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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与几位朋友聊起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和欧洲对华政策、对华立场的鲜明转变，不禁感慨万端。他们也提到了我刚刚发表的那篇《欧洲的醒悟与责任》，认为，这种“醒悟”虽来得过迟，但毕竟难能可贵；从全球对共产主义最后一役的战略来看，欧美的立场转向也许正包含着天意，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不光彩的欧盟与法国

二战结束以来，西欧诸国非但没有积极支持冷战，反而迟迟走不出对极权暴政的恐惧，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屡屡拖美国的后腿。当波兰军政府镇压团结工会之时，美国对其实施了经济制裁，而西德总理施密特竟然宣称：“波兰颁布军管法是必要的。”当美国要求欧洲各国停止支持前苏联经济时，法德领导人却偏偏加强了与莫斯科的生意来往。他们才不在乎还有多少无辜的人在古拉格集中营里成批成批地死去。

欧盟起源于1953年由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签署的《巴黎条约》，它的成立最初是为了发展经济，后来却被希拉克和施罗德这两个政客当作对抗美国的政治工具，并且为了在欧盟内部称霸。此二人联手排挤英国，以达到控制欧盟来与美英作对的目的。

“9．11”之后，在美国为主导的反恐斗争和推翻萨达姆的行动中，由于法、德为首的欧盟对美、英大唱反调，公开充当阿拉伯世界的“忠实朋友”，令恐怖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在伊朗核事件中，希拉克操纵下的欧盟在与伊朗的谈判中一直施用“轱辘战术”，姑息养奸，让伊朗这个“流氓政权”在和美国的对抗中有恃无恐。更有甚者，头号恐怖分子哈巴斯上台后，自由世界断绝了对巴勒斯坦的经援，而欧盟又宣布以“人道”为理由援助哈巴斯3,400万欧元。

欧盟的见利忘义和道德败坏的行径在其对华政策上更是登峰造极，简直到了丧尽天良，千夫所指的地步──法国总统希拉克多次公开声称天安门屠杀是“已经过去的历史”，在他的带动下，法德等国的诸多政客拼命游说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们宣称：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是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表示“信任”，是对中国人民表示“友好”。要不是美国的竭力反对，欧洲的高科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怕已经源源不断地输入了对外恫吓世界和台湾，对内镇压民众、屠杀同胞的武器库。

为了掩人耳目，婊子的牌坊还是要立的。近几十年来，欧盟与中共政权一起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人权对话”的游戏。可是就在这样的游戏中，一拔又一拔的西方国家政要（包括联合国官员）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在觥筹交错中签署了无数个人权交换利益的合同订单！5月25日，在刚刚结束的欧盟与中共的第21次人权对话骗局中，欧盟再一次对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予以肯定，默认了北京“现在是中国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的谎言。难以想象作为自由理想、人权价值发源地欧洲，竟会在道德的底线上堕落如此，竟会自觉地来充当一个独裁暴政灭绝文明、虐杀人权的遮羞布的角色。至此，希拉克的法国和法德操纵的欧盟几乎已经走到了人类正义的对立面。所谓物极必反，他们遭到文明世界和世道良知的唾弃也是必然的。

美国的立场逐步淸晰

美国在二战后冷战的惊涛骇浪之中，以一己之力独立承担起了战胜邪恶帝国，拯救人类文明的历史责任。里根总统在苏联貌似空前强大的时候，就发出了天才般的预言：“西方将不会容忍共产主义，我们将战胜共产主义。我们不会因为公开谴责它而感到麻烦，我们将把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哀和奇异的篇章而予以删除。”

里根的伟大不仅在于恢复了越战之后的美国国力，振兴了美国民族的信心和自豪感，更在于领导整个自由世界以“不战而胜”的方式，给前苏联及其东欧的三亿多人民带来了自由。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里根甚至超越了华盛顿和林肯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如果当年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坚决反共的世界领袖，苏联这个超级恶魔必将还会顽固存在，世界的一半还将继续挣扎在黑暗和罪恶之中。

