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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号哭”作为一种缓解精神压力的方式在日本开始悄然流行。不论男女，每到周末，买上催人泪下的电影DVD或书籍，在家里边看边流泪。其中《东京塔》一书，成了畅销“哭泣小说” 之首。

据报道，《东京塔》自去年6月面世以来就始终畅销，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130万册，富士电视台还将它改编成电视剧，将于今年7月播映。该书以淡雅而又真实感人的笔触，抒发了对母亲的深切追忆。《东京塔》的人气之所以如此高涨，与其“哭泣小说”的身份密不可分。小说从“我”一点点长大，一直写到“我”目送着母亲因病去世，各种生活细节每每令人感同身受，因而赚取了读者的大把眼泪，也当之无愧地成了“哭泣小说”的首席代表。此外，眼下在日本各大书店，像《周末号哭推荐》一类的“号哭指南”也大受读者的追捧，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更是将书中“流泪可以缓解压力、放松大脑”的观点奉为时尚。

由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初，“韩白之争”引人关注。双方均以新浪博客为平台，相互论战“80后”现象。白烨认为“80后”只是“票友”写作；韩寒则毫不客气回击道“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一时间网络上风起云涌，硝烟弥漫。虽然这场网络口水战以白烨关闭新浪博客为结尾，但很难说谁是胜利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6年6月中下旬，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一篇《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的博客又引发网络玄幻小说作家和爱好者一片口诛笔伐，事件最终结果难以预料，但想来一场新的口水大战不可避免。

接踵而来的学院派与民间派之争，以传统写作方式为平台的老学者、老作家和以网络为平台的“80后”一代、网络作家之争，不应该仅仅为好事者提供凑热闹的机会，也不应该仅仅为媒体提供无休止炒作的卖点。相反，这种争论乃至相互攻击应该让爱好写作和文学的人冷静思考：问题出在哪里？恰好，《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于今年５月出版。如果按照《文情报告》梳理的脉路，人们或许可以预测并且解释上述现象的产生及其原因。

《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的主编者正是“韩白之争”的主角之一白烨先生。他的思路不失传统，但亦不迂腐。抛开争论本身，也抛开争论主角和他们的簇拥者本身，《文情报告》的观点严守中立，值得采纳。

目前，文化、文学现行体制二元并立——体制内的管理以计划为主，体制外的操作以市场方式为主；文化、文学生产机制多元共存——共有的、集体的和个体的，既有各自的方式和各自的渠道，又在某些环节上相互借力，协同运作。体制的二元化和生产的多元化导致文学从业者、文学生产者趋向民间化、市场化、商业化。这与以前以意识形态为主、专业作家为主体、文学期刊为主导的总体格局显然不同——文学理念逐渐取代意识形态、民间作家和网络作家大量涌现、网络创作数量急剧上升。可以说，传统文学领域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这种结构性变化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传统写作和网络写作、传统作家和 “80后”和网络作家的分离。一方面，各级作家协会和有分量的出版社及其主办的文学期刊仍牢牢联系着一大批造诣高、影响大的专业作家，集聚着最为重要的创作力量。同时，由于作协和大出版社办刊出书专业化强，运作程序相对完善，使其在书刊的出版环节亦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商业化运作迅速走红的“80后”和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作者影响着广大文学青年和学生读者，在扩大市场份额的同时，逐渐形成虽然游离于“主流文坛”却也自成一格且拥护者众多的另一“文坛”。

