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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6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高凌/林慧心采访报导/近日，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的封笔“隐退书”满天飞，收到此信的朋友们感到震惊之外，都质疑孙教授是否真的隐退? 孙教授接受访问时明确表示没有封笔，他说：流传“隐退书”不是我写的，我知道有一些人很希望我隐退封笔，但是我不会封笔，直到中国真正走上了一条民主宪政的道路。” 孙文广
孙文广表示，第一、这不是我写的，也没有人在这方面采访过我；第二、我没有封笔的想法，而且，我想中国在没有实现民主化、自由化之前，只要有条件，我还是想写一写，发表对时政的看法。 孙文广认为：这种行为是善意还是恶意，暂且不说，但是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用我的名字把这个发表出来，我是不赞同的，同时我也必须陈情。 “有一些人很希望我封笔，但是用这个方式我是不表示赞同的。你觉得我应该封笔，那你应该用你自己的名字来写，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混扰事情。” 孙文广分析，写这种匿名引退书的人有两种：一种就是善意的劝告，因为在我的身边我也经常听到这种声音。“劝我不要在写，要息事宁人，不要去争，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工作。要考虑孩子将来大学毕业后的分配和前途等等。但是我认为，这些朋友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以这种方式去群发给我的朋友的可能性很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和中共当局有关的，它作为一种策略这样的造出来。而且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地大，“造谣惑众”，也许他们希望我顺水推舟，就不要再写了，但是，“这不是我的意向”。 孙文广强调，多少年来，我一直坚持写，我在监狱的时候，尽管条件很差，我还坚持写，出来后，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出《狱中上书》。后来，就开始进行时事的评论。 7月8日，孙文广决定加入法轮功真相调查团。7月9日，他和林牧、高智晟及其他律师就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调查报告的结论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下午4点左右，他家的电话开始又被骚扰。 孙文广家有四部电话，两部座机及两部手机，目前平均每部电话的震铃间隔是1分钟，四部电话的震铃间隔15秒。 12日从早晨9点开始一直响到13日早晨10点左右，下午4点多又开始骚扰，因此不能很好的休息，身心非常疲惫。 5月26日，孙文广的两部电脑被公安非法抄走后，后来虽然归还，但无法正常使用。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电子邮箱都不能往外发邮件。尽管如此，他还是用各种办法把他的声音发出去。 对于当局的打压、长期电话骚扰及匿名隐退书。孙文广认为，其主要原因“一个是我直接去北京为六.四呼吁，另一个原因我为法轮功辩护或者我为法轮功站出来说话。” 孙文广以高智晟律师为例子，高律师三次为法轮功学员向胡锦涛上书，呼吁胡调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制止它。因此，高律师及家人被中共的特务24小时跟踪。 孙文广说：“公开为法轮功声张正义的人，在中共的眼里是绝对不行的，现在的打压和前面的打压也是贯穿在一起的。” 6月3日，孙文广在北京被非法押回时，公安出示的传唤证的内容:“利用邪教，宣传迷信，扰乱社会秩序”；6月4日，再次被传唤，传唤证上的内容也是“肆意利用邪教，宣传迷信，扰乱社会秩序”。 孙文广从北京回到山东，多次遭到当局传唤。公安质问他:“为什么去北京?为什么写关于法轮功评论的文章? 这些文章是不是你写的？……”当局所罗列的文章是《致死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必须查究》、《孙文广：赞王文怡呼唤人性—-兼论法轮功》、《孙文广致胡温公开信：火速调查苏家屯》等等文章。 孙文广说：“在大陆，你不涉及到法轮功，你可能也会受到打压，但是相对来说会轻一点，但是，如果站出来为法轮功伸张正义，那么这种打压是在不断的升级。” 孙文广表示，自己70多岁了，精力和体力虽不及年轻人，但自己在阅历上是超过年轻人的，年轻人读的都是共产党“伟、光、正”，而他经历了土改、大跃进、反右派、文革等等。他呼吁和他同经历的人，拿起笔来，将自己的经历和对中共的看法写出来。 孙文广说：“也许我看不到中国的民主自由化，但是至少尽了一份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现在黑暗势力还没有消退的时候，我怎么能隐退呢？” 孙文广近期事件回放 |
王德邦:陈光诚案：检验中国司法良心的又一案
山东临沂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被当地公安以“涉嫌毁坏财物”和“聚
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拘捕，并定于本月20日在当地法院开庭审理。
今年35岁的陈光诚，幼年因病双目失明，后自学法律，成为当地有名
的“赤脚律师”，为维护当地民众的权利，多年来他义务为村民提供
法律帮助。为了中止地方政府的一些侵害民众权利的不法行为，如当
地政府以权敛财而无视国家政策法律推出的“两田制”，即40%的土
地按人口分，60%的土地村里按照每亩240元的价格由村干部转包出租
等事，陈光诚先后几次到北京上访，最后通过北京高层出面中止地方
当局的非法行径，从而维护了当地广大农民的正当利益。
2005年，陈光诚因揭露临沂地方当局暴力计生侵犯人权的事实而招致
地方当局的忌恨。当地政府对陈光诚动用公权先是殴打、绑架、软
禁，继而以安排工作、提供住房来利诱。在这一切都没能让陈光诚屈
