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非洲的努力如同竹篮打水

近来,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和政治举动的日益引人关注。新年伊始,中国外长李肇星便出访了利比亚等非洲六国;随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又于今年四月底访问了尼日利亚等非洲三国;中国总理温家宝紧接著于今年六月中旬访问了加纳等七个非洲国家。一个大国领导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如此密集地访问众多的非洲国家,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与此同时,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一些世界舆论对中国政府与一些臭名昭著的非洲独裁政府的公开合作也十分不满,尤其是中国政府对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的苏丹政府和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并且把国民经济带入深渊的津巴布韦政府等的支持,遭到了广泛的指责。

客观地看,中国如此迫不及待地进入非洲地区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中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短缺日益成为其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瓶颈。但是,世界上传统的安全的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供应地区,或是在传统的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或是一些中国无法施加影响的地区。作为世界市场的后来者,为了保证将来稳定的石油资源和其他矿产资源供应,中国只能走向那些西方国家目前不愿意进入的地区寻求利益。这些地区就包括伊朗和一些非洲国家。

中国进入非洲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中国商品和资金寻求新的市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轮冲击波过去之后,中国商品在西方的市场的快速增长期已经过去,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期。因此中国需要为其不断高速增长的经济开辟新的市场。在中国政府看来,非洲是一个有前途的市场。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不仅能够在非洲市场上与传统的从西方进口的商品竞争,而且也能够与当地商品竞争。由于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巨大的国家外汇储备,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多种渠道支持中国的民间企业向非洲地区扩展。

中国政府认为,即使从政治上看,向非洲的扩展至少在近期内也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损失。不仅如此,中国或许能够在两个领域有所斩获。一是进一步限制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中国大陆和台湾通过经济贿赂竞相争取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外,在现有的联合国的机制中,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其他国家无论大小,一国一票。多争取一些小兄弟们,尤其是一些对当今世界民主、人权等主流价值观不满的兄弟,至少能使中国政府在与民主国家吵架的时候声音显得大一些。

问题是,中国目前的非洲战略不一定能够真正地给中国带来长远利益。中国进入的一些非洲国家,政治局势极不稳定。一些国家的政权不仅在国际上臭名昭著,而且在本国内部也完全没有合法性。在我看来,这些国家的独裁政权一定是短命的。而当地那些反对独裁政权的力量,对中国政府不顾道德规范支持独裁政权的行为十分不满。不难想象,这些国家的民主力量掌权之时,便是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丧失之时。

同时,许多非洲国家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企业进入非洲的模式也表示不满。我在上周末接受一家名为“走向非洲”的英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不少非洲听众在现场采访期间打来电话,抱怨中国在非洲的企业不仅资金、设备是从中国带去的,而且工人也是从中国带去的。当地的非洲居民得不到什么实惠。他们认为,中国的投资者在非洲的行为甚至比过去的殖民主义者还不如。当然,中国投资者也抱怨非洲工业的效率低下等等,这种相互抱怨本身足以说明中非经济之间合作模式的潜在危机。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这一代企业家是在一个缺乏法治、社会道德沦落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应该由企业家负责,但是,在这种官商勾结和没有社会道德的环境下起家的中国商人却不能不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现在他们正在将这一套带到民风淳朴的非洲。他们大肆贿赂非洲的腐败官员,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残酷地剥削童工,在市场上以次充好欺骗顾客等等。这些行径已经引起了非洲民众的极度反感。显然,现行体制下的中国政府不会、也没有能力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可以预见,一个普通非洲民众反感中国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一个代表”管着“八荣八耻”

    “ 一个代表”即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不仅管着“三个代表”,管着“四项基本原则”,还管着“八荣八耻”   

       首先是当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时,我们享有共和国最高权力的全国人大便成了被抽走脊梁骨的瘫子,软弱得站不起来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为主变成了官为主,社会主义变成了官僚主义。

       作为共和国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他在社会结构中本处于公仆的位置。但是,他把原本属于主人的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都取代了,而且还被宪法合法化了……
       我们的政府大讲以德治国,然而我们的政府却一直扮演着最不讲道德的角色。政府取得了原不属于他的作为国家主人的基础权力。那已经不只是道德的问题,而是犯罪了!(当然,这是体制的问题。不是政府有意这样的。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走了弯路。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不能以此为借口来攻击政府。)
       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倡导的意在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八荣八耻”是说给谁听的呢?
       说给老百姓么?
       他们不想听。他们只要上行下效就行了。
       说给官老爷们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官僚主义的经济,官僚主义的政治,下来必然是官僚主义的意识形态。哪里会有社会主义的“八荣八耻”存在的空间! 况且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官僚主义社会了。而是半官僚半资本主义社会。钱和权处于这个社会的最高端。一切向钱看和向权看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突出特点。这样,就更没有“八荣八耻”立足的位置了。你硬是往上贴,也是不管用的。猪毛只能长在猪身上,你硬是往牛身上粘,那能粘得上去吗? 
      其次,当全民生产资料已经不是国家的经济基础时,由国家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社会自然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有资本主义的道德。社会主义的“八荣八耻”还有存在的市场吗?显然没有了。
      只有在第三种条件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由党中央执政,地方党委监政,实行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现代国家制度,科学落实民主的社会主义,“八荣八耻”才会有广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古典诗人之嵇康打铁

