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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时政不满，尤其是又为此而坐了牢，所以，经常要面对一些“智者”的诘问。比如，照你看来，共产党还能干几年？你那民主何时能实现？

说真的，每到此时，我自己心里也很纳闷。真的，这共产党究竟还能干多少年呢？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过渡到民主呢？

本来，我是懂一点中国传统的术数的，那还是十多年前在银行担任法律顾问时，因为时间充裕，一边读《资治通鉴》，一边研究那个东西，也算是小有成就。经常有一些生活中倒了霉的人通过朋友的介绍找上门来，向我寻求“仙丹妙药”。然而我不喜欢用那种方式来解答上面那个问题，因为我觉得那会给人定性为歪门斜道。那么解答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有其它途径呢？当然有，那便是客观的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

我们知道，中共是靠工农起家的。然而，一旦获得了政权，农民先便倒了血霉。一个户籍制度把农民彻底定性为中国的下等族群。都快60年了，这个身份就愣是说什么也翻不过来。不过工人也未好到哪里去，风光倒也风光了一阵，但我估计，那多半还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影响。然而，最终工人还是被甩了。工人的现状是，下岗是早就下了，最新的灾难是城市里的拆迁，房价则象出了笼的猛虎，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让我们的工人贵族们再也没有了“领导阶级”的优越。也就是说，从所谓“群众基础”的角度看，中共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了。虽然他们后来又提出了一个什么“三个代表”，但真不知他们到底能代表谁。

本来，这一切的不良作用是可以靠长期的愚民宣传加以抵消的。然而，科技这东西真是又有好处又有坏处，比如这互联网，愣是把中共下死力气不想让人知道的几乎所有东西全都嚷了出去。于是培养了一大批对现状不满的人，而不是象原来那样对中共逆来顺受，甚至感恩戴德。

我们再来看经济，本来，这是上世纪80年代后中共想出来的维持政权的最后手段，然而，由于政治体制的因素，让中国的经济存在着致命伤。致命伤在哪里呢？在金融！我是有过近20年金融工作经历的，知道中国金融存在多么严重的问题。大家不要看别的，看中国财政一次又一次为几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买单，最后换来的结果是什么，是他们的资产依然不良！你也不要以为中共不懂经济，他们是懂得一个最根本的教训的，即中国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金融上出了问题造成的。所以，中共现在做的便是双手把着金融说什么也不放手。

然而，他越是不放手，中国金融的问题就越是没有治愈的希望。以前的包袱是国有企业的贷款、安定团结贷款，好不容易“剥离”了，现在可倒好，他们又自动地把个房地产贷款包袱全都套在了自己身上。已经有国内评论者在讽刺中国的几家国有银行，说他们难免有一天会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奴”！

别说这是危言耸听，我看此言十有八九会落到实处。不说日本的先例了，我们只看眼前的发展。中国的房价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只看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美国教授的说法就行了，他说他不敢在上海买房，因为上海的房价太贵了。美国的教授都不敢在中国上海买房，中国人是不是都要比美国教授收入还高啊，这简直就是笑话。所以，中共当局现在开始对房地产动刀子了。主要的标志是收拾了北京主管建设的副市长刘志华，双规了号称“北京地主”的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这几天又嚷着要公布房地产的利润。然而，我很怀疑，中共当局这样做的目的真地是为了房地产业的健康着想，他们或许也考虑到了房地产价格太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然而更可能是为了“斗争”的考虑才要在房地产问题上下手。正是因此，我很怀疑房价过高的问题能够“软着陆”。而如果一旦中国房地产业出现大问题，中国整个银行系统必然出现崩溃，那我真不知中共如何收拾残局。

这些还只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而如果中国人不再象原来那样闭起眼睛把自己当做“天下”，那么，就必然要看到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不可能不受到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的。不说别的，最近有三件事便是非常令人关注的，一个是美国总统布什会见三位到美国参加会议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一个是到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居然在中国的土地上会见了一直受中国政府打压的陈桂棣等作家，之后到中国访问的欧盟副主席更接见了两位法轮功人士。于是我以为，无论是内部问题的积累，还是外国政治力量的压迫，中国政治都可能到了一个转折的临界点了。

