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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国网被关闭  浦志强  　 【2006年7月26日狱委讯】2006年7月25日，世纪中国网站上有一则远比上市公司年报简洁凝炼的通知：“接管理部门的通知，从即日起关闭世纪中国论坛”。意料之中这越发黑暗的一天，终于到了。没有了论坛的世纪中国，像散了摊儿的《21世纪环球报道》，再不会让人寝食难安了。 事实上，世纪中国论坛的从生到死，与一塌糊涂、水木清华、燕南社区，轨迹可谓相去不远。唇亡齿寒，坊间早就有“世纪中国论坛”即将关闭的谣传，近来挽歌也愈发唱得言之凿凿。虽说它到底能坚持多久，本来就是个明摆着的问题，作为知识分子仅存的精神家园，本身就预示了这一天迟早要来。世纪中国论坛，虽说关得平平淡淡，但也说得上是壮怀激烈。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自从有了互联网，这种境界对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来说，都有些轻而易举了。据说总理大臣阁下也有上网潜水体察民情的习惯，这不仅能免去他微服私访的鞍马劳顿，而且少了下边儿迎来送往的鸡犬不宁，何况与国际接轨是有面子的时髦儿事，只是不知除了新华网之外，他是否有光临世纪中国论坛的兴趣和闲暇，世纪中国有没有论坛，对他来说似乎也不重要。 但对我们却大有不同，又少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有了互联网，好事能出门坏事照样能传千里，无论欢呼雀跃抑或气急败坏，不论身边发生的是屁大的事儿还是天大的事儿，即使《人民日报》顾不上，只要鼠标一点弹指间即可传檄天下。“环球同此凉热”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或许我们可以说，对南丹矿难、萨斯瘟疫、孙志刚的不幸的披露，对聂树彬的冤情和佘祥林的昭雪，互联网论坛可谓功莫大焉。 但论坛在中国却越发难以立足，没有新闻采访权的互联网，表达自由几乎完全体现在论坛上。虽说不清楚对互联网的推推打打，究竟哪只手上的力度更大，但可以猜想封锁和打压，的确成了管理部门的首要目标。可以想象，论坛的存在和“屡教不改”，一定惹恼了“六扇门”，否则难以想象会出此下策。 只是这种封锁和打压，究竟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假如我是一名黑客，面对中国这个隐身在巨大的“防火墙”背后的局域网，一定会斗志倍增苦思破解之法。跟全世界的黑客为敌，除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看来真是找不出第二个了。 世纪中国论坛之后，下一个会轮到谁呢？别是新华网吧，那样岂不是连总理都能知道了？

著名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网络论坛被“暂时关闭” 昝爱宗

【2006年7月26日狱委讯】7月25日，经证实，北京三联书店旗下的《三联生活周刊》网络版网络论坛被有关部门突然关闭，三联书店未在杂志和网络上作任何解释。论坛上的众多政论和文化历史评论文章都被“屏蔽”一空。 标榜继承著名报人邹韬奋出版自由精神的北京《三联生活周刊》，其刊名源于邹韬奋1926年接手的《生活周刊》，其主办单位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同样是当年邹韬奋1932年创办的生活书店的继承人。三联书店现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的中国出版集团所属。 三联书店还创办《读书》杂志，自1979年以来提出“读书无禁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坚守“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人格底线的邹韬奋，早在1930年就明确提出了《生活》周刊以读者利益为中心、以社会改造为目的的办刊方针。他的主要办报思想即人民报刊思想。这主要体现在《生活》周刊报道和文章中。可是到今天，若邹韬奋地下有知三联生活周刊与读者进行沟通的网络论坛被关闭，与其早年捍卫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愿以社会改造为目的想违背，70多年后反而不能推动社会改造，反而被反社会改造的力量所“改造”，不知他是否还能坚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底线？ 至今，《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内容由新闻调查、深度报道为主改为“娱乐、生活”为主，影响力大减，再者其网络论坛被关闭，不能打开，更令读者失望。当年的《生活》周刊就开辟读者《信箱》，架起了沟通编辑与读者的桥梁，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邹韬奋本人一直也十分重视这个栏目，亲自为读者解答各种疑难问题，但到了今天都成了奢望，转眼成空。 据了解，《三联生活周刊》的主办方三联书店，近年来其新书出版品种明显低于另一家有可能取三联书店而代之的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其效益也在下滑，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下降，风光不再。

《爱人有罪》，艾伟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28.00元。

　　
　　
　　艾伟是当代作家中很有才华、很有思想的一位。他有想法，善于思索，作品也追求精神的厚度。现在的很多作家，普遍没有想法，作品写得轻浅而单薄。艾伟的作品，往往能触及一个较大的精神话题，并能在作品中演绎这一话题和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他的长处。他是一个自觉的精神承担者，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一种自觉，就是面对现实的重担，面对人物内心的难题，他用一个作家的方式承担了自己的心灵责任——艾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对现实进行发言的。我很看重他身上这种对现实的介入意识。在当下这个时代，作家正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乖巧，文学正在变成一个小圈子的话语游戏，很难再获得一种影响社会、影响读者的力量。这未必是好事。多年来，文学为了回到文学自身，尽量回避了现实的责任，作家都试图躲进艺术的空间里独立地完成文学的自我关怀，现在看来，这未必是文学的坦途。多年来，当“怎么写”成了至高无上的写作法令，现在，也许我们该回过头来思考“写什么”这个古老的话题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我很看重艾伟的写作努力。他的写作，总是带着问题意识，带着自己当下时的思索，极力对一些有难度的精神困境进行追问和探索。他的小说，总是在回答一个广大的精神疑难——他最令人赞赏的是，他在处理这些精神难题的时候，并没有用社会学的方式来解决它，而是把小说中的精神冲突，不断地推向一个两难的境地，通过一种两难的、无解的精神演进，使小说获得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独特眼光。比如，《爱人有罪》里，鲁建的蒙冤有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通过国家机器、权力体制的运作来解决，另一个是通过心灵自我逼问的方式来解决。艾伟选择了后者。他这部小说，以一种个人的方式，个人赎罪的方式，深刻地处理了罪与罚、罪责和承担、自责和受虐等精神母题。整个叙事，生动而流畅地把人物的这一心灵线索雕刻了出来，可以说，这部作品，既写了一个污秽的人世，也写了在这个污秽的人世里，一个有自省意识的人，是否还有清洁的可能；既写了灵魂的软弱，又写了这个软弱的灵魂如何坚定地要走向赎罪，以及赎罪之时因着生命自我磨碾而带来的隐秘的欢乐……

