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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收到好几位朋友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关于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文章，读着这些材料，我既感动，又激愤。感动的是陈光诚以残疾之躯，在人民权利遭受侵害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冒着被打击报复的危险，揭发违法乱纪、迫害人民的罪行，表现了中华民族固有的见义勇为的崇高精神。激愤的是，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邪恶势力为了维护特权、掩盖罪行，竟然运用专政手段，对这位维权人士肆意迫害。在以法治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构建和谐社会的宣传遍全国的时候，这种迫害维权人士、破坏社会和谐的违法行径，岂不是莫大讽刺！

面对陈光诚的不避险阻、不惜牺牲的的维权精神，我感到十分惭愧。我有责任向社会宣传他的崇高精神，同时为他伸冤呐喊，大声呼吁：救救陈光诚！

陈光诚1971年生于山东沂南县双后镇东师古村，不到一岁时因发高烧导致双目失明。长大后曾就读于盲校。他发奋自学法律，掌握了丰富的法律知识。2000年从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县中医院。但他没有上班，却回家走上了维权的道路。自1996年开始，他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为残疾人和农民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受到人们的爱戴，被称为“赤脚律师”。他的维权行动和热心为乡里服务的善行声闻海外，2002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以封面故事介绍他维护残疾人权益和成立乡村法律图书馆的梦想。2003年，临沂市也把他评为“十大新闻人物”之一。2005年12月12日，他被香港《亚洲周刊》誉为“2003年风云人物”。2006年5月1日，又被美国《时代周刊》选入“塑造世界的一百人”（中国有5人被选入，另4人是温家宝、李安、黄光裕、马军）。

2005年春，陈光诚调查临沂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打人、抓人、关人和强制结扎堕胎等野蛮的违法行为，并在互联网上公布了调查结果，引起很大反响。国家计生委确认临沂地区在计生工作中有违法现象，并查处了一些官员。这就招来了当地有关政府的报复。陈光诚从8月11日开始被软禁在家。9月6日，他设法逃出，辗转到北京，向京城法律界求助，却被山东地方官员绑架回乡，继续软禁。10月4日，有些朋友前去探望，遭到阻止。陈光诚冲出门口会见，竟被看守的便衣殴打，他的朋友也挨了打。经过七个月的软禁，今年3月11日，他被沂南县公安局带走，关了三个月后，6月11日，被扣上“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宣布刑事拘留。

计划生育是国家为了控制人口过度增长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个工作难度很大，尤其是在农村。很多计生干部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但是，也有相当大量的干部把这个工作当成敲诈勒索，聚敛钱财的机会。多少年来，我们不断看到听到以计划生育为名而残害百姓的消息，许多农民因遭受盘剥掠夺而倾家荡产，有的走上了“上访、被抓、被关——再上访、再被抓、再被关”的悲惨道路，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陈光诚揭露这项工作中的黑幕，既捍卫了人民群众的权利，也履行了一个合格公民的义务，而且，对计划生育工作，也是有力的帮助。但是，结果却受到了政治权力的迫害。如果说，他所揭露的仅仅是计划生育部门的腐败的话，那么，他遭受的迫害，则反映了整个政治结构的腐败，反映了专制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特征。

近几年来，强势集团剥夺人民财产、侵害人民权利的罪恶行径层出不穷，尤以掠夺耕地、暴力拆迁等为甚。面对当权者无法无天的暴行，被剥夺者不得不走上维护自己权利的道路。去年全国群发性事件达到八万多起，充分暴露出当前违法侵权的严重程度。这个事实，既说明专制制度统治危机的加剧与深化，也表现了人民群众维权意识的觉醒。在群众性的维权运动持续高涨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以维权为己任的维权人士，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法律界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熟悉法律，坚持依法维权，也就占领了维权运动的战略制高点。他们敢于冲锋陷阵、赴汤蹈火。维权运动造就了他们，他们也推进了维权运动。他们是真正的社会先进分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当代精英。陈光诚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且，由于他是一位盲人，就更值得我们敬佩。

维权运动是现阶段继续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因为维护人民权利，就要反抗剥夺人民权利的暴行，而这些暴行几乎都来源于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所以，维权运动不能不带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性质，反封建反专制，正是民主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几年来，由于剥夺人民权利的事件愈演愈烈，遍及全国各地，人民群众自发的或有组织的维权运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普遍。维权和改革，成为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两大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支持陈光诚、援救陈光诚的重大意义，就远远超出了发生在山东临沂的这个个案，而成为参加民主革命、推进民主革命的一个实际的具体的行动。

目前，援救陈光诚的运动正在展开。6月14日，许志永等11位志愿援助陈光诚的知名维权人士发表公开信《致中国公民》，呼吁公民们“关注陈光诚，关注一个盲人正在承受的苦难”。6月27日，陈光诚的辩护律师李劲松、李苏滨和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等前往临沂，准备会见陈妻袁伟静，商讨如何援救陈光诚。他们刚到陈家所在的营后村路口，就受到十几名男女围攻（据目击村民后来告知，其中有中共村支部书记、乡和村的计生干部）。他们当着赶来的4名警察的面被这些人殴打，随即被警察带走。带走他们的警车号是Q1931。

许志永、李劲松等维权人士的举动是十分可贵的。但是，仅仅这些专业人士的努力是不够的。维权行为是一个广泛群众性的运动，需要社会公众的普遍关切和支援，陈光诚一案尤其如此。他虽然是个盲人，但他有着雪亮光明的心灵。他比很多明眼人更能看透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并能奋起扫荡人间的污泥浊水。他是我们社会的精华，民族的骄傲。把这样的模范公民关进监牢，暴露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格公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权利起而抗争，把这位优秀的维权人士从监狱里抢救出来。

让我们共同努力，拯救陈光诚！

2006年7月10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什么？这是《国际歌》。对于《国际歌》，还有由此而来的《国
歌》，许多中国人并不陌生，上小学时我就唱过。不过当时由于年
幼，家庭生活又比较优越，对那种饥寒交迫的“奴隶”生活没有感同
身受，所以每次唱的时候，我都是鹦鹉学舌，甚至嘻嘻哈哈，全然失
去了《国际歌》那种悲壮的情调和让人泪下的悲伤情感。