仿佛就象是要证明我的这样一种分析，6月29日中国官方的《新华网》刊出一条来自当日发行的《了望新闻周刊》、题为《中共显示出日益开放胸襟，借鉴国外执政党经验》的文章，文章开宗明义的指出：“具有85年建党历史、57年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时代显示出日益开放的胸襟。”而所谓“开放的胸襟”，是说国外各类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做法与深刻教训越来越受中共中央重视，相关比较研究影响中央决策。当然，除了前面这几句话，此文全文读来真的感觉不到多少的价值，而所谓要“广泛借鉴越南、老挝、朝鲜、古巴这些国家共产党在执政方面的现实经验”的说法简直令人为之气遏。然而，同日刊于《南方周末》的《中央党校课题组提交政改报告》中则提到，应加大竞争性选举的力度。报告执笔人周天勇面对记者“制度反腐专家钟岩曾多次提出可以建立改革试验区，你是否这么认为？”的提问称：“我知道有这样的观点，我觉得是可行的，这样就可以把成本与风险控制放在可控范围内。比如说，找一个地方，把工商、质监、城管的收支两条线体制都废除了，财政全额将他们供养起来，政府机构按照当地需要来设置，不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且大量削减政府审批，特别是把真实的失业率列入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再加上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等关系民生的指标，并允许非政府组织对环保进行监控。在这个地方，还要取消乡镇政府，搞一个派出机构就可以了。在选举这方面，先让选民直接选人大代表，让人大代表专职化，再由人大代表选县市长。并且这种选举是竞争性选举，可以推出两个县市长候选人，通过地方的实践总结出经验再推及全国，我觉得是可行的。”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共的的确确意识到了危机，也的的确确在准备着改变。既然如此，我很想给中共提一个建议，你既然要显示开放的胸襟，你既然要加大竞争性选举的力度，先不要去费力气选什么改革实验区了，就让香港人民先实现他们的普选权力吧！

（新闻链接：《中共显示出日益开放胸襟 借鉴国外执政党经验》http://news.sina.com.cn/c/2006-06-29/103310285788.shtml；《中央党校课题组提交政改报告》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60629/xw/szxw1/200606290005.asp）

首发议报

资本权力化与权力资本化的制度之下，一个高智能的金融犯罪人物——国洪起，于本月22日被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然而，这仅仅是来自江苏的审判，接下来，国洪起要上的法庭还有广东、山东、北京、河北……。国洪起，这个名字三年以来已然遍布媒体、民间，众说纷纭，好似百谈不厌。他个人掌控80亿元资本，在香港和内地共有50家公司，遍布山东、北京、香港、河北、福建、广东、深圳、西安、上海等地。他和他的家族若没有遭受此等严重的风波，以他们豪赌、厮杀的暴富传统，中国的首富必能姓”国”——这只是我悲凉的判断。

国洪起的犯罪领域，涉及金融、房地产、建材、化工等行业。据庭审结果显示，国洪起是诸多重大金融事件的真正主谋。他利用国债回购业务，勾结证券公司内部公职人员，虚增其国债数额。一方面，将虚增的国债卖掉提走现金；另一方面，以虚增的国债向银行抵押贷款；再者，又以”委托理财”为幌子，诈骗三亿资金。他被控以”合同诈骗罪、虚报注册资本罪”，此前曾被抓捕过四次，然而总是屡捕屡犯，一旦原始资本积累起来，又继续实施金融欺诈。在他的家族式的一股独大型企业里，皇帝即是他，无数人或主动或被迫地把赌注押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一旦出事，所有企业随即陷入危机，乃至瘫痪，这就是此种”资本王国”的惨痛教训。

国洪起的历史轨迹，是怪才与天才、也是智慧与犯罪的结合史。他独创过许多专门针对金融制度漏洞的犯罪手段，往往先有他的独创，而后才有明文禁止。在金融诈骗的道路上，他所走过的禁区极其隐蔽，犹如他个人的为人。这样一个从生活到事业都低调到底的传奇人物，其实质却是一个狂妄的赌徒，他走了一条连刑事侦查人员也必须借助于业内专家才能弄个”基本明白”的犯案之路。早年，国洪起欺诈建设银行被捕；刑满释放后，倒卖大件商品指标、倒卖批文、倒卖外汇；1990年前后，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而后是债券交易等。他的诈骗资本已达颠峰之时，也是他的”金融大鳄”、”白领黑势力”、”黑金大盗”、”中国金融第一骗”真面目浮出水面之时。

