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7月3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汪永清就此做出公开回应，大致有三点：其一，称“草案”中有关对媒体的处罚规定只有在违反规定擅自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适用，这不会影响新闻媒体正常报道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其二，政府掌握的突发事件信息往往最多、最全面。因此，增强突发事件信息的透明度，主要责任在政府；其三，如果媒体在采访中确实发现政府有谎报、瞒报有关突发事件信息的问题，媒体可以揭发。

国务院法制办能公开回应舆论的质疑，这真地是一种进步，因为无论如何它都意味着政府不再视舆论监督为无物。然而坦率地说，汪先生的这个“回应”又真的非常不能令人满意。

很明显，将“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仅仅解释为是对“违反规定擅自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规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它无疑是在有意回避“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这个问题。而公共舆论有关“草案”的质疑，从来都不是针对“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而来的，从这个角度说，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回应媒体质疑的态度便很令人怀疑！

何况，“违反规定擅自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说得通的句子，难道我们还有根据规定可以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吗？

而说到增强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度的主要责任在政府，这当然无可非议。然而，也不能就此便说政府有权垄断突发事件的发布权吧？如此，要媒体还有何用？何况，正象有些批评所指出的，2001年的南丹矿难、2004年的邯郸矿难和今年的左云矿难等着名的例子都说明着这样一些步骤：群众举报，媒体曝光，上级查处，司法起诉。在这样的步骤中，媒体明显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政府的反应则明显滞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垄断了突发事件发布权，会发生什么！

最后我们要说一下所谓的“如果媒体在采访中确实发现政府有谎报、瞒报有关突发事件信息的问题，媒体可以揭发”。对此我很疑惑，汪先生所谓的揭发是向谁揭发？难道象媒体以往对南丹矿难、邯郸矿难和左云矿难等事件的报道不是一种揭发？难道那不是最有效的揭发？而除了这种揭发的方式，真不知媒体还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揭发政府谎报、瞒报突发事件的问题。是揭发给上级政府吗？如果上级政府还要谎报、瞒报怎么办？到哪一级政府才是个尽头？

总之，汪先生就媒体对“草案”第57条之质疑的回应，无法解开公众对新闻自由倒退及舆论监督受限的担心。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着有关部门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并希望全国人大慎重对待相关“草案”！

我对中国公民自发的游行活动的记忆，定格在十七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十六岁的我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近年来，北京虽然也有过若干次大型的游行活动，如申奥、反日等，则均由中共当局煽动、组织和操纵，堪称“黄色游行”。七一这天的上午，我在轩尼诗道再次目睹了这样的“黄色游行”：数万人如木偶似幽灵，或敲锣打鼓，或载歌载舞，或挥动血腥的红色旗帜，或表演暴戾的中华武术，他们的身体虽然在参加游行，他们的灵魂却仍然处于奴隶状态。

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下午从维园出发的、真正由市民自发举行的游行活动。我行走在这熙熙攘攘的队伍当中，感动自己像蝴蝶一样在自由地飞翔。大家步伐轻盈，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并无大陆和台湾民众运动中常见的那种悲情的质素。人们在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过程当中，固然时常有逆水行舟的艰辛，甚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但更多的还是水滴石穿式的积累和渐入佳境式的甘甜。换言之，追求民主自由的路上，我们理应充满喜乐和幸福。香港的七一游行，幽默多于愤怒，微笑多于眼泪，在那些抱着孩子的母亲的汗水中，在那些老人苍苍的白发中，我发现了一种扎根于香港社会深处的、生生不息动力。这就是香港人对香港的一种“掏心窝式”的爱。