　　我特别注意到，在小说在第325页，当鲁建把姚力杀了的时候，作者写道:“这下，他真的是个罪人了。现在这个男人真的成了一个凶手，一个罪人。命运是多么奇怪啊，多年之前，他犹如白纸一样纯洁，但被认为有罪，结果到头来，他真的有罪了……”这句话，在小说中，是深刻的转折，也是这部小说很有力的一笔，它甚至可以看做是这部小说潜在的主题。一个无罪的人被冤屈之后，经由各种情势的作用，最终他杀了人，成了真正的罪人。这种从无罪到有罪的转换，说出的其实是人性的黑洞，以及这个黑洞里所潜藏的可怕的景象。世界污秽，其根源是在于每个人都是罪人；不是犯罪了才是罪人，而是因为人里面有罪的性情，最终使人走向了犯罪——鲁建的前后经历，就生动地证实了这一点。它所逼视的其实是人在一种可能的境遇下，人性会发生哪些变异和延伸。

　　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中国人内心世界的视角。或许，中国人的罪责意识是淡薄的，但当艾伟将这个问题慢慢地在小说中打开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样会尖锐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人心的奥秘，就在于人心的表面虽然各各不同，但人心的深处，却有着相似的内在结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假如没有对罪责、对耻辱意识、对道德和欲望的复杂关系的深刻辨析，就永远无法到达人心的深邃处，也无法表达出生命的丰富情状。

　　艾伟的《爱人有罪》，就对这一精神母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呈现出了一种新的人性的可能空间。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对他自己所要表达的精神问题，以及人物的内心轨迹，想得太过清楚了，以致情节的发展和小说的结构，都过分的工巧。这是一部没有失控的小说，缺少意外，缺少神来之笔，也缺少旁逸斜出的东西——而有的时候，一部小说最精彩的地方，恰恰在于作者失控的时候，照着人物和情节自身的逻辑突然生长出来的那部分。另外，这部小说的观念性显得太强了一点，尤其是在一些观念的表达上，作者总是情不自禁地通过人物的口或人物的感觉，直接说出来，这就使得一部作品的精神意旨过于外露，作者自己藏得不够深，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读者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想像空间。假如艾伟在“爱人”系列的第三部，能够在这些方面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我相信，他的写作的重要性，会变得更加显著。

《追风筝的人》，［美］卡勒德·胡赛尼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25.00元。

　
　　
　　数年前，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还是一个天真的傻姑娘。单位里来了一个新同事，大伙儿一起吃饭。其间有人问到这位男同事的私事，他说自己离婚了，有一个女儿。我很不世故地问他，既然有了孩子，为什么要离婚呢？他稍稍顿了一下，说，“是我不好，我花心，在外面有了人”，我肃然起敬。没有留意到一位女同事用责怪的眼神瞥了我一眼。

　　直至今天，我对那位同事仍然保持着“肃然起敬”那一刻的美好印象。既然上帝或者女娲或者大自然，把那么多的缺点赋予人类，人所有出于天性所犯的错误都应该得到宽恕，前提是，这个人有足够的勇气，敢于直面自己所犯的过错，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

　　小说《追风筝的人》，故事的起源便是一个阿富汗男孩无法面对由于怯懦所犯的过错，而选择了谎言和卑劣，终为自己织就了一生的罗网。人到中年，才选择了“再次成为好人的路”。小说里最重要的意象，风筝，既象征了兄弟情谊，也暗示着勇气。在风筝放飞的过程中，可能血迹淋漓，但只有最终追到风筝的人，才能获得平静和安宁。

　　对于打算读这部小说的人，我想提出这样的忠告:如果你不相信灵魂，不相信人天性里有一种清洁功能，那还是别读为好。

　　诚如作者所言，“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二十六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

　　小说主人公阿米尔和仆人之子哈桑从小一起长大，“喝过同样的乳汁长大的人就是兄弟，这种亲情连时间也无法拆散”，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的教派，等级地位不同，但种族和社会或者宗教无法抹杀他们一起度过的悠长岁月。纯洁善良的哈桑对阿米尔少爷无条件地忠贞，哈桑说出的第一个字是“阿米尔”，哈桑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而阿米尔，出于软弱，或者说怯懦，在举行阿富汗传统的风筝比赛的一个冬天，在哈桑为他去追风筝而被人强暴之时，选择了沉默。为了掩饰自己的懦弱，为了缓解自己的不安，阿米尔选择了更残酷的方式:他诬陷哈桑偷了他的手表和一些钱，“那是我想要的，要继续生活，要遗忘，要将过去一笔勾销，从头来过。我想要能重新呼吸。”

　　哈桑走了。但过去永远是无法一笔勾销的。

　　这个国家已经天翻地覆。阿米尔和他的父亲逃离战火中的阿富汗，前往美国。在那里，阿米尔上大学，摆地摊，结识了深爱的妻子。但过去无法跨越，他在自己的心里审判了自己的罪行。小说的后半部分便是阿米尔的赎罪之行。他前往阔别已久的阿富汗，寻找哈桑之子。

　　小说作为一种古老而又高贵的叙事文学传统，在此和阿米尔的个人净化融合在一起。某种意义上，文学有如宗教，是关于内心的、个人的和自我意识的。小说开篇便是净化的开始，它连接着罪行和赎罪。

　　但，就在我流着眼泪读这本小说的时候，一丝反感也从心里冉冉升起。小说的主人公，作家阿米尔从小便显露了他的写作天赋，他天生就会表演或伪装，这一点，在他的回忆里，渗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这与哈桑那出于天然的纯良品质对照鲜明。在如此美丽，如此令人心碎的小说里，这种感觉如此真实却又令人讨厌。也许，当一本小说诞生了，它的主人公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对此作者本人也无能为力。