服的情况下，临沂地方当局公然指使当地黑恶势力来包围陈光诚所在
的村子，长期骚扰、威胁、限制陈光诚的生活，甚至长时间不让陈光
诚走出家门。在如此野蛮软禁陈光诚达半年之久（从去年9月至今年3
月）的情况下，于今年3月11日陈光诚被警察带走问话后，外界不知
其去向。后来据陈光诚跟见到他的律师说：今年4月2日之前，他是被
非法拘禁在沂南县维多利亚度假村，4月2日之后至6月份，他被正式
送进沂南县看守所之前，他被数十个他一时也说不清名字的镇政府和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非法拘禁在民警培训中心。期间在3月12日至3月14
日，沂南警员还对他实施了酷刑，三天不让他睡觉，为此他曾经绝食
绝水，抗议这些警察败类的暴行。直到6月11日，陈光诚的太太袁伟
静收到沂南县公安局以“涉嫌毁坏财物”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
罪对陈光诚刑事拘留的通知书。
此后北京一批维权律师先后四次奔赴临沂，希望通过法律途径争取陈
光诚先生的自由。然而临沂地方当局公然违反法制，使出各种卑劣手
段来干扰阻止律师调查取证的工作。临沂当局居然抛弃基本作人的信
赖，将律师反映问题与求助污为骚扰生活而给予传唤，同时直接纵容
黑恶势力在警察局公然抢劫砸毁律师照相机，围殴意欲进村会见当事
人袁伟静的律师，通过电话或直接口头对律师发出死亡威胁。这等等
不齿于人的丑恶下作行径，当地公安部门都赤裸裸地表演殆尽。面对
如此穷尽驴技的阻止律师正当执业的行径，我们断难相信临沂公安是
在依法办案。
为了封杀阻止陈光诚的维权行动，山东临沂地方当局使出了一切鬼域
伎俩，由先用公权打压，后用黑恶势力阻扰，再用公检法来构陷。应
该说他们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都已动用，然而在正义与公理前，这一
切都是徒劳，这一切都是用山东地方话来说的“孬种”！我们完全可
以相信：临沂当局的“熊样”，除了给文明社会徒增笑柄外，什么也
不会收获到。
再过几天就是陈光诚案的开庭之日，从已经过来的事实来看，我们不
会对此案的公正处理抱有幻想，但是国内国际一切有良知的正义之士
都将拭目以待：中国临沂地方当局怎么样以法律的名义来达成他们打
击报复维权人士的阴暗目的。
考虑本案在国际国内的影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共当局的最高层
一定也了解到了本案，那么此案的判决将不仅仅体现临沂地方当局的
意志，而且完全可能代表着中共高层的精神。如此一来，陈光诚案就
是又一个检验中国司法良心的典型案例，它必将标示出中国“依法治
国”、“权为民用”、“科学执法”、“和谐社会”等高调的实质。
当“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声音还在回响时，当“胡温新政”的
幻影还依稀存在于一些国民中时，当“胡不如江”的评议在与日高涨
时，中国究竟何去何从？是退回毛时代还是走向新纪元？国际国内都
在静观其变。而陈光诚这种个案最终如何处理就是真正检测一个社会
文明与否的标识，因为一切宏大的述事都必需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具体
个案中，同时也只有这些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个案才能真正检测出宏大
论说的实质。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綦彦臣：遭遇“休闲乡镇”—-办公费用转嫁的案例实录
乡下的族爷跃君与我的族弟彦杰二人找上门来，要我出面和老家郝村镇上的一位副镇长打招呼，让该副镇长下令，指派专人帮跃君查一笔交公粮的旧帐。
跃君虽说是我的族爷，可他年龄并不大，45虚岁，大我两岁。八年前，他承包了200亩三类地（浇不上水但地力尚可的那类），我帮他办理了变压器安装的批准手续。
跃君是我们姓氏老祖宗那村（綦庄）的人，彦杰则是我老家本村（大庙）的人。两村同为著名的集团村徐屯的行政村，两村只有一条干渠相隔，相当于大城市的一条马路相隔的样子。
一、为打官司要查票
跃君很有魄力，把别人不愿种的200亩三类地包了，通了电，打了机井，投资了十几万块钱。由于他一贯的敢干更敢说的性格，村人们都叫他“大煽”。在我看来，村中还是缺这种“煽”劲，毕竟跃君是敢说敢干的那种，把200亩三类地给搞成了一类地。不唯如此，他还通过村民海选当过一任村委会主任。前几天，镇上又要在他们那个派系林立的村搞换届选举，结果一听说他再次参选，就悄无声息地终止了。彦杰一直想参选一届我们村的海选，可是大庙村已经有三届没选举了。他们两人来找我的附带目的也想听一下我对村民选举的看法。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跃君不算一个合格的（农业）企业家，他的收入基本上分三方面开销：（一）置办农机具——这很好；（二）临时雇工的工资，他比别人的标准都高（别人日工20块，他给25到30）——这概由于他的“煽”劲所致，够不上精明的商人；（三）维护各种关系的支出，乡镇方面是最多的一块——有时还得请治安警员吃一顿。
他最近的问题出在了承包合同上：原来出租土地的那些农户一见种地不交农业税了又有了补贴，就想反悔，告他骗签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事实存在，但把合同期由30年给缩短为17年，并且要付给原出租人每亩每年170块钱的补助。
原来的担（农业）税、担（各杂）费的承包变成了微利经营，他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法院——沧州中级人民法院。
在整个纠纷过程中，作为农村管理机构的乡镇并没参与。现在，跃君需要乡镇帮忙的只是查找并复印一下2003年的几张公粮凭证，因为那些出租户的交粮收据上都有注明，表示他替他们交了几口人的——出租地那部分。
按理来说，乡镇上早知道他承包了一大片土地，他拿出一审判书，就可以查告他的最后几个核心户（原来40户，后来只剩了5户）的2003年交粮凭证。可是镇财政所的人说，非有兼任所长的副镇长亲自监办不行，而副镇长此时却在内蒙做建筑工具租赁生意。
跃君与这位副镇长一起吃过饭，席间涉及人际关系，自然提到我。我是这位副镇长的师兄——他晚我数年毕业于沧州财留学校，当年我在农发行当专职农业信贷员与分片粮食信贷员（还兼有行里信贷审批小组成员）时也与他多有工作上的联系。
既然跃君来了，我就得帮忙。按中专校友通讯卡（塑封的，每年有专人发）上的手机号与师弟联系。接电话后，他一口答应称指派两位会计专门办理。
