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3月9日，在《爱琴海》网站被封杀的当天，在北京的著名时政评论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已经通过《苹果日报》，对这一突发事件作了评论：“最近，胡温政权打压媒体和严控舆论之不智，倒霉的不管是自由派，也波及左派。自《新京报》和《冰点》被整肃之后，自由派文化网站《爱琴海》也被杭州市网管封杀……”

在这篇《胡锦涛政权左右开弓》一文中，刘晓波说：“‘6．4’后，中共的既定方针就是坚定不移地‘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大陆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和开明媒体、自由主义网站一直是现政权打压的重点……无论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高调唱得多么华丽，但其现实统治却是极端机会主义的，只要对政权稳定这一最高目标构成挑战，它才不管挑战来自何方、意识形态认同如何，只要它觉得且权威遭遇挑战、政治稳定遭到威胁，内在的权力恐惧就会推动它痛下狠手，管他左右，统统封杀。”

刘晓波，1955年12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88年获文艺学博士学位。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界，刘晓波以其天马行空般的一系论文，猛烈冲击了旧有的理论樊篱，被誉为文艺理论界的一匹“黑马”。1989年六.四之前，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他提前回国，全力声援学生民主运动。

当时，我在参与了北大学运后，因故准备离京。记得6月2日下午，在诗人王家新的陪同下，从西单王家新寓所出来，步行去北京火车站。我们路过天安门广场时，看见刘晓波与侯德建等人正在英雄纪念碑前的台阶上演讲、演唱。当时，广场上的学运高潮已经过去，但刘晓波凭着一位知识份子的良心仍坚守在那里，继续鼓励着人们的斗志……

这历史性的一幕过去已经整整17年了。17年后的今天，刘晓波先生与近期崛起的高智晟律师一起，已经成为当代的“中国良心”和批判极权主义暴政、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自由民主的旗帜。没想到的是，随着爱琴海事件的爆发，在“自由写作”理想的召唤下，我能有机会荣幸地与刘晓波先生站到了一起，为了共同的明天而奋斗！

2006年3月16日，一直密切关注着爱琴海事件进展的刘晓波在北京的家中，撰写了《爱琴海 自由的海》这一雄文，给正处于鏖战之中的广大网友网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刘晓波: 爱琴海 自由的海

在胡温政权严控互联网的一片肃杀气氛之中，大陆网络上已经找不到几家敢言的网站了。

经朋友介绍，我游向“爱琴海”。

爱琴海，令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蓝色和自由；进入这片网络之海中的蔚蓝色，首先跳入眼帘的是表达网站宗旨的四句箴言，如同一片蔚蓝中最醒目的白色浪花：

在麻木中催生觉醒

在谎言中说出真相

在腐朽中孕育重生

在黑幕中寻觅希望

“催生觉醒”是启蒙愚昧和麻木，“说出真相”是戳穿制度性习惯性谎言，“孕育新生”是化腐朽为神奇，“寻觅希望”是以乐观的信心面对未来。

再看网站的形式和内容，偏重于文学性和文化性。站长林辉先生介绍说：爱琴海致力于中国新文化力量的凝聚，及时上传国内文化界的民间活动，发表作家诗人们的优秀作品、提携新生代文学青年，面向海内外举办诗歌、散文的大奖赛。但由于封杀，最近的两个文化活动将无法继续，爱琴海网与香港银河出版社联手的“中国桂冠诗丛计划”也被迫搁浅。

同时，爱琴海致力于对社会现实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设有每周评论、专题专访、民间立场、思想前沿、时代导读、汉诗天空等专题；所以，爱琴海并不回避敏感的时政事件和敏感人士的言论，主页的重要位置常常留给被封锁的敏感事件，如刘宾雁辞世、冰点事件；放在最醒目位置的定期更换的文章，大都是尖锐的批评性文字，比如余杰、龙应台、秦晖、何清涟、王怡、刘晓波等人的文章。

总的感觉，严肃而温和，高雅而锐利，活力而包容。更重要的是：独立。

正因为如此，爱琴海网迅速在中文人文网站中脱颖而出，吸引了大批热爱文学和关注严肃问题的网民们，正处在欣欣向荣的急遽上升时期。自从第一次浏览了爱琴海之后，我也像其他喜欢蔚蓝色的网民一样，每天都要上去“畅游一番”。

然而，爱琴海被封杀了！正如冰点被停刊一样！

中共当局就连这样一家相对温和的人文性民间网站也不允许，让我再次领教了什么叫老大权力的小肚鸡肠；浙江省网管部门提供的封杀理由，也让我再次见识了中共新闻管制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定的蛮横。

可恨吗？当然可恨。这个仇视民意的政权，什么时候主动地倾听过、尊重过民意？什么时候在乎过、保护过民权？民意所爱正是官权所仇！民权所争正是官权所夺！

可笑吗？当然可笑。但一向自奉为“伟光正”的傲慢官权，天生就患有严重的“自我认知障碍综合症”，它什么时候意识到过自己的丑态百出？即便是偶尔意识到了，也要假装一脸镇静、满不在乎。在官权权威大幅度贬值的今天，它早在遍地开花的民间戏谑中练就了一身“滚刀肉”。正所谓：“我是流氓我怕谁！”

据林辉先生介绍，爱琴海网被当局封杀过三次。第一次封杀是因为官权不喜欢网站关注“冰点事件”；第二次封杀是因为官权特别恐惧“蓝色道路论坛”中的部份帖子过于敏感；第三次是新闻办出面的“终极封杀”。当日，网站总编辑力虹去当局交涉，试图通过沟通商榷来解决问题，得到的却是官权的冷酷回应。

执行封杀的浙江有关部门辩解到：爱琴海“在向有关部门备案时所提供的电话和地址均是虚假的”“他从办站伊始，就在有意逃避有关主管部门的依法监管”和“大量转发境内外时政新闻报导”。然后拿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于联合颁发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引证其中的第5条来说明是依法关闭。该条规定：“非新闻单位设立的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

首先，按照国际互联网惯例，只要申领到ICP（营运）证，任何一个网站都是合法的，理应受中国宪法的保护。但对中共来说，与国际接轨只意味“要美元而不要自由”，要“大国崛起而不要人权落实”。

其次，时政新闻乃公共信息，与民众生活、社会公益息息相关。媒体的主要责任就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信息，每一个公民也应该享有知情权。媒体提供的公共信息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独家新闻，一类是转载新闻。独家新闻非但不怕转载，反而转载频率越高越好！世界上的所有媒体都会“转发境内外时政新闻报导”，只要在转载时标明出处即可。

然而，《规定》居然明目张胆地实施信息发布权的独家垄断，把时政新闻的发布权授予所谓的“新闻单位”，而对所谓的“非新闻单位”则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稍微了解点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被授权发布时政新闻的“新闻单位”大都是“党的喉舌”，而无权发布时政新闻的“非新闻单位”大都是民间网站。

就在“爱琴海”被封杀一周后，停止滚动将近一个月的“世纪学堂论坛”再次开张，但网站贴出的《世纪学堂公告》称：

“世纪学堂从即日起参照同类网站的管理方式，实行事先审贴制。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联合颁布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世纪中国网（包括世纪中国系列论坛）不属于有资格登载或转载时政新闻的网站，请网友们不要将有关时政贴发到学堂。

由于学堂的版主皆非职业版主，不一定随时在线，主贴审核会有一些时间延误。因此给网友们带来的不便，我们深感同情，恳请大家谅解！2006年3月15日”

显然，《规定》第五条已经变成所有非喉舌媒体和民间网站的杀手，但即便按照中共人大制定的《宪法》、《立法法》和《行政诉讼法》来衡量，这“规定”也是典型的行政违法：一，违反了《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规定；二，违反了《立法法》第三条：“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第九条：“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国务院无权制定行政法规。三，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审批属于行政许可，而《规定》第五款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的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是非法之法，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

胡温政权对大陆的独立民间网站的封杀力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江泽民主政时期。最敢言的“不寐之夜”和“民主与自由”，在被关闭几十次之后，已经在大陆网络上消失；相对温和的“宪政论衡”、“一塌糊涂”、“文化先锋”和“真名网”，也一个个消失在黑幕中；2005年9月30日“燕南网”贴出“整改通知”后，直到今天还没有整改完毕；就连自律严格“关天茶色”也麻烦不断，动不动就显示“找不到网页”，甚至连个人博客也要封杀。

在如此大面积的封杀行动中，“爱琴海”当然在劫难逃。但在这次力量悬殊的官民的对峙中，无权无势的“爱琴海”同仁并没有消沉。3月9日，他们在网站被封的第一时间发出公开呼吁《爱琴海网被封杀，紧急呼吁全球华人声援支持！》；3月13日，爱琴海网友组成“维权声援团”，发出第一号通告；爱琴海站长林辉和总编辑力虹先后表达公开抗议；愤怒的网友纷纷撰文谴责当局的封杀，境外媒体也跟踪报导“爱琴海事件”。

在爱琴海同仁的抗争和海内外舆论声援的压力下，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和省通讯管理局不得不在3月15日对爱琴海事件作出回应。但爱琴海同仁和网友并不认同当局的狡辩。力虹在接受采访时说：“看完这篇东西，我闻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克格勃’的气味！”