　　《追风筝的人》的故事是由阿米尔来讲述的，读者很容易被他左右而失去了对整部小说的批评意识。哈桑，那个兔唇少年，那个追风筝的人，他纯洁、忠贞的心灵在充满恶行的国度是不能幸免于难的。阿米尔剥夺了他的精神维度，把他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这也许是作者本人未曾预料到的，小说人物自己的命运。

　　当然，这本小说还是非常丰富的。它那明显的隐喻，父亲－阿富汗，它对阿富汗这个特殊国度的悲悯，那种深入骨髓的家国之痛，那种沉静而缓慢的痛苦描写，都使这部小说具有了一种动人力量。但要记得，小说本身并不能代替人的净化，我们从俗世中来，最终还要到灵魂里去。

　　英国每年出版超过十万种新书，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机会获得充分的促销，即是说有可能引起文学编辑、书评家和广大读者的注意。在这种背景下，构成文学遗产的经典作品受到怎样的对待呢？或者说如何推销呢？最近《金融时报》有一篇报道，采访了多家出版社，了解经典重刊的趋势。这个趋势主要是重新包装，包括设计迎合新一代读者口味的封面和纳入不同的丛书。

　　有些文学名著，既然是名著，本身就有叫座力，因此怎样包装都可以走俏。例如奥斯汀的小说。仅以企鹅出版社为例，自该公司1935年创办以来，奥斯汀的小说共卖了一千万册，其中《傲慢与偏见》卖了二百万册。但并非所有名著都如此走俏，现代出版社若想重新推出经典作品，就必须有想像力。企鹅是一家极有想像力的出版社，其经典丛书已达一千四百种，这本身已成经典。2004年，企鹅出版一个“伟大的思想”系列，收录一些开创性的百余页随笔和政论，其经典作者包括柏拉图、尼采、奥威尔和阿伦特等。这套小书每本封面各不相同，但都醒目有趣。2005年，企鹅创办七十周年纪念，该公司出版一个“企鹅七十”系列，精选现代大师的小经典，迄今已总共卖出二百五十万册。同样的作者，纳入不同的丛书内，销量很不一样。例如弗洛伊德著作，企鹅有十七卷的弗洛伊德全集，一年约售出二千册。但把弗洛伊德的个别著作纳入“伟大的思想”和“企鹅七十”系列，销量达十万册。

　　企鹅一再发现，如果把表面上令人却步的著作以不同或崭新的面貌出版，读者就会买。简言之，就是为读者提供接触某些经典的新途径，同时也向读者证明，某些著作或某些大师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令人望而生畏。企鹅最近又推出一个系列，收录了世界各地二十种篇幅不大的史诗，包括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该出版社最近又打算重新包装奥斯汀，稍后计划重新包装莎士比亚、劳伦斯、格雷夫斯、西默农和安部公房等。

　　人人出版社是另一家大出版社，今年是其创办一百周年纪念。该出版社的主菜也是向现代读者推介经典作品。1991年，人人重新推出世界经典系列，而这是受到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的启发。人人出版社认为，美国和英国也有类似的发展空间，也是硬装、印刷精美、字体较大的版本。不过，“七星文库”售价约四十英镑，太昂贵了，所以人人出版社尽量把其系列经典作品的定价，限制在与平装本相去不远的距离内。现时人人“文库”有约三百种，从古代到现代，无论印刷、装帧还是排版，都尽善尽美，尤其是与英国一般的硬装书籍之简陋拉开距离。事实证明这系列经典好销，成为该出版社的支柱。

　　正典之门出版社也深知图书市场强烈要求经典作品更换新封面和重新包装。该出版社最引人瞩目的举措，是上世纪末把《圣经》拆开，分成九册来出版，在英国售出九十五万册，在海外售出七十五万册。

　　至于请名家和专家写导言，则几乎已成为所有经典作品重刊的特点和卖点。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甚至打算以这种导言形式来吸引青少年读者。该出版社将推出《简·爱》、《呼啸山庄》、《法兰肯施泰因》(《科学怪人》)、《大卫·科波菲尔》和《傲慢与偏见》，其对象是十四至十六岁的学生。该出版社的绝招，是请青少年熟悉的作家写导言。这有点像让一些你所尊敬的作家给你打个电话:“这本书你一定要读一读！”

　　英国文学批评家约翰·凯雷对重新包装经典作品的做法，持欢迎态度。他说:“我非常赞成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扩大经典作品的读者群。它们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过去很多人从中获益，对他们的人生起重要作用，而这意味着今天同样会有很多人可从中获益，可对他们起重要作用。但是，有众多文化因素在阻挠他们去接近经典作品——大家都觉得古书是过时或高深的，或在别的方面不适合他们，而在其他媒体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读任何东西都似乎是乏味的，更不用说读经典作品了。”

　　顺便一提，我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套“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和上海译文出版社那套规模较小的“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都是重新包装的好例子，无论版式还是质量，都是值得多买多藏的，尤其是对有钱又有空间的读者来说。

余英时先生有个著名的“劫机喻”，大意是：几个劫机犯劫持了一架飞机，把飞行员全部枪毙掉，然而告诉乘客说，你们现在要杀了我，飞机就会掉下去，机毁人亡。

时至今日，这架飞机依然在电闪雷鸣的高空中飞行，机上乘客无不恐惧，劫机犯们自己也很恐惧。

但是双方解决恐惧心理所用的方法却很难形成共识，原因是多方面的，主因当然是劫机犯顾虑重重，恐惧心理几乎压垮了自己。

乘客们出于恐惧，也议论纷纷，认为要改变现状，主流声音逐渐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应该建立一套规则，在乘客中推举真正会开飞机的人到驾驶室开飞机，而且驾驶室机关很多，应该分成三块独立的空间，并且让专业的飞机驾驶人员加入，这样飞机就不会掉下来；还有一派认为，首先要对飞机当前的危险状态不断发出预警，提醒劫机犯们，同时也不必非要立刻替下劫机犯，而应该在飞机尚未掉下来之前，教会劫机犯驾驶飞机，并且逼着他们按照正常驾驶的方法驾驶飞机，逐渐地完成这个过程，到最后水到渠成，机会成熟了再另行推举驾驶员。

