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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

中共是用谎言来欺骗中国人民，谎言是他们一直以来维持专制统治的手段，只要人人都认识到中共的欺骗伎俩，只要人人都说真话，中共的专制统治就无法维持。

2002年，就钱理群教授《说话的底线》一文，刘晓波、张耀杰、樊百华和我在香港《争鸣》、《动向》杂志发表文章展开了讨论，虽然对在专制制度的现实中国要说真话、怎样说真话、说真话底线问题和有没有说真话底线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做人要说真话。无奈的是中国的现实是不允许说真话，说真话的后果可能就是坐牢，或者受到政治迫害，正因为如此才引申出钱理群教授感慨的“说话底线”，也就此引起一场讨论。

时至今日，中国的问题依然是说真话问题。中共专制极权统治依然继续使用惯技——谎言蒙骗中国人民，或者干脆掩盖事实真相，让十三亿人民都蒙在鼓里。看起来还是奏效的，起码现在还在奏效，否则中共如何继续实施专制统治？

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曾在《良心与主义——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的论述》中引用前苏联作家马里克的形容，指出了中国已经处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 ( 注意：绝不是法治 ) ，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李慎之指出，后极权社会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

“生活在真实中”（哈维尔）是中共专制最惧怕的事情。哈维尔曾说，说真话，“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师的武装。”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在中国，重要的是人人说真话，只有说真话才是对付中共专制统治最强大的武器。

武装革命和暴力革命已经成为历史，我们要拿起的是“说真话”这个强大的武器，同样可以改变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变革就是最好的明证，“颜色革命”比暴力革命成本更低，更有效，更能促进中国向民主社会平稳过渡。

戳穿中共的谎言，让中国人民更多了解事实真相，中共的专制统治也就走到了尽头。为什么中共要控制媒体？为什么中共要封锁互联网信息传播？就是怕人们知道真相；而他们则利用控制的传播渠道散布谎言，蒙蔽广大人民群众，好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那么对付中共当局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真话，就是让真话通过互联网、影视和广播传送到民众中去，甚至也传送到中共各级官员中去。一方面人民知道真相，认清中共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真话也可以瓦解共产党、分裂共产党，让中共本身发生变化，促使中共内部产生更多健康力量。

中共虽然靠谎言统治，但我们决不能同样使用谎言对付中共的谎言。用谎言对付谎言，结果只能让中共偷着乐，不仅让中共抓到攻击的把柄，让国际社会笑话，也会远离中国人民，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危害极大。因此，改变中国，走向民主社会，首要的就是说真话。对中共说真话，对国际社会说真话，对中国人民说真话。要形成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孤立中共专制极权，这是中共最害怕的。

200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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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大凡较真者都是事情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在中国社会，较真者往往被世俗社会斥为“神经病”、“一根筋”。较真，多表现为作为个体消费者和使用者的据理力争，很少看到为公共利益较真的人。这是华夏民族的劣根性之一。晚近我们看到较真最普遍的景象是旧城拆迁、土地征用引发的群体事件。不到身家性命受到公共权力威胁的时候，中国人难得出现集体较真的现象。较真的本质是维权。较真上升为维权，不光是观念上有差别，反映的是社会群体的法律认知和公民素养。

较真对应为看客的冷漠和麻木，表现为取笑、泼凉水、阻拦、说风凉话，甚至参与作恶。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他的家人和北京赴鲁的四批律师，被当地政府雇佣的黑社会跟踪、绑架、殴打、软禁。陈光诚数年来通过法律途径，反抗当地非常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为百姓代言，现在当地有些百姓却反过来残害他的妻子、母亲、儿子，当地流氓政府更以莫须有罪名把他关进监牢。集体无意识骨子里是传统伦理在作怪：中庸之道，是非不分。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都以为自己在智慧的生存。中国世俗文化是人情文化，缺乏理性和规则，所以自古以来人民不相信法律，宁可相信“父母官”、“青天老爷”，喜欢拦轿喊冤，喜欢上京城上访。你说中国人愚昧吗，你说官员昏庸吗？西方人有一个着名的观点：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让人听了直流鼻血。

看客不光是远远站着看热闹，有其内在心理逻辑。那就是怕惹火烧身，怕自己吃亏。这样的群体都表现为集体无意识。你好他好大家都好，家丑不可外扬。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单位如此，一个社区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内倾心理表现为对外人和外界的戒备、紧张，也因此失去矫正、同化的机会，最后被暴烈的外力所吞噬。但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厚道、愚昧如此，而是背后有一套套人人心知肚明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深深植根在华夏文化的脉络里，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中。不明说，让你去猜去悟。猜对了，做就是了，保全自己的利益；猜错了，错在自己，怪不得别人。看客缺失的就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社会担当。

较真，我们先不去理会是为自己还是为公众，起码可以判断它是真实的，边际效益是为全社会的。譬如：西安宝马彩票案。一个16岁小伙子抽中一辆宝马车，却被国家开设的彩票点工作人员层层掉包，反污小伙子作假。情急之下，小伙子爬上门口的大广告牌大喊大叫，不给他兑现汽车，宁可摔死也要得到清白和公正。采用极端较真方式，这才放大了新闻效用。各种各级媒体的介入，将个体纠纷放大为一个社会事件，全中国人都知道了。最后小伙子如愿以尝得到属于自己的宝马，奇特的是牵扯出陕西彩票管理中心、公证处、彩票点，弄虚作假，掠吞票款的一个个大贪官。他为什么不去法院打官司？虽然没有媒体报道，其实，他本着陕西楞娃特有的倔强、质朴，绝对不信任政府法院和法律公正。

