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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说了一些真话，再有就是凭良心做了一些好事，我自1989年秋以来，被当局关了三次。不过，每次出来之后，我却总不长记性，还是憋不住想说真话-是我有什么特殊能耐，因而牢狱之灾对我压根儿不起作用吗？不是。实实在在的，是自己更受不了不说真话带来的窝囊和痛楚。而这种脾性的形成，部分缘于打小就有的性格因子，部分则归因于后来对人权理念的服膺。

我至今记得孩提时代父亲有时对我动怒之事。他要我承认自己“错了”，否则就“不准吃饭”。我怎么办呢？如我觉得自己的确错了，我会认账。而当我认为自己并没有错时，我就宁肯饿得头昏眼花，也不愿开口认个错。还有，高一时，校方要求每人写学毛选心得，指定第一篇是写《为人民服务》的读后感。我真诚地写上为人民服务是个人存在的意义这一类话后，觉得意犹未尽，忍不住加写了一段毛泽东在文中没有涉及、自己心中也没想清的话，大意是：“人民”作为整体，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个人存在的意义不还是会落空吗？加写这段话是我做人天性的反映：心中有了疑团，不说出来就难受，就不舒坦。我记得自己特意找了一本新练习本，启用了一支新钢笔，逻辑严谨、字迹工整地把我的心得写下来，交上去。当时的我不是不清楚班主任所期待的，一定是些百分之百“政治正确”的话，他肯定不希望看到这类越位、越界的东西。我也知道，我童言无忌地把自己的看法端出来，就等于给他出了道难题。他怎么表态？他要是表扬我，说我有独立思考精神，说不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独立思考，能思考伟大领袖的著作还有力不能逮的地方吗？他要是批评我，说我不该信马由缰，想入非非，这又能让人心服口服吗？无奈我脾性如此，不吐不行，也就顾不上他了。后来，他淡化处理，不回应我。而我也见淡就收，没有叩问下去。

高二时，还是这位班主任。在一次评“三好”活动前夕，他在课堂上当众批评我有“白专”思想。我在底下琢磨：不就是我对微积分表示了一点兴趣这件事吗？怎么就跟“白专”挂上钩了呢？我心中不服，下课后去他办公室理论，他不仅坚持他的说法，还追加批评我“骄傲”、“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天回到家里，我全然顾不上什么课外作业，提笔给远在四川的哥哥去信，希望他支持我直言抗辩的做法。哥哥很快就回了信。然而，心中委屈、满怀希冀的我，却在信中读到了他从亲身经历中悟得的“真知灼见”：积十余年工作经历之教训，须知领导是不能得罪的。不用说，哥哥说的一定是大实话，但当时的我，却实难接受。我甚至在心中对自己说：长大了要这么过日子，那还能活个什么劲儿啊？

后来我慢慢清楚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顺应天性说真话和被迫扭曲人性说假话，这二者常常互相掐架；而要做一个说真话的中国人，真是谈何容易！1987年夏，我在英国当访问学者。当时，曾和几个中学生聊起中国的事。当我说“在中国，说真话需要勇气”时，只见他们一脸惊讶，睁大眼睛看着我，直以为我是在编瞎话蒙他们？？这一点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在他们的国度，说真话就如同呼吸、吃饭、睡觉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从来没有大人会对他们说：“说话一定得注意，可别招祸上身啊！”

是人性不同么？他们是白皮肤、蓝眼睛，我们是黄皮肤、黑眼睛。人种不同，人性就不同么？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根子在社会制度的不同？？他们生活在一种人权得到切实保障的制度下，一个人胆子小，可能见了游蛇就会躲，见了耗子就会叫，但是，绝不影响说真话；而在中国，行使言论自由权却要拿出不服从强权的勇气来！因此，也就难怪会有许多“小乖人头”（常熟话。指有意无意地养成了鉴貌辩色生活习惯的人），他们为了安全和保住必要的生活资料，不得不多少在做人尊严和体现生命质感上委屈自己。不知怎么，我是从小就不太愿意当“小乖人头”；上世纪80年代后期知晓人权理念后，更是逐步将说真话确立为自己做人的底线。我的想法是，13亿中国人，总不能全都等着，总得有人先这么去做；我自己，现在就算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而一部份人先这么做了，其他人早晚也都会这么做。人生苦短，谁会乐意老是心口不一、带着面具过日子？谁不愿意痛痛快快一吐心声、不枉来到世上走一遭呢？

一个人痛痛快快说出真话，既顺应了天性，又安顿了灵魂，这样的人生就肯定不能算是白过了。而象我这样不善赚钱，又不甘平庸的人，要是还能有些独到见解和创新思想，并且经过检验能站得住脚，那这辈子就算活得饶有兴味和意趣了。十分幸运的是，经过长达14年之久的思考和求索，我对物理学中的分立对称性问题给出了与原有定论大为不同的全新见解，并且在“爱因斯坦年”中一口气写出了14篇论文的初稿。尽管前面还有能否通过同行评议及最终能否得到物理学界公认两道大坎，我心中还真是先就窃喜开了？不知道是因为充分自信，还是源自人性弱点，反正翘尾巴的冲动我是感受到了。

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顺应天性说真话和被迫扭曲人性说假话，这二者常常互相掐架；而要做一个说真话的中国人，真是谈何容易！

