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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声明：本文凭记忆草成，所涉言论未与当事人核实。后果由笔者承担。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17周年，但在笔者有限的视野内，仍有两大悬疑未能“结案”：其一、对整个事件的结局起决定性作用的邓小平1989年4月25日的讲话中，是否存在“杀人”的内容？

其二、在整个事件中，杨尚昆由支持赵紫阳的开明路线倒向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路线，其背后，是否存在权力交易？

一、赵紫阳是否读过《八九民运史》？

带着这两个问题，2006年5月24日，在江棋生先生的引见下，我们敲开了宗凤鸣先生的家门。宗先生与赵紫阳同乡，而且同庚，是经组织默许，陪伴赵度过下台后的囚禁岁月，并将其信息达于外界的不可多得的知情人和见证人。令我意外的是，虽然身为如此特殊的角色，肩负着难以想像的重大使命，也多次遭到组织警告，但宗先生的脸上，却没有留给人一点风霜感。他面色红润，中气十足；即使面对陌生人，仍然言谈自若，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轻松活泼的。这一状况，使怀着“抢救”之念前来的我们，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它证明，此前关于宗先生心脏病手术后身体状况恶化的传言，是不确实的。

为打消宗先生可能存在的戒备，也作为一种自我介绍，我对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知道赵紫阳先生对于《八九民运史》的意见？我听海外有传言说，他读过的这本书上，画有“一百个问号”。您是否听说过他对这些疑问的说明？或在他家见到过这本书？

宗先生的第一反应是颇感突兀，但紧接着便是茫然，他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他既没有见过这本书，也没有听赵紫阳谈论过这本书。

那么，海外传言是否不真实呢？我相信它是真实的。因为有另一渠道的朋友证明，赵的那些问号，并非全部代表“不同意”，有些是表达他的“不知道”这一意思的。而从我本身来说，也可以感到，赵通过宗凤鸣、杨继绳诸位先生传达出来的信息和意见，有些是针对《八九民运史》中提出的问题的。譬如，赵是否在胡耀邦下台问题上有“落井下石”的行为？赵是否在1989年初已经失去邓的信任，权力不稳？……前一个问题，可能因吴江的《十年的路》流传较广，大部分人也认为赵是针对吴书提出的辩驳；但后一个问题，似乎还未见其他公开议论。在笔者看来，既无公开议论，似乎也没有公开澄清的必要。既然他多次强调此事，说明他注意到《八九民运史》中提出的问题。如果确有其事，而宗凤鸣先生不知道也是真实的，这祇能说明，赵紫阳先生的事情，有些是藏在心里的。去年初，在赵紫阳逝世悼念活动中，海外媒体曾报道说，赵紫阳临终前，曾向前往看望的李锐先生问及宗凤鸣、杨继绳二先生的境况，以及他们的书是否出版，当李锐先生回答他，他们的境况还好，书已经出版时，赵紫阳说：“那我就放心了”。笔者曾打电话向李锐先生核实，李先生说确有其事。当笔者问到，赵的这个“放心了”，据您看，重心是放在前半部分，即针对宗杨二先生的书已经安全脱险，放下了他内心的最后秘密和寄托？还是放在后半部分，即针对宗杨二人处境的关心？李锐先生果决地回答说，是后者。

如果以上判断都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赵紫阳那里，还有尚未被挖掘出来的有价值资料呢？我和棋生，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探秘的心理，来叨扰宗先生的。

在我和宗老又扯了一些其他事情后，棋生抓紧时间，提出了计划中的第一个问题：宗先生，您是否知道邓小平“四。二五”讲话中，那个关于“不惜以多少人的生命换取二十年稳定”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此话是王震所讲，您是否了解这个情况？

宗先生的表情说明，对于此事，他是胸有成竹的。思索片刻，他说，他也听到过这种传言，但没有听到过来自组织系统的传达。我接着问，您是否听赵紫阳提到过，他在朝鲜接到过邓的“四。二五”讲话？宗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反复说，赵接到的、同意的是传达的邓的讲话，而不是“四。二六社论”的征求意见稿。于是，我又问：“那么，赵是否讲过，他看到的邓的讲话，是否有关于‘杀人—稳定’的内容？”

“没有！”宗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二、邓小平“快刀斩乱麻”讲话真伪追踪

宗先生承认，他是第一次接见像我们这样，怀着专题研究的目的，前来采访的人。大概是出于同样的兴趣，宗先生反问我，对这件事情的调查有什么结果？我简述了我访问于浩成先生后得出的印象，回答是：“极有可能。”

据信，于浩成先生是国内人中，用公开署名文章透露出邓小平“四……二五”讲话那个细节的第一人。在《五四以来中国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见《北京之春》2001年7月号）一文中，于先生说：（《中国“六四”真相》）出版以后，特别其英文版先行问世以后，曾有一些人对书中编入文件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信口雌黄说该书是胡编乱造出来的。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亲身经历过那场民运的人都确定它们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它们的记述与当时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情形都差不多。在初读该书时原来曾对两、三处地方产生疑窦，但经过一番思考后也都打消疑问，我就释然了。例如：一、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先行播出后，笔者即听说社论为根据邓小平在家中听取李鹏、李锡铭、陈希同等人的汇报时的讲话所写的。据说他在讲话中说了“不惜打死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这样的狠话。此话当时流传甚广，许多人都听到并在一起议论过。但笔者于一九九九年来美后却听到有人说此话非邓所讲，乃是出自王震之口，后来偶然读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朱熔基评传》（作者郑义，与写小说《老井》的旅美作家郑义似非一人，但笔者并未向郑兄本人问过），书上有一段说：“二十六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中共支部书记大会，市长陈希同在会上传达邓小平的‘四二五’指示，称学生背后有后台、有黑手，要快刀斩乱麻，这位八十五岁的中共总舵主说‘不要怕流血，哪怕打死二十万人，也要控制住局势，赢得二十年的宁静……’”（引自郑义：《朱熔基评传》，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出版）

邓小平是否亲口说过此话，笔者一直认为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重大问题，因为将学运定为动乱的错误定性，不惜动用军队血腥镇压的错误决策以及以后中共当权派及其追随者为“六四”大屠杀一再辩护的“杀人有理”论，其源头均出自邓小平的这一讲话。他的这句名言与五十年代毛泽东对印度总理尼赫鲁所说的“我们不怕打核战，中国即使死了三万万人，我们总还有一半”（当时中国总人口为六万万人），可以说是先后辉映，永垂史册。此话彻底暴露出邓小平堪称继希魔、斯魔、毛魔之后的另一杀人魔王的狰狞面孔。……

