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官逼民反

 —-跋《安徽市场报》一則“新聞”

   

   《安徽市场报》2006年07月11日(蚌讯)報導:7月7日上午,蚌埠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该市工农路9号区依法实施劝导拆迁,执法人员在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时,当事人严重暴力抗法,有人向执法人员泼洒汽油,其中一人手持利刃追砍执法人员。综合支队法制室主任高建国被连刺数刀,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三大队另外两名队员因公负伤,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犯罪嫌疑人逃逸,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其他暴力抗法参与者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

   武宜三跋:《北青網》轉載的《安徽市场报》這一則所謂“暴力抗法”事件的報導,有非常強烈的中國社會主義特色,頗堪留意。

   1,七月七月發生的事件,當地的報紙居然也要滯後四天才報導;這大約是6月24日在北京召開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審議《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功勞。據說,“为了提高社会各方面依法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及时有效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认真总结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经验教训、借鉴其他国家成功做法的基础上,根据宪法制定一部规范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共同行为的法律是十分必要的。”法例对新闻媒体在报导工业事故、自然灾害、卫生健康或社会安全等突发性事件实行严格的限制。法規规定,中国新闻媒体如果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导虚假情况”“将受到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经授权、擅自发布有关事件的当事人会被当局以“盗窃、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判监禁。於是“新聞”变成了“舊聞”,皆大歡喜。

   2,前天《北青網》上有二則網友評論:一曰“官逼民反”;二曰“今日歡呼李闖王”;但今天再登陸,這两則評論已經删除。

   一個“有3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七千多万名党员、在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大党,历经磨难而巍然屹立,千锤百炼而更加坚强”(胡錦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 ,號稱偉光正的黨,竟是越來越虛弱。毛澤東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可知中國共產黨早就已經是一隻無可救藥的紙老虎了!

   14jul2006

余世存:文明中国的标尺

有一年,李凡跟我等数人组成中国基层选举观察团到潜江观看村民自治。我在那里遇到了不少年轻人。他们因为高考落榜,不得不回村种地,但他们的言语、做派跟父辈完全两样了。在村民选举时,我看到他们在一起玩世不恭的样子,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兄弟。我走到他们中间,跟他们聊天,真是没有隔阂,我问他们:“既然嘲笑这种形式选举,既然觉得它假,为什么不站出来参选,弄假成真?”他们对我的问题不屑一顾:“你太小看上面的力量了。”

我后来想起这些比我还要年轻的兄弟就情不能已,他们一天农活都没做,仅仅因为高考落榜,注定以农民的身份了此一生。最多,他们混进城来,被人称作农民工。而以我对类人孩的现象研究,他们回乡一年,即在心智上出现返祖退化。有如伟大的鲁迅,怀想他少时的同伴闰土。

我后来还问过以“农夫的呼号”闻名海内外的淮生先生,回乡介入当地村政乡政的可能性,淮生的回答也是否定性的。我还见过不少聪明、能吃苦的年轻人,他们对乡村的感觉可以说是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想逃离都来不及,怎么能谈得上回乡、建设。“农家乐”、“新村”甚至儒教信徒对乡村的赞美显然是虚妄的。我到广东的时候,遇到精神纯净的年轻学者陈璧生先生,他有乡村情结,但这个来自潮汕地区的学者痛切地对我说:“今天的中国农村已经成为最肮脏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我们知道,中国国家环保局的副局长潘岳先生曾经说:“中国正变成世界的垃圾场。”但璧生兄对农村环境的看法更值得注意。

有一年,我见到山东的一个村委主任崔祥联先生,崔是民选上来的,但他被上面和地方大姓折腾得很惨。我那时也天真地跟他提议,既然当了村委主任,应该有条件让全村尤其是年轻人支持自己,老崔笑话我不懂农村。半年后,老崔就不得不离村,到另一个地方去以他的地瓜技术谋生。而他曾经以地瓜技术挣到的数十万元全在当村委主任期间投进去了,他以家业做公益,反而在当地为人嫉恨。

我也是地道的农村人。淮生、璧生、老崔们说的我全都理解。我所能设想的,不过是在其位谋其政,聊胜于无罢了。否则,我们就只能同情地理解那么多农民以头撞墙要撞进城里生活。我年轻时写诗:“他们把土地卖给城市,然后像狗一样向城市求乞。”最终没写下去,只有这些句子十几年后还在我的心里翻腾。

也因此我格外敬重那些留下来,跟“8341部队”、跟土豪劣绅们一起生活的乡村青年。我知道,他们的人生境界决定了我国乡村的文明水准。那些在当地担当道义并努力维系良知和善于不坠的村民尤其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他们忍受的、付出的远比我们这些呆在城市的一角苟活的人要精彩、有价值。多少王朝时代的举子、状元,多少本应成为进退皆为文化、道德象征的读书人,如今要么卖身给城市,做公务员做白领求乞,要么变脸忘记来路成为专制生活的继嗣。而那些在乡村的年轻朋友,却在跟时代、文明精神相撞击,成就一个文明中国进程的标尺。

因此我对盲人陈光诚先生的崇敬是难以言喻的。他读了盲校,又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却回到村里,跟他卑微的父兄们一起生活,并在最大的程度上给乡亲们以希望、光明、人性的高贵。他以身检验了我们中国生活或说新农村生活的稳定秩序。当我收到杨子云的文章,读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时,我突然有一种难言的感动。用信徒们的话说,光诚先生是有福了,因为他属于另外一种力量。而无数的中国人在低俗的生活中从来没有福分接近这种力量。

先生是值得关注的,是的,自从他跟温家宝先生一起被评为影响我们时代的人物之后,地球人都关注他了。但陈光诚的生活是进行式的,不像小资白领公务员们是重复式的。只有进行式的生存才在扩大我们生活的边界,并提升我们生活的质量。现在,当地和中国的土豪劣绅们都害怕他,都愿意以迫害他的形式把自己变成一个笑话。我们理当祝贺陈光诚先生,并警告那些把自己的生命当作笑话的土豪劣绅们。