截止到现在，算起来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唱过没有听过《国际歌》。
最后一次听，应该是在上大学时，好象是胡耀邦的追悼会，有两个曲
调，一个是《国歌》，一个是《国际歌》。那时我们还为杨尚昆吐字
不清把《国歌》说成《国际歌》而愤愤不平呢。大学还没读完，我就
被专制机关投进了监狱，在监狱当然不可能唱《国际歌》，也不可能
听《国际歌》。这大概是它所蕴含的反抗精神，对罪犯们来说无疑于
火上浇油。中共历来把罪犯看成敌我矛盾，也就是敌人，作为敌人又
怎么能唱和听《国际歌》呢？

出狱后，我一直颠簸流离，经常失业，至于《国际歌》听都没听到，
更别说唱了。然而，在中共的生日，我却偶尔听到了《国际歌》。那
天我到原来的单位去办事，走到楼下，突然听到熟悉的曲调和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这不是《国际
歌》吗？我不由得驻足谛听，那铿锵激昂、深沉悲壮的调子使我的内
心禁不住一阵颤栗。尤其是那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使我浑身
的力量在喷涌，听着《国际歌》我的灵魂在涤荡，沉入一种亘古的悲
壮中。

《国际歌》是由欧仁．鲍狄埃作词，比尔．狄盖特作曲，瞿秋白翻译
的诞生于血与火年代中的激越的歌，它曾经激励了多少人为正义而献
身。

但是《国际歌》如今已经成了一种形式，在一些精英的眼里甚至成了
与中共沆瀣一气的污迹。其实，《国际歌》是积极的。它在本质上代
表的是最底层人的呼声，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也喊出了数千年受压
迫人民的心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
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实际上在反叛中包含着对
苦难中的芸芸众生的深切关怀与悲悯。

你看，那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多么富有号召力，多么富有
激情。在历史上，每当老百姓也就是“奴隶”们因饥寒交迫陷入无法
生存的境地时，便会起来绘成汹涌的反抗潮流。象东汉的黄巾军，象
明末的李自成，象清末的洪秀全等等，一群群无法生活的农民，揭竿
而起，他们扶老携幼，成群结队，竟达到50万、100万……。面对这
样的历史，过去我总不明白，难道仅凭几个张角、黄巢、李自成、洪
秀全就能煽动那么多的百姓跟从？其实从历史的客观角度来看，这些
农民都是政府逼的，都是贪官污吏害的，残暴的统治使得老百姓无法
生存，才铤而走险。当年，李自成被明朝军队打得只剩下了七个人，
逃往深山，没想到不到一年竟然发展成百万之众，向北京滚滚而来，
沿途还有无数的老百姓源源加入，这难道是李自成的个人魅力所吸
引，不是，而是农民们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在中学时曾看过美国大
片《斯巴达克斯》，里面就有这样的镜头，斯巴达克斯最初只有不到
百人，结果很快就达到数十万，而且沿途那人民满山遍野，就象滚滚
的大海一样。这些事实都证明了这样的真理：被压迫的民众就象火山
一样，任何煽动都可能被引爆出来，形成汹汹之势的。同时历史的发
展也证明了这么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国际歌》实际上是一种声音，是来自底层的声音，它并不代表共产
党，也不是为共产党所专有。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国际歌》却失
去了它的本意，看看中国现实，贪官污吏如虎狼，中共残暴专制，人
民水深火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沿海和内地的许多工厂已经慢慢形成
了一批批“奴隶”，这实际上是对《国际歌》的一种侮辱，一种强
奸，更是对其作者的一种精神践踏。

想必九泉之下的欧仁．鲍狄埃、比尔．狄盖特等面对这种现实，也会
告到上帝那儿的。

最近，一个副厅级官员的卖淫嫖娼案，竟然有近百名人大代表联名向
全国人大、辽宁省人大、辽宁省检察院提交《关于依法公正审理“卖
淫嫖娼案”的建议》。（2006-06-06《南方都市报》）一个副厅级干
部的卖淫嫖娼案，即使有警方滥施职权的嫌疑，但是，一下引来那么
多人大代表为其“鸣怨叫屈”，不免让人心情复杂沉重！这让我想起
湖南省临湘原副市长余斌受贿案。就在各界当时仍在针对“余斌受贿
案”展开激烈争议之时，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7日下达了
“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笔者
注。）”的终审裁定。余斌对此表示出了遗憾。

余斌的遗憾可以理解。但临湘市纪委和教育局的部分官员仍然为之惋
惜、同情，甚至为其辩护，就不免使人对官场生态环境的恶化表示担
忧了。

对余斌将私受钱财用于公务是否属于受贿的问题，岳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已于2005年7月7日下达了维持一审判决的“被告人余斌犯受贿罪”
的终审裁定。至此，原临湘市副市长余斌构成受贿罪已成事实，不容
置辩。然而，在余斌原先工作过的临湘市纪委和教育局里的部分官员
仍对余斌惋惜同情之余赞赏有加，甚至发出了“余斌何罪之有？”的
质问。官员们混乱的思想意识让人匪夷所思。人们不仅要问，这难道
仅仅是法律常识问题吗？在官员们替余斌辩护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
深层次的危机呢？

从法理上讲，因余斌收受贿赂的行为已实施完毕，其赃款的去向不影
响受贿罪的构成。换句话说，余斌虽然将部分受贿款用于所谓的“公
务”，但并不能抵消其“权钱交易”给国家、集体、公民利益造成的
损害。这一点只要稍具法律常识或者具有理智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辨
别得清。可是，为什么临湘市纪委和教育局的部分官员却对余斌的犯
罪事实表现出如此“暧昧”和是非不明呢？笔者以为，临湘市纪委和
教育局的部分官员在余斌受贿案中的“意识判别障碍”，并不是孤立
和偶然现象。官员们同情余斌甚至为余斌做无罪辩护的现实，从一个
侧面折射出目前官场生态环境的恶化。