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是，在游行队伍中，除了诸多德高望重的泛民主派名流之外，更多的是一群又一群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谁说香港的年轻人是物质主义的一代？谁说香港的年轻人对普选不感兴趣？在游行队伍中，我看到了五花八门的标语，也听到了声情并茂的言说。香港市民对民主的理解朴实而具体，卑之无甚高论。可以说每一个社团和每一位个体，都各有各的诉求和意愿，如工人权益、环境保护、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不一而足。但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有赖于一个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的建立。同时，这一切的实现，也绝对不是香港自身就事论事就能解决，它离不开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根本性的变化。当我身穿印有大陆维权活动人士、盲人陈光诚头像的衣服，与站在街边为丈夫呼吁的程翔夫人握手的时候，我不禁想到：陈光诚的自由与程翔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正如香港的民主与大陆的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这段游行的路程很短，仅仅从维园到中环；这段游行的路程又很长，一直从香港贯穿到天安门。在七一大游行之前，我先后会见了几位数十年如一日为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奋斗的人士，如司徒华、黄毓民和朱耀明等前辈。凑巧的是，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圣经中保罗的名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作为自己人生的注脚。至于这场仗是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保罗并没有明确言说之，但让保罗引以为自豪的是，他参与了整个战斗的过程。那么，对于参加七一游行的、每一位让我肃然起敬的香港人而言，什么时候真正能够实现普选、什么时候能够拥有民主和自由，没有人能够给出最终的答案、也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通过一次游行便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他们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他们的脚步在在这片他们所深爱的土地上延伸，这就是香港的荣耀、骄傲和希望所在。在我看来，香港当之无愧的是华人世界的灯台，是自由中国的先声。

二十世纪末的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让仍然坚持着一党专制社会主义的中共胆战心惊，意识形态的空前危机让中共喊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口号。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权贵资本主义。六四之后中国社会的肃杀气氛使得日益感受到社会不公的人们无奈地选择了沉默。官场的腐败在制度的怂恿下逐渐进入了历史的最高境界，贪污、受贿、包二奶等等不良现象已经成为中共官场的时尚，不懂得同流合污和溜须拍马的人想要在中共的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可谓是难于上青天。一种逆淘汰的潜规则在六四后的中共官场上悄然形成。如今的中共党员再也不具备当年中共揭竿而起时的那种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更不必说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共对维护专制的迫切性已经使得它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向所有拥护其专制制度和集团利益的人敞开了胸怀。一切能够纳入麾下的群体几乎都被中共拉拢，就连资本家和黑社会，以及和中共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宗教领袖都能有足够的机会参与中共的日常事务。

不受制约的官权已经造就了一个贫富悬殊和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有权有钱的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纵横捭阖，为非作歹，而无权无钱的老百姓却只能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面任劳任怨地充当着权贵们忠实的奴隶。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中共惟我独尊的意识形态风雨飘摇，民主与自由的呼声日益强烈，随着中共在历史上所做的一些见不得光的恶行的曝光，它的执政合法性再一次遭到民众的置疑。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异议人士的前赴后继、敢言媒体的层出不穷已经让做贼心虚的中共当局草木皆兵。

○全面封堵敏感信息 大量抓捕异议人士

中共对传统媒体的彻底垄断使得不计其数的渴望自由言论的人涌向了网络，面对浩浩荡荡的网络自由大军，当局一时间不知所措，自从耗费巨资启动了金盾工程，国内的网站才如同传统媒体一样被牢牢掌控。而被中共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海外网络媒体也在中国人的网络视野中被人为堵截，一些想要获得自由资讯的网民在没有掌握突破封锁的方法时，只能望“网”兴叹。一些良知知识分子因为有了网络，所以才找到了不可多得的发言空间，发出了他们心底的声音。然而，文字狱的历史悲剧又随着网络的发展重新回到了中国的现实社会之中，众多的网络异议人士被当局以各式各样的罪名拘捕、判刑或者是劳教，因为发表批评当局的言论而遭遇骚扰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言论自由作为《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之一，在中共当局不遗余力的控制之下，几乎被完全剥夺。一些大胆敢言的人因为突破封锁后的自由言说而身陷囹圄。这些人发表他们对制度、对中共，以及对社会的看法本来并不以颠覆或者是煽动颠覆为初衷，然而，不幸和可悲的是，他们偏偏被冠以这样或那样的罪名，他们以自己的言行见证了自己的灵魂和良心，同时也见证了一个黑暗的时代和颠倒黑白的制度。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历史会给这些人一个公正的评价，同时也会对那些主张和实施迫害他们的人进行清算。