刘晓波:为“世纪中国网站”送行

自2004年以来,胡温政权套向网络的扼喉之绳索,勒得越来越紧。进官方公布的数字现实,就有七百多个网站被关闭;大陆的全部搜索引擎,也都被勒令过滤敏感词。

为了生存——保住这块日渐珍贵的民间网络空间——“世纪中国网站”曾经数次忍受过网管的强暴威胁。她只能不断地加强自律,不断地缩小打擦边球的范围。我相信,她已经尝试过各种的抗争方式,也无奈地接受过所有可能的妥协方式,然而,即便自律了、妥协了,仍然被老大哥认定为“阳奉阴违”,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创办于2000年7月20日的“世纪中国网站”,秉承“自由,独立,民主,包容,理性“之精神,经过六年时间的风风雨雨,已经成长为大陆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民间网站。该网站几乎汇集了大陆知识界的左中右的代表性人物,为扩展大陆网络上民间言论空间和推动政治文明作出过独特贡献。

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意识形态严控让民间网站一个个倒下,民间网络空间急遽萎缩,越来越多关心时政的网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世纪中国”,我也是每天都要登陆“世纪中国”的网民之一,眼看着“卢雪松事件”怎样在这里变成著名的公共话题,凝视着她以重贴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的方式来为“汕尾血案”点燃的烛火,感受着她对“冰点事件”的那种欲言又止的无奈,聆听着网民们为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发出的呐喊,浏览着网民们对“周叶中案”、“奥美定案”和“钟南山事件”的争论,关注着著名新左扬帆等人对自由知识分子贺卫方和余杰的大批判式声讨,……

尽管我的名字和文字很难见诸于大陆网站(除了“自由中国论坛”之外),但偶尔,在“关天茶社”、“猫眼看人”和“世纪中国”,也会看到我的不那么敏感的文化类评论,但大多数情况下要删去作者的名字。所以,我会在心里抱怨“世纪中国”过于谨慎;但更多的时间里,我眼中的“世纪中国”,仿佛就站在不断扩大的民间网站墓场上,周围是越来越多的新坟,今天是“文化先锋”和“宪政论衡”的下葬,明天是“一塌糊涂”与“燕南社区”的墓碑,后天是“爱琴海”和“民主与自由”的坟头,……“世纪中国”那越来越孤独的身影,时而摇摇晃晃,时而跌倒后再爬起,时而从昏厥中苏醒,时而发出病危通告,时而奄奄一息中起死回生,……活得那么艰难、无奈、甚至屈辱!世纪中国的同仁们只能忍辱负重,挣扎地坚持着,想保住一片废墟中仅存的茅屋,为那些无家可归的网络游子提供栖身之处。

即便如此,“老大哥” 还是无法容忍。2006年7月24日,“老大哥”终于下达了秘密判决令,“世纪中国”死了,民间网站的墓地再添一座墓碑。

这与其说是政治僵化所致,不如说是内在虚弱所致,虚弱到连如此温和、理性和“自律”的“世纪中国”也不放过。正如该网站主编在“致《世纪中国》读者与论坛网友临别赠言”中所言:“在六年之中,虽然我们历经无数外人所不知的艰辛困苦,我们学习在坚持中妥协,在妥协中坚持,曾渡过了许多危机的关头。但今天,仍然劫数难逃。”

此刻,我跟着为“世纪中国”送葬的行列,在悲愤中聆听主编的临别赠言,居然没有怨天尤人,而只有感人的谢意、愧疚和骄傲:感谢网友们的“一路陪伴,……守候在这最后的时刻。”愧疚于“那些遭受不公待遇的朋友们”,“为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向诸位致歉”并请求谅解。骄傲于坚守了六年的世纪中国精神,她“在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建设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不会被人遗忘的业绩。”

此刻,我在向“世纪中国”致哀,聆听斑竹风石堰的悼词,那种凛然而乐观的姿态,凸现出浩荡的民间正气和逆境中的内心明亮:“在中国的文化里,任何事物都强调要‘寿终正寝’,可我们其实一直生活在一种焦虑和恐慌中,担心它无法健康地活下去,担心它不能催生出一些我们都喜欢的价值与生活。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学堂乃至整个网站都最终无法脱离人事的干扰,记得南方周末曾经发表一篇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阳光打在你的脸上,阴霾留在我们的心房,不必困惑,也无须悲伤,该来的终究会来,只有心中有光,生命就有希望!”(《让我们为世纪学堂的“夭折”默哀吧》)

这是怎样的葬礼呀——心中的自由之光在歌唱,废墟上的希望支撑着生命的尊严。让我想起了海明威的名著《丧钟为谁而鸣?》。网络星空下鸣响的丧钟,既是为死于网罗杀手的“世纪中国”而鸣,更是对网络杀手的天谴:强权不可能永远给扼喉者以不可战胜的力量,而终将是扼喉者的自掘坟墓。

因为,谁与言论自由为敌,谁就终将死无葬身之地!

2006年7月26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王德邦:从姚立法先生被派出所扣押看中国基层人大选举的伪诈

今天中午14:08接到短信:“我与仙桃、武汉的朋友在仙桃交流选举
时被公安带走,现扣留沙嘴派出所(姚立法发)”。我于是赶紧给姚
立法先生回短信,但没有接到回信,后又打电话,但不通,直到这时
22:20,我再次拔打姚立法先生电话时,才打通。据姚先生说:“我
是傍晚18:00左右放出。我们一共被扣押了六个人,目前至少还有一
人仍被扣押在沙嘴派出所,没有放出。”姚先生继续说:“我问沙嘴
派出所凭什么扣押我们时,对方却说接到举报我们非法聚会的电话。
我马上指出哪有什么非法聚会,只有在公共场所集会表达意见或抗议
而未经批准才叫非法集会,怎么来个非法聚会呢?我们几个朋友在一
块聚聚难道需要到公安备案、或申请批准才可?真是谎谬!”我一听
这话就跟他说:“你应该叫那些公安到饭店去抓人。因为在饭店吃饭
那七、八个人一桌的,我敢说没有一桌到公安去申请批准过,照他们
公安的逻辑,聚餐的都是非法聚会。都该抓起来,或传唤一番。如此
全国所有的饭店都得被查封,因为那都是非法聚会场所。”姚立法先
生一听哈哈大笑。

在一个每每以上演谎谬为正常公务的国度,我们实在不想浪费时间去
置评这些漏洞百出的无知的借口,然而在当前中共一再宣讲2006年7
月~2007年12月是中国县乡两级基层人大换届之期,提倡要如何公
开、公正选出人大代表之时,作为从上世纪80年代就参加湖北荆州人
大代表选举并且曾经成功当选的姚立法先生,如今致力于中国基层民
主建设,积极参与推进中国基层人大选举落实,让广大民众真正选出
符合自己心意的代表的工作进展情况,无疑就是中国当局宣讲的民主
选举真伪的考量器。