同时，民间抗争的目标也开始指向《规定》本身。署名“天理”的网友发出《“爱琴海”网站被关闭的官方说法与网友的质问！》；宪政学者陈永苗发表《彻底打倒关闭“爱琴海”网站的官方依据》文章；维权人士李健提出《关于审查“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建议书》；林辉先生在《爱琴海，不是围墙中的海》指出，封杀爱琴海是“不合程序的关闭”、“不合人性的封杀”、“不合情理的举动”、“不合潮流的规则”，可谓掷地有声的抗议。

尽管，我对爱琴海在短期内开禁并不乐观，但我仍然对民间的网络维权前景抱有乐观的希望。我认为，发生在互联网上的一次次官民博弈，必然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喜的是，民间的网络维权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平静、理性、善意、乐观、明亮的气质，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或一夜聚变的革命，而致力于持之以恒的韧性抗争，一点点地消耗掉寡头独裁的残存合法性资源，一点点地扩大民权运动的道义资源。

以争取自由权为核心诉求的非暴力民权运动，可以是低调的平和的，却是坚韧的有力的；尽量争取以法治化的形式展开，包括不间断地推动一系列恶法的废除或修改；尽量激励“沉默的大多数”敢于发声，使独裁政权对人权的每一公然践踏，皆要遭遇到来自民间的反抗。坚持关注一个个具体案件的维权方式，依靠个案维权的持续积累而逐渐赢得更多的民间支持。

面对黑箱政治和秘密警察式打压，民权抗争的最佳方式是坚持公开化原则，这既是挑战恐怖政治的最有力方式，也是清除厚黑政治和犬儒道德的有效良药；既是民间的尊严和勇气的展现，也是对民间自身局限性的反省，更是向所有死难者和受害者的忏悔。

也就是说，用公开化的良知来确立民间的尊严，来表示对恐怖镇压的蔑视，来克服内在恐惧的自戕和地下心态的阴暗。而民间良知的公开化，也是对官方执法者的职业操守和执法水平的考验。正如林辉在《让政治还原成每一个人的政治》中所言：“我们当前要做的首先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自由、正义精神的强大个体，并以自己的丰满和真诚去点燃每一个被抑制的个体内心对自由、正义的渴求，让正义与自由像一条精神的河流在绝大多数人中间流动起来、浩荡起来，成为无法阻挡的力量和人类精神的美丽景象，同时感化或涤荡那些想阻挠人类进步、谋求独断利益者。”

是的，对于反抗独裁的自由事业而言，只要独裁存在，耻辱就不会消失。在独裁下生活了几千年的国人，确实已经错过了太多挽救个体的民间的尊严的时刻。但今日的民智已经不再愚昧，民心也正在摆脱自我恐惧，民间勇气的任何一次爆发，不仅是在洗刷以往的耻辱，而且是在点滴积累地培植具有耻辱感和谦卑感的健全民族精神。

昨天是为冰点呐喊，今天是为爱琴海发声，每一个体追求自由、捍卫尊严和洗刷耻辱的行动，无论何时开始，永远不会为时已晚！

爱琴海网站是民间诗人的网络家园之一，总顾问是著名诗人北岛，囊括了一大批中国著名诗人，如邵燕祥、芒克、王燕生等。诗人的家园可以被封杀，但诗人心中的蔚蓝色不可能被污染。

爱琴海，诗意的名字，让我想起天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信的一段话：“我不喜欢大海。……那么大的地方，却不能行走。”（《老皮缅处的宅子》，苏杭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P341）女诗人对大海的感觉是独特而奇妙的，我对“爱琴海”的怀念是悲愤而欣慰的。无界的互联网比大海还宽广，它为整个世界提供自由流动的信息，也让公共发言越来越平民化大众化。蛮横的官权可以暂时封锁爱琴海等网站，却永远无法封住觉醒灵魂的自由行走。 （完）

此文在《民主中国》首发后，立即被海外数不清的媒体与网站迅速转载。因为刘晓波先生的权威性和号召力，此文的发表将爱琴海事件提升到了全球华人舆论的制高点，并更多地引起了西方主流媒体及舆论的注意力，对于推动爱琴海事件的后续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6.6.24.宁波

《民主论坛》首发

   当我在这个夏天被陈光诚牵动思绪，为他敢于向强大的邪恶势力说不的行动感召时，我一次次产生为他写作的冲动，但这些冲动又被我一次次压下去了。因为我觉得相对于陈光诚的维权行动，我所能写出来的任何文字，其分量都实在太轻了。当我终于克服内心的自卑决定把我的浅薄文字诉诸笔端时，首先想到的竟然是温家宝这个名字。
    其实我2003年还写过一篇《胡愚文与李肇星有什么关系》的文字，记录了生活中的一种荒诞。胡李二人素昧平生，是八秆子本来打不着的关系，一个是上海的普通公民，一个是中国的外交部长，因为李某天要到上海开一个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名字的会议，居住在上海的公民胡愚文竟然遭到警方传唤、并因此被拘留。说起来十分荒诞，警察传唤、拘留胡，仅仅因为胡此前一直坚持公开向上海警方申请举行反腐败游行。胡申请游行与李沪上开会本来毫无关系，但上海警方硬是找到了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把胡拘留起来就可以让李更好的开会，反过来也可以表达为，为了让李更好的开会，胡必须付出被拘留的代价。警察就是这样把胡李两人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跳出这个荒诞逻辑，回到他们各自的现实生活中，李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姓胡的人因他而坐过牢，而胡今生也可能不会去找李讨要这笔无端为其承受的坐牢损害代价。但一只看不见的手，为他们建立起了荒诞关系。
    陈光诚与温家宝也互不相识，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并不荒诞，但一只同样看不见的手，扭曲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一次把他们的名字联系起来，是今年早些时候，突然听到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播说，纽约《时代周刊》评选了全球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其中有五位华人入选，在介绍温家宝之后，那位漂亮的女主播说，另一位是盲人维权者陈光诚。这一天温家宝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更无法知道温在获知这个消息时的心情。但我知道那个时候，陈光诚正被山东临沂地方的邪恶势力画地为牢软禁在自己的家中。凤凰卫视之所以播出这个消息，是因为陈光诚被山东当地的恶势力重重围困、并严密封锁消息，电视台还无法及时得到有关部门的“敌人名单”通报，还以为陈是温的朋友呢，还不知道陈温二人之间的荒诞关系。我当时就在想，温知道自己获得了《时代周刊》的荣耀后，是否打听过与自己同登人物榜的陈光诚是谁？
    温家宝是号称负责任的大国的堂堂总理，陈光诚是居住在山东农村的区区小民，温眼下马不停蹄的走访非洲七国，向遥远的非洲传播来自中国的善意、解释什么叫和平崛起、消除中国崛起带来的敌意、给那些国家布施经济援助，而陈已经被关进了监狱，他70多岁的老母亲和3岁幼儿在首都北京被野蛮绑架回到山东、有病无法及时得到医治、在自己的家里被无限期软禁。温出访结束回到国内，得到的是鲜花和掌声，连出租车里听到的电台播音员的声音也显得格外兴奋，但此时陈却在遭到长期软禁、继而遭到绑架、神秘失踪190多天后，又被正式逮捕，投进大牢。温在向非洲小国传播大国的威仪，受到热情款待，陈在维护基层草根的基本人权，受到野蛮的恐吓与暴力威胁。温陈二人的行为和处境，构成一种巨大的反差，其间绝无相似之处。
    因为不了解更多的信息，我这里不便评价温家宝非洲之行的外交价值，但我可以肯定陈光诚为基层民众基本人权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他是一个盲人，但他比许多睁大眼睛的人看到的更多，使更多有眼睛的人通过他才能看清我们的现实；他是一个生理上的弱者，但他的精神比许多生理不残疾的人更健康、也更坚强，肢体健全的人甚至还需要从他身上获得力量才能站立起来；他处于社会的底层，力量弱小，但他不甘放弃自己的公民责任，挺身而出捍卫人权，使那些养尊处优、苟且偷生之士的任何说教与辩解黯然失色；站立的陈光诚成为时代的骄傲，而在权贵面前下跪的有识之士则默默忍受着自己应得的耻辱。
    写这篇文字，只是希望温家宝有机会认识陈光诚，了解他的事迹，在内心深处那怕为陈光诚精神稍微感动一下。因为践踏陈光诚及其村邻们人权的，正是温家宝的部门，他们执行的是作为政府首脑的温家宝的政策。尤其现在宣布将陈光诚逮捕、关入大牢、进行暴力恐吓的，是温家宝的手下，那些还在继续对陈光诚的家人实施围困和恐吓的，也是属于温家宝的人。至少，看在陈光诚与温同登《时代周刊》人物榜的缘分上，希望温家保能够在出访非洲之余，也过问一下自己土地上的生活着的人，关心一下他们的生存处境、人身安危和遭遇到的迫害，制止和纠正自己部下的野蛮行经，将陈光诚与温家宝之间扭曲的荒诞关系拨回正常状态。我觉得这比出访非洲也许更有意义，比在外交场合高谈保护人权更为实际。
                                    2006-6-25

