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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官方的表态几乎完全一致：“出于我们的国情，我们不能够取消死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目前还不符合国情，不可能废除死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不具备立即废除死刑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华璞）。倒是《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别出新裁：废除腐败官员死刑！其理由是：“有利于惩治贪官，瞬间的猛烈不一定能真正杜绝腐败现象和震慑犯罪分子。”这是该课题组组长王明高的言论。我认为，法律可以引领时代，有甚者甚至可以脱离民意而立法、执法（亦即不必全民公决），但要切记一点：在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情况之下，对强势群体（强权者）袒护、宽容、轻处理，更易激起庞大弱势群体的反弹。当然，在这反弹之中也穿插了不少要求发泄被长期压抑的冲动者。

最近流行的废除死刑反对者对支持者的鄙视，凸现在“与国际’接鬼’”这五个字上。《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关于废除死刑的联合声明（大赦国际等）》等，只因“中国国情”，在死刑问题上被全然拒绝。这个国情，是报应主义、治乱世用重典、以死相逼威吓预防犯罪的传统，但更是基于统治者利益的稳固。然而，“司法杀人”的极端刑罚，在中国的任何乱世都无法奏效，反而变本加厉。威权体制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统治者的利益即是最高的利益，其实终无一人是幸运者，最惨的是底层的民众，若没有活路，就会选择走三条路：让统治者（政府）养起来；乞讨；骗，抢，盗，反抗，要么鱼死网破，要么你死我活。

在中国，怕死的人多，不怕死的人更多。挣扎于苦水中的人，最易出豪言：“杀就杀，命值几个钱？”统治之下，统治者已几无余力摆平这些烂摊子，这个严重状况绝非今日才有，而是个体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观念、家庭、情感等冲突了很长的历史才有的。那是几千年的血泪史啊，凭一两个政令焉能立时奏效？在中国，智慧的人多，聪明的人更多。谁不会计算成本？人生犹如赌局，下些赌注，会损失多少，捞回多少，清醒的人太多。谋杀、贪污、受贿、抢劫、盗窃等犯罪，时至今日更是高度智能化，如何留后路，如何逃避惩罚，这些人早已想得一清二楚。最大的成本是什么？命吗？他们赌了便是，孤注一掷，死刑对他们的震慑力早已荡然无存。一句话，他们已然麻木。再者，任何时代都有相对于统治者的异端，其理想、信念、信仰早已越过生死，何足惧哉？有甚者，乃是时代之楷模、民族之英雄，为万世所景仰，往往一个“死”字，非但不能除掉异己，反而激起千万人的前赴后继，变革时代潮流。

死刑源于复仇制度的演变，在中国尤其如此。平民愤，正视听，大刀阔斧澄清天下，纷纷然乱糟糟，杀他个干干净净，严厉刑罚制度之下带来的是人人的愤怒，并上升为所谓的“正义”，暴力引发更大的暴力，暴力又再引发更大的暴力，生命价值被抛弃、剥夺、鄙视，且不论民众对犯罪者的憎恨，即便是守法公民之间也相互防范，在自我保护意识极强的情形之下，算计、陷害、栽赃于他人。如此一来，无论任何运动，只要涉及到安全，一旦爆发便如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这一点，1949年之后的人们理解得何其切肤！何为人性？何为人道？在中国要体会起来真的太难了。究竟大多数是坏人，还是大多数是好人？要记住，吃过亏、受过教训的经历，从历史到现在，从国家到个人，从上层人物到底层百姓，都一一存在，并被反复宣传和教育。在一个实际上动荡不安的社会体系里，任何个体都是紧张、防范的，缺乏安全感和自由度，并视大多数人为危险因素和不稳定因素。“人人都有犯罪动机”，原因就在于犯罪的土壤、根源早已遍布大江南北，要制止这种状况，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个人主张中国趋于世界潮流和历史走向，废除死刑，但这个主张依然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储备才能实现。事实上，从立法方式来讲，“条文法”的弊端在今日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符合死刑条件的“罪行极其严重”如何界定？凭经验、凭舆论、凭社会影响、凭死者数量和伤害程度？还是凭个案参考？说到个案，从个人情感上说，死刑的存废的确大伤脑筋。例如，辽宁省大连市黑社会老大邹显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死缓，投监后买通监狱领导，又将死缓改为有期徒刑，还在高墙内住高级套间，专人伺候，召妓，乘豪华轿车随意出入，最终又在社会上滥施淫威，杀死一人。这个邹显卫，究竟是杀，还是不杀？倘若有真正的无期徒刑，让他减不了刑、出来不了，在中国的许多烂摊子、烂角落里，又怎能办到？的确，如同有的朋友所说：抽象地谈，必须废，肯定要废；现实地谈，至少是目前，废不了，没办法废，但将来一定要废！

