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狱5天之后的2003年5月22日，自由亚洲电台谷季柔女士通过越洋电话对我进行了专访。我当时的想法一是要说真话，二是要挑战“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的恶法。2005年11月，我根据节目录音并参照原始录音将专访内容整理成文。2006年7月，我对文稿进行了最后的订正和润色，并首发于《独立中文网站》。
谷：听众朋友，很高兴又在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与你们在空中相会了，我是谷季柔。北京著名异议人士江棋生先生于今年5月17号刚刚刑满获释。他在1999年参加了纪念六四10周年的活动，后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博士生，因为担任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团常委而被关进秦城监狱1年零5个月。出狱后，成为自由撰稿人，经常公开发表传播民主理念的文章。《不同的声音》曾经在1997年对江棋生先生进行了专访，在与他的对谈中，我和听众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强权之下他开朗、豁达的心态。那么1999年再次入狱，是否使他的价值观，使他的心志有所改变呢？如今他重获自由，我们请他谈谈他的狱中经历和个人感受，现在就请听江棋生先生不同的声音。
谷：江棋生先生，我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采访你了。你才刚刚获释有几天？
江：5天。
谷：才5天啊！能不能先请你说一下这5天的情况？
江：5天中就是忙，很忙。各地的朋友通过电话问候我和我的家人，我也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我的岳父母，我的一些亲朋好友。平均下来，一天要花6、7小时呆在电话机旁，说得夸张一点，真是比坐牢还累，但心情是绝对的好。
谷：你的获释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台里的同事心情也特别的好。你这一次是被监禁了4年，是吗？
江：整整4年。
谷：这次比上次天安门事件后坐牢坐得更久？
江：上次是1年零5个月。
谷：啊，天安门事件这么大的事情只坐了1年半牢。那么这次，怎么坐了整整4年？比较这两次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江：应当说上一次坐牢，我的思想准备还不够；这一次我对坐这个牢，思想准备是比较足的。上一次他们并没有判我刑，而这一次我经历了全过程，先后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打交道，最后经过一审、二审，进入监狱，完整地度过了这么4年的刑期。心态方面，我想大概差不多，是一种不想坐牢，尤其不想往里撞的心态；但是，如果轮到我了，如果非要强加于我，则我不逃不躲，坐就坐呗。
谷：1989年时，你是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而被关的？
江：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愿意作自我检查，尤其不愿意揭发别人。是这么两个原因，他们非要把我投入监狱。
谷：而且那是充满神秘和恐惧的秦城监狱。
江：秦城监狱是中国的第一监狱嘛。
谷：还不是容易进去的呢。
江：不太容易。
谷：那这次你只不过是因为参加了纪念活动，纪念六四10周年，结果居然被判了4年刑。判刑的轻重，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江：我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说真话。但是说真话也不是一定会被关进去，现在中国的报纸上，中国的各个地方，很多中国人都在说真话，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如果把他们都抓起来的话，那么把全中国的学校都变成监狱也关不下啊！然而，为什么我说了真话就惹祸上身了呢？我跟那些说真话的中国人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之处在于，我偏偏说些官方最不爱听的真话，说到他的痛处了，那么官方就难受了。难受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胆量大一点儿，跟国际稍稍接点轨，承认言者无罪嘛。你不能光是经济上接轨啊，是不是？人权上也要接轨呀，人性上要接轨啊。而且，我这个纪念六四的倡议是很通情达理的，我只是叫大伙儿呆在屋里，点一根蜡烛，默默地悼念一下。我是充分体谅民众的心理和当局的容忍度的。