媒体报道说：国洪起深居简出，酷爱读书，擅长思考问题。他的爱好是：给自己买一堆书，然后关起门来读书，以及给老婆买化妆品。他节俭，一年只给自己买一双名牌皮鞋，而且穿坏一双买一双。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假象。真正高智能犯罪的人，皆是顶尖极的演员。更隐蔽的犯罪是需要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给公众（给媒体）的形象。国洪起创办数十家实业，这其实也是更隐蔽的幌子和工具，他的真正目的仍然在于金融诈骗，侵蚀国有、企业与公众的资产，所伤害到的是直接的国家财产和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更严重的是打破了金融秩序。须知，一个以诈骗起家的富翁，当企业越做越大时，就必须要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称，因此国洪起迫切地需要假象掩饰的存在。然而，在这个假象之下，依然是面目狰狞的犯罪和一人（一股）独大的管理（统治）体制。

纵观近年来的大案要案，我有这样一个相同的感受：中国的暴富规律，最直接有效也是最恐怖惊人的，便是抢劫，只不过有”瓜分式”、”欺压式”、”大盗式”和”黑吃黑”之分而已。例如：赖昌星家族，富裕金额达250亿，暴利走私涉足厦门石油业、房地产业、文体娱乐业；杨斌，富裕金额达75亿，利用欧亚集团，进行合同诈骗、非法占用农用地、对单位行贿等；仰融，富裕金额达70亿，通过华晨控股客车，资本运作使国有资产私有化；余振东，富裕金额达40亿，在担任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期间，把4.83亿美元转移到国外；周正毅，富裕金额达31亿，通过农凯集团，虚报资本并操纵证券交易；牟其中，富裕金额达20亿，利用南德公司，进行”信用证诈骗”；钱永伟，富裕金额达19亿，夸大盈利，蒙混上市，并涉嫌挪用至少980万港元公款；陈顺利，富裕金额达18亿，巨额贷款”拆东墙补西墙”；……

这些大案，此前我以为与普通的个人无关，然而仔细深究，他们却似国家大号蛀虫，以致金融系统千疮百孔，最大的灾难转嫁者，便是最底层的公民。有限的资源被无限地盘剥、侵蚀，市场、货币、财政等都会抖动，这种隐蔽性的风暴，比看得见的风暴更可怕，危害更严重。按照”侵权要赔偿”的原则，国洪起无论有多少钱，那都是赔不起的。”侵权要赔偿”是最大的关键，逆向思考这个问题更有意义：恰恰是由于在目前的体制之下，这些金融诈骗者赔得起，所以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金融诈骗者。这是个成本问题，诈骗也要讲成本——”诈骗成本”，官司输了便输了，但钱赚到了，钱比官司重要，分赃者多有掌权派，更是易于影响官司，其对诈骗的孜孜以求、乐此不疲，恰恰源于此处。

更深刻地思考便会发现，国洪起等人的聚财历史与中国的资本演变历史息息相关。从1978年算起，直至今日，中国的资本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农业资本（人民公社侵吞公有财产）——商业资本（如倒卖批文，集中于外贸领域）——生产资本（如倒卖原材料，并进而渗透金融资本）——资本国际化（加入WTO）。此前我阅读过牟其中的材料，与国洪起对比起来，多有相似之处，这批顶尖级的”先富起来”的人，的确是看透了中国的资本规律，吃透了中国的暴富行情，然而恰恰也是历史的罪人、民族的败类。

最后，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在中国，对金融案件的实际法律处理，其难度是相当之大的，且不论涉案主犯本身的能量，就说涉案官员、受害企业这两者，一面是权力干预，一面是挽回经济损失，一桩桩大型诉讼案件许多都很可能被非诉讼化。如此一来，再巨大的涉案金额和再严重的犯罪情节，往往也不得不基于这些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而进行”从轻”甚至”从无”的考虑。有些事的确甚为艰难，刚被判刑的重犯，很快就被释放，皆因为其盘根错节太多，牵涉的利益涉及方方面面。若不计一切后果地重罚，有的人要饿饭，有的人要自杀，有的人要杀人，甚至有的地方要混乱，有的市场要瘫痪。垄断型的、独大型的涉案大亨，所操纵起来的社会空间，那是现行法律手段所不能全面摆平的。这种可怕的死结，还有待更多人去解开，以避免更大的连锁性灾难的发生和扩大。

 