我是不是又犯“骄傲”的老毛病了呢？从小学时代到中学时代，我一直背着一条缺点：骄傲。虽然我在不少情形下能够在口头上认账，但是，我一直觉得别人并没有把问题说准，说到位。有时候，我会抗辩说，骄傲自满才能算缺点，骄傲而不自满，能算吗？现在，我觉得自己看得比较清楚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下，那时的人们往往把“自信”、“执著”、“敢于坚持己见”等说成是“骄傲”，因此要你“克服”、“改正”之，以达到培养驯服工具的既定目的。其实，人身上易犯的一种毛病是傲慢、轻狂和虚妄。病因则是：缺乏谦卑之心。

不用说，如果一个人既说真话，又有创见，并且怀有谦卑之心，他活得就会很有意思，很有境界。这些年来，我的一些朋友通过信仰和敬畏上帝来达于谦卑。我对此十分尊重和理解。但我明白，自己很难这么去做。爱因斯坦在他67岁那年写的《自述》中说，他的宗教信仰在12岁时突然中止了，原因很简单，“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我也一样，比较相信因果律的普遍作用，不愿相信由神来干预事件的进程。我觉得，自己的这个信念很难改变，就如同自己老是不能把《红楼梦》读完一样。我让自己趋于谦卑的办法是：服膺人权理念和确认理性有限。从人权角度看，人应当将心比心，尊重别人的人格和自由权利，这就使居人之上的傲慢失去了基本立足点。认识到理性有限，即自己的见解难保没有错误和缺陷，这就对轻狂进行了有效的釜底抽薪。

我发现，有了这样的谦卑，“容忍”两个字就有点多余了。胡适先生是一代自由主义大师，说理论事公正持平、质朴明慧，但是，他有一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则似乎尚欠斟酌。依我之见，自由这个道理十分根本，无需从容忍派生出来。而且，说清了自由这个道理，实际上可以没容忍什么事。这是因为：自由，既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们也就应当互相尊重而不能去限制、侵犯和践踏他人的自由。在这种理念烛照之下，人们把自己和别人的自由看成天作之物，不会心生非分之想？？看不惯别人的自由，并要去干预别人的自由。因此，也就无需启动禁戒机制，提醒自己、告诫自己要容忍别人的言行；当然也就无需在这方面加强修养、提高雅量以大肚容人了。或者，也可以这么去看自由和容忍的关系：有了对别人自由的尊重，就自然会有足够的雅量，就自然使肚子扩了容？？这是以自由赋予容忍新的内涵和新的意蕴。一句话，有了内在的对自由的尊重，就或者免除了你的容忍之劳，或者更新了你的容忍基因。当然，也就更不需要忍不住也要忍了。

不过，容忍这个词在别的方面依然会很有用处。例如，对别人不太礼貌、不够得体的说法和做法，不妨有所克制，有所容忍。对别人的冒犯和过失要视情形有所宽容隐忍。由于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和理解，因而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的时候，要多一点忍耐。在应对某些急不得的、不能快刀斩乱麻的烦心事时，要耐着性子忍一忍，以及在面对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后果时，只能无可奈何地容忍等。

我的办法？通过服膺人权理念和确认理性有限来趋于谦卑，是不是带有普世性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应当留待开放和从容的讨论来解决。我在这里能肯定的是，它在我身上的确比较灵。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粗暴地将有神论和有神论者说成是“邪恶”的。今天，我从内心深处尊重他们的存在。不过，今天的我同时认为，无神论和无神论者也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至少，如果有人说我是“邪恶”的，我会觉得冤得慌。不难明白，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承认一个共享的宇宙，并且敬畏这个至大至妙的宇宙。

2006年6月16日初稿7月10日改定 于 北京家中 首发RFA

7月5日，国际传媒界一个持续了半月之久的悬念终于尘埃落定，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这部旨在限制新闻自由的法案。现在国际社会关心的是：这部管制中国记者行为的法律，是否也能管束外国媒体的驻华记者？想在中国谋求大发展的美国CNN在7月初的新闻节目里，多次讨论外国驻华记者受这条中国法律管束的可能性。尽管这些记者为了让自己成为中国政府欢迎的人，不少已高度自律，并不报导触犯中国政府的新闻。

中国政府宣布制定草案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该草案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一级为最高级别。从法律条文本身的数量来看，这个草案设置了许多针对政府的限制，比如政府应该如何就突发事件按规定禀报、处理好应急工作等等，似乎对政府行为的管束更甚于对媒体。

但这些针对政府的条文说到底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陪衬而已。从其立法本意与实际效果来说，完全是针对新闻媒体而来。因为在未有这个法案之前，中国各级政府早有一整套严格的灾情汇报制度。按中国政府惯例，从不允许官员欺上，但却必须瞒下，对公众隐瞒真情。人民日报与新华社驻各地记者负有监察地方政府与向上通报消息之责。每有重大疫情发生，疫情发生地的卫生局必须即时向上级政府禀报疫情，如2003年广东省发生SARS疫情、2005年松花江严重污染，广东省与黑龙江省的地方政府都及时向中央禀报。

当然，在让上级政府知情的同时，也必须按照政府惯例，对媒体与公众严密封锁疫情消息。其他灾害如矿难则有各地矿务局、水灾则有各地水利局、污染事件则有各地环保局等负责上报。也正因下级政府向上级禀报灾情早有制度，故此，草案又写明“法律和国务院对突发事件的分级处置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由此可见，这个草案的目的不在于为各级政府机构设限，而另有目的。那么目的何在呢？

草案明确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社会安全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资讯，并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导进行管理。但是，发布有关资讯不利于应急处置工作的除外。”