姚立法先生为了真正推动中国的基层民主选举,自费印刷一些普及选
举的法律手册,广泛深入大江南北的农村,给农民开展选举培训。他
所秉持的就是现行的有关选举的法律。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居然还视
他如虎,唯恐防范不及,以至曾经还出现在衡阳将前去普法的姚立法
抓押遣送回湖北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在湖北荆州当地,去年十月还
发生地方政府出面支使黑恶势力打伤姚立法先生的事件。还有将姚先
生印刷来赠送的法律宣传资料当非法出版物扣押罚款的事。

一个公民自费出来宣传该国的法律,居然为地方政府所不容,竟而想
尽办法来阻止、迫害,这就看出该国对法律的不尊重,将法律作为摆
设,用来欺骗世界、愚弄天下民众的本质。同时也可以看出该国所标
榜的基层民主选举的伪诈。可以说基层选举不过是极权统治的装饰而
已,地方政府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认真来选举一把。不仅如此,而且他
们还千方百计地来操控这种选举,使这种选举完全流于形式。

姚立法先生是个很真诚的人,他相信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落实执行
的,尤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应该被尊重、保护。于是他就投身于兑
现中国法律条文的工作。今年到明年是中国基层民主换届的重要一
年,他希望看到中国出现真正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为此他不辞辛
劳,走南闯北,到处普法,结果今天在仙桃又一次被公安抓进了派出
所。这一次被扣的时间虽然不长,扣押的理由也依如曾经一样谎谬,
但是这标示着中国今年到明年的轰轰烈烈的换届人大选举依然是一次
极权统治操控的作秀,相对于以往只是这次作秀的规模更大了。

设想一个政府,无论是地方政府也好,还是中央政府也罢,自己制定
的法律,自己一再宣讲的选举,居然都害怕一个公民去义务普及这些
法律与培训那些参选的民众,这在一个民主、法制国家是不可想象
的。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法制国家,姚立法先生的所为那是一个优秀公
民的表率,不说给他鼓励宣传,给他树碑立传,至少这种想尽办法的
抓押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由此我们应该能看出中国法制的状况,中
国提出“依法治国”目标的遥远。

由此我们可以说姚立法先生致力于中国基层民主选举事业的行止就是
中国基层真假民主选举的测量仪,姚立法先生的安危就是中国真假法
制建设的晴雨表。让一切关心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关心中国基层人大
选举的人都来密切关注姚立法先生的安危,看姚立法先生在哪里受到
了欢迎,哪里就在真心实意地推动基层选举,相反在哪里受到了阻
挠,甚至受到了人身安全的威胁,失去人身自由,那么哪里肯定就在
搞假民主、假选举。如果姚立法先生在中国大地都没有普法的讲台,
没有了培训的场所,连跟几个朋友吃个饭都被当作非法的时候,那么
中国的民主选举就是惧怕姚立法先生这等人的彻头彻尾的骗局!让我
们从姚立法先生的境遇上品读中国的真假基层选举吧!世界在拭目以
待!

(2006-07-26于北京)

 

首发民主论坛

龙应台:注视一个古都的蜕变-我看北京奥运

古都的蛻變─龍應台看北京奧運

耗费钜资、规模惊人的二○○八北京奥运,是建设或失落?龙应台为本报撰文提出观察与省思。梁冠傑/摄影

古都的蛻變─龍應台看北京奧運

为了奥运,北京拆了胡同,新冒出的前卫建筑,如譗大水母豃中国歌剧院(图上方),与受保护的琉璃瓦祡禁城并存。北京,还是北京吗? 记者吴景腾/摄影

二十一世纪初的台湾,人们深陷在一种挫折无力的郁闷情绪中,看着国内的政争使国事空转,发展停滞,感觉全球化的竞争压力来到头顶。望向北京,彷彿听见一片工地,宏大建设雄伟兴奋的声音隆隆震耳。

如果说,台湾人这几年来每天看到的、读到的新闻,全是蓝绿阵营的对决、总统亲信的弄权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算计,那么申奥成功之后,中国大陆人每天看到的、读到的新闻,却是这一类的:

前进二○○八

——为了迎接二○○八年的奥运,一千二百一十五公顷的土地将被闢为奥林匹克中心,其中奥运村将容纳将近两万名运动选手和各国官员。七百六十公顷的土地将化身为城市的森林公园。(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是二十六公顷)。

——在○八年之前,一百二十亿美元要用来改善北京市的空气和水的品质,两百亿美元要花在交通系统的改善。

——首都机场正进行扩建,到○八年周转量将达到六千万人次。

——到○八年,轨道交通预计将由现在的一一四公里增加到二百公里左右;同时,北京市还在加快市区内快速交通线的建设。目前,市区快速通车里程达到三百二十公里,已经完成快速路网规划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到奥运会开幕前,北京地铁一号线全部一百二十辆新车将投入运行。新车均为不鏽钢车体,车厢内有移动电视系统,採用德国及英国防火标准,同时设置了残疾人轮椅渡板及盲道,为残奥会做好准备。

——○六年北京市汙水处理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同时在目前已建成的卢沟桥、清河等九座汙水处理厂的基础上,五里坨等五座汙水处理厂也在建设中。预计到○八年,北京汙水处理率将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台北市的用户接管率是百分之七十八点一七,高雄市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五、台北县是百分之七点九三。全台湾的平均汙水接管率不到百分之十五。)

——预计观光客会有一千万人次,北京方面将为即将到来的大量旅客提供高质量的住宿。二○○六年四月底,北京星级饭店已跃升至六百五十八家,其中五星级饭店三十七家,四星级饭店八十三家,三星级饭店二百二十四家。

——北京去年已对二十个景区完成停车场、售票房、商亭、银行刷卡机三百五十四个与一百二十个厕所的建设,也将请国内外专家,翻译北京主要旅游景区的英语标识。

——参加○八年北京奥运会的外国游客将不用担心语言障碍、道路陌生、生活不便,因为德国科学家正在研制新型人工智能手机,让来到北京的外国游客不仅不会迷路,还能享受最快捷的信息服务。譬如要去的地点,用外文键入手机,就立即会有中文显现。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北京已经开展影响奥运举办的重大卫生防疫风险评估,其中就包括食品安全的评估,到今年三季度可以完成。