最复杂莫过于人心。每个人都是社会动物，别说中国人口最多，流布最广，国人的交流和沟通非常困难，复杂。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际、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个体没有安全感，彼此哪来信任感，没有信任感，当然全社会不讲诚信了。最近，曼联球员孙继海回国，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采访。主持人问他，海外踢球几年感悟最深的是什么？孙脱口而出：简单。与球员之间，与教练之间，与俱乐部之间，无论人际关系，还是工作关系，都非常透明、直率。中国人内耗太多，功利心太重。鼠目寸光，井底之蛙，最终都是自己害了自己，社会丧失内在的驱动力。这从中国从来没有哥伦布、麦哲伦、斯坦因、吉川小一郎……这等大冒险家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每个人都喜欢较真，都善于较真的话，权利意识就普遍提升。儒家文化为统治者提供了最好的驭民智慧。家有孝，国有忠。彻底束缚住人性，消散了个体自由。费正清在其着作《美国与中国》有一个非常精妙的观点。华夏文明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是自给自足。肥沃、松软的黄土颗粒，即使使用非常原始的二牛抬杠，也完全可以获得不错的粮食收成，抑制了对铁器工具的发明冲动。中国最早的铜器，大多用来祭祀，而不是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黄土容易流失，条块状的梯田可保水土流失，所以，赖以糊口的条块梯田，千百年来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自我防范意识十分强烈。自给自足的生存模式，对劳力的需求旺盛，所以传宗接代被视为最大的孝道，大家庭也使家庭成员对外界的依赖减弱，平日里每个家庭几乎都是相互封闭的，所以，集体行为只有在节庆时才发扬广大。家庭氛围被基于血缘、辈分、和睦的亲情包裹，亲情是包容的、信任的，也是无原则的。人情文化皆源于此。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以孝来约束子民，显然没有血缘、辈分的关系，名不正言不顺。忠，便成为专制者高超的统治密码。和谐，成为消灭个体自由，利于统治者的魔鬼咒语。

中国人少有跟自己的长辈较真，少有人跟统治者较真的。父母是上天给予自己的，皇帝也是上天派来的。内在的人伦规范格式化了人民的大脑。造反，是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家国不分。统治者的权力被赋予天赋的认可，具有天然合法性。做个听话的儿女，做个驯良的子民，合乎天意和人伦。鲁迅说，中国历史写满了“人吃人”三个字。我要说，老百姓自愿被统治者吃掉。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中国的人文资源里寻找不到维权的理论，只有借鉴西方成熟的人权理念，才能在中国大陆兴起如同马丁。路德金律师领导的那样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

着名的马丁。尼莫拉牧师曾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他在晚年忏悔自己的道德污点时，有一句经典语录，同样非常适合中国人。这句话后来被镌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2006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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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我与王怡、李柏光一起赴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小布什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时，当面向小布什总统提出这样的吁求：“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小布什总统没有直接回应我的吁求——在这样的外交场合，他也不可能作出直率的回应。但我相信，他乐于听到这样的建议。因为他的诸位顾问多次提出类似的战略建议，他本人也是里根总统的热情的崇拜者。无论率真的性格还是基本的政治倾向，两人都极其相似。二零零四年春，里根去世的时候，小布什总统发布了热情洋溢的唁电，称之为“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的世纪伟人”。里根的诸部著作和传记，都被小布什长期放置于床头阅读。 
     我的这句话，是此次会谈中最受诟病的言辞之一。然而，即便受到诸多批评乃至辱骂，至今我仍坚持此观点。中国由一党独裁走向自由民主，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必然来自中国人民自己对民主的渴求与争取，但也离不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世界的支持与帮助。那种拒绝所有外力、关起门来孤立地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想法，在全球化背景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傲慢与偏见。

     一位曾参与哈维尔著作翻译的大陆学者激愤地批评我的这一建议，将我称之为“卖国贼”；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博士亦表示：“我的民族感情，使我不能原谅这句话”，并断然下了这样的结论：“证诸近代与当代历史，经美国‘协助’而拆毁与建立的国家，几乎都只有悲剧下场。”由此可见，某些学富五车的教授和博士们，一旦陷入民族主义的魔咒之中，其思维能力便与三岁小儿毫无差别。我从来没有说过请求美军来占领中国，只是希望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所期望的是，国内外的所有倾向于民主和自由的力量，共同埋葬戕害了数千万同胞的专制制度。长期以来，中共一直以中国的“代表”自居，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久而久之，许多自以为聪明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接受了此观点。其实，中共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中共是使得中国长期处于野蛮与不义状态的罪魁祸首。中共亡，则中国兴。

     我想回应那位大陆学者的是：我不是“卖国贼”——我哪里有资格和能力“卖国”呢？我仅仅是一介书生，我的手头并没有一寸可以出卖的国土，连我自己购买的房屋，也只有“使用权”而已。真正参与卖国行径的，是历届的中共统治者们。他们与苏俄当局签订了多份边界划分的密约，先后割让了大片的中国土地，这些国土的面积早已超过了几个台湾。那么，这位开口哈维尔闭口哈维尔的教授，为什么不敢斥责此种卖国行为呢？显然，骂武装到牙齿的中共卖国是有风险的，骂手无寸铁的我“卖国”是没有风险的。所以，捏软柿子的行为，何乐而不为呢？

     我想回应梁家麟博士的是：你不必拿出“民族感情”的杀手锏来——因为一提起“民族感情”，任何中国人也不能对其“纠错”。但是，让我迷惑不解的是，既然梁博士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感情”，九七之前为何愿意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生活半辈子？为何不偷渡回大陆“为祖国服务”？也许梁院长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神学博士，在中共治下的大陆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反倒很容易被划入“反革命”及“封建会道门”的行列。院长大人哪里会冒这样的风险呢？梁博士忍辱负重留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心里完全知道香港拥有起码的学术自由、信仰自由、新闻自由，可以发表神学著作、开办神学院，更可以过上安全的、有序的、有尊严的生活。这一切，在富于“民族感情”的大陆是一无所有的。因此，梁博士宁愿在殖民地的香港做“二等公民”，也不愿回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大陆，“民族感情”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不接受那种虚幻的、自欺欺人的“民族感情”，我更不接受那种将“爱国”与“忠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路。如果硬要说反对共产党就是卖国的话，我宁愿戴上“卖国贼”的帽子招摇过市。我承认我是“亲美派”，虽然此立场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我看到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推广民主自由的累累硕果：很难想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法西斯主义将肆虐全球，人类将陷入何等黑暗的未来；很难想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如果没有美国充当中流砥柱，共产主义将席卷欧亚，数以亿计的人民将成为古拉格群岛中的囚徒；很难想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的“第三波”中，如果没有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民主国家的数量焉能成倍增长，民主焉能成为压倒性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