 这是公元223至262年间的一幕至今依然清晰生动的场景:洛阳城郊,大树荫下,一个高傲的身影,举起了手中的铁锤,击向火红的砧上,火花四溅。叮当叮当的节奏,响彻了邻近的村庄,使其余的世界,包括那个时代的寒冷的时间,显得寂静无声。人们好奇地赶来,请这位诗人敲打出锄头,铁锹之类的不属于战争,屠戮的农具。而他却拒收他们的酬金,一顿随意的酒肴就好了——然后,他又回到他的叮当叮当的节奏中去。
  嵇康打铁,如今已成为中国诗人的一个不可重复的神话,那借助于一种劳作,将生命与土地链接为一体的诗意象征,是多么健康而自然——它使如今的许多所谓行为艺术,显得象是一幕幕荒唐而滑稽的闹剧。当然,人们并非一开始就听懂了这叮当叮当的节奏,或许至今仍没有听透。对于这位魏晋时代的著名诗人,音乐家,如此地迷恋并不洒脱,亦不高贵的铁匠生活,历来的看法,认为是一种象征姿态,以显乱世的卓荦不群。自然,这符合嵇康生平特立独行的叛逆气质,极悲剧性的结局;但这一传统看法如今遇到了挑战,一些颇具新思维的读者认为,并没有那么多的深意,或许只是诗人的一种癖好,或者健身手段。这显然亦说的过去,嵇康的长相与风度都很好,是当时的一位明星式的人物;但第二种说法对于东方读者来说,又似乎过于零度,后现代了,于是,作为反弹,有精锐的学者复又向深度挖掘,将嵇康的打铁与阮籍的长啸在本质上连通起来,认为都是语言之外的一种诗性的言说方式——一个以没有言词的节奏,一个以没有言词的旋律,表达了一种生命的觉醒,以及对命运的改造,超越。我本人同情这一诗性解读,但进而认为,一种表达方式,如果不能与自己生命中的隐秘脉动合拍,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在嵇康的打铁过程中,还应珍藏着某种乐趣,难以与他人言说。我们且以经验与想象,继续探入这一幕铁与火的场景:一块粗糙的矿石,经炉火的涅般后,通红,纯净,若一颗童心,如果不是温度的阻碍,人们当会禁不住手心抚玩的诱惑。然而,嵇康举起了铁锤——这于诗人更为合适,叮当叮当的节奏中,火红的矿石仿佛一句珍奇的灵感,被反复地锻打——在这锻打的延续中,诗人似乎已隐隐看见了那样的一句终极之诗,澄澈,空明,包容着全部的世界——但随着淬火,冷却,火红之物又呈矿物的灰黑,一切遁隐——但仍在那矿物之中。于是,他重新把它送入炉火——通红——再锻打……在这不断的循环中,诗人相信,他终会到达那一句终极之诗,它的如宇宙之源之辐射,将使所有的王官坍塌于其中,化为乌有。
  嵇康有没有得到那一句终极之诗,我们不得而知,而司马氏的王宫是早已消融的无踪无影。或者说,嵇康曾经得到过那句终极之诗,但又不幸地遗失了,如他的名曲《广陵散》。文章进展到这里——我想附着交代一下,我写文章亦如同写诗,并不知目标何在,全凭一种感觉驱使——我突然灵光一闪地感到,在“嵇康打铁”与《广陵散》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而宿命的关联。
  神奇的《广陵散》的存在,已无须置疑。人们的讨论,常集中于它的风格的猜测上,但莫衷一是。而我感兴趣的,是关于《广陵散》的诞生的一个著名传说,虽然荒诞,却更有可能接近着本质。传说是这样的,一天深夜,嵇康正抚琴自娱,空中忽有喝彩声——原是一被害的古琴爱好者之魂。于是,嵇康与之契谈琴理,鬼魂试弹了数曲,其中即有《广陵散》。这一传说,不仅隐寓了嵇康本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我得到了这样的信息:一,在风格上,《广陵散》应有着浓郁的炼狱色彩,是灵魂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焦灼,挣扎,论辩。至于是以邈远明丽的意境,或慷慨激烈的抒情收尾,则可见仁见智;二,可能要引起争议,我认为《广陵散》是一种即兴创作,是诗的灵感与激情——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鬼魂”,在琴弦上的自由舞蹈——这样的创作,只有嵇康这样的天才诗人兼音乐家方能为之。这实际上已解释了《广陵散》真正失传的原因——它无法记录,它的每一次的演奏都是不重复的。现在,我们不妨把目光再切入到《广陵散》绝唱的那个日子,公元262年的一个夏天,因为一个朋友的冤案牵连的不孝之名——实际上,早在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将利禄比作死鼠的膻腥,将官场隐喻为疯人院,就已埋下了祸根——被引往洛阳东市的刑场。似乎早已准备好了这个日子的来临,嵇康请送行的哥哥取来一张琴,从容坐下,弹了一遍《广陵散》,然后长叹一声:“《广陵散》于今绝矣!”——这一声长叹是意味深长的,难道《广陵散》只能专属于嵇康这个人的生命?难道送行的三千太学生,以及他的朋友——他们更是与他朝夕相处,就没有一人有能力将《广陵散》记录下来,而任其“于今绝矣”?或者反过来解释,如前所言,《广陵散》根本就无法记录,没有第二人能够演奏。
  我不知道关于《广陵散》的迷雾,是否可以由此廓散。但我可以肯定,嵇康之所以如此癖好打铁,实因为这是他的另一种的弹琴方式:音符是自由的,不固定的,如砧上火花的随意飞溅;但有着某种稳定而清晰的节奏,如铁锤在火红的矿石上的敲击——在嵇康打铁的诗意中,还奇妙地隐含着一曲《广陵散》。

韩寒、张悦然发檄文"倒郭"80后面临崩盘

专题:抄袭门,门里门外说是非

  “郭敬明(BLOG)抄袭不道歉”事件越闹越大,昨天,不约而同的,韩寒(BLOG)与张悦然〈BLOG)公开发表博客文章,痛批郭敬明及其粉丝,张悦然称“郭敬明已经丧失了从文资格”,她为此事感到羞耻;韩寒笔锋直指郭敬明粉丝,说他们“傻、幼稚”。

  张悦然曾与郭敬明一起被称为文坛“金童玉女”,韩寒更是公认的“80后”领军人物,随着这两位加入“倒郭”行列,和郭敬明划清界限,曾经风光一时的“80后作家群”,呈现出全面崩盘的态势。郭敬明会不会因此被踢出“80后作家群”行列,还要看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韩寒:郭的粉丝心智不全   张悦然:郭丧失从文资格

  【焦点一】

  张悦然:抄袭事件是文坛“奥斯维辛”

  “小盗窃铢,大盗窃文”

  张悦然的文章发于7月5日的新浪个人博客,文中把郭敬明抄袭定性极为严重,称其是微型的“奥斯维辛事件”。

  她说,她和她的同龄人曾经是一群有着纯粹文学梦想的少年,迅速被贴上了“80后”标签,成为文化标本、商业手段和娱乐道具。“直至‘郭敬明事件’爆发,预示着我们这代人肆无忌惮地走向了我们梦想的反面,我们正放任自己越过一条又一条底线。我仿佛看到了一场微型的‘奥斯维辛事件’正在上演。”