熟悉中国政府公文语言的人就会明白，这条规定的要害在于“按照有关规定”六字，而有关规定由谁设置？当然是由政府设置；而“发布有关资讯不利于应急处置工作的除外”等于明白告示公众：什么时候政府认为有利于处理应急工作，什么时候才发布资讯，而这资讯也必是经过政府过滤筛选的。

对于违规（即违反政府规定）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事态发展资讯的媒体，草案规定“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当然还不包括各级宣传部门给予的政治惩罚。

从诸规定中还可看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已经没有多少信任感，所以规定“未按规定报送、通报、公布有关突发事件资讯的”，“缓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资讯，或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资讯，造成严重后果的”，均要处罚。

将这两条规定结合起来读，就可以明白这条恶法的出炉，其目的在于用法律的形式名正言顺地剥夺公众知情权，再次强调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权威性。至于新华社评论，认为“公众应对突发事件，权利义务不可偏废”，强调的当然只是义务，而不是公众权利，比如知情权。这种评论等于助纣为虐，因为在中国，从来只有政府权力嚣张肆虐，而没有民众权利的立锥之地。在当今灾难频出的中国，政府当局已经无法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于是只好用鸵鸟政策，将头埋在自己用政治暴力堆起来的沙堆里，用控制资讯来营造虚假的太平景象。

在中共极权政治下生存了半个世纪的中国人，谁也没误读这条法律的真实目的。本来已经噤若寒蝉的媒体自然从此以后更加自律。

作者简介：麦马克（Mark Magnier）《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主任，首席记者。有关中国的新闻自由、死刑制度、一胎化政策等方面的报道引起普遍关注。

正义之光

陈光诚幼年失明，学习法律却因为是残疾人不能毕业。这个“赤脚律师”利用有限的法律知识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去年他的计划生育调查以及帮助村民依法维权使他成了当地的英雄人物。

认识陈光诚的人都说他是个性温和、意志坚定、明辨是非的人。“他虽是盲人，却是正义的光芒。”律师赵昕说。“全国各地的律师都在努力营救他。”

去年陈光诚向外界公开了一份“手记”。“手记”记述了山东省计生官员对村民采取的强制流产等种种暴行，陈光诚也随之成为当地的英雄人物。同时，他也成了政府的危险人物。

据陈光诚的调查，为了能完成计生指标，在千万人口的临沂及周边地区有数万对夫妻接受强迫流产、强制绝孕。

然而国家计生官员却坚称人口政策是非强制性的，目前国家人口已超过13亿，独生子女政策确保了庞大的人口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源，从而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生活。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名不副实，而是国家政策的保护伞下多种条条框框拼凑起来的东西。少数民族被排除在政策之外，城市父母都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有权利生第二胎，农村家庭第一胎是女孩的也可以再有第二胎，有些人交了罚款后就能生更多孩子。

而北京当局借口该政策自1979年实行以来已减少了4亿人口出生，继续迫使地方政府完成计生指标，这刺激了滥用暴力。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4月份曾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从根本上保持稳定，该政策是应对未来五年内第四次生育高峰的基本措施。”

尽管在其他地方也有强迫人流的情况，维权人士称临沂的强迫流产非同一般，因为政府把当地村民当作人质扣押。律师们和当地居民说，女人们惧怕做人流逃走了，官员就抓了她们的父母、叔侄、表亲做交换，迫使女人们回来。

板桥村村民梁叔和（音）说，他和妻子去年被拘留了一个月。因为他的弟弟、弟妹打算要第三胎，当地政府找不到他弟妹就把他们抓了起来。

“我们俩都挨了打，我老婆被打得更厉害，”他说，“现在她的腰和背隔上一段时间就会疼。”

当地官员不相信梁叔和说他不知道弟妹的去向，强迫他到中国东北找了10天。梁无功而返后又被拘留起来。他说，他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夫妻俩的下落。

一位只肯透漏姓氏的王姓妇女说，她丈夫的一个亲戚有两个女儿，去年怀了第三胎想要个男孩。计生官员找不到那个亲戚就把王和她丈夫夏京山（音）抓了起来。王说她很快就被放了，可丈夫却被关了将近一个星期。

“他们用皮带打他，一直打到他喘不上气。”她说。“他被打得几乎走不成路，那些当官的却把他拉起来，无论如何都要他去找他的亲戚。现在每逢阴雨天他的腰还是会疼。”

王说那对怀孕的亲戚害怕夏京山被打死还是回来了，被迫做了流产，当时女的已经怀孕八个月了。“是个男婴，黑头发都长出来了。”王说。“夫妻俩非常难过。”

大约一年后，尽管有国际上的压力、律师界的广泛支持，当局也承认他曝光的许多内幕都是事实，35岁的陈光诚仍被拘留了。他的经历是个警告：在一个处处警惕威胁其政权统治的制度下，维护正义之路并不平坦。

国际注目下的迫害

陈光诚的维权工作也是他声名远播，他的案子得到了联合国官员、国外政府及国际特赦组织的帮助。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同时入选的还有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

对此，山东的官员没有被打动，当陈向公众曝光真相后他们选择了对他施加迫害。在中国，由于法律薄弱，一党专政极力扼杀政治挑战，地方政府可以滥用“维护治安”的手段也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手段包括威胁、恐吓以及含混的法律指控。

去年八月，山东省官员把陈光诚从北京带回，然后将其软禁家中。有报道说他被打了，而且被禁止接受治疗。三月，陈光诚因打算告发家人被警方传唤、失踪，直到三个月后才知道他已被警方拘留。今年六月，陈被正视逮捕，理由是涉嫌故意破坏财物、“聚众扰乱交通秩序”。