后记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胡锦涛的登台照样不能摆脱这种中国人为官的传统，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胡锦涛等人除了在非典时期表现出了所谓“胡温新政”优良的一面之外，更是将“三农”问题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并且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这一运行多年的违宪恶法。毫无疑问，胡锦涛最初的表现确实让人对中共第四代寄托着无限期望。然而，在中共这种独裁专制的制度下，注定不会产生什么杰出的领导人，权力的交替只能是同性质统治的轮回，在实质上，胡锦涛所领导的第四代和江泽民所领导的第三代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胡锦涛上任后，虽然有过一些得民心的举措，但在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心里，却不会解读为所谓的“为人民服务”，胡锦涛在中共的政坛里面同样充当着维护专制制度和集团利益的角色。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原本日益萧条的经济重新恢复了活力，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为执政合法性日益危机的中共注入了能量，胡锦涛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背景下最大的受益者。大陆媒体每天对GDP数字狂升的叫嚣确实为资历和威望多有欠缺的胡锦涛脸上涂了一层照人的油光。出国访问时的胡锦涛因为出手阔绰而被某些观察人士称之为“世界第一金王”，这种称谓当然合情合理，因为再也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有胡锦涛这样炙手可热的权力，能够不顾人民的意愿而随意支配国家的钱财。不过，中国总体经济水平的持续攀升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崛起”，在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均财富占有量仍然还和其他发达国家有着天壤之别。加上中国当前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横行现实，分配不公现象已经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近年来的社会突发事件有增无减，这标志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意味着胡锦涛政权的岌岌可危。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一直都热衷于个人崇拜，胡锦涛也概莫能外。如今的个人崇拜和毛时代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一定的区别，但在实质上却并无二致。随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政治生命的终结，“红太阳”和“社会主义总设计师”的肉麻称谓逐渐烟消云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也被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以及“八荣八耻”所取缔。中共一直都以“伟大、光荣、正确”而自居，但所犯的历史性错误却从未间断，从文革到六四，再到镇压法轮功，这其中既有制度的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个人原因。因为个人崇拜现象之严重，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往往有着一言九鼎的权威，因此，一些有违良知甚至是灭绝人性的国家犯罪行为就极有可能在现实中得以实施。胡锦涛虽然作事稳重，但也难免胆小怕事，让人看不到一个国家领导人应有的大家风范。江泽民因为踩着六四死难者的鲜血上台，并且不顾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反对而将法轮功定为邪教加以打压，所以，他在国际社会难有好的口碑。江泽民让中国人大失所望暂且不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如今的胡锦涛似乎更不如江泽民。胡锦涛在今年访美前的大讲排场以及访美期间的待遇和表现，越来越让世人感觉到他的无能和脆弱。中国人将自己的国家尊严和这样一个人捆绑在一起，实在是一种莫大的羞辱。

从中共喉舌媒体对胡锦涛的相关表述不难看出，胡锦涛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力远不如之前的“毛、邓、江”。虽然表面上胡锦涛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并不能象江泽民那样奠定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他在政治局中所占的分量和其他常委几乎没有区别。江泽民虽然已经退下了政治舞台，但他在中共党内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内的中共官场里面还有很多他的亲信，而这些人随时都可能成为掣肘胡锦涛权力的工具。胡锦涛上任后对团派人马的大加提携，曾一度让江泽民对交权给他后悔莫及，但胡锦涛要想彻底清除江泽民的人马却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共十七大的召开已经日益临近，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也变得异常激烈，中共太子党在中国政坛的庞大势力已经让胡锦涛这样原本不具有良好政治背景的人感觉到了无形的压力。有媒体报道说，曾庆红在中共党内的支持度已经超过了胡锦涛，这被认为是对胡锦涛扩充权势的最大障碍。胡锦涛面对曾庆红等人咄咄逼人的气势，谋求保持现有的政治地位也许是他最明智的选择。在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熏陶下，现在的中国人大多不太相信算命、看相等传统文化，据一些民间人士分析，从胡锦涛的面相看，他是一个心性恶毒之人，相生得很薄，难有“毛、邓、江”那样的福分，而且明年的流年对胡锦涛也颇为不利。看来，胡锦涛能否在十七大之后继续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还是一个说不准的未知数。胡锦涛近年来对法轮功的继续镇压和对异议人士的不断抓捕，以及对民间维权运动的血腥处理已经让他丧失了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道义资格，如果他真能在十七大后淡出人们的政治视野，于国于民都不是一件坏事。当然，仅仅告别胡锦涛也并非中国社会的终极理想，实现政治民主应该是朝野上下的一致追求。