美国总统布什说，1956年反对共产主义的匈牙利革命是世界应该记住的一个教训。布什总统在一座充满了历史记忆的山丘向匈牙利人民发表了讲话。

布什总统从布达佩斯盖勒特丘陵发表讲话，从那座丘陵上可以俯瞰布达佩斯的街道和贯穿这座城市的多瑙河。

*以希望开始以流血而告终的一天*

此情此景令人耳边回想起将近50年前匈牙利领导人纳吉的讲话。 那一天人们充满希望迎接它的开始，最后却以流血而告终。

1956年11月4号，苏联坦克轰鸣地开进布达佩斯，镇压10月23号开始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匈牙利总理纳吉通过广播宣告这场短暂的匈牙利革命受到镇压。

*盖勒特丘陵历史的见证*

苏联军队从盖勒特丘陵上的一座宏伟的城堡用迫击炮轰击布达佩斯的各处目标，布什总统讲话的地点距离当时开炮的位置相隔不远。

布什说：“就在50年前，人们在这座山上见证了历史。”

布什总统说，当年匈牙利人民就在这座山脚下向世界宣告他们拥有自由，但是苏联红军却夺走了他们的自由。

*布什：对自由的渴望不能扑灭*

布什说：“他们镇压了匈牙利起义，但是却没有扑灭匈牙利人民对自由的渴望。”

当时，西方国家没有响应匈牙利人民要求，向他们提供援助。布什说，西方国家从此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必须帮助那些寻求自由的人。

布什说，匈牙利人民1956年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世界树立了典范。

布什说：“通向民主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你们仍然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因为这是取得成功的必经之路。”

*布什：击败敌人要付出代价*

布什指出，匈牙利在巴尔干，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提供了帮助。他说，匈牙利人完全能够理解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

布什说：“伊拉克年轻的民主制度仍然面临顽固的敌人；这些人不惜使用暴力和残忍手段组织人们争取自由的步伐。击败这些敌人需要付出代价，也持续的耐心，也就是优秀的匈牙利人民在1956年革命之后表现出的那种耐心。”

这次讲话是布什总统这次短暂的欧洲之行最后的一项活动。

布什此行的第一站是维也纳，他在那里出席了欧美首脑会议。布什跟欧盟各国领导人重点讨论了伊朗、贸易、能源问题，以及如何处理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的问题。

钟南山院士的笔记本计算机丢了，接着又找回来了。这件事能够成为新闻，首先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本本丢了，根本就不可能再找回来，比大海捞针容易不了多少，因此属于低概率事件。至于有人认为在整个过程中院士的特权在起作用，还有什么勾结一类的事情，我就暂时当作心理阴暗者的臆测了。最有新闻价值的，是钟院士在找回本本之后的言论。

钟南山在被抢之后深感社会治安之乱，呼吁采取措施。据报道，

他还提出，广州治安状况和目前没有有效管理无业游民直接相关：“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由此，他进一步认为：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时候，“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当时的收容制度还是比较有效地管理了流动人口，自从废除后，广州至今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

另外，

他根据自己朴素的判断，提出了不同于主流宪政学者的观点：“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他呼吁用严厉的措施来改善广州治安，“其他讲太多也没用，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们媒体要呼吁，我相信大多数老百姓会拍手称快的。”

看完了之后除了惊讶之外，还有不小的收获。以偏概全不对，但钟南山在专业以外的水平真的不过如此。收容遣送制度不管在一些人心目中是多么的美好，被废除是必然的。它既不符合世界的现状和潮流，也不符合现行宪法的原则。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如何维护社会治安，需要钟南山这样的高人去思考，问题是他没有什么思考，只有和愚民一样的见识。恢复收容遣送制度不但是倒退，而且代价巨大。国内且不论，国际上就很麻烦。君不见，我们不是常常感谢一些不入流的国家在人权方面对中国的支持吗。支持什么呢？我们总不能让那些宝贝去支持收容遣送制度，那样难度也太大了，太让朋友为难了。

至于钟南山说，“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这更是超级的无知。人道、人性和以人为本，其对象就是包括了所有的人。说得再具体一些，就是也包括坏人。对有罪的人怎么办？只能经过审判，确实有罪者，给予法律的制裁。以好人为本，就是可以预先把一个人假定为坏人，然后不把他当人。钟南山没有察觉，但他本人不乏这样的倾向：“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这不但是典型的有罪推定，而且根本就没有公民意识。解决城市流浪人员的问题，除了收容之外，还有扩大就业和社会救助。对于这么多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却为了一只本本要在他们没有犯罪之前就把他们“送进去”，似乎不合情理。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

尽管钟南山在抗SARS的过程中表现出色，但我认为他没有从中得到关于生命、怜悯、善和仁爱之类的感悟。钟南山是学医的，也许不太重视古代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不太重视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但是，钟南山应该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言》，应该知道扁鹊、华佗、张仲景和李时珍，应该知道这些前辈留给我们的除了医术之外，还有医道。

到现在为止，我对钟南山院士仍然存有敬意。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不是他造成的，他只是说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观点。连钟南山都这样恶狠狠地说话，请允许我做出这样的推测：各种社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有这么多人呼吁“重典”，说明我们并没有处在盛世之中。因此，与其大搞政绩工程，不如多投入人力物力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对于名流和学者，这是我最后的惊讶。人是会犯错误的，名人也是一样。钟南山是在专业之外无知，还有人在专业之内也不甚了了。现在还在凤凰台出镜的台湾的赵少康，就曾经把罗兰夫人说成是罗曼•罗兰夫人，北大的王铭铭所校的译文也把孟子译成“门休斯”。曾有网友认为，孟子变“门休斯”只是一个疏忽。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在学术高度政治化、商业化，高度浮躁的今天，低级的谬误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已经不像话了。感谢钟南山院士，他让我彻底放弃了对名人的幻想。

李宁牌运动服广告有这样一句话：“一切皆有可能。”现在，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2006.6.24.

葡萄美酒世界杯，又是四年。

我不是铁杆球迷，竹竿都谈不上，但这不妨碍我像许多球迷一样喜欢世界杯。在我看来，世界杯是人类给自己的奖赏，更像是一种“乌托邦”，见证了我们关乎平等、自由与创造等诸种价值的锲而不舍的追求。

平等是世界杯的精神遗产。如有论者指出，世界杯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的不可捉摸和相对公平。“布什可以挥兵直入伊拉克，但他不能令美国队捧起世界杯”。世界杯的价值就在于公平竞争。球迷与明星是平等的，球队与球队是平等的。作为“草地上的政府”，任何裁判都不能既吹哨子又当运动员，与运动员争利。

世界杯以平等为永久时尚。绿茵场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他人为自己喜爱球队鼓掌的权利，正因为此，无论媒体还是公众，都会谴责那些破坏秩序的“足球流氓”。我们相信，“世界杯”的真正意义只在于“世界”，而不在于“杯”。无论是亲临现场，还是卧于世界一隅，此时你更能体悟到自己是来自地球一角的世界公民，体悟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与人类共命运，体悟到纯朴的微笑是你周游世界、走遍万水千山的口粮。

世界杯是一个开放的舞台，它暗藏着人们关于一个开放社会的所有希冀与梦想。它不仅承载了往日的荣光，更孕育未来的新秀。透过世界杯，我们将一次次见证力量的秀美与崇高，见证群雄逐鹿与沧海桑田，见证旧贵族的垮掉与新势力的崛起。归根到底，世界杯的高贵就在于它的荣誉向每一支球队开放。所以，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铁杆球迷黄健翔与刘建宏们在电视里为法国队、阿根廷队出局抱怨“天下大乱”、“足球看不懂”时，我倒是在屏幕外窃笑起来——一个守旧的世界杯被打翻了，一个王公贵族的世界杯被打翻了，一个世袭制的世界杯打破了，足球告别了旧势力，迎来了庶民的胜利。它让后来者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美与新生。

总结人类历史，不外乎是一部书写开放的史诗。世界杯同样见证了这种开放。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时，欧洲国家中最后只有比利时、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四国出现在赛场。而今天，几乎每个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这场全球性的竞技运动中来。2010年世界杯移师南非，更证明世界将在平等、开放与自由交流中续写文明之上升。

有人论证，足球的起源与战场上“踢敌人头”的运动有关，更有人将世界杯称为“和平时期的战争”。不可否认，足球具有某种“残酷之美”。绿茵场上你死我活的争斗，以及场内外血脉贲张的看客之脸，让我们不时想起古罗马斗兽场里的幕幕厮杀。然而，二者的区别在于，世界杯所演绎的是文明世纪的力量之美，而不是野蛮时代的暴力之美。我们相信，在人类走向和解的二十一世纪，世界杯更是一座化解族群疏离与人心隔阂的桥梁。就像中美乒乓外交一样，1998年美国队与伊朗队“历史性的绿茵约会”，同样“以小球转动大球”，踢开美伊外交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我在若干文章里倡导自由与合作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事实上，世界杯优美地见证了这对双元价值。我们甚至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在绿茵场上，哪个团队将自由与合作发挥到极致，大力神杯就青睐谁。无论是对于一支球队，还是整个杯赛来说，世界杯不仅赞美个人英雄主义，而且赞美人人各就各位的合作主义。不可否认，一支球队是否有力量，关键在于球员是否有力量。但是，倘使球员丢失了合作精神，那么整个团队难免会在绿茵场上梦游。