  张悦然承认,由于太多敏感的背景,又害怕引起各种猜忌而伤及自身,她很长时间对郭敬明“拒绝道歉”一事缄口不言,“其实,在抄袭事件刚发生时央视一档节目里,郭敬明的闪烁其词和一位现场嘉宾对郭的毫无廉耻的支持(他说,即使抄袭,我们也支持郭——大意如此)就曾令我大为震惊。”

  张悦然说,如今的郭敬明是:“盗窃有理,掳掠光荣;小盗窃铢,大盗窃文。”

  “郭式悲情”沦为“精神乞丐”

  张悦然此次的指责可以用“声色俱厉”来形容,她严厉地向郭敬明说“不道歉让你丧失从文资格”。

  张悦然指出,郭敬明事件的灾难性还不在于抄袭行为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回响,冷漠和没有负罪感才是最可怕的,“可以赔钱但决不道歉”的思维方式是文学被商业化操纵形成的必然恶果。

  张悦然还逐一反驳了郭敬明不愿意道歉的托辞。她还讽刺说,郭不道歉据说是为了曾经的付出和写作的辛苦,“这种悲情的姿态已经令你沦落为精神乞丐。”“你不愿意道歉,你声称这是为了坚守……也许,你在坚守内心虚荣的帝王,这种恶劣的‘坚守’将使你彻底丧失从文资格。”

【焦点二】

  韩寒:郭敬明粉丝傻到无从反驳

  就在张悦然发表“批郭”文章后仅仅5个多小时,一直沉默的80后另一旗手人物韩寒也在新浪发表博客文章,痛批郭敬明粉丝“傻”、“幼稚”,“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纯真和善良”。80后文学最知名的三位人物形成“群殴”局面,矛头直指“拒不道歉”的郭敬明。

  在这篇名为《开始搜集郭敬明粉丝的经典言论》的文章中,韩寒首次对郭敬明抄袭不道歉事件发表评论。“郭敬明不道歉这事,我也没什么意见,没人能强迫另外一个人道歉……道歉与否的确是个人的事情,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终于表现得像个男的那样剽悍。”

  对于“落井下石”的说法,他称“为什么不能落井下石,我从来不觉得落井下石是个贬义词,落井了本身就有问题,走路不看路怪谁去”。

  韩寒称对郭敬明本人没意见,但“对他的粉丝很有意见”。借自己拍戏的时候有掉到粪坑的镜头,他讽刺郭敬明的粉丝说:“我最多就是脚掉粪坑里了,而他的不少粉丝就像脑袋扎粪坑里了一样。他们傻,幼稚,没有是非观,心智就不齐全,发育就不完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纯真和善良,却成天拿这个说事。”

  他认为,郭敬明的粉丝说庄羽之所以要告郭敬明抄袭是因为想出名,都是“奇异的著名的傻到无从反驳观点”。

  “抄怎么了,抄得畅销就是本事,谁不抄啊,三毛的《一梦三四年》是抄袭我们家小四的!”针对郭敬明粉丝的此类留言,韩寒建议网友多多收集,发表在他的评论或留言里,他将过几天整理以后发表出来。

  【对话】张悦然:不再旁观,和郭敬明划清界限

  发表文章是为了拯救

  记者(简称记):是什么促使你写了这篇文章?

  张悦然(简称张):我也曾有过顾虑,也曾长时间在痛苦地选择站不站出来发言。之所以用这种痛批的方式,是因为“郭敬明事件”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所谓圈中的事,它已上升为一个社会事件。郭和他的部分读者仍然向其施害对象进行各种形式的报复,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说,我就有罪感和耻感。

  记:有人觉得你言重了,还有人说你是“落井下石”。你怎么看?

  张:说“落井下石”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我还看见更严重的人身攻击和辱骂。这多少也能说明,我的文章并非无的放矢。我希望某些人看见我的文章能够清醒过来,拯救是我的文章的主题之一。

  记:郭敬明可能不会因为你的一篇文章就改口道歉,那你觉得你的文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张:首先,我不再是个可耻的旁观者,这让我长舒了一口气,我卸下了一个沉重的精神枷锁。同时,我希望我的文章能唤醒一部分郭敬明的读者,以及那些和我一样犹疑不定的人,共同勇敢地面对自我的审判。对于郭敬明事件以及80后,很大程度上被娱乐化了,这样的闹剧应该结束了。希望所有的人都回到文学的关注中来。

  我俩不是“金童玉女”

  记:媒体称呼你跟郭敬明“金童玉女”,你怎么看这个称呼?你的这篇文章算是宣布“金童玉女”正式分手?

  张:这个称呼的出现是一种商业行为,事先从来没有和我商量过。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很多,比如,80后作家排行榜、80后财富榜,等等。最荒诞的是“无极选秀事件”,没有人知会我,我就稀里糊涂成候选了。我在文章中写了,这时,我就和道具差不多。对这样的不当称呼,我反对过很多次,甚至拒绝过相应名义的签售会邀请。希望媒体和公众不要再用这样的称呼。

  没和韩寒商量过

  记:你的文章与韩寒的文章几乎同时发表,是不是有约定,同时向郭敬明开炮?

  张:没有约定。我和韩寒联系不多,之前也从未就此交换过看法。可能大家都觉得不能只是个旁观者吧。

  记:花儿乐队抄袭事件被媒体曝光后被迫公开道歉,但郭敬明的态度恰恰相反,有人说文坛比娱乐圈还不知廉耻,你觉得呢?

  张:许多事情都还在过程当中。郭敬明事件对他本人和社会的影响,时间会给出最终的答案。我为文学感到羞耻,我们应该带着罪去写作。

  【追问】评论界为何“集体失声”?