首先，说明官员腐败已成普遍现象。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助理的一席话
发人深思：“现在被查办的那些贪官，个个有车、有别墅、有情妇。
余斌有什么？”是的，检察院指控余斌的受贿金额只有22.5万元，并
且其中的15.47万元被余斌用于“公务活动”。加上余斌平时的“表
现”，再结合现实中官场腐败的现状，这就难免给这位局长助理这样
的感觉：余斌的受贿在当今社会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他的质问
“余斌何罪之有？”恐怕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可见在我们部分官员的
意识中，已经把余斌这样的“小”贪官排在“犯罪”之外了。“小贪
不为贪”的麻木，说明官场腐败已成普遍之势。

其次，说明腐败已成见怪不怪的官场常态。临湘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
任把余斌任教育局长期间老师找他帮忙送红包，朋友、同学、同事送
给他烟、酒的事说得稀松平常，几乎将官场腐败描绘成正常的生活图
景，并且对余斌的做派显得十分崇敬和羡慕。现在我们一些官员不仅
对腐败现象表现得麻木不仁，而且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已经人为的将贪
官“分类”，即把贪官分为“好贪官”和“坏贪官”。象余斌这样的
“另类”贪官在临湘的官场混出了“人缘”并不是偶然现象，它一方
面说明我们部分官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可怕的蜕变，另一
方面说明官员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充斥腐败之气，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
已经成了官员们的生活常态。

第三，说明腐败已经不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至少在官场中已
经逐渐形成了“保护层”。现在贪官的“落马”似乎很难通过正常的
渠道了，越来越需要借助“偶然”的因素。余斌“落马”的偶然因素
是他在纪委工作时太“铁面无私”，用临湘市纪委一副书记的话说是
因为“得罪了个别领导”。言下之意，假如当初余斌能多一点“官官
相护”，多一点“法外开恩”；或者“听招呼”给领导情面的话，那
么他今天就也会得到相应的“保护”了。这让我想起某地在总结“前
腐后继”腐败分子一挖一窝的原因时，特别强调班子不团结、互相
“揭短”的深刻教训。余斌“落马”的教训是什么也许他自己最清
楚，然而，临湘市纪委官员们替他做的“总结”与其说是抱打不平，
还不如说是抱怨官场保护潜规则的“不完善”。当官员们对贪污腐败
分子不是指责痛恨，而是为其“落马”惋惜甚至愤慨时，我们还有什
么理由不对官场生态环境的恶化表示担心和忧虑呢？

关于社会平等，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更加关心的是政治自由，而不是阶级和身份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如果社会平等意味着isotimia，即不论地位身份都予以平等的尊重，那么这种“尊重的平等”表达的是一种典型的民主风气。

                              ——乔·萨托利

据媒体报道，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于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这是《宪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将乡镇人大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后，县乡人大的第一次同步换届选举。具有官方背景的《学习时报》对此评论说，“动作之大、意义之远、影响之深为历次罕见。”在民间颇有影响的《中国新闻周刊》则以通栏标题“中国最大规模县乡换届展开 决定国家未来走向”作了大幅报道。因此，倍受关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各方人士瞩目。

迄今为止，我已看到大量关于此次人大换届选举的报道、评论以及指导人大代表选举的文件和小册子。然而，在现行《选举法》（全称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存在严重违反《宪法》的歧视性条款，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我看来，这种公然践踏人的平等权、剥夺一部分公民的政治权利的法律规则，是不应该任其沿续下去的。

 现行《选举法》第十二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第十四条：“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第十六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上列条款的意思非常清楚，识字的人都能明白，概要地说，就是四个农民的选举权才抵得上一个城镇居民的选举权。这是一种举世罕见的公然歧视大多数国民的“隔离制选举法”（一名农民朋友的说法）。我实在无法理解高居庙堂之上的立法者为何会制订出这样荒唐的法律！如果说立法之初始于法律的蒙昧时代尚有情可原，那么在《选举法》2004年修订后仍然保留上述规定就令人无法容忍了。

首先，《选举法》的歧视性条款严重侵犯了大多数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和平等权，对广大农民造成了极大伤害，因而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亿零756万，其中城镇人口5亿6212万，占中国人口的43%，乡村人口7亿4544万，占中国人口的57%。实行该《选举法》，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选举权被剥夺了3/4，这不仅是对农村公民的极大侮辱，更是中国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巨大耻辱。我所认识的农民朋友在跟我诉说这一他认为是“不拿农民当人看待”的“最大的人权歧视”时，神情异常激动，感到创深痛巨，奇耻大辱！令我感同身受，无法忘怀。

其次，《选举法》的歧视性条款违反了现行《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也违反了《宪法》第三十四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

平等权是指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不受任何差别对待，要求国家同等保护的权利，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权利主体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条件。《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条实际上确定了平等权适用的广泛的范围，即平等权的价值不允许特权现象的存在，因为特权与平等权是不可能并存的。选举权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但农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法》剥夺了3/4，反过来说，选举法不正当地使市民拥有4倍于农民的选举权。因此可以认定，现行选举法与宪法的平等原则相悖。对于违反宪法原则的法律，根据《立法法》第七十八条：“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必须尽早予以修正。

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不是用来对抗一般的公民个人，而是用来对抗国家的公共权力，也就是说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效力指向对象不是弱小的公民，而是指向强大的国家公共权力。在强大的公共权力里立法权首先要受到公民权利的约束，也就是说立法在保障人权时是要受到限制的，在具体情况下怎样限制，在公民权利保障里面，平等保护是非常急迫的问题。在公民的宪法权利保障里面，平等保护的主要含义是指适应法律平等，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在适应法律上对公民的权利是一律平等的。为了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要对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而且要对立法机关的权力和立法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正是立法层面里面最核心的问题。《选举法》中歧视性条款的长期存续，严重地侵犯了大多数公民的平等权和选举权，突显了立法机关的傲慢与失职，因而有必要给予严肃批评，并建议其以修法措施进行修正。

