈现出来的。也许是人本身发生的变化，导致八十年代人物对逝去的年代那么的津津乐道。失魂落魄的，从那个年代里发现自己原来还曾经有过灵魂；丢了乌纱的，从那个年代里发现自己曾经坐在主席台上受人瞻仰过；老气横秋的，从那个年代里找回了自己的花样年华。可怜的八十年代人物，原来一个个都还在巴巴地等待着，有朝一日也能够像当年的右派一样，成为”重放的鲜花”。

在下没有唐突西子的意思，只是忍不住要就着查建英的派对问一声，那些老说忏悔忏悔的人，怎么就没见忏悔？难道他们在八十年代里真的除了光荣就没有惭愧了？难道他们在八十年代里真的除了辉煌就没有丑陋了？我还想说的是，八十年代是有个句号的，那个句号就是八九年的”六四”。”六四”对八十年代来说，可说是个句号；但对所有的八十年代人物来说，却是个问号，是个巨大的问号。我不知道谁可以回避这个问号，也不知道谁可以无视这个问号。我很想问的是，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派对里，有没有竖立着这个问号？

假如有人要用”只谈文学文化、不谈政治”来搪塞，那么我只好直言，那个问号虽然有政治性，但更是文化的，也是文学的。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有不少是倒在这个问号之下的。而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能够经得起这个问号拷问的，似乎也不多见。假如这个问号是个历史性的考试，那么真正通过的，当推无数普通人，当推无数普通的中国民众。在《历史的祭奠》长文中，我如此写道：

“六四”学潮本身，是一次最广泛的民意测验。这次测验表明，真正的英雄既不是政治领袖，也不是知识精英，而是普通民众。

在政治精英按照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悄悄抽身之后，在知识精英本着他们患得患失的自私隔岸观火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在全国各个城市簇拥着来自各个院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涌入广场，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主角。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时刻，几乎全体中国民众，体验了这场历史性的狂欢……

此时此刻的大学生，成了真正的天之骄子。他们人人体会到了受人尊敬被人爱戴的快乐。他们其实最想要的无非就是受人尊敬。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获得了民众的尊敬。他们经由这场学潮，得到了心理上的医治和精神上的升华。平日里的压抑被释解了，身心变得空前的健康。他们充满了在他们的一些所谓领袖身上渐渐褪色了的牺牲精神。不要说去绝食，就是去死，去赴汤蹈火，去上刀山下火海，他们全都义无反顾……

比起在权力圈里摸打滚爬的政治精英，比起多多少少握有了话语权力的知识精英，学生无疑是单纯的。但还有比学生更单纯的人们，那就是千千万万无声无臭的普通民众。倘若要说出谁是1989年中国最可爱的人，那么就是无数个流血流汗支持学生的普通民众。他们既没有权力的野心，又没有话语的烦恼，也没有出名的渴望。他们有的只是一颗颗纯朴的心。这些普通人，是整个”六四”运动当中最透明的人群，也是中弹倒地和被捕入狱占人数比例最高的一群。他们彼此素不相识，只是为了同一个支持学生的目的，走到一起。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大多数来自底层。他们向学生掏出口袋里最后一分钱，他们拉着板车给学生送吃送喝，满头大汗地为学生四处奔波。在戒严的日子里，他们爬上坦克，苦口婆心说服士兵们，不要向学生开枪。军队进城的时候，他们拉起人墙保护学生。一旦枪声大作，他们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学生挡子弹……

假如说，”六四”给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留下了什么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那么就是这些个普通人的故事。在他们身上，复活了中华民族最为本真的灵魂。质朴，透明，无声无臭，却可歌可泣。他们当中可能只有一个人，那个只身挡在坦克前面的青年人，被十分偶然地留在了电视屏幕上，从而留在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的记忆中。至于其他所有人所做的一切，都不曾进入传媒的视线。然而，如果说，1989年的”六四”是一次全国性的民主大演习的话，那么真正的主角，却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们。他们是中国文化最为深层的底蕴。他们象征着中国的希望……

表面上，”六四”学潮似乎是一次启蒙。学潮唤醒了中国民众。但实质上，恰恰是民众的透明，照亮了学生和学潮。中国民众并不愚昧，更不是什么实现民主政治的障碍。1989年的学潮证明，中国民主政治的障碍，在于权力阶层，在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握有一些话语权力的知识精英。

……

面对打造精英的嚣张，面对查建英女士的八十年代派对，本人特地摘录以上几段话，给做稳了”文化二奶”的昔日精英以及所有八十年代人物，扫扫兴。

2006年7月13日写于纽约

我们的文明对人的要求是很低的，一个人能活着就成了。也就是说，生存权就是人权，人有个性命就不错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要求是很高的，性命是何等高明的事，从古至今，生生不已，生生为天地之大德，你活着就是俺给你的恩典。所以，统治者经常会把他们养活了多少亿万百姓当作很高的成就、恩典。职是之故，能把十几亿百姓养得还没饿死多少的统治者似乎是确实可能是也许真是值得夸耀的事。因是之故，那些活得最窝囊最不幸的人也仍会把统治者当作父母一样可以寄托感恩的对象。

我们的文明还把那些仍葆有赤子之仁心的人称为伟大的“子”，孔子、老子、墨子，称他们是圣人、贤哲。这些人在个体的层面可以说显得孩子气，但在对群体的关照层面多了一点理性。但就是这一点理性，也把生命当作性命了。“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也为此帮闲了一下统治者，顺带帮了一下百姓，孟子就去游说统治者，“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反过来说，养生送死有憾，霸道也。

为使东土天下不行霸道，望着大道行王道，很多的圣哲因此抛弃了孩子般的好奇心，专心致志地去恳求上下都要有性命自觉。这种自觉表现在人间关系中，有些道德礼义。孔子说过正名，君臣父子一类。孔子还说，未知生，焉知死。这个子一说，以后的很多子觉得探索未知世界太困难了，甚至觉得死太缈然太可怕了，所以趁还生着，还活着，就生着活着。好死不如赖活。当然，其他的子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孟子也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至于墨子们，则也虽然穷苦，却仍做了不少近似“科学的”于生无补的“试验”。……但总的来说，人们生死的关系形态是有礼节的，你可以说那是前现代社会的“文明理性”，但有这理性制约，所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但我要说的是，这一点传统的“文明理性”到了转型的时代似乎完全消失了，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养生送死了。鲁迅当年写“我们应当如何做父亲”，也是敏感到人间礼节的丧失，需要新的关系形态。从鲁迅们意识到问题，到现在，这些中国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听说清明节，有人去给先人上坟，烧祭的物事，从纸糊的汽车到布做的衣服，到纸糊的电脑甚至二奶不等。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真是不知道先人在地下如何受用不尽。

我必须承认我的生活经验来自养生送死，但这也是于我最作难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当下中国如何养生送死。移居到城市，完全投身于个人的成就，跟群体、上一代人失去了一种理性的或说礼义的关系形态，这可以称之为“人心政治”，以至于我们如此轻失了人性中最宝贵的同情和道义。国丧的时候，一些年轻朋友看着我，我突然觉得自己该担待点儿什么该示范点儿什么了，但我完全不知所措；我看见统治者们也不知道如何送死了，因为他们并不尊重传统“死者为大”的说法儿。而养生，我看见很多长辈为长为老不尊的事实。

这种灾难正在浮现出来。当然，从审美的角度看，也正在有趣地呈现出来。我看见大大小小的中国圈子只是个人了无生趣的产物，时代转型的剧烈使得人心人性无所依归，个人无能使自己成就并得清静光明。没有什么人会养生送死，大部分不过因循罢了，不过承袭罢了。父不父，子不子，是的，我看见很多朋友做父母做得很可笑，很多朋友做子女做得很吃力，很多朋友做父母做子女，自私得搬起石头只能砸自己的脚。很多两代同堂的中国经验展示给我们的，不过是一种极为深刻的报应罢了。当然，这种当下中国家庭的存在状态符合我的因果论史观。