今天，当我们回顾世界杯76年的光辉征程，其中亦不缺少挫折困苦。然而，正在自由与合作精神的感召下，世界杯运动永不言败、勇往直前。它的“可持续的发展”，同样证明：一个立足于生活、能给人类带来持久的幸福与快乐的创意，必定有无限光明的前途。我们相信，世界杯之所以深入人心，就在于它与人类追求幸福与自由的目标并驾齐驱。如世界杯之父、法国人于勒斯·雷米特当年开宗明义地指出，之所以发动这场运动，正是因为足球运动所具有的这种普世性。

凡此种种，我愿意将世界杯看作是一种“夏天的乌托邦”、一种“草地上的乌托邦”。它没有强制，人人平等，因此也是一种“无害的乌托邦”；它着眼于生活，尊重秩序与快乐；它赋予人们无限的热忱与希望，抛弃无谓的纷争与歧见，重做生活的主人。在此意义上，世界杯更是一种信念，它引领价值、捍卫秩序，期待我们为一个更加开放而平等、自由且幸福的世界干杯！

  让人民拥有”免除恐惧的自由”!
    这个主张出自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后来写入《国际人权宪章》，上个世纪末，中国政府好歹也在上面签字画押了。
    按理我由此可以坦然主张“免除恐惧”了吧。然而，鄢烈山获鲁迅杂文奖引来的一场论战，又一次提醒我，“恐惧的自由”也是我需要的，有时甚至更需要。
    我有“恐惧的自由”吗？
    这话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白痴”？因为恐惧是所有动物都有的本能，何况是人。但滑稽的是，现在这个问题确实出现了。
     最初在凯迪“网批”里看到朱建国向鄢烈山发难，因一时头绪不清没介入。有趣的是，后来我意外发现，一个马甲为“想想学学”的早就点了我的将，他是这样说的：“我十分想念（是不是“听”之误？笔者注）赵牧先生的高见”；其后又有一句：“越来越听不到赵牧先生的声音了”。
我这人喜欢自说自话，向来不大在意能传多远，别人听了是否受用。虽然有人“想念”我的声音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父母、儿女、朋友、心上人等等。不过，这次的“想念”却别开生面。
    天马在一跟贴中对某质疑者讲道：“要苛刻也可以，拿资格来，如我已经说过的关于督战队问题，我是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督战队的。如果实在有人偏好督战，我仍然要以俗人的身份说句俗话：那你先争得督战的资格再说，自己先上火线拼杀，自己先牺牲先奋斗，然后拿你斩获的人头和你身上的伤疤跟人家比比再说。不要只在知识界一味内斗。只在知识界一味内斗不是好汉，以这样的身份出来督战是不可能服人的。”
    我在天马的跟贴后写道：“这个说得好。在战场上有两类人。一类说：不怕死的跟我来；另一类说：宣过誓的给我冲。
    后者是下三滥，不用评。前一种又如何？我虽然自认为还有资格这样说：“不怕死的跟我来”，但这个资格我还是要弃用。因为我向来极其讨厌资格论。我干事，凭兴趣也好，凭信念也好，都是个体行为，不想当榜样，也不打算把谁当榜样。
    我可以喜欢一个人，欣赏一个人，敬重一个人，但不会崇拜一个人。无论是谁。
    这权且也算我发声了。
    “想念”我声音的人是否对此有所欣慰呢？事情恰恰相反。
    这个“想想学学”马上这样评道：“所以现在主要打足球这支落水狗了？蛮懂得蛰伏的吗！好一个凭兴趣，别人不让你兴趣的你敢兴趣？当然，你可以说你的可选的兴趣还是‘巨大的多’。”接着，此公又写道：我是因为恐惧“蛰伏”在足球评论里。
    这话听上去真是令人惊讶滑稽，他怎么知道我“主要在打足球这支落水狗”呢？又是通过何种侦察手段，判定我“蛰伏”了呢？
     在“事实判断”后，他又来了这样的“道德评判”：“拿流氓当性情，你当你什么玩意儿？不过你的足球我认为评得不错，好好干，网批里再不会有人说你是因为恐惧而蛰伏到足球里去的，他们一定认为你是审美疲劳而另有所爱了，更不会说你将迅速堕落为奴才，以老大的身份，没有个好价钱，那奴才是绝对不会给它当的。”
    他的事实判断错得太离谱。此公既然如此“想念”我，按理大致应该知道我的足球评论其实写得很少，杂文、时政评论远远为多。所以，此公的“想念”是不是别有用心的假托，这样的怀疑大概也是成立的吧？
下面说说此人的道德评判。
    我这个是不在乎什么诽谤的，所以不妨就在“恐惧”的这个前提下谈问题：就算此公事实的判断成立——我“恐惧”了，从为中国人争民主自由的战场上逃跑了，逃到安全的足球评论圈里去了，那又如何？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有没有“恐惧的自由”？
    这个“白痴问题”就是这么来的。眼下我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免除恐惧的自由”，而是要赢回生物的本能——瑟瑟发抖的“恐惧的自由”哩。
    作为质疑者之一，萧夏林在这场论战中指责有些人匿名。老萧看来不常上网，不知穿马甲在BBS里是常态；署真名才是另类。老萧显然错了，他大概不清楚，马甲的最大功能之一就是免除恐惧的自由，虽然在电子警察密布的年代，这一点鸟用都没有。但心理安慰作用还是有的。再者，马甲其实和笔名也有相似处，如果允许用笔名，为何不允许用马甲？
     我很清楚这一点，尤其是我知道“恐惧”是一切动物包括人的本能，所以我不会对穿着马甲扮英雄或捏造事实的人而介怀，同样也决不会因此赞成李希光这帮闲的提议，这个李博导被网民骂惨了，所以曾向当局建议所有的网络文章要实行“实名制”。因此，我自然也不会因为“想想学学”这个人穿的马甲而指责他“恐惧”。
    我以为，能争回“恐惧的自由”，这文章还可能做下去；如果争不回，大家确实应该回去洗洗睡了。
     说起“恐惧的自由”，在历史上也不是伪命题，比如美国军队士兵，上战场时都揣着一份印有十五国文字的投降书，上面写着要按日内瓦公约优待俘虏。这个我们是不屑学的：瞧瞧韩战被俘志愿军（孬种）回国后的下场就清楚。以此而论，美国士兵有恐惧的自由，中国士兵则没有这样的自由。既然恐惧没个好，不恐惧也难免一死，自然不用讨论了。
    在“道德勇气”鼓吹方面，中国人尤其是官场中人的表现真是举世罕见。居庙堂之高，有喋喋不休的“文死谏，武死战”；处江湖之远，则制造了大批贞妇烈女。众人向通奸的妇人扔石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谁是无罪的就可以这样干。
     然而在“礼仪之邦”的中国，道德指控的“资格”向来不是问题，有点小勇的就更不得了。比如王怡，不知是一时糊涂还是要表姿态，这个“宪政”派竟也能斩钉截铁地写出《知而不言是一种罪》——中国的罪人真是何其多也。
这个民族看来还是需要孔夫子来调教。他的“仁者无敌”可以把子路调教到被剁成了内酱，还努力正衣冠——君死不免冠。后来的老毛更是前无古人，调教出全国的“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货色，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啊！所以，我不能去写足球评论了，嘿嘿。
     所以，“跳楼秀”也是不能容忍的，为了坚定跳楼者的决绝态度，中国人是要在楼下齐声高呼的：有种的就跳给他们看啊！

采访者：李劼

时间：2006年5月11日晚，文革四十周年研讨会召开前夜

地点：会议住地，纽约法拉盛一家旅馆

（李劼整理稿多维时报首发，定稿经王怡修订）

 

中国的家庭教会像孤岛

 

多维：你们的家庭教会是不是就是指非官方的地下教会。

王怡：所谓家庭教会，是指在官方三自爱国教会之外的教会系统，没有在政府那里作审查性的登记。信徒们通常以各自的家庭作为聚会场所，所以被普遍称为家庭教会。家庭的意思指向的只是地点，不是教会的性质。教会就是教会，天下只有一个基督的教会。

 

多维：那么这样的家庭教会是区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

王怡：据我所知，今天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也有一些大的系统。但大都是在省内的，跨几个省的教会系统也有。全国性的家庭教会系统还没有出现。在河南的教会里面，有五大系统。方城教会呀，中原教会呀，等等。还有温州教会，也有比较成熟的系统。这两个地方是家庭教会发展规模比较大的区域，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其它地方大都是分散的、单元式的。如去年3月份开始，最早在我家里，开始一个查经的聚会。大概有十几人，后来搬出去，现在有二十来人。像这样的家庭聚会点有很多。