……正是由于邓小平此次讲话特别重要，非同小可，在得到中、英文两种版本的《中国六四真相》后，首先查看在邓的讲话中有无那句名言，翻阅一遍后不免有点失望，因为这句名言在两版本中均付之阙如。后来笔者根据自己过去参与文件制作的经验终于想通了其中的道理，秘书们在整理会议原始记录，形成正式文件时往往要经过整理加工的步骤，有些不适宜保存的词句，在秘书加工或交呈给首长最后核发时极有可能被删掉，邓的这句赤裸裸的杀人狂言，想必是由于有损邓大人的光辉形像而被略去了。类似的情况过去并不少见，如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讲过“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此话多年来在大陆法学界流传甚广，但一直没有在正式文件上出现过，因此大家在文革结束后批判这一观点时祇能含糊其辞，说它是一个权威观点，而不敢举出毛的名字，后来有人告我，毛此话出自他于一九五九年对上海梅林罐头厂的一个批示，但在《毛泽东文集》按年代先后出版后，一九五九年那一套中也遍找无着。看来也是在出书时被编者出自“为尊者讳”的考虑而删除了。笔者来美后有一次读到《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一书，其中收有丘宏达：《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法律学的发展》一文，其中提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在广东出现一篇有趣的红卫兵文件：《彻底打碎封建、资本主义及修正主义的法制》（[反彭罗黑线]广州市政法机关干警反彭罗黑线斗批改小组编辑部编，第二期），文中说毛泽东说要人治不要法治”。由此可见，毛确实这样讲过，许多人也都听到过，绝非以讹传讹，但在正式文件中却不会找到。

由于信息的阻隔，我事先并没有读到过于先生这篇令人信服的分析文章。为求证他的消息的可靠性，我早就打算访问于浩成先生。今年春节后，大规模“沙尘暴”初过的第一天，天空依然灰黄，空气中还带着浓重的尘土气息，仍是瘫痪的母亲“不宜出行”的日子，经于先生和我的一位大朋友牵线，我抓紧这个空档，拜访了归国定居的于浩成先生。

我问于先生：您当时是听到了关于邓小平“四。二五”讲话的传达吗？

于先生告诉我，他当时已经被撤销职务，所以没有听到那个内部传达。但公安部系统确实做了一个传达，有这个内容。他当时也不敢相信。后来又有人说，这话是王震讲的。后来他在美国，看到一个香港记者，与郑义同名同姓但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位郑义所写的一篇文章，说了这件事，是陈希同在北京市政府传达邓小平“四。二五”讲话时传达的。……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上述那篇文章，说了自己当年听到的事情。……

从于浩成先生的文章和谈话，我们得以知道，至少有公安部和北京市委两个单位在内部传达时，提到了这件事，这就是说，消息源不是一个。就此，我们可以排除“孤证”的忧虑……

帮助我们判断那一事件真实性的另一个理由是，于先生或郑义的文章出来后，至今并没有出现反驳或更正的声音，也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过此事。可见是有这件事的，祇是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口，所以没有见于文字。

不过，我还有一点感觉蹊跷之处，就是这句话的对仗结构。于是，我又问于先生，邓的原话就是“杀20万人，稳定20年”吗？这个数字是不是……？

于先生说，他也觉得，不一定是一个对称的数字，但有这个意思。

宗先生的观点也一样，他认为即使有，也不会传达。这里便产生一个问题，即使当日的中共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看到的邓小平“四。二五”讲话，也不是原话！而更大的问题是，一个连自己都不敢向下传达的“狠话”、“病话”（参见陈小雅《邓小平用兵探秘》，载陈小雅《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21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2003年6月，纽约），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国大党在处理重大事件时的“精神”或“准则”，这不是专制制度的罪恶又是什么？！

三、杨尚昆立场突变，是否存在“权力交易”？

在一番漫谈之后，宗老说到了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几乎赵提出的所有动议，在邓那里都是“完全同意”。我们也顺势向宗老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邓小平在十三大前后已经决定，将军权交给赵紫阳，按照赵紫阳自己的说法，他在访问朝鲜之前，邓还提出过，要他接掌军委主席职务，那么，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军队（执行权）转到了杨尚昆手中呢？

宗老的回答是，赵紫阳认为自己责任太重，忙不过来，所以不接。

于是，我进而问他，赵与杨对外都一直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极好。那么，他们之间在权力问题上，是不是存在某种默契？祇要杨不倒，赵就有翻身的机会——宗老不悦地说，他没有听说过。我又将这个问题换了一个角度问：在整个事件中，杨尚昆由支持赵紫阳的开明路线倒向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路线，其背后，是否存在权力交易？

宗老的神情更茫然了。随之，他又反问我听说过什么。

其实，以上论题的提出，是根据三条信息成立的：其一、1989年5月16日晚，听在中南海工作的一位朋友说到“赵万杨联手倒李”的传闻。

其二、第二天，在市面上公开提出的新口号却是“打倒邓李杨”！有人说，杨尚昆成了当代袁世凯。其三、有参与戒严行动的部队子弟透露，杨以支持邓的戒严措施，换取了邓小平对杨白冰在军中地位升迁的承诺。整个军队的调动和部署方案，都是杨与邓交换的条件。

我取得第三条信息的时间，正好是大陆公开在电视上播出杨白冰签署戒严令的镜头之后。地点在美国。

宗老的表情显示，他认为外界把这些问题复杂化了。他强调了赵是一个很“纯正”的人，就像“青年学生”出身的人一样，纯洁，纯正……

这是他的亲身感受。凭我对宗先生人品的信任，凭我们有理由采信一个与赵有着几十年共事经历，与他有着十几年密切交往的见证人的证词，在此，我们似可以排除，杨的突然转变与赵的所谓“谋略”的干系。但是，邓和杨是否存在幕后交易，还有待验证。之后，我们又谈到邓末年对待杨的态度。

宗先生认为：邓晚年和毛晚年一样，毛害怕百年之后有人翻文革的案，邓则害怕身后被人翻六四的案。所以，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南巡”，重吹改革的春风，改善形象；二是处理那个最有可能，有力量翻六四案的人——杨尚昆。以江的实力，邓肯定他压不过联手的“杨家将”。所以，邓在身前，一定要解决杨家将的问题。