奇怪的是，这种养生送死成了大问题，但其中的人无不可以表示他的爱统治者之心，他的感恩和爱国成为是否作为性命活下来的一个资格，一个通行证。“以和为贵”的黑社会里就有这样的台词：Jimmy问石副厅长，“老许也是黑社会，为什么他可以来做生意？”。石副厅长回答说：“我们跟他谈好了。而且他是爱国的。”Jimmy追问：“我也可以谈！我也可以爱国！”——这就是我们的文明。有人是爱国，有人可以爱国。有人暂时坐稳了爱国的位子，有人求坐爱国的位子。曾有诗人做石破天惊之问：“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可惜在那样一个时代，没有人把这一问推理到极致，以为我国人的集体精神注入新的因子。

从养生送死扯到爱国，有点不伦不类。当年我曾敷衍过一首小诗：

    因为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遭遇

    我们常常忘记了生命的存在

    像在梦中忘记了是在梦中

    我们保住生命不过保留着一个梦境

    不由我们操纵，不用我们指引

 

    放弃那些应该放弃的

    虽然我们还恋念着光阴

    像春日里送走水一样的客人

    我们送走生命不过送走了一位客人

    有一点儿惆怅，有一点儿欢欣

这首诗不过是古人“留他如梦，送他如客”的翻版。那时以为自己能够达观一点儿，后来才发现，我们社会里的养生送死不容达观。孟子那样的圣哲，不把养生当大事，但他也要慎重地设计、劝导统治者如何养生送死：“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仅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最近，有人批评互联网的“恶”正上升为主流，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科学依据。自从大陆互联网开通，我就经常在网。如果说我感受到最近互联网有什么“恶”的演变的话，那大致就是封贴、屏蔽等限制越来越多了。

　　但似乎批评的人不是这样看的。过去，批评互联网的人都能找到下列理由，一是黄色网站的问题，二是所谓谣言问题。这些理由完全不值一驳，因为有人的地方就都有这两个问题。而且肯定比互联网上严重，其它不说，最黄色的操Ｂ，就绝对无法在互联网上实现。因此，举证这些作为互联网特有的“恶”是不公正的，估计都是醉瓮之意不在酒。

　　最近，批评互联网的人又发现了新论点，就是黑客破坏和诈骗。拿诈骗说事毫无新意，与过去的论点完全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诈骗在互联网上成功的案例远低于现实生活中。

　　而黑客入侵则是互联网特有的现象了。所谓黑客入侵，也不过是有人没有经你的同意，通过网络进入了你的电脑，能窥见你的隐私和拿走或者破坏你一些文件而已。这与现实生活中的非法侵入和入室盗窃类似。而非法侵入和盗窃在现实生活中可是屡见不鲜的哦。

　　因此，所谓“互联网的恶”，也不过是现实的恶在网络上的反映而已。有个对联是怎么说的来着？对了，“水中月乃天上月，眼里人即面前人。”因此，看问题，要能分清什么是假象，什么是真相。

　　今天，看到的批评又有了创新，据说是什么“网络暴力”，我想，所谓暴力，应该要通过物理接触才能实现吧，而互联网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现在有个新名词，叫什么“语言暴力”。胡哥总担心国人无法创新，我看是有点杞人忧天了。这不，我才写几行字，就发现了这么多创新成果了。打住，回来说“语言暴力”问题。“语言暴力”无非是指声音大一点，文字粗一点吧，不是真正的暴力。套句学术名词，就是无法对别人造成“生理上的物理伤害”，有点拗口吧，这就是学术名词的好处，不然怎么显我学问高呢？

　　现实生活中却是有大量的真暴力哦，且每天都在发生，甚至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不但发生了“生理上的物理伤害”，还发生了“心理上的精神伤害。”这些，还都是轻的。重的是有人被暴力致死了。今年，好象就是今年，不是什么地方向平民开枪了吗？好象是死了不少人哦。那些专注与互联网的批评家，似乎都没有对现实的暴力提出过批评哦？哎！在中国做人，都是这样的，你得学问“选择性遗忘。”也得学会“选择性批评”。今天没有喝酒啊，怎么总管不住自己？一不小心学术名词就直往外冒。

　　说到粗话，就你现在拿个录音机，到大街上去溜一圈回来，估计都能收集到不少粗话，什么“鸟”啊，“操”啊，这类“地骂”都会百花齐放，而高度一致的国骂也绝不会少。因此，粗口也不是人民大众不能接受的。

　　哦，差点又忘了，题目是要为央视说句公道话。说到谣言，很多人都说央视是谣言散播机。代表性的人物就是“１.５”网友和“老怪”网友，他们好象同央视有仇似的，天天盯着央视看，央视一有错，他们就抓住不放，就象那些抓互联网的批评家一样。

　　我一直不赞成他们的做法，并写了个帖子《一定要天天看“新闻联播”》，以表明我的态度并声援央视。其实，没事说点小谎，也是很可爱的。那不，还珠格格就靠这风靡了全中国啊。　

　　我并不是偏袒央视，因为我没有偏袒它的理由啊。我又没有央视股权，也不在央视任职，我甚至都不看央视，我怎么可能偏袒它呢？

　　事实如此，如果按说谎来排名，央视确实是小字辈儿。这里，我们有必要引进一点专业的评价方法，大家该知道一个新名词“信用记录”吧？这其实就是比较说谎能力的。信用记录的好坏与说谎能力成反比。也就是说你说谎多，你的信用记录就差。

　　怎么评价信用记录呢，就是翻看一个人、一个单位的全部说谎历史记录，统计说谎次数以及欺骗了多少人。这样一看大家就明白了，虽然现在听到央视谎言的人较多，但受它欺骗的并不多。而央视自身的历史并不长，所以，其说谎的历史也不可能有多长。特别是在全中国都疯狂地迷信谎言的那个年代，央视几乎都无法见到啊，央视也不能不顾客观事实，硬要去抢“几报几刊”老大哥们的功劳和荣誉啊。

　　何况，央视还有一些讲真话的良好记录啊，忘了薛飞杜宪了吧？虽然短暂，但现在不都流行什么“瞬间即永恒”吗？

　　因此，说央视的诚信记录最差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都是“１.５”那个二百五造的谣言。

　　因此，我一定要出来为央视说句公道话：

　　“央视的诚信记录虽然不如互联网，但绝不是最差的！绝不是！” 

人民究竟喜欢不喜欢按摩？这个问题不是一下能说清的。根据一般的
理解，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打渔归来、种田完毕，是最有必要
去按摩的，但在一个服务行业普遍分化、变质的年月里，我不想贸然
作出肯定的答复，让一些神经过敏的同志抓住把柄，冠我以“伤风败
俗、拉人民下水”的恶名。

因而，有必要事先向诸位交待清楚：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一种精神按
摩，与道德无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
者达成了一致，即放逐所有的尖锐批评，打击一切血气生生、蒸腾着
自由气息的作品。它们或者编一些悲欢离合的假故事要人们乐天知
命；或者讲一些貌似大彻大悟，实则全无心肝的伪哲学要人们含垢忍
耻；或者拿一些吃茶喝酒、题词送画的沙龙轶事诱骗人们逃回古代；
或者通过对卡厅、茶秀、咖啡店的精致描绘来谎称我们已经跑步进入
了“后现代”……那亲切的形式、慈祥的面孔、幽默的表述，使你几
乎相信天堂的副本就在身边。