从某种角度说，中国的家庭教会有点像孤岛。在中共的行政法规下，处于一种非法的、地下的状态。但现在正在出现一个变化，就是教会可能会逐步打破这种地下状态，走到街面上来。以我所在的教会为例，我们没有去登记，我也不认为政府有权对公民的信仰进行审查。除非是完全程序性的、保障信仰自由的登记。但我所在的教会也并没有对什么人封闭，并不是地下的。我们没有偷偷摸摸地聚会，虽然地点在私人场合，但我们是公开地敬拜我们的上帝，教会的门是向任何人敞开的，没有人有权把他关闭。

最近几年，城市里出现了许多家庭教会。尤其是广义上的知识分子们，越来越多的成为基督徒，参加教会生活。城市教会的公开程度，或者说地上的程度一般说要高于在乡村的教会。乡村教会由于遭到的逼迫、镇压相当严厉，乡村的公共空间本来就比较狭窄，所以几乎只能保持一种地下的状态。一旦他们保持地下的状态，彼此之间就像孤岛一样，被政治权力割据了。教会之间没有有效的沟通，比如在寻求真道上、在教会治理上的沟通，等等。这样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家庭教会出现的异端特别多。尤其是在乡村家庭教会中，异端和偏差普遍存在。

 

多维：你说的异端，是指宗教意义上的？

王怡：异端是在信仰和真理意义上说的，不是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说的。一种人认为世界上没有真理，一种人认为有真理，但是真理和国家没有关系。这两种人都可以同意一个立场，那就是国家和法律没有权力去判断思想和信仰的异端。但是站在基督信仰来讲，教会是存在异端的，教会也有这个权柄根据圣经的教导去判断异端。除非教会的信仰也和真理没有关系。这就和道德一样。一个正常的社会，道德必须在国家那里是自由的，但在教会那里是严厉的。中国教会中有很多异端和偏差。比如说，东方闪电是大陆比较着名的一个异端。基本教义是基督再来了，是一个女基督，是河南一个姓郑的女子。这在基督徒的信仰里，显然是悖离《圣经》真理的。中国乡村教会里面，还有许多类似的异端或偏差。但教会的权柄是属灵的，是非强制性的。他没有俗世的权柄，不能用说服和批评以外的方法去对付异端。有些基督徒支持政府打击异端和所谓邪教，这是非常错误的。即使我认为那被打击的真的是异端，那也和政府没有关系。如果政府认为自己有权力去判断和惩戒思想和信仰上的异端，那政府就成了最大的邪教。支持政府打击邪教，不是在维护真理，而是站在撒旦的道路。真理需要你去顺服，不需要你去搭救。

家庭教会从一方面说，由于受到政治打压，不能公开地、合法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地下状态也造成和加剧了教会的一些不健康倾向。使一些教会领袖原本是很好的基督徒，但在那种封闭的、地下的孤岛状态下，就可能与大公信仰逐渐脱离，内心的骄傲开始膨胀就偏离真道，或者在教会治理上就走向专制。我接触过这样的教会。

 

多维：你刚才说对乡村的打压比较重，是不是意味着对城市的打压就轻一点呢？

王怡：目前为止是这样的。中共对城市教会的打压，还没有突出的、成规模的局面。在乡村，家庭教会则受到长期的、成规模的打压。

多维：打压就是抓人？

王怡：对。轻微的是行政处罚。譬如罚款，罚几千块、或者几万块钱的都有。严重的是判刑。比如非法经营罪，利用邪教罪等等。比如去年北京蔡卓华的案子，就因为印刷《圣经》和传播《圣经》，以非法经营罪被治罪。当今中国，只有一家印刷公司可以印《圣经》，那就是官方三自教会属下的南京爱德基金会，他们的印刷厂爱德公司可以印《圣经》。其它人印就是违法。也只有他们可以拿海外宣教机构的奉献金，其他人拿也是违法。不是批准手续的问题，而是根本不会批准。

多维：那么《圣经》的内容都一样么？

王怡：内容一样的，各种版本不一样。

多维：有没有法律上的规定？

王怡：有一些内部规定，但我所知没有规范的立法。在中国出版、印刷任何东西都需要审批。你去提交一个申请，有关部门不批，你就没办法了。因此政府不需要用法律明确地说，你们不准印刷《圣经》。只要永远不批准就行了。而且既然有三自教会和基督教协会（通称两会），很多坏事就可以让他们出面，比如制定一些限制信仰自由的内部规定。不需要政府立法。就像狗可以咬人，就不需要主人张嘴。1949年以后，只有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可以印《圣经》。你也可以到那里去买。但一次不能买很多。假如你买5千本，他们就会询问，也许第二天就有警察来把你抓起来。

 

没有信仰就走不下去

 

多维：能不能谈谈你个人为什么信仰基督教？

王怡：我个人追求信仰的历程，文革和64在我少年的心灵上留下的影响很深。小时候一直在追问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以前也许会把这样的追问归结为一种哲学的探讨。90年代中期，我读大学时，中国有一个人文精神的讨论。那个讨论弄到最后就讨论不下去了。大家好像都没有信仰，无法深入讨论所谓人文精神。98年余杰写过一篇文章，质问余秋雨，问他为什么不为文革中的言论忏悔。但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大家说忏悔通常是因为有罪。有罪才会忏悔。一没杀人二没放火我怎么有罪呢，人无完人，而我至少比很多人要好，干吗要忏悔呢？更严重的问题是向谁忏悔呢？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思想启蒙和对自由的渴望，曾经发出过很多声音，但你发现最后往往都走不下去。问题就出在没有信仰，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是有公义的，是有一个创造者、审判者和救赎者的。那么善和恶怎么能分得开呢，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谁有胆子敢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可是既然没有绝对正确，谁又敢说共产党的独裁是绝对错误的呢？我们往往肯定后者，却不敢肯定前者。这就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使我们所主张的权利和自由，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完美的正当性。

任何是非善恶，最后都要指向你的信仰。生命的价值，其实是超乎你的逻辑理性之上的。休谟曾说，逻辑的背后是逻辑，价值的背后是价值。意思是价值是不可能用逻辑推导出来的。你如果找不到超乎逻辑理性之上的价值，那么一切都没有价值。所以任何事情只要是和生命有关的，最后都要指向你的信仰。

很多年来，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希望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希望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你还会继续追问，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天赋人权那个天在哪里？比如说，假如历史是进化的。进化的意思就是不平等的。比如我长得比你漂亮，凭什么说我们是平等的？凭什么说在不平等的事实背后有一个平等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平等的假设？于是我慢慢感到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只是一个关于价值的个人偏好系统，而不是价值本身。它不能安抚我的内心，甚至不能支撑我长久地走在我所相信的渴望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当然更不能帮助我像我心里愿意的那样去爱我的妻子。因此我一直在寻求信仰的路上。也许很多琐碎的事把你暂时填满了，你就似乎不需要信仰。但午夜也会梦回，话说多了也会沉默，人在独处的时候，就是上帝给你机会的时候。我的老家有句话叫“久走夜路遇到鬼”，我是久走夜路遇到神。遇见了你就知道自己的内心，并不是精神力量的源头，更不是公义的源头。你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那里面不可能流出过于美好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有限性和他的罪性。我常常对此感到一种彻底的绝望。

 

多维：我知道你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但我不知道你怎么会信教。我想问的是，进入宗教以后，对你的写作和政治上的追求，有什么影响？

王怡：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原点，就是生命本身。我虽然一直在写作和追求，但我知道我的心灵是沉在深渊当中的。有个朋友曾问我，你有没有周期性的陷入彻底绝望的时候。我说，当然有。信仰就是看到了你的有限性，看到了你在真理面前的偏离。自由主义者都认识到政治的有限性，所以才需要宪政。作家一般也都能认识到语言的有限性。但我们对人本身的一个整体上的有限性，那种对美好事物的无能为力，却往往羞于承认，总想掩饰。

但仅仅认识到这种有限性，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心理安慰，直到你要看到拯救的道路。比如说我读保罗的《罗马书》，保罗说我的心里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比如我说明天就要做好事，明天就要戒烟戒酒，明天起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人的话语没有自我实现、自我约束的能力，话语就是话语而已。你有犯罪的自由，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你想犯罪的时候总是方便的。但你不知道你怎么才能不犯罪。

我从去年开始，将近一年的时间读《圣经》。在04年底中宣部有一个禁令，不许我发表文章。我很感谢这个禁令。它让我回到了开始公共写作之前的那种自省的经历中。我读了一年的《圣经》。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敬拜。那个过程中我很惊讶的发现，我的生命中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但居然从来没有为这些东西说过一句谢谢。因为不知道是谁给的，就不知道向谁感恩，久而久之就以为天下真的是自己打下来的。就像我们常说“天才”，往往带着一种骄傲，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刚才说如果真的是从父母那里与生俱来的，那我们和那些与生俱无的人相比，我们凭什么要和他平等呢？反过来如果真的是“天才”，“天赋”，这个天就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如果有人借给我们一块钱，我们要说一声谢谢。那么我们这辈子要向做了好事不留名的那一位，该说多少句谢谢呢。我参加教会的聚会和敬拜，终于懂得了感恩，并且发现，感恩是一件多少快乐的事。