他的一个律师说：星期一，这位盲人维权斗士的妻子被调查，一个支持者被打，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举动显然是对陈揭露中国计生工作强制流产、节育劣行的惩罚和威胁。

星期一，陈光诚的妻子、著名爱滋病活动人士胡佳以及陈的一个支持者正朝陈的房子走着，有30多个人把胡佳围起来打了半个小时。陈的委托律师腾彪说：“他的手臂受了伤，我不知道伤得有多严重。”腾说警察姗姗来迟，而且并没有试图阻止打人者，陈的妻子袁伟静却被他们带走审问去了。

临沂双堠镇派出所的一名警察说，星期一没有殴打或是陈妻被审问的记录。这位拒绝告知姓名的警察说“我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就挂了电话。

上个月陈光诚通过他的律师从狱中发布一项声名，称警方不断威胁、殴打他，警告他如果不认罪就有可能死在狱中。

律师：不惧威胁，伸出援手

尽管北京当局近期加紧了对替异议人士辩护的律师的限制，陈光诚一案还是吸引了超过十二名中国律师为他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本月，律师们聚在北京一家餐馆的包间里讨论案件，只要门有响动就会有人警惕地抬眼看一下。律师们说目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诉诸法庭，一条是向媒体求助。他们希望群众支持能迫使顽固的地方政府重新考虑他们对一个关心社会不公的残疾人是否下手太重了。

“表面上看似乎这是个普通案件，”陈的另一个律师李劲松说，“事实上这是政府在对个人进行报复。”

律师们说中央如果知道了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会站在他们一边的，不过他们相信中央已经被地方政府混淆视听了。

陈光诚把暴行曝光后北京的中央计生办对地方政府的行为组织过一次调查。去年九月计生办承认了临沂的计划生育实施存在有问题，并称几个地方官员已经被免职了。然而村民们怀疑这只是一种掩饰手段。

几个为陈光诚案子奔走的律师说，他们都曾被骚扰、殴打、威胁、拘留过。受过陈光诚帮助的村民希望他能马上被释放了。

“我们真得很感谢他。”梁叔和说。“如果不是他，我们没有机会去讨说法。他是我们这些村民的恩人。”

──《观察》首发 原文见7月11日《洛杉矶时报》

自山东临沂野蛮计生事件被揭露以来，维权盲人陈光诚的命运就一直成为中外媒体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为临沂野蛮计生事件受害者维权的义举，让他获得不少殊荣，但也为他带来无妄之灾。他自揭开黑幕后就被软禁，继而被当地公安任意羁押，最近又被正式起诉，7月20日将被庭审。他将有怎样的命运？这个答案应该有规可循。

在中国，一个很普遍的反常现象是，维权、揭黑人士即使取得部分成功，但其本人却为此而身陷牢狱。最明显的例子是郑恩宠案，他为业主维权，将地霸送入班房，却激怒了地方衙门官员，结果被罗织罪名，打入大牢。另一个例子是将“下跪的副市长”揭倒的李玉春，也因此而遭遇牢狱之灾。如今轮到陈光诚，尽管他揭露出来的黑幕被中央政府所承认，但他却要为揭露这些黑暗承担后果，不断遭到来自政府明目张胆的野蛮报复。当地政府从限制人身自由发展到以莫须有的罪名起诉陈光诚，使这位盲人生活在双重的黑暗——失明造成的黑暗与制度造成的黑暗。从前面的例子及中国司法制度的惯例看，郑恩宠等人的命运，也将是陈光诚的命运。否则，上级政府不会纵容当地政府对陈光诚进行如此猖獗的报复行为（但愿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这是该案的黑点之一，由制度造成。

陈光诚是继孙志刚、刘荻等人之后，又一个广受瞩目的案子。陈光诚的勇气及贡献不但没有受到当局的嘉奖，反而受到公然的野蛮报复，这从道义上、从人道上来说，都令人难以容忍，所以才引起巨大的反应。但从大家对陈光诚的关注点来看，多数只关注他的人身安全，而少有提出废止不合理的计生法的。不像前几年的孙志刚案，废法的呼声非常强烈。这是维权者、支持者无意中造成的黑点。

临沂及中国各地发生野蛮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案件，直接与计生法及各级的计生委有关，正因为有这个法外之法的保护，才会有这么大规范的野蛮计生案例发生。而不少民众对这样的法律和行为的宽容及“理解”，又使得野蛮计生横行了二十多个年头。很多人被当局的片面宣传所迷惑，那就是：中国人多，不强制计生，就会造成社会不安，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要强制计生。但大家都看到了，人口比以前多的中国，经济反而发展了；经济发展了，孤儿却多了，光棍多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多了，看不起病的人多了，上不起学的人多了，买不起房的人多了，生不起孩子的人多了，罪案多了……。连最原始的生育权都被剥夺，还谈什么其他的权利？因此，如果不提出废法，即使这次的关注可以保护陈光诚，但下一次呢？不废法，就会有更多野蛮又荒唐的事情发生。比如重庆最近推出的上网规定，在家上网要向公安局备案，违例者将被罚款及停机。这跟生孩子要申请准生证，违者被罚款及强制上环、堕胎、结扎如出一辙。因此，废除不合理的法律，用文明的法律取而代之，才算是维权的成功。