  对比起张悦然的“勇敢”,国内评论界却依然是一片沉默。这与80后文学刚刚兴起时的热闹场面,形成鲜明对照,评论界对此几乎是“集体失声”。

  记者昨日就此联系到六七位研究当代文学的著名专家教授,虽然大部分对郭敬明抄袭
事件非常熟悉,但听说记者的采访意图的时候,他们或者表示不太方便发表意见,或者以时间太紧为由拒绝采访。仅有一位文学评论家向记者表示,“法院已经判了,郭敬明应该按法院的要求做。”

  【反响】

  正方:“玉女”变成了“烈女”

  “一贯很婉转的张悦然这么不讲情面了,一定是超愤怒才会这样的!掷地有声,强!”张悦然的批评文章发表后,立即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声援支持。

  网友“羽毛”称赞张悦然“很勇敢,我相信你有着勇敢的心。”而“此岸之花”表示,“你说出好多明哲保身者不敢说出的话,这是一种正义感,是一个正义的作家理应具备的品质。原来只是喜欢你的文字,现在对你的人品也极其敬重。”

  “虚怀若谷”说:“‘玉女’这个称呼不适合你,尽管你有令人艳羡的美貌,但你更有一份宁折不弯的‘烈女’情怀,而不是矫揉造作的富家千金。”

  反方:张悦然不一定了解真相

  也有网友对张悦然的立场表示不能赞同。网友“零”称她在“落井下石”,而网友“红鲤鱼”则表示:“很喜欢你的文字,但对你的说辞不敢完全苟同,一件事不是你我可以了解真相的,即使法律也如此,现实社会复杂得多,更何况有难以明了的复杂的内因。”

二战遇难女作家遗著震惊文坛三国同步出版

六十多年前,一位名叫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国犹太女作家被杀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法兰西组曲》。这部藏在皮箱里的手稿随着她13岁的女儿德尼斯东躲西藏,侥幸存世;六十年后,德尼斯终于鼓起勇气将书稿整理出版,一举获得法国雷诺多文学大奖,震惊世界文坛。

日前在由华东师范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和99网上书城联合主办的《法兰西组曲》翻译座谈会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王安忆盛赞该书“非常好看,是揭示复杂人性的经典之作”,并称这种写作非常困难,而中国文坛对这种恢宏的写作淡漠已久。

中国作家盛赞《法兰西组曲》

《法兰西组曲》以白描的方式描绘了1940年的巴黎大逃亡和贝当政府投降之后,法国被占领的状况。二次世界大战揭开序幕后,法国几乎所有家庭都卷入了这场悲剧性的混乱之中,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作家、艺术家、平民等各个阶层都在这幅历史画卷上投射出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小说以冷静、老辣之笔刻画了在纳粹和战争狂飙中人性的复杂。而反观国内文坛,王安忆认为这种对阶级和人性复杂性的揭示在我们目前的小说里不太可能。“人性在这部小说里不是由于战争的残酷而剥去了皮肤,而是异常复杂。而现在的小说有个特征,就是一切都是归纳好的。”

该书译者、华东师大法语系系主任袁筱一表示,内米洛夫斯基的写作风格十分独特,“我从事翻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碰上这样的女作家,跟我以前翻译的女作家截然不同。”她说,“内米洛夫斯基不是非常典型的法国作家,她的叙事风格和文风,更接近于出生地,是深受苏俄作家影响的。书中她刻画了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作家、艺术家,基本上都是站在置之度外的立场上,去看这场战争是怎么爆发的。”

内米洛夫斯基传奇人生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出生于乌克兰大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大银行家。十月革命后,内米洛夫斯基随全家流亡到巴黎,从此活跃于巴黎文坛和社交界。《法兰西组曲》原计划写五部,由于突然被捕,内米洛夫斯基只完成了《六月风暴》和《柔板》两部。当时二战爆发,德军占领了法国,亲德的政府颁发了新移民法,配合纳粹迫害犹太人。伊莱娜和丈夫米歇尔只得逃出巴黎,躲到索恩河和卢瓦河附近的乡下。

后来,伊莱娜和丈夫先后被纳粹杀害于集中营,两个女儿带着母亲留下的皮箱东躲西藏。由于往事不堪回首,伊莱娜的长女、现年77岁的德尼斯一直没有勇气公开这些手稿。

直到60多年后,2004年,法国Denoel出版社出版了该小说,立刻获得当年的法国五大文学奖之一的雷诺多大奖。这是该奖有史以来第一次破例颁给一位已经辞世的作者。法国报纸称,该书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最重大、最传奇的发现之一,是“一部丰厚的文学与历史遗产”。

中、美、英三国同步出版

《法兰西组曲》面世一个多月,就有15个国家在当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购买了版权。在历时一年多的翻译之后,2006年4、5月间,中国、英国、美国三国不约而同出版上市,成为国际出版界一大盛事。英文版《法兰西组曲》,立即登上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等20多家主流媒体的畅销书排行榜。

北村:南舌与北舌

我在某篇文章中已经承认我的主要缺点就是吃。把吃说成是一个缺点是因为我胡吃。我曾经在长达数年时间,仅靠一碗红烧肉渡日,从不吃蔬菜,水果也只是偶而啖之。这样说来,我是个吃方面的蠢才。我出生并生长在福建客家山区,那是一个大啖猪肉的地方,最为夸张的是他们竟然用洗脸的脸盆盛装菜肴,常常把客人吓昏。妻来自于福建东南海边,有一回她看到我们家一盆接一盆地端出由猪的身体以及各种零配件做成的菜肴,最后端出了一小碟青菜。这就是客家土菜的含义。在客家人的古老记忆中,从中国北方向南方迁徙的疲倦队伍里,用大把的盐防腐的肉食也许是长途跋涉最好的能量补充。虽然现在客家人已经能做出精细的美食,但这种粗陋的传统仍遭到以我的妻为代表的海派食客的嘲讽。

我终于从山区来到了海边,到厦门大学读书。那些小时候仅作为咸鱼而被认识的海鲜终于在我眼前活了起来。但我还是花了数年的时间才接受这些吃了“口里淡出鸟来”的所谓海鲜。我开始接受肉、海鲜和蔬菜三而一的平衡膳食结构,但如果让我在其中三选一,我仍然会选择肉食。可见少年饮食记忆多么顽劣。

接着我来到了北京。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在一九八五年,让我无法忘怀的饮食记忆中浮动着猪大肠的身影。傍晚时分,竟然走出五里地才找到一家店,贩卖一种叫“卤煮火烧”的东西,当我看到粗大的烧饼竟然用酱油和猪大肠如此不搭统统煮一锅时,连我这个出自福建山区的客家人都惊呆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锅下水,或者是一锅没有做完的东西。我嚼着烧饼,竟然闻到了生面粉味儿。我终于知道了,还有比我们客家人更恐怖的烹调手艺。

