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有道对无道:西方的人权理念遇上了中国的黑道

这个月中国发生的几起人权受侵害的案件表明,中国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趋势正在成为这个古老国家改进人权的最大障碍。

中国人在国内被压迫得无处申诉──政府是党的机构,媒体是党的喉舌,能够生存且在政府那里说得上话的“非政府组织”,比如工会、妇联等,也无非是“以非政府组织名义出现的政府机构”罢了。于是中国人就只能指望在国际社会关注下,中国政府出于“面子”考虑稍稍收敛其政治暴行,从而使中国人多少获得一点活动空间,“和平理性地与政府对话”,以求人权获得“寸积铢累”的进步。

应该说,国际社会从去年开始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这一变化始于欧洲政局的变化,自德国新政府主动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以后,关注中国人权总算又提上了欧盟的议事日程。从5月份美国总统布什接见中国三位异议人士以来,近两个月一些西方国家也紧随其后,陆续会见中国的异议人士。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还公开宣布,欧盟将通过一个达1.42亿欧元预算的项目(约1.6亿美元),用于帮助那些还没有民主化的国家。

而中国政府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关注。6月8日,三峡移民维权人士付先财因为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而受到当地警方传唤,在传唤结束后回家的路上遭到不明身份暴徒的袭击,被殴成重伤,现肩部以下瘫痪,且未得到及时救治。而且据付先财讲述,此前一年多时间里,付先财曾多次遭此类骚扰和威胁,有时候警察亦直接介入此类暴行──妙就妙在暴徒的“身份不明”,与近几年异议人士屡次遭受“不明身份的暴徒”袭击的情况如出一辙。

指使“身份不明的暴徒”袭击异议人士,对中国政府来说至少有如下两点好处:

第一,中国当局除了承诺将追查这些“不明身份的暴徒”之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就算舆论猜疑这些暴徒受到政府指使,证据何在?国际社会就算群情汹汹,总不能逼迫中国政府为这些“不明身份的暴徒”承担法律责任吧?而且这种承诺只限于在国际社会关注的案例里,如付先财案例;如果只有本国人士关注的案例,政府连这种承诺也干脆免了,比如郭飞雄在太石村维权中数度被殴打,政府什么时候承诺过要“追查凶手”呢?

第二,藉助黑社会势力的介入,可以极大地造成对异议人士的心理压力。对于异议人士来说,支撑他们奋斗抗争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治使命感,对于来自政府的压力,他们知道施暴方是谁,而且也知道政府出于自尊,必须要设置一道底线,否则就彻底堕落为萨达姆之流。而黑社会势力的行动却无需考虑底线,什么手段能够增加受害者的恐惧感,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什么手段。异议人士中的勇者可以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但一旦牵涉到家人安危,勇者也会踌躇再三。

这种做法较之萨达姆、金正日要高明得多。萨达姆政权动辄对批评者施以割舌之刑,弄得自己在国际社会臭名昭著。而正在标榜自己颇具“大国风范”、日益文明进步的中国政府,至少目前还不想国际社会将其视为萨达姆同类。但只要将政府暴力转变为“不明身份的暴徒”的私人暴力,中国政府就可以像这次处理付先财事件一样,由外交部发言人出面说一番冠冕堂皇的官式语言,以塞国际舆论悠悠之口。而对于付先财本人的医治、惩治凶手之类,那就要看本政府高不高兴落到实处了。而国际社会的人权组织再有能耐,也不会愚痴到用道义标准去挞伐另一个国家的“不明身份的暴徒”。至于用经济制裁对付黑社会组织,更是闻所未闻。

笔者在2003年发表的“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一文中曾谈到,中国已经出现“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合法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几大趋势。在此情形下,用国际通行的人权、民主、自由价值理念去规范越来越乐于用黑道手法管理社会的中国当局,无异于缘木求鱼。

但爱护共产党与中国前途的人士应该想到,以黑社会方式治国,实非人间正道。除了激发矛盾、毒化社会之外,不会有其他的长远影响。

朱学渊:读《康正果:一些老家伙没被打死的后果》有感

正果兄很有个性,在纽约会上上台责问潘国平刘国凯等造反派:“你们知不知耻?”但这回读了他的回忆,原来他也有过一个“造反-逍遥”的转变,可是最后还是入了牢笼,关了三年,这就是共产党要缠你,你躲也躲不了的。他说“虽然当时我没有读过萨特的书,但已经提前进入了现代派”,我看“现代派”就是“精神造反派”。

再说我自己,我们原来在四川荣昌中学教书的华东师大毕业的“三学士”,和体育老师杨洪锦、徐启富(女)带了亲信学生刘长春、刘志华、陈德荣,组织了一个“红旗战斗队”远行串联,即如胡锦涛、万润南游山玩水,一路到了上海,我们就滞留不归,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接到小亲信们来信说杨洪锦被捕,徐启富揭发了我们许多鸡毛蒜皮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害怕了,就从上海到北京去打听消息(而已)。

在地质学院碰上几千四川造反派,又在西苑饭店(国务院招待所)里吃白食,见到了宜宾反李井泉的老干部刘结挺张西挺,又看了斗争了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的热闹,有一个重庆工人把他的军帽上的红星扯掉,我检起来,后来还给他。耿志刚好像是个大学生,长相很象高文谦,他对我说:“要说受压,我在部队里就是受压的,镇反抓人不找我,到北京开会,就让我来遭罪。”那时部队里知识分子吃不开,文革后耿志刚先当军长,后来好像还当过一阵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后来,杨洪锦出了狱,已经是五月分了,回四川时有中央文革撑腰,我们也没想干个啥,可是那些保皇派很可恶,老缠着我们,说我们是“牛鬼蛇神翻天”,还老把杨洪锦哥哥在台湾当空军,扯上与我们有关系……事情就愈闹愈大了,不可收拾了……但我们最后是以“收听敌台”入罪的。当然,各单位,各地区都有乱麻一般的问题,我说自己,就如康正果、耿志刚都只说自己一样。我想每个人都不要有“冤枉”的思想,共产党这个绞肉机,今天绞这个,明天绞那个,是天经地义,理由过程都无一相似,反抗的动机也人人不同。

再说,人的觉悟过程也都不一样,正果说“我把申诉材料扔在王力的怀里,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我看透了……”,林彪、邓小平也有自己的过程,连“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解放军也是一样的,林彪叛逃,解放军的思想也一起叛逃了。最可恶的算是不要脸的王光美薄一波,要是当初他们被毛泽东枪毙了,也就不会活着歌颂红太阳了。

