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的影响往往是一时、一地的，而思想、人格的影响却是跨越时空的。有时候一个悲剧人物给时代留下的影响远远要超过那些有权决定他生死的人。王实味被杀害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王实味最后平反也有十几年了，然而，我们有关王实味的话题还刚刚开始切入正题。
王实味是20世纪40年代延安最大胆、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一个年轻的翻译家、作家。连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都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最轰动的就是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甚至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1962年，王实味死了十几年了，已经成为全国领袖的毛泽东又一次在最高层会议上提起他。
王实味只活了41岁，1947年惨遭杀害时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这些帽子那一顶都足以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在他死后四十四年开始，三顶帽子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否定了“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486”说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对“托派问题”的结论予以纠正，宣布为王实味平反昭雪。前后经历了近十年。
王实味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整个时代的悲剧。他的生死、命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由他上溯AB团的那些学生娃子，微山湖畔王文彬的冤魂①，从他之后，胡风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命运，冥冥之中都已注定。那些当年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人们最终都未能逃脱和王实味类似的命运，作家丁玲、诗人艾青等等都在革命圣地写下了令后人难堪的人生败笔，在王实味被杀10年后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右派。他们曾极力想划清和王实味的界线，不惜用世上最肮脏、最恶毒的言辞来诅咒、批判王实味，然而这个王实味阴魂不散，10年后仍把他们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历史仿佛绕了个圈子，1958年的“再批判”把他们当年的文章重新放在一起发表、一起批判，还是逃脱不了“毒草”、“反党反人民”的罪名。甚至周扬这样的革命文学“班头”也没有逃过十年“文革”的厄运。他们的经历比起王实味实在好不了多少，只是活了下来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是否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当年王实味在延安为千夫所指时，人们也许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可悲之处就是看见别人的人权遭到践踏，甚至杀害，只要与己无关，总是选择明哲保身，结果是谁也保护不了自己。
往往只有当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无情射杀的目标，昔日的同志、朋友，甚至亲人都纷纷站到对面去了。没有左拉的《我控诉》这样慷慨激昂的声音，没有“这不公正”的低吼，也鲜有追随丈夫走向风雪弥漫的西伯利亚的女性。因而，那些在“文革”浩劫中，和丈夫一起选择了自杀的女性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我始终相信为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选择绝路未尝不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
王实味，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上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特例，他是一个见证，他的死也不是康生批准的还是李克农批准的这么简单。在他的身后，共和国的天空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王申酉……仍然没有逃脱和王实味相同的结局，因为思想而被处决。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剥夺，只要有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没有保障，那么对所有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同样将受到威胁。王实味只是一个投奔革命的普通知识分子，但他死后20年共和国的元勋功臣（如贺龙、彭德怀）也惨死在自己参与缔造的这个共和国，甚至共和国的主席、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以国家元首之尊也未能免于一死。这些人在王实味问题上立场可怕是一致的（比如贺龙），他们支持或默认了王实味的死，也就等于为自己掘好了墓。一个王实味的死，人命如草，当时除了领袖几次发脾气“赔我一个王实味”之外，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历史留下来的只有萧军一个人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那声怒吼——“让他说话”。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在那耻辱的一页中，他的出现像是一个异类，这个独一无二的声音60年后依然令我们感动。如果没有这唯一的一声怒吼，如果没有温济泽等人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所付出的努力，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将会更加无地自容，杀死一个王实味，意味着所有人的命同样都是可以被草菅的，只要你不低头，只要你还保持独立思考，那怕你怎么忠诚于这个主义也不行。
《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两次和王实味谈话，还两次给他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对这一明显来自最高层的批评意见，他竟置之不理，悲剧的发生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王实味当时只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他们，把自己作践、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这一劫难了。王实味就是王实味，他不仅不认错，还提出退党，这样他被开除党籍、逮捕，最后被秘密处死的结局也就注定了。这就是他和其他延安知识分子的区别。
1946年春，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处死王实味。没有起诉、没有审判、没有上诉和裁定，也不需要这一切，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王实味这个被他所热爱的革命党所抛弃的人面临的只能是“秘密处死”的下场。其实，就算在和平年代，有了逮捕、起诉、审判、裁定等法律程序又能怎么样呢？“党的优秀儿女”张志新烈士不是死之前连可以喊“共产党万岁”的喉管也被扼断了吗？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总是希望留下一些反面教材（比如胡风、梁漱溟）。但人头落地，人死不能复生，他再发脾气，要赔他一个王实味也来不及了。 1948年9月1日，他在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所作的检讨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
王实味的观点说穿了也没有什么高深之处，他无非说出了当时延安别人没有勇气说出来的一些心里话而已。他二十岁就入党，译著等身，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人性色彩的，所以他才批评斯大林缺乏人性，才敢直言延安的阴暗面，他不是那种只会唱赞歌的喜鹊。他在严酷的战争环境还能够坚持独立思考，真正体现了北大精神的精髓。因此他就要为自己的思想和骨头付出全部生命的代价。王实味死了，他留下的有关人性的讨论并没有结束，也永远不可能结束。
这位北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他以生命的满腔热情主动投奔的“革命圣地”呼吁民主、平等，要求政治中的人性，希望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事业更加完美，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因为他对人性的真挚追求，他的身上永远都闪烁着人性不灭的光芒。
注：
①王文彬，“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平市学联常委，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微山湖抗日，在“湖西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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