——据预测,奥运会期间,各国代表团和工作人员将达到近二十五万人,供餐超过一千三百万份,因此奥运期间总共需要五千吨蔬菜的供给量。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已经列出了奥运会期间运动员需要的蔬菜种类名单。针对有些蔬菜品种北京没有或很少的情况,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蔬菜的引种和筛选工作,重点引进南美和西亚的蔬菜品种,在指定的北京郊区依气候和海拔进行培育。

——新建场馆完成主体结构,改扩建场馆和临建场馆加快建设,奥林匹克公园形成整体景观轮廓。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实施交通疏堵工程。支援城乡电网改造,加快燃气热电厂、天然气管线建设。整治八十个破旧社区,新建和改建公厕一千四百四十五座,建设一百条特色园林大街。

——北京已组织了电视转播组织。奥运时,会有四千多名记者从事电视转播,六十多辆转播车,一千架摄像机在不同的场馆,共十个频道二十四小时开播。估计全球有四亿人观看比赛。奥运会有两万一千六百个註册记者,一万名非註册记者透过旅游签证进入中国。北京正成立“媒体运行部”,负责应对全球媒体的需求。

350亿与0.8亿的现实

因为行政不透明,中国为筹备奥运究竟会花多少钱,没有人真正的知道。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三百五十亿美元——事实上可能更多,而其中的大部分,其实是投资於北京城市的基础建设。

三百五十亿美元,到底是多大呢?这么说,台北市一年的总预算,是五十亿美元。中华民国政府年度总预算大约是五百三十亿美元。其中的国家体育预算大约是零点八亿美元。谢长廷先生竞选台北市长提出的愿景之一就是要争取在二○二○年由台北市来主办奥运。他可能不知道三百五十亿美元这个数字,也忽略了○四年雅典就花了一百二十亿美元在奥运上;希腊预计接下来的年度国家财政赤字会超过GDP的百分之三,十六天的光荣奥运谢幕之后,可能是十年的债务。

在谢长廷宣布他的二○二○“台北申奥”愿景的同一天,原来一直在争取奥运主办权的莫斯科市长,宣布放弃申奥。在记者会上,他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文化的深层转型

十六天的奥运只是一个大家都懂的便捷理由,北京的城市改造才是真正的现实。中国所激情拥抱的“不容置疑的信仰”,是“现代化”。到二○○八,那“花棚鱼池院落”、“胡同深处人家”慵懒而从容的北京将彻底而永远地消失,取代的是个性张扬的西方现代建筑,是密布的交通网路,是完整的汙水处理系统,是进步的电子服务技术,是与国际接轨的观光设施。别的城市花了一百年的时间逐渐“长”出来的基础建设,北京以剧烈的手段在十年内完成。

如果实地去检验这些“剧烈”完成的现代化产品,可能会发现无数的裂缝和缺陷,深刻的矛盾和不安——大建设的阴影里有深不见底的贪腐,有被践踏蹂躏的人权,有匪夷所思的浪费,有功能完全失效的硬体和软体之间的扞格等等。但是,我们可能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这个社会正在做重大转型:透过科技的引进,他在学习现代的城市管理;透过与国际的密切接触,他在拓展自己的眼界;为了赢得国际的尊敬,他必须谨守某些价值和规范;为了让世界理解他,他不得不先去理解世界。在做这些努力的过程里,他自己的气质,已经改变了。

奥运只有十六天,但是筹备奥运的十年,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北京不再可能自外於国际的价值体系和秩序,而且一旦深入国际的价值体系和秩序中,北京将来也可能发挥另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能量。这样的北京,我们不能不刷掉所有从前的印象,重新认识。

对“现代”的迷信

也许感受到了台湾人民的郁卒,除了谢长廷说台北市要申办二○二○的奥运之外,陈水扁说,要送二十个十岁以上的小朋友到巴西进足球学校,每年提供每人一万美元,然后他们就可以打进二○一八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了。

北京在“崛起”,是的,全世界都在屏息瞩目。但是,台湾可以向“北京经验”学习的,是主办奥运和培养明星吗?

紫禁城对面,已经有一个被称为“大水母”的建筑站在那儿,睥睨着默不作声的八百年的北京历史。那是北京大剧院。

义大利的建筑师,在竞标北京大剧院落榜之后,酸酸地说,“我以为,为北京这样有历史的古城设计剧院,常识告诉我,这新建筑一定要和古城的历史氛围相和谐,中国传统的元素一定要融进新建筑里去。没想到,得标的是这样一个东西,简直就像从火星掉下来了。我才知道,原来,中国人其实是希望和自己的传统一刀两断的。我完全想错了。”言下之意,“火星建筑”——谁不会呢?

和“大水母”竞争占有北京天空的,还有“大师级”建筑师库哈斯所设计的中央电视台。那是钢铁和玻璃挑战极限的作品,建筑体以反抗逻辑的姿态扭转向上,以自身的特异做现代的宣示。和库哈斯一样来自荷兰现居美国的知名评论家卜若马(Ian Buruma)对库哈斯有严厉的批评。

卜若马说,这么走极端个人主义的设计,完全无视於环境的历史和当地居民的传统美学的设计,库哈斯应该完全清楚,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社区会容许他这么做。中国会容许,是因为那是一个集权政府,民间没有反对声音,而且集权政府刚好有钱,又极端崇拜所谓“现代”,使得代表“现代”的库哈斯可以把中国的土地当作个人艺术的实验场,恣意驰骋,无所顾忌。言下之意,库哈斯趁人之“危”,不道德。

全球的建筑师,都涌到中国来了。一个纽约建筑师说,他在中国,短短两年内所设计的摩天大厦栋数,是他在美国一辈子加起来也不可能有的。“中国的摩天大楼,”他说,“简直像野草,满地长。”

80亿的“视觉效果”

瑞士建筑师所设计可以容下九万人的国家体育场,奥运开幕仪式的主要场馆,因为形状而被称为“鸟巢”,预定的造价是人民币三十八亿元。在学者的批评声中,降低到三十一亿,一张座椅的造价是四万五千元人民币。五棵松篮球馆的设计,为了突出所谓“视觉效果”,要在场馆外墙上制作十层楼高的大屏幕。篮球馆估算的造价是十亿人民币,一旦动工就发现,单单是这豪华屏幕本身就要用掉二十亿。游泳馆“水立方”的设计更是离奇。澳洲设计,建筑外型要用一种中国无法生产的特殊材料,ETFE(乙烯四氟乙烯聚合物)薄膜,总面积十二万平方公尺的ETFE气枕造价至少两亿五千万人民币,占了“水立方”总经费的百分之三十。

一种“集权美学”

人们说,眼前正在进行的北京城改造,是中国继建筑长城以来最昂贵、最庞大的工程。

奥运工程,跟“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万里长城来比?太突兀了吧?