再次，《选举法》的歧视性条款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第三款明示“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际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这种选举应是普通的和平等的并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可以推断出，在投票时，“一人一票的原则必须得到执行，每个选民的投票必须是等值的。”中国的《选举法》将公民分为市民和农民两个等级，事实上剥夺了3/4农民的选举权，其不正当性是显而易见。因此，对于这样的《选举法》以任何理由作任何辩解都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美国在建国之初，当费城制宪会议讨论国会众议院比例代表制的时候，在怎样计算人口的问题上曾发生了激烈争论。南方蓄奴州不给黑奴以平等的公民地位，但是他们又怕黑人不计入人口数，在按人口比例分配众议员时吃亏。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讨论，最后采用了谢尔曼提出的妥协方案，南方在人口普查中把黑人以3/5的比例计入。也就是说，计算人口以便算出众议员人数的时候，一个黑人折算成3/5个人，史称“五分之三妥协”。南北战争之后，联邦宪法于1868年增加了第十四修正案，明确要求各州为所有公民提供“法律的平等保护”，对黑人选举权的歧视才开始改变。

但是，一直到上个世纪中叶，美国黑人仍然受到各种歧视。在马丁·路德·金的杰出领导下，美国人民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这一伟大运动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法律制度与美国人的思想观念，因而使美国真正成为了一个兼容自由与平等的伟大国家。

在汹涌澎湃的民权运动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消除种族隔离”的法案和判例，如1957、1960、1964和1968年的四个民权法案以及1965年和1970年选举法的制定。1964年的《民权法案》规定了包括选举、就业和公共场所方面“消除种族隔离”，并且规定联邦政府“消除种族隔离”的主要手段是对州和地方政府继续推行种族歧视的机构停发联邦补助。1971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宪法第二十六条修正案，规定在联邦和州及地方选举中选民最低年龄统一为18岁。并相继废除了人头税、文化测验等作为选民条件的限制。此后，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处境逐步得到改善，不同种族的平等与融合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

今天美国法院不会再对种族歧视措施费这么多口舌，因为人们实在想不出种族歧视可能具备什么正当目的。这是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法院一直对种族区别采取最严厉的审查标准：一旦涉嫌种族区别，政府措施几乎将自动被认定违宪。美国大法官将如此严格的审查标准称为“在理论上严格，在实际上致命”。我们没有必要照搬别国的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某些价值和原则是共同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任意歧视的社会，政府尤其不得通过法律或政策人为地剥夺人的平等权利，而上述推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鉴别歧视与合理区别对待的分析框架。（张千帆：“如何鉴别歧视？———从年龄歧视看平等权的宪法标准”，载2006年7月6日《南方周末》）

由于我国《选举法》对于农民选举权作了歧视性规定，使得中国农民实际享有的选举权竟远不如两百多年前的美国黑奴，其有悖人权与人伦的非法性（恶法非法）昭然若揭。

这样荒谬绝伦的《选举法》绝不能任其沿续下去了，也不能让公民的平等权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必须向世人揭露恶法的荒谬性与不正当性，动员民众为主张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直到权利得以实现为止。

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一书中说得好：“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只要法必须防御来自不法的侵害——此现象将与世共存，则法无斗争将无济于事。法的生命是斗争，即国民的、国家权力的、阶级的、个人的斗争世界上的一切法都是经过斗争得来的。所有重要的法规首先必须从其否定者手中夺取。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都准备着去主张权利。”

2006年7月

【2006年7月11日狱委讯】博讯记者刚刚了解到，上海居民倪天英（45岁）因在Google等论坛发表一篇题为：《中共罪恶滔天，我发布人类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惊世大提醒》，遭到搜家和拘留。 倪天英用实名在5月28日发表上文，6月7日上午9点，上海闵行区古美路派出所的警察和公安局信息安全队共8人闯入倪天英家搜查、拍照。把电脑硬盘拆下来拿走，并把倪天英带到派出所传唤，然后以散布谣言的罪名拘留10天。6月7日-17日倪天英在上海闵行区拘留所失去自由。  据当事人介绍，在派出所，警察故意捏待，体罚倪天英，一天不给吃饭，用手铐把倪天英双手从背后反铐，动手动脚等等。警察还威胁倪天英出来后不许到任何地方去上访，不许倪天英在网上发表反对言论，把他当管制分子。 倪天英在2004年11月因阻止施工扰民被开发商殴打，施工地点据居民窗口仅10米左右，清晨6点施工，让居民无法入睡。2005年1月31日倪天英再次被保安殴打。 之后倪天英试图到法院控诉，到上海部门上访，并写信给温家宝和中纪委，但没有结果。 附录：中共罪恶滔天，我发布人类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惊世大提醒 我是中国维权人士，异义人士和人权斗士。现在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中共各级官员，太子党和利益集团勾结，残害人民。中共的制度不公和强权猎夺，使人­民创造的财富被中共官员挥霍一空或转移国外。制度的权力腐败，侵害每个公民应当享有的公民权利和福利保障。中共的苛捐杂税超过5000年中华历代王朝。老百姓税­务负担全球第一。 医疗公平性：全球排列倒数第二。 教育收费：大学学费世界最高。中共政权腐败堕落，中共权贵骄奢淫逸，中共干部虚伪、狡诈、凶残。现在的中国到处­是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因此，中共垮台是必然的，中共灭亡是肯定的，问题是将来如何清算中共大大小小的干部，我发明了有史以来最关键，最有价值的惊世大提醒： 一：中共垮台后，对中共各级干部的清算要一个也不能漏网，绝对不能让一个中共人员逃过惩罚，中共各级人员要对他们的罪恶加倍负责。要让他们受到报应才公平合理。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会摇身一变，变成三朝元老。 二：中共官员的罪孽不是判他们死刑，不是把他们满门抄宰，而是要灭他们的九族才能赎清其罪恶。从1921-2006年今天，被中共害死的中国人比第一次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死去的总人口还要多。单单1960-1961年就害死3000万人，国外死一个人，马上登媒体头条，但中共害死3000万人，老百姓从不知晓。中共搞新­闻封锁，愚民政策。中共为何新闻不自由？因为只要哪一天新闻自由了，中共就在哪一天垮台。 中共罪恶太深重，哪个中共官员不贪不腐败？哪一项中共政策不是在官商勾结，在巧取豪夺人民的财富？凡资产在200万以上的中共干部个个是死刑犯。 (30年前贪一­万死刑，20年前贪十万死刑。)中共干部们在白拿了无数套住房后，就实行住房货币化出售，然后再炒高房价，把自己多余的房子高价卖掉。 “房改是把老百姓的口袋掏­空，教改是把父母逼疯，医改是让你二老提早送终。”中共每一个执法机构的设立，其目的都是为压榨民众。什么城管、市容监察、治安联队协管等等……共产党靠造反­起家，但窃取政权后又残暴镇压人民的造反，如六四。只许共产党贪污，不许民众造反，这不是法西斯政权吗? 中国的财富被专制权力所掌握，主流民众没有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所谓的中国倔起是建立在中共压榨人民的奴役制度上的。中共靠暴力、运动、欺骗来维系其统治。­中共政权和利益集团粗暴夺取民众的土地，(土地不是从共产党娘胎里带出来的，凭什么让中共来猎夺，拍卖?) 广大民众上告无门，全国各地去北京上访的民众被当地跟­去的公安人员殴打。中共政权日益黑社会化，日益恐怖化。发生在全国的几千万件保安打人事件都是中共警察指使、支持的。保安公司是公安局开的，中国的几百万个黑社­会，黑势力为何气焰这么嚣张、凶残?就是因为背后有派出所，公安局在撑腰。上海警察敲诈勒索，强迫我们老百姓出钱订阅“上海法治报”和“人民警察”杂志。共产党­是流氓政权，中共警察是戴执照的流氓土匪。为何世界上中国老百姓最苦？就是因为胆子最小，不敢造反。中国老百姓已经被中共奴化了。世界各国人民为何都比中国老百­姓幸福?就是敢动不动就造反。这样才能享受到你应当享有的一切。你的权利是靠自己斗争才能得到，共产党不会恩赐给你。中国老百姓要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是最水­深火热的，并要有行动。要象“喜唰唰”歌里唱的那样：共产党“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逃到国外的连同他们的九族全部抓回来。要清算中共的一切，要消灭这一状况：做老百姓去日本，欧美最幸福，做官在中国最幸福。中国老百姓必须 享受民主自由平等人权。