四、卸任后的赵紫阳是否“轻松”？

在拜访宗先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因近日江湖风波，偶聚在朋友家中。在摆清了各方的情况后，大家很快便形成了基本共识。但是，我们也就用“责任伦理”评价赵紫阳问题爆发争论。我认为，外界所说，赵以辞职反对镇压的事实根本不存在。理由是，第一，他从未提出过辞职申请，而是在“戒严令”宣布后无法执行，他也恰好修满“三天病假”之后仍然去上班；第二，他从未有批评镇压的言论。而事后他的轻松态度，表明他当时的抉择，有卸担子的成分。

但是，在赵卸责后的心情是否“轻松”这一问题上，我的看法遭到了强烈反对。大家认为，赵的心情，不可能是轻松的。这样的理解，是政治上的幼稚……。而我，则认为大家没有注意到，在宗先生的《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顾与反思兼和赵紫阳谈话的一些回忆》（新风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一书中，曾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杨得志总参谋长曾对我说：“六四”事件后，批赵紫阳的会议，他参加了。他说：赵紫阳一定很痛苦。……但在我见到赵紫阳后，却看到他谈笑自若，我没有感到他有痛苦的神情。（335页）

拜访宗老时，我重提了这个问题。宗老证实，他所见到的赵的日常心态，确实是轻松的。这的确是罕见的。他的解释与许多人一样，认为那是，赵紫阳对历史对人民“问心无愧”的证明，那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风范！

我相信，如果在民众中进行投票，在这个问题上，同意我的观点的，可能祇有“千万分之一”，或者更少。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有必要保留自己的看法。这一则是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一个头绪，二则是因为我有一处怎么也想不通的地方，在此提出，以供评论：这件事，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老爸老妈住院病危，兄弟几个就治疗方案争持不下，那位“孝子”的方案被否决了，兄弟几个的方案，孝子又“执行不了”，（1989年5月17日，在讨论戒严问题时，赵紫阳的表态。见《中国“六四”真相》。）结果是老爸老妈也被治死了。在这个时候，人们攻击这个孝子，说事情全是被他搞糟了，这个孝子即使万念俱灰，心情也不可能是轻松的啊！除非他认为，不论怎样，反正老爸老妈也免不了一死，祇要没有死在我手上就行了。如果这样，他的确可能怀有轻松的心情。但这样一来，他可能也称不上什么“孝子”了。……一个政治家，面对人民遭受的屠杀，历史的大步倒退，如果依然能够怀着轻松自如的心情，那固然也算是一种“修养”或“境界”，但不可能同时也是“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我认为，我们有很多的评论家，也不乏对于领袖的忠诚与对人的忠厚，但他们是否在把眼球目不转睛地聚焦于领袖——“孝子”的时候，早就把老爸老妈——人民的生死抛到脑后去了呢？

请原谅我的刻薄的比喻。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如果对领袖不刻薄一点的话，很可能就是对人民的刻薄了。当然，这个问题仅限于意识到它的人。对于意识不到者，不存在这个问题。最后，我还向宗老求证了胡耀邦追悼会后，赵紫阳是不是去打了高尔夫球？以及和谁去打？议论了什么事情？赵紫阳对陈小鲁在1989年初香港刊物上发动“倒邓保赵”运动究竟是什么态度？等问题。宗老诚恳地说，他没有听赵提到过这些事情。由此可见，赵紫阳对外界的猜测和陈希同报告中的一些指控，是有选择地进行了反驳与澄清：如自己到底有没有智囊团？老邓对自己是否信任？自己是否有意出卖胡、邓？等等。至于那些没有反驳，又从未提起的事情，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就祇能留下一些空间，供后人去“瞎想”了。

我们告别出门的时候，宗老显得有一点意犹未尽。大概是因为他没能解答我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怀着歉意地解释说，自己祇是想充当一个帮紫阳与外界通通气的人，并没有对一些专门问题展开研究，因此很多事情也没问过紫阳，希望以后能多交流。

我认为，不抱成见，无做秀意识，怀仁厚之心，实述所见所闻，正是宗凤鸣先生的难能可贵之处。作为一个有头脑的研究者，如果要他在“一个宗先生”和“十个满脑子自己的模式和成见”的人之间选择，我想，人们毫无疑问地会选择前者。他的人格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我们与赵紫阳这位历史人物的距离。所以，我对宗先生说：“您是不可多得的见证人！”

（2006年5月31日于北京）

2003年SARS危机中，中科院院士钟南山曾被中共官方钦定为英雄，也成为炙手可热的公共人物。

2006年5月8日，钟南山的手提电脑在广州街头被飞车党抢了。

在中国，当街抢劫是常见的刑事案件，如若没有人身伤亡，这类案件的破案率很低。然而，在特权中国，院士兼抗炎英雄的当街被抢，自然就变成了要案，马上引起广东省、广州市有关官员的高度重视，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亲自批示，要求”尽快破案”。于是，广州警方迅速出动上百警察参与破案，组织海珠、天河、白云、荔湾区等分局的刑警，共同对全市的二手电器市场、电脑市场、旧货市场、典当行等进行严密布控。与此同时，警方还悬赏2万元奖励提供线索者。所以，仅用十天就抓住了罪犯，真可谓神速破案。

本来，如此神速的破案，钟南山应该满足这种特权化的法律保护，但他偏偏不满足于被动地享有特权保护，还要主动地利用他的名人身份及其言论特权来为制度性歧视张目，以自己被抢的切身体验来为已经被废除的恶法鸣怨。6月13日，在一个传染病研究会议上，钟南山借回答媒体提问的机会，一边感谢政府及其警察的神速破案，一边对所谓”无业游民”发出恶狠狠的诅咒。他认为，中国治安问题的严重出在外来游民，建议恢复已经废除的收容遣送制度。他说：”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他甚至说：”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

在特权化的中国，政府官员可以不受限制地滥用公权力，社会名流也可以不负责任地滥用公共话语权。钟南山拥有院士这一中国最高的学术头衔，又在抗萨中一举成名，他就自以为有权滥用其社会名流的名誉资源及其高于一般人的话语权，以自己当街被抢的遭遇来见证治安状况的恶化，提出”乱世用重典”的药方，公开为已经废除的恶法招魂。在这位特权化精英兼抗萨英雄的身上，四溢着毛泽东时代余毒–根深蒂固的歧视性观念和阶级斗争意识。他的道德傲慢亵渎了权利平等的人权意识，他的自以为是表现为对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反动，他表达起中心城市精英对外来农民工的歧视性偏见竟然那么地理直气壮！在阶级斗争早已远去的时代，也在胡温政权高倡”和谐社会”之时，他居然呼唤那种咬牙切齿的”敌人意识”，重新用”好人”与”坏人”的划分来支持恢复践踏人权的苛政，这与毛时代的阶级划线没有实质性区别。