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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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康正果:一些老家伙没被打死的后果──十二人文革记忆(六)》

康正果:文革开始之前,我曾是个大学生,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我根本不存在红和黑的问题。我是一九五七年念初中。我被认为是个表现不好的学生。我从来没有想去参加政治运动。初中二年级,父母把我寄放在祖父家里,读了许多古书,还有许多解放前出版的书籍。

我在大学期间,写了三十六本日记,其中有对“九评”的感想。后来被同学揭发出来后,我把日记烧了。但就是因为这件事,我于一九六五年,被学校开除,罪名是焚毁反动日记。当然,还有反动言论,那是校方在同学中调查的。被开除后,我被打发到砖瓦厂劳动。那个厂是公检法的下属。去劳动不算是判刑,而算就业,即劳改释放后,安置就业。

耶鲁大学资深中文教师康正果

文革开始时,我是个局外人,在一边看热闹。但我也关心文革。自从被开除后,我一直在找机会翻案。我不断上诉。文革发生对我来说,是个伸冤的机会。我不喜欢刘国凯,对文革抱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我没有这样的热情。我像社会渣滓,我的方向是要翻案。在工厂劳动时,周围大都是小偷流氓,我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一九六六年开始砸烂公检法。当时,在西安有许多上海人,乘机杀回上海。还有临时工要转正,也造反。我看到各种人,冲着造反,或者跟着造反,为的是借机改变自己的处境。我也混水摸鱼地上访了。我十二月底到北京上访,住在接待站里。那里有许多上访者,不少是五十年代受了冤屈的。

我非常认真地写了个上诉书。本来,我对革命书籍没有兴趣。除了古书,我读的都是欧洲哲学和文学,按着哲学史和文学史读。包括马克思的早期着作。但是,为了写一个合格的申诉材料,我学了毛的书,我使用那样的语言。我以为只要用语得当,就可以获得平反。一月一日,周总理接见公检法系统的人。中央文革的人在场,王力也在。我把申诉材料扔在王力的怀里,可是一直没有下文。

我到开除我的大学里去看大字报。我想看看那些把我开除的人,如今还有什么话说。可是,我看到的大字报却说,“校方包庇反动学生康正果”。天哪,那些开除我的人,被说成是“包庇”我的。可见,不管谁当权,我永远是“反动学生”。从此以后,我看透了,变成了一个逍遥派。

我后来就躲在家里看书,翻译俄国文学。我曾想翻译《日瓦戈医生》。

我是在报上看到批判勃列日涅夫的文章时,知道了此书。我写信给莫斯科大学,想要此书翻译。可是,信被截获。第二年,我被抓。

在做逍遥派期间,我过着真正的逍遥日子。我看了许多厂里同事们偷出的禁书,比如《金瓶梅》的原版,还看了许多中外名著。除了读书,我还有其它快乐事情。西安有许多地下舞会,也有许多交际花。在那段无政府状态的时间里,舞会和交际花全都出现了。我在《出中国记》的自传中,有几章专门写这段生活。我们跳舞,欣赏古典音乐。那段时间是我最快乐、最自由的时光。

现在想来,当时有许多人造反,是想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自己。可我却是完全立足于自我解放。虽然当时我没有读过萨特的书,但已经提前进入了现代派。我被抓后,关了三年。出来后,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妻子是在农村找的,是个农村妇女。

我现在对文革的看法,可能是其他人都没说过的。在我看来,历史上,前一代人所建立的文化,通常都是随着那代人的死去而消失的。比如欧洲,一战,二战,都是因为当时的人死去后,那样的文化消失了。

现在是二战后出生的人在当政,比如克林顿,小布什。

我想说的是,文革,被打死的人都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又正因为文革没有把那些老家伙全都打死,包括思想左倾的老知识分子,所以才导致今天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没有获得很大的进步。想想看,要是文革中所有死去的人依然全都健在的话,那么中国社会还要保守,还要糟糕。我觉得可惜的是,没有把所有的老家伙全打死,比如王震,薄一波等等。郭小川也一样,假如活下来会很左。如今,重要的是,每个个人,抢救自己的个人记忆。每个人都应该摆脱现在那种文革研究史,摆脱这样那样的争论。大家回到个人的经历中,谈自己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个人的经历,会对文革研究带来更加深化的成果。

仲维光: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对文革到六四历史时期的再思索

北京法院推迟对赵岩判决


【2006年6月25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道/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6月16号对前《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进行了秘密审判,根据常规,中国法院一般会在一个星期后作出判决,但法院星期五通知赵岩的律师,他们将推迟对赵岩的判决。记者打电话给赵岩的律师莫少平了解案情的最新进展, (录音)

2004年9月, 纽约时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准确预测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将放弃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不久之后, 担任该报纸北京分社研究员的赵岩于2004年9月17号被中国当局逮捕,理由是他泄露了国家机密,并指控他犯有欺诈罪,赵岩始终否认这些指控。2006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访美前, 中国政府于3月17号撤销了对赵岩的指控,但最近又重新起诉赵岩, 并于6月16号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岩进行秘密审判。 莫少平律师说, 中国有关当局对赵岩的两项指控没有足够证据, 所以撤回起诉, 后来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 又恢复了原来的两项指控, (录音)

《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记者赵岩是一个国内外著名的维权社会活动家。几年来,赵岩利用新闻舆论,为农民争取土地赔偿款,他于2004年五月才加入《纽约时报》驻京办事处工作,四个月后就遭到上海国安局人员的逮捕,罪名是”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莫少平律师说, 由于对赵岩的审判没有对外公开,他不能讨论案件的详细情况,他们正在等待7月25号的判决, (录音)

赵岩的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政府曾经游说中国释放赵岩,纽约的”人权观察”以及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也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赵岩。

 
 

 

郭罗基: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在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上的讲话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柏林

                             郭罗基

   
一九八九年以後,民主运动逐渐走向低潮。二零零三年,中国的大地上兴起维权运动,也为民主运动带来了生机。
   
维权运动是在民主运动多年经营的基础上发生的,民主运动为维权运动准备了道义资源和人才资源;民主运动又从维权运动获得助推力,维权运动则为民主运动扩大了活动空间和思维空间。
   
只有不民主的社会才会发生民主运动。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不民主社会,都会发生维权行动或维权运动。在民主的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了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六十年代发生了黑人民权运动,现在爆发的百万移民示威风潮也是维权运动。在不民主的中国,维权的行动更为频繁和普遍,仅二零零五年一年发生的群体性维权事件就达八万七千多起。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各有特点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但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从运动的诉求来说,民主运动是为了实现民主的理念,建立民主的制度。维权运动是为了保障切身的利益,抗议政府的侵权。
   