面对这样的形势，劫机犯们拿着枪来到乘客舱，将那些认为应该推举新驾驶员的人以“阴谋劫持航空器罪”统统扔下飞机，对那些教他们开飞机的人则有所区别。

劫机犯们对豪华舱的那些乘客比较客气，因为这些人基本上认为劫机犯们飞机开得很好，即使驾驶技术上需要一些改进，也都是白璧微瑕的问题，经济舱里有些乘客也认为劫机犯驾驶飞机很不错，并且认为他们的驾驶技术十分科学，只是需要一点小改进，甚至不改进也没什么关系，因此也被请到豪华舱。

经济舱里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劫机犯驾驶的飞机已经非常危险，所以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向机上的乘客预警，并且不时地指出驾驶飞机的一些技术性失误，劫机犯们很恼火，虽然心中知道这些预警是对的，但认为这些预警的人对他们不敬，制造不稳定因素，所以对于那些经常性发出预警的人实行监控，由于飞机老化，一些窗子关不上，所以即使用麻布、毛毡等遮上，心明眼亮的人还是能够看到窗外，并且拿着麦克风频频预警，劫机犯们一时心神不宁。

最后，劫机犯们经过商量，一致认为，关窗子之类的方法并不是釜底抽薪之计，本来最好的办法是用胶条将乘客们的嘴贴上，但考虑到成本太高，而且嘴除了说话，还有吃饭和接吻两个功能，所以得想其他办法。最后的一致意见是飞机上的麦克风太多，以前对这些麦克风的管制不够，现在应该加大力度。由于这些麦克风大部分都是飞机共同财产，已经全部被劫机犯们据为己有，控制起来还比较容易，有些土制的麦克风是发出预警声音的主要渠道，因此劫机犯们规定，如果要留着这些麦克风，必须取掉电池。最后，那些拿着麦克风的人承诺以后麦克风一般都会取掉电池，如果装了电池，也只用来演唱“飞机开得好”这首飞机主题曲，绝不做其他活动用。但劫机犯们考虑到人们的烦闷不利于机内稳定，因此另加一条，麦克风还可以偶尔唱一唱：“何日君再来”，于是飞机上再也没有预警的声音了，那些能够看见窗外飞行状况恶劣的人，最多只能告诉身边的乘客实际情况。劫机犯们同时在麦克风上向乘客们演说，介绍飞机的状况，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飞机，现在天气也很好，偶尔大家感到有点颠簸，那是驾驶员怕大家呆在平稳的飞机里太单调，而临时发挥的小恶作剧，不要担心，飞机开得很稳。

预警者对着飞机大喊，飞机快要掉下去了，但大家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有些预警者甚至因此被关进了飞机上临时设置的疯人室。人们只听见麦克风里在唱：“飞机开得好，开得好，开得好，开得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世纪中国网站，原本是一个麦克风预警专区，开头说要这个土制的麦克风必须取下了电池，后来索性没收直接扔出飞机。现在，劫机犯们正在加紧速度取掉所有土制麦克风的电池，或者搜缴扔掉。

于是，飞机乘着“飞机开得好”这歌声的翅膀掉进了大海。

                        2006年7月25日世纪中国被关闭当日于追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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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
　　

　　《卧底经济学》

　　(英)蒂姆·哈福德著，中信出版社2006年7月版，29.80元。

　　为什么咖啡店都设在街道一角？为什么同一家超市，有人觉得哗众取宠有人觉得物超所值？为什么老买不到一处位置好价钱便宜的好房子？交通拥堵的背后有什么经济原因？为什么富国与穷国差距如此之大？《卧底经济学》由问题开始，为读者解惑，“它不会告诉你有关汇率或商业周期的专业问题，但会帮你解开日常生活之谜”，该书教会读者如何运用经济学家的各种调查工具，以理解和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同时，作者指出，日常生活不过是谈判中的复杂博弈，以及体力的角逐和智力的较量。本书最深刻的用意在于启发它的读者如何成为精明的消费者:在消费时，不要放弃自己的博弈权。
　　

　　《突破》

　　邵雨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06年6月版，28.00元。

　　中国企业面临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跟近期媒体报道的亿万富翁的不安全感没什么两样，这种不安全感都是来自于对财富持有的恐慌、对增长持续的恐慌。本书作者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多数中国企业的扩张是失败的、中国企业如何走出目前的增长困境、随着国际企业的大举进入中国企业将如何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等。确实，当科龙、德隆在高速增长中轰然倒下时，当TCL、联想面临增长困境而举步维艰时，增长困境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企业难以逾越的一道鸿沟。作者邵雨通过对大量企业的观察与分析，深入阐述了困境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思路，有一定的启发性。
　　
　　随笔
　　

　　《莲花次第开放》

　　程　然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版，26.00元。

　　这本书是作者十年以来日记的一部分，记录了作者成长过程中“一颗心的历练”。十年，不算短暂的岁月，“这十年来，我独自走了很多路，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去寺庙。那儿，仿佛能涤荡浪子心怀，能让狂心暂歇”，自觉靠拢佛的人，内心不仅有沙漠，也一定有绿洲。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悟:“要知道，莲花的开放，都是经历了风霜雨电的洗礼，淤泥河塘的锻造，才次第展露笑颜的啊，又有哪一朵，会是拔苗助长、偷工减料地蓦然开放的呢？”时间是恒河的沙，无法捉摸；遥望来时路，上善若水；命只在呼吸之间，而灵却绵延不绝……看得出，程然与佛学渊源深厚，当然，也不忘红尘，细读《莲花次第开放》，定有收获。
　　

　　《遍地药香》

　　谢宗玉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　版　，18.00元。

　　对故乡的情感，是散文这种文体无法回避的对象，散文集《遍地药香》也不例外。药香是引子，故乡瑶山是《遍地药香》的叙述基点，药方是《遍地药香》的点缀，作者借写植物来写自己，写自己的成长、成长的环境以及自己的心灵世界，“《遍地药香》不完全是写药，也不是完全是写植物，其实是写人，写人与植物的关系，并由此放大到一种宇宙精神，这种精神常常被我们忽视”(叶梦)。这是比较奇特的写法，我们看到的目录是臭牡丹、七叶樟、枸杞子、鸡公朵子、铁扫帚、蓖麻子、玉兰、冬茅、柳枝、马兰、苦瓜……可是打开书的内页来看，却发现，“药香”后面是“人生”，人生的灵感，来自对故乡瑶山的记忆。
　　
　　人物
　　