政治不改革，弱肉强食不会变

六月十五日《南方周末》的报道，一对民工夫妇因为无力支付一八五九元医药费，双双跳江自杀。这样的新闻几乎每天都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着，与“朱门酒肉臭”的诗句早已不能概括的上流社会生活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正在以我们难以想像的速度不断加大，富者愈富、强者愈强，贫者愈贫、弱者愈弱。大部分政策都是在利益集团、强势群体的主导下出台的，是在强者为了继续攫取经济社会资源的背景下形成的，几乎不可能考虑到弱者的利益。现在这种模式的经济改革往前走，只能强化这个趋势，不往前走，这个趋势也改变不了。谁都知道，只要政治改革不启动，无论怎么走，都只能是这样的结果。对数以亿计的弱势人口而言，弱肉强食，到今天变得如此赤裸裸，不加遮羞布，不需要理论的装饰，不需要漂亮的口号，以房地产大亨为标志掌握经济资源的新富豪阶层，掌握权力资源的官僚阶层，以及依附权钱集团的帮闲阶层（包括从事娱乐、文化、体育、教育等），正以滚雪球一样的姿态壮大起来，以正常社会劳动为生的最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则一天比一天无力、无助、无奈，这当中包括了很大一部分以中产阶级自居的白领。

中产阶级的脆弱

现在中国的白领并无多少体制内的资源可以利用，只是凭聪明、技能、学历、年轻等吃饭，有房有车，过着有滋有味的小日子。也许他们还不大能意识到自身的生活并无什么可靠的保障，一是他们的权利和处於社会最底层的弱者一样，得不到制度性的保障；二是他们今天暂时享有的物质生活是随时有可能失去的。光是汽油涨价这一项就会让他们受不了。即便就经济基础而言，中国今天的所谓中产阶层可以说脆弱不堪一击，未来的几年，很可能是他们的滑铁庐。当然，严格地说，中国还谈不上有一个中产阶层，他们的自我定位基本上是个幻觉，是对自身处境和命运的一种虚构。他们对这个社会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们也不大关心这个社会，不想承担起什么社会责任，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的不争，他们的经济积累，在上流社会眼里，恐怕也和可怜的弱势群体差不多。

经过二十几年来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社会资源的重新洗牌已经大致完成。高居於社会顶端，据有体制内资源、能决定政策导向的强势群体掌握了最大多数财富，他们的利益完全主宰了这个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现在已不是高唱意识形态的时代，而是分配实际利益的时代。上流社会绝对不愿意放过如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可以毫无代价地佔有最大限度的财富，他们又怎么愿意出让哪怕一点点的利益。此时，不管风往哪个方向吹的中产白领、小资、时尚一族正为自己分得一杯羹而窃喜，他们还没有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只是一心向往着钱途无量。

社会底层难改变命运

对於佔有人口绝对多数、朝不保夕，整天要为生计发愁的底层社会来说，当勤劳致富、劳动光荣这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被严酷的社会现实击破之后，他们的前面已是一片黑暗，看不到任何亮色。可以说，这个社会对底层劳动者来说完全是绝望的。一八五九元医药费之所以成为压跨一个民工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乃是无数痛苦、挫折累积的结果。多少年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种地、打工、尝试各种赚钱的小买卖，幻想着能通过劳动改善自身的处境，但终於彻底无望。他们也和许多家长一样，指望自己的子女通过上学来改变命运，不惜血本将一个孩子送进对他们来说不堪重负的私立中学。他们不知道，即使孩子顺利地上了大学，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今天，底层社会的子女试图通过这条路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也已变得越来越虚幻。专家调查证明，社会流动的通道已经不畅。龙生龙，凤生凤，社会流动很大程度上是由血缘决定的。用社会学家的话说，就是社会断裂了，或者社会失衡了。

良性改革的希望日益渺茫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危机越深重，下层社会越痛苦，王公大臣、各级官吏们就会变得越贪婪。因为对未来失去信心，他们也只能抓住眼前的稻草，拼命地捞。管它明天洪水滔滔，捞得多少是多少，谁阻碍他们，就是与他们为敌。如果说贪婪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因素，由於缺乏外在的有力约束，这个因素将会不断地膨胀。最近房地产大亨的“房奴”说闹得沸沸扬扬，更让世人看清了这一代在畸形环境中暴富的大亨心理。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蔑视，他们凌驾在同类之上的那种优越感，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既然强势群体处於这样一种心态下，指望通过良性的社会改革，让上流社会放弃已到手的部分利益，重新平衡资源配置，给底层社会以希望，让中产阶层真正健全地成长起来，这种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在生存的重压下，一对民工夫妇选择投江也许不值得吃惊，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重覆着。未来不过是一个画饼，谁还相信未来呢？类似“黑暗的尽头是光明”这样的老话，还有多少中国人会相信？
首发争鸣