随笔
　　

　　《近乎私奔》

　　晓玮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版，28.00元。

　　“近乎私奔”——多么诱人，即便不是私奔，也要以私奔的名义，这样，游乐才有刺激。作者“私奔”的第一站是托斯卡纳，第二站是欧洲，第三站是美国，第四站回到上海。在作者眼里，私奔的伴侣标准=并非有心＋绝非无意＋非完人＋非型男＋乐天派＋不是绝对公正＋路上经常保持沉默＋那种欲速则达的聪明＋很可靠＋在你看博物馆、逛街购物、做旅行指南中规定的事时，他能安静而绵长地打一个盹。找这样的“私奔”伴侣，要比找老公困难得多了，找到了，就不要让她或他跑掉！另外，每一站后面，都有贴士，以提醒各项注意事宜。晓玮的文字，有时尚感，偶尔想身体“私奔”、情感“出逃”的读者，不妨一读。
　　

　　《害怕写作》

　　黄子平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20.00元。

　　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曾经合作了《论“20世纪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提法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区分。但曾经出版有《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等著作的黄子平却“害怕写作”，“害怕，让你体会写作时的软弱与坚强，孤独与武断，空虚与充实，同时带来清醒和谦逊。写作，就是克服害怕”，“不要害怕你的害怕”，显然，这是一个有内省意识的作者。《害怕写作》一书收入文学与教育、衣食文学、边缘阅读、香江话语四辑，包括有作者近年所书文字二十多篇，这些散文、随笔，与某些学者的风格有异:不沉重不故作姿态，但有智慧；不夸夸其谈，但有清醒和谦逊。
　　
　　文化
　　

　　《导演视野》

　　(英)杰夫·安德鲁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58.00元。

　　《导演视野:遇见250位世界著名电影导演》的作者杰夫·安德鲁是英国资深电影评论家，译者焦雄屏是台湾电影学者。《导演视野》的主旨是:250位创作者如何用电影叙事的特殊文法要素——构图、灯光、摄影机移动、色彩、剪辑——来表达其“视野”。“当然即使我们用视觉讨论其个别风格，剧照只能讲一半的故事，因为他们是不会动的影像。”当作者用那些剧照分析时，都尽可能概括其全片的文本以及导演所有的作品，也尽可能说明该画面前后的状况。《导演视野》用文图把影像的细节拉长欣赏，“这些影像在银幕上稍纵即逝，可能有些细节根本没被注意，更别说意识到其重要性了”。《导演视野》是可收藏的影评著作。
　　

　　《写文化》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等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34.00元。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是当代人类学反思的重要理论著作，“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希罗多德对埃及人家庭生活的描述，那些最早与“土著”打交道的商人和布道的传教士以及殖民时代“帝国官员”们关于土著人的报告，都被归入“民族志”这个广义的文体。在出版后的20年内，《写文化》成为国际人类学界频繁被引用的著作，该书对其它人文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写文化》收录的11篇论文围绕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文本写作这一环节，检讨了各时期人类学民族志的经典文本，并指出了将来民族志写作及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
　　
　　小说
　　

　　《雪亮军刀》

　　张磊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29.80元。

　　这是一部很“男性”的小说:战争年代，不是让女人走开，而是让男人主宰。作者试图在小说《雪亮军刀》中告诉读者，什么是男人，什么是爱，什么是兄弟，什么是人间最宝贵的东西。一个普通的步兵团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经历，一定也有其不普通的地方。作者刻画了一个这样的人物:老兵油子丁三作战经验丰富，虽然怕死，但又能够在战争中保持清醒。在战争中，他只是为了要活着，要打赢这场战争，然后回家做个买卖、和心爱的姑娘结婚。在作者看来，正是无数个像他这样贪吃、爱喝酒、有点懒惰、满嘴粗话的普通士兵，“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用铁一般的意志和血肉身躯保护了我们整个民族”。
　　

　　《富人秀》

　　孙未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16.00元。

　　《富人秀》是都市化的小说，有点情景剧的色彩。富人圈的律师迈克，爱钱爱炫耀，崇尚小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有一天，富人迈克娶了姿色、智慧均佳的专栏作家某女，如获至宝。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娶了一个“奸细”。迈太把富人圈的秘密写成了专栏，公诸于世，迈克被“出卖”了，富人圈被“出卖”了。迈太安然享受迈克提供的锦衣玉食，同时又用专栏文字嘲笑富人圈的物质丰满、精神干瘪。《富人秀》是十足的男“欢”女“爱”，“迈克和迈太的生活，如一幕幕令人捧腹的情景喜剧。这一对观念迥异的富人夫妇，正像物质之于精神，时尚之于人文”，孤男寡女，最易搞事，何况兜里还有几两银子、几张银票？！
　　
　　生活
　　