陈光诚案的亮点，是给予陈光诚帮助的法律专业人士比以往的维权案子都多，光北京就有十多名律师自告奋勇组成律师团，为陈光诚辩护，其他出面声援的也不少，这是民间维权运动突起的异军。他们的投入，对推动民间理性的维权运动很有促进作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维权的遭遇、黑政府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向外界通报，临沂大事记、陈光诚案跟踪、暴徒嘴脸等等，都放大到公众的视线，引起最广泛的关注，这不失为一个维权策略。法律专业人士是介于民间与政府的桥梁之一，这么多的声音，多少会化解一点政府的专制意识。

陈案的另一亮点，是受到众多的中外媒体的关注，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的更多的真实。今年4月30日，陈光诚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随着当局对陈光城的迫害升级，媒体对陈案的观察更为密切。舆论的作用对于黑手操作的司法是个无形的压力，受害者会因而受到或多或少的保护。

作者为《观察》评论员

──《观察》首发 

（一） 为什么我决心做“妈妈”

《自由神的眼泪》是我的孩子，从产生写她的念头到该书完成，前后将近四十年。作为她的母亲，这四十年的人生歷程走得相当艰难，怀著孩子跋涉，其中的艰辛就更加不言而喻。

四十年前的一个早上，五个男公安一个女公安到重庆和平路我家里，其中一个为首的用手枪对著我胸口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现在宣佈逮捕你」时，我刚才还在做的「居里夫人」梦 ，顷刻间灰飞烟灭，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要把这写出来。」 那时，我二十岁。高中毕业后，我想出国读书，他们以反革命叛国投敌罪，判我十三年徒刑。

想不到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竟然如此顽固，她不声不响地跟随我走了几乎一生。

在监狱里，精神的极度禁錮和肉体的极度疲劳，使我完全没精力没心情去想起自己怀有孩子。

一次，有个女犯问我：「齐家贞，十三年刑期好长，你为什么不悲观？」我脱口而出：「这有什么？付出了代价，不会没有收穫。」意思是，坐了牢，就有坐牢的经歷，就能写出坐牢的故事。

这种想法其实很愚蠢也很荒唐，监狱的残酷足以摧毁人生最美好的一切，没人会以十年青春的代价去换取坐牢的体歷，为了写一本相关的书！

与其说这话很阿Q，不如说是孩子在提醒这年轻的女囚，妈妈呀，别忘记我。

狱中十年，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胎动”。

十年劳改出狱，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没有理想没有梦，只有衣食住行活下去，几乎不记得有个孩子怀在我肚子里。直到读完一个年轻人从文革火堆里捡回家的《大卫.科波菲尔》，一位朋友把他女儿没来得及自我革命掉的《悲惨世界》借我看，我才发现，我的心灵多么荒漠，它需要清泉；我才想起，肚子里有个胎儿，胎儿正在轻轻呼唤，妈妈，我需要养料。

世界重新美丽，那是因为有伟大的雨果，那是因为有伟大的狄更斯……

我去夜校高中班读中文，近四十岁的女人和十几岁的孩子坐在一起，教室里只有我最忙；我到中学语文老师培训班听课，半年结业，我有长足的进步。

吃够了社会主义的苦，理该尝尝社会主义的甜。不久，这个四十四岁的前科反革命，费尽心机鉆进了电视大学《党政干部专修班》带薪读书。学中文的梦，因年龄超过三十五而破碎。

两年电视大学苦读，我肚子里养料多了一点，毕业论文试写了一篇文学评论，得了个「优」。我开心极了，那是一种母亲独有的开心。

孩子啊，你有望了。这个优，就是你的名额，就是你的出生证啊。

十年监狱，毁掉了我一生的前途；十年不幸的婚姻，毁掉我心灵神殿最后的一点私产——神圣的爱情。在痛苦与无望的忍受中，我想到过自杀。但是，我怎麼能自杀，孩子还在我的肚子里，我哪有死的权利！

四十六岁，我出了国，求生存求立足求发展，还要从零开始学英文，生命度过了充满希望然而更加艰苦的又十年。

我曾经两次中风住院，心里很害怕，并非怕死神，而是怕孩子没有妈，没有妈，怎么能有她！

出院后，我的记忆力直綫急下，三次走路去上班，三次忘记汽车停在车房里。我意识到，再不抓紧时间，有一天，我会把我的孩子全忘光。

九八年三月下旬，父亲在洛杉磯病故。他没来得及做他要做的事，他没来得及讲他要讲的话，满怀遗憾地离开了人世。自信「三十年里死不了」的父亲，说走就走，难道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说不定我哪天又中风，一夜之间变成白痴，或者头晚睡下去一眠到底，彻底完蛋。

不行！我发誓，决不重蹈父亲的覆辙。

我向死神下跪，请求你动手要晚一点，让我把孩子生下。

我坐立不安烦燥难忍，一天到晚像有根针扎在心上。

当时，我和丈夫在做加油站和便利店生意，生意不好，雇不起人。我们向亲戚借了钱，用借的钱来付工资雇人上班。每天我获解放五小时，写作五小时，再接着去上班。

白天，我驼着背伏在矮茶几上书写，写累了，换个姿式，还累，干脆跪在地上。九个月后，初稿完成，我膝盖下面多了两个黑色的大茧疤。稿子的修改工作全在半夜里进行。睡几小时后，像充了电有了气力，我就起床改稿，改两三小时，再上床睡觉，第二天才有精神像疯婆子一样做事。

谢天谢地，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孩子终于呱呱坠地。二千年五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自由神的眼泪》。