我不认识那两位会计，但还得与跃君彦杰两人一同去办。
二、耐等一天，出租车接人
我的那位师弟在内蒙做生意，一不违规、二不犯忌。前些年“干部不许经商”的说法早成了老黄历，现在镇上用不了那么多人，又没法一下子裁员，人们就实行轮体制。当官的可以轮休上一个月，职员们则可以轮体上一个星期。甚至还可以互换轮休期，攒长了假期，好干点生意。
半休闲，半上班，真是个惬意的差事！
这种情况，我早就听说过。我的另两位都有相当职务同届中专同学的太太也在乡镇上班，一个是从教育系统调入的，一个是从供销系统调入的。两位同在市内的镇上上班，三天轮休一次。起初听其中一位如此说，我还有点惊异。细细想来，镇上的头头儿如此规定也不失明智：你来上班要喝我的矿泉（或纯净）水、用我的电（如夏天的电扇、空调），来得越少，费用开支越小（人手少了，好多部门就合在一块）。再说，对于轮休人也是个很大的好处，既便你闲着不做生意，呆在家里可省许多交通费。比如，其中的一位离镇政府较远的，有一部摩托车，每天3个往返，要10块钱的汽油钱，也就是说每月800块钱的工资中要开支200多块钱的汽油钱…
跃君一定要找的那位关键的管帐会计，看来有些背景，工资在乡镇开，大部分工作都为（中共）市委宣传部作事。大概相当于“借调”性质。既然“借调”，就得好好干。跃君与他通完话后，他称已经接到副镇长电话，现在就回乡镇去办理查帐事宜。我们三人从我家客厅起身按他指定的市政府门口去接他，时间也快11点，准备到镇上办完后，请他及有关人等吃一顿。不到500米的路程，走着就去了。可走到半路，跃君的手机响了，会计说：他要去沧州报社，去跑一个姓孟的副市长讲话上头版的事儿，今天没空，明天上午再说。
三人往回折，我的意思找个地方吃碗面条，他俩回去，我赶快写作。跃君是个直爽人，一定请我吃一顿。他是长辈又有几个“小钱儿”，我说：“吃面条，我请；下饭店，你请。”
点菜基本由我控制，不打算超过一百块，结果花了84块。吃完饭，跃君再联系，联系完后指定我明天七点前去市医院门口等那位会计，并说好出租车费由他算。另外，明天中午在旧县城交河镇上（在办事镇的南面10公里，很繁华）吃一顿，计划开支300块以内。
彦杰也给我施加压力：“大煽爷爷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如果不是咱们一綦家，我俩早就拜盟兄弟了！”
第二天一早，洗漱完了，我在6：55打了出租，准时赶到市医院门口接到会计。7：30在交河镇接到了一位有郝村镇政协主席职务的人。他很客气地说：“是彦臣兄弟吗？”
在我客气地答应后，再没什么话可说。他便和会计侃起最近（中共）泊头市委换届的事情，什么人不在常委了，什么调走了，云云。
车过我们老家村边，跃君上了车；彦杰则准备在11点在交河给我们一行人定好餐馆。为了不致使同姓家族里人际关系复杂化，我没回村，并重申既定原则：只帮查帐，不管官司进程。
三、带回两位休闲职员
乍进郝村镇，一眼就看见仿古建筑的镇政府大门楼，彩漆掉得让人难受，活像个聊斋中的荒郊野庙。镇政府大院里除了一个看门的老者和几个准备办理查帐事宜的人，再没有其他人。书记与乡长的轿车，显然也没在院里。他们双双轮休吗？
在查帐的空隙，我开始和出租车司机侃价。起初说单程50块，因为政协主席有家务事（太太去打麻将了，让他蒸一锅馒头，来时面就发好），中午午吃饭的事就免了。我也不准备回村，出租就成了返程。出租车司机在闲谈中，了解到我为出租司机行业写过维权的文章，很高兴：“你看着给吧！”
“70块怎么样？”我说。
“行。”我递给他从跃君那里拿了100块钱，找回的30块我暂放我口袋中。
查完帐后，财政所的一位值班的小伙子在所里的复印机上给复印了票据。跃君满脸感激，并表示歉意，说：“今天都没空儿，改日我一定请大家吃一顿。”
稍后，跃君说给其中某位买条烟，以示谢意，让我给制止了。
返程时，搭车的人多了两位：一位是开始轮休的女职员，她要到市里狂商场；一位是要跟那位会计到市政府办事的男职员。一个小小出租车上，不算司机，挤了6个人。我和跃君挤在副驾驶位子上，把剩下的30块钱塞进他的手提纸兜里。好在，他与政协主席先后中途下车，才使我们松快了一点。好在，出租车司机没表现出一点不快来。
9点30分，我顺利返回家中，重新摊开资料，写作。
结束语：农民需成本更低的政府
起初，我们爷仨算了一下账，准备用400块钱办下这个事来。一是，出租车100块，来时租一个50块钱的，吃喝完后再租一个50块钱的；二是，吃喝费用打到200多至300块，其他饮料、烟钱也在这300里。
等查完帐，粗略一算，花了约为200块钱：吃饭84块，出租车70块，跃君和彦杰去市里的往返交通费44块（长途客车费20元、短途出租车费20远、市内公交4元）。
整个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办公费用转嫁的过程。按“正常”来论，他从村里骑摩托车去办理，往返成本有5块钱足够了。当然，他愿请镇上的人就近吃顿饭也就100块钱左右（相当于把我们爷仨吃的84块转到与乡镇人员一块吃）。但是，当下这种无奈的“休闲乡镇”管理办法，总体上还是减少了多数农民的负担。——他们不能再为自己庞大的费用去敛钱，动辄抓人与扣押财产之类的。
就效率原则与道德原则来说，“休闲乡镇”显然只是个过渡办法。进一步的解决则是“两步走方式”：
（一）把现有的乡镇闲置资产变卖，收入分到所辖各村去，或补贴某一个专项上去。如深浅井配套工程，专门补助浅井费用，因为这个地区浅层微咸水含量丰富，应鼓励深浅井配套体系。
（二）尽快地取消现有乡镇构架，在村民充分选举村委会的基础，实行联村自选，实现乡自治；不如是，近期内鼓吹的县乡直选也没多大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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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4日初稿
2006年7月15日改定于绵逸书房
新世纪新闻网
赵达功：深圳能否变为“政治特区”？
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要求政改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特”字已经不复存在。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深圳推向全国，不得不说这是中国的一大进步。问题在于，经济的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与之相适应的必然是政治上的自由，必然是政治制度随之的变革。令人悲观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胡温执政以来却感到正在倒退。