但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却走过一段不短的弯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出于遏制前苏联的战略利益考虑，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当他握住周恩来伸过来的手时，全世界惊叹“坚冰已被打破！”从此以后，与邪恶中共“保持接触与对话”而不是坚持正义的对抗，似乎成了历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此时的美国实际上是无暇东顾，才无奈地选择了这一有待历史评估的权衡之举。

2001年9.11恐怖袭击，彻底惊醒了美国人，也重新唤起了他们心中伟大的自由主义理想和里根式的对于全世界自由民主的神圣责任。在成功铲除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两颗毒瘤之后，布什的眼光已经从单纯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转向根除专制政权残余，已经开始将战略方向向东亚转移。布什一定清楚，能否成为里根的接班人，取决于能否将中共政权这个世上仅存的最大的极权暴政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这一坚不可摧的意志已经昭示无遗。

从2005年开始，美国政府终于能从反恐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中共进行重新评估，并及时扭转了所谓“对话机制、伙伴关系”的软弱政策，明确了新的对华立场。这个政策由了不起的莱斯国务卿为主导，让全世界、让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为之振奋。莱斯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民主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民主是尊重人性和自由的机制。为世界自由事业开辟前进的道路，美利坚义不容辞。”莱斯强调“在今天的亚洲，民主已成为普遍的现实。当然中国是一个极大的例外。但我们相信——我们坚信——中国不会永远成为例外！”

至此，美国终于走出了长期以来的实用主义的暧昧的阴影，重新举起了自由民主的理想主义大旗，告诉世界：独裁专制主义好景不长了！

欧美联动掀起民主风暴

今年5月，胡锦涛访美带上的162亿美金的礼单，终于首次失效。回响在南宫南草坪上的一声怒吼，不仅震惊了全世界，我猜想这一声音，也许恰恰是布什和莱斯他们所愿意听到的！因为就在这次被美国政府降低规格的非“国事访问”前，白宫已经安排好了布什与大陆人权活动人士会见的日程。这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克林顿执政之后，白宫首脑首次会见中国民间异议人权人士，并超过了“布胡会”的时间长度。从这次异乎寻常的会见中，美国政府的态度与立场昭然若揭。我相信，这次会见的意义将在今天正义与邪恶的决战中，逐步凸现出来。

紧接着是德国新任女总理梅克尔，在事先与布什交换意见后，这位成长于东德黑暗时期的女总理在中国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国农民调查》的两名作者以及多位民间维权人士，这也是近十年来欧洲大国领袖首次在中国会见异议人权人士。我当时将这一事件评论为“欧洲大国跟在希拉克屁股后拿人权作交易的龌龊时代结束了。”

梅克尔女士的言行立即得到了莱斯女士的坚定响应，她及时表示：“美国将采取“非常强硬的政策，引导中国民主改革”，“中国在追求经济成长之际，无法阻止民主改革”。她进一步强调：“这项美国政策，伴随开放中国庞大经济市场的施压，将支持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民主改革”。

让我们记住，现在站在世界公义最前列的是两位天使般的女性！

德国新总理前脚刚离开，现任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飓风般地进行了一次“北京真相之行”。在美国人士的安排下，他成功会见了遭受残酷镇压的法轮功人士。十年前，爱德华先生受欧洲议会委托，曾为欧盟与中共的战略关系撰写过报告。当时他已收集到了大量的罪证资料，但十年后的中国现状更令他震惊与感慨：“十年之后，令我伤心的做出报告，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残暴、专制和偏执的体系，在那里言论自由并不存在，新闻自由受到制约，宗教自由被严重剥夺，而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改革过程，坦白的说是微不足道。”

离开大陆，爱德华在香港的一个集会上，对欧洲以往的对华政策作了反思，他表示，10年前他曾经读过欧洲议会一份报告，当时正是欧盟与中共建立了所谓策略性伙伴关系之时。在1989天安门屠杀事件后，欧洲禁售军火给中共，不过实际上，很多欧洲国家都曾出售武器给中共。他对此深表遗憾，并经常批评欧洲国家与中共“如常做生意”的做法。这位欧洲政要不但是第一位亲自会见法轮功受害人士的西方政治家，并且首次代表曾经道德亏欠的欧洲向中国人民表示了道歉与悔悟！