第二,从运动的主体来说,民主运动是群体的事业,任何个体无法实行民主。民主运动有一个内在的矛盾:运动的诉求是在全社会实行民主,但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全社会都来参与运动。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形成全民发动,因而在高潮过後走向低潮是不可避免的。一九八九年之後,坚持民主运动的旗帜不倒,这就是重大的贡献,为等待时机迎接下一个高潮准备了历史的连续性。
   
维权运动必须从个体出发。由于命运相关,形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进行群体抗争,例如失地农民群体,拆迁户群体,农民工讨薪群体,爱滋病、血友病受害者群体等等,最终维权的成果也必须落实到个体,不能落实到个体的维权运动是空虚的、无谓的。
   
维权就是为了获取,满足现实的利益要求。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追求的是全体的、长远的利益,对个体来说只能是奉献;如果在民主运动中追求个体的获取,必将发生腐败。
   
由于维权运动个体性的特点,而且是为了获取,不必强求奉献,任何个体随时可以加入,因此维权运动比民主运动具有更广泛的参与性。
   
第三,从运动的客体来说,民主运动作用的对象是政治制度,一切的努力都集中在变不民主的制度为民主的制度。维权运动作用的对象是政府行为,以改变政府行为来消除对自己有害的结果。在民主社会,没有必要改变政治制度,但针对政府行为的维权也是必要的。无论何时何地,人权、公民权的享有和实施,都必须靠自己来争取。在不民主的社会,维权运动虽然并不直接针对政治制度,但只有建立了民主制度才能保证维权有效。民主运动比维权运动具有更深刻的彻底性。从维权运动到民主运动是相通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出自共同的根源

   
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之所以相通,因为它们出自共同的根源:民主运动所反对的不民主制度就在于权力不可制约,维权运动所救济的对人权、公民权的侵犯也是来自权力不可制约。
   
用什么来制约权力?直接的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的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我这样说,大家听起来一定不知所云。英文的power and rights 译成中文是权力和权利,发音相同。中国人常常在概念上、思想上混淆 power and rights,相同的发音更是助长了这种混淆。问题是出在将 rights 误译成“权利”。“权利”的词义是强调“利”,意为有权享受的利益,例如盈利、红利、专利就是“权利”。这不是 rights 的原意。rights 强调的是“权”(《牛津词典》有关的释义为 authority to do sth),应当译成“利权”,意为保障利益之权。例如财产权、继承权就是“利权”。有财产而无财产权,财产没有保障。有遗产而无继承权,遗产不能继承。保障公民的利益之权就是公民权,保障人的利益之权就是人权。言论自由权、游行示威权、集会结社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虽然不是保障物质利益,同样都是保障公民和人的存在所必须的广义的利益。
   
将“权利”改成“利权”,我就可以说明权力和利权的关系了,否则,我说quan(2)li(4),你们不知道我说的是“权力”还是“权利”。
   
民主运动要实现民主的理念、建立民主的制度,维权运动要保障的切身的利益、抗议政府的侵权,根本问题都在于正确处理权力和利权的关系。
   
在皇权专制的制度下,权力有三个特征:第一,权力是不可转移的;第二,权力是不可分割的;第三,权力是不可制约的。人民没有利权可言,多少有一点利权是官方授予的。在权力和利权的关系上,是权力决定利权。民权官授,官权君授;那么,君权是哪里来的?据说“君权神授”。这是专制制度确立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当然前提。推翻了这个前提,将“君权神授”代之以“政权人授”,专制制度就转变为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权力和利权的关系颠倒过来了,是人民的利权产生政府的权力。因而,权力的三个特征完全相反:第一,权力是可以转移的;第二,权力是可以分割的;第三,权力是可以制约的。
   
辛亥革命以後,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实质上并没有触动深层的社会变革。其原因就在于革命的目的只是夺取权力,不是改变权力的特征。国民党和共产党先後建立的一党专权,专制权力的特征依然如故:党权是不可转移的;党权是不可分割的;党权是不可制约的。稍有一点变化,不过脱去龙袍换上了中山装,“党天下”代替了“家天下”。反思中国一百多年社会变革的道路,首先要变革的正是社会变革的方式。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中国的问题是要改剧本,不是换演员。暴力革命,夺取权力,只是换演员,没有改剧本。把蒋介石领衔的国民党演员全部赶下台,换了一批毛泽东领衔的共产党演员,结果还是上演一党专权的连续剧。相反,蒋经国这个演员没有换,但剧本改了,将国民党的一党专权改为多党竞争,结果台湾就从专制政治变为民主政治。所以,剧本非改不可,演员换不换都行。
   
在专制权力的三个特征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权力不可转移,但改变专制权力的特征必须从权力的制约入手。首先是以人民利权制约政府权力。受人民利权制约的政府权力才能加以分割;在权力分割的条件下,才能以权力制约权力;既然权力可以相互制约,不可转移的极权统治就结束了。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表面上看起来,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
行政权(国务院)、司法权(法院)也有分工,但一切之上还有太上党权。如果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完全分割,相对独立,太上党权就无容身之地了。政治改革改什么?就是要改权力的特征。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没有正确的提法,就像清朝末年和袁世凯的改革只是改“官制”,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是停留在“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等行政措施。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共同的战略方针就是以人民利权包围政府权力、制约政府权力,促成真正的政治改革,从而达到改变权力的特征,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这是一条不同于暴力革命、夺取权力的社会变革的新路。

                            呼应配合,齐头并进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既有不同点又有共同点。根据它们的不同点,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根据它们的共同点,又不能使两者分道扬镳。维权运动的参与者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为自己维权;另一部分是为别人维权,以维权为事业,例如民主社会中的各种NGO(非政府组织)和律师群体等等。在中国,民间社会不发达,民运人士大多投入了维权事业。同一个人既可以参与民主运动又可以参与维权运动,但在不同的运动中有不同的定位,不应造成角色错乱。
   
能不能说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转型?恐怕不能这样说。如果民主运动转型为维权运动,民主运动自身就消失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民主运动没有消失,仍然存在,而且正在重振旗鼓,我们这次柏林大会就是证明。再者,如果维权运动从民主运动转型而来,维权运动就必须接受民主运动的全部遗产。事实上不可能,拆迁户、农民工等等不会按照民主运动的纲领来采取自己的维权行动。
   