     梁家麟博士的专业是历史，其论断却违背了连学习过简单的历史教科书的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我想反问梁博士的是：日本和德国难道不正是经过美国的拆毁与建立，而迅速成为民主而富裕的现代化强国的吗？我想，大概没有几个德国人和日本会认为自己的国家经过美国的去法西斯化的政治改造和得到美国经济援助乃是“悲剧”。如今的日本和德国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强国，其民主制度也稳定有序，堪称典范。稍有良知者，无不对美国充满感恩之心。没有战后美国的占领与改造，谁能想象这两个曾经陷入疯狂之中的法西斯国家，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战后的日本，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下令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使其非军事化，发展民主制度，建立一种能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美国占领军剥夺了日本天皇身上的神性，使日本真正成为君主立宪国家。一九四七年，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颁布了一部将天皇的统治权转交给人民、保障个人权利、允许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民主主义宪法。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举措是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

     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西德，非法西斯化政策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盛行的种族主义理论声名狼藉，民主和自由的观念迅速深入人心。凭借着德国人自身的聪明与勤奋，以及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德国迅速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了活力，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便成为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也是德国统一的重要推手。当时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指出：“在政府中布什总统是第一个毫不含糊地支持德国统一的，这在西方领导人中也是第一位。……他的领导和他个人的外交态度，成为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老布什认为，人们已经不必担心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死灰复燃了：“当然我深知德国的侵略历史，但我也知道这个国家已做了大量的努力来洗刷其纳粹的丑恶历史，来补偿给犹太人和欧洲其他人民带来的可怕的灾难。我觉得德国已经脱胎换骨，而且他们就如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痛恨自己历史上的残暴岁月。我不认为所有现代德国人必须世代来偿还他们的同胞在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与斡旋，德国的统一不会如此迅速地完成。

     日本和德国经美国之手“变废为宝”，点石成金的便是美国移植而去的民主制度。二战之后，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自由价值。在昔日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过程中，美国始终是最重要的外力；今日中国的变革，同样需要美国提供的援助和范本。对此，东欧异议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哈维尔从来不予掩饰，他多次公开对美国长期的、或明或暗的支持表示感谢。如果没有美国创建的自由欧洲电台，苏联东欧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不会被广大民众所知晓；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经费和经验，波兰的团结工会不会迅速成长为能与当局抗衡的力量；如果没有美国对苏联施加足够的压力，一九八九年东欧的民主运动很可能再次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

     在苏联东欧剧变前夕，老布什总统访问了这一地区，他的访问可以说是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里根时代播下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老布什在回忆录中写道：“东欧人民世代相求、甚至屡次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它就是自由。我觉得我们有节制的、主张渐进的立场取得了成功。”老布什访问波兰的时候，与瓦文萨一起前往莱宁造船厂，在团结工会的劳动者纪念碑前，向广场上黑压压的朝气蓬勃的人们发表演说。老布什回忆当时的场面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是难以言状。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大街两旁一直排到城里，而在广场上的人群，估计有二十五万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处是成年男女的欢呼声。所有的标语旗帜都表达着对美国的喜爱：旗帜上写着欢迎我的标语，显示了美国和波兰的友好关系。”在演说中，老布什叙述了波兰在二战中的奋战历史，鼓励他们继续为自由而战：“你们的时刻来到了！这是展现波兰未来的时刻，也是决定波兰命运的时刻，这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他承诺说，当波兰人发现一个新的大陆，一个他们自己创造的新世界——强大和自豪的波兰时，美国将和他们站在一起。老布什后来说，他永远也忘不了这场演说：“我在演说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不已的激情中：我想起波兰过去的惨痛历史，想到瓦文萨的勇气和波兰的骄傲。”

     正如斯考克罗夫特所描述的那样：当时，苏联东欧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美国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美国因素”即使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至少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不同的人民将走着不同的改革道路，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我开始坚信这些变革将不可阻挡。今天的改革不再是迟疑的，而是深思熟虑的，并且不再有报复的苦难，而这种报复，有可能引发新的压迫。”

     昔日东欧诸国的异议人士们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在卸下总统的重任之后，哈维尔首先选择赴美国国会图书馆担任访问学者，在反恐、伊拉克战争等重大问题上，哈维尔不顾欧美知识界“政治正确”的压力，均明确表示支持美国政府的决策。哈维尔对欧洲根深蒂固的绥靖主义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尖锐批评欧洲在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中共以及古巴、北韩等极权主义政权等问题上的暧昧立场。他高扬“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建议民主国家建立一个比联合国更为有效的、维护和捍卫民主自由的国际组织。为什么哈维尔的这些言论在中国成了空谷回音？为什么某些号称哈维尔专家的学者要故意回避一个“亲美”的哈维尔的形象呢？

     吁请布什总统关注、参与和推动中国的变革，是一个热爱中国、关怀中国未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利和选项，这不是“卖国贼”的行径，也与“民族感情”无关。最后，我想提醒那些学识渊博的批评者们的是：因为反美而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因为反美而罔顾正常的逻辑思维，这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停留在网络愤青的层面上反美，对美国毫无伤害。美国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敌人，抗战时期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美国仅仅是中共的敌人，因为民主与独裁两种意识形态确实是不可调和的。我相信，一个实现了民主化的中国，必将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一位亲密盟友。