梅克尔和爱德华的作为无异是一个重大的行动，它标志着欧美“犬儒主义”时代的终结，预示了一场基于认清极权本质和中国现实苦难、由欧美政治家联手掀起的民主化风暴，已经开始来临。

北京奥运将成为一个契机

如果说冷战时期是自由对抗共产，那么现在是正义抵抗邪恶。中国新极权主义的“不二法门”是首先用暴力垄断国内的市场和资源，然后用这些垄断资源和市场去收买国际资本的合作，交换民主国家的妥协。反过来，这些合作和妥协可以让其国内的专制苟延残喘。这种一手拿刺刀占有国内资源，一手拿金钱贿赂国际公义的新极权模式，曾经在世界上屡屡得手，让美国人也束手无策。

但是这种伎俩现在已经被欧美看穿，并迅速付诸实际行动。首先，全球民主国家支援中国民主化的预算将大幅度增加──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宣布将通过1.42亿欧元预算的项目，通过与地方组织的合作，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民主发展。欧盟官员说：“欧盟主张这样一个观点，即不能出口民主，但可以去促进和协助民主的过程。” 美国国会在新的年度计划中，同样也提出了一个援助中国民主化项目预算。此项目预算如能通过，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运动来说，将无异于雪中送炭。

其次，曾经一手推动东欧民主改革的“民主先生”爱德华目光如炬，北京之行后已经多次公开表示如果极端严重的侵害人权谋取暴利的指控属实，那么奥运会就不可能在中国举行。 6月10日，他又公开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新暴政》的署名文章，文章概括了他近期中国之行的亲身经历，指出：“随着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德国顺利进行，在地球的另一侧北京正准备举办2008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如果我最近在那里从曾被监禁者处所听到的属实的话，那么文明世界必须摒弃中国。” 在揭露了与他见面后旋即遭到新的迫害的法轮功人士的遭遇后，爱德华先生斩钉截铁地说：“如果北京方面认为以这种方式来准备奥运会，那他们就打错算盘了！”

对于中共来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性命攸关──对内，它可以藉此通过举国体制进一步镇压民主与维权运动；对外，可以借此粉饰太平，确立“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并趁机吸引投资，扩大商机，从而延长、顽守它的专制统治。这是一剂它渴望已久的强心针，但同时何尝不是一柄双刃剑？鉴于1934年墨索里尼世界杯与1936年希特勒奥运会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惊世黑幕，我相信美国和欧洲主流社会决不会默认陈规，坐视不管。从目前看来，爱德华先生的发声只不过是不久之后“全球抵制北京奥运”的前奏。西方民主国家必然会抓住这一历史性的契机，采取种种强力措施来打“奥运牌”，来实质性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知耻者近乎勇

欧洲（包括美国的部分政治家）已经对自己以往的错误对华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大面积的、不耻于人类的人权灾祸，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反思，并实质性地调整了他们的价值立场与对华政策。

孔老夫子在《中庸》里说：“知耻近乎勇”。当法国总统希拉克当着全世界的面，用红布裹包艾菲尔铁塔的罕见礼遇，迎接东方独裁者之丑剧上演后，当中国大陆不断传来骇人听闻的超法西斯暴行之际，布什、莱斯、梅克尔和爱德华他们一定是感到了深深的“耻辱”与“悔悟”，于是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并联起手来，像当年在纳粹帝国淫威下，美国和欧洲国家团结一致结成联盟，共同抗击邪恶势力，背负起拯救人类文明责任那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就要到来。

我们期待的就是这样的美国，这样的欧洲！

2006.6.19.–20.宁波

──《观察》首发

刘国凯在我的一篇小文里看到我自承是文革时的“造反派”后，给我来信来电话，大赞我当仁不让，不怕非议，语重心长地劝我与他一起搞文革研究。此后，国凯总是把他的文革研究文章发给我，让我先睹为快。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位好朋友如此认真负责地研究文革史。我自己于理论研究十分隔膜、浅薄，但文章还是看得懂的。国凯对文革的基本观点我是赞同的，对他关于造反派的深刻分析、独立见解，则十分佩服。因为我自己就是造反派，很能体味“人民文革”或“文革人民线索”论。