　　《生活魔法师》

　　韩姐著，北京出版社2006年6月版，25.00元。

　　《生活魔法师》——“韩姐教你下厨房”，还是为了吃。也许，真正的煮饭高手，在民间，去酒楼吃，吃排场、吃方便、吃色泽，然后转身就忘。偶尔吃一餐私房菜，也许会让你终身难忘。这个韩姐，秀的就是私房菜秘诀。如韩姐所说，买菜有秘诀，比如说猪里脊肉适合炒、爆，五花肉用于烧、炖、煮，牛腱子肉适合红烧、酱制等。而保存又有妙招，比如说大白菜适合阴凉地、给大葱打个结、萝卜叶子不要了等等。同时，韩姐还告诉她的粉丝，切洗泡发有门道、精彩美味也有小秘诀。最后，韩姐教读者一些“一学就会的韩姐家常菜”的秘诀，内容丰富且实用。由生命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值得敬重，煮饭炒菜之经验亦然。
　　

　　《牛尔的爱美书》

　　牛尔著，北京出版社2006年7月版，36.00元。

　　牛尔，台湾化妆师，据说是美女的偶像。美容，男人的事业、女人的命脉，是浩大的工程。《爱美书》的副题是:全面保养DIY。该书的内容以各种面部保养用品的制作方法为主，这些保养品可以在家里自行完成。机能保养篇，作者介绍了精华液、抗老防皱面霜、芦荟系列保养品、眼部保养、唇部保养。面部保养篇介绍了五类不同问题肌肤的速效面膜:毛孔收缩面膜、瘦脸紧肤面膜、活颜亮采面膜、抗衰老活肤面膜、抗敏舒缓面膜。牛尔的经历比较奇特，小时候受母亲销售化妆品的影响，对保养品充满好奇心，12岁开始使用保养品，并自行用厨房中的材料调制面膜使用，有点美容神童的味道，信他还是不信他，你自己决定。
　　
　　经管
　　

　　《街头的生存智慧》

　　胡泳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7月版，38.00元。

　　作者在书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竞争越来越残酷，利润越来越稀薄，客户越来越挑剔，如此艰险的形势下，中国企业的营销机会在哪里？中国企业是否还有一两样现代的营销手段？在作者看来，问题看上去复杂，但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回到常识，躬行从街头小贩到乡间鞋店、直至《财富》500强企业都崇尚的商业才智。“在实践中学会商业语言，培养商业敏感，直至最基本的商业原理成为自身的一种本能。”如何填补竞争的空隙，如何填补客户头脑中的空隙，《街头的生存智慧》相对清晰地提供了一些可行的解决之法。总之，营销就要无孔不入，街头是最不可以放过的起点，很多富豪的发家史，正是始于街头。
　　

　　《全新思维》

　　(美)丹尼尔·平克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32.00元。

　　作者在《全新思维》一书中展示了六种基本能力:设计感、故事感、交响能力、娱乐感、探寻意义。在作者看来，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被一种过于简单和重分析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所统治，使得这个时代到处都是“知识工人”，但现实是，某些工种将在强大的技术力量面前逐渐弱化和消失。律师、会计师、软件工程师，这些“工种”也正在发生变化。未来也许属于那些拥有与众不同的思维的人，“左脑”统治的逻辑、线性为主的“信息时代”即将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以创意、共情、模式识别、娱乐感和意义追寻等“右脑”能力为主导的概念时代。身在这样的社会，不管右脑还是左脑，最重要的是有“脑”。

《滇缅公路》，(美)多诺万·韦伯斯特著，
朱靖江译，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版，29.00元。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站出来强烈抗议的，往往只是中国和韩国，让不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人会误以为，亚洲地区只有这两个国家是日本二战的受害者。历史总是这么容易地被人忘记，即使再深的伤痛，在时光柔情似水的安抚之中都会被遗忘，一如那条曾经荒芜多年的滇缅公路，任由荒草疯长。这些年陆续有学者重提旧事，努力还原历史，让世人重新认识那一个曾经弥漫着死亡与悲情气息的战场。

　　由美国人多诺万·韦伯斯特推出的这一本《滇缅公路》，被认为是真正全面而完整地再现了一段关于滇缅公路、关于盟军在中缅印战场艰苦卓绝战斗的历史，此书的副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壮丽史诗。

　　2002年11月，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之托，多诺万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穿越热带丛林，再度踏上利多公路——滇缅公路，然而，他为读者最终奉献出的并非一本可以轻松阅读的旅游行记。我们可能由此而重新认识一段之前所知寥寥的历史，更可能会对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一幕幕历史场景惊讶得目瞪口呆。

　　滇缅公路是一条怎样的路？不妨先说一下这条在二战期间对中国以及盟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公路。当日本帝国的军队侵略中国东部和东南亚各国之时，中国对外联系的通道几乎全部控制在日军手中，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在西南方寻求一条支持抗战的生命线，两年之内，超过二十万名中国劳工在昆明与缅甸的铁路枢纽腊戍之间修筑了一条七百英里长的陆路交通线，后来被称作“滇缅公路”，成为当时中国的物资进出口的惟一通道。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受命重新打通这条公路，与此同时，通过空运从印度向中国输送物资，并且将日军驱逐出缅甸，以此作为盟军进攻日本的第一个战略步骤。

　　与以往国内有关滇缅公路的著作有所不同，作为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滇缅公路》全书以不肯循规蹈矩的“醋乔”史迪威将军为主线，以人物穿行于历史事件当中，历史画面反倒有如电影镜头般清晰，而随着滇缅公路一路延伸，读者从各种细节中得以更清晰地认知到整个中缅印战场纷繁复杂的战事进程:缅甸克钦人在密林里用袢击与日军的周旋；日军用俘虏、大象、绳索修筑的用来连接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米轨”；“驼峰航线”上每一次充满死亡威胁的飞行；史迪威与蒋介石围绕着“飞虎队”以及中国战区指挥权之间的斗争……