由于中共顽固坚持专制制度，经济上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这种激化程度实际上中共统治集团也承认，当权者企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和一党专政的前提下调节。无奈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不听命于中共集团的想象，腐败的普遍化，权力的滥用，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中共官员的“无法无天”，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的反抗，此起彼伏的“骚乱”、“群体事件”让当局头痛不已。共产党考虑问题不是从制度上入手，如何利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成了“稳定”的唯一手段。
政治变革来源于民众反抗的“群体事件”频繁发生，规模越来越大。二○○五年中国公安部长周永康接受西方记者所说的话，证明了中国官方最为担心的社会问题正日趋严重。周永康对路透社记者说，中国上个月共发生了七点四万起群众性事件或示威游行和骚乱，而二○○四年一年才发生了五点八万起，十年前才只有一万起。二○○六年以来，有关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的新闻不断，尤其是农村，不是数千名农民同警察发生冲突，就是数百名抗议者遭到警方的血腥镇压。
中共党内有识之士的政治远见
中共党内并不缺乏有识之士政治智慧，对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也能精辟入里，但他们不能影响最高当局的决策。比如前中共领袖赵紫阳，他就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鲍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赵紫阳为中国走出极权政治的束缚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他主张形成由社会各界即各主体之间互相协商对话的局面；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由政治改革配合；他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方案；他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运；他在反腐败和一党制的矛盾之中质疑一党制。他与胡耀邦一起对中国突破极权主义的贡献，还有何人能出其右 如果这种实质性、开拓性的贡献配不上「民主」一词，这个词究竟还蕴藏着什么深奥玄妙的意义？”（《赵紫阳的政治智慧》二○○六年《动向》杂志六月号）
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二○○四年第八期《炎黄春秋》发表《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文章，在赞扬邓小平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同时说，邓在造就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相对开放的社会同时，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与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的相对滞后”，现在是“市场经济，计划政治”。为此，他呼吁必须要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他认为这一关终得过，“现在不过，以后说不准更难过。”他说：“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
二○○四年任仲夷接受《同舟共进》采访时，高度赞扬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伟业，但也指出邓小平未利用他崇高的威望，及时地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同时还提出三权鼎立可从根本上遏制权力垄断，以解决目前盛行的腐败问题。
政改可以先从深圳开始
既然当年邓小平搞经济改革首先抓“试点”，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那么我认为政治改革也可以从深圳抓“试点”开始，建立“深圳政治特区”。香港行政特区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特区，深圳毗邻香港，两个城市的市民彼此来往频繁，香港的法治和自由一直在影响着深圳市民的心理，如果深圳进行政治制度改革，首先模仿香港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简单而行之有效的途径，虽然香港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度，但法治和自由制度完全可以学习，这就是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新闻自由以及政党组织多元化。九七回归以来，香港市民梦寐以求的是彻底的民主化，每年七一香港市民都为争取普选和民主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实现其目标。
政治改革的循序渐进我是赞同的，但必须起步。深圳的第一步必须迈出，其他都好说。只要走出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全面的民主化，建立“三权鼎立”的民主政治制度。