我知道国凯与澳洲的杨曦光先生是好朋友，他说，杨曦光当年有个感叹：文革造反派拒绝57年右派；79民主派歧视文革造反派；89民主学生排斥79民主派。中国的民主能量总在断裂之中。这个观点，我有很强烈的同感，曾在与王策合著的“邓小平的盖棺论定”一文中写过与此几乎完全相同的话：“邓小平扼杀民主运动每次都获得成功，除他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诸原因外，还有很重要得一条，，那就是他十分准确地利用了民主运动的弱点，即每次民主运动都十分奇怪地无视一以贯之的历史：89‘民运的学生认为’79‘民刊人士是’反革命‘，不愿沾边，拒绝其加入自己的队伍；79’民刊人士和文革中的造反派则视57年的‘右派’是‘反革命’，而自己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者。总之，每次民主运动都自行断裂历史，孤军作战，从而不能汇成统一的民主大军。反之，邓小平等中共当权派可从来也不管你如何表白自己的‘纯洁’、‘清白’，只要你向他们争民主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概在铲除之列，无论你是‘57’、‘文革’、‘79’、‘89’，一视同仁，统统要扼杀于萌芽状态。”

1967年，我在新疆石河子坐公安局的牢时，大唱语录歌革命歌曲，且会在牢房里自言自语高声朗诵“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之类的豪言壮语。隔房也单独关押的犯人经常敲墙打电报想与我联系，我从来不屑理他。因为放风上厕所时，我在门缝里看到这是个胡子很长的老人，就以为他是真的犯人，真的反革命，与我这样真正的革命者、毛主席的红小将“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这种幼稚和愚蠢其实至今还存在于许多人的观念中。

国凯把这些“人民文革”观的深层意义挖掘展示，作出了理论的归纳总结，我怎能不深深感佩呢！？

就在这次柏林会议前不久，我与他还有一次关于文革研究的通信：

国凯：你好！

大作拜读一过。我是基本同意你的文革史观的。可惜我于理论研究隔离陌生，不能多说什么。要修文革史，先要修各省的文革史，先要修各市各县的文革史。要以史料为基本依据修史。这些属于常识的意见至今仍需反复呼吁，可见修文革史的艰难。你在做十分有意义的事。西班牙的XX对文革史很有兴趣，他是北师大与谭厚兰同时的人。我把你的文章转发给XX.希望你们能直接讨论交流。

河清2006-04-12

国凯语重心长地劝我一起搞文革研究，我自知不是这块料，总是反劝他继续作这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我收到过国凯写的两本书：《封杀不了的历史》、《草根蝉鸣》。我赋联谢曰：

草根蝉鸣传异邦大地丛莽狮吼醒故国神州

这幅联语非泛泛谢词。国凯自谦“草根蝉鸣”，我则誉其“三年文革”、“人民文革”观乃振聋发聩之空谷足音。有爱尔兰友人喻智官写文革小说《福民公寓》下问于我，我向喻介绍刘国凯“三年文革”

论，喻说：三年文革最早是XXXX提的。我则顽固地说，就是刘国凯最早！因为我未见有谁象国凯那样痴迷、那样执着、那样忘我地研究文革。

我与国凯也吵过架，那是为他的一篇文章话不投机而起的，记得是因我对各省各地造反派的历史认识与他叙述的不同而说了些很偏颇的话。他似乎有点生气，不愿再继续讨论下去，就明令打住，不必再说了。这在把文革研究当成生命的国凯来说，很不寻常。其实，我是太随便了，凭印象随口那么一说，根本没去查资料考证，绝无他的认真负责。对此，我至今犹觉歉然。

我们还有过筹备创办“中国文革与民主研究会”的一段历史。那是1997年，我穿针引线，西班牙和美国的几位朋友成立了“中国文革与民主研究会”，王策任会长，国凯任副会长。非常可惜，这个研究会无疾而终，只有国凯孤军奋战，默默地继续着中国文化革命与民主的研究工作。最近，我将这个研究会的设想商之于美国和德国的其他同仁，都没有积极的反应。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会有人愿意搞这样一个研究会，使国凯在旷野里的呐喊多一点回声，不至太过寂寞。