○无视历史空喊口号 疯狂镇压维权民众

今年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也是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当局虽然对文革几近遗忘，但对中共的周年却关注有加，据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6月30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建党85周年大会上向全国人民做了罕见的电视实况转播讲话，其讲话内容重点强调“反贪”。贪污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成为中共当局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反腐败的口号也一直没有停过，但现实却是，贪官污吏早已经是有恃无恐、前赴后继。江泽民最大的创举便是让中共在其任内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腐败团体，在如今的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的状况下，胡锦涛强调“反贪”仅仅只能是做做样子，而绝对不会有实际的社会效果。一些巨贪被轻判和一些巨贪逍遥法外的情况说明，中共的反腐败只能作为为权力斗争服务的角色出现，胡锦涛的“反贪”讲话正说明他对加强他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有着强烈的需要。

中共新一代领导班子一面在公开场合表现亲民形象，一面又在暗地里做一些与人民为敌的事情，文革与六四的悲剧虽然已经过去，但中共对民众的暴力威慑却始终没有停步，冤假错案和疯狂杀戮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盛行。去年的汕尾东洲血案再一次撕破了中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面皮。对民众合理合法的维权运动的残暴镇压和歪曲定性使得幻想中的人们再一次认识到了中共的嗜血本性。

民主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就连和中国毗邻的越南，其执政党越共也在向民主靠近，实行差额选举，唯有中共的官员总舍不得放弃权力，搞了大几十年的独裁，现在还在继续搞独裁，号称“最先进”的党竟然连党内的民主都不敢实行，这是不是在告诉人们这个党的绝大多数成员素质存在问题？也难怪很多官员会用武力的粗暴手段去解决社会矛盾。

○结语

中共的八十五年是充满谎言和暴力的八十五年，是中国民众饱受愚弄和压迫的八十五年，自称“红太阳”的一代暴君毛泽东把中国人引进了阶级斗争的死胡同；被誉为“社会主义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虽然用改革开放的政策让饥饿的中国人填饱了肚子，但民众被镇压的厄运仍然不能结束；江泽民的继任又将中国社会带进了一个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的新时代，法轮功群体的悲惨遭遇再一次让人对中共的暴力统治不寒而栗；胡锦涛的上任虽说取消了让农民不堪重负的农业税，但农民们的生存条件依然不尽人意，很多人都得忍受失去土地的痛苦，忍受官员的压迫甚至是屠杀。中共的八十五年历史是一个杀人的历史，虽然中共自己也有过承认错误的时候，但现实表明，它依然是旧性不改。明年就要召开十七大，到时候会有一些中央大员隐退已成定局，但愿新一届领导班子能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推动政治改革，真正的“还政于民”。

据2006年7月4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文章《 襄樊官场地震引少女身亡迷案》报道：湖北省襄樊市西北部有个老河口市，老河口市区十公里之外有个宝石宾馆。2002年3月15日晚，一位名叫高莺莺的服务员被强奸后，从九楼被摔下而死。在她离奇死亡后，公安人员一不保护现场，二不查看现场，第二天就定性为 “自杀”，但所谓自杀的高莺莺身体却多处被抓伤，一个乳头被咬坏，喉部有被掐的手印，手腕有黑紫色勒痕……而后又动用公安和武警抢夺尸体，通过抓人、软禁、连坐等手段威逼家属签字火化，火化时将衣物全部烧毁一件不留……高莺莺的冤案之所以重重叠叠被严密保护无法揭开，都指向一个当地的最高掌权人、市委书记孙楚寅。

《襄樊官场地震引少女身亡迷案》一文提出了”九问”，其第九问谓：”在襄樊、老河口及周边的丹江口、谷城等地，从平常百姓到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制造高莺莺命案的元凶一定同孙楚寅关系密切，因为调动驻襄樊的武警，没有市委书记的命令是不可能做到的；阻止襄樊报刊登载这个事件，除了他，在整个襄樊，没有第二个人有如此大的能量。而种种反常现象，更说明执掌重权之手在背后操纵。”