面对日益逼窄的生存空间，无处不在的暴力传统，也就面对一个没有
历史和未来的存在荒原，这些娓娓动听的小嘴象一艘艘轻快的语言之
舟划过我们所在的苦海。它带给人们这样的信息：世界是美好的，好
死不如赖活着，只要忍耐到头，救世的基督必将迎接受难的羊只。面
对阴沉的世界之夜，这些为“诺贝尔”赶制作品的大师们眼圈泛红、
悲天悯人，多快好省地占领了祖国报刊的每一块园地。在富于节律和
音韵的优雅吟唱中，一双双白嫩而细长的手从羔羊的头顶摩过。这
时，所有的不平、愤懑、渴望变革的激情都悄然逃奔，唯余一朵朵盛
大的莲花在胸中幸福地张开。请问，这不是“按摩”，这是什么？

尽管我承认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即在所有的文明国度中，那些健
康、独立、心智强健的种族是最不容易被“麻醉”的；相反，一个卑
怯、暗弱、灵魂沉睡的民族最容易掉进信仰的迷宫。但我仍然厌恶把
这样一个有关权力／话语的问题简单归咎于人民的甘愿“受洗”。越
过一片对大众庸俗、愚昧的责难，我想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说他们
是庸俗的，那么什么使他们庸俗？如果说他们是愚昧的，那么什么使
他们愚昧？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是天生就愚昧、天生就热爱庸
俗，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不愚昧、不庸俗？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大多数”而言，最关键的是，如果他们愿意高
雅，那么什么样的话语系统肯提供这样的教育？如果他们愿意被启
蒙，那么什么样的传媒肯承载这样的功能？如果不考察一个时代的人
民所处的话语环境及表达的可能性，一味指责他们的盲目顺应，那么
这种批评的愚蠢就有可能和晋惠帝司马衷不差分毫。诸位知道，这个
西晋有名的白痴皇帝，面对因吃不到草根树皮而成片饿死的百姓，反
而问“何不食肉糜”？

不错，在有限的程度上，我愿意相信这些花鸟虫鱼、石头瓦块、阴阳
八卦、装神弄鬼、题词品茗、游山逛水、嫖娼吊膀、翻墙扒灰、奸尸
拜脚、恋物手淫的所谓“文学作品”对人精神的抚慰作用，它至少可
以使人的内在疼痛发生某种幻觉性的转移。但我仍然无法原谅报纸、
期刊及出版业对大众精神的漠视和蹂躏。塞尔旺指出，“愚蠢的暴君
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依自己的思想锁
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最明智的贤君”，他们
是把自己“固若金汤的基础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这真是
一个寓教于乐的好办法。当人的灵魂沉睡的时候，权力便可以如水银
泻地一般流布他的周身，且无不熨贴；当人的精神犯困的时候，暴力
便可以象鱼网一样网住所有叛逆的欲念，且言听计从。在令人惊悚的
幻想中，你甚至可以看见催眠师那诡秘的笑容和镶着金牙的渔翁那志
得意满、一路顺风的凯旋场景。

然而人民，我数以万计、同样为造物主生气灌注的人民，却不得不由
聋而哑，沉默着活在世界的边缘。在数千年的时间黑夜里，他们糊里
糊涂地生着，糊里糊涂地死着，死不了就活，活不了就死。没有人知
道他们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歌哭。

现在终于有火在前面引路了，可惜，那是鬼火。

这些形形色色的报纸、期刊及书坊老板就是鬼火的制造者。他们杯弓
蛇影、草木皆兵，时常为一个假想的庞大天敌所惊扰，如履薄冰地恪
守着一个虫子的生存之道，即在母鸡未啄以前就远远避开、或者躲倒
装死以备不测。难道他们都老迈昏庸，连善与恶、对与错都不能区
分？不，绝不是。在一个物欲至上的年代里，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衣
食来源，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仰赖读者的愚蠢而生活。如果有一天，这
个时代的人民突然间为圣灵感动，变得象古希腊人一样清澈、透明、
富于理性，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主编、社长、报纸发行人以及地摊
书籍出版商可能全部要沦落风尘──不过，那样对于他们倒也名副其
实。

更不要指望那些鼓风弄潮、捧红踏黑的记者、编辑会成为引领国民精
神出埃及的旗帜。《圣经》上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
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他们除了赶场子、收
红包、骗土特产、挤看明星大腿，基本上不知道什么叫正义，什么叫
公理，什么叫新闻的良知。当他们吆三喝四、呼朋引伴地赶往各种会
议市场时，他们说，“我是喉舌我怕谁”。而喉舌是什么？喉舌是一
种器皿，上帝用它来盛放表达的权利。因而它只对哑巴有用──就象
病人才需要医生──对于一些舌灿莲花、指鹿为马的人来说，“喉
舌”不过是一种摆设，就象饭馆门前的王八。

此外，你还指望什么？难道指望地摊小报撰稿人、隐私文字制造者、
唯利是图的文学小贩会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忧愤和痉挛？从记
者、编辑开始的文风败坏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最忠实的模仿。实际上，
当这些汉语垃圾批发商起早贪黑、煞有介事地坐在写字台边时，我早
已为他们写好了祷词：

　　“缪斯奶奶，请把今日的口粮赐给我吧。荣耀、稿费、住房、职
　　称，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假设之上，即：这些人说的
都是真的，而且我愿意趋从。实际上，只要有一点点怀疑的碎石，这
些谎言帝国的大厦就会象纸房子一样坍塌成碎片。我为什么要拿我微
薄的薪水购买一份与我无关的垃圾？它究竟在哪一天关心过我的幸
福、我的疼痛和我饱受欺凌的愤怒？如果没有，我用它做什么？包
肉？垫座？如厕应急？

──但没有，没有一缕智慧的光线光顾这些善良的头脑。他们只追随
着，追随着，象一个赤贫的农民追随着狂奔的驴子。

1961年,当你自重庆乘船东出夔门，前往宜昌，轮船行经巫山峡口时，你可以看见文峰之巅书写着硕大无朋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差不多占去了半座山的高度。这条旷世大标语的制作成功，却是一百多名右派分子用汗水、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幅标每个字长宽各十丈(33.33米)，每笔宽一丈(3.33米)，每个字占地1000平方米，五字和一个感叹号相连，外加字间距，超过了6000平方米。我们知道，一个篮球场的面积是420平方米(28×15)，而这幅标语的每一个字，都比两个篮球场加起来还大出了160平方米，整幅标语约等于15个篮球场。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制作的无可比拟的标语！

　　1958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澜，“赶英超美”、“大炼钢铁”、“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3月里，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评反冒进，并提出了他对个人崇拜的看法。他认为，个人崇拜中属于正确的部分是必须崇拜的。他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新一轮个人崇拜的热潮。在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倾思想运动。巫山县委为了紧跟毛主席的部署，在1959年10月召开了县委扩大会，动员全县人民迅速开展反右倾运动。巫山之巅的大标语就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问世的。

　    有人建议，在巫峡西口的文峰上制作一幅“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垂直排列，乘上水下水轮船的过客都能一目了然。这一创意马上得到了县里的批准，并决定主要由那些需要认真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右派分子来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县里举行了一次右派分子评查摘帽的会议，一百四十多个诚惶诚恐的右派分子被集中到县政府招待所里，主持者要求他们充分反省自己的反动思想，加强劳动改造，争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的阵营里来。会上当场宣布首批摘掉廖希富、黄永鑫、沈祖富、罗春玉、彭会志、王瑞全等7人的帽子。从这7个人身上，右派们看到了摘帽希望。接着，就有七十余名右派被组织起来，参与了制作超大型标语的“光荣任务”，他们都希望能借这个机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屹立巫峡西口北岸的文峰(又名驱熊山、箜篌山)，为著名的巫山12峰之一，山形巍峨突兀，扼全川之咽喉。因尖峭如巨笔插天，故称文峰。文峰山体陡峭，坡度多在60度至70度之间，而临江一面之绝壁断崖，则如同刀劈斧削，要在上面制作标语谈何容易！由于标语与文化有些关系，又特地把文化馆的干部罗典范抽调出来当负责人。随后进行了分工，成立了“铲字组”、“牵字组”、“兑浆组”、“背浆组”、“泼浆组”、“后勤组”等。