—–看《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有感

设在华盛顿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六月十三日公布的一项全球民意调查显示：在十五个受访国家中，中国人最满意国情。被调查的每十个中国人中，有八点一个都对中国国内的现状感到满意。今年的百分八十一满意率比二零零五年百分七十一有百分之九的显着上升；比二零零三年更大幅增长了百分三十三。不满意国情的中国人，则由去年的百分十九降至百分十三。

美联社报道，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主要是根据对上海、北京、广州、泸州等一类城市的二千一百八十名，年龄介乎十八至六十岁的中国人进行“民意调查”而做出来的。

让我感兴趣的是，与中国人的高满意度相比，美国人对国家持正面态度的仅得百分二十九；比去年下降百分之十。俄罗斯、日本、德国和法国，满意比例依次为百分三十二、百分二十七、百分之二十九和百分二十。表明这些主要国家的民众多不满现状。

那么，几十年来，为什么不断地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抛家弃国、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拥向“满意度”远低於中国的美国、日本、加拿大、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各国呢？

为什么国家安全部干员赖昌星同志、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长周金伙、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福州市公安局长徐聪荣和副局长王振忠，以及携款达六亿美元的四千名党国精英，也一窝蜂的徃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跑呢？

他们都是牢记毛主席当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於水深火热之中” 的教导，去执行“解放全人类”伟大任务的国际主义战士？

香港廉政公署最近破获的诈骗集团，又为皮尤神话涂上了一层亮丽的色彩。据说该诈骗集团以二十至三十万元的报酬，诱使潮汕等地穷乡僻壤的幸福村民用“自残身体器官”的办法来骗取保险金；目前至少已发现有四名男子自愿被“刺盲”一只眼睛。“自愿”卖肾、卖身的广告，在中国也屡见不鲜。这些惨绝人寰的景像就是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折射。

佔中国人口百分七十的农村人口还是非常贫困，城乡差距巨大；农民被拒於城市之外，即使进城打工，也只是三等公民，遭白眼，受岐视，除了拿不到工资、工伤也得不到赔偿；还有拿不到最低生活费的千百万下岗工人和退休人士等等。甚至官方媒体也不讳言中国公众对就医难﹑住房难﹑上学难，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强烈不满。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不公状况导致的群体性抗议事件年年都有大幅度增加，去年达到八万起。然而，在皮尤的研究报告中所有这些都不见了。

北京民间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天则研究所理事长﹑经济学家茅于轼则吞吞吐吐的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的收入都有所增加。当然，收入的差距在扩大。”他又说：“光是财富的增加，物质享受的增加，这些东西慢慢地就饱和了。人们要求更多的东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的公正﹑正义。这些方面，这两年我感觉到有些倒退。这是比较值得担心的问题。”然而，在皮尤的研究报告中所有这些也都不见了。

无独有偶，皮尤研究调查还显示，埃及和约旦的老百姓也同中国人民一样，对他们的国内情况感到满意。於是我明白了，为什么—-

萨达姆以百分之一百的选票当选总统？

当齐奥塞斯库同志出现时，广场上爆发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打倒刘少奇的决议案，获得了除陈少敏之外的全体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

胡适先生说过：在中共极权统治下，人民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如果胡适还健在的话，他一定还会说：

中国人不仅有着过“不幸福生活”的自由，更有说“我很幸福”的自由！

中国人真的很“幸福”，是可喜可贺，还是可怜可悲？

16jun2006於深圳河畔

中共实行重经济轻政治的改革战略，正在受到内生民营企业的合力挑战。据6月8日《南方周末》报道：基于乡情和地缘，中国大陆民间崛起了著名的五大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和珠三角商帮。其中浙江商帮是公认的第一大商帮，单此一家商帮就掌握着6000亿人民币的投资额。各商帮在许多省份都设有独立的商会，凝聚着成千上万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商业精英。浙商在各地的商会会长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譬如：江西的浙江商会现有800家会员企业，其中100多名会员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兴的商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迫使当地政府坐下来与他们进行谈判，强力争取公共政策的话语权。