可是，过了不太久，孙楚寅从官场栽倒。从2002年12月开始，随着湖北省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陆陆续续牵出领导干部七十余人，其中市属相关单位、县市 “一把手”三十余人，厅级干部11人，襄樊最严重的吏治腐败如山洪暴发。这时，照理说，高莺莺的冤案可以”乘胜追击”，一举揭开，昭示天下了。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孙楚寅倒台已经三年多，可是高莺莺的冤案至今仍然不能揭开。在当地还有一股强大的势力，阻扰揭开这个冤案。《民主与法制时报》派记者”前往当地公安机关采访高莺莺事件时，曾被不明身份的人员和车辆跟踪盯梢；在检察机关护送记者采访时依旧被跟踪；直到记者到达武汉，在省公安厅门口，还被未挂牌照轿车的驾驶者拍照。”记者采访了当地的官民人等，谁都噤口不言，害怕报复，想不到孙楚寅的官魂竟然还在作祟。

远在1月 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发表湖北襄樊”官场地震 “调查《官腐并发症》时，最后作了如下的议论：”比襄樊’官场地震’更可怕的，是它引发的’余震’使当地一些干部思想混乱、媒体噤若寒蝉、百姓麻木冷淡……其强烈的’冲击波’没有使更多的干部引以为戒，却使更多的群众丧失了对腐败真相的知情权、对反腐败斗争的参与权，进而丧失了对’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的信心。腐败，’最终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极大危害性，举国深知，耳熟能详。那么，从腐败到亡党亡国之间的道路与途径是什么？ “哀莫大于心死。”如果从党和国家的角度理解这句箴言，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到了麻木冷漠，见怪不怪的地步，那时，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距离被腐败吞没，应该不远……水，载舟；亦可覆舟。失信于民，亡党亡国。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这里提出了几个问题：

共产党的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这是一个困扰大陆广大人民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1949年 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村向他的党员敲响警钟：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之后，还有不拿枪的敌人，会用糖衣裹着的的炮弹进攻。有许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结果，不幸被他言中，枪毙了两个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以杀立威，并且发动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反腐风暴”三反运动，打了数以千计的”大老虎”。从那以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现在连资本家也入党了。不拿枪的敌人在中国一个个不是打倒就是消灭了，但是共产党的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如影随形，按下葫芦浮起瓢，黑了南方有北方。因此，现在人们越来越要质问：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

胡锦涛在建党85周年的大会上，奢言共产党”本质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可是他无法回答 “本质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的共产党却陷在无法自拔的腐败顽症之中。谁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非马克思政党”和他们执政的国家。胡锦涛不得不承认”一些党员先进性意识淡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观念不牢固；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解决复杂矛盾的本领不强，工作作风不实；一些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还比较薄弱；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案件仍时有发生。 “站在拥有七千几百万党员的总书记地位往下俯视莽莽众生，像湖北省襄樊市那样一锅端的情况，当然也只是”一些党员”、”一些地方”、”一些领域”的小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经常说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但是现在就是像高莺莺这样的一个平民女子的冤案无法揭开，使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这是什么原因呢？”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一味良药吗？为什么遇到疑难杂症就是不管用？一个市委书记为什么能够在他的一亩二分地的地盘里势力如此之大，大得连下台之后谁也无可奈何？于是人们不得不问： 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

从襄樊市的情况我们可以推理：如果这个市的市委书记孙楚寅，无权管司法——公检法，无权管媒体，他能够做到这样一手遮天，一手遮地吗？如果孙楚寅和没有了孙楚寅的孙楚寅不能决定干部的任免升降，决定老百姓的生杀予夺，襄樊市的官民人等面对记者会那么麻木冷漠不敢说话吗？被中共自诩的社会主义民主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些呢？现在，由于孙楚寅已经落马，阻挡媒体积极介入的主要绊脚石被搬开，所以，我充分相信，襄樊市的上级湖北省，或者湖北省的上级中央，总会出来几位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查明孙楚寅的不白之冤，但是，如果襄樊市以后再出现高莺莺式的冤案，或者其它地方也出现高莺莺式冤案，是不是也是要等到孙楚寅王楚寅落马之后才有可能清查呢？