鲁迅有言：“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胜兆”往往是非常态，“败兆”才是常态，所以“逃亡”的时候远多于“聚集”的时候，或许一辈子也难得遇到一次“胜兆”。对于一个无权无势的中国人来说，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全部时间所要面对的，免不了都是失败、挫折和屈辱，如何应对“败兆”？如何正视失败？如何看待失败者？这个时候，笔的力量在哪里？如果笔只是跟在胜利者的背后诠释胜利的英明神武，随着胜利者翩翩起舞，把胜利者奉上神坛，这样的笔是没有光彩的，它不会给历史增添任何有价值的记录，它只是卑躬屈膝者苟且求生的工具，它只是胜利者呼来喝去的奴仆，它只是世俗人间可有可无的娱乐，它没有精神质地，没有自己的支点，充其量不过是面向权势摇尾乞怜的附属物，是金钱的装饰品。编织出一个个精致而廉价的花环，来歌颂现成的胜利，那是多么容易，“历史的天空”已成定局。难的是为失败者喝彩，那些也许永远都没有胜利可以期待的失败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失败者，挣扎在污泥浊水中却一心仰望星空的失败者，谁能站在他们的一边，为他们说话，为他们立传树碑，为他们评功摆好，为他们编织粗糙而珍贵的花环。包括鲁迅在内，许许多多的执笔者都选择了“站在失败者一边”，一个失败的范爱农，一个被杀害的刘和珍，一群被杀害的青年柔石们，都因此而永生，这就是笔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有缺点的范爱农，他不是什么道德上的完人，他不是智力上的超人，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是失败者，他生的不伟大，死得不光荣，他的死或许轻如鸿毛，但在鲁迅的笔下，他活着。这就是笔的力量。

笔的力量在哪里？笔的力量决不在势利的眼中，笔的力量不是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笔的力量不是为强者、富者、赢者服务，笔只有在站在失败者一边，站在一切被求告无门的底层、民间、边缘人一边，站在一无所有的普通人一边，为他们的命运而歌哭，为他们的血汗与眼泪而起伏时，才会显示出真实的力量。

笔是独立的，它一旦摆脱了依附性，而挺立在星空之下，它就会找到自己的方向。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权力会变成权势，那是一种附加在权力之上，同时超越权力，可以凌驾众生、颐指气使、肆意妄为的威力，是一种看上去似乎无形、实际上无所不在如同空气般笼罩世俗社会的力量。即便面对这样的权势，笔也不能屈从，放弃批评、监督、记录的责任。古往今来，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正是靠笔的力量见证了一切人间是非，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生前显赫无比，也难逃身前的被腹诽、身后的千夫所指，多少不可一世的帝王权贵免不了化为粪土，但他们的恶名、污名永远被钉在片片竹简上，大大小小的帮凶、走卒也不例外。刘少奇临死前知道“宪法”保护不了他、党章保护不了他，他只有相信历史，“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没有神灵，没有救世主，只有笔的力量，能够穿透时间的通道，真正替天行道……

                         流水西沙

                                                         北 村

西沙的记忆来自浩然的《西沙儿女》，儿童的我曾以为这是世界名著，后来才发觉上当；南海的印象则来自课本对曾母暗沙的记载，我以为这是一个岛，后来也发觉上当了，它只是一个礁，就是一般不露出水面的东西。要在一个偶而才露出水面的地方呆上两个月，就难以想象。此次随南海渔政巡航南海，才知道他们就干这个。临行吴壮局长分析南海局势，叱咤风云，我对这位帅哥局长产生军队首长的幻觉，后来才知他们干的事果与打仗无异：在复杂多变的南海上守礁，外国的炮艇围绕，飞机盘旋，一旦擦枪走火，小命不保。说小命是因为渔政人的命并不值钱：在机声隆隆高温高盐高湿的船上忍受数月噪音折磨中，有着连船上养的狗都终于跳海自杀的烦躁，连丢弃一块冬瓜都要开会讨论的饮食，连上船慰问女生的短裤都要收藏的孤独，连洗澡也要等着下雨的缺水环境，几乎相当于把人放到铁板上生煎，也就每月几千元的工资。而且付出这样的代价居然无人知晓，来之前我就不知道渔政为何物，无名英雄当得憋屈，怎么想也不公平。我历来相信拿钱的警察比拿奖状的警察更能抓小偷。现在明白：过去我头脑中的领土概念曾母暗沙，只有在这些人的守卫下才有实际意义。

我们出发。遇上台风。相信是上帝要考验我们。虽然刘添荣总队长心细如发，部署让我们不断避开风头小心往西沙挪移，我仍然重度晕船，并晕到最后一刻。302船上的船员据说为晕船者倒了几十桶呕物。出发前吴局长称大海对渔民来说也是灾难，我以作家的心情暗笑，今方觉此话深刻。更发现包括吴局长在内的渔政人并非天生对晕船免疫，吴据说呕吐时东西从鼻孔窜出。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呕完了得继续干活，我们上岸则可溜之大吉。就发生联想：作家写作出良心之作应如他们晕船得继续工作一样，属于一种基本的职业操守，在承受各种压力时不应溜之大吉。

终于到西沙。细沙如雪，水明似镜。美到好像眼泪要掉下来。人迹罕至的南海，是上帝的原创，我知道，只要人一介入就要出事。与神创造的东西相处有幸福，与人制造的东西呆着就烦躁。上帝创造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人又是为着上帝。为天地间美好大循环。圣经上有一个故事，说到上帝赐人吗哪吃，一天有规定的量，足够人需要，不得过度贮藏，有人囤积到次日，吗哪就发臭了。故事很深刻：今天我们基本上在吃发臭的东西，真是不可救药。