　　《黄永玉八十》

　　陈履生编著，漓江出版社2006年6月版，38.00元。

　　黄永玉自述:余年过七十，称雄板犟，撒恶霸腰，双眼茫茫，早就歇手；喊号吹哨，顶书过河，气力既衰，自觉下台。而人到八十，又如何呢？黄永玉自嘲:脸皮太厚，刀枪不入。黄先生虽自嘲残年，却于年届八十之际，在深圳、北京、长沙、广州、香港五地举办了“黄永玉八十艺展”，“工作就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黄永玉八十》的编著者陈履生，全程参与了黄永玉先生五次艺展活动，该书就是以黄永玉五次艺展为主线，通过图文以及画展背后发生的一些有趣小故事，全面记录这位大师一年的艺术行旅，书中所附录的五十余幅作品，均为难得一见的作品。《黄永玉八十》一书，也见证了黄永玉的传奇人生。
　　

　　《下棋的女人》

　　谢军著，中信出版社2006年7月版，28.00元。

　　在当今中国，除了谢军，谁还敢自称“下棋的女人”？！她于1991年、1993年、1999年、2000年4次获得国际象棋世界女子个人世界冠军，她创造了中国奇迹。《下棋的女人》是谢军的自传体随笔集，书中分为三部分:棋人、棋事、下棋的女人，谈及她如何成为棋人，以及她自己难忘的下棋经历，最后，她谈及自己的日常生活。第二部分的棋事，当然比较惊心动魄:历史性突破、轻松卫冕、遭遇滑铁卢、收复失地、称霸新赛制、重披战袍。第三部分则讲述了这个在象棋“战场”上呼风唤雨的女人如何回归平静、享受生活。全书语言平实有趣，作者的经历则动人心魄。对于象棋爱好者来讲，也许是一个偷师学艺的绝好机会。
　　
　　小说
　　

　　《最后一个匈奴》

　　高建群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版，28.80元。

　　《最后一个匈奴》1993年推出首版，时隔十余年再版，关于新版之“新”，据作者高建群自己介绍，修订版《最后一个匈奴》中，为了“抹掉一切有可能容易引起‘对号入座’的痕迹”，自己重写了第二十七章的部分文字。除修订部分文字外，高建群又新创作了两个章节，即《楔子·阿提拉羊皮书》和《尾声·赫连城的婚礼》，并认为“这样历史感更深厚一些”。此外，修订版中新增加的十余幅充满陕北黄土高原浓郁风情的插图也均出自高建群之手。《最后一个匈奴》讲述了三个家族两代人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以此再现陕北这块匈奴曾留下深深足迹的特殊地域的沧桑历史。《最后一个匈奴》虽为小说，但有历史的痕迹。
　　

　　《给我一刹那宠爱》

　　霍艳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6月版，20.00元。

　　应该说，霍艳写出了一刹那的真。不可敷衍的宠爱，也许只发生一瞬间，“我们能够伤害的都是深爱我们的人”，看得出，作者很透彻，对感觉的捕捉也很敏锐。《给我一刹那宠爱》是作者的中篇小说集，收入《逃之夭夭》、《花与爱丽丝》、《亲切的金子》、《她比烟花寂寞》、《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当然，这些小说都很“爱情”——一个叫昂风的小男人和一个命犯桃花的女子继续登山越水，过树穿花；两个女孩子，成长，情感纠缠，与此相伴的是，男人，暴力；借《亲切的金子》之名，寄托一种情感，记录一种离别；借《她比烟花寂寞》之名，描述爱情中必然的死亡。霍艳笔下的宠爱，时尚、妖娆，还有点煽情。
　　
　　生活
　　

　　《营养革命》

　　西木、金玮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4月版，12.50元。

　　本书试图改变读者的健康观，当然，他的说法不无道理，比如说，富贵病正在威胁人类健康、传统饮食存在着误区、肥胖“性”命攸关。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认为我们有必要进行一场从维生素到露卡素的营养革命。据作者介绍，露卡素健康膳食是一种营养食疗方法，倡导低(无)糖低碳和营养补养的健康饮食，与传统的以低脂肪高碳水化合物为主的膳食有本质的不同。在作者看来，露卡素是健康的福音、构筑健康的基石、征服糖尿病的利器，能带来营养食疗的新概念、能带来营养瘦身的新方法。虽一切为了健康，但选择饮食乃至健康指南，须验明正身，方可做出决定。
　　

　　《乖乖不哭》

　　(英)艾琳·海斯著，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年4月版，15.00元。

　　《乖乖不哭》是“育婴系列”丛书之一，该丛书还包括有《宝贝自己来》、《宝宝长牙了》等。宝宝的大哭大闹经常让年轻家长们非常头痛，“有一个真理其实很明显，却常给忽略了:孩子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不会发脾气的，小孩发脾气是需要观众的，通常他们会向家长或者是在他觉得安全和熟悉的人面前表现。发脾气这个行为需要至少两个人才能显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发脾气是一种互动的行为，而不是纯粹的反应性举动。”真知灼见！相信作者的这些话一下子就可以抓住读者的心。在作者看来，你要了解你的小孩，要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发脾气。这是非常实用的丛书，可以帮助父母解决许多具体问题。

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 ——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刘晓波