 

理性是一种真理。但还有一种真理就是启示的真理。前者是鼓励一个人不断地朝上走，鼓励人不断地去探求。后来你发现你永远也走不到终点的时候，另外一条路就敞开了。那就是启示的路。神的话语向我们敞开。我在读《圣经》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这是神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超过了一切人的话语和写作。

有关《圣经》的阅读，我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我曾经也像你说的那样，相信有一个泛泛的神明，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就和孔子一样“存而不论”了。我曾经对余杰说，我不会信基督教的。要我信基督教有几个大障碍。因为我对理性的那种自负和万般的爱惜，是轻易放不下来的。

去年4月份的时候，我有了另一个经历。我爬在书架上拿最高一层的书，一下子从梯子上摔下来了。我就躺在地上，起不来。那一刻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开口祷告。我当时说，神啊，如果你在，就请你证明。因为《圣经》上说，没有神的许可，连一片叶子也不会掉下来的。没有神的许可，我也不会从梯子上摔下来。我由此看到一切历史当中的意义，不是人赋予的意义，而是神给出的意义。这种意义使我们的生命不再受偶然性的威胁。我最后唱了在教会里学的赞美诗。书架意味着人的理性的阶梯，爬上去，意味着人向高处的攀登和寻求。可我从上面实实在在的摔下来的那一刻，我觉得上帝的话语也实实在在的临到了我。我内心的骄傲完全没有了。那时人非常软弱。软弱使人变空。而人一变空，就能够接受光，接受来自神的启示。有过这样一个改变之后，我再读《圣经》，非常奇妙的就不一样了。以前我读《旧约》，觉得耶和华是个凶残的主宰，对人的罪过一点都不宽恕。而基督才是爱的化身。但那次经历之后，我读出了《旧约》中耶和华对罪人的恒久忍耐，读得满面泪流。

还有一次经历，我去瑞典开会。当时我跟陈迈平坐海轮到赫尔辛基去。以前从来没坐过海轮。记得是晚上11－12点的时候，由于纬度高，还像黄昏一样。风很大。大甲板上在下雨，没有其他人，就我一个。我当时靠在船舷，突然感觉到生命中有一种黑暗的、毁灭的东西涌现出来。我感到非常恐惧，有一种很强烈的想跳下去的冲动，跳下去就进入无限了，就和永恒有分了。哪怕是无限的黑暗和永恒的毁灭。可是永恒本身的诱惑太大了，你甚至不太在乎那是光明还是黑暗。就像有人说，不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我甚至没有信心能够克服这样的冲动。就慌忙离开了船舷。那一刻，你真的觉得你不是自己的主人。我看到了一个眼睛看得见的浩瀚，我觉得自己被另外那个眼睛看不见的浩瀚征服了。我看着大海，有非常强烈的感动。于是我靠在那里哭了起来，对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也许很难感觉到人心彻底软下去的那一刻。那一刻，神因为你的骄傲而向你隐藏起来的启示就显现了。我当时就在甲板上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对上帝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和忏悔我的罪。我要来到你面前，奉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

但我下了甲板后，回到那种灯红酒绿的世界中，我又立即变得不确定了。我甚至在心里否定了我刚才的祷告，我对自己说还是要谨慎一点，就像一种自我审查，说还要考验一下。其实不是考验自己，而是信心不足，就去试探神。后来我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反复。

 

多维：这样的冥想，是你从小就有的？

王怡：应该是吧。儒家说的慎独嘛。

多维：记忆中，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冥想的？

王怡：很早。因为我是独子。那时候几乎还没有独生子女。我经常在家里独处。因为父母是双职工，白天上班，有时候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当时大概5－6岁吧。我在家里冥想，还自己跟自己说话。有时同时扮演几个角色来自说自话。就像我们如果不知道有神，就会造千奇百怪的偶像出来，然后向他说话。

多维：你还能记得说了些什么话？

王怡：那我记不得了。但那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我从窗户里看着外面的世界，看外面的小朋友在玩，感觉像是坐监狱一般。因为窗户是铁栏栅的，的确很像监狱。

多维：你所在的家庭教会里面，大都是知识分子么？

王怡：知识分子是居多，也有商人，有做企业的。有教师，艺术家，画家等，也有学生。

多维：你们除了谈论信仰之外，还谈其它话题么？

王怡：基督徒的主日聚会不是谈论，而是倾听和学习圣经的话语，查读《圣经》，做祷告。聚会中不会谈论其它话题。因为这一天是奉献给你所相信的那一位的，对我来说，我在尘世当中一周只有六天。

 

和布什会面是弟兄般感觉

 

多维：在白宫跟布什会面时，你感觉是在跟一个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教会里的兄弟，还是跟一个异国首脑、一个有权力的人物在一起？

王怡：我的确有一种弟兄般的感觉。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我们相信藉着圣灵，圣徒相通。去白宫之前，我也见过另外一些美国的政要。对这些年来美国基督教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崛起，印象很深。我见到的这些议员和官员，都是很虔诚、也很谦卑的基督徒。白宫会面时总统的主要班底基本上都在。除了布什，还有切尼。除了赖斯和防长，其他人都在。

多维：你们主要的话题是什么？

王怡：主要是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参与维权活动的个人经历。布什总统显然对共产党统治下的基督徒的信仰很好奇，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情况很关心。布什对我们在一个无神论国家里接受基督信仰很感兴趣。他问了很多我们如何成为基督徒的个人见证。我们跟他交流了彼此信仰上的经历。也谈了中国的宗教自由以及其他人权问题。白宫原定半个小时会见时间，后来延长到一个小时。

多维：布什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跟你们谈话的？

王怡：会面前半小时我们被告知，布什希望这是一次基督徒之间的会面。他们临时把见面地点改在白宫的总统私人住宅，而不是椭圆形办公室。当然，我猜想这也有中共发出强烈抗议的因素。最后，我们一起祷告，按照布什班底在白宫开会的习惯，站起来手拉手，由布什为中国的基督徒和中国政府、中国人的自由做了一个祷告。

 

多维：你觉得这次会见以后，将使中国的家庭教会获得更大的发展，还是遭到更大的挫折？

王怡：我相信会预示一个更大的发展和显现。白宫和布什也是想籍此向中国政府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对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的强烈关注。布什告诉我们，他以前和江泽民、胡锦涛见面时，曾和他们分享过他自己的信仰经历。当然你可以想象，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心灵交流。彼此谈不下去的。我们作为来自中国的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和作为一个地上君王的布什，能够进行一种真正平等的交流，是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信仰，同在基督里面，能分享彼此的见证。比如对爱和马丁路德金的道路的强调。中国的民主运动，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对专制者的恨所左右。从当年的民主墙，到后来的89运动，到98年组党事件。我们看到往往到了最后，相互的仇恨和对抗就压倒了当初的理想。这些年来，我看到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就是民主的梦想并不能拯救追求民主的人。基督徒的信念是不同的，我们追随基督的道路，就是从爱出发，从爱出发是因为自己有罪，而不是自以为自己怀抱着公义。尽管这很难，我在任何时候都不敢说自己做得到。但我做不到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做不到。知道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人性的罪在我身上掌权。对基督徒来说，非暴力不是策略，而是生命本身的要求，是无条件的。哪怕非暴力会导致专制时代延长一百年，那就延长一百年。基督徒也看自由民主是好的，是值得追求的一种爱邻人的善行。但基督徒不把这世上的结局当作最高的目标。因为一切结局都在上帝手中。所以非暴力是一个绝对的命令，上帝在基督里的命令。而不是一种世俗政治的选择和权衡。

会面时我们双方都多次提到马丁路德金。我个人希望马丁路德金式的道路，民权运动的道路，而不是民主革命的道路，会成为未来的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转机和方向。基督徒要走的是最难的一条路，也就是彰显爱的力量、而不是彰显拳头的力量的道路。这是一条被掌权者轻慢的道路，甚至也是一条被世人耻笑的道路。愿我所信的赐给我走下去的勇气。

我个人认为，美国总统向中国政府释放的，是一种善意。至于中国政府如何理解，那是另外一回事。由于这个政府和政党除了对权力的贪婪，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信仰，所以他把一切力量都看作是政治的力量，是敌对的和阴谋的力量。那就有可能把这次会见，看作是一次充满敌意的表示。那么我们也好，家庭教会也好，也可能因此受到报复和反弹。

 

多维：你刚才说要走马丁路德金的道路，是不是意味着，宗教的自由可以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

王怡：我相信是这样。在我的理解里面，宗教信仰是第一位的宪法自由。在宪政制度里面，必须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才会有言论自由和其它自由。这次会面的意义，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异议作家和维权人士，寻求的是美国在世俗制度的层面对保障宗教自由的支持，白宫则表达了这种支持。但我们并不是来寻求美国对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支持的。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信仰，也不符合美国政教分离的宪政体制。