能不能说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集大成?也不能这样说。这种说法与上述转型说差不多,似乎更强调维权运动高于民主运动。从时间上来说,民主运动在先,维权运动在後,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後来者居上。维权运动发生的根据是公民利权意识的觉醒。民主运动发生的根据是反对政治不民主。正是民主运动多年不懈的斗争,才促成公民利权意识的觉醒;在公民利权觉醒的条件下进行维权,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并没有立即改变政治不民主的现实,民主运动不能放下武器,转移阵地。
   
有人主张将维权运动升级为政治运动,是否可取?不可取。如果将维权运动升级为政治运动,就不是维权运动了。对维权者强加政治诉求,同时增加了政治风险,将使许多人裹足不前。民主运动是政治运动,维权运动是非政治的人权运动。政治运动不能不反对政敌(不是仇敌)。人权运动是出于对人的关怀,即使是政敌,人权、公民权受到侵犯也应当为之辩护。政治运动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面对利益冲突。人权运动不只是维护自己的人权,也要维护别人的人权。维护自己的人权时,不以侵害别人的人权为报复,也不以剥夺别人的人权为补偿。人权运动的理想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结束冤冤相报复仇的历史。国际人权公约指出,任何煽动仇恨、鼓吹歧视的主张,应制定法律加以禁止。现在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还没有这样的法律。从维权运动到政治运动也不能称之为“升级”,人权运动才是体现人类的终极关怀。
   
既然维权运动不是政治运动,是不是维权就不能采用政治手段?倒也不是。一般来说,维权运动应采用法律手段。法律手段不够用了,怎么办?当然不能排除采用其他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舆论手段等等都可以采用。
    维权有两个层次:首先是维护法定利权,更进一步还要维护天然利权。什么是“天然利权” ?我们中国人又有一个对西方人权概念的错误翻译,natural rights 被翻译成“天赋人权”。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又来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观”了,据说“资产阶级人权观”首先认为人权是“天赋”的。其实,natural rights
毫无天赋的意思,是中国人自己加上去的,它的准确含义是“天然利权”。是人,就应有做人的利权,不证自明,天然如此。所以人权是天然利权,不是“天赋人权”,不是人以外或人以上的力量赋予的,而是人自身固有的。由法律规定的利权是公民权。规定公民权的根据正是人权。各国对公民权的规定并不一致,对公民权的规定是否合理必须以人权为准作出矫正。公民权也不可能穷尽人权的全部,因此不应当以法定利权代替天然利权。中国政府认为,人权是国内立法问题,这就是以法定利权代替了天然利权。
   
维权运动首先是维护法定利权,即公民权。上世纪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率领黑人队伍向华盛顿进军,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来向政府兑现一张支票。因为这张支票所开出的法定利权,公民并没有完全享受到。最後的结果,黑人争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的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大部分是空头支票,维权运动就是要使这张空头支票切实兑现。法定利权中包括政治利权,维护政治利权不能不采用政治手段。例如广东太石村的维权行动就是维护政治利权。
   
兑现法定利权,当然必须采用法律手段。但有时法律手段失灵,采用包括政治手段在内的其他手段,还是为了树立法律的权威,回到法律手段上来。而且,有的法律本身是恶法,不足以成为维权的手段,首先必须采用包括政治手段在内的其他手段反对恶法。反对恶法是要求以上位的法律来修改或废除下位的法律,并没有超越法治的边界。
   
更重要的是,法律手段并不能完全消除有害的结果,因为受侵犯的是超出法定利权的天然利权。上海有一批血友病患者,因使用了某厂家的血液制品而感染爱滋病和丙种肝炎,导致有人死亡。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法院的判决认为,厂家生产该种产品期间(现已停止生产)获得卫生部的批文,因而是合法的,不予赔偿。虽然是合法的生产,其後果害了人以至死了人,侵犯了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人人固有的生命权”。例如这样的个案,在法律范围内得不到救济,不能不采用除了法律之外的包括政治手段在内的其他手段,以维护人的天然利权。
   
维权运动即使采用了政治手段,仍然不是政治运动,因为它所针对的是具体的政府行为,不是根本的政治制度。
   
以上提到的一些说法和主张,有的企图将民主运动纳入维权运动,或者将维权运动又搞成民主运动,抹杀了两者的不同点。打仗的时候,高明的军事家总是将一支军队兵分两路,形成犄角夹击之势。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本来已经对中国政府形成犄角夹击之势,非要将两者合而为一,是很不明智的。另外一些人又忽视了两者的共同点,主张维权运动与民主运动保持距离,对民运人士避之唯恐不及。这是画地为牢,自我设限。总之,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彼此隔绝,必须呼应配合,齐头并进。

《动向》2006年6月号

丁林: 美国的"希望工程"

 刚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首先能够看到的两国差异,总是浮在最表面的东西。例如,当时中国读大学不要钱,而美国的大学需要相当昂贵的学费;又例如,当时中国学生的学科限定非常死,在美国修课却很灵活,你可以随意选读自己想上的课,也可以随意地转系和转专业。选课更是随便,只要交钱,就可以上一门课,专业不论。这些结合起来,美国大学好像更有了“学店”的味道,就是交钱买知识。
  
  
  贷款上学很普遍
  
  
  我们所在的佐治亚州,是美国落后地区。一百年前,整个州只有7所公立高中。这里穷人居多,收上来的税少,公共教育的经费也就少。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情况已经有所改观,整个州的公立中小学,早已实行了义务教育,并且覆盖了所有的适龄青少年。大学有了各种助学基金,建立在社会信用制度之上的学生贷款制,也很完善了。
  
  
  
  我们的一个朋友就是靠贷款读书的,她狠狠心贷了一大笔钱,上了一个在我们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似的船上大学。这个学校在一艘大轮船上,荡在海上的时候就上课,学习内容多为世界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上一段课就停泊在某一个国家。结合课本知识,眼见为实。她因此去过上海,还见识了柏林墙的倒塌。现在她辛辛苦苦挣钱,连续还了几年的学生贷款还没还完,却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当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可是,也说明了学生贷款的普遍。
  
  
  
  尽管如此,佐治亚州的教育经费和美国其他地方相比,还是严重不足,尤其是大学的助学金少,也就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地区的前途。佐治亚的第79届州长米勒是个很实干的人,年轻时还当过几年的海军陆战队员。许多人认为,美国人的选举,严格按照党派归属作选择,其实并不见得。佐治亚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保守州,料想应该是偏保守的共和党占了天时地利。其实到了选举的时候,老百姓一人一票的选择,总是非常现实:谁能更好地替这里的百姓谋福利,就投谁的票。米勒是一个民主党人,由于他的政绩,在佐治亚这个保守州,整整当了8年的州长,退休时还拥有85%的民众支持率,并且很快又被选为代表佐治亚州的两名联邦参议员之一。
  