当满朝文武皆迎合汉武帝的好恶、齐声指责李陵之时，唯有正直的司马迁独排众议而为李陵辩护。尽管司马迁说得合情合理，但只要臣下敢于冒犯龙颜，汉武帝才不管他说得是否在理，先割了司马迁的屌才说。荒谬的是，根据今日中国的御用史学评价，在满朝文武官员的圣殿上，一个小小史官居然敢于顶撞一言九鼎的汉武帝，罪当必死；而汉武帝只阉不杀，该有多么宽大胸怀啊！ 司马迁的屌被割了，但他的精神生殖器却勃起了。这一割，不仅使他下决心“发愤著书”，写出了“藏之名山、传之千古”的“无韵之《离骚》”；这一割，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写出那封泣血的《报任安书》。他在仰天悲叹“腐刑极矣”的同时，历数自己在皇家政治中的无能，坦陈自己的地位不过是“娼优所蓄”。 好一个“娼优所蓄”！既是太史公的肺腑之言，又道出了中国文人在皇权政治中的可怜地位。 在皇家宫廷中，中国文人“娼优所蓄”的地位并非始于汉代，而是始于诸侯国纷争之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周游列国，首开了文人的“跑官之风”；王公贵族的大量“养士”，奠定了“娼优所蓄”的传统。在先秦的狼烟四起中，几个被后代儒生大书特书的君王，皆为善于养士之人。而权势者“养士”，如同养家妓或养好马。 春秋战国的纷争时期，各国间的结盟和分裂不断变更，既没有稳定的朋友，也没有长期的敌人，正所谓：“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敌友”。这种分分合合，史称“合纵”与“连横”。 在那个硝烟弥漫、血溅权杖、生灵涂炭的时代，君王们的“朝三暮四”与士大夫的“朝秦暮楚”，可谓珠联璧合。君王们急需人才，文人士大夫们有了周游列国跑官的便利，也有了在不同的君王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可以凭借其纵横之术游说于各国，不必非看一个君王的脸色，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历史上著名的纵横家有张仪、公孙衍、苏秦等人，全凭一条“三寸不烂之舌”，便可周旋于各国君王之间。说是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实质上是价值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政治无规则，统治者无信誉，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人格无操守，纵横家无忠诚，奉行“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 比如，著名纵横家张仪乃魏国贵族的后代。他曾求见魏惠王献策，但没有得到重用。一气之下，张仪前往楚国求见楚威王，但楚威王也不见他。好在令尹昭阳收留了他，他也只好委屈地做个门客。 某日，令尹昭阳宴宾客，门客张仪自然在场。酒酣耳热之时，昭阳忘乎所以，拿出楚国的无价之宝“和氏壁”，向满座宾客炫耀。国宝在众人的惊奇中、赞叹中传来传去，但传着传着，国宝不翼而飞。昭阳怀疑是张仪偷的，因为他是外国人且穷愁潦倒。昭阳把张仪抓起来审问。张仪蒙此不白之冤，当然不招，遂遭酷刑逼供。张仪被打得几乎昏死，奄奄一息地回到家中。 张仪回家后，不让妻子抚慰他的遍体伤痕，而是张口让妻子看他的舌头。他庆幸自己的舌头还在并对妻子说：只要三寸不烂之舌还在，官运就没有完结，就可凭借如簧之舌游说各国、谋取官职。果然，张仪在公元前329年跑到秦国去摇唇鼓舌，还真说服了秦王，被任命为大良造。魏国不用他，他就怂恿秦国攻打魏国。秦王听信了张仪，兴兵攻魏，占领了曲沃、平周两地。张仪越发受宠，将另一名嘴公孙衍挤出秦国。 后来，当齐国和楚国结盟对付日益强大的秦国时，秦王派张仪前往楚国，任务是离间齐楚。张仪首先收买了楚国贵族靳尚等人，然后去见楚怀王，以奉献600里土地打动了楚怀王，导致齐楚联盟破裂。楚国背叛了齐国，愤怒的齐王与秦国结盟，共同对付楚国，使楚国遭到重创。最为戏剧性的是，当楚怀王向秦国讨取600里土地时，张仪居然翻脸不认帐，硬说秦国献给楚国的土地只有6里而非600里。于是，愤怒的楚怀王发兵攻秦，兵败丹阳，楚国的汉中郡被秦军占领。 前面曾提到，首开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跑官的人，不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而是被奉为至圣先师的孔老夫子。只不过，纵横家们大都有点“政绩”，而孔子跑烂鞋底却一事无成。 如果野史上记载孔子生于野合是真的，那他就是个出身卑微、大逆不道的私生子了。按照他后来为中国人定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血统论规矩，以他的出身而论，他变成乱臣贼子或泼皮无赖才对，而断断成不了历代君王的万圣师表和民族的精神象征。但他怎么就成了诲人不倦的正人君子，史书上毫无记载。大概是在旷野上偶遇老子，闲聊中从老子的玄谈中悟出了为人处世的道道儿。《庄子》一书把这段传说改造为孔子向老子“问道于野”，以证明儒家鼻祖乃道家门徒，孔子只不过把老子那套阴柔的自然之道，应用于人世和官场而已。 再看信史的介绍。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他从“志于学”的少年时代开始，就致力于“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青年时代，孔子做过季氏家族的“委吏”，也就是帮人家管理仓廪和畜牧的家臣。按照现在的说法，也算个高级打工仔。 “三十而立”后，孔子已经有了博学之名，自然不甘于继续做别人的家臣，而要从事“经国”之大业。他以办私学谋生，以周游列国谋官。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崇尚“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孔子自然逃离。他离鲁至齐，齐景公曾慕名而问政于孔子，他说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言。这成了孔子日后炫耀的一大资本，后又演变为“三纲五常”。 但请教归请教，启用归启用。齐景公虽然爱听孔子进言，却没有启用他做官。从“而立”的30岁到“知天命”的50岁，二十年间，孔子没有谋得一官半职。直到51岁，孔子才被启用、走上仕途。他从基层县长做起，最高职位是部级官员，即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再升为大司寇，相当于鲁国的司法部长。但孔子的仕途仅四年就结束了。孔子的政见不为高层采纳, 其政治抱负也就难以施展。于是，他在55岁时愤而弃官出走，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均未获重用。 孔子先去卫国跑官，受到卫灵公礼遇，但君王多疑，派人监视孔子，孔子受惊，害怕获罪，不辞而别。孔子本想去陈国，但在过匡地时被困五天。解围后又想去晋国，但正值晋国内乱，孔子不得不再返卫国。孔子此举，不但引起多方的猜疑，而且沉湎酒色的卫灵公也不用孔子。后来卫国也发生内乱，孔子又离开卫国，途经曹国，前往宋国。宋国司马桓魁想杀了孔子，孔子只能偷偷逃出宋国，经过曹国抵达陈国。之后，孔子多次往返陈、蔡之间。期间，楚昭王派人来请孔子，陈、蔡两国的士大夫围追孔子，致使他“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到了楚国，但孔子的官运实在不好，他到楚国不久，恩主楚昭王死了。之后，孔子再次至卫，虽有卫国君主给予的“养贤”之礼，但无重用之实，还是无官可做。