我的朋友朱大可向我提出了有关“南舌和北舌”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很简单,说南人的舌头上味蕾的感觉方式和分布结构和北人是不同的,这直接导致了南人和北人之舌在感觉上的极大差异。虽然我认为这在解剖学上是说不通的,但在经验的层次上很有道理。我迁居北京后,对这一点的体验更为深刻。我和妻在到北京后的半年内,几乎吃遍北京城,但我们寻找适合我们口味的南派酒楼的努力宣告失败。不是说北京没有南方馆子,是说它的数量本来就不多,分布范围从概率上就更少,我们不可能为了一顿中餐满北京城地找。在我们居住的范围,偶而能看到一家南方菜馆已经是幸事了,然后我们就铆定了它。只见门前冷落鞍马稀,大约不出几个月,它就关门了。也就是说,凡是被我们看上的馆子,基本上没有不关门的,我们先后“关过”一家杭州菜馆,一家广东菜馆、一家福建菜馆和一家客家菜馆。只要符合我们口味的,它的命运也就差不多了。只有像广州酒家这样的豪华酒楼仍然屹立不衰,因为在它的顾客群中,已经没有地域差别了。

但我们仍然被北方菜馆包围着。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突围方法,吃辣菜。被北京唯一全盘接受的南方菜糸就是以川菜为代表的辣味菜,包括湘菜、云贵菜和赣菜。我们终于练就了吃辣的好本领,能够抱着水煮肉和水煮鱼的汤当水喝,让土生土长的四川人瞠目结舌。殊不知一个清淡的闽人终于成就为这样一个比四川人还能吃辣的人,其中蕴藏着多少“血泪”。也就是说,我们宁愿被辣死,也不愿意吃北京菜。这种说法也许会让北京人愤怒,但它是事实。我憎恶北京菜的原因是:我弄不明白为什么这种菜中只有咸味?在南舌的味觉战略中,凡是咸的东西须得略放一点糖,它就会咸得柔和,凡是甜的东西中须得放一点盐,它就会甜而不腻。但我知道,南人是拐弯的,北人却不拐弯。我们客家是借居南方的北人,我喜欢和北人打交道,却喜欢吃南方的饮食。

但我要为北京人贡献出了“北京烤鸭”和“紫米粥”而欢呼。涮羊肉的功劳则很难算在北京人头上。但北京烤鸭无论从制作工艺和口感上基本上是南方北人外国人统吃。这是少有的具有艺术感的美味。实际上北京菜不能一言以蔽之,它分为宫廷菜和民间菜,宫廷菜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北京菜,自从某位皇帝下江南之后,发现食在南方,于是宫廷菜的主体实际上已被南方菜占据,比如宫廷的糕点并不会死甜,菜也不会死咸,倒是有淡淡的南方味儿。北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了解食品来源于大地的朴素原理,于是有了让南方人忘而生畏的美味凉菜,南人做凉菜少了北人的大气。南人的粥品则更是无法跟北人相比,一道紫米粥,如何甘冽,扑鼻有田野庄稼香,决非南方矫柔造作的皮蛋瘦肉粥可比。

我终于还是相信南舌和北舌之分,无论它是如何形成的,总归是一个事实,也许这正是一种个性,一个特色。虽然现在正是饮食大融合的时代,但我相信这不会抹煞各地的地方特色。我们总是带着我们少年的记忆。就算一直为人诟病的孩子们吃外国炸鸡的爱好,也是一个特色吧。问题不在于这里,而是入我们口的东西是否安全?如果我们吃的鸡只是一种连毛都没有的用激素催生的活动肉块,你会放心吗?如果我们在高级酒楼吃到的油居然也是再生油,你会愉快吗?就算回到了家里,用水浸泡的蔬菜就一定脱毒了吗?不,许多毒只有用臭氧才能彻底消毒,你怎么办?所以,有比美味更重要的问题存在。只有解决了安全的问题,才有美味的问题,否则美味就成了毒品的伪装,让我们吃遍天下美食的过程成为慢性中毒的过程。看来,无论是南舌北舌,能鉴别安全与否的才是好舌头。

邹洪复:对“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改革与腐败

 
    往往受宠的上去了,能干的下来了,这就是“改革”。因为全部换成领导自己的人,腐败才更有保障,排挤不同意见的同志,没有了牵制力量——就是腐败的开始和深入。再这样下去,也许针都插不进去了,还谈什么防腐反腐了呢。在事业单位,只有挖空心思“搞建设”,才会有人给领导送钱,而且这样的钱比直接贪污要安全的多,因为只有“你知、我知”,另外还没有办法查账。在腐败的环境下搞的一切改革,其结果只能是更加腐败。腐败遇上改革,真是如鱼得水啊。难怪现在单位的一把手都像旧社会作威作福的黑社会老大。
    有个朋友说,他们单位的聘任制刚刚搞完,看看那些坐在重要位置上的人,基本上都是不学无术但很会溜须拍马的人,有一位什么长居然是初中学历,美其名曰破格提拔,一些敢于仗义直言的人都滚到一边去了。
 
    聘任制,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是任人唯亲的代名词。虽然改革给中国带来生活、观念、收入的变化,人民的生活质量的确提高了。但是现在各个单位借改革之名,进行整人、收受贿赂、搞政绩、组小帮派,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也成为社会反响很大的问题。
    其实很多东西都有法律了,就是存在执法不严的问题,什么时候司法独立了那就要好多了。其实在司法界里有很多人有正义感,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只不过是他们的直接领导他们挡不过罢了。
 
    但是司法并不能解决单位的一切问题,比如一把手随便挑你一个小毛病让你下岗,你能找到什么法来保护自己,替自己申辩?单位内部的事情为什么无法可依?单位内部的规则为什么只能是领导定下来的?我们为什么只有遵守的份,领导却可以逍遥于这些规则之外?所以国家应该立即建立完善的投诉和复议机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
 
    可以说没有基层民主,只凭官僚说了算,一切都是瞎搞。试问:事业单位的领导从产生到离任有科学的、民主的、可操作的规则吗?在许多事业单位里,那些兢兢业业工作的反而吃不开,而那些擅长于溜须拍马、上串下跳的却往往成了领导!在这种背景下的所谓“聘任制”会是什么结果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能被聘任,靠什么?一句话,靠关系!靠金钱!甚至靠性贿赂!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改革显然是官员满心欢喜的改革,而一听到改革,那些没背景,没钱没势的人,两脚就哆嗦!
    就如有朋友说他们单位的处级干部竞聘,本来只有本科以上的才有资格,但领导为了照顾一个人(中专学历),把他想当的那个处级岗位专门写了一条:放宽到中专学历以上。果然,这个人就当上了,这不是很滑稽和悲哀吗?改革,只认人唯亲了,就活生生地剥夺非帮派化之人的权利,人民群众的正当权利就完全被轻而易举搞掉。现在的改革,就是一把手想怎样搞就怎样搞,一把手的每一句话,就是真理和改革的标准!
 