但是我看见其中的关联。古城首都的改造,是何等大事,然而一栋一栋光怪陆离的建筑,以“现代”之名,可以完全忽略建筑与周边人文环境的有机关系,是因为“周边环境”的居民,以及关心“周边环境”的专家学者,在决策上毫无影响。建筑工程的预算如此庞大而且如此没心没肺的“任性”和奢华,是因为决策不透明,预算不公开,监督不存在。以一场十六天的运动会为理由,可以倾举国之力投注其中,牺牲其他的百废待举项目,是因为,“国家”的概念凌驾於其他价值。这举国之力的投入,其收益如何、成本如何,是否符合社会长远利益,是否牺牲某些族群某些阶级的权利,不见质疑和检讨,是因为,中国还是一个不容许对根本决策质疑和检讨的国家。

十六天的奥运之后,奥运场馆是否逐渐变成养蚊子的废墟?不变废墟,要多大的电力人力财力,才能维持运转?营运的专业人才,从哪里来?追踪考核督导,以及责任的追究,可能没有人做,因为,没有制衡,就没有逃不掉的责任。

如果这样来看,奥运工程和万里长城背后的“集权美学”精神倒是一致的。

金牌,还是学校?

民间的质疑,不是没有。一篇网路文章,不胫而走。“奥运金牌的陷阱”作者用这样的公式来算成本:○四年雅典奥运中国赢得三十二面金牌。金牌是用多少钱堆出来的?一九九八年汉城主办奥运时,中国体育总局的年度预算是十亿人民币,一九九二年参加巴塞隆纳奥运会时,这笔预算增到三十亿。二○○○年雪梨主办时,预算增到五十亿。以此类推,雅典奥运会备战四年,中国就要花费两百亿元。最后得到三十二面金牌,那么每一面金牌就是大约用七亿元换来的,“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

作者质问:“海内外华人发起了”希望工程“捐款活动,帮助贫困地区修建”希望小学“。为失学儿童修建一所希望小学的费用不过二十万元左右,而夺取一枚奥运金牌的成本则要七亿元,用这笔钱可建造三千五百所希望小学。如果按每所小学一百人计算,建造三千五百所小学,就能挽救三十五万个儿童避免成为文盲。如果把备战雅典奥运会的两百亿元用来办教育,能够修建十万所希望小学,可以让一千万个失学儿童上学读书。假如你坐在领导人的位置上支配这两百亿元,你是选择夺取三十枚奥运金牌,还是选择让一千万个失学儿童上学读书呢?”

这个计算的公式当然破绽百出,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却真实无比。中国的三十二面金牌是怎么来的?花什么样的代价来的?到今天为止,中国的体育制度还是共产国家计画经济由上往下贯彻的菁英集中营培训方式。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办理各层体校,投入大量金钱。几乎所有赛事的得奖者,都来自这个体系。

雅典奥运最闪烁的明星,男子一一○米栏的冠军刘翔,是怎么培养的?有一整套的科技器材和专业人员负责记录、分析他的每一场比赛。一套分析软体就是三万元人民币。训练人员、分析人员、营养师、出国经费,器材消耗……等等,一个刘翔,大概就是几百个几千个“希望小学”的经费。

宣扬国威,还是全民体育?

相对於中国这套所谓“举国体制”,倾全国之力培养少数菁英的体育制度,西方国家和日本的选手,却来自全民体育的基础上。推动全民体育的模范生,是德国,也是日本的仿效对象。德国有将近九万个运动协会,两千七百万个会员,百分之七十的十四岁以上的德国人在自己所属的运动协会里终身运动。各形各色的运动协会全属民间组织,行政和教练,都是志工。以最受欢迎的足球来说,德国有两万六千个足球俱乐部,十七万个足球队,六百万个足球会员,从三岁到老年。每一个村子都有游泳池、足球场、体育馆、溜冰场等等,对全民开放。

也就是说,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的金牌,在有些项目,譬如篮球,是自由市场的运作,大部分却是全民体育的结果展现。中国的情况是相反的。运动场馆很多,但不对全民开放,只供特定少数人使用。体育预算惊人,但不用在国民体育上,只在培养极少数的得奖明星。西方国家竞技是为了鼓励自己国内的全民体育,培养国民体魄;中国竞技是为了对外宣扬国威,国民体魄的健全则似乎根本不在思维之内。

真正值得注视的

全面的基础建设,是一种物质文明,但是物质文明会影响精神文明。在菜市场里随地吐痰的人,到了洁净光亮、现代感十足的地铁站里,他就不会吐痰。那长期浸淫於权力的官员,跟世界接触多了之后,他会醒悟到自己的粗暴。办一次奥运,与全球握手、对话,北京人会经过一次震撼的文化和文明洗礼。我们可以为北京高兴,高兴这个城市在几十年的政治劫难后重新出发,平视国际;我们可以为北京祝福,祝福北京从奥运的筹备里真正学习到“以人为本”的深刻意涵;我们也可以期待,期待一个更文明、更理性、更开阔、更体贴细緻的北京优雅而从容地走进国际社区。

台湾人从北京筹办奥运这件事情可以学到的,是中国人面对全球的视野和气魄,是他做事态度的专心和执着,是他对基础建设的认真和全面,但是,对不起,绝不是申办二○二○奥运,或是送二十个孩子到巴西去踢足球。那“万里长城”美学,正是台湾所不要的。在这个层面,反倒是台湾的小,台湾的土,台湾的以草根庶民为重,值得宏大的北京细细思索。

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於台北

为“世纪中国网站”送行

为“世纪中国网站”送行

刘晓波

 

【2006年7月27日狱委讯】为了生存——保住这块日渐珍贵的民间网络空间——“世纪中国网站”曾经数次忍受过网管的强暴威胁。她只能不断地加强自律,不断地缩小打擦边球的范围。我相信,她已经尝试过各种抗争方式,也无奈地接受过所有可能的妥协,然而,即便自律了、妥协了,仍然被老大哥认定为“阳奉阴违”,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创办于2000年7月20日的“世纪中国网站”,秉承“自由,独立,民主,包容,理性“之精神,经过六年时间的风风雨雨,已经成长为大陆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民间网站。该网站几乎汇集了大陆知识界的左中右的代表性人物,为扩展大陆网络上民间言论空间和推动政治文明作出过独特贡献。