建立深圳政治特区或许是一厢情愿，照目前看，中共当局一直在维持香港现状，拒绝公开普选时间表和路线图，如何能在深圳建立政治特区？不过，中共还存在变数。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反抗力量，或许可增加党内的变数，从而逼迫中共当局下决心进行政治改革。
二○○六年七月二日
（首发《动向》杂志7月号）
记者无国界谴责中共当局判处李元龙两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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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4日狱委讯】 RSF:记者李元龙因在互联网上发表“颠覆性”文章被判刑两年 记者无国界对于中国西南部贵州省毕节市法院判处《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两年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力两年的判决表示愤慨。 该组织还谴责当地官方将其家庭作为人质,逼迫李在五月的一个庭审中向法庭书写“认罪书”的行为，该判决直到今天才宣布。 记者无国界说：“李不过是尽自己的记者职责，报道了中国农村最贫困的这个地区人们的经历的生活艰辛。他自己还发起基金帮助失学儿童返回学校。将这种有勇气和正直的人投入监狱令人愤慨。” 李元龙的律师李建强今天在六四天网网站上说，“该判决从法理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毕节法院受到上级的指令，这是为什么他们延迟这么久才判决的原因。”他同时指出,不管怎样，“这一判决相对其他类似案件来说是比较轻的”他会同其家人讨论是否上诉的问题。 在李于2005年9月29日被逮捕后，有数月时间李的家人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直到今年二月九日他才正式被起诉，可是其庭审却三次被延期。按照博讯网站一名记者的说法，贵州公安局需要这些时间准备起诉他的证据。 最后，据报道这个公安局为了逼迫李写“认罪书”绑架了他的妻子，在一个酒店房间里面关押了她10天，并且将其16岁的儿子关押了7天。在这个20，000字的认罪书中，他承认“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该份文件在庭审中被检方引用。 李在互联网上发布多篇文章批评当前中国社会的缺点，并且要求更多的自由民主。他的两篇文章，《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生的平凡 死的可悲》被中国共产党认为是特别“恶劣的”。 该党还批判李元龙的报道。他的夫人去年一月说“李元龙采访了许多没有入学的儿童，他的采访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并且为失学儿童返回学校学习凑集到了资金……，然而，当地党组织无理禁止发表他进行的访问，指责他的报道给这个社会抹黑” 注：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英文文本为准。 来源：六四天网 |
史铁生刘震云荣获《青年文学》大奖
《青年文学》第二届青年文学奖近日颁布，9位作家获奖，史铁生、刘震云荣获“青年文学创作成就奖”。
史铁生今年的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受到文学评论家的一致好评。雷达在给史铁生的颁奖词中指出，史铁生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精神拷问的倾向，他一直试图脱离沉重的肉身，抵达精神世界的澄明。
此外，“青年文学小说创作奖”由胡学文和魏微获得，“青年文学散文创作奖”颁发给赵畅，“青年文学新人奖”
由舟卉、蒋峰、颜歌、小饭获得。
世俗、欲望、商业化的“张爱玲热”现像
李安欲拍《色·戒》再度引发张爱玲话题，学者透视“张爱玲热”与影视改编现象
沙龙人物
林奕华：香港戏剧导演，曾执导︽张爱玲，请留言︾、︽半生缘︾等多部作品。
陈山：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张爱玲的作品在内地风行一时，而张爱玲的多部作品如《半生缘》、《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一再被改编为影视剧及话剧。近几年，关于张爱玲文学的讨论及研究尚未尘埃落定，影视及话剧的改编又一再掀起高潮。近日，著名导演李安要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搬上银幕，又一次引发了对《色·戒》及张爱玲影视改编现象的关注和讨论。本报采访了几位文学和影视专家，他们肯定了李安对《色·戒》的选择，同时对“张爱玲热”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张爱玲热”在内地持续高烧但有文化隔阂，在民间影响并不大。温儒敏甚至认为“张爱玲热”反映了社会心理的不正常状态。
张爱玲在香港曾亲手编剧过多部电影，这是1957年上映的《情场如战场》。
1984年许鞍华执导、周润发主演的《倾城之恋》，被当时的评论界认为是一部不太成功的改编作品。
《色·戒》原型人物郑苹如1937年7月登上了影响颇大的《良友画报》封面。
《色·戒》是短篇中最适合拍电影的
●张爱玲的作品可以变成像莎士比亚式的张爱玲剧团。
●因为可以非常集中地去处理戏中人物的关系和各自的心理活动。
新京报：李安要拍张爱玲的《色·戒》。张爱玲小说吸引李安的原因在哪？
林奕华：其实我也动过《色·戒》的念头。这个小说与张爱玲其他小说有明显不同，它的情调很不一样，所以我一直都没敢动它。虽然我也跟很多演员说过，张爱玲的作品可以变成像莎士比亚式的张爱玲剧团。你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学习她在三四十年代的创作。
后来听到李安说要拍，我就觉得他选对了。
因此虽然《色·戒》是短篇小说，但女主角的心境和环境是非常密切的。表面上是纹丝不动，但其复杂性和戏剧味道的浓度一点都不亚于张爱玲写的长篇。
《色·戒》在张的短篇小说中是最合适改编成电影的。
因为可以非常集中地去处理戏中人物的关系和各自的心理活动。大家都知道戏中有一对立的关系，就是一个汉奸和革命党学生。问题是，它与其他同背景创作的小说不一样的是，它特别写到，这两个对立角色之间怎么去看彼此的关系，尽管他们在表面上没有很明显的关系。可以这样说，他们另一个身份是猎物和猎人，这种关系又可倒过来。其实被诱惑的人也是个猎人。因为到后来他是个胜利者。这是用另一种方法呈现出的两者之间的权利关系。