《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认为，写作分离只是表面现象，其分离的背后必定有一定的观念在起作用。它分析道：“80后”对于文学的理解，包括对于生活的理解，都在带有一定青春锐意的同时，也带有受到市场经济和流行文化深重影响的偏颇与谬误。而网络写作则在博客兴盛起来之后，其有影响的作者和有影响的作品距离文学越来越远，或者成为偶像明星和他们的“粉丝”互动的私家后台，或者成为奇文与猎奇相互寻索的信息渠道。这些观念与作法显然与传统作家的观念和社会主流思想格格不入。但是，《文情报告》同时也提到，虽然“80后”和网络写作的观念可能与传统观念不符，但“主流文坛”亦没有起到应有作用。面对“80后”和网络写作日益兴旺的局面，掌握话语权的“主流文坛”对新的写作群体相当不甚了了，既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也没有形成必要的对话，更谈不上理解和相互影响。因此，传统与新锐的交锋不可避免。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并非没有注意到一些积极的变化。《文情报告》多次提到“80后”一代和网络作家的天赋与才气，并对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率意的表达方式予以肯定，甚至采纳了他们自成一“坛”的观点。而在对传统“主流文坛”的大事进行梳理时，《文情报告》则多次提到互联网对传统文学创作和书刊出版的影响，单辟章节叙述网络以及博客的作用。因此，相对网络上针锋相对、立场鲜明甚至脱离实际的口水大战，《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观点比较客观，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艺类
《达·芬奇密码》 丹·布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约你一起走》 李刚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追风筝的人》 胡赛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死神倒计时游戏》 鲍尔达奇 东方中心出版社
《死亡拼图》 哈兰科本 辽宁教育出版社
《八十年代访谈录》 查建英 北京三联出版社
《伤心至死·轮回》 鬼古女 上海人民出版社
《哆来咪发唆》 可爱淘 中国城市出版社
《芒果街上的小屋》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译林出版社
《呼唤》 考琳·麦卡洛 作家出版社

综合类
《温莎墓园日记》 木心 广西师大出版社
《谦君一发》 君君 薛志谦 上海人民出版社
《烟斗客-时尚物语》 邓程君 宇航出版社
《有一天啊，宝宝》 蔡康永 当代世界出版社
《色眼识人》 乐嘉 文汇出版社
《岛（Vol.7)》 郭敬明 春风文艺出版社
《水浒人物之最》 马幼垣 北京三联出版社
《人性的弱点全集》 卡耐基 中国发展出版社
《细节决定健康》 张国玺 青岛出版社
《富人秀》 孙未 广西师大出版社

以上根据上海书城、季风书园销售排行整理

　上周晨报刊登的《“亿元女生”何来亿元》一文，对“亿元女生”郭妮的真相质疑引起了社会反响。在对其真相进行的进一步调查中，记者了解到一个事实：郭妮背后其实拥有一个写作团队，其已经出版的作品，基本依赖于团队写作完成，而郭妮本人仅仅只是这个写作团队的“形象代言人”而已。文学什么时候已演变成了作坊式操作？这种近似于流水线上的图书操作方式，是否预示着图书出版的新模式？对许多把郭妮视为偶像的“粉丝”们，是否意味着一种欺骗？记者昨日采访了部分业界人士，听听他们的看法。

　　郭妮中选的幕后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图书圈来说，作坊式创作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例如“雪米莉”的作坊式言情小说创作，“全庸”的流水线式武打小说创作就是先例———雪米莉、全庸都不是作者的名字，而是文学创作工坊的名字。而“亿元女生”郭妮的包装出炉，也不是原创，而是源于一场抄袭。

　　约一两年前，湖南某公司曾试图创建一个品牌团队，取名“小妮子”。主写人是几位年轻的美女作家，其中就有郭妮，但据说当时她只是一名助手。“小妮子”这一团队，先后出版了《恶魔之吻》(1-3)、《龙日一，你死定了》(1-2)等6本图书，这些书以高额赠品的新颖促销方式入市，掀起了一股“小妮子狂潮”。

　　这一狂潮自然惹人艳羡。因为名字中有一个妮字，长得也不错的郭妮，随即被幸运地相中，策划人路金波要把她包装成一个一年能卖出500万册图书的“亿元女生”。而采用的方法，也完全承袭了之前“小妮子”品牌的操作模式，招募一个写作团队。当然这个团队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小妮子”的规模。据悉，这一因“亿万女生”而起的挖角事件，差点引起双方的一场官司。　　

　　葛红兵(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宽容对待但并不看好

　　大家有个误区，认为小说应该是由个人来创作的。但现今小说创作更加趋同于电视、电影的创作，也更加趋向类型化创作。这样的创作方式本身无可厚非，能否保证创作的质量才是关键。对于郭妮现象，我持宽容的态度，但并不看好。