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意识形态严控让民间网站一个个倒下,民间网络空间急遽萎缩,越来越多关心时政的网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世纪中国”,我也是每天都要登陆“世纪中国”的网民之一,眼看着“卢雪松事件”怎样在这里变成著名的公共话题,凝视着她以重贴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的方式为“汕尾血案”点燃烛火,感受着她对“冰点事件”的那种欲言又止的无奈,聆听着网民们为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发出的呐喊,浏览着网民们对“周叶中案”、“奥美定案”和“钟南山事件”的争论,关注着著名新左扬帆等人对自由知识分子贺卫方和余杰的大批判式声讨,……

尽管我的名字和文字很难见诸于大陆网站(除了“自由中国论坛”之外),但偶尔,在“关天茶社”、“猫眼看人”和“世纪中国”,也会看到我的不那么敏感的文化类评论,但大多数情况下要删去作者的名字。所以,我会在心里抱怨“世纪中国”过于谨慎;但更多的时间里,我眼中的“世纪中国”,仿佛就站在不断扩大的民间网站墓场上,周围是越来越多的新坟,今天是“文化先锋”和“宪政论衡”的下葬,明天是“一塌糊涂”与“燕南社区”的墓碑,后天是“爱琴海”和“民主与自由”的坟头,……“世纪中国”那越来越孤独的身影,时而摇摇晃晃,时而跌倒后再爬起,时而从昏厥中苏醒,时而发出病危通告,时而奄奄一息中起死回生,……活得那么艰难、无奈、甚至屈辱!世纪中国的同仁们只能忍辱负重,挣扎地坚持着,想保住一片废墟中仅存的茅屋,为那些无家可归的网络游子提供栖身之处。

即便如此,“老大哥” 还是无法容忍。2006年7月24日,“老大哥”终于下达了秘密判决令,“世纪中国”死了,民间网站的墓地再添一座墓碑。

这与其说是政治僵化所致,不如说是内在虚弱所致,虚弱到连如此温和、理性和“自律”的“世纪中国”也不放过。正如该网站主编在“致《世纪中国》读者与论坛网友临别赠言”中所言:“在六年之中,虽然我们历经无数外人所不知的艰辛困苦,我们学习在坚持中妥协,在妥协中坚持,曾渡过了许多危机的关头。但今天,仍然劫数难逃。”

此刻,我跟着为“世纪中国”送葬的行列,在悲愤中聆听主编的临别赠言,居然没有怨天尤人,而只有感人的谢意、愧疚和骄傲:感谢网友们的“一路陪伴,……守候在这最后的时刻。”愧疚于“那些遭受不公待遇的朋友们”,“为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向诸位致歉”并请求谅解。骄傲于坚守了六年的世纪中国精神,她“在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建设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不会被人遗忘的业绩。”

此刻,我在向“世纪中国”致哀,聆听斑竹风石堰的悼词,那种凛然而乐观的姿态,凸现出浩荡的民间正气和逆境中的内心明亮:“在中国的文化里,任何事物都强调要‘寿终正寝’,可我们其实一直生活在一种焦虑和恐慌中,担心它无法健康地活下去,担心它不能催生出一些我们都喜欢的价值与生活。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学堂乃至整个网站都最终无法脱离人事的干扰,记得南方周末曾经发表一篇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阳光打在你的脸上,阴霾留在我们的心房,不必困惑,也无须悲伤,该来的终究会来,只有心中有光,生命就有希望!”(《让我们为世纪学堂的“夭折”默哀吧》)

这是怎样的葬礼呀——心中的自由之光在歌唱,废墟上的希望支撑着生命的尊严。让我想起了海明威的名著《丧钟为谁而鸣?》。网络星空下鸣响的丧钟,既是为死于网罗杀手的“世纪中国”而鸣,更是对网络杀手的天谴:强权不可能永远给扼喉者以不可战胜的力量,而终将是扼喉者的自掘坟墓。

因为,谁与言论自由为敌,谁就终将死无葬身之地!

2006年7月26日于北京家中

 

 

记者无国界谴责中国当局关闭《世纪中国》等网站

 

【2006年7月27日狱委讯】记者无国界/记者无国界组织今天呼吁立即重开对中国知识分子最具影响力的《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c.cn.org),以及载一些海外媒体报道的《三联生活周刊》的聊天论坛(http://www.lifeweek.com.cn)。《世纪中国》网站在官方要求下昨天停止了上贴文章,与此同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聊天论坛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突然关闭。

“在中国这个实行自我新闻审查制度的国家,这些网站允许其互联网用户自由地对敏感话题发表言论,并且得以获取在传统媒体上无法获取的新闻消息。” 记者无国界组织指出“在这个中国互联网似乎正在经历的新一波的新闻审查的时刻,我们提醒官方其宪法是写明保护言论自由的。”

《世纪中国》网站的访问者昨天在该网站上发现来自网管的一条消息:“重要通知:接管理部门的通知,世纪中国网站和系列论坛今日关闭 。”

此命令是北京的通讯管理当局24日签发的。在网站关闭前的短暂时间内,数以百计的访客得以在网站论坛上表达其愤怒和沮丧。

《世纪中国》2000年7月由是由北京中青未来社区文化发展 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设立,《世纪中国》网站表达其作为“自由,独立,民主,包容和理性”的建站宗旨。许多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包括获记者无国界颁发“2004年法兰西新闻自由奖”的刘晓波先生都在此网站上发表过从体育到政治方面的文章。论坛的讨论非常生动,使其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民主辩论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是北京的一份文化杂志。这个周刊论坛的一位经常的访客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个采访中表示,这个论坛以非常开发的方式,触及了诸如腐败问题之类的敏感政治问题。该论坛也被其访问者用来上贴来如自德国公共电台《德国之声》这类的中文服务新闻媒体的新闻。非常有可能的是,关闭该论坛也是同样来自官方的命令。

这两起最新发生的新闻审查案例,距中国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在6月29日宣布加强控制博客,搜索引擎和论坛聊天室后,还不到一个月。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发布,请以英、法文版本为准)