李安拍张氏电影肯定没问题
●他从小受的文化教育成分当中就有张爱玲的成分在里面。
●我相信李安都会表现得非常有快感。
新京报：李安会给《色·戒》带来怎样的风格？我们能不能做个猜想？
陈山：李安拍张氏电影肯定没问题。我对李安一直有信心。他毕竟在台湾，张爱玲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你细读琼瑶以后的言情女作家，她们都有张爱玲的影子在里头。李安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精英，他从小受的文化教育成分当中就有张爱玲的成分在里面。我估计他会拍好。李安的风格就是家庭伦理的风格比较多一些。
林奕华：关于改编小说，李安有一个很聪明的取向。他情愿用一些时间来铺排小说里的细节。而不是说就要按照长篇小说中大刀阔斧地将其改动。这就帮助观众去看小说中人物的心境变化。
李安是现在华人导演里讲故事讲得最动听的。而且我就觉得我对这个电影有个希望。李安对女性的立场或心境都有一些关怀。其实他有很多电影包括在《饮食男女》、《卧虎藏龙》中都有一些勇敢的女性在里面。
李安去拍的话会有很多特写。我这个特写是个比喻，并不是说每个镜头都是特写，而是说他会比较近距离的，而且可以达到从放大镜看到毛孔的效果。我一看到李安要拍，就觉得一个很戏剧的导演找到了一个很戏剧的题材。
我会蛮期待去看他是怎么处理演员的，我觉得这个戏里的演员很重要。就是眉毛怎么动一动啊都是很有戏剧性的。
对环境的甚至是很微细的东西的处理，比如说拿起一张麻将牌，怎么看一眼，再打出去。我相信李安都会表现得非常有快感。这是非常有戏剧性的。
改编好作品乏善可陈
●张爱玲小说和电影似乎有一种亲缘关系。
●张爱玲的东西需要深度扮演。
新京报：张爱玲的许多小说被搬上了银幕，而且导演不断地开拓一些新的视角。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张爱玲剧备受青睐？改编情况如何？
温儒敏：张爱玲的小说情节大都比较传奇，有故事性，注重心理探究，也就是“有戏”，适合改编成电影。事实上张爱玲的写作生涯开始于为上海的西文报纸撰写剧评影评，后来自己也曾编写电影剧本。
张爱玲小说和电影似乎有一种亲缘关系，也许这是她始终甚得电影编导青睐的原因吧。
陈山：张爱玲写得最好的是《金锁记》。这不是我的评价，而是夏志清评的。然而，电视剧改编得好的却不多。我最喜欢的是解放前改编的《不了情》和《太太万岁》，那真是深得张爱玲的精髓。后来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半生缘》我也喜欢。许鞍华的《半生缘》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
林奕华：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看到很多人拿到她的小说来改编会留有一些遗憾。因为张爱玲还不是金庸，金庸剧所有的情节搬演就有效果。没有经过诠释的话，张爱玲的作品被搬上电视、还是会让我们觉得可惜。那样的张剧会只有一个形状，而没有神趣。
张爱玲作品表面上很流行，但它其实是真正的文学，不是流行小说。流行小说你怎么拍都行，流行就是很多东西就很表面，张爱玲的东西需要深度扮演。她有一种深度也有一种前瞻性。
“病态”？小资？虚荣？
●“张爱玲热”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不是光一个“小资”就可以归纳，可以拿来形容她的。
温儒敏：“张爱玲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今持续“高烧”不退，现在电影编导还那么热衷于改编张爱玲，主要还是因为有票房需求。从深一层次看，“张爱玲热”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当人们告别了所谓“宏大叙事”，回归日常与世俗生活，当拜金主义和物欲膨胀日益挤压着人性，张爱玲那种既热衷于世俗人生又对人生惘惘的威胁感到无助的体验，就颇能赢得一些读者的共鸣。不过，不应当忘记，张爱玲的艺术世界本来衍发于她那对社会人生的病态的体验，她是以病态的怀疑的目光发现并表现“时代沉落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
文坛有张爱玲自然色彩更加斑斓，而且张爱玲作品改编电影也无可厚非，但以读者反应理论来观察，像张爱玲这样带有病态的、“看破红尘”
的作家居然能长时间赢得众多读者的迷醉，对我们的社会心理是否也要有所反思？
林奕华：张爱玲的剧本，是怎么演都会让观众有感觉的。这也是经常
提到的张爱玲小说中具有小资情调的问题。
小资也是很时髦的东西。
小资是对情感、对生活都有一种自己的执着，都有个人的一种个人主义性的东西。这随着每个人的消费能力而有所增强，从而凸显个人。对有些人来讲，思想不够高层次，但其实也是一种敢于表达对生活的诉求，或者争取自己在感情上的自足。这种东西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很容易就被找到，可以借题发挥的空间。张爱玲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她的批判自觉性非常高，不是光一个“小资”就可以归纳，可以拿来形容她的。
我常常说虚荣的部分，你看张爱玲的作品包括她的人生，她从来不讳言自己是个虚荣的人，也非常爱物质，官能上面的享受。我今天还在猜，虚荣是不是憎恨自己的补偿。虚荣是你要将自己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美好的一面被放大，有优越感，产生愉悦的感觉。首先它反映的是自己的不足。
陈山：张爱玲的小说非常现代。她的根非常深。既很现代又有传统。她找到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衔接点。这是中国走向市场值得研究的个案。她的文化路子走对了，是具有适合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路子，具有未来性。
张爱玲文化修养很高，却能将通俗小说结合得非常好。
她找到了一个点。这对我们现在还是具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常常在说艺术片和商业片的分歧。其实我们不是要找艺术片和商业片的区分，而是结合点。