　　1959年12月初的一个早晨，长江上朔风怒号，巫峡口波涛汹涌。由右派分子组成的施工队员一个个背着背包，扛着锄头，冒着严寒努力地向文峰观下的梨子坪攀登。他们深知这次任务特别重大的政治意义，表现得好他们就会有摘帽的希望。他们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异常艰苦的工作，但到底会艰苦到什么程度则完全无法预料。

　　梨子坪是文峰半腰的一个小山村，住着十来户农民，除了院落外，都是坡地，苍凉而贫瘠。农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城里人来到这里，当然更没有听说过要在壁立的巫峡口上刻写“毛主席万岁”的超大型标语，农民们把茅屋土舍打扫干净，在地上铺上草，施工队员们就像“山顶洞人”一样住下来了。

　　施工队有自己的伙食团，就在农民家里架锅造饭。当时大饥荒已经开始了，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浮肿、死人现象已经发生。万县地委和行署知道巫山的灾情后，打算调拨750万斤粮食救灾，可是由于刚刚进行了反右倾的运动，巫山县的干部们怕戴“右倾”帽子，明明知道饥荒已经出现，却既不敢如实上报，更不敢接受救灾粮。这却苦了奋战在巫峡口上的右派分子们，他们把250克(比上次增加了50克)粮食分成三份，一日三餐，掺上清水，加上牛皮菜煮成稀粥果腹，至于肉和油则完全是梦想。

　　就这样，他们万分艰难地开始了超大型标语的制作。

天寒地冬，旷世标语初现绝壁

　　巫山县文化馆副馆长吕炎林受命设计了标语的书写方案。为了显示“大跃进”的气势和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吕炎林将标语设计为每个字长宽各10丈(33.33米)，每笔宽一丈(3.33米)，每个字占地1000平方米。标语从山顶竖排而下，五字连缀，可及山半，堪称开天辟地以来举世无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手笔”。

　　吕炎林设计好方案后，即带领有关人员爬上山顶踏勘地形选择地段，最后确定在文峰向南偏东的山壁上划出一大片来制作标语，这个地段面对巫峡西端相对平缓的大宁河宽谷，视野比较开阔，数十里外就能看见，同时，从下游方向也比较容易仰视。

　　接下来，吕炎林指挥“牵字组”拉起长长的绳索，在山壁上放样作字。一般的书画家创作时可以先在墙上画初稿，然后退后几步看看效果，再作下一步的修改，可是吕炎林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他要看到自己草稿的全貌，必须到几里路以外去才行。

　　最终吕炎林完成了5个大字的勾画。在拉绳放样划线后，人们用石灰顺着线撒过去，终于将标语上的字按比例协调地安排到了文峰陡峭的山壁上。

　　“铲字组”的任务是顺着划好的石灰线用锄头一锄一锄地在山壁上将字形铲出来。巫峡的山上处处是荆棘，处处是丛莽，有很多地方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人迹，那些盘根错节的草木深深地植根于坚硬的山壁上，要连根铲除它们还真不容易。“铲字组”的人们用血肉之躯在6000平方米的山体上雕刻出了标语上的五个字。所谓笔画，其实就是一道道在山壁上挖出的深而宽的槽子。

　　最辛苦的是“背浆组”的成员。高高的文峰上既没有石灰也没有水，石灰和水都要从六七里外的江东嘴运来，而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背篓。“背浆组”的人们频频往返于江东嘴与梨子坪之间，运回一定数量后就由“兑浆组”将石灰兑成灰浆，再背到制作现场去。

　　这时已经是数九寒冬，北风呼啸，雪花飞舞。右派们的手足整天被石灰水浸泡，已是皮开肉绽，但任务却一点也不能少。“背浆组”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中背着灰浆往山上运，灰浆在背上随着步子晃荡不已，一旦荡出就是浪费行为，那就是新的犯罪，所以绝对不敢有一点疏忽。何况坡陡路险，身边是万丈深渊，脚下是滚滚长江，稍有不慎，后果更不堪设想。

　　有资料显示，整个工程共用了石灰浆20万斤，按每人每天往返三次每次50斤计算，“背浆组”的人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背负着石灰浆登上文峰共计4000人次。

　　往挖好的槽子里浇泼石灰浆就是“泼浆组”的事了。要想在山壁上找一块小小的平地放桶，是根本不可能的，“泼浆组”的人只好把灰桶底端的一边靠在山壁上，将灰桶夹在胯下，然后像猴子一样，一手攀住山壁，一手抓紧木瓢往先挖好的笔画里泼浇石灰浆，就这样一瓢一瓢地泼浇(平均泼浇石灰浆厚10厘米)，直到把6000平方米的面积泼浇完.

天气奇寒的日子，饥荒也越来越严重了

　　250克粮食加牛皮菜度过一日三餐的生活也渐渐难以为继，原因是牛皮菜已经吃光了。后勤组的人们便满山去寻找勉强可以充饥的野菜，把黄蒿、地米菜都挖了回来，和着那点可怜的粮食熬成稀粥，努力让一个个羸弱的生命能维持下去，去完成那个重大的“政治任务”。

　　偶尔有的人请假回城，便想方设法去买些“食母生”、“艾罗补脑汁”、“辣椒丁”、“橘精酒”等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回来，尽量增加一点热量，保持体力，以完成劳动定额。

　　然而，空前的大饥饿正以愈演愈烈之势席卷而来，“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这些苦战在巫峡之巅的右派分子岂能幸免，由于营养太差，劳动强度太大，精神负担太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5个右派分子惨死在天寒地冻的巫峡里。

　　陈文清，“兑浆组”的成员，他天天都努力地工作着，从不叫苦叫累，即使到了最艰难的日子，他也硬挺着。那一天，他对同伴们说：“争取早摘帽！”谁知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就因饥饿死去了。他直挺挺地僵卧在冰凉的地铺上，被人发现时已经死了很久了。

　　1960年2月，占地6000平方米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标语”终于出现在巫峡之巅，轮船顺江而下，在数十里外就可以看见那条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大标语。

　　当年标语的制作者至今仍有许多人健在，他们都已经成了白发老人，现在依然生活在巫山，日日面对着那座曾经让他们断魂惊魄的高高的文峰。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他们记忆犹新，许多当年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他们提供了许多材料，他们的名字是：刘仁佐、李经灿、叶明松、罗典范、王昌华(女)、黄永鑫……

 一年前，也就是在2005年8月16日，袁相忱牧师蒙主天召，因病离世，享年92岁。19日在北京八宝山进行了“主仆袁相忱安息主怀感恩会”。那一天有2000多弟兄姊妹参加，还有1000多弟兄姊妹被拦阻在会场外边，另外还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被各种名义拦阻在家里不能参加。

这天的中午，我的妻子李姗娜下班，计划参加下午的感恩会，可是警察已经等在单位的门口，不许我妻子参加下午的感恩会。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是如此，没有能参加这个感恩会。这个感恩会我也没有参加，因为维护弟兄姊妹的宗教信仰权益，我被判刑还在牢里。