胡锦涛能否挺过十七大？十七大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共同期待！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写到苏联大清洗年月里常有的情形：区党代表会议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甚至连那些真心崇拜斯大林的人也感到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的前任刚刚入狱，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会场里，也有内务部人民委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在场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些，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参加会议的有一位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物，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掌着！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区委的头头们也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都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表示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肝脏碎裂倒在地上，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不，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我也决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了平常办事的姿态，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热情顷刻间化为乌有，大家几乎在同一鼓点上停了下来。他们得救了！

然而，就在当天，造纸厂厂长深夜被捕。罪名当然很多，但绝没有一项是“不鼓掌”。当局以其他理由判了他十年有期徒刑。在侦查笔录上签字时，侦查员告诉他：“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看来鼓掌，对当权者来讲，就是一种遴选异端的办法。他们当然知道，鼓掌者未必真的高兴、赞成或欢迎，但你从掌声中无法判断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而不鼓掌则一定表示不高兴、不赞成或不欢迎，至少不能说，他比鼓掌者更高兴、更赞成或更欢迎。因而，这个方法成本低，见效快。对于随波逐流的鼓掌者来说，内心也是经过一番算计的：鼓掌带来的好处是合唱所得的利润或份额。它可能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也可能什么也没有；但不鼓掌带来的损害则是百分之百，就像哈维尔笔下的蔬菜店老板，在他的橱窗里挂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并不表明他真的对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有想法，而只是他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罢了。想想看，只要我将手掌轻轻或重重地对打，大不了忍着疼再坚持几分钟，就可以回家照顾孩子，就可以和家人团聚，自由谋生，就可以躲避来自国家的“合法伤害”，我为什么要自讨苦吃？

在这儿，群体性的盲目表演却显示了个体的理性考量。人类的一切生活实践甚至是动物的生存经验也告诉我们，只要有选择的可能，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类以及所有动物的生存行为总是朝着风险小，收益大的方向涌动的。在一个没有表达自由的环境里，人们恰好是用外表的鼓掌来掩饰内心的“不鼓掌”的。人们把自己的这种行为解释为“趋利避害”，动物学上则把这种伪装称作“拟态”。

不鼓掌的意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上显示出来的。他把人的良知打入了选择的成本，并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当人的良知和现实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首先考虑的是良知的纯粹性，毅然放弃的是现实的得失算计。在他看来，生命的问题首先是一个信仰问题，而不是一个数学问题——而正是这“放弃”将人从动物性的生存中剥离出来，并赋予“不鼓掌”以权利和尊严的意义。

是的，当我们参加各种各样的“派对”、晚会，莅临各种各样的演出、会议，当我们听从各种各样的主持人娇声嗲气的诱劝举起双手时，我们何尝意识到“不鼓掌”也是一种权利？当我们对着一场根本没有听懂的讲话，压根不认识的领导、大腕，我们内心反对、鄙弃甚至愤怒的决议鼓掌时，我们不认为这是在放弃权利，玷辱自己。相反，在许多场合，我们只要一听到“掌声有请”，或“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动手的时刻到了。一位在政界供职多年的朋友告诉我，长期在官场厮混，他患上了一种自称为“鼓掌综合症”的病，临床表现为，当大大小小的领导讲话，以至后来是普通朋友、家人聊天，甚至在公共汽车上，只要谁故意拖长了尾音，加重了语气，他就条件反射似地抬起了双臂。

这种类似邪灵附体的现象我只在金庸的《天龙八部》里见过：星宿老仙丁舂秋是江湖上一位恶贯满盈的魔怪，每一开战，弟子们便高帽与马屁齐飞，锣鼓与掌声四起。通常是还没有过招，就有弟子出班朗声诵赞：“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古今无比！”其余弟子击掌应和，号角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有一回，慕容复手下包不同看到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恶作剧心大起，就对星宿派门下弟子说，贵派神功有三项最厉害：“第一项是马屁功。这一项功夫如不练精，只怕在贵门之中，活不上一天半日。第二项是法螺功，若不将贵门的武功德行大加吹嘘，不但师父瞧你不起，在同门之间也必大受排挤，无法立足。这第三项功夫呢，那便是厚颜功了。若不是抹煞良心，厚颜无耻，又如何练得成马屁与法螺这两大奇功。”包不同本是出言讥刺，料定说完星宿派弟子必恼羞成怒，拳脚相向。谁知这些人听后，竟甘之如饴，默默点头，一个劲地称颂包不同聪明过人，对本派神功知之甚深。只有一个弟子补充道：“最重要的秘诀，自然是将师父奉若神明，他老人家便放一个屁……”包不同抢着说：“当然也是香的。更须大声呼吸，衷心赞颂……”那人道：“你这话大处甚是，小处略有缺陷，不是‘大声呼吸’，而是‘大声吸，小声呼’”