在人权得不到制度化保障的中国，一直以来，权势者可以调动各种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无权无势者却处在资源匮乏的窘境之中，即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欲望极为强烈，也无法获得哪怕是相对公平的份额。而造成极少数通吃而大多数受损的极端社会不公的深层原因，不是先天的能力和智商之差别，也不是道德上的贤愚之分，更不是前者勤奋而后者懒惰，而是人与人之间在权利上的绝对不平等–权贵阶层几乎占尽所有权力和资源，而平民阶层则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和资源。

即便如此，中共政权仍然觉得对弱势群体歧视得不够，还要制定恶法来加以管制，户籍制及收容遣送办法就是这类恶法的代表。孙志刚案导致了厉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既是孙志刚用年轻生命换来的结果，更是中国民间长期努力的结果。难道钟南山真的不知道”收容遣送”是多么邪恶的制度，中国人、特别是最底层的广大农民为此付出过多么惨烈的人权代价！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早已进化出如下普世规则：维护国家主权也好，维持社会稳定也罢；促进经济发展也好，打击犯罪、整顿治安也罢；都决不能以牺牲基本人权为代价。那些必然会侵害人权的立法，只能违法普世规则的恶法，即便效率再高，也必须予以废除。英国著名法官丹宁所言：”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此之谓也。保障基本人权就是实现公正，非但不会导致天塌地陷，反而是人类社会得以保持良性秩序的关键。

难道这位院士连这点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都不清楚！

中共执政后，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实施歧视性户籍制及收容遣送。这两大恶法赋予了专政机器及其执法者以巨大的”合法侵害”的权力和能力，使之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国人的基本人权。比如，在孙志刚惨案中，酷吏和暴民借助于恶法的保护，不仅限制人身及迁移的自由，也不仅损害被收容者的经济利益，更是肆意践踏个人尊严和生存权利，以至于，将活脱脱的年轻生命虐待致死。在此意义上，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认为”自由高于金钱、甚至高于生命”，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对自由权利的法治保障和伦理认同，不仅是每个人追求自身福祗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得以具有稳定秩序和不息活力的基础制度。自由优先和权利平等的人类正义，不但高于任何政体和法规，而且高于任何具体的世俗化利益–无论这利益是政权利益和国家利益、还是权贵利益或多数利益。这一普世正义是善待人性的良性政体及其法治必须遵守的原规则。

人的自由权利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其中任何一项权利的丧失，就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户籍制及其收容遣送制度，表面上看只涉及人身自由、迁移自由和择业自由，但在实际的管制行为中，弱势的个人所面对的是可以任意侵犯人权的独裁政府，所以，就导致了对一系列自由的践踏，特别是对于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收容遣送对象而言：

1，迁移及择业的自由被限制甚至剥夺。

2，在个人权利遭遇侵犯时，无法为自己申辩，即便申辩了，也基本无效。

3，被收容者在公安局里申辩无效之时，由于中国没有独立司法和言论自由，受害者也就得不到司法救济和舆论救济。

4，被收容者的经济利益严重受损。改革以来，虽然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但他们却要为一点点可怜的迁移和择业的权利而向城市管理者交纳额外的”权力费”。农民要付费办理各种证件才能在城市打工，被收容者要交纳足够的”赎身钱”才得以走出收容所。在收容遣送废除前的中国，仅仅办暂住证一项，进城打工者就要每年为”恶法”付出总计高达144亿元的巨额费用，已经足够惊人；如果再加上对无证者的罚款和被收容者付出的”赎身钱”，农民工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更为惊人。

5，收容遣送的恶法赋予了执法部门及其执法者以”合法腐败的权力”，即借公共管理之名行牟取部门及个人的私利之实。如果办不起暂住证就必须面临被收容遣送的风险；如果被收容而又付不出”赎身钱”，被收容者轻则是强迫劳动和长期关押，重则是遭受毒打和虐待。

6，人身自由惨遭践踏。孙志刚案证明，收容遣送制度对人权的野蛮践踏，不仅是肆意践踏人身自由，甚至就是剥夺掉个体生命本身。

由此可见，公民权利的匮乏，恰恰是导致民众利益严重受损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公正这一无价公共产品奇缺的制度根源。中央政府制定的一项恶法，就会导致了地方性恶法的泛滥成灾，被强制限制人身自由的群体无限制扩大。比如，根据1982年的国务院发布的收容遣送办法，各地政府陆续制定了类似的地方性法规多达191个，被收容对象也逐渐扩大，由流浪乞讨者和无家可归者扩大到农民工群体，再扩大到无身份证、工作证、暂住证的人，再扩大到涉嫌卖淫、嫖娼、吸毒的人。

无论是高度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还是中等水平和不发达的地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中国的收容所，与其说是”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救济之地，不如说是被收容者的地狱。而摆脱这一地狱的最佳方式，绝非乞求高官的干预性保护，而是民间的自发维权运动的扩大和深入。

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要求废除”收容遣送”的呼声从未间断且不断高涨。孙志刚案以极为惨烈的事实再次凸现出：每个人生而自由，制度保障的平等权利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关键前提，不仅涉及到狭隘的经济利益，更涉及到人的尊严和生存的权益，涉及到与每个人都生死攸关的社会公正。所以，中国弱势群体争取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方式，不是等待并乞求某个明主清官的开恩，而是通过自发的公民维权运动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正是孙志刚之死引发出强大的社会舆论与民间维权所形成的巨大压力，才最终导致了这一恶法的废除。

钟南山院士为恶法招魂的言论再次说明，在当下中国，民间维权运动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通向自由之路的坎坷，争取人权保障的制度化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因为，对基本人权的敌视和漠视，不仅来自独裁官权，也来自被收买的御用精英。更重要的是，官权的敌视在道义已经破产，无法赢得民间的认同；而精英们的敌视却具有华丽的包装–名人效应、伪学术、伪民间的包装。所以，与官员们的标准官话相比，精英们对公共事务发言就更容易赢得愚昧者的认同，从而拥有一定程度的”民意支持”。比如，前几年的”余秋雨热”，9·11后的”超限战热”，近两年的”朗旋风”和”狼图腾”……都曾在民间拥有大量”粉丝”。此次钟南山为恶法招魂的言论，也有不少网民跟着叫好。比如，有网民发出”钟南山，你是真正的英雄”的帖子（作者：村庄里的都市，『关天茶舍』提交日期：2006-6-27）。