袁相忱牧师生于1914年6月6日，17岁慕道，18岁悔改归主，19岁受洗，20岁上神学。1940年到1945年，他在河北山东农村传道。1946年后在北京白塔寺附近的阜成门160号开设福音堂。袁相忱牧师的教会不受外国差会的供应，是一个自立的教会。

1949年后，袁相忱牧师和王明道以及北京其他一些教会的带领人拒绝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组织。1958年4月19日袁相忱牧师被捕，后以反革命罪名被判无期徒刑，直至1979年12月21日获得假释。在牢里，袁相忱牧师遭受了各种苦难，例如他曾经在半年的时间里被关在一个长、宽、高都是1米多一点的“鸡窝”里，监狱称为“小号、一米号”，出来后很多时期不会走路。袁相忱弟兄后来回忆说：“当时是抱着为主殉道的心”。面对这些，袁相忱弟兄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而是信心更加坚定。

袁相忱牧师出狱后，很快一些弟兄姊妹就定期来到袁相忱牧师家里，大家在袁相忱牧师的带领下一起学习《圣经》。1989年10月袁相忱牧师获得了公民权，他家的家庭聚会也逐渐由“地下聚会”发展到了“家庭聚会”，又逐渐发展到了“家庭教会”。袁相忱牧师的家庭教会是北京最早的几个家庭教会之一，而且也是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最拥有普世情怀的家庭教会。

在1990年，我开始参加袁相忱牧师的聚会。那时聚会如同地下工作，聚会前分开来，聚会后分开走，聚会中不能大声唱赞美诗。那时聚会已不在袁相忱牧师自己的家里，而是搬到他的大女儿家中，位于广渠门外。原因是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聚会不得不搬家。后来又受到压力，又不得不搬回袁相忱牧师自己的家里。那时大家称自己的教会是“地下聚会”。

袁相忱牧师的聚会搬回位于白塔寺自己的家中后，仍是时常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并且有时受到每天24小时地监视，但是袁相忱牧师没有再把聚会搬到其他地方去，而是在自己的家中坚持了下来。如在1996年时，有关人员就曾在聚会时宣布不许聚会了，但是弟兄姊妹仍是坚持定期来聚会，袁相忱牧师也仍是坚持带领聚会。聚会终于坚持下来了，我们的聚会已经不是在“地下”了，大家对自己教会的称谓上也逐渐由“地下聚会”变成了“家庭聚会”。

袁相忱牧师家很小，只有一间房子，不到20平方米，加上盖的小厨房也大不到哪里去。来这里聚会的兄姊妹很多，袁相忱牧师就把家中的床和其他家具去掉，全部摆上椅子，这个房子只用于聚会，聚会可以容纳100来人了。但是还是太小，由于人太多，很多弟兄姊妹来了进不了房间。一些弟兄姊妹就在袁相忱牧师的带领下在他们的自己家里或其他弟兄姊妹家里进行聚会。在1990年时，我们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就已经在袁相忱牧师的带领下，先后在刘凤钢家、武人刚家、勾庆惠家聚会了。中国的家庭教会就是这样由1个变2个，2个变4个，4个变8个……，而越来越多，飞速地发展起来的。

袁相忱牧师去世这一天是星期二，“主仆袁相忱安息主怀感恩会”是在三天后的星期五。这几天很多聚会点都不是聚会的日子，很多弟兄姊妹还不知道袁相忱牧师去世的消息，他们没有能参加这个“感恩会”。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了袁相忱牧师去世的消息，但是因为要上班也没能参加这个“感恩会”。即使这样，来参加“感恩会”的弟兄姊妹还是在3000人以上。由于作为同一个教会，袁相忱牧师家庭教会，我们的聚会点已经有很多了，弟兄姊妹已经有很多了，大家对自己教会的称谓上也由“家庭聚会”逐渐变成了“家庭教会”。

中国家庭教会是经历了地下聚会、家庭聚会、家庭教会这几个阶段。它是在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它经历了80年代的地下聚会时期，那时聚会点很少，弟兄姊妹也很少。经历了90年代的飞速发展时期，逐渐由地下聚会阶段走向家庭聚会阶段、家庭教会阶段。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已经达到了几千万，有人说接近了一个亿。

有的弟兄姊妹说，他们的家庭教会已经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了，在49年以前就有。这个观点不符合实际情况。在以前是有很多的教会，有外国教会供应的差会，有不会外国教会供应的中国人自己办的本土教会、自立教会。他们也曾经历了很多苦难，如在义和团时期就有很多弟兄姊妹被杀，但是这些教会与我们现在的家庭教会有很多的不同，还不是家庭教会，那时的弟兄姊妹也没有称自己是家庭教会。袁相忱牧师在1958年以前的福音堂就是一个自立教会，但还不是家庭教会。

有的弟兄姊妹说，他们的家庭教会在60年代末，在70年代初，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了。我听说后十分地惊奇、十分地敬仰。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全国有数不清的人仅仅因为出身不好就被批斗、被毒打，以至被活活打死。很多人为了表示自己和“反动家庭”已经决裂了，出卖自己的父母，出卖自己的亲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弟兄姊妹还能坚持聚会，这是神迹。但是我想，这样的弟兄姊妹一定有，但不会很多，一定很少，他们实在值得我们纪念他们，他们的事迹将激励我们更好地走十字架道路。

1807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了中国，在中国默默地为主传道27年，翻译了中文圣经，最后11人受洗归主，这些是中国基督教新教最早的信徒。100年过去了，中国基督徒发展到了几万人，开始有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本土教会、自立的教会。20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已有几千万（也有的说1个多亿），我们还具有了我们中国自己特色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在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200周年的这一时刻，我们应该很好地纪念在这200年里那些一生为主做工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写这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纪念我们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先行者、发起人、教会领袖袁相忱牧师。

天真的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之热血，对马列主义之痴迷，一开始，就受了毛集团的骗，上了他们的当，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大多很难脱身。知识分子一旦醒悟就成了异议分子。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黄昏，一个晋绥公安局的干部，持着一把斧头，窜进山西兴县的一个窑洞中，拉出了一个身体孱弱的人，把他砍死在山野里，然后，把尸体埋进了一个枯井中。这个死者，就是当时被监护的思想犯王实味。

王实味──中共首位思想犯

王实味是延安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曾出版过几本小说，翻译出版过一些著名的外国小说。在延安四年期间，曾翻译过一、二百万字的马列原著（他的译者的名字，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版时被抹去）。只因为写了篇散文“野百合花”，批评了延安一些高干的腐化生活：“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据说，这事影射毛泽东、江青），指责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平等待遇；提出了成立“学习委员会”，要经过民主选举的意见，如此而已。然而，却因此被戴上了“托派”和“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的帽子，被隔离审查，以至在撤退途中，竟遭处决。而在王实味被整肃之后，接踵而至的“抢救运动”更置上千的延安干部，被无辜遭到审查。其逼供刑讯的惨烈，当事人至今回忆，犹不寒而栗。

胡风、林昭、遇罗克、王申酉．．．．．．

在这之后的八年，王实味的北大同学胡风，也因“三十万言书”，发表了对文艺的一些不同看法，结果被监禁达二十四年之久。而在“胡风案”之后，全国开展了清查“胡风分子运动”和“肃清历史反革命运动”，使得数十万知识分子因言论和历史，受到“开除”、“清洗”、“劳教”、“劳改”等非法处理。

而在此之后，因五七年鸣放中的言论被处死的北大学生林昭；在文革中，因批判“血统论”，由毛泽东亲自批准枪毙的中学生遇罗克；因不同意毛泽东的一些言论，被毛远新提议枪毙的张志新；打倒“四人帮”以后，因日记中的言论被处死的王申酉，等等。