    也有单位进行改革的结果是:职工工资没变化,领导们的工资翻翻地往上涨。改革的结果是领导们的工资、奖金、津贴是普通员工的几倍,员工只有敢怒不敢言。改革,已经成为了小官们整治百姓的残酷手段了。全部改革成一把手当土皇帝了,人民群众真正地当起奴隶来了,可谓是小改小腐败大改大腐败。越改革越心中无数,一个单位一个改法,全随一把手的意境。改革的直接结果是:人心毁了,人心散了。
 
    比如华中某城市某医院的院长,当了10多年了,还当,改革的结果是领导权利越来越大,当“兵”的大气都不敢出!现在不少事业单位的官员实质就是在“自残”国家事业,只为自己捞取钱色,最终钱色捞足够了,把单位搞掉就是了。事业单位内部其实有约定俗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则:领导腐败主要从搞建设、大宗采购、进人、任命部门负责人等途径来捞钱,在这样的体制下,再详细、再具体、再健全的所谓“自律”和“他律”制度,其实都是做样子的。因此,事业单位改革必须从体制入手。目前进行的所谓改革(聘任制),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大领导聘任小领导,小领导聘任工作人员。在一个单位中,首先解决好了大领导的聘任问题,聘任制就可以得以完善。这就要问,单位中的大领导怎么产生,产生后对谁负责(不要给我说对国家负责这样的大话),一旦工作不称职怎么解除聘任且由谁来解除?聘任制是为了解决事业单位的活力问题。但是,如果上级机关对大领导聘任过程中的这几个问题回答不了,或者回答错误,那么以后的所有聘任环节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说,对于聘任制,要有个完善的制度约束机制。首先应该改的是领导的产生方式和任期,其次才是聘任制。
当今,改革一词使用频率很高,早已成为大小单位的头头随心所欲用来整人的工具啦!改革是双刃剑,这把剑好人来拿,就会做好事;掌握在坏人的手里就用来干坏事。把当官的改革好了,一切都改革好了,不要全是改革老百姓,把老百姓全部搞成奴隶了,别只改革群众,不改革官!所以我们说,改革首先要改革领导,首先,由群众来聘任领导!
 
    体制扭曲人性,帮派扭曲体制,权色交易扭曲法度,权色交易扭曲人性等等的恶性循环,循环恶性,何时休也?政府还是先把官员改革好了,再改革老百姓吧。单位“一把手”是那样地大权独揽,那样地为所欲为;看到那些远不如自己的人不知通过何种途径得以升迁,看到一些实权单位有关人员的收入是那样地高,有些人是那样地花天酒地,宝马香车、佳人阔院,就很窝心!
 
    现在改革的是老百姓,吃亏是老百姓、被鱼肉的是老百姓,悲惨的是老百姓,搞地方、单位一把手之集权而已,再这样劣胜优汰下去,国将不国!不民主就没有平等,不民主是腐败的温床。实施全员聘用制,还应该逐步改变一把手委任制度,将一把手委任改变为群众直接选举,组织部门只能监督,不能强行干涉或者硬性安排。群众有权力选举自己的领导,也有权力罢免不合格的负责人,完全按照民意来办事,这样才会真正体现全员聘用制的意义。
 
    只有奴才才不喜欢民主,因为只有在不民主的环境中奴才才有特长发挥。民主的最大坏处是:领导难当了。民主最大的坏处是,领导没法说了算,要办点私事很不方便!
    中国近现代革命史都是建立在“民主”(“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上的。建立民主法制社会也是我们党追求的目标。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需要民主,不喜欢西方民主不能成为我们搞自己民主的理由,个人认为,社会主义更需要民主。
 
    当年清朝皇帝认为西方的科技是奇技淫巧,上不得堂,现在呢,全世界在用,那些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的人,怎么不说西方的科技不适合中国?怎么不说西医不适合中国?互联网也是西方发明的,怎么不说互联网不适合中国?我们正用着西方的很多东西,现在却说西方的民主要不得,不知道是什么心态,难道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就很好了吗?难道马克思主义是反民主的吗?民主是人类社会永远追求的精神理想,是文明的标志,纵观古今中外多少政,成由民主败由专制。可以说,有不成功的民主,但没有成功的专制。民主的第一步:先让人民开口说自己的心里话,即使是素质低,也应该知道是什么地方素质低。
 
    民主就是由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干部不能实行终身制,任命制,而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
 
 
    二、建设制度文明
 
    政治学的核心应该是关于民主和宪政的问题,而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只接受政府的意志,只接受并遵守单位长官的意志,只享有一种沉默自由,而不能有自己对社会独立的言论和批评,立于现实之中,就觉得了内心那常常说不出的痛苦和无奈。有不少人说,鲁迅先生如果活到建国后,肯定也只能沉默或不得善终,即使他写了文章,在国内也没有报刊敢给发表。可现在已经建国50多年了,我们却还不能个人自由办报和做媒体。一个不能让民众的心自由袒露的政府怎能去求真务实呢?
 