国凯是老实人，古板的不行。前年元旦，我在网上给朋友们发了一条贺辞，用学来的方法挂在了巴黎的爱菲尔铁塔上，戏称自己花钱雇人挂的。国凯竟信以为真，三次询问，怎么解释也不开窍。惹得北京朋友笑得透不过气来。朋友们知道他是说一就是一说二绝非三的人。他平时很随和，但认起真来，十头牛也拉不转。

国凯，谢谢你，给我以文革史的理论熏陶！

国凯，专注研究你的文革史，那是有大意义于世于民族于历史的，不要旁骛，不要计较，即或有误解，随它去吧。古人云：“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愿与你共勉。

（2006-06-20深夜于地中海畔）

【学渊评：有人问我，冼岩是谁？我说我不知道，这该去问《多维新闻社》。至于冼岩究竟是国安部的，还是中宣部的，我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冼岩的文章“包藏祸心”，还是“包藏良心”？从最近冼岩的文字来看，良心多于祸心，所以《多维新闻社》可以安心。文章说现在共产党“上令不能下行，上下各行其是”，这里有两方的问题，首先“上令”是否对？其次“下行”是否错？且看，胡锦涛说思想管理学北韩，张德江同志就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只要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全党就一致“上行下效”。而冼岩指的“各行其是”都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上面有正确的认识，下面反而可以不干，因此中国的危机是双重的。原因不是别的，是胡锦涛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于是没有威信，乃至一切好坏对错，下面都可干可不干。

冼岩的文章还算不上什么“盛世危言”，但说癌症病人感冒了，在一个讳疾忌医的社会里，也还算有三分人格。而冼岩并不是不知道解决的办法，只是不敢说而已，那就是先把思想陈旧，犹豫不决，没有威信，力不能胜的政治辅导员请下台去，让解放军国安部里找真知国情的人（如张普京）出来辅佐党内能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少见，遵义会议毛泽东取代周恩来博古，文革后邓小平取代汪东兴华国锋，我看现在又到“小乱止大乱”时候了。“刚性”的共产党体制，没有实行变革的有序机制，只有不仁不义。至于换了人，你们改革不改革，就再走着瞧吧。】

冼岩：中国危机或现端倪

在刚性体制（“专制”之别言，学渊注）的压抑下，中国社会一直潜伏着危机。人们关心的是：危机会不会被引爆？它会以何种形式爆发？当前，危机的可能引发方式似乎已现端倪，其具体表现就是遍布全国、层出不穷的政令不行、有法不依，中央为此焦头烂额，却似乎又无可奈何，只能一再要求各地方、各部门“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国是个政治社会，全社会的有序、有效运行，端赖于政治系统的效率。近年来从宏观调控步履维艰，到违法用地愈禁愈烈、房价顶风逆长；从矿难频仍、对事故的瞒报屡禁不止，到助学贷款只打雷不下雨、违规贷款如失闸之洪、单笔个人房贷竟然高达四亿，无不显示出这架机器已经出现问题，最典型的症侯就是上令不能下行，上下各行其是。

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下，下级不可能公开挑战上级权威，最经典的做法是阳奉阴违。阳奉阴违并非新鲜事，它与现行体制如影随形，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即一直存在。以毛泽东之无上权威，对此也捉襟见肘，最后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于是乃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事与愿违，上下同历浩劫。（下一次文革就毋须毛主席亲自发动，还没有牛鬼蛇神，就可以专打共产党了，学渊评）

毛后，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权威逐代递减，凭籍个人威望从上而下施压以期上下一心已越来越不可能。邓小平的高明在于，他敏锐地看到了“以力服人”不可持久，于是代之以“驱之以利”，即顺应人性、将中央目标与地方乃至官员个人利益调节到同一方向上，以利益来调动个人积极性。这是法家管仲的治理精髓，即顺人性之流而导之。自邓小平开始，利益导向就取代政治权威与思想道德教育成了中共高层驱使整个官僚系统有效运转的主要手段，其它如自上而下的纪律约束，等等，都只是辅助手段。这是共产党政权由神性回归世俗的标志，也应该是改革二十多年来，官僚利益快速膨胀、官僚阶层成为最大获利阶层的主因。（“利”之穷尽，则无可为也，学渊评）