二十岁“怀孕”，六十岁做母亲。

我从青春少女等到了白发苍苍，从初升的太阳等到了夕阳黄昏，我感慨万千，悲喜交集。

满含热泪，看着孩子踏着蹣跚的脚步向社会走去。孩子啊，孩子，你有四十年沉积的生命力，现在，你要勇敢地向前走到底。妈妈累了，妈妈老了，她不再有很多的精力照顾你，但是，她用她的眼睛和爱心，追随你，直到永远，永远。

（二） 我怎样对待这本书的写作——真诚至高无上

真诚二字在此的意义有两层，第一层是整个故事包括细节的真实，第二层是作者用心的诚恳。

提笔写书之前，我有两个顾虑：第一是担心这本书写不好，使读者无兴趣读下去；第二个顾虑是我在监狱里很糟糕的狗熊表现，如何向读者交待。

我高中教室的黑板上方，贴有两排醒目的大字，“天才在於勤奋，聪明在於积累 ”，它说明后天的培养与努力对一个人潜能的发挥至关重要，这讲出了成功的真諦。对此，我牢记於心，一生不敢张狂不敢懈怠。

写作也是一样，能力高低，既有天赋的条件，更有后天的努力，天赋是火花，后天的努力是柴禾，没有柴禾，火花转瞬即逝。

有了这种从小就扎根於心的认识，加上十年劳改之后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吃苦耐劳精神——我们劳改队员唯一值得炫耀的成绩——不计功利、不考虑回报，坚持拾柴禾，火，总会燃烧起来。

何况，生活里真实发生的故事比作家的想象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她更能打动人心。我相信，自己亲身体验的生活是独特的，只有我才能把自己要讲的话写出来。我必须旁无它顾，付出全部的努力学习写作，就能用真情拨动读者的心弦。

第二个顾虑，才是我的最大心病。

我说我是个狗熊，取决於我选择的参照系。首先，是我曾经期望自己怎样，而实际上的我又是怎样；再者，是我与监狱里的英雄们相比之后，我对自己的评价。

通过看电影和读小说，我从小就受英雄主义的鼓舞，暗暗起誓，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做个不怕死的英雄。

可是，当生活提供我一个做英雄的绝好机会时，我却是另外一种表现。

六个公安来家逮捕我，手枪对準我胸口，我赶快举起双手投降；提到“西庄”审讯，本想只交待自己决不出卖他人，嘴一张就竹筒倒豆子，抖了个完，把亲人好友个个推进火坑。

到了劳改队，齐家贞就彻里彻外是个驯服的好敌人了。在那里，狱吏们口口声声责駡我们是人民的敌人，自己也鸚鵡学舌重復“我成了人民的敌人 ”，可敌人在哪里？心里面一个也找不到，找不到敌人，朝着谁去当英雄？这，或许可以是我没当成英雄的托辞，但通观我监
狱里的表现，哪有一点英雄的味道：在狱吏前我从来不敢说声“不”，他们让我说啥我就说啥，他们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吹瞎了灯都不敢犟一下，这付窝囊相，只够资格当狗熊。

以上是我个人的纵向比较。再作横向比较，看看监狱里的英雄们。

在无產阶级专政的监狱里当英雄，比战场上当英雄不知要艰难多少倍，它靠的是八年十年整个一生对真理的坚守，是灵与肉被长久蹂躪的忍辱负重与不屈不饶，是明辩是非拒不受骗的智慧，是面对残暴的精神压力、加刑和枪毙的威胁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

男犯中队里，英雄为数不少，首推我的父亲。他在执行铁腕政策的监狱里，以闯过人生第三关“威武不能屈”作为精神支柱，不低头认罪，全监闻名。一队向宗芳，反毛泽东诗词之意填写了三十余首合诗，其中最深刻的一句，“挥动党棍八百万，搅得中国漆黑”，当所谓的向宗芳反革命集团案爆发后，他拒绝交代自杀身亡，以死表示了对权威的蔑视。还有贫下中农的儿子江开华，誓与专制集团斗争到底，数次加刑，最后枪毙……

他们是蓝天上大写的人。我齐家贞只能汗顏无地。

我的中队里也不乏女英雄。

家庭妇女熊兴珍寧愿当反革命死，坚决不向毛泽东的画像低头；牟光珍为她去臺湾的丈夫守满“寒窑”（大陆）十八年，开始“反改造”，关进了小监房；残疾人刘伯祥坚持没有喝酒哪里有醉（罪），从不改口。这些弱女子付出她们的生命，完成了英雄的壮举。

三个人都在我的组里，我只敢在心里悄悄敬佩。

就连那些不识几个字，不一定看过宣扬英雄主义电影小说的少年犯，也比我英雄。她们十二三岁进了少管所，之前在社会上游荡数年所习染的江湖义气，在女犯中队也光芒四射。

有一对水汪汪大眼睛，胸部象两个馒头美丽地高高撑起的吴桂英，要她吐真情，要她检举人，铁杠都撬不开她的嘴。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英雄气概。

廖汝秀，为了捍卫心中高贵的爱情，提著脚镣链子走进全监大会场，那种藐视法律权威的勇气，那副目空一切的傲慢神情，光彩照人，全场震惊。我齐家贞一辈子也别想有一次这种浩然正气的精彩表演。

本来，我齐家贞只有这点斤两，当不成英雄，只能暗地里羡墓别人，也就罢了。但我最感理亏心虚的是，做了今生自己最痛恨最不齿之事——检举人。我连小女孩吴桂英、廖汝秀都不如。

特别是我翻译了我们反革命小组欧文芳的信——一封错别字连天、语法完全不通、无人能看懂的信，被我看懂了，并且帮队长译了出来。我完全可以天衣无缝地搪塞队长，告诉她没办法我也看不懂，但我逞能，我要感谢队长，他们把信交给我翻译，那是对我的信任。