南海渔政人是真正的爱国者。国家这个词实际上有三层含义：领土、人民或民族、以及政府。爱前两者就如爱故土爱邻居一样好理解，但一般人理解不会如南海渔政人那样深刻；至于政府是公仆，主要不是说到爱的，而是要监督其做好行政的。南海渔政人看来深谙这个道理，作为政府派出机构，是公仆的榜样，否则很难老老实实在孤独的礁上守上十年之久。

一个守礁人对我说，有一次强台风他驾小艇驱逐非法闯入的外国小渔船，看到对方在白浪中逃遁几乎失去生命时心情复杂。看来人类只有找到普世价值，才能超越领土争端，弥合这种历史的伤口，抚平这种难过的心情。

手指和头发相遇的故事【一】

墨尔本七月寒冷。我开着车，经过笔直广阔四季都美丽的Mont Albert Road ，
湿冷的空气凝结在树梢，阳光流晃叶间如倒吊水晶灯饰。
路旁高筑围墙内是一幢幢造型特殊庭园深深的欧式建筑。

从我家到Box Hill绕了些路，将车窗摇下、天窗开启，让蓝色晴空下干净的阳光洒进来…
浓郁的气息自泥土表面迎风而来。寒气沾着花香。追随着我疾驰的敞蓬车。

城东南区Shopping Center内有一家香港人经营的发廊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购完物，顺便进去喝杯奶茶，坐着读一本书或翻阅当期的时尚杂志.躺下来洗头、剪发、整修仪容…..。
在那儿，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放松。
早上，通常没什么客人，发廊通敞明亮。
不忙的时候，有个长得像木村拓栽英俊的男孩子会跑过来帮我洗头。
高壮、安静、微微忧郁的气质。是那种会让人忍不住定晴凝视；好看的一张脸。
但大部份时间我在看书、躺在冲水槽区则闭着眼休息。
即使很多时候我如此不经心，我仍然无法不感受到他手指的修长触感….那手指传递着这个孩子的仔细和耐心。

我的头发很长，这让他花比一般人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冲完水他花很长时间在头皮和颈部的按摩上。
闭着眼时，我可以感觉他的手在太阳穴和耳后部份轻触着，有一次当他的手指伸入我长发深处温柔按摩时我忽然止不住这样想：
这样长的手指弹钢琴有多好？

我不是个勤于说话的人，即使曾经有过什么想法大概也只是一闪而过罢了。
「你看的书，很多都是我也爱看的…」。有一次他一边擦干我的头发一边对我这样说。
那天我正在看的是村上春树的「国境之南、太阳之西」。

「你看过这一本？」我将书阖起，将封面捧起来让他看清楚。

他对我点点头。

「高中的时候，那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我还记得里面的一段话『我的人生，空空的缺少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而那个部份一直饥饿着，干渴着。』
他接着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个。跟你在一起，我才感觉到那个部份满足了。而且满足之后，我才第一次发现，过去的漫长岁月，自己是多么饥饿、多么干渴。我再也没办法回到那样的世界去了。」

我讶异地由镜子内注视这一个比儿子大概大不了几岁的男孩。听他熟练地背出书中的文字……。
他看着镜子，双眼深邃明亮。【待续】

 

手指和头发相遇的故事【二】

 

每星期我大约会到发廊一到两次，几乎每一次木村拓栽男孩都会过来替我洗头。
有天清晨客人少，冲水区只他和我，我忽然听见他对着我说：「我把你弄疼了吗」？
那时候我正神游太虚….躺在那儿以为是家里的床。胡里胡涂昏睡过去。
「啊；是太舒服了…刚刚，我恐怕是睡着了，还作了一会儿梦…」。被他唤醒后不久，我这样回答他。
「我看你皱着眉头，以为我太大力；喜欢我替你洗头吗？」他的语气温和。
他这样说令我感动，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细心善待过我的头发。

专业的洗头方式是用指背去按揉头皮而不是用指甲去刮搔，否则会伤害发根和头皮表层。他很专业也很敬业，除此之外他在按摩头部穴道和脸颈部位时他的指尖透出力道，既柔软又温厚，女性洗发师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我为自己没有及早特别向他表达谢意而自责。而且，我发现，他几乎花比别的客人多一倍的时间替我服务。
「你对我太照顾了….我非常希望每一次都让你洗我的头」。我由衷地告诉他。
「并不是每一次我都轮得到替你洗，是我和别人换的….」。像个孩子一样老实。
「你让我受宠若惊，为什么？」我特别抬起头很开心地问他。
「因为我喜欢跟你说话….我常记着你对我说过的话，睡着前都还反复想着…」。
我不太记得自已说过什么，倒是记得他告诉过我许多有关他的梦想，为什么到澳洲来，为什么上发型设计学院、和到这儿来的经过。
如果我没记错，他说他的第一梦想是演舞台剧；第二梦想则是画画。

我问他为什么不念影剧学校而是发型设计学院？他说他喜欢看电影却不爱念莎士比亚「那种英文实在很难记….」。
他还邀我有空去看他画的作品。他说他的作品在香港得过奖。
我答应他有空一定。在这之前他问我：「听说你是作家？」
「不是的，我只是个爱看书和写字的人」

离开那个店前，他体贴地替我穿上外套。「我有机会看你写的故事吗？」

「有一天，我让你看我为你写的故事」我笑着对木村拓栽男孩说。

待续….

