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底云烟过尽时，我正逍遥处。”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一名上身青衫、下身白色齐膝短裤、足蹬蓝色长统袜、黑鞋的教书先生模样的高个子男人，被一队士兵押解到福建长汀罗汉岭下。
他步履安稳，长发一丝不苟，依然保持着许广平记忆中的那种“演讲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就往上一扬”的“英气勃勃”的神气。
士兵们暗自低估：这个柔弱的读书人，真的全然不怕死吗？
死亡，是多么可怕。千古艰难惟一死。
从天香楼到罗汉岭，这一段路很短，也很长。
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地点，乃是他三十六岁人生的起点与终点。
他出生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天香楼”，是中国传统大家族以及文化基础的缩影，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大家族制度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渐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为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诽诅咒毒言，无所不至。”那种生活，他再也不愿继续下去了。他的母亲已经被漫无边际的贫困和冷漠所吞噬——在他十六岁那年，母亲用火柴头上的红磷和着酒喝下去自杀了。
于是，他从这样一间千年暗室中脱颖而出。他一生都在艰难地寻找光明，像扑火的飞蛾。他不断被黑暗所伤害，黑暗往往就在离他最近的地方。那些他原来以为“亲密无间”的“同志”，纷纷向他射出致命的暗箭。他却始终没有学会如何以“横站”的姿态，避免从背后而来的暗箭。昔日他曾以为是光明的摇篮的国度，今日他亦不得不承认乃是一处更大的魔窟：革命之后的俄罗斯，充满了“梦想，幻想；枪，监狱”，饥饿的农民吃死人的尸体或绝望地在家中自焚。这样的国度，能成为中国的“老师”吗？他宁愿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也不愿与挥动鞭子的人同挥鞭。
他陨命的“罗汉岭”，则是一处贫瘠而优美的土地。当年，是否真的有救苦救难的“罗汉”来过这里，已经无从查考了。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假如真有“罗汉”的话，“罗汉”也从未怜悯过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农夫们从来都不懂得欣赏风景的秀丽，他们只关心这里是否可以收成庄稼。罗汉岭永远被农夫当作不毛之地，罗汉岭却成了他最后的安息之所。那天早上，他思如泉涌，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本想重新誊写，时间却来不及了。八点钟，他对奉命前来向他出示“毕命之令”的特务连长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是的，他太累了，十多年来，他那瘦弱的肩头承载了太重的负担，日趋严重的肺病让他骨瘦如柴。
在这些昨天还是农家子弟的士兵们的簇拥之下，他从监牢走向城外的罗汉岭。他对他们没有任何怨恨，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杀戮，无尽的杀戮，同胞对同胞的杀戮，何时才能休止呢？一个人的殉难，能满足那些嗜血的嘴唇吗？他把自己塞到了绞肉机中。生命的终点很快就走到了，最后一缕风吹起他的长发。他安静地盘坐在一片芳草萋萋的草坪上，望了望头上的苍天，微笑着对周围的人说了一声：“此地很好。”行刑的士兵向他举起了枪，并抠动了扳机。枪声响起，凄厉地划破这寂静的山岭，他的鲜血缓缓地渗透进这片苦难的土地之中。
人类社会一次次地上演这样的悲剧：高擎火炬照亮黑暗的人，往往瘐死黑暗之中。瞿秋白便是其中之一。
瞿秋白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更不适合充当一个政党的领袖。他单纯得像一个孩子，他哪里知道政治是一处险恶无比的“鳄鱼潭”呢？他只是怀抱着一个美丽的理想走进革命队伍当中，他只是希望为同胞多争取一分自由、人权和尊严，让自己的国族稳步地迈向那未来光明的世界。
“无牛则赖犬耕田”，瞿秋白经常说起这句家乡的俗话，其实这便是他的自况。也许将自己比喻为“犬”过于“卑以自牧”了，在被捕之后接受《福建日报》记者李克长的访问时，秋白感叹说：“田总是要牛来耕的，现在要我这匹马来耕田，恐怕吃力不讨好。”在这里，他总算将“犬”改成了“马”。犬也罢，马也好，其实秋白更像一只羔羊，羊入狼群，焉能全身而退？他被推上领袖的位置，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不懂得权谋术，也不知道厚黑学，他没有流氓的无赖，也没有屠夫的残忍，他甚至永远也学不会如何面不红耳不赤地说慌——而这一切，都是充当一名政治领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听听希特勒的演讲，看看斯大林的眼神，瞿秋白跟他们相比简直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族类。