结果当局还是不行，理念上过不了坎，雅量、胆量也都差劲，于是就抓我、判我了。那么，我为什么被判了4年呢？按说我做的事，跟1989年做的事相比，应该是小得多。但1999年时，像我这样的人，相对来说又少得多。这么一比较呢，他们就不能容忍了。而且我可以跟你说一下，我这个人很有点幼稚，政治上不怎么样。我当时还这么想，这儿还有些比我更激进，不仅冲击言禁而且冲击党禁即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一些人，当局也没有下手抓。我心想，当局要恨，也一下子恨不到我头上来。我还有这样一种很幼稚的想法。当然，我不会躲，也不会逃。你非要记恨我，我就认了；说真话是我的底线，为了痛痛快快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是再坐一回牢，我也认了，这个牢我还能坐得起吧，就是这样。
谷：那你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这四年牢狱中的情形？
江：四年是这样度过的。将近有两年，我被关在北京市看守所里头。这两年中间，我跟家人不能见面，跟外界无法接触（除了后来我见了律师），也不能向外写信，整个就被密封在看守所里头。这个北京市看守所也叫七处，我是在1999年5月19号被关进去的。到2001年3月30号，我从看守所转到了遣送处那个地方，呆了50多天。最后在2001年5月22号，我到了北京市第二监狱，一直呆到2003年5月17日。这四年就这么分成三段，到了三个地方。自到遣送处和第二监狱后，由于判决已经完成，每个月章虹就能来看望我一次，我每个月也能向外发一封信，于是就有了跟家人、外界这么一条窄窄的沟通渠道，一条完全透明、不能有半点隐私的沟通渠道。
谷：你在牢狱中，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有没有受到虐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江：我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呢？在政府嘴里，是不承认你是什么政治犯、良心犯的。他冠冕堂皇地说他从不搞政治迫害，全是法院按《刑法》判的。这样，在看守所里，就全是犯罪嫌疑人；判完以后，就全是刑事犯。但事实上，在内部掌握的条例上，当局把我们这种人决不会当一般刑事犯看待。官司打完后，他叫我们是特管犯，也就是要施以特别管理的犯人；从条例上看，各方面都明显的更为苛严。要说虐待，要说不公平的待遇，应该这么去看。但我不能说，他在条例之外再故意额外地虐待我，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谷：你具体地描述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形。
江：这么跟你说吧，就人身自由被剥夺而言，我跟一般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或刑事犯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被剥夺了。但由于我是特管犯，对我就监管得更严厉。比如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我被规定一般不准走出监区，我的通信、书籍受到特别仔细的检查，我所在的监室经常被放大定格在监控器屏幕上，狱方还暗中指定刑事犯为我写“起居注”，每个月按最低标准购买日用品和副食品，更不能与家属在接见日进监狱餐厅共进午餐。此外，我家里送来的球鞋也被扣下不给我。狱警对我说，不是“担心你越狱，而是按规定不能给你这个待遇”。因此我在打乒乓球或打篮球时，都只能问刑事犯们借球鞋穿。不过，和一般的刑事犯或刑事犯罪嫌疑人相比，我也有比他们更自在的地方，比如在北京市看守所里，我与其他人就有这么一个重要区别：他们一进去还得服从两条额外的规定，一条是你走出监号被提审或被管教找去谈话时，必须双手抱头，不得抬头。第二条是要背诵《看守所在押人员行为规范》。对这两条，我是从不理睬的。
谷：你是不理他们，还是他们不这么要求你？
江：他们要求我，但我就是不理他们，还据理反驳——我说我不仅无罪，而且无错，抱什么头！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自侮，我必须捍卫自己的人格。
谷：他们不对你采取什么措施？
江：我看他们底气不足，于法无据，于理无凭，对我也就没什么招。我对他们说，这个《在押人员行为规范》是有罪推定的产物，是你们十好几年以前就搞的一套东西。现在不是不搞有罪推定了么，你们怎么仍搞这一套呢？他们无言以对。
谷：你用你的理念坚强抵抗，他们对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江：的确没什么辙。按理说，这两条他们都应该取消。就是说，你要人家抱什么头呀！犯罪嫌疑人嘛，头可以抬着嘛，对不对？人身自由失去了，抬头的自由都没有了？！以前人们常常批评共产党的“左”或“极左”，其实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共产党的问题在于对人的自由的不尊重、不买账。