  
  彩票启动教育基金
  
  
  米勒州长始终认为,要根本改变佐治亚州的面貌,只有从教育着手,惟有教育是未来的希望,可是,上哪儿去弄钱呢?他苦思冥想着,慢慢地,一项计划逐渐形成。1991年1月14日,米勒州长向州议会提出了一项惊人提案,建议对佐治亚州的州宪法增加一项修正案,修正对彩票的禁令,开放彩票,将彩票收入的利润,百分之百地用于教育,包括建立一项名为“希望”的基金,为大学生提供助学金。
  
  
  这项提案在佐治亚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以为美国人“开放”得不得了,到处都是赌场,其实远非如此。即使一些卖彩票的州,赌场仍然是被禁止的。至于该“开”还是该“禁”,它的决定权完全在民众手里。其根据就是美国的自治原则:每一个地方,由老百姓自己决定,他们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要有什么样的规则,要不要彩票赌场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样的决定,常常会引出一个州的全民公决。
  
  
  
  佐治亚是出了名的保守州,在保守的民众眼里,要发行彩票,那差不多就是开赌了,洪水猛兽都将随之而来。于是,整个州都沸腾起来,进行了少有的全州大辩论。尤其在州众议院以126比51票通过,州参议院以47比9票通过,还需要全州民众公决的时候,收音机里尽是辩论,公路两旁经常可以看到持有不同观点的两派广告,那是他们各自用募捐来的钱做的宣传。这在宁静的佐治亚是很罕见的现象。经过整整一年10个月的辩论,在1992年11月3日,最后以1146340票比1050674票的接近比数,非常悬乎地通过了发行彩票的州宪法修正案。回想起来,米勒州长确实很不容易,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关口。假如因此得罪了大多数选民,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头了。从民众几乎五五对峙的投票可以看到,这位州长为了筹措教育经费,究竟冒了怎样的风险。
  
  
  
  法案通过以后,佐治亚州并没有急急忙忙地开始卖彩票,而是在米勒州长的主持下,在此后的9个月里,设立了3个独立的彩票基金项目,希望助学基金会,对4岁学龄前儿童教育基金会,和专业技术基金会,建立和完善它们的具体运作规章。在一切基本就绪的时候,1993年6月29日,佐治亚州才卖出了第一张彩票。出乎大家意外的是,佐治亚州彩票在第一年就创下全国记录,销售额达到11.3亿美元。当年就为佐治亚州的这3个教育基金提供了3.6亿美元的资金。同时,大家也暗暗松口气——天,好像并没有就塌下来。
  
  
  
  由于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教育早已经是免费的,所以米勒州长的计划是扩展教育的两端,就是免费的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资助高等教育的希望助学基金。希望计划是随着基金的增长,在不断地扩展它的覆盖面的。从一开始仅仅提供给公立大学的学生,到包括私立大学的学生;从资助两年,到资助4年完成整个本科学习;从仅仅提供给普通中学毕业生,到同样提供给由家庭教育的同等学历的学生,等等。希望助学金不仅条件变得越来越宽泛,提供的金额也在增加。
  
  
  “美国版希望工程”创奇迹
  
  
  2002年,佐治亚州的希望助学金,已经可以向每个获得资助的公立大学学生,提供除了食宿以外的全部学杂开支,私立大学学生为每年4100美元。希望基金对平均成绩在中等以上提供更多资助,也大大刺激了学习热情。从这项计划1993年开始到2000年,在短短7年时间里,有50万个佐治亚学生,获得了总数为10亿美元的希望基金无偿资助。加上原来的联邦资助和各种其他助学和贷学金,在佐治亚这个全国闻名的落后州,现在孩子从4岁进幼儿园开始,到大学毕业,几乎全部免费。人们已经在谈论,不用几年,读研究生也可以免费。这里的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期待因此被完全改变了。辛苦工作着的佐治亚州居民,不需要再为孩子的学费犯愁。他们对孩子的前途,完全有理由寄予更高的期待。千百万个家庭和他们的孩子,因此看到了希望。
  
  
  
  希望基金的运作成功,和它严格的管理是分不开的。它的运作始终在阳光法案规定的监督之下,财务状况和运作过程完全是公开的。1998年11月3日,佐治亚人再次投票增加一项宪法修正案,保护希望助学计划不受未来的任何立法和政治干扰。就这样,一向被大家看作是落后的佐治亚州创造了一个奇迹。从1998年开始,由于希望基金的发展,佐治亚州已经连续4年,在全美国50个州的大学生资助评比中,名列第一。1997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参照米勒州长的思路,提出了他的版本的全国希望助学计划。
  
  
  
  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中,亲眼目睹了这个变化,看到佐治亚州的普通人、年轻人,都因此而变得更
为自信。回头望去,却惊讶地发现,我们离开时还不需交纳学费的中国,学费已经暴涨,成为家长的沉重负担。学费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普通人收入的增长水平,不仅大学,就连中小学、幼儿教育的费用也并不例外,而助学金制度却远远没有跟上。
  
  
  于是写下这篇介绍美国版“希望工程”的短文,不知是否会对中国助学制度的发展,有一点点启发。

余杰:光与盐——思想札记(之一)

 光和盐。

光和盐是人类最不能匮乏的两种物质。《圣经》中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失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至十五节)每当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都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和使命感所浸染、所感动。幸福感和使命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对世界有价值的人,才会是一个体验到幸福的人。

清晨时分,我时常充满感恩之心地祈祷:作盐、作光,是我在这个世上的使命,我不是白白来这里走一趟的,我相信神对我的生命有一个无比奇妙的安排。这足以解释梦想何以产生,以及决心如何越来越强大。

“作盐”和“作光”的意思大致是一样的,其中也略微有所差别。前辈学者王元化在《近思札记》中写道,小时候一位作基督教牧师的长辈曾经对他说,《圣经》上说的“你要做世上的盐”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为光还为自己留下了行迹,而盐却将自己消融到人们的幸福中去了。因此,王元化感叹说:“作为中国的一个学人,我佩服那些争作中国建设之光的人,但我更愿意去赞美那些甘为中国文化建设之盐的人。”