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几个具有民主思想的领导者，比如、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胡耀邦、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那些年，然而，他们的掌权都只是很短一个时期，就被顽固派推下台，而且，结局都很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终身著述、贫病交加而亡；瞿秋白被罢黜，又被丢弃在长征途中，被俘牺牲，文革中被灭尸扬灰；胡耀邦被罢黜后，抑郁而终；赵紫阳被削职后，被软禁至死！

知识分子变成了异议分子

这就说明，中国的共産主义运动，与同一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一系列不相容而且相悖的地方，以至于构成一系列的矛盾，发生一系列的事件和惨案。

第一、痴迷的理想与阴险的欺骗之间的矛盾。近、现代知识分子大部分在为苦难的祖国寻求出路，其中一部分人就信奉了共産主义。殊不知，共産主义乃是天边的地平线，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而中共的头目们，像毛泽东之流，他们本身并不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痴信马列。毛泽东肚子里尽是记载着帝王将相权谋的线装书，平生并没有读多少马列的书。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延安时期，从艾思奇那里学来的“舶来品”，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则是五六十年代读了几本翻译过来的苏联教科书。他真正熟悉的是封建帝王的权谋。

因此，天真的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之热血，对马列主义之痴迷，一开始，就受了毛集团的骗，上了他们的当，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大多很难脱身。然后，就误把野心家、阴谋家当革命家，当发觉他们的纰漏时，正直的知识分子就会有意见。这时，知识分子就成了异议分子。而为了整肃，他们还会编造一些政治上的罪名，如王实味的“托派”、“国民党特务”，胡风的“集团”，林昭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以及现正施行的“颠覆国家政权”“里通外国”等等，然后加以整肃，直到杀头（暗杀或被判死刑）。

中共的黑社会秘密帮派的性质

第二、对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与封建专制独裁制度的矛盾。中共诞生之日起，就带着黑社会秘密帮派的性质，在专制独裁中成长壮大。而在延安时期以后，这种独裁专制，被毛泽东以党内文件形式，如“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固定了下来；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提出“书记挂帅”、“政治挂帅”、“全面专政”之类的口号，更加使共産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独裁制度化。

但是，知识分子在近代，接受了西洋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如，“不自由，毋宁死”，也接受了中国古代，如孟子的“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雠”，“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等带有民主、人权、平等因素的思想。这种中西杂揉的思想，就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追求，和对正义的坚持。

他们又受了古代所谓“文死谏，武死战”的传统精神的影响，很容易被那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等说教的诱惑，因而，就常以“敢言”自诩，动辄上书言事。这样，就常常触犯龙顔和各级独裁者，以致被视为麻烦制造者、异议分子，必欲除之而后快。

王实味虽获平反仍是一个思想犯

第三、中共长期“依靠”工农，歧视知识分子，造成社会裂痕。从一九二一年中共建立，到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産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口号，在这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共一直以工农为革命的基本群衆，也以工农为它的统治基础。而把知识分子视为一种游离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异己的力量。因此，在苏区，肃清AB团。在长征途中，竟然以凡是戴眼镜的，都是不可靠的，坚决予以杀害；解放后，历次运动，都以知识分子为运动对象，直到文革中，知识分子更是被认为“知识愈多愈反动”，定为“臭老九”（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坚持反动立场的知识分子），成了社会的公敌。

虽然，王实味在一九九二年二月七日，被公安部宣布对“托派”问题予以平反，但他的党籍并未恢复（当然，他若有知，也不一定要求什么“党籍”，他在延安，就提出过退党），他仍是一个思想犯。

——原载《动向》２００６年７月号

   7月29日，人们停止了拥抱
   
   一阵风来了，麦田里
   你抛下一个酷似妓女的永恒情人
   
   她是你的耳朵
   你的黄色加蓝色房子
   
   麦子熟了
   爱情剪刀般成熟了
   
   乌鸦歌唱得要死要活
   一个平静的午后我听见她惊叫
   
   她是你的静物
   一只睡着了的苹果醒来
   
   或者一个装沙拉用的大碗
   闻到了气味
   
   血混染了颜色
   你吃她的灵魂
   
   五颜加上六色
   用她偏执的眼光贴近阿尔疯人院
   那里有尚未漂亮起来的爱丽思
   紫的
   不是高更穿过的衣服
   
   你抱起自己瘦弱的身体
   
   抒情极了
   
   人们沿着蓝调笨拙地沉默
   而你
   笑得多伤心
   
   一个个无情的情人转身消失
   
   唯有乌云
   落在奥弗，法国最浪漫的小镇
   不比巴黎贵夫人的洗脚水
   仅仅靠近春天
   
   然后，才轮到别人的衣领往上翻越
   你却试图拽住女人的手袖
   
   她试图婉尔
   
   你花掉十年的青春仰望生活
   
   你去过的地方
   就能找到看客，是木鞋留下了荷兰
   
   那些阿姆斯特丹的星光
   被厚涂上7月14日革命的烟花
   
   她们寂寞，一句话也懒得说
   
   她们庆祝自己的无聊
   
   你啊，你背着一座孤独的青楼
   与爱情授受不亲
   
   如果有执子之手，或许就有雪白炊烟缭绕
   回到多年之前
   
   桌子上的土豆
   农民爬满皱纹的手指
   就不是你脸上代替情人黯淡的感人素描
   
   我快要赶到
   晚宴上的谈话
   
   可是，赶不及了
   
   我起码迟到了一百年
   和你成为邻居
   
   不过，我早来了一个时辰
   一颗听见了枪响的麦粒
   告诉我
   我是你的忌日
   
   我在怀念自己的死亡。
   
   2006－7－23
   SAND BEACH

——从《许世友上将回忆录》看“人民解放军”的本性

   今年的八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九周年。号称“解放”中国人民的解放军，从它建立那一天起，干的就是“杀人放火，资敌卖国”的勾当。这可以从汗牛充栋的中共开国元勋、从龙将帅的《回忆录》、《传记》、《年谱》中得到证明；中共夺权时的解放军(红军、新四军、八路军)，杀中国人：把英勇抗战的国军当作反动军队来杀，把老百姓当作土豪劣绅来杀，甚至把同伙当作AB团来杀；中共篡夺政权后，杀的也仍然是中国人：把放下武器的国军当作土匪来杀，把青年学生和市民当暴徒来杀，把维权农民当不稳定因素来杀。《许世友上将回忆录》也正是这样一本“不打日本人、专杀中国人”的自供状。】

   一，真刀真枪与日军作战的记述，仅占《回忆录》的百分之一

   《许世友上将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北京)自序加正文十九章计382页，约36万字。《回忆录》由1927年初参加其家乡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农民暴动而成中共武装人员起，一直写到1948年9月24日攻占济南止；其中涉及抗日战争的只有第十二章，仅十五页，不及《回忆录》之二十五分之一；而描述正规军真刀真枪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不足四页，仅占全书百分之一。

   第十二章题目是《反“扫荡”》；其实，与其说是“反扫荡”，不如叫“躲扫荡”。经1941年二月至七月和国民党的几次战斗之后，中共在胶东可谓兵强马壮；新成立的胶东军区辖第五旅，五旅指挥第十三、十四、十五主力团，西海、南海、北海三个军分区；胶东军区还直接指挥第十六、十七主力团，抗大胶东分校、军区直属队、东海军分区；再有数量庞大的地方武装。但胶东军区干部会议却制定了“保存有生力量，保卫根据地，分散活动，分区坚持”的逃跑主义方针，实行“敌人向东我向西，山峦沟壑任纵横”，以冠冕堂皇的“分散坚持、目标隐蔽”来包装畏敌如虎、资敌卖国的无耻行径。