　　现今已经不可能出现诸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了。小说集体创作也许是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标志。但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不会造成冲突。

　　至于小说作坊式创作究竟是文学创作的进步还是沦落？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用道德范畴来评价，包括有人提到的对读者的欺骗。我的观点是，郭妮现象，即使她只是一个代言人、一个标签，只要读者乐意接受，她的书能够畅销，那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如果郭妮的小说只是以提供消遣休闲的轻阅读方式为目的的话，那不应该去指责她。　　

　　王立(城市出版社营销中心主任)：这种组合最容易被拆解

　　我觉得应该用一种开放的姿态来看待这个现象。关键还是要靠作品本身说话。读者是看作品的。象海岩这样的畅销书作家，不是也有传闻说，背后有一个工作室吗?这个操作模式，其实不涉及道德层面，它不关乎道德，也没有对错。只要读者认这个品牌，就可以了。读者是有鉴别能力的。

　　金丽红(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批量生产会带来问题

　　这样的操作方式主要看郭妮的“粉丝”如何来认定。如果他们认定郭妮应该是一个人，那就会有受骗的感觉。出版社最好还是透明一些。

　　我觉得这种出版模式永远不会作为主流，它只是出版的一种模式，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纯粹追求速度和产量，使得图书出版变成一个批量生长的过程，会带来质量问题。所以，这种模式，真的不好推测其生命力有多久。

　　郭妮：请给我一点时间证明一切

　　为了查清郭妮背后的写作团，记者上周和郭妮本人取得了联系，并就一些敏感问题做了一次电话采访。

　　记者：你的策划人路金波曾说过，你背后有一个助手团，你的作品是他们代笔的吗？对于500万册的目标，你认为依靠个人的力量能完成吗？你是否只是一个大家传说的形象大使？

　　郭妮：我不是形象大使，也不是花瓶。写作是神圣的事情，我都是自己创作的，我创作时很封闭，每天写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从去年4月开始，的确有几个助理把我的一些东西给读者看，然后拿到反馈意见，但是创作和修改都是我自己来的，没有人代笔。书的包装设计等等都是靠公司的运作，我想这个是你说的团队的帮助吧。

　　记者：你的书在半年内发行了205万册，这样的发行量很容易让人怀疑，能否透露真正的发行量？

　　郭妮：我只是一个想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的女生，我只想好好的写作，把自己的故事告诉给大家，发行量代表大家对我的肯定，真正的是多少我不清楚。

　　记者：有人说，在你已经出版书中，有很多故事与日韩作品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算抄袭还是借鉴？

　　郭妮：文学是神圣的，我的作品都是自己创作出来的，当然现在亚洲文化和学生的压力和境遇有相似的地方，所以说会有相同处，但是其实看过我作品的人知道，这样的相同处并不多。我的作品都是自己创作出的。

　　记者：按照205万册的销量，你现在身价至少有500多万了，你有没有拿到这笔钱？

　　郭妮：啊？有这么一笔钱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只是专心于写作，不过问别的事情，或许路金波老师比较清楚吧，这个应该是他管理的。包括税金，公司也应该会帮我交掉吧。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有那么多钱，如果我有的话我一定会把其中的一部分捐给慈善事业。

　　记者采访临近结束时，电话里突然传来了郭妮哭泣的声音。她声音哽咽地说：“我只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小姑娘，过去和将来都会一样，是个很简单的女生，希望媒体能给我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看了你们的报道后，我其实心理是有压力的，真的希望媒体朋友能够给我点时间，我会用自己的努力去证明一切。”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傅国涌:明星·富豪·贪官·“节约型社会”

 