我们不期望中国的民主政治一蹴而就，一步到位，那么能不能先建立独立于党委的司法体系，建立独立于党委的新闻体系，使他们可以不受党委书记的挟制。其实，也就是大体达到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水平。如果，这叫做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想一定会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欢迎的。

大陆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认为，腐败，最终会导致亡党亡国。这未免有点杞人之忧。这样专制腐败的党，这样拒绝改革的党，如果亡了那是命数。至于”亡国”，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中国不会亡于美国，更不会亡于日本。要亡，是共产党的中国亡于中国人民，亡于一个真正民主的中国。

高莺莺的沉冤不难水落石出，亡党亡国的杞人之忧也未免过虑。我们只希望高莺莺们的沉冤和孙楚寅们的落马能够促使中共往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民主政治的路上迈出步伐。这与其说是
为了人民，不如说是为了中共自己。确如《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所言： 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失信于民，亡党亡国。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律师的执业自由与法律边界

作为中国律师观察网的创办人，赵国君在开场白中提出了一连串疑问：“律师的执业自由是什么？它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律师受理案件需不需要组织决定、批准、指导？律师辩护是否应该享有言论豁免权？律师的资格需要每年都进行审查吗？反过来说，如果说管理是必要的，该怎样管理？在行业自治与政府管制之间如何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与呼吸空间？”

曾经直接介入群体性案件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针对“指导意见”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份指导意见是律师和官僚结合的产物，是假指导之名行强制之实。当律师被法官打骂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到过律协的声音。

习惯于站着讲话的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是顶着压力到场的：“我老婆不让我到人多的地方去。在家里也不放心我，因为我总要上网。……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说过，一个社会周期的局部的动荡是正常的，就像自然界的暴风雨一样，全体一致的和谐就是危机的前兆。我们这个国家从来不喜欢民众的抗议，中国的乐器从来没有形成交响乐。最好的二胡曲《二泉映乐》最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听。我们的领导人出访时听到有人喊一句口号转身就走，被对方国家的领导人一把给拉住了。律师一般是出身于平民，因为职业爱好形成了一种群体，他们在当事双方之间充当仲裁人，从而把民众的情绪引导到理性的范畴，以保证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律师应该采用有理有节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声音。有一些律师从事让政府恐惧的事情，譬如为FLG功说话。我是很尊重这样的律师的。我自己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策略一些，采用更加温和的方式，而不是经常去惹毛了他们。”

《中国律师》杂志总编辑刘桂明，是“指导意见”的制订者之一，他在介绍“指导意见”的同时，特别说明张思之是《中国律师》的创办人，他自己是“第四代”。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进喜，是“指导意见”最为强烈的支持者和辩护者。他说：“指导意见”的许多内容是从美国抄来的，在美国，律师协会的规章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律协的成长虽然不令人满意，现在就要求律协独立，是对于整个社会不负责任。

王进喜的发言被律师们的哄笑所打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志铭站起来劝解说：针对“指导意见”的批判要理性。律师协会的于宁是我的老同学，刘桂明也参与了一点。虽然“指导意见”变成了强制性意见，在技术上也有许多毛病；但是本来没有实质性权力的律师协会现在可以制定什么了，这件事本身就有建设性。

贺卫方也解嘲说：我们把这样的指导意见太当回事了。它本来就是蒙事的，把它当真了很不策略。

张思之：律师是一个事业！

作为中国律师界最具有标帜性意义的老前辈，张思之大律师的发言，一下子把气氛推向了最高潮：“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时，坦率地讲，我被激怒了。因为我觉得，十三万之众，而且这十三万可不是一般的人，应当说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领导集团居然制定了这样一个文件，我觉得这有失我格，可以说有失我们‘律格’吧，所以我愤怒了。……但是紧接着就听到一个消息，说了这个文件产生的过程，特别是文件最后的定稿人是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在诸位面前我坦率地讲，大家应该体谅我，在律师队伍里面我的身份比较复杂，有人会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和我们年轻人生什么气呢？我们写的东西你指点一下也好，怎么能跳出来批我们？说实话，我真的是有些于心不忍，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有些不大合适，因此，我住手了。……面对这么多的老师和朋友，我还是想说说心里话。我想说，今天看到全国律师协会——我们律师行业的领导集团终于开始发言了，这是好事。我希望我们的协会经常不断的就我们律师的事务公开地发表一些意见，哪怕是错误的也没关系，错了改正就好，只要是光明磊落的，这是我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想法。”