我们见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06年的国家战略报告，他们在里面就把信仰的自由，称之为第一自由。美国虽然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一样也要处理价值上的关系。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本质，就是信仰自由的反面。共产党的统治，依靠其背后的某种意识形态，那其实也是一种观念的信仰体系。共产党以此来支撑他的统治合法性。到了今天，对他来说，基本上就是靠一套谎言来统治。自由的理念当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宗教信仰的自由。那就是不同人的不同信仰，当然也包括无神论者。在信仰自由的前提之下，组成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国家，或者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自由人的合作社。世俗国家的本质是暴力的强制，所以国家和信仰没有关系，意思是任何信仰都不可能被强制。任何信仰都只能以文明的、和平的方式去彼此竞争，在竞争中真理终究会呈现出来。任何人对自己的信仰如果是真诚的，就应该有这样的起码的信心。因为如果这世上有真理，真理就必将获胜，必在历史中掌权。不会掌权的还叫真理吗。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耐烦了，有使用强制力的冲动，那么他的信仰可能就是虚假的，他根本不相信他所信的是真理。他的真理是一个残疾人，需要他去帮忙。或者是软弱的，对自己所信的缺乏信心。虽然缺乏信心总是我们的常态。人就是这么可怜。

 

多维：照你这么说，你说的那些处于零星的、孤岛状态的家庭教会，将来就有可能联成一片了？

王怡：如果从联络的角度来说，我相信将来会是如此，联成一片。但从组织的角度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新教的特点，跟罗马天主教不一样。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教会和信仰系统，也不将一个统一的教会系统当作信徒得到救赎的一部分。所以新教的教派很多。等到全都浮在水面上之后，彼此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当然就会很多。就像这个大学和那个大学一样。那样联成一片后，能够对世俗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能够在真道上更加清晰、坚持和合一。当然也能够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变迁和道德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是对社会的仇恨心理和人心中的苦毒的化解，中国在未来一定会面临剧烈的政治转型，而教会所传扬的爱和福音的声音，如果在其中显得太小太弱。在我看来这样的政治转型可能就是危险的，也是值得同情的。

我从1982年就开始看世界杯，除了1990年在秦城监狱中错过了一届，其他的国际大赛——世界杯、美洲杯和欧锦赛——只要国内转播，我会尽量争取一场不拉地全程跟踪。没有世界大赛，我看英超、意甲、西甲和殴冠杯、解放杯、丰田杯的电视转播。

在大陆乏味的电视节目中，每个周末的顶级足球是唯一令我兴奋的娱乐。

1986年世界杯给我的记忆中最深，那届世界杯上有我追喜欢的球星马拉多纳和普拉蒂尼。马拉多纳是前无古人的足球天才，他上演了从中场拿球连过五名防守队员的经典进球，他在率领阿根廷队夺得大力神杯的同时，也使足球艺术达到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普拉蒂尼率领的法国队也把拉丁足球推向高峰，只可惜普拉蒂尼罚失关键点球，使这支最具观赏性的球队无缘于决赛，拉丁足球的辉煌从此沉寂。好在十二年后，又有齐达内这样的魔幻中场球员的出现，又有年轻的最佳前锋亨利（英超最佳射手）和特雷泽盖（意甲最佳射手）的黄金搭档，使拉丁足球再现辉煌——1998世界杯和2000欧锦赛的双冠王。

但与那些狂热的球迷比起来，我只能算业余球迷。因为：其一，我不喜欢足球引发的节日化狂欢，不喜欢把足球作为现代图腾加以宗教式的崇拜，更不习惯万众欢腾的群体氛围，很少有去现场看球的冲动。在我看来，越是狂热就越让人无法欣赏足球艺术的精妙和球星们的高超表演。98年世界杯法国队夺冠后，百万人涌向凯旋门的宏大场面，2002年世界杯韩国队晋级十六强之后，整个韩国翻腾着的红色海洋，都让我对民族主义魔咒附体的人群产生一种怪诞的感觉：群体一旦陷于癫狂，其力量是何等的强大和可怕。这样的群体，既可能成就历史大事件，更可能带来人类大灾难。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偏好，我不想牵强地把由足球带来的群体狂欢政治化，我并不反对那些喜欢群体狂欢和现场宣泄的人们。只要没有足球流氓的暴力破坏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蓄意煽动，群体狂欢毕竟给亿万人带来了无数个幸福的90分钟，谁也无权蔑视普通人对此种享受追求甚至陶醉。

其二，我喜欢足球没有国界，只想看高水平的比赛和欣赏卓越的足球艺术。无论哪个国家的足球，难看就是难看，决不会因爱国而变得赏心悦目。作为中国人，我不喜欢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的水平之差、制度之僵硬、球员素质之低和绿茵黑幕之普遍，不但无法给我观赏的愉悦，而且其中的人性堕落令我恶心。所以，我从来不看国内甲A联赛，亚洲杯也很少看，甚至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也仅仅是看新闻。甚至，中国队打进2002年世界杯32强，中国球迷的狂热和御用媒体的煽动，也没有让我激动起来。事实上，中国队在2002年世界杯上的表现，仍然一如既往地丑陋。中国的足球体制也像整个制度的僵化和堕落一样，无法为足球的进步和球员素质的培育提供制度的保障和激励，反而成为葬送人才和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的工具。

无论在任何国家举办世界大赛，只要有狭隘而癫狂的民族主义作祟，就都可能制造出最为丑陋的体育丑闻，2002年世界杯即是足球史上最丑陋的大赛。

2002年日韩世界杯上，铺天盖地的红海洋中，凭着主办国的地利，韩国人打进四强。而正在进行的德国世界杯上，打进32强的亚洲队，沙特、伊朗、日本早早出局，唯一有希望打进十六强的韩国队，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中也黯然出局。至此，四支亚洲队在小组赛中全军覆没。

也许，踏上德国土地的韩国人仍然沉浸在02年的辉煌记忆中，每有韩国队的比赛，看台上的红海洋完全淹没了其他色彩。所以，畸形的“大韩民族主义”使韩国人无法忍受在小组赛上就被淘汰。当瑞士队打进第二个进球之后，失态的韩国队球员围住主裁判埃利森多理论，而现场录像显示主裁判的判罚毫无问题。终场哨声响起，看台上的红海洋变成了沮丧的泪水，红色的呐喊和锣鼓变成了喋喋不休的抱怨：裁判不公。韩国队主教练艾德沃卡在赛后也同样抱怨裁判不公。

然而，韩国人恰恰忘记了，如果不是在前一场法国队与韩国队那场的明显误判，韩国队不可能幸运地逼平法国队而获得1分。那次明显的误判出现在上半场第31分钟：齐达内左侧开出角球，皮球传至门前，维埃拉抢前点甩头攻门，皮球重重砸地后被韩国门将李云在从球门内单掌拨出。法国队的多名球员同时高举手臂，向裁判示意皮球越过了门线，但边裁和主裁都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而反复重放的电视录像清晰地显示出，李云在的手碰到皮球的瞬间，皮球的整体已经越过门线，李云在整条胳臂也在门线里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太明显的误判。

输掉与瑞士的最后一场小组赛，看台上的红海洋和球场上的红魔队对裁判的抱怨，不能不让我想起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那届世界杯之所以成为足球史上的持久话题，绝非因为出人意料的冷门迭爆，而是因为足球黑哨的丑陋。在那届丑陋得前所未有的世界杯的背后，是更为丑陋的足球政治和民族主义狂热。

回想日韩世界杯，几乎想不起什么精彩的场次和球星的表演，倒是裁判的丑陋给我留下最深的记忆。小组赛上劣质裁判的多次致命误判，已经令人厌恶，但对韩国队打进十六强，我还是为之欢呼，因为韩国人在小组赛上踢得的确不错。然而，从八分之一决赛开始后，尽管韩国队创造了接连打进八强和四强的“奇迹”，但随着意大利和西班牙被黑哨吹出世界杯，种种丑陋已经让人不忍目睹。

首先，执法世界足坛最高赛事的裁判是丑陋的，那么英俊的意大利蓝衣军团居然在四场比赛中被吹掉四个好球。特别是意大利对韩国的进八强之战，在短短的加时赛中，那个厄瓜多尔裁判莫雷诺居然两次误判，先是吹出托蒂的红牌，接着吹掉了意大利的一个绝佳进球，最后韩国队安贞焕的一记进球，把意大利人送回老家。

接着，在韩国对西班牙的进四强之战中，斗牛士踢得韩国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但那个埃及裁判甘杜尔吹掉了西班牙的两个好球，最后在点球大战中韩国队胜出。

在大陆球迷评出的世界十大黑哨中，甘杜尔位居第三，莫雷诺位居第一。

其次，挑选这些丑陋裁判的国际足联是丑陋的。国际足联居然让几位毫无国际大赛经验的小国裁判出现在世界顶级足球大赛上。正是这些劣质裁判直接造成了足球盛会的丑陋。靠利诱来拉拢足球弱国而连任主席的布拉特更是面目狰狞，布拉特借助手中的足球权力，既教训了向其权力挑战的欧洲人，又还了主办国一个天大人情。国际足联已经由世界足坛的组织者仲裁者变成了以权谋私的腐败大本营。