海外的“隔”与内地的“隔”
●有些汉学家谈论张爱玲显得有点“隔”。
●内地尽管80年代以后出现了张爱玲热，但内地有很长时间的隔阂。
新京报：有人曾说“张爱玲在香港象征纯文学，在台湾成为经典偶像，其作品内涵却在文化生产、商品炒作中层层剥落，以至在内地成为流行文化符号”的，该做怎样的理解？
温儒敏：海外的研究比较看重张爱玲对人性的剖析，这的确是张爱玲的拿手好戏。
不过，在中国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当中为何会出现张爱玲这种精神现象？汉学家是注意不够的。有些汉学家谈论张爱玲显得有点“隔”。她的《秧歌》写到土改的时候，完全就是凭空想象。
林奕华：有很多人认为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去认识张爱玲的创作。但是张爱玲的创作并不是跟着一个主义走的，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然后把他们进行想象。通过描写，让我们分享到她怎么看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我觉得自己虽然跟她隔了那么多的时代，但还是觉得很亲密。
温儒敏：至于“张爱玲经过大众传播扩大到公共空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说法，我曾经有一篇文章讨论过，其中也谈到应当注意张爱玲的缺陷。大致过程是这样，在80年代，先是文学史家“发掘”出张爱玲，给张爱玲重新定位并将其经典化。接下来，专家的意见被影视传媒吸收转化，张爱玲为广大读者观众了解。
再进一步，文化商业通过商业机制选择并包装了张爱玲，张爱玲成为90年代最显目而成功的文化商品和符号。但需要注意，这样被制造出来的张爱玲是一个根据商业原则被过滤了的张爱玲，其结果就是所谓的“张爱玲热”。
对张爱玲持续“高烧”应当泼点冷水了。张爱玲在新文学里是很复杂的，她自有一套文化批判的眼光，其对人性批评的力度，是她创作最重要的价值。而经过商业化过滤包装的张爱玲，则更多地表现了其世俗化、欲望化、商业化的一面，迎合了世俗的小市民的某些消极颓唐的心理。
陈山：内地尽管80年代以后出现了张爱玲热，但内地有很长时间的隔阂。经过几十年的空白这隔阂不光来自文化精英部分，包括第五代导演，对张爱玲没有感情上的联系，民众也是如此，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张爱玲喜欢得不得了。张爱玲对中国的影响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知识阶层中，从民间来说影响并不是太大。一批第五代导演拍的老上海，以我老上海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并不像。（记者 李健亚 实习生 张力）
民间视角
吴宏（学生）
《色·戒》是不是太情节剧了，适合李安吗？会不会在电影中很类似《茉莉花开》啊？总之，觉得《色·戒》不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典型的一个，觉得这样的本子，也许不适合李安。不知道改为影视作品，心理描写是否还可以这样精彩。也许《色·戒》吸引人的就是这种纸背后的含蓄，我不确认影视是否适合表达。
90年代之后的“张爱玲热”其实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莎士比亚也被永远地谈论。很多原因都使得现代的人愿意在张的书中找到一种旧旧的怀念吧，但是其实这样的热似乎也不是很健康的，毕竟很多人忽视了她的学术研究和散文以及戏剧的成就吧。还是希望更多人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解读张爱玲的作品。
盛芳（公司职员）
大家现在学的张爱玲都是学她的上海情调，其实她的整个调子更像红楼。以前看张爱玲的小说是看故事，觉得她女人的内心曲折和故事发展写得好。现在觉得她的语言特色也很显著，就是写得很狠。
她不是说自己的文字就是苍凉嘛，确实有那种猩红的苍凉的感觉。这个是很多作家怎么学也学不像的。
改编的影视剧我看了一点黎明版的。但是一直不喜欢翻拍出来的电影。现在张爱玲剧改成电影后，还是照本宣科，觉得既没了张爱玲的味道更不知道导演的位置，很乏味。
《色·戒》及史料钩沉
《色·戒》小说描写了非职业特工王佳芝，暗杀汉奸易先生时因为感情用事，放走易先生后被杀害的过程。
《色·戒》的故事原型是当时的中统间谍郑苹如。她是上海滩有名的美人，结识丁默村后，打算在皮货店下手，丁发现窗外情形不对，便夺门而出。郑心有不甘，再次相约，随即被关进了“76号”囚室。丁默村老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将郑转移并悄悄杀害，牺牲时年仅23岁。
南非女作家凭借短篇小说获非洲“布克奖”
本周一，非洲最高文学奖凯恩奖颁奖典礼在英国牛津举行，南非女作家玛丽·沃森获得大奖捧走了1万英镑的奖金。居住在开普敦的31岁作家沃森凭借短篇小说《圣母峰》赢得最多的掌声。
《圣母峰》是沃森2004年推出的短篇小说集《摩西》中的一篇。“她以强有力的叙述手法，很有技巧地通过一个孩子的想象，探讨了在南非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凯恩奖评委会主席娜娜·威尔逊-塔戈埃在一份声明中说道，“小说拥有短篇小说所需要的因素，并给读者很大的思考空间，吸引读者不停地去思考。”
此次，南非作家戴洛·布里斯托-波威、尼日利亚的塞弗·阿塔、肯尼亚的慕索妮·加兰等作家都参与了凯恩奖角逐。沃森曾在布里斯托大学学习电影和电视制作，后来在南非作家安德烈·布里克的指导下在创意写作领域获得硕士学位。安德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沃森来说，赢得被誉为非洲布克奖的凯恩奖，只是辉煌事业的开端。安德烈对爱徒不吝赞美之词，称赞她“想象力丰富，叙述手法运用有控制力，她的独创性和敏感度让她更能理解把握语言的细微差异。”
郭敬明终止沉默 博客回应80后作家批评
一度对张悦然（BLOG）和韩寒（BLOG）等同是“80后”作家的批评采取沉默态度的郭敬明（BLOG）终于做出回应，11日晚，他在自己博客上称，“我是我，读者是读者，不要因为讨厌我而去讨厌我的读者。”
张悦然和韩寒分别于5日晚和6日中午在博客上发文批评郭敬明，韩寒的文章名字就叫《开始搜集郭敬明粉丝的经典言论》。韩寒在文章中说，郭敬明的不少粉丝“傻，幼稚，没有是非观，心智就不齐全，发育就不完善。”