那是一个成王败寇的世界，成败的关键仅仅是谁更无耻、谁更暴虐而已。瞿秋白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游戏规则，他不愿放弃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于是他只好出局了。秋白自己说过：“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是的，他真该守住那张小小的书桌啊。临死之前，他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时间多翻译几部俄罗斯的文学巨著。这才是适合他性情的工作。
与后来躺在水晶棺中的那个巨人相比，瞿秋白显然过于“妇人之仁”了。他甚至看不得别人流血，即便是“敌人”的血；他更不会将“同志”当作“敌人”来斗争，他以为所有人参加“革命”，都抱着与自己一样单纯的想法。他在担任中共最高领导期间，手边无一兵一卒，步步皆如履薄冰——“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当时，一切的指令都来自于北边的“赤都”，他仅仅是一个傀儡罢了。但黑锅却要让他来背，这也是党的“安排”。
突然有一天，铺天盖地的污水向秋白泼过来。他根本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他根本来不及躲闪。于是，他的浑身上下都被弄得臭气熏天。昔日对他彬彬有礼的同志们，如今个个都恶语相向。连共事颇多的李立三也在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谴责说：“我现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指鹿为马是朝堂上常有的把戏——秋白从来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团体”，否则他又怎么会被孤家寡人地扫地出门呢？
此次会议，秋白缺席了。虽然缺席，对他的审判仍然完成了。他也许没有想到在《饿乡记程》中的一句话竟然一语成谶——“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是想为大家辟出一条光明的路。”幸亏，秋白还不是那种除了搞“运动”之外便一无所长的“职业革命家”，他与家人一起以化名居住在上海的贫民区，重新开始了文字生涯。要是一直这样下去，该有多好！
然而，党终究还是忘不了这名已经被罢黜的“废人”。秋白接到了担任苏区“教育部长”职务的任命，而且不准妻子同行。显然，这是一次“不怀好意”的工作安排。其实，他完全可以拒绝此次呼召，他可以继续在亭子间里做一名自由撰稿人。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毅然选择的“自杀”——杀害他的人，既是国民党蒋介石，亦是他本党的同志们，更是他自己。
在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前夕，瞿秋白写了一篇题为《“儿时”》的短文。此时身患严重的肺病的他，已经预料到了此次远行也许是一去不复返。秋白以龚自珍的诗句“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开篇，算是对自己短暂的生命有一次简单的回顾。“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愿意退后几步，替自己恢复已经走过的前途。请求‘无知’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可怕啊，这生命的‘停止’。过去的始终过去了，未来的还是未来。究竟感慨些什么——我问自己。”他始终是一名悲观的、托尔斯泰式的个人主义者，而非乐观的、进化论和马列论者。虽然被誉为共产主义理论家，他坦陈自己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著作，倒是对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念念不忘。他不是企图取悦观众的演员，他对于这个绚烂的舞台毫无留恋。
因为临刑前写了《多余的话》，瞿秋白被许多本党的同志视为“晚节不忠”。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在党史上他亦被归入“叛徒”或者“准叛徒”的行列，他所期待的“历史的审判”一直尚未来临。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他的坟墓连同母亲的坟墓一起，遭到了“革命群众”的挖掘和砸毁。
从某种意义上说，瞿秋白确实是“革命”的叛徒。如果说“革命”意味着杀人放火，意味着焚书坑儒，意味着一种新的更可怕的奴役制度的建立，那么秋白理所当然拒绝这样的“革命”。正如鲁迅所说，革命是让人活的，不是让人死的，让人死的革命便失去了其“正义”的根基。是的，这样的“叛徒”是值得敬重的——天鹅为什么不能拒绝与豺狼为伍呢？凭什么要求天鹅为豺狼装点门面？