直到年近七十，孔子才被季康子派人接回鲁国，但仍未获鲁哀公的任用。 孔子从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跑官，但他颠沛流离十四载却一无所获。正统史家对孔子的评价是：胸有宏图大略却终生不得志。但在我看来，孔子是个罕见的官迷，甚至痴迷到虽有千难万险而不辞的程度，几近于屈原的“虽九死而犹未悔”。正如他在《论语》中愤愤地说：“天下莫能容”，“惶惶然犹丧家之犬！”《列子》中这样描述孔子的周游列国：“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但孔子依然不屈不饶，“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 孔子的官迷嗜好为后代读书人指出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之路；他对自己失败的跑官经历的总结变成从政哲学：“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遇明主则入，遇昏君则拂袖而去。”由此，孔子成了历代中国读书人的榜样，大凡著名文人墨客，几乎都有过不愉快的从政经历。通俗地讲，这是教人“逢好就上而逢坏就跑”，“得便宜就进而吃亏就退”。如此缺乏担当的机会主义，不仅是中国文人的从政哲学，也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孔子从跑官挫折中总结出的那些劝世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从道不从君；邦有道，贫，耻也；邦无道，贵，耻也；杀身以成仁。”不但他自己从未践行过，后来士大夫中也罕有践行者。 孔子万万没有想到，他总结跑官失败的经验之谈，却被后来的统治者变成帝制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且是独尊的意识形态。他本人也被奉为“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 秦灭六国成就了霸业，政治上的统一结束了战国纷争，也结束了百家争鸣，从此知识分子就踏上了只能从一而忠的不归路。中国的帝王无力称霸之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忍言论自由，而一旦称霸，首先要灭绝的就是言论自由及其喜欢说话的知识人。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莫不如此。 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还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把靠暴力建立和维系的帝制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帝制合法性的本体论根据，不仅为人间皇权的永世不变提供了宇宙论证明，而且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披上了一件怀柔的意识形态外衣。聪明的皇帝看得出来这件外衣对其政权的劝诱作用，遂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此儒术便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基本标准，成为主流读书人安身立命的“道统”。从先秦的孔孟到宋明理学的程朱，道统乃一线单传。 儒术作为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被统治者钦定为凌驾于诸家之上的权威，思想变成了执政的工具，孔子周游列国时没有实现的理想——为帝王师——由汉代大儒董仲舒完成了。从此，孔子成了不能置疑的圣人，儒术成了不允许挑战的正统意识形态（道统）。卫道士要用它，造反者也要用它；君王拜为先师，轼君者也拜为先师；汉人尊为精神支柱，异族征服者也尊为立国之本；正人君子信奉它，佞臣小人也利用它；贞女烈夫遵从它，优伶娼妇也卖弄它；在中国，它放之于四海皆准，其原因无非它是统治者的“法统”，是儒生官僚集团制约皇帝及其家族的“道统”，更是放牧民众的得心应手之工具。 然而，儒术作为统治工具只能说而不能用，只能在伦理上约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现实政治中无法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惟我独尊的皇帝和搞宫廷阴谋政变的逆臣来说，也对于走投无路时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税逃亡的刁民来说，真正具有威慑力的统治工具还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从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对触犯三从四德者的惩罚，决不能只向违反者宣讲三从四德之礼，而是要动用剜眼剁手割屌车裂等酷刑。换言之，如果儒术所倡导的伦理“德政”没有法家力主的“暴政”来支撑，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历史上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把“法家”作为暴政的代表，把“儒家”作为仁政的代表，并将两者对立以来。其实，孔子说的那点类似“攻心术”的道理，法家韩非子们也照样门儿清。韩非在强调严刑峻法的同时也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和谐，最终取决于对人心的彻底征服。但是，人作为会思考的芦苇，“禁其心”难乎其难，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精明的独裁者也无法做到。正所谓：“你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有的人，但你无法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所以，“禁其心”的“德治”不成，就只能用“禁其言”和“禁其事”的“暴政”，主要依靠牧人手中的鞭子和开办屠宰场。即便在独裁统治的和平时期，意识形态的人心控制，也只是暴力的身体控制的辅助手段，是执政者为降低统治成本而采用的劝诱策略。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在本质上并不是靠其本身的道义凝聚力来维系的，而是靠暴力的国家机器来支撑的。是选择意识形态的说服，还是选择暴力镇压，其决定权都在执政者手中，根据不同情况而选择不同的统治手段。如果运气不错，偶尔碰上所谓的“明君贤臣”的合作，最好的可能也仅仅是把攻心术用尽之后再动用暴力；而在经常性的“昏君佞臣”或“暴君酷吏”的统治时期，连统治者自己也不相信儒家的说教，而只相信最有效的统治手段——暴力。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历史上，又有几个“明君贤臣”的合作期呢？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时代，毛的权威可谓如日中天，毛思想的劝诱力可谓入脑入心，但这种万众匍匐并没有带来“仁政德治”，反而是史无前例的残暴统治。 儒外法内的传统，当然也适用于满嘴仁政的孔子。