谷：你说得好！那么判了刑以后，还要那些人抱头吗？
江：判刑以后他们也好过不了，因为成犯人了嘛。而且，他们一般自己都认罪；这样，被发送到遣送处后，就更要抱头了。而我根本不抱，我从来都不抱，也从来不认罪。我在法庭上说得很清楚，我根本无罪，是迫害我的人有罪。
谷：而且你自始自终在坚持着这样的理念。
江：从被抓的当天，一直到走上法庭，我自己心里都清楚得很：我无罪，是抓我的人有罪。他们其实也用不着来问我，一看我的眼神就知道我不认罪。而且他们一看我，就知道没法跟我谈。他们可以把我关起来，但在道理上，在道义上，他们都是亏欠的。他们的确说不过我，他们没道理嘛！
谷：那你就给我们描述一下你在法庭上的情形，说说你是怎样为自己辩护的。
江：在法庭上较量，我是后发制人，但我胸有成竹，坚信战胜迫害者是毫无问题的。我在刚刚被送到看守所的时候，我就对预审员说，你们搞的就是文字狱。清朝搞文字狱，现在过去100多年了，说是走向共和了，你们还搞文字狱。他们弄来弄去到11月1号开庭，结果表明，显然不是作为控方的检察院在控告我，应该说是我反过来在审他们。你们看我的辩护词和律师的辩护词就知道当时的情况了。我在法庭上很平静、很坚定地陈述我的东西，而检察官李磊森读起诉书的时候，有气无力，匆匆了事。读完后，他也没什么话可说。而莫少平律师呢，则是清晰洪亮、中气十足地表达了他的辩护意见——整个开庭过程完全是一种倒过来的审判。应当说，检察官和法官事先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当时找了一个很小的法庭，还把旁听席上的椅子大部拿走，只剩下4把，以便让历史见证人越少越好。章虹进去前，他们已经安排3个穿便衣的人坐在那里了。开庭那天，章虹一大早就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领旁听证的窗口，她排在第一个。当他们知道她要旁听我的案子时，就装模作样地对她说：旁听证已经发完了。章虹一听就火了，大声地对他们说：“我是第一个，你们发给谁了？我旁听江棋生的案子就不行？！”他们一看这人利害，虽然显得娇弱，但很有正气，他们慌了，忙问：“你是谁呀？”“我是他妻子，难道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旁听证是发完了，但我可以和审判长联系。”后来没辙，是书记员出来把章虹带进去的。如果我进去没有见到章虹，我是根本不会理睬他们的，我就会退出法庭。当局可以处心积虑地阻住任何别的亲朋好友，但为了使“公开审理”的幌子不至落个底儿掉，就只能让她进去；也因此，后来才出现了我作最后陈述时，章虹起来鼓掌的事情。
谷：章虹在法庭上竟然有这种鼓掌的表现，可见得不光是你的精神可佩，章虹的精神也非常令人敬佩。
江：我也觉得她的举动难能可贵。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一般的老百姓都是被迫敢怒而不敢言，章虹这个行为就是敢怒而敢言了。敢言，就是敢于表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就是敢于先自由起来。当然，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被提前驱离法庭。
谷：你们俩真是志同道合，精神上是这样的契合。
江：这个确实可以这样说。而且我回来这几天后，她跟我说了一件事，我先前不知道的一件事。我小的时候，她在苏州读书，我在常熟读书，我们俩相距百里之遥，根本不认识。后来我们结识后，我的一些同学校友跟她说，江棋生从小在学校里，跟几百人说话，跟几千人说话，跟人辩论，是从来不用稿子的。章虹不信，以为我的同学在编瞎话抬高我，因而也就从来设有找我核实过。这一回她亲眼目睹我在法庭上，什么稿子也没有，在那儿很有条理地把该说的话说得义正词严，她算是心服口服了。她看到这么一个亲人，的确能做到有一点大义凛然的样子，这对她的心灵是有一定震撼的吧。
谷：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你在法庭上的这种表现，真正使她折服。
江：（笑）这么说吧，我平常对她家人一直比较谦虚，一直藏而不露。
谷：（笑）要感谢共产党给你这么一个机会，让你充分表现出来。
江：（大笑）我的确感谢他们，我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想扬名，他们非要整我、治我，遂使我青史留名。他们粘不溜地把我关了30天放了，不就结了嘛，我出来不就是说说真话而已嘛。但他们非要弄到法庭上去审我、判我。其实他们不太清楚，他们根本说不过我。开庭的结果是留下了一篇让人传诵的辩护词，留下了一篇用正气和真情凝成的最后陈述。这两篇东西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你看，他们不是亏了吗？
谷：反而制造了这么好的机会给你。
江：对呀！而且，如果他们当初难得糊涂一回，在开庭时敢搞现场直播的话，他们就更是亏大发了。