   胶东军区指挥机关率一营兵力在日伪的“拉网扫荡”中，来回穿插，“行程二百多公里，未损一兵一卒”，确实“高明”；然而保土安民的责任只好去“他妈的”了。

   1942年11月24日，“我第十七团一部”破网而出，只伤了一名战士。结果把二千多人的莱、海、栖的群众扔在日军的包围圈中。被日军抓获的五百多名群众全遭杀害，老弱妇孺，无一幸免，这一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实在应该记在共产党头上。(《回忆录》第256页)

   1942年11月28日，在日伪五千余人合围下，第十六、十七两个团，由胶东荣成山区不战而逃，“以营、连为单位，化整为零，穿隙插孔，破网突围”；可怜被拋弃的荣成山老百姓就了殃，三百多人全部被日军杀害。(《回忆录》第257页)

   许世友作为八路军将领、后来的解放军上将，到底打了多少日本侵略军？真是泛善可陈。通览《回忆录》，仅《自序：我的军人生涯》载：1939年2月，在河北威县以预伏的方式，诱歼日军一个加强兵中队，毙200人，俘8人。(《回忆录》第14页)许世友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这是许部歼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了，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战绩，所以在附录的《生平》中，又再提了一次。(《回忆录》第437页)

   到山东后再也没有做过这样大的买卖了。1942年五月日军扫荡胶东时，“我军指战员英勇还击，毙伤日军一百余人” (《回忆录》第270页)

   其余，1944年八月二十三日攻克日伪马连庄据点，歼日军十八名、伪军一部。(《回忆录》第265页)

   二十四日围收水道据点，经日本解放联盟人员喊话，“十名日军士兵放下武器投降”，后偷袭爆破成功，“将负隅顽抗的日军(二十余人)全部歼灭”。 (《回忆录》第266页)

   即使这样歼敌数少得可怜的战斗也不多；所以非常珍贵，日军伤亡都是以“个”来统计的。再不就是以“日伪”混计：如1942年春，“歼灭日伪军三千二百余人”； (《回忆录》第275页)

   “在1943年反蚕食、反封锁中，作战九百七十五次，歼灭敌伪军一万零三百余人”；(《回忆录》第263页)

   1944年秋季攻势中，“共歼灭日伪军五千余人”。(《回忆录》第267页)鬼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日军以及有多少是日军。

   二，1937年前打中国人有劲

   许世友打日本人虽然斯斯文文，温良恭谦让；但打中国人却绝对心毒手辣。看看许世友在“八年抗战”前是怎么样和中国人打仗的吧。

   1933年10月，任中共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的许世友，率部在四川万源与以刘湘为首的二十万四川军展开长达十一个月的坚守防御战，许世友指挥三个团的兵力，以数量上的绝对劣势打垮了数量上绝对优势的川军。许世友身先士卒，在同敌人短兵相接的、惊天动地的肉搏战中，把一把纯钢的、特制的龟头大刀，砍得缺锋卷刃。战后，许以战功被提升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

   许世友回忆说：“就我参加过的坚持防御而言，(万源)大面山一战，模最大，时间长，很残酷，以后再也没有打过那样的仗。”(《回忆录》第8页)又说：“万源防御战，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极为残酷激烈的坚守防御作战。我军经过(最后)七十余日的艰苦奋战，挫败了刘湘主力十几万人的多次猛攻，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回忆录》第195页)

   为什么“以后再也没有打过那样的仗”了呢？为什么不打呢？如果打日本人能拿出“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誓与阵地共存亡之志”，“上至军长下至战士，每人一把红缨大刀。情况紧急时，管你师长、军长，八角帽往下一拉，带着部队就往上冲”(《回忆录》第8–9页)，恐怕日本人早就赶跑了，还要用八年？中国人也少受一点罪，中国军民总牺牲也不致于达三千七百万人。

   1935年8月下旬，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时，许世友率红四军和红三十军一起，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鏖战两天两夜，最后拼了四个小时的大刀，才把敌人砍光。(《回忆录》第10页)全歼胡宗南四十九师，毙伤俘五千余人，攻克甘南重镇包座。这种“鏖战两天两夜，拼四个小时大刀”的壮烈场面，在抗日战争中就绝对看不到了。

   

   这个四十九师，“据说曾在上海与日军作战”，许世友也承认它“还是颇能打仗的”(《回忆录》第10页)，结果还是败在红军手下。可见红军战斗力之高，远在日军之上。这一点也可以这样来推导：日本从“九˙一八”开始，花了十四年时间都无法打败国民党；而共产党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推翻了国民党；可见共产党确实比日本人更厉害。只可惜这么厉害的战斗力并不用来打日本；而是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以至于要搞到化整为零、东逃西窜。以前说共产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现在看来不对了，应该说是“内战内行，外战更内行”。

   三，抗战中打中国人还是有劲　　

   第十一章题目是《五个月反投降》，记述的全部是抢地盘、扩大根据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扩充实力，打击和消灭蔡晋康、李先良、洪彪、苗占魁、孙海滨、刘景川、郑维屏、张步云、厉文礼、王二虎、于学忠、沉鸿烈、赵保原等所谓“投降派”、“顽固派”的赫赫战功；由1941年二月至七月的五个月中，打垮赵保原等部二万余，俘八千多人(《回忆录》第251页)而日本侵略军则一个也没有打到。

   1943至1944年间攻克祈格庄，歼赵部一千七百余人。(《回忆录》第275页)

   1944年12月攻打河源西沟，几乎全歼赵部两个团和二千地方武装。(《回忆录》第276–277页)

   1945年，“我胶东军区集中五个团、四个营和一个炮兵营兵力，在地方武装、民兵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自二月十一日至十九日，首克万第，再战左庄，乘胜横扫五龙河两岸，共歼灭赵逆八个团的兵力，总计一万二千余人”。真是干凈利索、清脆玲珑！(《回忆录》第280页)

   四，抗战以后打中国人更有劲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正在中共山东军区党校学习的许世友马上来劲了，立即带领在党校学习的胶东地区干部，昼夜兼程，“我纵马急驰，直奔胶东” (《回忆录》第281页)，与国民政府争夺受降权。许指挥胶东部队解放威海，攻占烟台，挥师平度。平度大捷后，又积极组织和输送主力部队渡海进军东北。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牺牲了三百八十万军队和一百十五位将领的疲惫之师如何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手？

   全面内战的1946年6月，许世友指挥胶东军区部队一举攻下胶县城，消灭了赵保原。随后，相继攻克高密、即墨。在6月22日至10月10日的三个月内，在即墨、城阳公路一线歼国民党王耀武军一万余人。

   

   1947年1月，许世友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2月参加了莱芜战役。接着又在白马关打了个漂亮的阻击战。同年5月，指挥华野九纵队参加了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激战到16日，国民党整编74师及整编第83师1个团3万2千人全部被歼灭，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8月，又与谭震林一起，指挥4个纵队又2个师取得胶东保卫战和张周、昌潍、兖州诸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1948年9月，许世友和谭震林、王建安一起发起济南战役。经过8天8夜的激战，攻克山东省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活捉王耀武。(国家数字文化网)

   五，下山摘桃的是谁？

   在抗战最艰苦、最紧张的最后阶段(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毛泽东置大片国土沦亡、人民被烧杀抢掠于不顾，把各根据地、各部队的领导人全部集中到延安搞整风、搞抢救，旷日持久地学习、反省、检讨、清算、斗争、清洗，为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而忙得不亦乐乎。

   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共竟措手不及。为了和国军争夺平、津，再强占东北。共军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必须坚决堵住国民党军队北上。可是，当时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林彪等高级将领都还滞留在延安。“情况万分紧急，这些领导同志骑马或者步行到各战略区要多长时间？有的要３个月到半年。时不我待，８月２４日晚间，党中央、毛泽东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秘密让黄华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鲍瑞德上校联系，让他派一架运输机，然后又秘密通知在延安参加‘七大’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陈锡联、陈再道、李天佑、宋时轮、王近山、聂鹤亭、江华、傅秋涛、邓克明二十位我党我军高级党政领导和高级将领，次日上午９时，到延安东关机场，不带参谋和警卫员，不准其它同志送行。”