接下来，自称是“第四代”的刘桂明，充当了遭受批判的活靶子：“首先我要对桂明主编讲，你们的初衷是什么？你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律师，是这样吗？何以见得？哪一条哪一点哪一句能够证明这一点？一个字也没有！所以你的初衷只是口头上的，我领情，但我不信服。第二点，既然这是一个指导意见，你就要给我们点什么。现在应该给我们些什么呢？办理这类群体性案件，首先我们需要智慧，怎么把这类案件办得大一点，这需要智慧。第二需要勇气。……这里让我特别不安的是什么呢？你们说：‘正确处理这类案件对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请刘主编告诉我，你们的和谐社会是什么？你们和谐社会的蓝图是什么？什么叫和谐社会？如果是共产党人的话，就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没有让你为和谐社会而奋斗。其次我们现在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因为你要专政，四项基本原则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专政。要专政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所谓和谐社会只不过是口号而已，听听也就是了，不应该把它放到一个重要的文件中，还要让我们如何如何，这绝对是大煞风景，我们律师不应该这么愚蠢，怎么能上这个当呢？所以从引言开始，我就持否定态度。”

落实到“指导意见”的具体规定，张思之批评说：“通过对这类案件的总结，我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就是根据这类案件的特点，律师必须介入。很凑巧，今天的人民法院报就登了这么一版消息，题目就叫‘为了546个养殖专业户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广东的一个群体性案件，搞了几年终于有了结果。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我们律师的身影，律师哪里去了？被你们给吓回去了。所以，我认为今后对于这类案件，如果有可能，律师千万不要回避，一定要介入。第二，根据这类案件的特点，我们的律师要多难有多难，……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的人就被收进去了，没准就被送到菜市口了，这都有可能。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的文件制定者统统未予考虑。所以从总体上讲，你们的指导意见是很让我们大煞风景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错误，关键在于你们的立足点错了，指导思想错了。从文件来看，我归纳了一下你们的指导思想：第一条，你们只是给了我们轨道，而不告诉我们怎么运行。这个轨道很有意思，就是‘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如何如何’，废话！你后面又让我们上访﹑汇报，这些是什么途径？是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吗？这根本是前言不搭后语。第二点，你们只给我们任务，手段﹑方法统统没有。……第三点就是你们的指导思想只考虑怎样限制我们，不考虑我们律师业的发展，不考虑律师事业的发展。告诉你主编，律师是一个事业！我们是要发展要壮大的，你们是限制不了的！”