这封译出来的信，很可能就是欧文芳后来被加刑的主要事实根据。我是在作孽，一想至此，我就痛恨自己。

还有，队长们，包括监狱长夏鈺钦都对我很好——当然是从上往下俯视的那种好，他们提前释放了我，同时枪毙了我们小组的熊兴珍——一个善良无比又极其无知的良家妇女。

这些事情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叫我怎样说的清！

印度已故总理尼赫鲁在狱中写成了《尼赫鲁自传》。他在前言中说，写自己是最困难的事情，讲自己好话时，读者听起来刺耳，讲自己坏话时，自己又感到痛心。这是真话。

不过，我想，如果你好话坏话有啥写啥，真诚地摊开自己的红心黑心灰心良心；如果你对“刺耳”、“痛心”不置一顾，写出真实的你自己，不就把“最困难的事”变得最不困难了吗？

是的，我齐家贞遗憾此生没当成英雄，有什麼办法，那就写你这个狗熊吧。写一个真实的狗熊，比写一个虚假的英雄好一百倍一千倍。写一个真实的狗熊是怎样从狗洞里爬出来，在仰望英雄的光辉里看到自己狗熊的丑态。

一句话，齐家贞的歷史是自己写就的，你无权篡改。

至於，有的读者会因此指责批评甚至遣责咒骂我，那不正好吗，我对自己不是极不满意甚为痛恨吗，假如这一切是真心的，为什么不允许别人也对我很不满意甚为痛恨呢？

这个决定一下，我就轻鬆自如、大笔流星地行笔走字了。

我从不担心自己会忘记家里的事，但是我深恐因岁月的流逝而忘记我的同犯（监内彼此称同犯）们。来澳后，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卡片上，定期过目。有了名字，他们的故事就纲举目张，活活泼泼跟在后面走来了。在写作的过程中，有的人和事（比如男犯中队发生的），我弄不清楚，就情愿不提，有的事印象不深记忆模糊，就乾脆捨去。总之，地点时间人名事件细节力求準确。

定稿后，有人建议把几个犯人的故事综合到一个人身上（比如说综合到我身上），这样会更集中更有典型性。我觉得，我没有这种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只愿意扮演我自己，那怕是个软体动物的我自己。《自由神的眼泪》这本书不是小説创作，她是讲一个家庭和一批人的真实命运，我用我的真诚写真实发生的故事。

真诚至高无上。

（三） 一颗永不安寧的心

《自由神的眼泪》已经出版了，但是，一想到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劳改英雄们，一想到我离自己的英雄理想天差地别，我无法不责备痛恨自己，我的心永远不得安寧。

今天，我这隻狗熊幸运地出了国，我唯一能做的事，是把这段歷史记录下来。记忆是一种前进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不要倒退。恳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些受害人和已经逝去的故事，永远不要忘记。

在此，请让我利用这个机会，要求朋友们同我一起，向那些已经默默死去，活著，但已经疯掉了，活著，却发不出活人声音的我的同犯们致敬。

如果现在我还有梦，那就是有一天，我们能把这些无辜者的名字刻在石碑上，让正义的圣火在石碑前燃烧。

 

By Ronald Schechter

July 7, 2006

On July 12, France will celebrate the centennial of the acquittal of Alfred Dreyfus, the Jewish military officer whose false indictment on a charge of treason set off a political scandal in the country.

In a certain light, it would seem that the Dreyfus Affair  an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it emerged  has long since been buried. Yet Dreyfus has remained an iconic part of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n France. Even the openly antisemitic leader of the extreme rightwing National Front, Jean-Marie Le Pen, has taken to comparing himself with the wronged officer. Indeed, recent acts of anti-Jewish violenc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ave prompted direct invocations of the persecution of Dreyfus. The most horrific of these was this past January’s Affaire Halimi, in which a street gang kidnapped a young Jew of modest means named Ilan Halimi and demanded half a million euros in ransom from his single mother. When, on advice of the police, she ceased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the kidnappers, they tortured her son for three weeks. He was found handcuffed and naked, with burns on 80% of his body, and he died on the way to the hospital. The police denied that this was a hate crime, and th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claimed that the kidnappers’ motives were primarily greed, not antisemitism.

But as grisly as the Affaire Halimi was, and as insensitive and incompetent as the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proved themselves to be, its connection to the Dreyfus Affair is limited: Although antisemitism wa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Dreyfus Affair, its deepest influence was left not in the realm of ethnic tensions but in the battle for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that sometimes unpopular, yet always essential pillar of any just society.

When seen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re is little cause for celebration, as examples of affairs truly analogous to Dreyfus seem to emerge every day. Indeed, last year more than a dozen men and women from the French town of Outreau were detained on charges of pedophilia  at least one for nearly a year  before they were acquitted due to lack of evidence. Stories of physical abuse during interrogation, detention of up to a year, and the suicide of one suspect and attempted suicide of another have shaken national confidence in the judicial system that has been in place since the time of Napoleon. And even on these shores, there now exists a disturbing parallel to Dreyfus in the prisoners at Guantánamo Bay. Many of the detainees may have planned or carried out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and thereby earned this designation, though officially they are merely “enemy combatants.” But how many Dreyfuses are among the hundreds held at Guantánamo? How many prisoners have committed no other crime than having an ethnicity or religion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ir captors? A Supreme Court ruling late last month has annulled military commissions proposed by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hich would have evaded the basic standards expected of courts-martial of prisoners of war. But this judgment says nothing about the legality of indefinite detention of civilians.