在诺大的党内，瞿秋白几乎没有一个值得深谈的朋友，权力已经让那些人的心灵彻底异化了。秋白惟一的朋友便是鲁迅。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此同怀视之。”这是鲁迅抄录给瞿秋白的一副对联。那时，鲁迅与瞿秋白认识才两年，见面才几次，加在一起不足半年。鲁迅比瞿秋白年长将近二十年，是他们共同喜好的俄罗斯文学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更大契合的乃是他们相似的“文人性情”，以及他们共同的肺病、共同的失眠。深谙世事却又保有一颗赤子之心的鲁迅，丝毫不喜欢那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领袖，斥之为“有山大王气”，却偏偏欣赏瞿秋白这名已经一无所有的“出局者”。卑鄙的心灵各有卑鄙的不同形式，高尚的心灵却因同样的缘故而高尚。
那段时期，大概是瞿秋白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了。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侮蔑和攻击之后，本来就敏感而内敛的秋白更加沉默，只有鲁迅的来访能让他打开的心扉和话匣。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回忆说：“鲁迅几乎每天到日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像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的空气和享着温暖的太阳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我们舍不得鲁迅走……”
在离开上海之前，瞿秋白最后一次去拜访了鲁迅。两人似乎都有些不祥的预感，这次拜访成了生离死别。鲁迅破天荒地将自己的床让给瞿秋白睡，还从来没有客人享受过这样的礼遇。许广平后来回忆说：“鲁迅特别表示惜别之情，自动向我提出要让床铺给秋白安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秋白深深感受到了这友情的温暖，面对这样的友情，那些流氓无赖射来的毒蛇般的毒液又算得了什么呢？秋白少有地微笑了，杨之华回忆说：“第二天晚上，他回来了……他对我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茅盾和鲁迅身体都好，海婴也没有什么病。鲁迅和许先生睡了一夜地板，把床让给了我。’他带着微笑，表现了他的满意的微笑。”
瞿秋白曾经赠给鲁迅的一首诗：“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诗后还有一段跋文：“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瞿秋白和鲁迅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少有的身上带着“贵族气”并深有“忏悔精神”的“多余人”，此种“多余人”恰恰正是这个民族的脊梁。瞿秋白死后，鲁迅在谈到自己正在翻译的果戈里的《死灵魂》时，叹息说：“（瞿秋白）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定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鲁迅不辞辛劳地编辑亡友的文集，并亲自负责校对和出版过程。
“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瞿秋白不是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中马前卒”，他只是默默地走一个人的义路。无疑，秋白是失败者，鲁迅也一样——他们生前被无休止地围攻和漫骂，甚至死后也不能避免被苍蝇和蚊子侮蔑的命运。然而，失败乃是他们的宿命，失败乃是知识分子不能拒绝的、来自上帝的礼物。他们正是以失败者的谦卑顺服，获得了那至高至大的荣耀。秋白最终脱下了魔戒重获自由，他的战友们则一辈子都成为魔戒的附庸。秋白虽然死去，灵魂却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舞；他的战友们虽然活着，精神却处于被奴役的可怜状态。谁更幸运一些呢？
瞿秋白很像唐吉诃德，也很像西西弗斯。哈维尔说过：“知识分子总是与严格的范畴格格不入，因为这些严格的范畴是胜利者们所使用的工具。……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注定是个失败者，就像西西弗斯那样。知识分子成为胜利者的可能性总是令人怀疑。然而，在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上，尽管遭到不断的失败，他仍然是个没有失败的人——这又像西西弗斯。他实际上通过自己的失败而胜利。因此，他的地位是双重的。不承认这种双重性的存在，最终将意味着接受在胜利者所写的历史中的地位。”是的，我也不接受那由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因为我也是失败者中的一员。我安于失败的结局，甚至连脸上的唾沫都不愿擦去。此时此刻，不同的时空交错在一起，我向隐没在惊涛骇浪中的瞿秋白伸出手去：他那雪白的围巾在风中飘舞，他他那柔软的双手仍然如此温暖……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