“驱之以利”奏效的前提是有利可驱，并且能够将个人的牟利冲动调节到与中央政府目标一致的方向上。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权让利”，恰好能做到这点。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这一目标在放权让利的背景下又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利益，同时为官员个人权力的设租、寻租创造条件。这样，中央、地方、个人三方积极性汇合于“发展经济”这一方向上，对中国经济形成强大驱动力，乃至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二十多年的“中国奇迹”。无论是外出招商引资，还是在地区内部为投资者提供税收、金融、地价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直至压制劳工，为投资者清除阻力、优化环境，地方官方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官员个人的积极性比政府部门高、地方的积极性比中央高，中央基本上实现了管子所描述的“顺流而下”治理境界，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乃至而今高烧难退的主要原因。

当下危机的产生，是因为有两方面的原因迫使中央目标发生了变化，从而与地方及官员个人的利益要求发生偏离。一是国外对“中国制造”的接纳已近限度，外向型道路越来越难走，中国经济只能调转目光向内，变单纯的GDP增长为强调“科学发展观”；二是国内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已近极限，建立在劳动力低成本基础上的增长方式已经危及社会稳定，公共政策必须更多兼顾公平。无论是强调环保、节约资源的科学发展观，还是重视公平与社会保障底线的和谐社会论，都是对原来经济增长方式的修正，都会损及原来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在这种新的调整方向上，中央目标与地方及官员个人的利益发生分歧，三种力量不再作用于同一方向，这是近年来由中央到地方“政令不畅”现象凸显的主要原因。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曾在大会上怒斥下属地区瞒报矿难死伤人数、甚至毁尸灭迹，但与此同时，并未见山西相关官员因瞒报而遭惩罚。可见瞒报不但符合下属官员的利益，也符合同为地方官员的山西省委书记的利益：张宝顺其词若有憾焉，其心或实喜之。（油价翻了几番，昨闻铁矿石再涨20%，美国就要用玉米酒精开汽车，中国的玉米要喂人；洪水滔天，邓小平都不管了，学渊评）

政策调整必然带来利益调整，包括官僚体系内部利益格局的调整。在此轮调整中，自身利益能够与中央目标保持一致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诸如审计、环保、国土、生产安全等垂直监管部门，这是近年来上述部门能够不断扩权的主因。在新的利益格局下，监管部门及其官员是中央政策调整的主要支持者，而地方政府及其下官员则依托中央不可能放弃的“经济发展”目标与前者相博弈、相抗衡──中央调整的只是增长方式，作为支撑政权稳定的主要手段，经济增长这一目标不会改变。

由此可见，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中国政权体系内部的利益格局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或许将导致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变化，直至成为中国社会进程的分水岭。

一，由于政权体系内部不再目标趋同、上下一心，中央需要同时兼顾

相互冲突的多重目标，而地方与部门也分别在不同目标上与中央或保持一致或发生对抗。每一目标都有体系内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支持与阻挠方在大多数时候都难以取得压倒性优势，政治较量与利益博弈将在不同层面、不同问题上反复进行。

二，官僚体系内部的利益分歧很可能成为软化政权效率的慢性毒药。

当“驱之以利”的法宝不但不能导向上下齐心反而导致利益冲突时，官僚体系的内部整合就失去了最有力的手段。从历史经验看，这很有可能成为中央政府由强势政府沦落为弱势政府的分水岭。中国未必没有可能重新回到昔日一盘散沙的状况，这也是当下许多亚非拉国家的现状。

三，这种趋势当然会表现在政权机器的整体效率上。正如人们看到的，

当前的政策调整进展极不顺利，与追求GDP增长时的上下协力不可同日而语。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经着手的调整又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无论是政策调整还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目标，两方面都不如人意。