商帮壮大符合中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也非常投合各地政府官员招商引资、扩大政绩的胃口，这就为商业精英提供了政治保障的生长空间。贵州的浙江商会会长叶森林说：“许多省份的一把手都很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甚至有地方官员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自己的电话就是浙江商人的119.”商会与被称为“二政府”的所谓民间社团的各类“行业协会”，有很大不同，完全游离于政府行政之外。2001年，异地商会被民政部作为试点，首先在新疆和甘肃成立浙江商会，现在全国遍地开花。商会的最大特点有四：一，商会会长通过会员企业民主选举产生，按照程序办事；二，内部高度自治，自我管理，没有政府指派的工作人员担任职务；三，商会的作用是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替会员企业维权；四，商会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并不受制于政府。

商业精英愿意进入人大、政协，是出于名誉、经济利益考量，但又不完全如此。在中共专制制度高度自治的政治框架下，商业精英不可能进入中共的官员序列。显然，这些民间商业精英，跟政府指派、捐款、行贿获得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截然不同，他们更乐意进行公开化、阳光下的谈判。商业精英强大的经济势力和孱弱的政治地位非常不对称，于是，他们主动寻求与其经济影响力相匹配的社会影响力，这只有通过对当地的公共决策拥有话语权，才能够扩张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人大、政协是获得谈判资格的唯一平台。而这正是各级政府和官员求之不得的，似乎便于他们掌控，实则双方各取所需。官员的任期有年限，而商业投资是长期的。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格局中达到局部地域的利益博弈和制衡。

商业精英开拓了崭新的、更具实效的维权模型，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的上访、诉讼、喊冤、暴力、游行、绝食等维权形式，呈现局部和初步的“民主政治”运作准则。商业精英这种符合中共游戏规则、直接参与的维权模式，直抵中共政治制度内核，但却不丝毫显现“颠覆”政府的企图，远远高于文化精英的维权智慧和手段。维权，文化精英很早就有所作为，但自身不能自觉摆脱犬儒病、软弱性、窝里斗等传统劣习，和招安、进谏、谋臣等功利、短视思维局限，目前远未具备如同商业精英那样强势的、独立的阶层力量。文化精英一代接一代人，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一批批被流放，一个个被投进监狱，甚至被屠杀，结果却使自己的维权路径愈见困仄，效果越加空泛浮躁，虽然文化精英仍在矢志追求权利回归。拥有公共政策话语权并最大化，是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共同诉求，而人文资源与经济资源优化组合，使双方联盟成为可能：减少维权成本和偏差；使维权层次、质量、高度和涉及面更具社会普遍性，非常便利社会群体的动员和参与。

体制内文化精英并不足道，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文化个性和个人骨气全部消弭在中共意识形态中。屁股决定大脑，在中国绝对是真理。体制内文化精英的利益选项，使他们本能具有摇摆性、投机性和叛卖性。他们恪于身份、地位、名誉不愿冒很大的风险，不可能与商业精英结盟，更不会与体制外文化精英打得火热。依仗自身占据的所谓主旋律资源和以不惜泯灭良知、人性的“生存智慧”，体制内文化精英完全可以混得人模狗样，获得足够的名誉和实惠。体制外文化精英（包括海外流亡知识分子）数量稀少，势单力薄，一盘散沙。深深陷入政治迫害、生存困窘、母语隔绝或资源贫乏的多重困境中，在“诉苦”，“抗议”，“揭露”，“回国”，“免于恐惧”的低等级、低层次进行维权。并且维权路径单一，特别迷思于通过法律诉讼维权，集体缺乏对中共流氓、无赖最本质的共识。近年，高居全球榜首的中国政治犯被以各种莫须有罪名重判，遭受花样繁多的迫害、绑架，这些都已经证明：法律维权是一条死胡同。必须超越中共的游戏规则（包括法律），与社会上的优良、强势群体连手维权。