手指和头发相遇的故事【三】

儿子去远地渡长假。下午时分，因为不用赶着回家作晚餐。

所以我悠哉悠哉地坐在购物中心的中庭咖啡座喝茶，准备用一个三明治解决晚餐。

这个购物中心地下层是个火车站，下班人潮开始从我身边流过去，人流移动的速度比更早前迅速很多。

也许这是个难得的情境，使我在不急于赶着必须去完成什么的心理状态中解脱。

这几年来除了照顾孩子，我的生活内容是什么？

「写作」也许只是因为拥有很多无聊东西，却又舍不得任它就此流走的徒劳作为吧！

对于这样的生活我应该庆幸还是苦笑？

我过的是快乐而没有成就的生活吗？

人生到底是快乐重要还是成就重要？这个问题巳够令人迷惑了，我不想再用因果关系来摆弄两者的次序。

 

从远处，我看到木村拓栽男孩正向我的方向走过来，也许我不该再这样称呼他。不久前他告诉我他叫「马克」。

本来我以为是一般人惯取的 Mark，但他说不是，是「面具」Mask。至于为什么取这么奇怪的名字？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

 

「下班了？」我叫住他。

「你怎么还在这？」他有些意外。

「今天不回家，要夜游去」我逗他玩。

「是真的吗？」他笑起来：「那我带你去探险要不要？」

「能探险的地方有我这么老的女人出没吗？」

「今天晚上我要到一个有趣的地方，妳跟我走要不要….？」。

「别哄我开心啦…」我正经起来。

「妳得先跟我回家一下，我要刮胡子、洗头洗脸换干净衣服…」他真的就过来拉我起来。

 

「你到底要带我到那里去？」

「我想带你到我认为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什么？」

「有我，和我想让你知道的东西…..」马克这样说，带着自以为是的神秘。

 

人们迅速赶着回家的人潮中，马克像一根堵住我，让我不往前漂流的树干。

这个夜晚，面具男孩到底将要戴着面具还是御除面具呢？

 

马克带我去的地方是一个靠近Fitzroy区据说被称之为墨尔本「苏荷区SoHo」的Brunwick街。
Soho（苏荷），原来是South of Hou-ston的缩写；本来是纽约曼克顿内的一个区域，在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著名，原因是一群艺术家被该区的廉价租金吸引，开始进占租用渐渐搬走的工厂，变成办公室及摄影楼，其邻近区域也在其后的数十年内急速发展。
上百家的艺廊星罗棋布，几十年来，苏荷已成为前卫艺术的代名词。 现在，我们说「SoHo」这个词，代表着、个人、自由、和创意。
但在墨尔本Brunwick街区，也许还不那么被商业化，残旧和前卫交杂、原创艺术家蜷伏在巷弄、改造过的工业厂房中，狭巷中往往别有洞天。
街旁古异楼阁上的工作室说不定隐居着一位正孜孜创作的天才 。
在此区域「探险」的确经常遇见让人在意识和感官间受到强烈震憾的景象。
也许马克说得对，没有他的引导，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到这个区域来的。

星光下小酒馆里传出风笛和竖琴合奏的音乐，马克抬起头用他修长的手指向天空比划着。
他微笑地对我说：「小时候，我经常在天空作画….」。
他说因为他常梦到天空的景象、譬如飞翔的鸟、飞机、或化为云烟的身体。
她问我：「如果画画，你会画什么？」

很久以来没有人询问过我对于生活的一切有什么观感，我的情绪藏在抽屉或皮包里。
没有人去翻动。却一直在叠放堆积。我很想画一些结网的蜘蛛、画一只警觉而四处张望的蜥蜴、吞吐着舌头舌尖发出机灵的嘶嘶声、陷入危急之前就懂先断尾求生。我的内心既存钢钉又柔若棉絮，我是难以开启的秘室，墙上刻着混乱和犹疑。
我想到一个故事所以就说给马克听；「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膝盖的关节里有小金块，所以当你一个人孤零零在世界上因为走头无路感到无助时，可以拿个铁锤，敲开你的关节、取出那些金子」。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讲这么奇怪的故事给我听，若是母亲听到恐怕会担心我会因为「对父亲的权威无可抗拒的信仰、或者无穷无尽的好奇心，真的敲开膝盖….为了奇怪想象力的出现，父亲通常不会考虑现实存在着什么样的危机」。
我说：「我母亲一向缺乏想象力，对她而言能平平凡凡活到老才算是幸福的人生」。
听完这个故事，马克告诉我：「我的母亲在我八岁时就过逝了，我对她的记忆太少，但想念太多，我一直渴望像母亲一般温暖的记忆再次回到我的心中，但这么多年，我却从没有得到过。」。