　　“没有一个好莱坞制片人敢于拍摄一部电影来展现中缅印战场疯狂、苦闷、光怪陆离的图景，它无奇不有——土邦王公、舞女、军阀、猎头野人、丛林、诈骗犯、秘密警察……”1944年，美国《时代》杂志驻华记者西奥多·怀特在他关于缅甸战局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的确，在这一场发生在连绵高山、热带雨林里的战争，酷热与潮湿、疯狂与绝望、死亡与疾病、喜悦与悲痛如影随形。无论是中国人、缅甸人还是美国人、英国人，国别与身份已不重要，作为身处战争泥淖里的族群，他们的脉搏跳动在战争中的紊乱清晰可闻，浸染了他们的鲜血与泪水的故事至今读来仍令人心碎。即使与盟军对抗的日军，作者也未简单地给予极端的仇恨或歪曲，而是极力客观地还原为参战的一方，与盟军一样面对着的是密布凶险的环境，以及时刻都可能来临的死亡威胁。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如此千头万绪的战争，多诺万的《滇缅公路》始终能让读者感觉到他的言说主线，正如《柯克斯评论》所言:“他以一种清晰流畅的讲述方式，将一系列传奇故事交融在一起”。

　　如果苛求的话，多诺万的《滇缅公路》更侧重于描写盟军在印度－缅甸一方的作战，对以中国军队为主力的抗战却并未给予足够的叙述，尽管他努力呈现真实历史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抗战保持了足够的敬意。然而，在这段充满令人跌宕起伏的壮丽史诗之中，又如何可以淡忘中国军人们留下的浓墨重彩的这一笔呢？

《俄国思想家》，(英)以赛亚·伯林著，
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版，18.50元。

　　

　　
　　在谈论“伯林的遗产”时，我们不可忽略一点:他本人就得到俄罗斯思想遗产的润泽。作为一个俄国犹太人，他在12岁随父母移居英国前目睹了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他留下深刻的冲击。尽管他成年后所处的环境对欧洲大陆的思想运动反应冷淡——英国一贯如此——也未能磨灭他对这个童年故乡再三的反思。

　　随着其国力的急剧衰落，现在俄国对中国人的吸引力也迅速减退，但这个最两极化的民族，在其历史上多次戏剧性的奋起与崩坏，常常为人类提供了最极端的图景，迫使人们思考自身的困境。伯林考察19世纪俄国最优秀的一批思想家和文学家，在我看来正是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如何获得自己的解放？

　　毫无疑问，赫尔岑是伯林最推崇的俄国思想家，这个俄德混血的贵族私生子，在常年辗转的欧洲流亡生涯中，极具前瞻性地预言了未来的暴力革命，然而他的主要思想在长时间内都是无人能理解的。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烈地谈论着如何在人间实现乌托邦，但他却冷静地指出，这样的乌托邦即使实现，也必将是暴政，并且他痛恨一切以“人民的福利”为借口，要求人们无条件流血牺牲的乌托邦计划，在他看来，那是一种罪行。

　　这一观点在一百年后为伯林重新发现，并启发他在《自由四论》中进一步阐发为自己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论点:即自由的目的就是自由本身，怀疑任何敢以绝对真理为理由、并驱使人成为实现这一绝对真理的工具。以我们日常的生活为例，中国的父母往往许下一个幸福的远景，要求孩子无条件地服从于实现这一目标，而这“都是为了你好”。按伯林的观点，这种将人工具化的思维，必然导致专制和暴力，以及自由的丧失。他讥讽这一思维为浅薄的目的性推论:“老年就是年轻的目的么？生命的目的是死亡吗？”

　　因此，人获得解放的途径，应当并不是急切地去救世，而是救自己。伯林征引赫尔岑讥讽1848年法国激进派的名言:他们“尚未解放自己，却妄图解放他人”。他倡导的是一种“消极自由”，反对暴力救世的途径，在他看来，虽然巴枯宁说过:“破坏欲就是创造欲。”但事实上人们在爆发出来时，往往破坏欲远远大于创造欲，并且所造成的破坏常常无法挽回。

　　伯林这本书中漏引了别林斯基一句精彩的格言:“人们是如此愚蠢，他们竟想强行获得幸福。”过于急迫地想要强行获得幸福，将使人们在过程中丧失幸福。这一点伯林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正如革命的问题永远出现在“革命之后的第二天”，自由的问题也常常在自由之后的第二天——正如我们现在某些人，在苦读十年实现梦想之后，变得无所适从。对于一个高度理性、具有自觉选择的人来说，自由本身是绝对价值，但对普通人来说，自由的实现也并不就是问题的终结。

　　1850年到现在，美国人的人均周工作时间从66小时下降到了42小时，但大多数人把他们新获得的自由时间用来看电视和吃薯片了。不幸的是，伯林并未告诉我们，在自由过剩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天堂一般的无聊。或许，在受控制之下，人自然地会以暴力来反抗；而在过度自由导致的无聊之中，人们可以用创造欲来反抗。
　　

　只要是领导（尤其首要领导）讲话，必是“重要讲话”，讲话之后，必是全社会“强烈反响”，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看着全国媒体和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响”，我有时想，这个虚弱而庞大的国家还有没有救？朗朗乾坤，众目睽睽，这个民族如何能够存在一次次的集体性愚蠢？是不是十几亿中国人的脑袋都长到了几个领导人的头上？

　　思考并没有结果，依然是“重要讲话”，必然是“强烈反响”。但是，反响之后，如同我的思考没有结果一样，依然没有什么结果。

　　一、重要讲话有多重要

　　按道理来说，在这个世界的东方，在一个叫做中国的地方，出现了那么多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件，包含那么多的重要思想，富有那么深的历史性意义，这，绝非仅仅是中国之福，这也是世界之福，这是全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代表。但问题却是，中国却是一个经济、科技、文化、学术落后的国家！重要讲话的意义并没有体现出来，多年来层出不穷的“重要思想”，结果是国家仍然没有什么伟大的思想。重要讲话、重要思想并没有使这个国家强大人民富强，相反给人民国家的发展带来的束缚，所谓一些给社会带来福音的重要会议和重要讲话，也只是松绑，它的意义只是使自己的罪行减轻而不是知错则改。