知识精英圈子化、寡头化、功利化、封闭化，内耗、分散了集体力量。知识分子丧失对信仰和真理誓死捍卫的决绝信心，中共苛酷镇压固然是主要原因，视野窄仄也是一大因素。维权不是夺权，而是天赋权利的自然归还。文化精英应自觉摒弃自私狭隘、个人膨胀、门户利益、优越感等局限，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优良资源，超越现有法律和道德世俗，站在人性、人道、人权、民主、自由的高度展开维权，否则，将陷于迷宫，重践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悲剧，自生自灭，再为奴隶；或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不断投进监狱或流亡海外，奈何不得。话语权、政治和经济资源匮乏，使得体制外知识精英越来越边缘化。公民社会，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合理、本真状态，他们是自愿边缘化，犹显出对公民社会非常宝贵、不可或缺的批判姿态和独立性，而中国知识精英一则被官方体制自然划分为内外两派，二则是不能见容于独裁政府，遭受排挤和打压。他们是被迫边缘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首先是以发表出版权、个人收入、学术地位、单位、居住地等基本生存要素丧失为表征的，与西方社会知识精英的边缘化，含义完全不同。

免于恐惧（因言治罪）等同于免于坐牢，可以直接印证邪恶政权是多么强大和恐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共绑架着13亿人民跛足前行，以牺牲国家未来偷换暂时稳定；中国是全球关押政治犯最多的国家，中共建政57年，关押、残杀的持不同政见者，数不胜数；中国是全球流亡海外知识分子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文学、音乐、电影、绘画在世界面前却是一片黯然，没有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让世界了解中共的罪恶和中国人民的苦难，这是所有中国人巨大、持久的悲哀！

体制外文化精英中并不乏具备骨气血性、才华横溢、组织领导、品质出众的翘楚。他们的眼光、身姿不该满足于低层次的个人“对抗”中，与商业精英连手维权，首先争取言论自由，是迫切、可行、捷便的选择。商业精英的二代、三代，文化层次和职业水准，再上台阶，他们的社会身份已愈加模糊，商业才干和人文素养兼而有之。这使得他们的权利意识非常迫切和明确。文化精英和商业精英联盟，只是一定时期的优势资源的合力集聚，分道扬镳，将是必然的，不是谁抛弃谁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公民社会中角色定位必然聚散的过程——回到各自在社会中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中去。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对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强盛公民意识的社会精英而言，正当其时。

2006年6月15日 于中国大陆

今年5月11日，也就是“六四”17周年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专门为这个黄皮书写了前言《社会主义在21世纪发展前景的展望 》。文章说：20世纪末，由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使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空前的低潮，资本主义则处于二战之后的峰巅。”然而到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开始走出低谷，并逐步走向复兴。”作者预言，以美国为领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必将被以中共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所替代。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信号，其重要性不亚于去年朱成虎将军的讲话。它表明，伴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共当局、起码是中共当局中的某些人，已经对当初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和“不出头”的政策越来越不耐烦了。这祇是早迟的问题，因为韬光养晦的本意就是掩饰锋芒，暗中培养实力；不出头的意思是说不到出头的时候不要出头，言下之意是到了出头的时候自然要出头。李慎明大讲特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令人啼笑皆非。众所周知，今日中国早已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了。这一点，祇要看一看被封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农民在当今中国社会竟然沦落为弱势群体就一目了然。对今日中共而言，社会主义祇是专制主义的遮羞布而已，虽然早已千疮百孔但聊胜于无，中共仍然需要用它来继续维持中共的一党专制。所谓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坚持中共一党专制；所谓以中共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就是一党专制的全球化；所谓以中共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取代以美国为领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以专制取代民主。

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来，中共的反民主立场较过去更显强硬。过去，江泽民在回答外界质问中共是否要实行民主时还推托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那就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中共已经接受了关于民主的普适定义，他们所说的民主已经和我们没有两样，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实行的步骤和速度。如今的中共干脆回到老一套说词，把我们所说的民主斥为西方式民主而予以排斥；同时又自我标榜，声称中共的一党专制本身就是民主。