被误解的梁实秋

   梁实秋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独自一人完成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浩大工程。然而几十年来,他却一直是以反动文人的面孔出现在鲁迅作品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直到80年代后期,大陆才解除出版梁实秋作品的禁令。梁实秋长期被人们所误解,与30年代他与鲁迅等人的两次著名的论争有关。
    第一次是和鲁迅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论争。梁实秋指出鲁迅在翻译中“死译”的毛病,并在《文学有阶级性吗?》一文中称“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拥护文明,便要拥护资产”,“一个无产者假若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城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这本是千真万确的语言,却被扣上了在竭力维护资产制度和资本家利益的帽子。冯乃超撰文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在《资本家的走狗》一文中说,“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家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本来是一场文学论争,最后竟成了对人格的攻击,鲁迅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由于鲁迅后来被人为地奉为了“神”,所以他的一句话就为梁实秋定了“成分”——反动文人。解放前夕他到台湾师范大学教书,他的作品在大陆遭到封杀,留在大陆的子女也受到株连,遭到迫害。
    当时的左翼作家叶灵凤在《现代小说》第3卷第3期发表了以《梁实秋》为题的小说,丑化梁实秋。并在《萌芽》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梁实秋说他是无产阶级。这真有点使人担心呢!不曾面聆梁教授的人,听我随便述点这位无产阶级的起居罢,我只说一句话,请你们拟想这位人物罢:一部汽车——翠绿的,崭新的,而且里面垫着为我们都不认识的上等的呢绒。这是梁教授每次来学校时坐的(不消说是他的了吧)。你们想这汽车是装的只什么怪物?——无产阶级,哧哧!”。其实这一切都是捏造的,梁实秋自己根本没有汽车,每天都是自己乘车前往学校的。真不明白叶灵凤这么仇视资产阶级的人的余生是怎样在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度过的。柏杨先生命名的“酱缸蛆”用在这些人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正是这些酱缸蛆任劳任怨不停地蠕动、钻搅,使真的变成假的,假的变成真的,好的成了坏的,坏的成了好的。最后真假难辨,好坏不分,整个世界被搅得混沌一片,酱缸蛆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第二次论争是在1938年9月,《中央日报》迁到重庆复刊,社长程沧波聘请梁实秋担任《平明》副刊主编。梁实秋在发刊之日写了一篇《编者的话》,文中说道:“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编者的话》刊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新蜀报》《国民日报》《大公报》和《抗战文艺》等报刊,有十余人发表了30多篇批判所谓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文章。可以说,当时的文坛掀起了一场批判和围攻梁实秋的热潮,给梁实秋造成了很大的压力。1939年4月1日梁实秋辞去了《平明》副刊主编职务,并发表了《梁实秋告辞》一文,说:“我以为我没有说错话”,“4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分之二是我以为‘也是好’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
    5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著作都将梁实秋为鼓吹“与抗战无关”论者来加以批判。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有关梁实秋的注释是这样写的:“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坚持反革命,咒骂革命文艺。”因为《毛泽东选集》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因而它无疑为梁实秋的“反革命”身份下了历史性结论。由此,梁实秋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完全否定的人物,他的作品成为禁止出版的反动作品。
    1980年林非出版了《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一书,对六十位现代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及其创作道路的发展,作了分析论述。但对两位散文大家梁实秋和周作人却只字未提,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散文》(上下册)中收录了周作人的作品,却没有梁实秋的作品。直到1986年10月13日,当时曾经历此事的柯灵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现代散文放谈——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一文,重新对此事加以审视,对当年指责梁实秋鼓吹文学“与抗战无关”提出否定的意见,当年的这场笔墨官司才得到了澄清。柯灵精辟地分析说:“这一席话之所以爆发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如果撇开这些政治、历史和心理因素,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却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把这段文字中的一句话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学’,要不是只眼看字,不免有曲解的嫌疑。”并说:“抗战期间,一切服从抗战需要是天经地义,但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关,而不容少许与抗战无关,这样死板的规定和强求,都只能把巨大复杂、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这样的看法,可谓言简意赅,有理有力,令人信服。
    柯灵的文章发表后,立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得到了许多文学研究者的支持和赞同。柯灵的文章实际上起到了为梁实秋平反的作用。《毛泽东选集》中有关梁实秋的注释也得到了改写。1986年《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时,有关梁实秋的注释改为:“梁实秋,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
    “毛选”有关梁实秋注释的修改,虽然还不是完全彻底,但也表明了政府对梁实秋作了重新评价,具有官方平反的性质。
    随后,大陆出版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雅舍杂文》《雅舍谈吃》《雅舍情书》《梁实秋文集》等作品,一个真实的梁实秋——优秀的学者,多产的作家、模范的丈夫、浪漫的才子展现在人们面前了。一时洛阳纸贵。