　　显然，所谓“重要讲话”以及所包含的“重要思想”、“重要意义”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东西。只要你把那些“重要讲话”轻扫一眼，就会发现所谓的重要讲话、重要思想不过都是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的内容，都是一些废话套话和混话，所有的重要讲话至多不过是语言上的重新排列组合，思想内容永远苍白保守。“重要讲话”不重要，“重要思想”无思想，可是，这个国家却在津津有味不知疲倦地反复咀嚼着这被咀嚼千遍万遍的残渣剩饭。

　　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需不需要领导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思想”呢？我可以肯定地说，不需要！我一个最简单而又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领导不是上帝。假如领导就是上帝，那么这个“重要讲话”和“重要思想”的确非常重要，我也将会虔诚地拥护。可是，很遗憾，领导不是上帝！这种不是上帝却以上帝面貌出现的重要指示，正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根源之一。

　　历史必将作出这样的结论：“‘重要讲话’的存在，就是一个民族和全体国民最耻辱的象征。”一个成熟理性的社会拒绝任何形式的圣旨。国家的希望并不在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身上，它的发展不应该、也不可能按照讲话的的指引去运行。至于“重要思想”，其实质不过是愚民的思想。对于个人来说，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最重要的是具有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品格，而不需要政治意义上的思想灌输。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没有什么讲话是重要的，没有什么思想是必须遵循的；“讲话”和“思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因地制宜，随遇变化，自由发展。

　　二、强烈反响有多强烈

　　“重要讲话”之后，必然是“强烈反响”，各大媒体纷纷跟进，各级机关、团体、社会各界纷纷掀起热火朝天的学习宣传活动。重要讲话可以怀疑，但强烈反响却是真实的。这时人们那投入的阵势，就象守财奴发现了宝贝，或象饿犬抢到了骨头一样。

　　在如潮般的学习宣传活动中，不论是媒体，还是各级干部群众谈及“重要讲话”的语言，都是那么地千篇一律和似曾相识。比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描述：“xxx同志在xx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xxx同志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统揽全局，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中国共铲党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行动纲领，是中国共铲党领导人民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还比如：“xxx同志在庆祝xxxx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催人奋进，激励人心，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内在规律，是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等等。我想大家对这些论调和语言都已太熟悉了。

　　上上下下的反响是强烈的，而且我上面说不必怀疑这强烈的真实，但是，你若就此相信中国人这种反响的真诚，那就说明你太不了解这些国人了。因为他们的“强烈反响”并非完全来自他们对于“重要讲话”的虔诚，而是一半来自于愚昧，一半来自于无耻。说是愚昧，因为这些中国人长期经受愚民政策的熏陶，接受洗脑的教育，使他们已全然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是非的能力，他们相信领导就象相信上帝一样。说是无耻，因为很多人尽管愚昧，但在个人如何升官发财上却相当精明，他们并不会在意所谓重要讲话的对与错，是与非，他们只是混水摸鱼，谄媚邀宠，以博得个主子欢心封赏。

　　当然，愚昧也好，无耻也好，在中国，这都是适应生存的很好的品质。因此，认识归认识，在中国，要想混下去，还是要重视“重要讲话”，还是要跟着“强烈反响”，否则，你就没办法生存下去。再次提醒：别忘了，强烈反响!

冉云飞按：一九四九年后，尽管政权倡导互相检举揭发，但并非每个人在危难时刻都这样做，关于这一点将来我会公布资料（有原始资料和采访录音为证）；同时，也并非每个人都整人上瘾，有的甚至对反右采取抵触乃至逃避、对抗的方式，今天要介绍的便是这样的四川人王若栗。
王若栗女士，1932年生于四川蓬安，其父王白与（系蒲伯英先生之婿）先生四九年前夕被国民党杀害，被共产党确定为烈士。1950年参加工作，原系中共华县委农工部秘书，县委机关支部委员。1958年4月10日因采用逃避、自杀（三次自杀未遂）等方式，抵触反右，经县委研究为叛党分子，并开除党籍及革命阵营，交家庭管制生产。1960冬年因不能得到到治疗病死。
感谢黄一龙先生给我提供王若栗女士相关资料，以及他主编的王白与先生的《食力斋诗词》一册。现摘《关于对王若栗同志处分的复查意见》中关于“主要错误事实”部分，并附如其日记两则如下：

在反右斗争后期，组织上确定由她领导县委会单位的反右斗争，由于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认为党所领导的反右斗争运动不是实事求是，有些人即使对共产党不满，但并不见得对党的一切主张都反对，而且有自己相对立的主张。但在挖在过程中，一定要依照一个完整的格式，这样一来，在挖的系统材料中，就难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样来定一个“右派”，也觉得有些冤枉人。根据这些去批判，也是放空炮，使那些右派更觉可笑，以为党是无事找事干。

1957年12月2日：反右派我并不坚决，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确认我们这里的几个，他们放得不多，更找不到更多的事实说明他们的看法已有害于社会主义，因此对于所谓“未构成行为”感到难以服人；另感到学识浅薄，这些人又都有一套，要搬道理驳倒也困难……
1958年2月5日：廿四日正式转入集中整改为主的阶段，按照要求是要大鸣大放，可是这么多天来县委会放得并不好，改也改得不好，我自己也感到没办法，也没有打算想办法。从现在情况看，我不仅缺乏领导能力，就是做具体工作水平也很低，现在的担子担不下，我曾给姜书记反映过，还想提一下我（原文如此，疑是“找”字——编者。冉按，此处编者系指黄一龙先生）个人来领导，可是我又不敢这样提，怕的是批评了临阵逃脱后仍要叫搞，不提吧，从我思想上又没有解决问题，我首先就放不起来，思想苦恼，更谈不上考虑今后工作。从这件事作不好，我又联想了很多，要我下农村去，不说多，就搞一个社吧，能搞好吗，成问题。如果留在机关叫研究问题，写材料，能搞好吗，更成问题。那么我干什么呢？只确（原文如此——冉注）当家庭妇女，不要说劳动，就是把家务搞好都成问题。总之，我感到我自己的所谓前途是难以设想的，我已经成了党的一个袍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自绝于世，作为一个社会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