学人有很多种,我最敬重的那类是知行合一的、不惜为真理献身的那些学人。我不喜欢卖身求荣的郭沫若,也不喜欢故作清高的钱钟书。那么,谁是“中国的盐”呢?在我看来,晏阳初、梁漱溟是中国的盐,殷海光、林昭也是中国的盐,他们的生命不知不觉地消融到了每一个同胞的自由与幸福之中。

那么,我自己呢?我能不能成为其中一颗纯粹的结晶呢?我应当努力去做,力不能及,心向往之,正如中世纪一位圣徒所说:“我所遭遇的难处越大,我对真理的渴望也就越大,甚至不惜为它舍弃生命。从幼年起,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我对善良的渴望与日俱增,直至今日。”

 

爱侣们常常会讨论到谁先死、谁后死的话题。究竟是死亡难,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冷冰冰的世界上难?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判断、无法选择的问题。

死亡能战胜爱情吗?真正的爱情是死亡的天敌,它超越了死亡,死亡在面对真正的爱情时束手无策。我想起了马克·吐温在短篇小说《亚当夏娃日记》中所写的一句话,这是他虚拟的夏娃写给亚当的悼词:“我期待,我渴望,我俩能一同告别人世——这一渴望将永远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会在每一个体验过爱情的妻子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直到世界的末日。”

死神的力量在这句话面前彻底崩溃了。 

 

人有爱,才有尊严;人有爱,方有自由。

没有爱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

可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对于亚当来说,夏娃的意义在于“她出现在哪儿,哪儿就是伊甸园”。

对于我来说,爱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一天,我收到了一位中学生读者的来信。这位少年人生活在一个偏远小城的失业工作家庭,他告诉我说,他读过的我的书全部都是盗版书,并希望我能“原谅一个少年对知识单纯的渴望”。

我当然会原谅这个少年的,因为我尚未忘却昔日我也曾经在一家小小的书店里站着读完一本本书的经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赞同盗版的丑恶行径。 

 

甲午之役,中国战败,割地赔款。朝廷命令李鸿章赴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判。最后,大兵压境下的清廷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条约乃是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大关键,此后割地赔款的中国陷入灾难的深渊,而大发战争财的日本则走向了疯狂的对外侵略之路。

晚清文人况周颐在笔记著作《眉卢丛话》中记载了一则关于马关谈判的轶事:在一次宴会上,伊藤博文提出以对对联助兴,乃吟咏上联:“内无相,外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李鸿章无比羞愧,却一时无法相对。

第二天,李鸿章才派人送去了所对出的下联:“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据说,这是一位文思敏捷的随员帮助李鸿章对出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李鸿章自己对的,因为李伯元在《南廷笔记》中记载说:“文忠为八股名家,善尤王体,每落笔,藻采纷披。”

究竟是谁对出对子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出了这副对子,似乎中国“天朝大国”的颜面就找回来了,这是“中华文字国”特有的“自慰思维”——中国人特别擅长字面上的战争,比如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可惜,该割的地照样割,该赔的钱照样赔。

然而,这个世界从来就不以谁的对子对得好来决定胜负。 

 

从一九八一年起,美国图书销售者协会、图书馆协会、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协会等众多组织就开始主办名为“禁书周”的活动。这个活动每年一次,吸引大量的读者参与。其实,它是一个“名不副实”的活动,它的目的是反对官方的禁书行为、宣扬知识和文化的自由传播。

在美国历史上,许多文学名著都曾经名列禁书名单,如《麦田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洛丽塔》乃至不久前风行世界的《哈利·波特》。但是,美国民间反对禁书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的努力不断获得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法院的宣判将一本又一本的图书从禁书的名单上勾销。一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如是说:“我们的责任之一就是维护人们接受所有知识的权利。在工作原则和权势发生冲突时,工作可以丢,但职业道德不能丢。”

有这样的“禁书节”的国家,读者是幸福的;有这样的图书馆馆员的国家,读者是幸福的。 

 

成熟意味着对孤独的承受和享受。

不知道何谓孤独的人,即是一个未成熟的人。 

 

艾略特在评价西蒙娜·薇依的时候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个潜在的圣徒也许是一个尴尬人:我猜想西蒙娜·薇依有时也会支撑不住。”

我从来就不相信有所谓“铁娘子”的存在——人性本来就是残缺的、有局限的,薇伊恰恰以她的柔弱成就了其让男人无法企及的刚强。

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作为一名“潜在的圣徒”,薇依也从来就不被其同胞所欣赏和理解。 

 

知识分子与“祖国”的关系。

西蒙娜·薇依对表里不一的法国政府充满了轻蔑之情——这并不表明她不爱国。相反,正是那种炽烈的爱国心,使得她以护士的身份去照料战斗中受伤的士兵。薇依说过:“一个使用了对它而言高得过分的话语和思想的政府,非但不能接受任何光芒,反倒会让这些话语和思想信誉扫地、荒谬可笑。一七八九年的原则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格言,在第三共和国的下场就是这样的。”对此,革命之后被迫流亡的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也有一番相似的论述:“在美丽的形式与词语上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或许是最令人绝望的奴役与强暴。”

祖国不是专制者的禁脔。那些口口声声的说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恰恰是压榨人民最厉害的政府,如纳粹帝国;那些“伟大”、“光荣”、“正确”之类的词语使用最为频繁的时代,恰恰就是最残酷和最黑暗的时代,如斯大林时代。要像薇依一样,以自己的方式去爱身边每一个朴素的人,而不是某一抽象的观念。 

十一 

英国作家、《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作者福斯特曾经说过:无论我的欲望多么强烈,但因为对冒犯他人的担心,我发现我永远都不该满足它们。我很高兴能邂逅体内这更好的一面,它取代了纯洁的作用。

这个世界上没有纯洁的人,但是我们还有约束自己的力量。 

十二 

我每天都在辛勤地写作,像不知疲惫的老牛一样。然而,时间似乎总是不够用。

用时间换来文字,值得吗?当我在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面前,心灵突然被一种透骨的虚无感攫取了。

此时此刻,一位朋友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引用了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所讲的话:“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

这是对我最好的勉励。我被这句话沉重地击中了。是的,这正是我的写作和生活的内在动力。我不能放弃。 

十三 

垃圾场。

我们在读报纸,我们在吃垃圾。

我们在看电视,我们在咀嚼垃圾。

要拒绝垃圾对生活的侵害是艰难的,我们很容易置身垃圾之中而不自知。美国历史学家塔奇曼指出:“我们的生活一直被一些垃圾,通过电视传媒充斥着。电视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商家追逐利润的欲望,它不是为了吸引高层次的观众,而是为了吸引最大数量的观众——我猜就是过去被称为雅俗共赏的东西。这不是促进公众对真理或严肃事物的思索的方法,也不能帮助人们认识到生活中真正对我们有启发价值的东西。”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席卷于其中,正如摇滚歌手何勇声嘶力竭的歌声——我们的世界是个垃圾场。 