最后，红色海洋的韩国是丑陋的，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制造了足球史上最大的黑幕及冤案。当韩国的老板为所有员工买来红背心之时，当韩国光州的所有中小学为了韩西大战而全部放假之时，特别是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韩国人的群体狂欢场面之时，看到金大中总统和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准相互拥抱庆贺“胜利”之时，这个大韩民族的面孔已经畸形得猥亵而狰狞。

狂热、狭隘、功利的民族主义和内幕交易，在把球技平平的韩国队送进四强的同时，也葬送了2002年世界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陪葬还只是个案，关键是葬送了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和诚实无欺的人性底线。身为国际足联副主席的韩国人郑梦准，在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前的关键时刻，背叛盟友而倒向被丑闻缠身的布拉特，功利民族主义和权力交易就已经为那届世界杯准备好了黑哨，为爆发户般的足球小人准备好了投桃报李的肮脏答谢，也为郑梦准本人准备好了谋求更大权力的民族主义资本。

所以，当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被黑哨所害之后，无辜受害者愤怒了，球迷们愤怒了，马拉多纳、贝利、贝肯鲍尔等足坛命宿愤怒了。因为受害者都是已经把韩国队踢败的优秀球队，而得益者都是东道主韩国队。

在韩国，作为一国足球之母体的国内联赛不受重视，而国家足球队却受到韩国政府和整个社会的过渡宠爱和优待。这种高度民族主义化的体育，即便能够靠政府和民意的喂养创造出骄人的成绩，也无法培育健全的体育精神（特别是公平竞争的意识）和民族精神，而只能是民族主义政治的愚民工具，也只能生出扭曲的人性和畸形的民族狂热，而这种狂热又恰恰是独裁者摆脱合法性危机的最后避难所。

什么叫韩国人的意志顽强？什么叫韩国的光荣和亚洲的荣誉？当竞技体育的基本公正被出卖之后，当韩国人只为自己的丑陋胜利欢呼而全无内疚之时，意志顽强不过是恬不知耻。当某些亚洲人以韩国为荣之时，这样的荣誉不过是拿屁股当脸。

2002年世界杯，韩国足球腾飞了，而韩国人堕落了；民族虚荣满足了膨胀了，世界杯空虚了腐烂了；赢得了四强的韩国，却输掉了长远的民族的信誉；从黑幕交易中受益的布拉特以及国际足联和郑梦准以及大韩民族，却亵渎了人类道义和民族良知——为了个人私利和本民族狭隘的既得利益而公然践踏普世公正。

韩国队出局后，韩国《日刊体育》炮轰没有错判的主裁判埃利森多说：“裁判偷走了我们的胜利！”然而，这样强词夺理的炮轰，有没有想到四年前韩国队被黑哨吹进四强。那时，整个韩国是红魔乱舞而毫无自省。

被共产主义红魔劫持的北韩是丑陋的，被民族主义红魔劫持的南韩同样丑陋。近年来，韩国人的民族主义已经进入走火入魔的地步，不断地制造出世界性丑闻：

1，2002年世界杯上的红海洋所掀起的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已经制造了足球史上最丑陋的一届世界杯，可称为“体育造假”的典型。然而，韩国人至今仍然把这届世界杯视为大韩民族的辉煌。

2，向暴君加无赖金正日献媚的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他的平壤行制造出重大的黑金丑闻。与暴君的握手使金大中戴上诺贝尔和平奖光环，却让现代集团峨山公司的董事长郑梦宪付出自杀身亡的惨烈代价，可称为“政治造假”。然而，已经下台的金大中仍然矢志不渝地向金正日献媚。同时，这种民族主义红魔发展到颠倒是非善恶的程度：在许多南韩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眼中，仅仅因为是异族，美国这个昔日的恩人和现在的南韩安全的保障者，正在变成邪恶霸权的代名词。而仅仅因为同族，北韩这个昔日的入侵者和现在的南韩安全的最大威胁者，却正在变成亲人。金正日近年来频频向国际社会玩弄“核讹诈”游戏，显然与韩国的反美情绪

3，韩国著名科学家黄禹锡曾因其在克隆领域的成就，而被韩国政府封为“国家首席科学家”，也被狂热的民族主义视为“民族英雄”和“国之瑰宝”。然而，这位民族英雄兼首席科学家却制造出欺骗过全世界的弥天大谎，是典型的“科学造假”。但即便黄禹锡造假丑闻大曝光之后，仍然有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秉烛夜游”，发誓要力挺“民族英雄”到底。

在此意义上，本届世界杯上韩国队被挡在十六强之外，既是技不如人的必然，也很有点“造假必遭天谴”的意味。

无论如何，世界杯上的天谴，至多是对民族虚荣心的打击，还不至于造成多么严重的现实灾难。现在，如果韩国仍然拿民族主义向美国示威、向暴君金正日献媚，使北韩的“核讹诈”变成丧心病狂的“核试验”，很可能制造出南北关系上的“天谴”，那就不仅是韩国、也将是整个亚洲的灾难。

2006年4月24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警察是高危险的职业，需要在第一时间内妥善处理公共事件，有效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广东恩平市的特大恶性凶杀案（《民主与法制》）中，警察徒手出警，见场面难以应付时又返回取枪，对被害人一家四口的死亡是负有责任的。问题的关键是：在处理恶性治安事件时，警察应否随身佩带枪支？在已赶到犯罪现场后，警察能否以“取枪”为由擅离现场？对警察而言，合格的专业素质和起码的职业道德都是入此行所必须具备的。恩平两警察的这次出警实在是有些离谱了。在通常状态下，我们更应当假设的是：如果警察随身佩了枪，在这种情形下他应当如何使用他的枪？

在广东恩平市的凶杀案中，犯罪嫌疑人的疯狂和残忍很容易让公众将舆论诉求集中于警察的开枪。但这种诉求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很多时候，警察应如何使用枪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是否“敢于开枪”的“果断”问题。权衡开枪的理由，判断开枪的时机，选择开枪的部位，考虑开枪的后果，这都需要警察在具体情境中给予迅速和综合的把握。警察开枪的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制止犯罪。但这一行为从原则上不能剥夺犯罪嫌疑人接受公正审判和依法被定罪量刑的权利；更不能成为对无罪公民的生命安全的潜在威胁。世界上最难以把握和最容易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的莫过于“自由裁量”的权力，而警察的开枪权就是这样一种权力，它的生效只是一瞬间的事，但后果确是严重和致命的。警察的“自由裁量”若不能以良好的职业培训作基础，若没有一套完整的审查程序加以制约，若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与之相辅，当然容易产生从无辜者受害到逞凶者肆虐等一系列问题。

在这方面，美国警察有一些比较完善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在美国警察局的政策当中，对一些具体情境下应当如何作出反应、以及必须避免何种反应，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这样，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就有严格的程序可供遵循，例如不能向开动着的车开枪等，受过严格训练的警察可在下意识间做到依程序办事，完善的程序对于自己能够免因犯错而受追究已构成了有效的保护。

警察有效使用武器，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是警察的必要权力，但这种权力必须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前提。只要对公民权利构成损害，无论是不作为还是任意妄为，事后都必须对当事人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就警民间的互动而言，梁家的行政起诉不论结果如何，对警察如何使用武器，以及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都是一种有益的教育。


　男人都是贱货，谁给他风流快活、荣华富贵，他就赖在谁的身边。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一部电影中女主人公的台词。刚听到时，眼前一亮，觉着说出了目前某些男人的现实状况。
　　在现实里，有些男人见色忘友，甚至见色害友，有些男人见利忘义，见钱眼开，不择手段去追求风流快活和荣华富贵，在我看来，他们真的是成了庸俗不堪的贱货或俗物。真可谓：熙来攘往，如春登台，天下人, 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
　　他们唯独忘记的是对真理、公理的捍卫、追求和抵达，忘记了去爱，忘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有个学生说：“我真想视名利为粪土，可妈妈说，这样的精神在这个社会是被鄙弃的，妈妈又说，当今这个社会，老实人会被饿死。”我叹息，难道这是个不需要道德和精神高度的社会？”
　　而我们的文化传统虽缺少民主和科学精神，却历来是道德至上，以德治国的，比如儒家所追求的成圣成贤，道家所追求的成真人成至性，佛家所追求的成佛成菩萨。曾几何时，这些道和德合一的精神追求，是我们民族的信仰精髓，而如今它们都跑到哪儿去了呢，又是什么信仰取代了它们？又是什么力量让男人们自甘沦为贱货？
　　“上天之德，好生为大；人君法天，爱人为本。四海之广，非一人所能独治，必任贤择能，相与共治，各尽其道 为民造福。”这话是古代一皇帝说的，不知道现在的人们或领导者读了有什么感想。无论为官的，还是做老百姓的，在做人和精神方面的追求上，我们到底是比古人进步还是退步了？
　　当面对这些，是谁让我们陷入了无奈和一声叹息？假如抛开这些不管，我们的精神面貌离现代性还有多远？在经济接近现代化后，我们如何才可更快的步入精神的现代化？

　　佛家云:青青翠竹,皆为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假如男人都活成一个一个的贱货，我不知道是男人们的悲哀，还是这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