换言之，中共用政绩合法性来弥补其道义合法性的流失，不仅在经济上为独裁政权提供了左右逢源的巨大资本，使之可以在国内花钱买稳定、在国际上花钱买政治支持，而且造就了一个由富豪和御用精英组成的名流阶层。这些人利用其名人效应帮助官权进行新的愚民灌输，可以说，他们对现政权的最大作用在于：”替官权出头”–公开说出官权想说而不愿说的”脏话”！

由于权力在官府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中共政权及其官员的精明在于：他们在”干脏活”时，大都采取只作不说的秘密警察方式，”干脏活”的官员很少公开”说脏话”。如果一定要说，也要采取所谓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或让具有学术兼民间的外观的御用精英出面，或让读者来信、网民言论来扮演民意。比如：

党魁胡锦涛不会说：”民主是毒药”，总理温家宝也不会说”我们就是要专制仁政”，恰恰相反，他们总是把推进”民主”挂在嘴边。胡锦涛访美时在耶鲁大学演讲时，一连用了十多次”民主”，并在回答提问时声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但在毫无民主的独裁中国，北大教授潘维敢于公开批判”民主迷信”，清华大学国情所研究员康晓光也敢于公开提倡”王道政治”和”专制仁政”；在《人民网》的”网友之声”栏目中，也经常出现大肆诋毁民主的帖子，最极端的诋毁甚至高呼：”民主是毒药！”。

2000年，江泽民政权整肃自由知识分子，官方明明要把著名自由主义者刘军宁先生清除出社科院，但出面批判刘军宁的舆论造势，不是出自中宣部的笔杆子，而是出自某研究生给《光明日报》的读者来信。

近年来，中国的重大矿难频发，动辄几十人、上百人遇难，引起国内民意和境外舆论的强烈关注。面对国内外的不满和批评，官方大都以经济不发达来为自身的失职辩护。但在谈到矿难的制度原因时，任何一个官员也不敢像何祚庥院士那样公开说：”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甚至说出冷血之言：”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今年年初，中共官权在借袁伟时文章来整肃《冰点》周刊的过程中，明明是中宣部的指令和团中央的执行，却偏偏要收集大量网民对袁文的不满作为民意理由，复刊后发表了批判袁伟时的长篇文章，其写手也不是来自中宣部而是找了个社科院的所谓”专家”。

今年两会前后，在搁置《物权法》提交人大审议的问题上，明明是胡锦涛政权的政治左转的大气候所致，但中共高层决不会自己公开出面，而是让一位北大教授上书中央，并妄称这位教授的上书代表着民意。

显然，钟南山也是在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来”替广东官权出头”。众所周知，当年，对温家宝宣布废除”收容遣送”的最大反弹，恰恰来自广东官权及其警方，他们甚至用任由治安恶化的不作为来表达不满。然而，如果公开为恶法招魂的人，不是被抢之后的钟南山而是广东的某位高官，那么，不仅会引起民间舆论的更大反对，而且对公众的迷惑力也将大大降低。

在愚民的意义上，钟南山比张德江更具迷惑性和毒性！

2003年6月30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7月3日）

又到了酷暑炎夏，持续的高温，让我们的日常生活陷入了更糟糕的境地。打开报纸、电视，最醒目的版面、最扎眼的镜头总是娱乐，除了娱乐还是娱乐，不光足球是娱乐，“梦想中国”、“超级女声”等形形色色的选秀是娱乐，明星闹绯闻、生孩子是娱乐，绝大部分社会新闻也都被媒体一样处理成了娱乐，比如民工讨不到工资要跳楼，比如官员腐败被揪出来，比如发生什么刑事案子……在我们的新闻中常常都逃不了被当作茶余饭后的娱乐材料。我记得有一阵子河北有个贪官李真倒霉，媒体一天到晚做李真的文章，李真简直成了娱乐明星，他的狱中自白厚厚的一本，也成了畅销书，据说买书的多为未倒霉的官员。我们的娱乐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娱乐，我们的公共生活本身完全被娱乐化，我们释放生命能量的方式似乎只剩下了娱乐，娱乐之外几乎都是此路不通。

也许有人会追问——这样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到底是如何塑造出来的？说来其实也简单，因为除了娱乐，其他都是不允许的，那就娱乐吧，人要活下去，如果连娱乐都不让，也这个社会可能一天都运转不下去。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妙文，个人以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文字之一，虽然这仅仅是关于卡尔维诺《做起来》的读后感，其中最精彩的是括号中的点评，凡是还保持着正常思考能力、人性尚存的中国人，一定都能为这样的文字所震撼，引起内心的强烈共鸣。全文不过千字，先抄在下面：

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都被禁止了。  

现在，因为唯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常规的三脚猫游戏有三种：吃，麻将，色情。偶尔的就比较多了：超女，馒头，足球什么的）
　　因为禁令被制订的时候总有恰当的原因，所以没有任何人觉得有理由抱怨，也没人觉得受不了。（纪德《访苏联归来》：“苏联公民对外国的无知非同一般。更有甚者，苏联公民被告知国外各方面一切都不如苏联。他们巧妙地让苏联人保持了这种幻觉；因为重要的是让每个人庆幸自己处于让他免遭更不幸的痛苦的政权之下，即使这个人并不很满意。”是苏联吧？可是地球上已经找不到这个国家了……）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官员们觉得再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这些事了，他们就派了传令官四处通知人们一切都开禁了。（是以前的某一天，今年的某一天，还是二十年以后，五十年以后？）
　　传令官来到老百姓喜欢聚集的那些地方。（政府不喜欢老百姓聚集，老实说，是有点害怕他们聚集。）
　　“听好了，听好了，”他们宣布，“所有的都开禁了。”（传令官不敢一个人单独来，来的是一群）
　　但人们还是玩尖脚猫游戏。（是服从，还是不服从？奴役的惯性。）
　　“明白吗？”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孙隆基《缺乏拯救：中国人的生活最形而下》：一位从事中国研究、喜欢结交中国人的挪威女士告诉我：她认识的一个中国家庭，从大陆移民到美国之后，长期以来注目的只是买房子、购车子，搞物质生活，从来也不去参加在国内时不能参加的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未有机会接触的书籍。）
　　那些传令官一再地提醒他们的臣民，他们又可以回到他们从前曾经从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职业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听，他们继续玩尖脚猫，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来喘口气。（以前在游戏中找自由，现在不同了，可以自由地做游戏。）
　　看到他们是白费劲了，那些传令官就回去禀报上面。
　　“这很容易，”那些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愚蠢的官员，不知道留个出气孔。看来之前的“开禁”是假的，老百姓继续玩尖脚猫是明智的，他们见识了太多类似的虚假承诺。随时可以开禁，随时可以禁止；一会儿五十年，一会儿变成一百年。）
　　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很多官员。（人民一定死得更多。）
　　然后人民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了。（连作稳了奴隶的时代，也不容易得到。）
　　卡尔维诺的寓言本身虽然精妙，但如果缺乏这种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读来也会觉得稀松平常，这位意大利作家绝对想不到，他虚构的几百字小故事，在我们读来竟有惊心动魄之感，他仿佛代表一个咽喉被卡住的东方民族说出了心里话，他点破了强权控制之下人类最无奈的悲剧命运。当我们只拥有娱乐的权利，每天面对娱乐节目的时候，我们玩的正是小镇上的“尖脚猫”游戏，我们能做的就是誓将“尖脚猫”进行到底，“尖脚猫”就是我们的宿命，如果有人在“尖脚猫”之外寻求新的东西，那一定是大逆不道，一定要予以严厉处置。“尖脚猫”可以概括这个时代的全部内涵，“尖脚猫”照见的决不只是这个社会的影子，而是真实的面目，是我们难以摆脱又必须摆脱的命运。