孔子大半生用在跑官上，鞋也不知道磨碎了多少双，脚底板也不知道打了多厚的老茧，可惜只当了一次鲁国的大司寇，屁股还没坐热就被炒了鱿鱼。但是，他也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在那么短的为官生涯中也没有闲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最大政绩就是不讲仁义理智信，不用攻心怀柔术，而是大开杀戒，诛了少正卯，过过手握暴力的瘾。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外儒内法的虚伪和残忍，早就由孔子当权时实践过了。正如鲁迅所说，从满篇仁义道德的儒家遗产的字缝里，只有“吃人”二字是真实的。 1996年11月于大连教养院 2006年7月23日整理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从足球的逻辑说，所谓偷渡就是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成功的造一次越位。桑地亚哥小时候从墨西哥偷渡美国，他心爱的足球滚落在铁丝网下。爸爸焦急的喊道：别管那只球。十年后，在进军欧洲杯的赛事中，足球被新秀桑地亚哥一脚踢飞，滚进龙门。
　　　　
　　《一球成名》是为今年世界杯量身订做的电影。银幕上的足球故事，往往比世界杯严重。或说世界上的越位，比世界杯惊心动魄得多。从足球到电影，从革命到信仰。人们向着标杆直跑，却又不断回头。球和球门的暧昧关系，激发了人们眼目的情欲。禁区和越位，两个术语就把人这一生描写殆尽。所以伊朗的穆斯林们在地震过后，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卫星天线，坐在颓垣败瓦上收看巴西队的比赛。这是阿巴斯的电影《生生长流》。另一个伊朗少女为了混进球场看球，在脸上贴满胡子，结果还是被雪亮的眼睛挡获了。这是今年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银熊奖的《越位》，这种越位比偷渡更不可接受，因为不穿制服的警察，比有制服可穿的更不宽容。
　　　　
　　从导演们的偏见看，这个世界折腾了两千年，只剩下足球使全人类高歌。同时吸引了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光荣与梦想。拥抱了贫富不均的三个世界，为公有制和私有制提供了一个甘心情愿的PK台。在不丹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中，当小喇嘛爱上足球，他竟然在寺庙中非法集资，把电视机扛上了喜马拉雅山。
　　　　
　　去年的《激情》是一部关乎足球与革命的电影。1917年的俄罗斯，几个年轻人在两种政权之间踢球。他们的激情在布尔什维克面前显得特别庸俗，在穷街陋巷到处拉场子，偶尔也和东正教的神甫们来一场，赢几个卢布。直到把圣彼得堡踢成了彼得格勒，又把彼得格勒踢成了列宁格勒。直到把耶稣基督的门徒踢成了马克思的学生。
　　　　
　　足球的严重性是毋庸置疑的，这边的荀子说，“足寒伤身，民寒伤国”。那边犹太人的先知但以理，预言说罗马帝国是一个强大的铁巨人，唯一弱点就是不能踢球，因为它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当足球踢中罗马，如勇士射出的箭，罗马就崩溃了。
　　　　
　　看过周星驰《少林足球》的，大概还记得那句怪怪的腔调：“球不是这样踢的”。其实球不是拿来踢的，是拿来填充梦想的。但球门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洞，像我们内心涨痛的部分。球也不是拿来成名的，球是拿来成全的。1961年的《胜利大逃亡》也许是历史上最经典的足球电影，因为没有比在纳粹集中营中更值得被踢起来的球。最后一球代替了最后一枪，足球像圣灵的鸽子，住在它所喜悦的人身上。就像风随着意思吹，一些人在足球场上奔跑，另一些人的目光不知道该随着运动员移动，还是随着足球移动。随着前者跑的，成了无神论者，随着后者跑的，成了有神论者。一些人信仰，一些人崇拜那些有信仰的人。
　　　　
　　当革命的浪潮退走，列宁格勒又成为圣彼得堡。踢球的人就向着两个极端分化。一部分人走进去年的另一部电影《足球流氓》，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裁判，也没有越位可言。人做什么都可以，谁吹谁就是黑哨。另一部分人开始学会祷告。电影中，桑地亚哥踢出成名的一球之前，如世界杯上一些球员那样，众目睽睽之下掏出十字架，开始亲吻。桑地亚哥的故事像极了巴西队的球星卡卡。卡卡幼年折断腿骨，医生告诉他终生不能踢球。几年后他奇迹般的重返赛场，摇身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进球之后必双手举天，绕场高呼耶稣基督的名字。四年之后，韩国队的基督徒也从6人增加到12人。当终场哨声吹响，一大串韩国球星依次跪在绿茵场上，低头或举目祷告。这一幕猝不及防，来不及拍成电影，令众多铁杆球迷、电影工作者和倡导“疯狗精神”的教练，感到尴尬。
　　　　
　　连伊朗队也开始越位了，不但上回看台上出现了女穆斯林，2006年的首发阵容中，更有一名基督徒穿上了伊朗的国家队服。在乐观人看来，这个世界，离巴勒斯坦人冲进奥运村枪杀8名以色列运动员的慕尼黑惨案，就像过去了300年。但在悲观人眼里，意识形态的战火已烧到了球场。我们的一生怎样才能不被偶然性所威胁？足球至少给了看它的人两个答案，一是赌博，一是信仰。
　　　　
　　巴西队的7名基督徒赛前的祷告，比他们所有的比赛更感人。他们说上帝啊，哪一支球队最愿意将荣耀归给你，你就让哪一支球队赢世界杯吧。在1954年的伯尔尼世界杯上，很多德国人也是这样祷告的。给这个战败国一个奇迹吧，如果下雨，我们也许可以战胜世界最强队匈牙利，虽然它刚以8比2狂胜我们。结果那天真下雨了，德国队奇迹般的赢得了第一个世界杯冠军。整个国家被这场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的经济和自信心就像浪子和亡羊，这样白白的失去，又白白的回来了。
　　　　
　　2003年，德国人忘了希特勒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他们不再革命，也不大去教堂。他们把这个故事拍成了一部浪漫的足球电影，《伯尔尼的奇迹》。多美好的世界杯啊，足球和电影都越来越像一个童话。在漫长的世界杯之夜，我把这些电影看了两遍，然后想不通：在中国，足球和奇迹是怎么成为一对反义词的呢？

《北京国贸大厦》
旁边是空
空空的
一个经济帝国
建立在沙漠上面
经过那里
总觉得别样

《实在人》
英雄总是发出来
英雄的言论
只有一次
我听见英雄叹气
说
搞一套象样的房子
真不容易
才发现英雄的实在

《小招》
他上车
立即往后面跑
他告诉我
是
因为
要和动物保持距离

《夏天突然凉快》
让人误以为是秋天
睡觉舒服
只是也没有进入天堂

《博克时代》
博克就是博克
为什么要说博克时代
这个时代那个时代
大词后面
掩盖着空虚

《名言》
我的老母亲
有许多名言
她最厉害的一句
是哪一句
我暂时想不起来了

《去拉萨》
火车通了
想去拉萨
一定要去
想在秋天到来前

《SB》
SB在我旁边唱歌
SB唱的不好听
SB还在唱
SB之所以成为SB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唱的不好听

《可口可乐》
没有西湖龙井好喝
在有时喝一下也可以
特别是在上网时
易拉罐的
两块钱

《又死了一个》
我的朋友
又死了一个
又是一个想成为英雄的人
这些年
死去的理想主义朋友
共同的特点
就是没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