谷：听众朋友，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我是谷季柔。现在为你们采访的是刚刚服满4年刑期获得释放的北京著名异议人士江棋生先生。现在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访谈。
谷：那你现在谈一下，你终于恢复自由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预计从事些什么工作？
江：第一个想法是把4年来的这么一段亲身经历，这么一个人生道路上比较难得的过程，好好写下来。写下来后，我想出本书，题目暂定为：跨世纪的良心犯（2005年3月，书由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书名为：看守所杂记）。第二个呢，我在监狱里还意外地有了一个收获，完成了三篇物理学论文。我自己认为我得到的结果能站得住脚，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有待于经受严格的评审。你知道，我从小就有当科学家的愿望，后来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老大不小地上了大学后，又曾雄心勃发，想当大科学家，但以后又被另外一些政治中间很恶的因素打断了。那么我在监狱里有这么一个机会，完成了我的论文，我自然会努力使它们得以公开发表。第三个心愿，先好好检查身体，尤其是我的右眼，状况很不好。我今年50多岁，我想活到90多岁，我还想好好地活下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看一看中国。上次我就跟你说过，我很热爱生活，所以我想把身体调理一下。
谷：目前就这三个最主要的愿望？
江：目前就这三个愿望。谷季柔，你也知道，太大的事情我也干不了，一件件来嘛。
谷：如果你把这三个愿望都达成了的话，其实对人类也作了不小的贡献，那我们一个个谈。最让我意外的是你写了三篇物理学论文，虽然你说你从小就想当科学家，但你读的是哲学系。
江：我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考上的是北京航空学院，现在叫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读的是空气动力学专业，研究飞机导弹那个东西。本科读完后，我还读了三年硕士呢。后来是他们非不让我报考博士研究生，强制中断了我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进程。于是我只得改行，去攻读科学哲学这么一个博士学位。不管怎么说，我是有物理学功底的。而且，我从1992年秋天开始，就在琢磨手中的课题；到1999年5月，已经读了许多相关文献，化了大量的心血。论文在狱中得以完成，称得上是十年磨一剑了。
谷：失敬失敬。
江：（笑）可以原谅，可以原谅。还主要是我这个人深藏不露。
谷：还真的是深藏不露。外面很少报导你是学理工的。
江：我不太愿意多说自己。
谷：那你能给我们说一下，你的物理学论文说的是什么？当然我们都是外行，你不要讲得太深，要深入浅出。
江：不讲太深，那好，就这么说吧，从小孩到大人都喜欢问这么一个问题：时间能够倒过来流吗？日子过得好的，不太希望倒过来，希望就这么一直流下去。过得不好的呢，希望时间能够倒过来流，重过一遍，或许会出来新的希望。
谷：过得好的也希望倒过来流，他可以长生不老嘛。
江：时间能不能倒流这么一个问题，不光是哲学的猜想，也不光是小孩的发问，物理学上对此也早有严格的探讨，而且在我之前，很多人都做了这件事，我也是从物理和数学上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快乐和幸福的是，我觉得我有了比较重大的突破。
谷：那我现在越来越好奇了，到底怎么来看时光能否倒流这个问题？
江：物理学上先前的结论是：宏观上存在时间之箭，就是说时间不能倒流；微观上，除了有一丁点儿例外，不存在时间之箭，就是说时间能够倒流。而我的看法是，微观上同样普遍地存在时间之箭，这样就把时间倒流的可能性给杜绝了。谷季柔，是不是很有点可惜？我们都无法长生不老呵！当然朋友们都说，你蹲了4年大狱怎么没有多大变化呢？我这么回答他们，时光肯定在变，只是我在监狱里很乐观，所以我就显得不那么老，无非是这个，我也挡不住时间的流逝。
谷：从物理学上，从数学上没办法让时光倒流，但你保持健康的心态的话，可以让青春永驻。
江：这话说得好，时间不能倒流，青春可以永驻。
谷：那我们说完了物理学的发现，再回到你的政治理念上。你是说了官方最不爱听的真话，所以官方对你特别头痛。你把你一贯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理念向我们听众描述一下。