在我们这里，富人有富人的“尖脚猫”，穷人有穷人的“尖脚猫”，没有人能够幸免。如果说穷人的“尖脚猫”只是麻将、扑克之类，那么富人的“尖脚猫”不仅包括那些或奢侈或廉价的娱乐，也包括买房子、买车子、买各种各样高档的消费品，他们在不同牌子、不同风格的房子、车子之间精挑细选，好象这就是人生全部的价值和追求，在这里房子、车子也是娱乐的载体，是娱乐人生的游戏之一，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早已洞穿后极权时代的奥秘之一是拥有了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洗衣机的机会。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笔下，那位挪威人的观察一样的准确，一个人在一个只允许玩“尖脚猫”的环境里呆惯了，即使到了自由世界，他也只能继续玩他的“尖脚猫”，“尖脚猫”之外的一切，已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的精神生命早已被阉割了，剩下的肉身只能按习惯行动。

在我们这里，媒体每天玩它的“尖脚猫”，将什么新闻都制作成娱乐大餐，端在我们的面前，逗你笑、逗你乐、逗你玩，让你感到娱乐的快感，让你饱一饱可有可无的眼福、耳福，享受转眼即逝的刺激。尽管你知道那一切与你的人生、与你的梦想、与你做人的尊严都毫无关系，但你无法回避，媒体也无法回避，它要生存，就要适应“尖脚猫”的游戏规则，就要日复一日不断地奉献出“尖脚猫”给我们。说实话，媒体也很无奈，西安事变周年不准纪念、不准评论，“双百”方针不准纪念、不准评论，“文革”周年不准纪念、不准评论，这样的不准太多，而只有“尖脚猫”是被允许的，那好，我们就尽情地玩“尖脚猫”吧，“芙蓉姐姐”来了，就大炒特炒她的“S”身段，“超级女声”来了，就把马力开足，铺天盖地地叙说“一夜造星”的眼泪与欢笑。“世界杯”来了，那就昏天黑地把足球看个痛快。什么东西只要不被禁止，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尖脚猫”，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娱乐方式。

在我们这里，学校奉行的是“尖脚猫”的教育，教科书、课堂、老师、练习题、考试、标准答案以及衡量一个学生、老师的标准都是围绕着“尖脚猫”设计的，不能越雷池一步，不能绕开“尖脚猫”自搞一套，尤其根绝独立思考，答案都已设定，考而优则胜，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都得按照这个规矩方圆进行。在这样的教育中，我们当然产生不出自己的本民族的阿马蒂亚·森，我们只会有那些与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的经济学专家，站在强势者一边的知识精英。

这是一个“尖脚猫”通吃的形而下时代，“尖脚猫”不仅是我们的娱乐，也是我们的生活，“尖脚猫”无所不在，笼罩了我们全部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在“尖脚猫”的背后，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由于制度缺陷导致的社会不公、苦难与不幸，每时每刻依然都在发生着。将“尖脚猫”进行到底，还是告别“尖脚猫”，每个人可以作出自己的抉择。

首发民主中国

    今年3月，香港的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大陆学者于建嵘博士的新着《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这是一本厚达500页的大部头.全书分为三部分：一、社会变迁中的工人，二、工人行动中的政治，三、研究评述与结论。作者以湖南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对象，研究中国工人问题.安源煤矿是中国最早的近现代企业之一，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又是当年共产党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毛泽东、刘少奇先后都去过安源；也是因为有这段不寻常的革命历史，安源煤矿在文革期间很是出了一阵风头.于建嵘本人就出生于安源附近的工人家庭，对工人的状况格外熟悉。世界著名劳工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为这本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裴宜理称赞这本书不同凡响，可以和E.P.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相媲美。它既是深刻严谨的学术专着，又是引人入胜的游记；既有一针见血的报道，又有感同身受的诠释。资料全面翔实，分析鞭辟入里，深入浅出，感人肺腑，不仅必将引起学术界和政治界的高度关注，对普通读者也一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地位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国营企业的工人。他们从过去的领导阶级，变成了如今的弱势群体.近些年来，工人的维权抗争风起云涌。作者对农民问题也作过深入研究，他发现工人的维权和农民的维权有所不同。农民是”以法维权”，工人却是”以理维权”。农民多以具体的国家法律和中央文件为依据。农民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痛苦都是由于县乡政府或村级干部不按法律和中央文件办事造成的，他们假设这些文件的规定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工人抗争维权则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在工人们的诉求文本中，最常见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因为在许多工人的想像中自己还处在国家的权力之中，他们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以理维权”。我以为这种不同实际上是来自农村改革与国营企业改革的不同。农村改革是分田到户，人民公社散伙了，土地基本上是平均地分给了农民。不是公社领导变成地主，一般社员变成长工。所以农民大体上是服气的。国企改革却不然。国企改革实际上是让书记厂长们成了资本家，广大工人成了打工仔。工人当然不服气所以他们要据理力争。
   
    据说，国企工人中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比较多。在《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于建嵘提到他和安源工人的几次深入交谈。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确实怀念毛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谁要提到自己是工人，都有一种自豪感，现在呢？人家一顿饭的钱，就是我们一年的工资，而且我们的工资还没保障。”老工人说：现在的生活确实好一些，但是社会不公平，我们工人没地位。不过一般年轻工人并不愿意回到毛时代。照于建嵘看，其实那些老工人也未必真的愿意回到毛时代。对于他们，毛是表达不满的符号。
   