十四 

泉眼流淌着奶与蜜。

而那挖掘泉眼的人已经远去了。

享受奶与蜜的人永远是那些没有出过力的人。 

十五 

那些拼命宣传鼓动大家都向“英雄”学习的人,通常都是些高高在上的人,他们自己是绝对不会学习英雄的。

那些自己愿意成为英雄的人,从来就不会奢望其他人都变得跟自己一模一样,更不会强迫他人向自己学习。

人们都去学英雄去了,号召者们便背过身子去分赃。

人们都变得大公无私了,号召者们便可以大肆发扬自己的私欲。 

十六 

第一次听许巍的歌是几年前从上海去苏州的路上。开车来接我们的一位朋友播放着那首一刹那间便吸引住了我的歌。还记得其中有几句歌词是这样写的:“剩最后一曲,你先开口唱吧。不然都睡了,总要有一个人,醒着,夜不太好熬。”

突然想起了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中的祷告。那是耶稣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甚至比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还要痛苦。耶稣一直都在安慰别人,其实他也希望得到他人的安慰。然而,门徒们都睡着了,把漆黑的夜晚交给耶稣一个人去承担。

历史经常如此重复。 

十七 

又有人在贩卖当年红遍天下的的保尔·柯察金了:一部中国版的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远赴乌克兰拍摄,如今中国人可财大气粗了。

该电视剧的主创人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希望通过这部新拍摄的电视剧,好好教育新一代“没有理想”的青少年。言下之意,仿佛他们自己很有“理想”似的。然而,不久之后报纸报道说,这部“故事新编”的编剧、著名作家梁晓声,与制片人之间,开始因为报酬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反目成仇。

当年以《今夜有暴风雪》一举成名的梁晓声,在近十余年来,思想和艺术水准都呈直线下降的趋势,种种举动看得人眼花缭乱——他写了一本所谓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还大言不惭地给美国总统写公开信……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梁大作家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些言行有多么可笑。 

十八

 

最优美的数学乃是音乐,最深邃的哲学乃是神学。 

十九 

珠海“绿森林”心理顾问公司最近举办“少年心理素质训练营”。在训练课上,一群五到十三岁的孩子,胸前挂着“鲁迅”、“普希金”、“简·爱”等胸牌,跟着教员声嘶力竭地喊着“自信”,高唱《我真的很不错》等歌曲。同时,不断竖着大拇指,挺胸抬头,以身体语言表达着自信。

我曾经看到过某些培养推销员的企业如此训练职工,没有想到这种的方式这么快就向孩子推广了。但是,我很怀疑如此这般就能够培养出所谓的“自信”来——这对心理学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我不知道这家公司收取了多少费用,料想不会便宜。这样赚取小孩的钱,真让人心寒。让正常人变成疯子,还要收费,也只有这个时代才用这样的稀奇事。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珠海,发生在这个据说是中国的最像西方的城市,让人不得不深思——珠海的城市面貌确实也像西方,但也仅仅是“像”而已。它的文化是一片沙漠。因此,这里按照只有着蛮荒之地才有的教育方法来教育孩子。

看来,珠海的“腾飞”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幻。再美丽的城市,没有文化作为后盾,最终还是一座“空城”。 

二十 

认认真真地活着。

一认真,生活立即变得艰辛而且困窘了。

首发民主中国

余世存:盗泉之水

  十多年前,我在天涯杂志发表“国耻”文章时,说过这样的话——我曾经反省自己。假如时光倒流,假如“说不”将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名利益,那么,我会不会“说不”?或者,一旦我不再穷窘,一旦我也有了声名地位,我会不会成为“坐稳了奴隶位置”的奴才?这反省让人恐惧又庆幸。是的,借用“讪君卖直”这句话,我没有为卖而出卖自己。我庆幸命运让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也许有一天我真的发迹了,变脸了,就让这文字和大众们来审判吧。

  最近有人问起类似的问题,让我又想起当年的文字来了。那种青春的意气让我欣喜。

  六七年前的一篇文字同样有这样的意思——何况你们也知道,今天的我比起我的前人来说,境遇已大大地改善了。虽然我们都是失败者。我记得卡夫卡晚年看自己写的《饥饿的艺术家》时,潸然泪下。但正如本雅明所说过的,“如果我们要公正地评价卡夫卡……我们不能忘记一样东西:它是失败的纯粹性,失败的美。导致这种失败的环境是多种多样的……”我也记起了,卡内蒂的“上帝的吃者与饿者”,曼杰施塔姆的“诗歌是饥饿的事业”,波齐亚的“我的贫困还没有完成:它需要我”……我们都在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孤独。我们蒙受着时代的羞辱,但是,我们无意加恨于世界,因为“贫穷”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注定要成为某种生命的体现者,我们不可设想改变这种命运。

  青春一去不复返,但是考验是相同的,命运一直在考验我们的生存。用各种形式,检验我们人性的完善可能。这并不是说贫穷光荣,但穷窘不是我们考虑的对象。安贫乐道也好,忧道不忧贫也好,名心利心才是需要考虑增删的对象。我给不少朋友说过,对比下岗工人和农民,一个知识人不必有那种砸锅卖铁去就业的匆忙紧张,他不必那么匆忙紧张地与工农划清界限,从而思考立论以旁观者的姿态或精英的优越感对中国人民指指点点。有一个低调的作家针对外人问他怎么看人民时说,他就是人民。一个知识人只有保有这种人民的感觉,才有立言、知人、论世的从容和正当。

  但前现代社会的子民们,那些类人孩们做梦都要鲤鱼跳龙门,他们在梦幻状态中已经过龙门了。所以他们不会有人民、穷窘一类的感觉,不会有失败的纯粹性。他们在社会权利上尽管无现代公民基本的权利,但他们会投机于各种圈子内的名利。自然,最大的政治圈子是他生活中的校园政治、学术政治、网络政治、江湖政治、生态政治等等;最大的学问圈子是国际学术界;最大的娱乐圈子是好莱坞,是电影节;……这些圈子相互套得诡异复杂,在无成人心智、公民理性这些文明评判系统及其制度保证的前提下,这些圈子的游戏很是自得其乐、有恃无恐。变脸人格层出不穷。在这个圈子里是一个毛左份子,到那个圈子里是阐释自由新闻的勇者;在这个圈子里是一个不宽容者,到另一个圈子里是中正平和之状可掬可感者……