　　一个一个的生命就是一堆一堆正燃烧的火，这些火焰手与手相牵，和日月同辉，营造了天地之间的光明和热烈、旷远和澄澈、活泼和生气、希望、梦想和抵达。也有生命鬼鬼祟祟，发出黑暗光线，带有邪恶倾向，因满足自己欲望，掠夺着光明，最终被光明所感化而获得新生。
　　光明生生不熄，黑暗亦如影相随，自然造化，在涤洗着这一切。合唱、独唱、跳舞或沉默。融化、沸腾或结冰。这岂是能用善恶、美丑来概括？生长、变化、向上、向下、向前、向后，然后一直是生长。
　　倾听生命的韵致和舞蹈，无怒无怨，无忧无虑，无喜无悲，一切生命都发出灵魂的声音，这声音是：“珍惜这机缘，生命神圣！丢了这争斗，生命神圣！尊重这一切的一切，生命神圣！”
　　和这世界已经是认识好久好久了的亲切，说的每一句话和想法都如和知音倾诉。温暖弥漫，真切入心，沉静安宁，微笑如花。
　　你说，感情过剩就是感情丰富啊,比如看电影,听音乐都会流泪,白痴兮兮的。而我特别喜欢听那些少尘息的音乐，尘气太重了就不喜欢。或许感情丰富的人善良细腻，内心是流淌艺术气质的。让艺术贴近群众或许就是商业化或政治化的代名词。不喜欢商业和政治，觉得商业和政治在好多时候太扭曲人性。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别人无权怎样,尊重就好。艺术却是不能俗了，俗了就会误导。
　　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接近优美。绝对或许才是美的及至，或许伤心至无声就是凄凉的美了，而内心只自知。形式或许就是属于那虚张声势的东西，或许是创造力的外显？或许形式仅是喜新厌旧的一个托词，而习惯那时与习惯新鲜或许只是重与轻、深与浅、质量的对比罢了。回忆只是那片刻的安慰,又有什么意义？此刻已埋掉了忧伤。
　　或许，现在的人啊,都不会爱，他们是孤独、孤单的孩子，需要温暖。你说，没人陪我说话了，生活好枯寂。而我喜欢内心的顺其自然，该发芽就发芽，该结果就结果。我说，给你个月亮抱着，美即不俗。
　　而清高这个词语是多么好啊，盈满清气、旷达高远。虽然一些感觉、气味和思想并不是文字所能抵达的。而文章要像花一样自然开放，花朵外面的空气自然会受花朵沾染，布满花朵的味。你说，我不喜欢一切现实里的形式，有时觉得人穿衣服都是多余。而总是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好像有一生没见了似的，感觉自己如流年，它如流水，我们如影随形，无论往前看还是往后看，都觉得离不开它。
　　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诗永远都是语言的新生，诗就是那种使我们永不疲惫的东西，诗就是那种使世界永不衰老的东西。”或许，诗不是容器，诗是导管，快乐流过，悲哀流过，导管只是导管。各种快乐悲哀流过流过，一直到死，导管才空了。
　　而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艺术问题很多，这社会问题很多，就等于没有问题罢了。所以，觉得无知是盲信的源泉，真知才是勇气的真正源泉。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商业力量从所有的伦理、政治、文化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中国，一个不顾一切要生产与消费的中国。我们特别需要值得称道的远见卓识。因为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他可能是唐僧；带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妈妈说，那是鸟人。
　　素来，我畏天命，不看重形式，喜欢纯真清澈的朋友和社会。我看见了那个固守天堂的男子，他的眼神如此清澈俊美，像是真理。他说：“生活是旧的，我们是新的，人生是旧的，我们是新的。”

在为丁子霖所著《寻访六四死难者》写自由写作奖推荐词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叫“阿音珂”的地名，这是南疆阿克苏附近的维吾尔人村落，以疆独分子经常出没而著名。

我是2005年8月初抵达的，本来是要追访一个流放者，可待我自几千里之外赶到阿克苏，那吃尽苦头的老人已躺进了坟墓。沮丧之余，我就在当地晃荡了几天，去了塔里木河与阿克苏河两岸的好几个城市、团场。也去了白杨树遮蔽下的贫瘠的阿音珂。

在我看来，南疆的主要特征是辽阔和死寂，无遮拦的沙漠、戈壁之间，人类比蚂蚁更渺小。可正是这些蚁民，开垦了可与沙漠、戈壁相媲美的棉花地和劳改农场，将成千上万劳改犯丢进去，就如向太空中抛了一把沙子，转眼什么都没了。

那天，我与一位熟悉维族风俗的朋友结伴，包了一辆出租车，正午时分离开了街面空荡荡的阿克苏，沿南面的国道下行。接着又偏离国道，顺着一条新水渠走。再接着，在棉花地边颠了半个多钟头，才拐上村庄与村庄之间的狭窄土路，不大一会儿，就进入了阿音珂。

正是下午两点半，阳光猛烈如子弹。可格外高大的白杨林是悬在天空的屏风，抬头看，叶子鱼群般闪烁着。村口有几个维族小孩在玩泥巴，一见有车，就站起来。我探头朝他们做了个讨好的鬼脸，车就直驱村头了。

车熄火了。现在我们站在十字土梗上，不时有叮叮当当的马拉车擦身而过。我注意到一个包花头巾的小姑娘，坐在车头，从白杨林深处摇摇晃晃地过来，感觉很美，就要从背包里掏相机。我的朋友马上抓住我的手腕制止。我们退至一边，等近了，才看见小姑娘的马车上躺着一位老大妈。她们继续摇晃了十几米，才在一堵划着红十字的土墙根停住。小姑娘下车栓好马，就扶起老大妈进门了。

一大堆维族人在我们左边，站或蹲着，目光鹰一般犀利。而右边的槽形烤炉上，羊肉串散发出阵阵香味。“5毛1个，”摊主的汉话极其生硬，于是我们一人要了一大把肉串和肠串，扯得呲牙咧嘴。我的朋友边嚼边与周围的维族人搭话，用的是有许多弹音的维语，我一个字不懂。不过据我旁观，维族人交流的方式相当含蓄，表情少，哪怕是赞许，也只是嘴角微笑一下，而鹰眼的犀利照旧。