    现在有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在文革期间工人的日子过得很好。事实并非如此。连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也讲到”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打个比方，文革期间，股市全面下跌，工人股也不例外。祇不过相比之下，工人股跌幅最小而已。改革开放后，其他股都在上升，工人股升幅很小，所以被剥夺感最强。有的被剥夺感是相对的，你的住房变大了，但别人的变得更大；有的被剥夺感是绝对的，过去工人找老婆很容易，现在很难.老工人对现状的不满是不难理解的。对那些老工人来说，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在最需要自由的时候，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到如今，他们年老力衰，最需要保障，偏偏又失去保障。毛时代实行低工资制，这等于强迫大家买高额保险，后来搞改革却轻易地把工人解雇，这等于吞掉人家的保险金。许多工人至今仍不肯抛弃工人是领导阶级是国家主人翁的神话，不愿意把自己仅仅视为雇佣劳动者。这看上去是对市场经济的抵触，其实有它的道理。因为当年共产党搞公有制计划经济，企业属于集体或属于全民。然而在后来的经济改革中，共产党官员们却利用手中权力把公产据为自己私有，形同抢劫，工人当然不接受。工人们有理由质问：如果我们工人不再是领导阶级，你们共产党凭什么还是执政党？如果我们工人成了打工仔，你们厂长书记的凭什么就成了资本家？
   
    由此可见，今日中国工人阶级的困境及不满，从根本上讲是共产党专制和在专制下畸形的改革造成的。祇有建立起自由民主，工人有了发言权，有了自己的工会，有了选票，在各级权力机构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工人们才能得到真正公平的待遇。◆
   
首发北京之春2006年7月号

   网上消息，说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中将，包养情妇，贪污一亿六千万，遭免职。据说临逮捕，打开公文包，想取出德国造的消声手枪自杀。
    自杀？！文革中发生此事，则说持枪拒捕、负隅顽抗，并可当场击毙。再者，他公文包里的两支枪都上了子弹，而自杀是不需要两支枪的。
    抄家搜查结果，王将军把“五千二百万现金藏在双门雪柜及微波炉中；美元现钞二百五十万，藏在西门子洗衣机内。在其办公室私设小金库账号内，还有存款五千余万元”。
    他为什么把这么多的现金冷冻冰柜？要么担心存银行引起怀疑，要么酷爱现金。
    大家知道，钞票不花便是废纸，流通才体现价值。它其实是政府给持有人的借据，花费才能兑现。有了钱，不给老婆孩子花，不给小蜜二奶花，男人要钱干什么？在我印象里，贪官污吏都是贤夫良父，都喜欢把贪来的钱交给妻儿和小蜜。临上绞架，只要晓得存款现金在亲人手中，就死而无憾。王将军这么吝啬，苛待姘妇，属于另类。我看，他与其叫“王守业”，还不如叫“王守财”。
    就贪污而言，我不想站在道德制高点横加指责王将军，因为吃不准自己坐那个位置，会不会也像他那样大捞特捞。不过，我觉得王将军捞钞票颇有愚公移山精神，真可谓生命不息，贪污不止。这是懒惰成性的我望尘莫及的。计算了一下，扣除节假日，平均每天有十万进账。假如不辞劳苦亲自验收，五年下来，可以胜任银行点钞员的工作。
    王将军四方脸盘，脑满肠肥，尽管衣冠楚楚的坐在主席台上，一看就晓得，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五年贪污挪用这么多赃款，要么手段高强，要么海军部门贪污挪用巨款十分方便，就像吃一盒快餐、上一次茅坑一样，不需要多大的技术，只要会把钞票往口袋里塞。
    看了该文章标题，起先以为王将军是为女人而下水的，然而看完全文，觉得此人并非怜香惜玉之辈。统计了一下，真正用在女人身上的钱并不多，包养五个情妇，先后也不过花了一千二百多万元，占他贪污总额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其中一个情妇跟他发生关系，生下一名男婴后，提出要数百万补偿，王只答应给一百万。”
    王将军的节俭不可思议，我跟朋友吃茶，关于此事曾讨论了半小时。认为，为他生孩子的女人索赔数百万不过份。一百万是孩子的抚养费，二百万是青春补偿费，还有几百万是她退伍转业的生活费。还认为，称这些女人为情妇，真是亵渎这字眼，他们可能是钱色交易，也可能是王将军以权谋色，对方迫不得已只好顺从。
    不管捞铜钿，还是玩女人，王将军都喜欢吃窝边草。捞铜钿，看中他所掌管的海军部门的金库，玩女人，不是玩部队文工团的，就是玩军事学院党委机要员，或总后勤部一办的机要员。军队本来是女性资源匮乏的地方，王将军却一人吞了五个，小妾刚巧跟西门庆一样多。
    当然，这些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晓得他钱财来路不正，因此敲竹杠。前后王将军为她们花了一千二百万，平均每人二百四十万，依然后院起火，“写了五十八封举报信，每天风雨不改地站在海军人员来往的北京海军大院门口附近散发传单”，可见她们的胃口，也可见王将军的为人。王将军最后锒铛入狱，更可见她们的能量。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假使衙役成立一支对小蜜二奶的策反队伍，反腐败就可以轻而易举。
    五年中既要贪污，又要玩女人，既要跟上司周旋，又要跟老婆搞平衡，王将军工作量比较大。平均一年贪污三千万，玩一个女人，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高级将领来说，的确够累的了。另外，五年玩五个女人，有点消化不良，样子像不经过咀嚼品味，将鱼翅鲍鱼一口吞了，节奏也显得太快。从接近相识、到吃酒吃咖啡，进夜总会，送钱送礼物，上床。从如胶如漆，到灿烂归于平淡，到同床异梦，失和翻脸，势不两立，一系列过程要在一年之内走完，犹如上级规定了通奸定额。王将军有可能偷工减料、齐头并进，同一时期一石数鸟，以免疲于奔命。
    王将军东窗事发，连累了“少将四名、大校七名，其中五名已被责令退伍，六名被降级处理”。这些天之骄子的大好前程，哎，就这么给王将军葬送了！
   
    江苏／陆文
    2006、7、4

2006年6月27日，来自中国民间的维权人士和律师向联合国有关人权
机构提出关于人权捍卫者陈光诚被任意羁押的申诉〔１〕。这些机构
包括：联合国（反对）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联合国总秘书长保护人
权捍卫者特派代表、联合国“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问题”特派报告
员、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