And so it would seem that, on the centenary of this tragic fiasco, celebrations should perhaps be replaced by a detailed rendition of the story of Alfred Dreyfus  with its maddening, byzantine turns of injustice  to remind us how far we haven’t come in 100 years.

In September 1894, a concierge and petty spy at the German Embassy in Paris discovered a military memorandum, or bordereau, unsigned and without a named recipient, containing cryptic promises of military secrets. She conveyed the document to Hubert-Joseph Henry, an ambitious commandant, wo eagerly passed it on to his superiors at the Statistical Section  the division responsible for espionage  of the General Staff. One of these men, a colonel named Fabre, claimed to recognize the handwriting of the Jewish captain and, after hasty consultation with self-styled handwriting experts who came to contradictory conclusions, on October 15, Alfred Dreyfus, an Alsatian Jew with expertise in artillery, was arrested for high treason.

Following two months of imprisonment, including solitary confinement, shouted accusations and other forms of psychological torture designed (in vain) to produce a confession, Dreyfus faced a closed-session court martial. He was found guilty and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on Devil’s Island off the coast of French Guiana. While there, he suffered from malarial fever, dysentery, malnutrition and severe depression. When absurd rumors of an impending rescue surfaced, his jailors had him shackled to his bed for 40 days.

In 1896, however, a new head of the Statistical Section, Georges Picquart, a lieutenant colonel, discovered evidence pointing to the real traitor. Placing letters written by a commandant in the Statistical Section next to the infamous bordereau, Picquart saw that the handwriting matched exactly. He thereby determined that the actual culprit was 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 a notorious hustler with chronic gambling debts. Though himself a confirmed antisemite, Picquart was horrified at the prospect that a traitor was still at large and in all probability still selling military secrets to the Germans. He confided his discovery to a few colleagues, whose help he elicited in planning a sting that would establish Esterhazy’s guilt beyond the shadow of a doubt. But these colleagues betrayed Picquart’s plan to top brass at the General Staff, who quickly transferred him to a dangerous post in Tunisia. They could not afford to have the truth of their incompetence and injustice revealed.

Meanwhile, unaware of these secret developments, Dreyfus’s wife, Lucie, and brother, Mathieu, pushed, first discreetly and then publicly, for a revision of the case. Henry  whether on his own initiative or in response to orders is not clear  responded by churning out forgeries designed to buttress the flimsy case against Dreyfus. By this ti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itial investigation had been leaked to the press. On January 13, 1898, Emile Zola published his famous “J’accuse” against the army and politicians all the way up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an act that led to his conviction for libel and consequent flight to England. Edouard Drumont, dean of French antisemitism, led the rightwing assault against the “Jewish peril” from the editor’s desk of his immensely popular scandal sheet, “La Libre Parole.”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riots against the Jews broke out in France and Algeria, and politicians running for office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regularly capitalized on popular antisemitism to win voters. In another travesty of justice, a court martial chose to ignore the evidence against Esterhazy and acquitted him, though he subsequently fled to Belgium just to be on the safe side. Theodor Herzl, at the time a young journalist writing from Paris, later credited the Dreyfus Affair for convincing him that the Jews were not safe in the Diaspora and that they needed their own state.

Justice was done, though belatedly and incompletely. In June 1899, thanks to tireless lobbying by the Dreyfus family and a handful of intellectuals on the left, the case was reopened. The Cour de Cassation, the highest court in France, set aside the verdict against Dreyfus and ordered a new court martial in Rennes, a quiet port city safely distant from turbulent Paris.

This time, however, the trial was to be open to spectators, including hundred of journal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were shocked to see the emaciated defendant appear in the courtroom. In this public setting, moreover, the judges could not suppress the fact that they had nothing but raw prejudice against Dreyfus. In a bizarre verdict, on September 9, 1899, the military tribunal reconvicted Dreyfus under “extenuating circumstances” and sentenced him to 10 years in prison. At this point,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stepped in and issued a pardon, though justice seems not to have been his primary motive: Paris was the site of the 1900 World’s Fair, and it wa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o close the case.

But the case was not closed. Although understandably ready to accept the presidential pardon after his nightmarish ordeal, by November 1903, with strong support from a parliament now dominated by radicals and socialists, Dreyfus was sufficiently confident to petition for a retrial. Finally, on July 12, 1906, the Cour de Cassation annulled the scandalous verdict of Rennes. Shortly thereafter, Dreyfus was promoted to major and awarded the Cross of the Knight of the Legion of Honor.

It was a much delayed stab at justice, though, as political philosopher Hannah Arendt observed, since the Cour de Cassation was actually not legally competent to try what was essentially a military case. Only a military tribunal could reverse the verdict of a military tribunal, and no such court ever pronounced Dreyfus not guilty. In 1985, President François Mitterrand presented a statue of Dreyfus to the …cole Militaire. The army refused to display it, and it now stands in the Tuileries gardens. It was only in 1995, more than a century after the captain’s deportation to Devil’s Island, that the army acknowledged Dreyfus’s innocence, and then only after an official army historian had caused a scandal by publicly questioning it.

Pascal Clément, the French minister of justice, recently called Dreyfus “the symbol of all victims of Justice, but also of the recognition by Justice of its errors.” On this anniversary, then, a wish for the continued pursuit of such recognition, for the errors are still being committed.

Ronald Schechter is the Margaret L. Hamilto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and the author of “Obstinate Hebrews: Representations of Jews in France, 1715-181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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