马克将手伸过来，握着我的手；他说：「能跟妳在一起真好」。

作为一个比马克年长许多的「我」，到底能对他表露多少真实的自我呢？

他不会是我一个对等的倾诉者或是谈话的对象，尽管这个夜晚安静而愉悦，仅管这个孩子给我的感觉如此干净而善良。【待续】

解放台湾，还是收复大陆

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留下的遗产，1949年以后，中共领袖毛泽东信誓旦旦：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也赌咒发誓要反攻大陆。双方口水战、特务战、外加零星的枪炮战“打”了三十年。1979年以后，共产党突然改了说法，不再提解放台湾，改称和平统一，不放弃使用武力。台湾这边，随着民主进程的深入，政权的更替，不仅彻底打消了收复大陆的想法，干脆准备自己单过（独立）了。于是，台湾问题日渐严峻起来。两岸不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统一和分裂之争了。

这种演变让大陆的共产党非常头痛，因为武力反攻大陆或曰收复大陆，不过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对中共来说没有现实威胁，但是宣布独立却是现实的 可以实现的一种局面。不但对历史不好交代，而且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西藏、新疆、蒙古都在瞧着呢。因此，后毛时代的中共历届领导人都对台湾问题高度重视，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滑稽的逻辑，他们宁可让台湾执政者骂做非法政权的头目，也不愿意他们承认自己是与台湾无关的独立的国家领导人。

民进党执政以后，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中共除了以商业利益拉拢重利轻义的商人，拉拢美、日、英、法、德等大国外，基本上是无计可施。但是，台湾因为畏惧中共的威力威胁，也不敢轻举妄动。又是三十年即将过去，台海局面就是这样不死不活的僵持着。

这种局面，在中共，是坚持一党专政，让台湾望而生畏，不敢回归。在民进党，是坚持台独纲领，让中共无法接受，不能谈判。因此，双方责任各半。因为两岸领导人的这种政治短视，导致台海死结无法解决。

台独没有出路

但是台海问题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如果不能化解困局，这个定时炸弹迟早要引爆，到时候，不仅是台湾打烂了，大陆也将万劫不复。这是个可怕的双输局面。

记得有一次在北京，跟一个外国记者闲聊，一位国内著名的自由派作家认为，台湾即使独立，中共也未必敢动武。我对这位作家极其尊重，但对他的见解却极不赞同。我认为我们可以用任何的利害计算和价值标准来度量任何党派，就是不能用来度量中共。可以说，没有中共不能干和不敢干的事。不要说台湾，即便是美国，如果中共认为危急了它的生存，一样敢发原子弹把它炸成废墟。认为中共考虑成本不敢攻打台湾的想法，实在太书生气了。

所以，在大陆中共政权没有民主化之前，台湾领导人绝对不能考虑依靠美、日等大国就可以和平独立，也不要考虑只要具备给大陆造成同等的伤害如毁灭香港、上海就可以吓阻中共，没有这回事。中共是从山沟里出来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会在乎美国佬、日本鬼子？哪里会在乎上海、香港变成废墟？

所以，除了促进大陆政权民主化，消解大陆的威胁，台湾独立没有其他路可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大陆政权民主化了，台湾还有什么理由再搞独立呢？

促进大陆民主化是解决台海问题的曙光

台湾非独化，大陆民主化，台海才不会出现危机，才会互相接触，最终实现统一。民进党这边，最近有了可喜的进步，据报道：有大陆民主人士张起被捕，引发大陆台湾互动，台湾民进党开始关心大陆的人权状况，其中国事务部主任赖怡忠7月13日和中国本土《六四天网》黄琦“讨论两岸交流和合作的远景，和大陆 民运人士和台湾民进党人互访”。