江：实际上我是这么想的，从根本上说，中国最需要落实的是人权理念，也可以叫自由理念。比如大家都知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中国人很穷，所以这个口号应该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是，这个口号有个重大的问题，里面有个“让”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谷：对，主动权是操纵在他的手中。
江：这就是说，他是救世主嘛，邓小平是救世主嘛。东方红太阳升，毛泽东是救世主，邓也是一个救世主嘛，对不对？我自己体会到，中国人更应该自由起来，我在6年前就跟你说过，一部分中国人先自由起来。关键是没有那个“让”字。你让不让，我都得自由起来。那么这一部分中国人都是谁呢？我认为这一部分人中间就有我。别人胆子小一点，各种考虑多一点，我都不怪他们，我自己先走一步。这是我的良心告诉我的，你共产党让不让，我不管那一套。自由中间有很多自由，那么先把言论自由搞起来，先把说真话的自由行使起来。你看，我做的不过就是这么一点儿，就在说真话的这一点上，而他们就受不了了。我真是有点儿弄不明白，这些共产党人何以是这样的心胸狭窄，何以是这样的忌恨自由，何以是这样的钟爱他们已经抢到手的特权！如果将世界上的共产党排一下队的话，他们也就比朝鲜、古巴的稍稍好些。他们远远不如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与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相比，差得就更远了。
谷：你可以用这个很豁达的心态去和共产党对抗，去争取你说真话的自由。但你怎样把你所争取到的说真话的自由，扩大到一般的老百姓和比较没有胆量的人？
江：我怎么扩大呢？我想首先要说清一个道理：我这么做，第一并不是为了老百姓，并不是为民请命，第一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做人就应该这么做嘛。要是你有了真话，老憋在肚子里，说得不好听一点的话，可能要憋出什么癌症来。即使你幸运地很高寿，但就你活这一辈子，跟那个猪相比，也高不到那里去，活个80岁、100岁意思也不大。你得把真话说出来，这才像个人——这个道理很朴素，我相信它能打动人。其次是我率先这么做了以后，我想会给别人有点启发，有点鼓舞。最后是跟大伙儿说清楚，你不要像我这样冒太大的风险，你先把你能说的真话说点儿，再说点儿，胆子不就慢慢变大了嘛，是不是？
谷：其实每个老百姓都能像你这样，一点一点做起，这个政府就很难控制了。
江：这么做，就是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一步步从老百姓变为公民，一步步使官方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而且，政府本来就不该控制言论，不该搞言禁。控制不了就撒手，他省心了，而且对中国也很好呀。
谷：说得非常好。
江：我在监狱里有个说真话的小故事，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一到监狱里，刑事犯们都比较尊敬我，当然，也有人看到我有些锋芒毕露，会善意地劝说我。他们说：人呢，只能适应环境，不能改变环境。这句老话在中国人中间可听得多了；在稍有阅历的中国人心中，它几乎就是至理名言。我就跟他们说，你这句话恐怕有问题，你改变不了环境，你能否改变自己呀？他说，这个有可能。我说，你有点儿改变自己的话，那么，在别人眼里，你是不是环境的一部分呢？他说是。我接着往下引：那么，在别人眼里，你是不是就起到了改变环境的作用了？他说：对呀，你看我这个猪脑袋！这个“改变自己就是改变环境”的道理被我悟出来后，我在说服别人去接受它时，几乎屡试不爽。我一步步引他们上钩，他们后来是真服了。服了这个道理，不管你是胆大还是胆小，你在把握自己的命运上，就会主动些，就会更有所作为了。这个小故事也说明，我们不仅要说真话，而且还要努力把真话说好，把似是而非的东西给识破了，给澄清了。
谷：你毕竟是学哲学的，你讲的故事都比较有哲理。
江：（笑）哲学学得一般，还是物理学得好些。
谷：那你离开牢狱了，能否谈一下对中国大环境的看法。很明显，这4年中，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些变化。你能否描述一下，你对中国今后政治走向的一些看法，你认为会怎么走？你认为希望是什么？
江：谷季柔，这个我得跟你说实话，问题很好，但问我还有点儿太早。你知道我才出来5天，这5天之内我还忙于打电话接电话，我很想说说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我现在说不好这个问题。
谷：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
江：你想嘛，我头脑再灵也不行呀，我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还要好好读点东西，恶补一下。这四年中肯定出了不少好文章，不少好书嘛。
谷：换句话说，你在牢里与外界还是比较隔绝的。