今年3月，中共发布了一份民主白皮书，其中明确宣布中国实行的民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白皮书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副所长房宁说，西方舆论之所以对中国的民主建设持有偏见，是因为他们以西方的民主标准来衡量中国。房宁说：“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保持了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若在没有民主的专制制度下，这样的速度是不可想像的”。“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真正的民主不在于其外在形式，而在于是否符合国情，是否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读出胡锦涛讲话的意思了。在今年4月布胡会后的记者会上，胡锦涛回答记者关于中国是否要实行民主生的提问时说：“我不知道这位记者朋友所说的民主国家是什么概念，但我们一贯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对于这段讲话，许多评论者给出了完全错误的解释，他们以为胡锦涛要推动我们所期待的民主改革了。其实胡锦涛的意思正好相反。胡锦涛的意思是：你们西方有你们西方的民主，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的民主。既然中国在现代化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那就足以证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体现中国人民利益的，因此也就是民主的。显然，这不是对民主的推崇，而是对民主的否定。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个口号是在民主墻时期由民运人士率先提出的。我当时在《论言论自由》一文就对这个口号表示异议。我提醒说，在专制制度下也可能实现现代化，而且还可能来得更快速，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一个例子。第三帝国的经济增长率比今天的中国还要高。问题是，专制造成的经济发展必定是痛苦的、畸形的，到头来它总是更加强化了那个压迫性的专制机器，并且往往会导致危险的对外扩张。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照目前的趋势下去，中共一党专政还有可能继续存在十几二十年。然而我不得不说的是，如果中共一党专政再继续十几二十年，那么我们要关心的就不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命运，而是自由世界的命运了。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不是古巴，不是北韩。中共专制政权一旦拥有了超级大国的实力，它必将给全世界都带来巨大的威胁与灾难。一切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们都应该及时地行动起来，切不可掉以轻心。
北京之春首发

【2006年7月3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道/因发表当地官员腐败黑幕而被捕入狱的前《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在等待二审期间，他患的睾丸结核病情恶化，家人盼望官方能允许保外就医。 阳小青在本月15日被湖南隆回县法院宣判一年有期徒刑，他当庭提出上诉，目前被关押在拘留所等待二审，阳小青的妻子龚杰星期五对本台表示，阳小青今年一月被逮捕后患了乙型肝炎，之后，又在两个月前患了睾丸结核，由于当地公安不同意他入院治疗因此病情持续恶化。（录音） 两天前，在家属的一再要求下，看守所官员带阳小青到当地县人民医院检查，当时在场的阳小青的姐姐阳春燕星期五向本台表示，医生的诊断结果是睾丸内组织坏死，要求阳小青马上住院治疗，否则很可能影响生育能力，医生并因此与公安发生争执，其后，公安找来了该院院长要求重新检查，结果也与上一个医生诊断一样，要求尽快住院治疗。（录音） 阳春燕还说，星期四，其家人拿着要求阳小青保外就医的申请找到隆回县公安局长想交给他，但是，他以有要事要办躲开，无奈，阳小青的家人只好把申请递交到检察机关。（录音） 阳小青睾丸结核发病已有两个月，看守所方面只给他打了一些消炎的点滴，根本没有作进一步的治疗，本台记者星期四打电话到看守所询问有关情况，对方表示，睾丸结核不是什么大病，他们将会给阳小青治疗，至于保外就医是否被批准，他们也不清楚。（录音） 据了解，阳小青在去年三月被报社派到湖南隆回调查县肉食水产公司和造纸厂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写了两篇文章揭露黑幕，之后被隆回县县委书记派遣的黑社会追杀，不得不在外躲藏，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去年12月，县委书记杨建新下发了逮捕阳小青的公告，并悬赏5千元捉拿阳小青，今年一月，阳小青被捕，并被控涉嫌‘敲诈勒索’隆回县委书记杨建新。阳小青在6月15日被判刑1年。

 

【2006年7月3日狱委讯】据明报消息，“冰点事件”造成的传媒与官方之间的摩擦并未冰消雪融，事件主要当事人之一的《中国青年报》每周专版《冰点》前主编李大同的新书，尚未出版即遭遇被北京当局列为禁书的命运。  据报导，李大同的新书名为《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周刊纪事》，全书29万字，详细讲述冰点创版以来发生的全部重要事件与变动经过，探讨事件对中国新闻传媒业乃至对中国社会大环境改革进程的重要寓意，书中还披露了不少事件的内幕。不过，这本新书还未出版，当局甚至连新书的草稿也未看过，就将其列为禁书。  李大同说，不得已之下，他只好将书拿到香港出版，本月初即可与读者见面。李大同还透露，他近期还在日本出版了一本《风波记》，全书8万字，主要讲述“冰点事件”的最后部分，记载不少事件中鲜为人知的细节。  李大同认为明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很重要，虽然现无法判断是否会出现改变，但相信会讨论中国社会的矛盾，因这已经不是小阶层的问题，而是涉及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在内的大面积群体。  此外，李大同对未来中国前景感到乐观，他亦相信大陆人民有一天将享有香港市民七一大游行的民主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