资深民主人士任畹町先生认为，这个讲话表意重大，至少改变了四点：1、 改变了台湾二党不同本土中国民运联络；2、改变了国民党历来以秘密的“特情系统”支持中国民运；3、将推出《政治庇护法》，改变了“中华民国”和其他国家同样以国 家名义公开同情、支持大陆民主；4改变了“中华民国”将是民运的正式后方。民运本来就是公开的运动，国际社会从来是公开支援的。

任先生评论说：“赖怡忠代表民进党与黄琦的谈话及”四大改变“迅速引起海内、外的立体反响。他们看到了民进党这样成功推翻了专制王朝的政党能够介入中国大陆民主人权，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发展历程。”

黄琦先生则明确希望民进党应当从台湾走向大陆，成为中国民进党，成为对大陆的民主事业具有重大影响的、甚至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必将得到海内外各界全力支持，最终谋求在将来的民主中国执政的机会。

历史的僵局往往靠撬动一个支点而解决，张起事件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支点，由这样一个人权事件，引发民进党回归大陆政治，消解分裂和独裁，岂不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

2006年7月25日

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

——作者题记

对一个盲人的超期羁押，不准保释，以及莫须有的起诉罪名，连同接二连三地发生阻扰律师取证、扣留其家人等践踏法制的行为，使得我决定和几个朋友一起赶往沂南县法院旁听开庭审理，没想到，这却成为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次旅游。

快乐理由一：原来没有黑社会

直到自己亲身经历之前，对于出手骚扰律师和志愿者的众多当地“暴徒”的身份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官方买通的黑社会还是官方的“自己人”，其实心中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

这些年来，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倾向一直被广为关注，也确实发生过政府官员借黑社会之手实现个人目的的案件，但是，具体到陈光诚案件，由于其影响早已经超越了当地，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此情况下，地方当局如果有意识地利用现成的黑社会势力，必须得到上级的默许，而这在我看来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这将开创地方一级政权为政治目的而利用黑社会势力的先例，其性质之恶劣，难以言表。

所幸，我的这个疑问在沂南法院门口得到了回答。冲我们而来的数十名大汉，个个面无表情，不苟言笑，且毫无地痞流氓之匪气，更多的却是成竹在胸、有峙无恐的“大气”，在冲突中分工明确，盯人准确，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当我死命抱住同伴，试图保护摄像机的时候，一个黄衫汉子从后一个锁喉，动作干净利落，直接将我放翻在地，显示了很强的专业素质。而在另一场冲突中，一个汉子用手死死掐住我的上臂，即令我动弹不得，所留下的指痕，居然经日不退，可见其功力多么深厚。后经旁边百姓指认，据称，这些人就是当地刑警，正与我的观感和判断相吻合，原来，当地政府毕竟没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黑社会联手，而是自己假扮成了黑社会。

前几个月，针对当前的维权态势，我写了一篇叫做“更脏，但并不更坏”的文章，认为：

“与包括高律师在内的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倒不认为官方目前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超过了以往的时代，甚至到了所谓‘彻底流氓化’的程度，恰恰相反的是，我倒认为官方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前所未有的宽松，所谓‘彻底流氓化’不过是掩饰其日渐无力而刻意摆出的姿态而已。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被剥夺生命；在更为接近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长时间的剥夺自由，而且都是公权力的公开使用和展示，如今所谓的限制和殴打，看上去很肮脏很流氓，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这表明的是官方已经怯于公开地频繁动用其依旧在握的公权力，而代之于遮遮掩掩地限制，这样的一种转变，只能称之为进步而不是堕落，只能称之为退让而不是欺人太甚。尽管从当事人的心理来看，这很让人难以接受，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要从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过度到公权力中立于政治异议，可能难免要经历一个公权力偷偷摸摸地介入到对政治异议的管制的阶段，这样一个阶段，与以往赤裸裸地动用公权力相比，很不审美；而与期望中的不再有政治迫害相比，也很让人难以接受，但对于以民主自由为追求的人士来说，却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一个应当欢迎的变化。”