  这就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为了争取先机，冒着极大风险，以非凡的胆略和智能采取的非常措施”—-用美军的飞机把滞留在延安的将领快速地运到前方去和国民党夺江山了！（《毛泽东的艰难决策之二—-中共中央发起解放战争的决策过程》第六章，《博讯》）

   可是在十一天前毛泽东就已经把帮了他大忙的美国人痛骂一番了。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说：“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则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07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北京)

   而后几十年，中共也一直指责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企图垄断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21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43页)。而绝口不提他们自己怎样也是依靠美国人的帮助“发动内战”、“杀死几百万中国人”的事了。

   许世友虽然不在延安，但也在山东军区党校“学习”，为了争夺胜利果实，“我纵马急驰，直奔胶东” (《回忆录》第281页)。“纵马急驰”四个字真是可圈可点，把许世友们下山抢桃的心情表露无遗了。

   中共党政军高级干部固然要躲到延安或党校去，一些根据地的军校学生也撤到陕甘宁去“学习”，例如太行陆军中学，在1943年下半年，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频繁时，“留在敌后继续办学困难重重。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把军校从邢台浆水迁往陕甘宁边区。1943年10月下旬，全校师生分两个梯队开赴陕甘宁边区，1944年4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学习课程非常丰富，除了军事课、政治课，还开设了普通中学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党中央命令我们重返晋冀鲁豫根据地。9月10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朱总司令对我们说：你们到前线后，要不怕苦，不怕死。”日本一投降，就不学习了，“十一月21日，匆匆举行了毕业典礼，随即被分配到各个部队，开上“前线”、“不怕苦，不怕死”地和国军争夺抗战果实了。到底谁破坏《双十协议》、发动内战，朱总司令不说得一清二楚了？(《亲历抗战：我在抗大附中的“小八路”生活》，2005年8月5日《解放军报》)

   

   中共和毛泽东几十年来一直攻击蒋介石是“下山摘桃”，许世友也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反革命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却是另一副心肠。八年抗战，他躲在峨嵋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回忆录》第281页)但他的《许世友上将回忆录》却把共产党、毛泽东躲在宝塔山上、坐山观虎斗的卑鄙伎俩、卖国心态刻画得玲珑剔透，纤毫毕现，也算自打嘴巴，叫人拍案叫绝！

   20jun2006于酒香书屋

   

   首发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10期(2006年7月20日)

 

《世纪中国》及它的系列论坛终于被关闭了！

有关要关闭的消息从一个多月前就在网上流传，尤其从本月4号《凯
迪》、《关天》被整顿、有的敏感栏目被删除后，《世纪中国论坛》
就弥漫着一股哀伤，一种不祥将临的预感。很多网友自觉地互相将各
自的联系方式留下，以便日后交流、汇聚，以免在网络世界失散。

《世纪中国》网站自2000年7月20号创建以来，至2006年7月26日被
有关方面强行关闭之日，历六年又六天。在这六年又六天的岁月中，
它见证了中国这遍土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且以其秉持的
自由、开放、包容的原则，积极参与，力所能及地为中国在面对如孙
志刚事件、“萨斯”灾难等这些重大历史性事件时的理性评判与处置
作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尤其网站凝聚了一批中国顶尖级的学人，他
们的理性之光刺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黑暗，给这个急功近利、唯钱是
图的时代注入了道义、责任与担当的成分，给这个谎言充斥的世界带
来了真实，给这个恐惧笼罩的大地带来了直面的勇气。由此而言，它
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良心！它捍卫了这个时代的尊严！它为这个满是污
垢与黑暗的时代增添了些许洁净与光亮！它为后人来回望这个时代留
下了不全是耻辱的篇章！作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我深深向它表示敬
意！

然而，今天它终于被黑暗所屏蔽！此前，《世纪中国》网站在走过的
这六年六天中，也曾不计其数次地经历过要被关闭的危险，但那一切
都在艰难的抗争中熬了过来，在一次次死亡的阴影下顽强地坚守了下
来。然而这一次终于被扼杀了！在这个黑暗的7月，在《递进民主》
被禁闭，在一系列门户网站如《凯迪》、《关天》遭整顿，在《观
点》被第48次处决时，今天还有《三联生活周刊》网络版网络论坛陪
着它罹难了。当然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大地还会有不少论坛将
遭到同样被强行关闭的厄运。

关闭《世纪中国》网站是又一场愚昧、野蛮对文明、进步的宣战！是
谎言对真实的反叛！在短暂的时期，我们似乎看到文明被扼杀，真实
被颠覆，愚昧与谎言占据了胜利的位置。但是这是暂时的假象，历史
必将证明：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必定是愚昧与谎言！

看吧，《思想的境界》被扼杀后，《不寐之夜》站出来了；《不寐之
夜》被回剿中，《民主与自由》又赶来并肩战斗了；在这两个网站被
不断封杀与不断重开的战火中，中国兴起了《爱琴海》、《递进民
主》、《自由中国》、《公民维权》等等一系列思想、维权性网站。
今天《世纪中国》网站被关闭了，许多ＢＢＳ、博客却如雨后春笋般
破土而出。看看在《世纪中国》网上的留言及邀请，我们完全有理由
可以相信：中国的思想不会被禁锢！《世纪中国》这个熔炉中的火焰
不会熄灭！相反，它会广撒于网络世纪的原野，点燃万千个一如《世
纪中国》的熔炉，最终聚成燎原大势，将这个黑暗的世界彻底照亮！
我对这一天充满信心，并且这一天的到来不会久远！

人类历史一再明证着：任何与文明为敌的东西最终必为历史所淘汰！
在文明与愚昧、野蛮的征战中，愚昧、野蛮暂时的嚣张与得逞只是文
明进步的一个操练课程而已。没有哪一个愚昧、野蛮能永久地将文明
阻拦！一个都没有！秦始皇修了长城以为阻断了骑兵的铁蹄，以为就
可以永享天下的统治，但拦不住陈胜、吴广的揭竿，封不了刘邦、项
羽的兵将；同样“焚书坑儒”、“罢黜百家”、“文字狱”等等，没
有禁绝儒家的思想、道家的学说、法家的典章、墨家的规范。到了清
朝，为了拯救即将倾覆的王朝，抗拒西方文明的入侵，满清王朝奉行
“闭关锁国”，最后关没有闭住，国也没能锁住，王朝在辛亥革命的
一声枪响中轰然倒下。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沉舟侧傍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历史的车轮从来没有为路途的险阻所折碎！不管在某时阻力多
大，甚至出现暂时的倒退，但人类智慧所凝聚起的文明必将除去一切
的阻挠，让普世的价值落实在大地，让文明的准则公行于世上！

人类科技的进步，给这个时代带来了网络文明，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空
间打破传统交流、沟通的壁垒，在此世界大潮浩浩荡荡之时，那些企
图禁绝网络、封杀思想、使国民回到封闭愚昧的“鸡犬相闻而老死不
相往来”时代的做法，是与人类历史上屡屡上演的抗拒文明的做法是
一致的。这也屡屡为历史所已经证明，是徒劳的，是只为后人增些茶
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在此，我奉劝那些执迷不悟、愚昧而野蛮、封杀网络的有关部门与人
士，赶紧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要知道：一切与文明为敌的都必将为
人类所唾弃，除了最后赢得失败与耻辱，别的什么也不会得到！

（2006-07-29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