  这样的例子太多。年轻人都争先恐后地加入各种圈子,所以他们昨天还是人民,今天他们离人民的生活已经遥远。他们离开后参与的圈子构成了一个社会的中上层建筑,这些建筑厚颜地压在人民大众之上。他们在其中的热闹游戏使得建筑不时会有震动,那是求做位置、做稳位置、争做好位置时的震动。震动过后,世界依旧。

王德邦:拒绝把自己当人看的临沂警察

据受理山东临沂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被当地政府陷害案的律师李劲松
先生发出的消息:昨晚(21日晚)他接到消息说陈光诚的母亲在家生
病,呕吐不止,她的家人欲送她去医院治疗,却受到临沂地方当局安
排的那些软禁她的人的阻拦。陈光诚的夫人袁伟静不忍看到母亲的痛
苦,又深恐延误病情,故连夜向李律师发出短信求救。李律师激于义
愤向自己初步接触中感觉还有良心和法律意识、自认可以视为朋友的
四位沂南县公安局的警察发出了如下内容的求助短信:

  “我现特此吁请相关责任人:拿出你们做为人子人女的天良,立
  即允让光诚家人‘送光诚的妈妈尽快去医院诊治’!而且,如果
  今夜你们允许光诚妈妈及时去医院诊治了,我可以承诺:在光诚
  妈妈身体康复前,我不去探望这位已70多岁的老人家。否则,我
  明天一定要去沂南县委党校家属院探望光诚妈妈并要不顾一切地
  争取及时护送光诚妈妈至医院诊治!

  “祈请您能‘尽力帮助将我本短信及时向有关负责人汇报’!”

结果22日上午其中的一位收到李律师的警官(法制科指导员谢立
伟),来到李律师所住的临沂东方宾馆203房,对李律师庄重表示昨
晚发如此短信给他的行为干扰了他的生活,他已就此报案。他和胡科
长都认为公安局因此便有权治安拘留李劲松律师。并且当日下午,李
劲松律师果真被当地警方带走,罪名是“涉嫌扰乱正常生活”,原因
是“昨天该律师发了一条短信给警察,扰乱了警察的正常生活。”

当读到这些文字时,我的理解力几乎降到了零,在我反复看了三遍
后,才醒悟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茫然地面对着电脑屏幕,除了不断
地摇头,一时竟不知该做点什么。

临沂的警方的为恶实在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坚决
否认李律师把他们当人看的举动!

对于时下中国社会警察的为恶实在不是件稀奇的事,深受其害的国民
对此早有充分的认识,然而拒绝将自己当人看、将自己当作有良心来
看的作法,却是我几十年来所仅见。因为在此之前,我虽也认识到人
的罪性,但始终还是相信人有良知,是希望向善的,尤其希望别人给
予尊重与认同,在这点上就是再怎么罪大恶极之徒都尚存这种期待。
然而临沂警察这次面对老人病重,面对李劲松律师求助,不仅无动于
心,而且对李律师的信赖与将他们视为有良心的举动给予当头棒喝!
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坚决否定了李律师从人的常情的角度对他们给出的
善意的误读。这种赤裸裸的为恶,绝不沾人味的为恶实在让人大跌眼
镜,真正使人大开眼界。

山东临沂地区官僚为恶在过去的历史上是很有些名声的。记得在上世
纪80年代中叶,当地盛产大蒜,大蒜贸易是当地的主要经济命脉。地
方当局为了从中搜刮几分钱财,竟明文规定当地所产蒜苗只能卖给当
地政府的收购站,绝不允许私自外卖给外来的收购商,更不允许外运
他乡去卖。如此一垄断,当地政府就可以低收高卖,只要一转手就从
中渔利丰厚。民众在忍受几年这种盘剥后,一再看到辛勤的劳动换来
的只是几个肥料钱,于是忍无可忍,终于有一年民众自发联合起来拒
绝再低价将蒜苗卖给当地政府的收购站了。结果当地政府动用警力,
封锁所有路口,不许一根蒜苗流出临沂。最后导致成山的蒜苗堆积在
路边,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腐烂,既不给运出去卖,也不给外商来收
购。这样一来直逼得许多蒜农倾家荡产,呼天喊地,有的甚至走上自
杀。从那一年后,临沂大蒜产业就一落千丈,原来的龙头地位就让给
了其他产业。可见临沂地方官僚为恶是有深厚传统,绝非一朝一夕之
偶然。

面对如此拒绝作人的地方警察,我们实在感到一切谴责都是对他们的
高看。当此时候我只是想到“我是流氓我怕谁”与“卑鄙是卑鄙者的
通行证”这两句话了。

唉!愿上帝来拯救这些遗弃人的灵魂的尸首吧!也愿前去山东的律师
们能看清自己所面对的对象,并尊重这些拒绝作人的警察的愿望。不
过不知这些警察是否想过他们的后人还是要作人的,或者还有希望作
人的。如果有一天他们后人不小心也作为一个正常人,当他们知道自
己有如此背离人道、拒绝为人的先辈时,不知会有何感想?为此,我
还是要劝这些拒绝被看作人的警察,纵使不为自己的后路想想,也得
为自己的后人想想,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后人也作不得人啊!

力虹:民坛八年,汗青丹心

──纪念《民主论坛》八周年

 

让我想到犹如

一个生命,八年前

呱呱坠地

多么珍贵的子裔

受孕于台湾

分娩在纽约

他的心跳却与大陆

休戚相关……

 

也让我想起

中华民族,八年中

面对强寇入侵

全民动员

焦土抗战

从上海到南京

从武汉到重庆

一寸山河一寸血……

 

民坛八年

我们的家园

风雨如晦,黑幕如铁

它如一道闪电

惊醒了死一般的寂静

民坛八年

我们的人民

受尽奴役,任人宰割

它把反抗的利剑

交到了奴隶的手中!

 

回望八年前

二位老先生的手

握在了一起

那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时刻!

从此以后

孤立无援的人们

如同在母爱般的细心呵护下

一日三餐

四季衣裳

风中雨中

相搀前行!

 

八年后的5

我们送走了张先生

泪眼朦胧之中

人们才知道

2900多个日日夜夜

二位老先生

为民族国家的福祉

为同胞手足的自由

付出了这么多……

 

高山永存

绿水长流

民坛八年

汗青丹心

 

2006.6.23.宁波

 

——《民主论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