这一次，我算是亲身体验到了啥叫“遮遮掩掩”，又啥叫“偷偷摸摸”。于是，快乐理由之一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自己的判断，确实没有啥黑社会，只有权力“遮遮掩掩”，“偷偷摸摸”伪装而成的所谓黑社会；也确实是不再“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了。

快乐理由二：原来没有暴徒

在离京出发之前，心里难免有些忐忑，脑海里不时闪动着这样的场景：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口，突然涌上来一群面目狰狞之徒，一言不发即行动手，确实是一件颇让人觉得恐怖的事情。但是，就在东师古村村口，走近那一群人的瞬间，我突然发现，尽管有几个年轻人眼中有兴奋，有躁动，但更多的人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口中发出的声音，手上施加的动作，都更像是牵线木偶的举动，而不像是无理性的狂躁冲动。

一个搞笑的场景在这个情况下发生也就不奇怪了：就在一伙人合力把车掀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同伴开玩笑地说：“是不是真要掀啊，要不要请示一下你们的领导？”就像是听到了他的话一样，几秒钟之内，一个站在旁边的人说了：“别掀了。”于是，刚才还一同发喊要掀车的人，听话地把车又放回了原处。我注意到，光着身子站在当地的所有同伴，都有点忍不住好笑起来。

原来，所谓的“暴徒”，不过是地方当局所用来制造恐惧的工具，我们后来也得知，这群人当中，有县公安局的工会主席，也有当地的治保干部，比起上午的正规军来，这帮人训练不足，所以也有将邓永亮扯翻在地拳打脚踢之举，但总的来说，他们和上午的人一样，都是权力用来阻扰我们形使法定权利的工具，都是“遮遮掩掩地限制”的形式之一罢了。在我看来，不过是是一种赝品，很难给人以真正的恐惧，在这个夏日午后的阳光下，尽管我被这些所谓的“暴徒”追着打着，撕扯着我的衣服，推拉着我的身体，可我的内心其实没有丝毫的恐惧，而只想着如何把被撕烂的衣服藏起来作为证物——而我也确实成功地把它藏了起来，作为我这一次快乐旅游的最好纪念品。

快乐理由三：原来真不更坏

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和“盲人、陈光诚、自由”字样的文化衫前往法院申请旁听，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逾越的地方，尽管我也知道，这样的举动在试图严办陈光诚的官权眼里，是一种再明白不过的挑战，但是，最终却只能假手伪装成“村民”的几十双手，在一阵骚动中不由分说地撕扯掉它，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行进在这一片土地上，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进出派出所，也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来——虽然自由地去，却是光着膀子了。

这表明，我们已经成功地将使用文化衫表达异议和异地声援，提升到了被允许的底线之上了。同样，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曾经写道：“在这些底线之上的行为，尽管依旧不被允许，但官方已经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实际的退让，可以预期的是，由于这些行为长期不受到实际的追究，官方也很难在以后再加以追究或重新加以严管，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将这些底线之上的自由，看作是我们已经获得的成果！”

就在我们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站在县法院门口合影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隔着一条街依旧打量着我们的那群人，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确信，我应该可以明白他们背后的权力在想什么。由于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多元，权力本身早已经明白，那种全面直接地控制社会生活的手段已经并将彻底地失效，这也就是所谓法制社会之所以不得不被提出和推行的根本原因，但是，权力也更加明白，只要这个社会必须依据规则而统治，那么，制定规则的规则也就是民主规则的涌现，也同样不得不被提出。于是，权力所想要的，不过是继续垄断制定规则的权力，甚至为此不惜牺牲依据规则而统治这一本来有利于其自身的举措，所以表现为一种自相矛盾甚至神经分裂的执政行为。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多元进程没有倒退逆转，只要统治者尚没有失去基于利益计算的理智，我相信，依据规则而统治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必然在此基础上迎来民主规则的奠定。