韩寒还表示，这些粉丝觉得别人都在借着自己的偶像出名。
张悦然也在文章中说，郭敬明的部分崇拜者为了捍卫他，有失正义地诋毁了别人。
对于韩寒和张悦然对自己粉丝的批评，郭敬明在为自己粉丝辩护的文章中说，任何的过错或者误解都不是自己粉丝引起或者制造的，并称矛头可以直接指到自己身上。
虽然郭敬明告诉大家不要因为讨厌自己而讨厌自己的粉丝，但他却说可以因为讨厌自己的读者而讨厌自己，因为“毕竟是他们对我们的喜欢，引起了你的嫉妒，不满，或者某种我无法知晓和理解的情绪。”
文章里，郭敬明还借用了其他几位作家的话，他说看几米的书里说：“为什么我的眼泪，只有躲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才可以流下来呢？”自己合上书也在想这样的问题。他还引用了“自己很喜欢的女作家”安妮宝贝在博客上的一段话，称“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你不能了解的东西存在”。
川歌:和平演变──正确的选项
在有关中国命运与未来的讨论之中，存在着许多的选项。比如维持现
状不作变革，又比如暴力革命用强力强行改变社会制度与政权，还有
一项就是和平演变。这三个选项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如何作选择
题呢？在作出我们的答案之前，我们照例应该对题目作一个理性的分
析。
第一个选项维持现状不作变革或者不作基础性的变革，只是在维持现
存制度与政权的前提下作些局部与小量的改革。这一选项是目前的执
政党—共产党所欢迎并正在实行着的实际的政策。这一选项也是不少
头脑不开窍的中国人所认可的。如果我们在这一选项上打上一个赞同
认可的钩，结果将是如何呢？结果将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得以维持下
去，民主自由的中国将变成遥遥无期的梦中幻影，执政党与社会的整
体腐败日益恶化，民众的人权仍然得不到落实与保护，中国社会将会
仍然与现代文明世界处于体制与价值观的对立之中而苦苦挣扎。鉴于
这一选项的负面结果，显然，我们不能认同这一选项。
第二个选项是暴力革命强行改变中国的社会体制与现政权。我们必须
承认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如果一个制度是
压制性的，一个政权是裹挟民意的，受着奴役的人民有权以各种方式
反抗压迫他们的制度与政权，包括暴力反抗。世界历史上发生的许多
革命即是以暴力反抗压迫的社会变革实例，如法国大革命，日本的明
治维新等，这些革命与维新都起到了极大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但
是，在现代文明世界内，在现代人道主义日益巩固的今天，暴力革命
也日益显示出它的反人性、残忍、负面效果极大的不可取的一面。至
少暴力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人命与健康的伤害是整个社会与人民所无
法接受的。在现时代，谁也不会接受一次革命死去千百万人的结果
了。象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红色共产主义革命那样的以牺牲千
百万人生命为代价的革命一方面已日益受到人们的谴责，另一方面也
已成为绝不可复制的血色革命的坏的榜样。如此，我们也不能认同此
一选项，我们只能在此选项上打上一个叉字。
第三个选项就是和平演变。什么是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最初是西方政
治家对于共产主义国家变革的设想，无疑这一设想是对的，也已为许
多的事实所证明。前苏联与东欧等国家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变革基本
都是在这一原则引领或启示下发生的，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中国作
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至少它在社会政治制度与意识形
态领域是这样的国家）已如一座巨大的孤岛矗立在自由民主世界的汪
洋大海之上，此一孤岛显然有其发生积极社会变革的必要。从专制走
向民主，从奴役走向自由是一条中国社会与人民的必由之路。而通过
和平演变的方式达到变中国共产主义反人性反科学反理性社会制度与
政权的目的是中国人民应当加以认真考量与实行的正当行为。和平演
变，以和平的方式变革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政权是所付代价最小的一种
选择。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意识意志的改变，共产主义偏见的日益
删除，市场经济的增长，人们个人财富的增加与保有，这一切都有利
于国家社会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走向民主自由。诚然，和平不是绝对
的，冲突也将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必须努力避免那种恶性的冲突结
果，这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出于人道的考量。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人
们将不得不承受一切可能会有的最坏的结果，那就是正当防卫，通常
将是专制力量首先使用野蛮武力压制民主（专制力量惯于使用野蛮武
力），而人们不得不拿起武器自卫。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将不复存
在，只有战斗才能结束冲突，而只有胜利才能使正义的民主自由在大
地上立足。
和平演变，我们要的就是它。无论专制统治者给这一正确有益的社会
变革原则泼上多少的脏水，我们仍然应将其视有我们变革中国落后社
会制度与政权的导航仪，而我们选择这一选项亦将是我们所做的正确
选择。王小丫女士将会对我们的这一答案露出理解的微笑：恭喜你，
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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