用罢肉串餐，我们在村子里闲逛了一会儿，却总觉得不自在，似乎到了一个极其陌生的国度。到处是挂着厚门帘的低矮土屋，到处是鹰眼的逼视。除了我们的鞋底摩擦路面的轧轧声，周围一片寂静。连给这块地方添些情趣的马拉车也不来往了。我明显地感到，汉族人要融进来，比沙子要融入生铁更难。“走吧，”我说。

朋友也无可奈何地笑了。可正当我们回头，却突然从身边响起一声呐喊，接着是停顿，再接着，才是一阵比奔马还急的琴声。我一下子就傻了，犹如寂静的大地裂开了嘴，朋友后来说，那声喊炸起时，我起码蹦了一尺多高。

我却不记得。我只记得自己被琴声吸引过去。朋友在背后跟着喊着，直到我一把掀开10米开外的一间土屋的帘子，朋友才一头从我的怀里挤到前面，用维语高叫：“打搅了！”

我醒过来，意识到自己闯祸了。朋友忙不迭地道歉，我却忙不迭地赞美。里面沉默了一分钟，终于传出生硬的汉语：“请进吧。”

昏暗的屋里，羊膻味令人窒息。我不由自主地咳嗽，一只手立即递上一碗茶。眼下，我们坐在了四个维族人中间，臀下是铺着毡子的大通炕。我的朋友以极快的语速和他们交谈。我乘机观测，见两个维族青年戴着圆帽子，中间横着一把冬不拉琴；另一个宽肩，方脸，显得很有派头，手边立着一只鼓，还有一个是小老头，垂着脑袋。

我的朋友大约比较聪明，因为他们交谈了五、六分钟以后，气氛缓和下来，叫阿不都的方脸伸出大手将我连腕子握住，还笑着说了句维语，我的朋友也笑着翻译道：“汉族还有艺人吗？”

我曾卖过艺，当然懂顺水推舟，就从背包里抽出折叠的洞箫，拼接成完整的一支。维族人将手在衣角擦了擦，接过去观赏了一圈，又转了回来，示意我表演。我就随便吹了一曲。观众们兴奋起来，拍罢巴掌，还递过一茶碗伊梨白酒，我仰脖灌下，很辛辣。

维族人又接着唱了一首古歌，一人主唱，三人弹琴与击掌相和，意境非常深远。我被迷住了，就开始一口接一口吞白酒，搞得脸红筋胀。当歌声嘎然而止，我的目光正转向透入小窗的一线阳光。“该你了。”我的朋友轻声提醒。我将竹管凑拢嘴边，手指温柔地触摸着，《天安门母亲》的旋律流淌出来……

不知吹了多久，也许几分钟，也许真有从1989年6月4日到2005年8月这么长。恍惚之间，我觉得隐隐的鼓声从时间长廊的底部响起，犹如冤魂的脚步。在不断增多的游魂的围困中，我不得不张开了喉咙——

孩子啊，

你在阴间还冷吗？

大雪纷飞，

染白了母亲的头发，

枪声已远血已枯，

孩子啊，

你在阴间孤独吗？

鼓声剧烈起来，又像是渲泄，又像是控诉。悄声细语的冬不拉渗透进来，如女性内心的哭泣，葡萄一般，一粒接一粒。我的脸上也铺满葡萄似的泪，我抽搐着唱——

母亲啊，

你在窗下对谁说话？

长明的灯，

留给孩子取暖吧。

人世茫茫墓园青青，

母亲啊，

你的叫喊有用吗？

最后两句歌词我反复了三遍，维族人的喉咙也发出了哦哦的呻吟，鼓声止息了，箫声又起，游丝一般，在另一个我们迟早都得去的世界穿行。然而活着的时候，我们却尽可能地远离那个世界，虽然那儿有我们的亲人，有弹痕累累的星星和月亮，血已经生锈了，一片片剥落了。

我把酒气全唱没了，而灵魂却还在天边醉着。它借我的口，向四个维族人倾诉。16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屠杀，坦克一辆接一辆地进来，夜幕之下，鸦群般一大片一大片的钢盔。“30多万军队，”我舌头有些打卷，我的朋友此刻也是诗人，他情绪激动地同步翻译。“与军队对峙的，不知多少万市民和学生。”

“后来呢？”

“后来的北京城，变成了一座大兵营。老百姓叫杀怕了，都躲在家里。再后来，秩序在刺刀下恢复，街上又出现了行人。屠杀变成了风波，老百姓被组织起来学习中央文件，与政府保持一致。不愿一致的，就关起来。我也被关起来了。”

“你不是在唱歌吗？”维族人不太理解。

“这个歌是后来唱的。是为一位失去孩子的妈妈而唱。这位妈妈叫丁子霖，她唯一的孩子才17岁，就被军队给枪杀了。所以她不想活了。可她还是从不想活中活了下来，要为死去的孩子讨一个公道。十几年，她联络了100多个不幸的妈妈和爸爸，搜集刽子手的罪证，将这些血的见证写成书，留给后代。”

“有很多孩子被杀吗？”维族人的问题有些天真。阿不都还补充道：“那年我去乌鲁木齐，看见大街上学生游行呢。我还知道维族学生吾尔开西，他爸爸是当官的。”

“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被杀。不过，丁子霖妈妈的书里，已记载了一百八十多个死难者名字，及遇难的经过。这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为她，也为100多个和她站一块
的妈妈写了这个曲子。”

“这么难过的歌子，有多少人愿意唱呢？”

“至今为止，就我一个人唱。大家都不愿意难过，大家都愿意在阳光下活着。”

“我今年28岁，我也愿意活在阳光里。”阿不都沉吟道。“如果我今天与黑暗一块，也是为了我的孩子明天活在阳光里。”

“你在吟诗吗？”

“没有。那么好吧，我唱一首我们维族的诗。你们的妈妈失去了孩子，你听听我们又失去了什么。”