    记得曹禺的女儿万方曾说:“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这是一种对自由谨小慎微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虽然这是说过去多年的事情,也感到了政府中不少仁人志士的一直努力和进步,但还是让人觉得了进步不够快。所谓进步不是仅给人以希望,不是制造舆论,而是切实脚踏实地地将先进理想实现。
 
    如果社会不再奉行长官意志和“一把手”意志,而是遵从多数人的意志,真正民主的意志,那就叫人欣慰和扬眉吐气的多,那就真正是执政为民、还政于民了。当然,这样的话,国人的整体素质和民主思想习惯也应该寓于从小到大的学校教育之中,因为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
 
    想起这个社会上有那么多默默的善良和勤劳,瞬间有万千感慨齐涌,竞无从下笔。是的,这些年社会物质得到了有目共睹地发展,有一些人富裕了,有一些人却更贫穷了。让不断变化样子的政策来指导国民的生活,肯定不牢靠和少文明的,这些年我们一直说抓精神和物质两个文明建设,这意识很好,而文明不是两个字,也不是口号和形式,抓是抓不来的。文明是不断进步,文明是以人为本,厌弃野蛮和愚昧。文明要不得虚假。在现阶段,文明即是首先杜绝社会特权和腐败,杜绝不公平。文明即是人人平等,心理健康,坦荡交流中的以诚信为基础,籍以形成的温馨和活力。文明首先是制度文明和宪法文明。
 
    记得有句古话,大概的意思是:为官者,应该想如何为国家罗致,举荐人才,不应终日想方设法聚敛财富;为吏者,应多想如何完善自己的道德、学问,不应终日想方设法如何获取头头的“欢心”;为民者,应多想如何升华自己的品格,让世人敬重,而不应终日哀哀怜怜地算计自己还能活得多久。
 
    而在目前体制下,仅从文化上说,就产生了不少依靠舞文弄墨来投机取巧的文侩,甚至产生了不少颠倒是非的文痞和混混,他们用庸俗和世故取悦或向有关部门邀宠而有话语权,因此他们轻而易举就遮蔽了真正的文化,阻挡了艺术的纯正自由进步和向高端发展,进而破坏和误导了文化,让职业道德也江河日下,社会风气甚至已到了“礼崩乐坏”的边缘。如果各行业都出现这一状况,则肯定是因为制度的原因了。如果连一般大众都能明白这道理,而政府却执意抱残守缺,不去在制度方面做根本彻底地变革,那就显得愚蠢无比了。
 
    自由和民主,这个中国的志士仁人为民抗争了一个多世纪的事业,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实现呢?吴世昌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说:“中国若不培养自由主义者抬头,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了。中国政党使国家人民的苦头吃够了,应该让无党无派的人民喘一口气。”吴世昌先生1948年从国内到牛津大学任教,1962年据说响应周恩来的号召,举家回国,任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晚年担任过人大常委,曾说:“人大,人大,听起来很大,其实也没啥,就是一堆老头子吵架。”吴先生于1986年因为医生误诊而去世,享年78岁。
 
    张东荪先生也说:“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没有自由即没有民主。”而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为什么偏偏对自由和民主的进程却接受地如此之慢?要知道,绝对独裁必将导致绝对腐败。一个缺少政治文明的独裁衙门,社会文明的建设和进步又将会从何谈起呢?其实,腐败的根源是来自于体制的落后,如果没有科学制度的建设和民主的确实监督,仅依靠人的自身修养来抵制腐败入侵,从人性上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依靠政策也不会消除和阻止腐败产生。政治民主的发展是用相互商量和自愿同意的方法来代替用强力从上面使多数人屈从于少数人的方法。民主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只有民主才能让人人平等,才能消灭特权,才能尽可能的消除腐败。独裁乃万恶之源。
 
    在一个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社会里抱怨将永无止境。很少有人把社会当成一个互相保护、互相受益的系统。所以自由和民主尽快渗透于我们具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应该是奢望,自由和民主的大行其道必将使国家和社会更文明,进步更快,亦是很现实地迫切必需。自由和民主的大行其道必将是每一个公民能够到达真正生活的最佳起点和外部保证。而真正的生活即是人人活在一个崇尚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环境里。我不想让自己幼小的孩子长大后再遭受独裁跟偏见的压榨和为顺应一个缺少文明的社会而被迫丢弃自己。

管党生: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正派写作

我从来没有和你们一样
从来没有
童年时
我就不喜欢打打闹闹
少年时你们喜欢偷/窥
我喜欢思考
青年时
你们想进入伟大的组,织
我热爱的是长江和黄河
当你们只要能够睡觉
和生孩子
就满足时
我发出来
“80找20老婆”的声音
我是人中的神仙
我考虑问题
比一般人提前20年
在你们考大学时
我已经是国家大型企业的员工
在你们整天为工作烦恼时
我成为了自由人
在你们为了一个可以合/法的洞
努力时
我已经提前知道了
“老婆不如妓女”
的号召
看看你们今天的探索实验和种种主-义
只是我20年前玩的小百货
你们神秘的讨论的改,革
在许多年前
我就高瞻远瞩
不说了
总结一下
就是
伟大的
光荣的
正确的
管党生
无所畏惧
万寿无疆

力虹:毛氏谱系,经国秘史──溪口岩头纪行(之4)

从“素居”大宅院出来,毛宝根老人把我们领引到了素居一侧的一间颓旧平屋里,与蒋经国的大娘舅之孙子毛椒初老人见面。毛椒初老人今年77岁,自小读过私塾,清瘦的脸庞戴着一副眼镜,显示出几分儒雅之气。老人卜居的陋室只有十几平米,但收拾得十分整洁,对于我们的突然到访,老人连忙搬凳让座,有点手忙脚乱。我们阻止了他去张罗茶水,说只是顺便来看看。

 

等到毛椒初老人平静下来,我才问起:“您为何仍住在这小屋里,不搬到素居大宅中去?”

 

“没办法喔,过去阿拉毛家算是地主,从解放后土改中被赶出来,一直是住在这里的……”

 

“现在不是早就落实政策了,土改房产可以收回了吗?”

 

毛宝根老人在旁插话:“政府是有政策,但到了阿拉这里就没用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我又问:“当初,您毛家被划为地主,再加上蒋家和台湾这一层关系,这么多年来,历次政治运动是怎么过来的?”

 

毛椒初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笑笑道:“还好,还好,无非是被叫去受受批斗……更多是陪绑……”

 

“他以前当村里小学老师,为人慈善,小心谨慎,从不冒犯别人,所以人家斗斗他也就算了,没受什么大苦。”毛宝根补充道。

 

“那文革时候怎么样?被抄家了没有?”