这份申诉报告指出，根据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采用的国际人权
法标准〔即：（1）羁押的非法性；（2）羁押的原因是当事人行使了
他／她的基本自由人权如言论表达、集会、结社、游行等；（3）所
启动的法律程序（如审判）不公正等三项标准。〕〔２〕，有充分的
证据证明：对陈光诚长期进行非法监视居住、限制行动自由、拘留，
以及沂南公安局最近正式批准的逮捕，均属于任意羁押。临沂有关当
局长期关押陈光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打击报复、阻止他所从事的人权
活动。

陈光诚，男，35岁，1996年至今，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一直在为
农村残疾人士和农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2005年初，他开始调
查山东临沂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政策落实中的违法行为，为遭受非法
侵害的村民提供法律援助，因此遭到非法软禁和关押。自2005年8月
11日起，他被软禁在家，9月6日，陈辗转逃至北京后被山东地方官员
绑架回乡继续软禁；2006年3月11日被沂南县公安局带走。2006年6
月11日，被刑事拘留。其妻亦被软禁至今。

官方的这些行政和司法作为严重侵犯了陈光诚本人作为“倡导人权、
努力保护和实现人权”的人权捍卫者的权利〔参见联大《（保护）人
权捍卫者国际公约》第一条）；官方对陈光诚和其他被拘留村民的代
理律师的持续骚扰和打压，严重干涉了律师正常行使职责的独立性、
威胁到他们的人身安全，践踏了陈光诚等人的得到公正辩护的权利
（参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4条（3：乙、丁）〕。
〔３〕

申报人要求“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启动“紧急行动”程序、争取陈
光诚尽快获释。我们不仅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对陈光诚的羁押纯属“任
意羁押”，而且认为继续羁押将危及他的健康和人身安全。我们要求
工作组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紧急诉诸，责成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陈光诚、
并采取适当措施保障他的健康和生命权。〔４〕

申报人要求保护人权捍卫者特派代表尽快提请中国官方关注此案并立
即结束一切侵犯人权捍卫者陈光诚基本权利的政府作为。鉴于目前中
国维权人士普遍面临日益艰险的工作和生存环境，不断受到官方的各
种骚扰以至监禁，无法正常开展推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行使他们捍
卫人权的权利，我们借此机会敦请人权卫士保护特别代表吉拉利女士
（Hina Jilani）访华，就中国人权捍卫者面临的艰难处境进行实地
考察、并向联大提出报告。〔５〕

同时，鉴于人权律师目前普遍面临来自官方的各种压制、骚扰、威
胁，无法独立地行使为侵权受害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庭审辩护的职责，
尤其是陈光诚的代理律师，一再受到临沂地方官员的阻截、殴打，多
次无理被警方传唤、拘留，在这种情况下，申报人特此要求联合国
“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问题”特派报告员德斯普伊先生（Leandro
Despouy）紧急呼吁中国政府对此种情况做出解释，并立即采取有效
措施保障人权律师行使职权的独立性以及他们的自由和人身安全。
〔６〕

一般情况下，这些人权机构将会尽快去函向中国外交部询问申诉报告
里举报的情况。中国官方在今年5月争取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时，既
然公开“自愿保证”将尽力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合作、按照最高人权标
准去推动保护所有中国公民的人权〔７〕，中国官方因此就有必要就
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才有助于为其经常自诩的“人权进步”提供
佐证、并从头开始建立必要的国家信誉。无论从何种角度，陈光诚案
显而易见的违法性、程序的不公正性、以及报复压制陈光诚行使捍卫
人权的权利的做法，都凸显了中国有关当局违背联合国人权标准，实
在难以自圆其说。能够证明中国政府真有诚意要去推动人权保护的是
这个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为此，中国政府应该落实其国际
人权签约国的责任以及今年五月参选人权理事会时的承诺。而官方能
否与联合国有关人权机构合作、立即纠正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做法、
尽快释放陈光诚，则是对政府诚意的一次关键性检验。

————————————————————

【附件】（从略──编按）

１、《关于人权捍卫者陈光诚被任意羁押向联合国有关人权机构的申
　　诉》（英文）
２、《供指称有任意逮捕或拘留事件的人士填写的问题单样本》（中
　　文）

【注释】

１、2006年3月，《维权网》协助关注此案的民间人士和律师向联合
　　国人权机构首次提出申诉。（见《维权网》：《陈光诚逾期软禁
　　案国际人权法救助》，http://crd-net.org/Article_Show.asp
　　?ArticleID=453）这次提交的是一份补充申诉材料，由关注此案
　　的民间人士和律师作了进一步更新、核实。这份补充申诉已经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日内瓦举行的首次会议期间，由来自公民社
　　会的民间人士亲自递交给上述人权机构。这里附件发布的申诉报
　　告全文（英文）搜集了到6月27日为止的事态进展情况。
２、见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概况介绍第26号：任意拘留问题工作
　　组》，http://www.ohchr.org/english/about/publications/
　　docs/fs26_c.pdf
３、中国政府1998年签署了该公约、但尚未批准加入这个公约，可
　　是，按照国际惯例，签约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不能与已签署条约背
　　道而驰。否则，签署与否毫无差别。当然，只有中国有关立法机
　　构批准加入这个条约后，国家才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条约去修改、
　　补充国内法规。
４、有关联合国“（反对）任意羁押工作组”的使命、职责和操作程
　　序，请见《概况介绍第26号：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见注２。
５、有关联大总秘书长人权卫士保护情况特派代表的使命、职责和操
　　作程序，请见http://www.ohchr.org/english/issues/
　　defenders/training.htm，联合国人权高专编辑的《概况介绍第
　　29号：人权捍卫者—保护捍卫人权的权利》，英文版已发行，中
　　文版正在准备之中。
６、有关联合国“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问题特派报告员”的使命和职
　　能以及操作程序，请见“Special Rapporteur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Judges and Lawyers”，http://www.ohchr.org/english/
　　issues/judiciary/index.htm。
７、中国政府今年5月在参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时，向联大提交的
　　“自愿承偌”（Voluntary Pledge）声称“中国政府立志去推进
　　和保护中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中国政府尊重人权的普
　　世性，支持联合国在推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并已经
　　接受22个国际人权条文……。中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并正在修改刑法、民法和行政诉讼法，加强司
　　法改革，以便为早日批准加入（这个公约）创造条件”。（本译
　　文非官方提供，以英文原版为准：”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spects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and supports the UN i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a has acceded to 22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Having
　　signe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China is now in the process
　　of amending its Criminal,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s and deepening judicial reform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ratification at an early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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