这使我想起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次政治“运动”：镇反、三反、五反、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哪一项运动不是“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当然，如果内心真的高兴、赞成或欢迎，“拍手称快”也是一项体现人性与尊严的权利，但奇怪的是，后来为这些“运动”举行“平反运动”，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时，这些高呼过“打倒”、“消灭”的手现在又举起来表示支
持、拥护；也就是说，先前“打倒”时“拍”的与后来“平反”时“拍”的是同一双手，先前“消灭”时“称快”的与后来“恢复名誉”时“称快”的是同一张口。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如果我们真的高兴、赞成或欢迎，鼓掌当然是可以的，虽然也未必是必须的，但在鼓掌之前，至少得弄清为谁而鼓，为什么而鼓，是“情动于衷发于外”鼓于不可不鼓，还是诱于名利，摄于权势鼓于不得不鼓。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想好，那么不妨先不要鼓。不要鼓的好处就是，你有足够的时间抬起双臂，看一下上帝亲自锻造的这双手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日后由于盲目动手而造成的尴尬和侮辱。

发生在洋人国家的另一个例子是，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从伊朗访问回来，发现西北部蒂米索拉的动乱非但没有解决，反而一发不可收拾。具有雄辩演讲才能，曾经在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上一呼百应的齐奥塞斯库，就在首都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十万人应召前来参加。12时，齐奥塞斯库出现在党中央大厦的阳台上，他情绪激动地说：“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索拉流氓集团的动乱！”并不时提高声调，挥舞手臂，表示讲话到了高潮，暗示“人民”鼓掌。但在广场的某个角落他听到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这口号像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齐奥塞斯库惊呆了，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这不是几天前还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他的人民吗？他正要侧转身子问旁边的“第一副总理”兼夫人埃列娜“怎么回事？”突然，人群中传来“蒂米索拉！蒂米索拉”的欢呼声，接着“齐奥塞斯库滚下台！”、“打倒杀人犯！”的口号声汇成一片。他不得不终止了讲话。第二天，伟大领袖在一个县植物保护站被捕，三天后被秘密处决。

看来，那种固定了地点，约齐了时刻，把握好火候，成群结队的鼓掌是靠不住的。那些没有经过内心同意的，由“导掌”和“掌托”诱逼出来的“拍手”与“情动于衷发于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灵光闪耀相距不可以道理计，与马戏团里猴子的敬礼、顶碗倒在伯仲之间。正人君子之流常把妓女的工作叫“卖肉”，那么，奉命“鼓掌”是不是“局部的卖肉”？如果不是，那么，在大大小小的会场里，我们为什么看见那么多的达官贵人、平民百姓手在“热烈地鼓掌”，脸却像追悼会上的家属？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一次敷衍了事的鼓掌竟被你上升到出卖良知与尊严的程度。是的，相对杀人越货、焚书坑儒来说，无原则的鼓掌也许是小事，但一个人如果连小事都不能坚持原则，怎么能指望他“大节不亏”？古人讲“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这个道理。但更多的人漫不经心地鼓掌恐怕不是因为鼓掌事小，而是认为不鼓掌又能怎样？它能阻止一项坏决议的通过吗？它能改变一个领导人的任免吗？它能废除一项恶法的实行吗？一句话，它有用吗？如果真的没用，那就不用“导”，不用“托”，也不用主持人或领导自己挤眉弄眼、咳嗽扬声来暗示了，造纸厂厂长也不用收监了。大凡一种事物被利用，恰好说明它有利用的价值。

具体到鼓掌的问题上就是，也许我不鼓掌不会改变一次会议、一场报告、一个讲话的根本性质，但就算是谎言注定要生成、传唱、荼毒天下，在铺天盖地的喝彩声中也不应包含我的一嗓；一个无辜的人即使注定要被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在那血肉模糊的尸体上也不应留下我的脚印。你当然可以沉默，当然可以见死不救，但一旦参与了，你就不能说你是一个灵魂清洁的人。因为根据灵肉一体性的原则，任何一次身体白璧微瑕的记录都是对灵魂纯洁性的亵渎。因而，在一个罪恶和谎言充斥的时代里，每一个鼓掌的人都是有罪的；反过来说，在一个邪恶而弯曲的世代，拒绝鼓掌就是拒绝合唱，拒绝成为暴政和谎言的同谋，拒绝将上帝亲自锻造的双手典当给魔鬼做工。一句话，就是要在一个神迹和公义普遍不在的时代，成为一个手洁心清的人。

我知道，这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不容易的，但在所有不容易的道路中，这却是最容易的一条；也许对肉体来讲，我们还有别的选择，比如构陷、撒谎、自欺欺人，但对灵魂来讲，这却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