 

这时,毛椒初老人的声音大了一些:“抄了,抄了,不知抄过多少回了,老底子留下的东西一点也没剩下来,全被抄光了!烧光了!特别是许多上几辈的古书古画,好不容易从土改那会保留下来的,到了文革,全被溪口来的红卫兵抄走了,没了,真真可惜哉……”

 

老人摘下老花眼镜,低下头,慢慢擦拭起来。这时,有一位年轻妇女抱着一个大胖婴儿走进小屋,毛宝根高兴地介绍:“诺!这是他的孙媳妇,这个小毛头就是他的重孙女儿了,哈哈哈……”

 

与毛孙媳妇打过招呼后,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如果从蒋经国这一辈算起,眼前的这个一周岁婴儿已经是第5代了。

 

于是,我趁机请毛椒初老人详细介绍一下岩头毛福梅家族的近代谱系,经当场笔录如下:毛太公,前清秀才兼经商,建造素居大宅—-毛鼎和(蒋经国外公)乡坤兼商人,开设祥丰南货店等—-长子毛怡卿、次子毛懋卿、幼女毛福梅—-毛伯衡(毛怡卿之子),宁波农民银行职员—-毛椒初,做村校教师,后一直闲居在家—-毛月树(毛椒初次子,岩头村会计。长子毛月明已故)—-毛高翔(村五金厂工人)—-毛佳露,就是眼前的这个可爱的小宝宝。

 

毛椒初老人看着我细细地记下了蒋经国外婆家的谱系,也许是心里一阵高兴,便对我们说起了稀为人知的有关“蒋经国出世”的一段秘史──唉,现在仍很少有人知道,蒋经国得以出世,曾经历了一番不便向外人言的曲折。倘若没有他祖母王采玉(蒋介石的生身母亲)的努力撮合,几乎不可能有蒋经国这个人!


1901
年春节,14岁的蒋介石19岁的毛福梅结婚,做了夫妻。那时,蒋介石充其量还是个未脱稚气的顽童。行礼那天,刚拜完天地,蒋介石就将头上的红缨帽扔在地下,奔向天井与一群看热闹的村童抢拾爆竹头。消息传到岩头岳父家,其岳父母很恼火,认为爆仗拾蒂头,夫妻难到头”,是个不吉预兆。果然,被其岳父母料中,婚后小夫妻不和,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打架。在一次争吵中,蒋介石抬起一脚正中妻子下腹,毛氏受伤当即堕胎流了产!
  

抱孙心切的蒋母王氏为之痛心责备儿子,她坚信蒋氏贵子必得原配所出,在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消度暑假之时,王氏亲自陪送媳妇毛福梅前往上海与蒋介石相聚。

殊不料蒋介石对这个土生土长的妻子全无好感,甚至连同房也不愿意。蒋母怨恼之极,为促使儿子与媳妇和好共处,她痛哭训子,并以死相胁。蒋介石虽生性顽梗,但素来事母孝顺,见母为此这般伤心,就下跪求恕。他的好友张静江、戴季陶等人也闻讯前来劝解。蒋介石迫不得已,方同意留下毛氏在沪同居。

 

这一住果成好事,不多久,毛福梅再次怀孕。蒋母得讯又喜又忧,鉴于前次被踢堕胎之惨痛教训,当机立断携带儿媳毛福梅回乡,在老家十月怀胎,所生下的便是男儿经国。蒋介石获得喜讯,当然也是欣喜不止,当即回到溪口,借故宅丰镐房房名,为儿子取乳名建丰。后因儿子属字辈,又取谱名为蒋经国

 

听了毛椒初老人披露的这一“经国秘史”,不禁有了诸多感慨。也许“自古英杰多磨难”,经国先生的出生身世竟然地经历了一番如此的“阴差阳错”和“柳暗花明”。如此看来,蒋母和毛福梅几十年如一日地吃斋念佛,终结善果。同时,这何尝不是天佑台湾的一个“佐证”,只不过这个“佐证”被深匿于故乡故土太久太久罢了!

 

2006.7.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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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吃遍馆子的小王

    小王是中原小镇的穷人家的孩子,打小只知道读书才能跳出“农门”。这目标顺利实现了,他上了大学。可以歇一歇了。他上大学的那座城市是历史悠久的消费城市,好玩好吃的太多了。小王进大学不久,就给自己下定目标,决心把那个城市的馆子吃遍,千亏万亏不能亏自己的嘴。
    为实现这个目标,小王开始捣腾生意,他的生意从明信片开始,到打折书、电话卡、明星画、小电器等等,他给同学、校友,别校的大学生卖一点小物品,渐渐做大。到大学毕业时,他的理想早已实现,别说小馆子,南北大菜他已经吃厌;另一理想已经出现。他原打算追娶他们学校的几朵名花,因为他虽然是大学生,但折子上已经有五六位数了,何况他的折腾名声传遍高校,都知道他能耐。但他考虑来去,算计成本,觉得这个想法不值,其一,这么早就把自己拴在一个女人身上,太累;其二,他父母在农村没什么文化,让他的生活跟他的父母再发生关系,他有点儿不知所措,他太习惯城市的一切了。他甚至嘲笑学长们毕业留在城市里打工,辛辛苦苦做几年,把自己抵押给银行,买了房,把父母接过来住,自己也累,父母也不适应。
    小王毕业到机关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很快跟单位说拜拜。他有些受不了单位里的科层等级制,何况年纪轻轻的他经常接待外地来的同行,他也常到下面去出差,一看见地方机关里的人,那些比父亲年龄还大的人在他面前恭顺之极,他就又鄙夷又辛酸。“王科长——”其实小王只是一个科员,但有的人甚至叫他王处长,本来好好的一个人,一个汉子,一个官员,在官大一级压死人或上面来的人面前,一下子变得如此柔媚,实在让他心里受不了。有一次,小王跟同学小李说起官场现形记来,记者小李也说他到地方去是无冕之王的待遇,小王问小李,人家叫你什么,小李说,那些局长、处长都是“李记者长李记者短”的,……二人笑倒。
    当然,公正地说,小王如此享受官场的好处仍要离开,是因为他不耐烦官场的一些臭规矩。他受不了官场“一地鸡毛”式的生活。他想过,放在古代,老子好歹也是进士、举人出身,好歹也是立马能以圣贤书治国的人物,却还要在这种地方装孙子混资本,再以这种资本去治国,这叫什么事儿。想通了的小王很快去追逐真正的资本。他进入了商场。又随波逐浪,到美国闯天下了。
    后来的事就是听人说的,小王到美国如鱼得水,他的公司在美国做得很成功。只是他很少回国,更没有回家乡,他跟父母似乎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