关于“指导意见”中存在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张思之指出：“我想讲的是你们这个所谓的指导意见就一个字，就是‘管’。我们不是不服管，关键在于这是个指导意见，应该讲治理而不是管理。说到治理，我无论如何要讲两句，我对你们的治理才能有些毛骨悚然。为什么呢？当时我为了写文章，因为我不认识于宁，现在也不认识。全部情况我一无所知，我想这不是无的放矢吗？我就尽可能地找资料，我发现一篇叫‘于宁对话’的文章。里面有一段对话非常经典，我想用到这里。对话人问于会长：‘你这一生最崇拜谁呢？’于宁沉思良久，回答说：‘我崇拜毛泽东。’于宁崇拜谁是他的权力，他崇拜谁都没问题，这个我绝对没有意见。关键在于下面，对话人又问他：‘你为什么崇拜毛泽东呢？’他回答说：‘因为毛泽东是一个治理国家的天才。’哎呀，我的妈呀！几千万人的脑袋都被治理没了，还是个天才！要是我们的于会长用这种方法治理律师的话，那太可怕了！……讲到管理，我想我不是冒充高明，这个文件是我们所谓‘两结合管理方式’的最佳产品。什么叫两结合？看到了吗？就是这玩意！这是两结合的产物。桂明，前台是你们，后台是谁我清清楚楚，我也坚信，在我们目前这个体制下，不管你什么样的两结合，必然的结论是大吃小，必然的结果是大压小，你谁也逃脱不掉，你甭想！什么叫两结合，没那回事！哦！全国律协的会长是你选的，是这样吗？是吗？千万不要忘记：全国律协有一个党组，党组书记是谁啊？是司法部的副部长，你司法部的副部长有什么资格做我的党委书记啊？！你是律师吗？你是我律师协会的人吗？你什么都不是你跑到我这里做我的党委书记，于是乎全国仿效,各省也是这样的，司法部的某位厅长或副厅长是省的书记，你选的会长啊！你可怜去吧！在大事面前有你屁事，都得听老子的。所以如果说你们的立足点不找对，你们的指导思想不端正，你们就不可能产生出保护我律师很好的职业的正当权利。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讲通篇我看你们所提出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勉勉强强可以用的，与时俱进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办理群体性案件应注意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只有这一条你们与时俱进了，你们是明目张胆的告诉全世界：我的律师办案子是在打关系的。你们这是的的确确，你们这一条宣告得清清楚楚：你们不搞关系，不搞好关系，你办什么案子啊？”

在发言的最后部分，张思之郑重劝告在场的律师同行：“第一、我们一定要善于自我保护，我们不要依赖谁来保护我们，我说句难听的话，全国律协保护不了我们什么，诸位千万不要信他们的那个，它绝对保护不了我们；我们有了事情之后肯定是我们担的，与他们绝对没有关系的，他们大不了在旁边‘吭’一声，这就了不起的了，说保护我们、没那事！例子太多了，不举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自我保护而该干的事情不干，……那么我补充一下我们贺老师的意见：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律师绝对不应该做的，千千万万不要做，我在这里第一次公开的讲这样一句话：例如所谓的绝食。我不具体分析这个事件了，我跟个别的同志，比如李和平律师，我曾经很坦诚的讲过我的意见我的看法：那些事情我借用一个词是‘只能自毁我长城’，只能是我们自己毁灭我们自己、是不是？现在桂明你也是第四代对不对，现在第四代要动杀戒了、对不对！……所以这类问题诸位千千万万不要感情用事，我们要动感情看在什么问题上，什么事件上？这类问题一定要从我们的事业出发从自我保护出发，我们不该做的就一定不要去做，这就对了。”

有法从之，无法不禁

由于还有别的事情，笔者没有等研讨会开完就提前离开，作为结论，只好引用赵国君说过的一句话：“在法之下，我们相信：律师的自由有法从之，无法不禁，律师的执业自由理应得到保护，一如律师的作用和价值理应得到认同和尊重。”

需要补充的，其一是被张思之称之为“政治局﹑最高法院或者最高好检察院绝对可以用”的“指导意见”的引言：“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正确处理群体性案件对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群体性案件较多发生在土地征用征收、房屋拆迁、库区移民、企业改制、环境污染以及农民工权益保障等方面。群体性案件通常有着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原因，对国家、社会有着不容忽视和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进行规范和指导。”

其二，张思之提到的《于宁对话》，其实是正式发表在《法律与生活》2006年第3期的《对话于宁》，作者是孔志国。网上搜索于宁简历，得知他现年51岁，硕士学历，中共党员。1992年之前是中纪委的一名处长。此前，他作为民间对日索赔小组组长，曾一度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2005年6月当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专职会长。

崇拜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无法无天地祸国殃民的毛泽东的于宁，竟然能够当上官方一手操办的律师协会会长，当下中国社会的法制环境和十三万律师的执业现状，也就可想而知了。律师业是现代文明社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事业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也许只能依靠每一位拥有良知的执业律师像张思之大律师那样，在每一例案件特别是具有标帜性的群体性案件中严谨自律、理性执业，从而为自己也为整个律师事业经营和积累最大限度的道义资源和健康力量。

载《开放》杂志2006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