阿不都闭上了眼睛，手指如细微的波纹，在鼓面颤动了几分钟，喉头的啜泣才切入，扯得我们的心尖也一颤一颤的。他终于启唇低吟——

我的祖国在哪儿？

我的故乡在哪儿？

我的情人在哪儿？

他每唱一句，都拖出哦哦哦的尾音，那种维族人特有的、被压在戈壁下几十年的郁闷，如苦涩的咸水，缓缓漫了上来……

我的祖国在流淌中。

我的故乡在流淌中。

我的情人在流淌中。

他还在“流淌中”恋恋不舍，我却早已沉入塔里木河任性的波涛了。我想，这是南疆维族版的《天安门母亲》，因为那场大屠杀，我们汉族人的祖国、故乡、情人又何尚不在流淌中？我曾随刘晓波去丁子霖家拜访，当谈到大家梦寐以求的民主社会有一天果真降临，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时，刘晓波说，他还是做撰稿人，或者去教书，他喜欢教书。而丁子霖却盯着墙上的孩子遗像说，到那时，我和你们蒋老师就隐居了，把北京这块名利场留给那些想做英雄的人。我问为什么，丁子霖说，或许那时的人们就不再需要痛苦的记忆了。

阿不都还在继续低吟——

我没有祖国……

我没有故乡……

我没有情人……

我不禁拿起箫来。我这个汉族人，要用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乐器，为坐在我身边的呜咽的维族人添一点点安慰。当无边的岁月淌过这支竹管，我希望这些与我们一样经历过屠杀、改造、迁徙、灭绝或连根拔起的异族兄弟，能够歇下来，凝视月亮在水中的影子，或者苍茫大地在宇宙中的影子。我希望大家忘掉汉语和维语，都相对无言，这时，彼岸就会如云如风，迎面拂来，就会感觉到死去亲人的再次吻别。

我和我的朋友也应和着阿不都，祈祷一般唱道——

我的祖国在哪儿？

我的故乡在哪儿？

我的情人在哪儿？

我还添了一句“我的真主在哪儿”，阿不都居然听懂了，眼睛一亮，倾过身子问：“你也信我们的真主？”我想起了圣雄甘地的箴言，也为了不让他失望，就点头。阿不都笑了。

接着他凑到我身边，低声说自己是潜在的疆独分子。我的朋友吓了一跳。阿不都连说没关系，每个南疆维族人都是潜在的疆独分子，或许有一天，他手里的鼓和琴，会换成枪和子弹，眼泪会换成鲜血。于是我的朋友受不了，与他争论。阿不都说，我知道你是农一师的子弟，你的爸爸，或者爷爷，是跟王震进疆的。你的爸爸，或者爷爷，跟王震一样，是刽子手。你们把我们世世代代繁衍的地方给占了，你们连戈壁滩也不放过，我们不同意。我们一个人起来反抗，你们就杀全家；十个人反抗，你们就杀全村子。还一个村接一个村，用小钢炮狂轰滥炸。王胡子的兵都是土匪，杀红了眼，妇孺老幼都不放过。我的朋友嚷道，我承认我的老一辈手上沾过维族人的血，但他们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解放全中国，新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也是远离故土，到这不毛之地上来，凭什么，就凭的是戍边守土的理想。如今他们都老了，可一听 “新疆独立”，也会马上拿起枪来。阿不都冷笑道，你的枪呢？我的朋友悲哀地回答，我没有枪，军人的后代不一定是军人。我补充道，土匪的后代也不一定做土匪。

空气中的火药味儿太浓了，我就换话题道：“阿不都，你刚才唱的是一首古歌吗？”

阿不都摇头：“是我创作的歌。”

“有多少人会唱？”

“不知道。”

旁边一直沉默的小老头此时插话道：“阿不都的歌传得可开啦，沙漠边的维族人会唱，外国的穆斯林也会唱。”

我点头道：“我还以为是《天安门母亲》的维族版呢，却没料到你们维族比我们汉族更长记性。”

“什么意思？”

“你们的历史在歌谣里面，你才20几岁，就通过自己创作的曲子，牢牢记住了50几年前的血和泪；而在内地城市长大的汉族年轻人，已差不多如独裁政府所愿，淡忘了16年前的血和泪。由于信息的封锁，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丁子霖，不知道100多个妈妈年复一年的叫魂。”

我的朋友不愧为诗人，他说：“什么维族汉族？什么你们我们？上次屠杀与这次屠杀真有区别吗？新血迹掩盖了旧血迹，人们就只记住了新血迹。更大规模的惨案发生了，人们马上就忘了零星的、区域内的惨案。”

我却在心里问：“刚才那场音乐的意义何在呢？只是徒然增添无根无国无家的痛楚吗？”

一阵汽车喇叭声传来。接着，厚布帘被掀开了，一个罩着碎花袍子的维族少妇领着两个孩子钻进来，与客人寒暄后，就上大炕坐下。我还没弄清谁是这屋子的主人，就明白告别的时候到了。

出于民间艺人的礼貌，我与我的异族同行们紧紧拥抱。阿不都从他的兄弟头顶摘下圆帽子，扣住我的脑袋。

出了门，斜阳如瀑布浇遍全身。我眯缝着眼，朝不远处的出租车走去。我知道阿不都等人还立在背后，但我没有回头。在这个曾经充满敌意的维族村庄里，我感觉亲切，甚至有些伤感。四周的鹰眼还是那么犀利，但是一切都变了。我终于明白塔里木河为什么每年都在改变河道，明白了在这块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大地上，人和飞禽走兽都极度渴望自由。

而阿不都们，也许第一次通过一个汉族艺人，聆听到天安门母亲那地老天荒的声音——

人世茫茫墓草青青，

母亲啊，

你的叫喊有用吗？

2006年7月20-21日于云南某地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