江：真是如此。里面只能知道些最基本的东西，别的东西，我什么都不知道，包括你们这个《不同的声音》，你们这些说真话的好电台。官方不让老百姓听到的，我也听不到。监狱里不让有收音机，监狱里不可能让你上网，他们提供的，也就是部分官方出版物。
谷：其实你刚才说到，大家都来说真话的话，对环境自然而然地会有影响。比如，我们电台开通了很多热线，如我主持的是老百姓声音的热线，有些老百姓很勇敢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确实中国老百姓可能已经受你的启发了。
江：不是受我的启发，最多或许有那么一丁点儿。我想主要还是靠人性。谁愿意把真话老憋在肚子里呀？老说违心话，那多窝囊啊？活得多没劲啊？还是人性在起作用。
谷：说真话应该是人的基本要求。
江：说白了，说真话要有勇气，其实是咱们中国的悲哀。说真话应该是每个人起码的权利，说真话应该免于恐惧。这种国情说明咱们中国在这一条上还很落后。
谷：必须要这么大的勇气才能说真话。
江：说真话还需要勇气？！ 这在民主国家是标准的笑话，而在中国却是严酷的现实。在我看来，真正要点勇气的，不应当是说真话，而应当是像炒股这类事。中国股市不看好，但那么多的股民冲进去，我倒是很佩服这些股民，我江棋生不敢。中国的股市，你不能说它是牛市，也不能说它是熊市，搞不清楚它是什么市。以前说是“朱”市，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市了。正如非典来了，搞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谷：谈到非典，正好和说真话很有关系。
江：的确很有关系。一开始不说真话，后来事情就闹大了。一开始是天灾，不说真话后，人祸就进来了，搞得这么狼狈。但愿他们从这一次非典事件开始，就从制度上确立说真话这一条，不要搞临时的，过了非典他又老毛病复发了。我看出来，政府的老毛病根子很深，很难改。就说刚刚出事的潜艇，潜艇那个事就又犯老毛病了。你潜艇失事了，你就应该如实告诉老百姓，把与军事机密无关的事都告诉老百姓，这不行吗？俄罗斯的潜艇失事了，你电视里天天播。你自己的潜艇失事了，就只播一丁点儿。我看老毛病还没有改。
谷：对啊！中国政府也要学习说真话，也要拿出说真话的勇气来。
江：没错！他们必须对人民说真话，必须向人民具结悔过，痛改说假话的恶习。如果他们死不改悔，人民就有权使他们混不下去。
谷：今天你重获自由了，你是不是也要通过我们的电波再和朋友说几句话呢？
江：我很高兴再说几句。我在出狱的时候，曾经写过一份保证书，题目叫：一生说真话。保证书的最后有这么几句话，我想说给听众朋友们听，那几句话完全代表了我的心声。我是这么写的：悠忽间，1460个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狱将尽矣。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骨肉亲人；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所有那些理解我、关心我、声援我、帮助我的人类同胞；此时此刻，我诚挚地祝愿从我儿子一代开始，将再不会有国人因为说真话而被投入监狱；此时此刻，我愿对天发誓、以明心迹：此去别无求，一生说真话。
谷：写得非常感人。我记得上次你接受采访时，你曾高歌一曲《涛声依旧》，现在你还很爱唱歌跳舞吗？
江：（笑）现在身子骨比较虚，跳不动，也没有时间。而且非典期间，歌厅舞厅都关了，去了也没门啊！
谷：不过，你开朗的心境我听得出来还仍然保持着。
江：这个是没得说的。我在监狱里，也是这么哈哈大笑的。我觉得自己这么说话的口气和透出来的心境，其实和四年前没什么两样。
谷：经过这么多年的牢狱之灾，还能保持这种开朗的笑声，是非常的不容易。
江：在此， 我也想顺便鼓励一下那些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的人：与其乐观，不如悲观。
谷：与其悲观，不如乐观。
江：对！对！哈哈！真是，我以为采访结束了，就得意起来了，得意忘形必有一失。我纠正一下：与其悲观，不如乐观。我在监狱里对那些刑事犯也这么说，他们判了20年，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无期，我都这么劝他们，与其悲观，不如乐观。我在监狱里对自己说，一定要过好每一天；到了2003年1 月1号，我要求自己过好每一小时。但他们那些刑事犯呢，很难做到这一条。但我总是劝他们：老自己折磨自己与事无补，没什么意思；老哭丧着脸，把环境都给弄糟了。
谷：那好，让我们在这句话中，记取你的开朗心境，谢谢你！
江：请你把我刚才说错的，不要抹掉，把我的自我批评也放进去，也不要抹掉，不要学共产党那一套，老是文过饰非。
谷：好的，谢谢你！再见。听众朋友，刚才为你采访的是于5月17号刚刚刑满获释的北京著名异议人士江棋生，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这是由谷季柔采访、制作、主持的。谢谢你收听《不同的声音》，下次再见！
2006年7月29日于
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