知堂的文与心

   知堂的文章很好看,恬淡真朴,信由自然。知堂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在文章上引以为傲的,很重要是这个。他反对作态的文章,喻作态的文章为演讲,听众爱听什么就大讲什么,近乎演戏。他以为他的文章不是演戏。
   知堂对他文章的内容很自信,他说,他文章里的话虽然琐细,但就像对着自己亲人小孩那样说话,都是觉得尚有可取之处才说出来,“识者当自知之”——多么自信的表态。
   张中行老先生在《负暄琐话》里,唐月梅在回忆知堂的一篇文章里,还有知堂自己在《书房一角》里,都曾说到,知堂先生一天几乎花上十个小时在文字上,这意味着什么,我想,文字生活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主要的部分了。知堂先生很喜欢趣味的事物、民俗,按道理说,那他应很喜旅游才对,就算并不,就算所谓“经济不支”,至少他会喜欢家门口四处闲逛吧?好像也并不。他隐身在书里,在书里探查这世界。他性喜活的趣味,可惜总从死的书中挖掘。不出门溜达,不知春风拂面。
   知堂虽说文字没甚用,是“祭器”,还就此讥刺一下他长兄,可他竟以为文字想直接改造生活,而不是给读者提供一种新的眼光,观察生活的新视角,以此激发热情来改变环境,可见,冥冥中他其实比鲁迅更相信文字的力量,更相信文字是一种实体。
   在知堂看来,最好的文章就是人的情意能自然表达,读者好像没有隔着文字而直接看见书者的心情。其实文字只是文字,背后的内容是猜出来的。文字首先要遵循自身的规律,才能成为人表达情感的工具。 高水平的弈者能在棋艺里表达自己的个性,但这种表达首先受限于围棋自身的规律,他可以在围棋中表达勇猛、温和、睿智,但很难再表达出更细腻的情感。作文也一样,任作者水平再高,首先是文章艺术的规律在起作用,束缚一切,表达自己。举例说,知堂虽重人生的趣味,喜读霭理士,承认人生中“无非饮食男女”,可也没有写一篇小文恬淡地谈谈性交过程。这因为,很明显,这种话题在当时还是“入不得文字的”。
   知堂忽视了文字的编织和心灵的活动规律不是全然吻合,将文字上形成的肖像看作自己的本来面目,我认为这是造成他附敌的重要原因。他心目中的自己难以是生活中个别的人。我们惋惜曹雪芹早逝,骨子里一般都是惋惜他的红楼梦未成,逝世得太早了,而不是真为有这样一个普通人,他连粥也赊不到,子女夭折了而痛惜不已。在这意识里,好像作者的价值是优先于实际生活中的那个人的。拜伦为自己国家打战战死了,后世人都觉叹息,以为比死去一位将军还更可惜,也是同样的价值观的。知堂似也未必免俗,想想看一位大作家早早死于战祸,总是令人感到损失的,所以他决定活下来,而不像某些扎根生活的人,某个时刻感情上不爽侵略者就冲出去拼了,或誓死不从之类。既然他已决定活下来,这一点同时也就变成他和现实生活的接合点,既然已决定活下来,那当然活得舒适一点也是很可欢迎的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文学生活转入半文学半政治生活的踪迹。
   将文学造成的形象当成真实的自己,这是很可悲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算是擅长体验人生的了,他就着重申述处于作家状态的那个人和平日生活中的同一个人是绝不相同的两个人。知堂如果将他们混淆了,那后者在他心中就无所生根;文学上似乎“守护”一种“理念”,现实里却无特操。

没有家的可可·香奈尔

  有些人的名字,大大的超越了一个代号的功能,不提便罢,一说将出来,我们脑海中闪现的是如串珠般的词语和画面,比如:优雅夺目、时尚之巅、闪亮珍珠、镀金链子、无领套衫、滚边花呢套装、NO.5号香水、丽兹酒店……另一端是,当时世上最有权和最有名的男士,丘吉尔、达利、毕加索,最富有的男子威斯敏斯特公爵,不用再说下去了,大家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可可·香奈尔(Coco.Chanel)
  
  她几乎拥有了一切:与世共睹的才情,盈盈冉冉的体态、美丽精致的容貌,鲜有几个能及的财富和名声,不间断的爱情,但是,她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家”。1934的年春天我们的时装皇后,带着她的女仆入住丽兹酒店,直到1971年1月10日,88岁的她把最后一丝气息也吐在了丽兹的豪华卧室里,三十多年一直住在丽兹酒店。她曾说:“丽兹是我家”。
  
  丽兹酒店位于巴黎一区的旺多姆广场北侧。外观十分内敛,门脸低调,只有走进去你才知她内里的豪华精致。它于1898年由被称为“世界豪华酒店之父”的凯撒·丽兹创办,以最完美的服务,最奢华的设施、最精美的饮食和最高昂的价格享誉世界。香奈尔去逝后,酒店为了纪念这位特殊的客人,把她的长包房改名为“香奈尔套房”并一直坚持在房内喷洒“香奈尔5号香水”。知悉这个状况,我吃了不小的惊,生活中的女子,谁不想拥有自己的家,自己的房间,我们拼却红颜老,挣得些银子,不就是想能得到这样一块或大或小属于自已的地盘呢。
  
  我禁不住八卦兮兮的暗自替她算了回帐,如此多年的豪华酒店的住宿费用是多少?拿这些钱来买成私宅会有多少处?酒店再方便再好,我们住在里面都有种身为客的疏离感和陌生感。这种终身以酒店为家的心理,不能用常人度之,为何如此?我一时揣测万端。
  
  用现如今时髦的话,不管是在专业内外,我都是可可铁杆的“粉丝”,对她有着不可动摇的崇敬,很过分的喜爱她的一切。她从一贫如洗的孤儿,成为时装界的女王,永久性地创造了女性时尚的新纪元。并以自己的独立和智慧,彻底改变了时尚。
  
  但自从得知她没有家,就心情复杂起来,常臆想,她在月上梢头,孤灯幽寂,独自支颐时,女神一般的可可,兴许也和普通女人一样思量着往迹的怆心,空阔了悟,没着没落时,她脑中不会闪出“家”这个词吗?我想会的。
  
  我在信中向大哥请教这个问题,他打趣我,你这叫“咸吃萝淡操心”,我说:“这些非凡的人不就是拿来让我等凡人胡乱琢磨和揣度的嘛”。然后他说:“可可这类人总是由不同的复杂且斑驳的实质构成,在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思想、梦幻和纠缠的信息……没有一个有灵性的人不是深奥的”。
  
  没有能做母亲的可可,在心理上也许永远是个大孩子,是介于儿童与成年女人之间的中间体,如此这般,事业上使她拥有着新鲜目光和涌流不息的创造力。生活中会有不安全感,无意中看到一篇关于箭猪的寓言故事,觉着拿来说明这种不安和审慎的距离感,颇为有趣而透彻。
  
  冬天,寒风凛冽,几只冻得哆哆嗦嗦的箭猪便不由靠拢,挤成一团好相互取暖;它们忘记身上有刺,彼此凑得太近就戳痛了对方,不得已只得退后散开。寒夜难耐,它们又不自觉的挪近,接着又刺痛分开。反复多次,它们终于弄明白,最好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样,社会家庭把人类驱赶到一起,可是,人也是种生性多刺的东西,难以取得一致,相互排挤,彻底勾通很难。无数次吃痛后,也不得不认同箭猪的理论,咱们还是得有适中的间距,这样,不仅可互相温暖,还避免被刺中。聪明的可可·香奈尔一定是通透的知了这种箭猪团聚的道理,所以选择“请勿太靠近”这种以酒店为家的特立生活吧。也印证了她关于女人的哲学,风格,要有风格,做个有风格的女人。
  
  纵观历史,很多体内蕴藏巨大热量的人,都选择呆在远离人群的地方,这样,他既不会刺痛别人,也不会被别人刺中。怪道那些优秀的热烘烘的生命都向孤独处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