可以佐证我的判断的是，虽然是姗姗来迟，110还是出警了，也接受了我的报案。我几乎可以肯定，为我做笔录的人和抢去摄象机的人本身就认识，因为他甚至都忘记了向我询问抢劫嫌疑犯的特征就准备让我签字，还是在被提醒后才例行公事地询问了一番。试想一下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忍不住想笑的场景啊：询问的人不仅已经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且也知道被询问人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被询问人也知道询问人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但两个人却依旧要在哪里履行报案和笔录的游戏！而这一切的背后，仅仅是因为双方都还共同接受了一个必须接受的规则，所以才合力演出了这么一场看上去非常滑稽的游戏。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也说过：“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所以，我觉得，哪怕这一幕显得是如此滑稽，但这滑稽中恰恰隐含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规则意识已经逐步深入到了这个社会，以至于无论是暴力的施加者还是承受者，都需要对这一规则表示服从，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规则已经开始取得超越对立双方的力量，而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个真不更坏的现象。

由义正词严的镇压到滑稽可笑的恫吓，大概既是末日独裁的无奈，也是民间抗争的无奈。不必怀疑滑稽戏的终将收场，但收场的方式仍然喜剧，套用著名诗人爱略特的名句——末日独裁的坍塌，不是“轰”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

于是，带着快乐的三个理由，我们几个网友施施然离开了鲁西南，前往泉城，寻找在当地却素未谋面的网友，等待我们的，是美酒，是网友初次见面的典型场景——恭维与争论齐飞，八卦与主义一色。

7月25日 补记于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

【2006年7月26日狱委讯】我们在还不知道网站关闭的确切时间——因为没有人愿意执行“自行关闭”。是的，没有人愿意将一次“枪毙”事件装扮的像一场“自杀”那样“体面”。现在，我们等待下达指令的人来亲自执行枪决！ 这可能发生在下一分钟，也可能是明天上午……。总之不会太久了。 论坛上有网友揭露网站关闭另有“内幕”——说是一次出于商业转型的炒作。但愿这只是善意的或自作聪明的揣测。《世纪中国》早在几个月前就与一家商业网站洽谈合作与改版，并开始设计新的版面。但没有料到形势急转直下。这项合作也就难以逃脱夭折的命运。 从创立之日起，《世纪中国》及其论坛的宗旨，是建设一个理性而开放的言论公共空间。六年以来我们秉持这一宗旨。因为我们相信，这样的公共领域对于养育平等、自由、理性和积极的公民文化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对于中国的学术建设和文化发展是会有所贡献的。在六年之中，虽然我们历经无数外人所不知的艰辛困苦，我们学习在坚持中妥协，在妥协中坚持，曾渡过了许多危机的关头。但今天，仍然劫数难逃。 多少让人宽慰的是，《世纪中国》在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建设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不会被人遗忘的业绩。所有获得的成就，固然有编辑、版主和技术人员团队的付诸的辛苦与努力，但最终是依靠成千上万热情的网友们！是你们的支持与参与才成就了《世纪中国》的业绩！在这个时刻，请允许我代表《世纪中国》的工作团队，向所有的读者与网友表达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的一路陪伴，谢谢你们守候在这最后的时刻。 同时，我们也要为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向诸位致歉。在论坛的自由讨论中，有时由于争论激烈，导致人身攻击，版主不得不进行干预、做出裁决；有时因为言论的尺度限制，版主不能不删贴。虽然，我们的原则是理性与公正，但在实际操作中，完全有可能使得某些网友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在这最后的时刻，有网友指出我们管理中存在的弊端，无论言辞多么激烈，这不只应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我们应当感激的临别赠言。如果我们真诚地信奉我们所珍视的原则，我们需要聆听这些逆耳忠言，不断反省自己。但遗憾的是，在这个论坛上，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改进了。在此，恳请那些遭受不公待遇的朋友没谅解。 《世纪中国》即将终结。但《世纪中国》的文章、读者和网友仍然传播着她的故事与历史，传播着世纪中国为之奋斗并为之骄傲的精神。《世纪中国》死了，让我们活下去，并怀着希望——祈愿一个美好而文明的未来！ ——《世纪中国》主编 匆匆于2006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