四，“驱之以利”策略的后果之一是官僚阶层的利益膨胀，在社会分

配中切去最大一块，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造成实质性伤害；由于权力缺少制衡，这种利益膨胀与伤害且呈日渐扩展之势。在这种深压重负下，社会之所以还能维持基本稳定，没有引发危机，完全是因为经济保持了一定增长。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纵然大量经济增长成果被官僚所攫取，其他群体仍然有可能分得一杯羹；政府也因此可以有更多手段来缓解最棘手的矛盾。但利益分歧将使政府效率降低，使中国经济的这一最强助跑器丧失动力，政策调整前途未卜，中国经济很可能不再能保持近二十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势头。一旦经济增长减速或停滞，各种被经济增长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浮出水面，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也会削弱，中国前景堪虞。

五，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根据历史经验，强势集团必然要利用种种优

势转嫁损失，最终使损失大部分由最无力承担的弱势群体来承担。苦难之不能承受，必然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社会可能因此崩盘。要避免这种绝境，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的调节功能。但当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调节能力有限，中央政府有两条生命线，即社会稳定与财政税收。

社会稳定关系政权基础，财政税收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油，没有税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权机器运转不起来。这两条生命线都有一端握在地方政府的手中，成为中央的软肋、地方的撒手？。只要祭起此二个法宝，地方及其官员就能官冕堂皇地阻挡来自中央的利益调整要求。

利益博弈并未影响政权系统形式上的运转，它只是影响其运行效率。

这种利益博弈甚至不会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因为中央政府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对于中央一些要员来说，个人羽翼的丰满比中央政令的畅通更重要；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阳奉阴违不仅意味着更多利益，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升迁机会。在资源有限、且多个施政目标相互牵制的条件下，真正“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可能意味着一事无成、捉襟见肘，阳奉阴违反而有可能在某方面有所建树。纵然这种建树未必有利于社会，但绝对有利于个人的考核、升迁。

综上所述，如果说经济增长的停滞将标志着社会危机的开始，那么政权内部的政令不通或许就是经济效率下降的前奏。中国危机，已现端倪。

中共实行重经济轻政治的改革战略，正在受到内生的民营企业的合力挑战。据6月8日《南方周末》报道：基于乡情和地缘，中国大陆民间崛起了著名的五大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和珠三角商帮，其中浙江商帮是公认的第一大商帮，单此一家商帮就掌握着6000亿人民币的投资额。各商帮在许多省份都设有独立的商会，凝聚着成千上万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商业精英。浙商在各地的商会会长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江西的浙江商会现有800家会员企业，其中100多名会员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兴的商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迫使当地政府坐下来与他们进行谈判，强力争取公共政策的话语权。

商帮壮大符合中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也非常投合各地政府官员招商引资，扩大政绩的胃口，这就为商业精英提供了政治保障的生长空间。贵州的浙江商会会长叶森林说：“许多省份的一把手都很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甚至有地方官员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自己的电话就是浙江商人的119”。商会与被称为“二政府”的所谓“民间社团”的各类行业协会，有很大不同。行业协会都是政府出面操办的。2001年，异地商会被民政部作为试点，首先在新疆和甘肃成立浙江商会。商会的最大特点有四：一，商会会长通过会员企业民主选举产生，按照程序办事；二，内部高度自治，自我管理，没有政府指派的工作人员担任职务；三，商会的作用是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替会员企业维权；四，商会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而不受制于政府。

商业精英愿意进入人大、政协，出于名誉、经济利益考量，但又不完全如此。在中共专制制度高度自治的政治框架下，商业精英不可能进入中共的官员序列。显然，这些民间商业精英，跟政府指派、捐款、行贿获得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截然不同。他们更乐意进行公开化、阳光下的谈判，他们强大的经济势力和孱弱的政治地位非常不对称，于是，他们主动寻求与其经济影响力相匹配的社会影响力，这只有通过对当地的公共决策拥有话语权，才能够扩张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人大、政协是获得谈判资格的唯一平台。而这正是各级政府和官员求之不得的。双方各取所需。官员的任期有年限，而商业投资是长期的。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格局中达到局部地域的利益博弈和制衡。

商业精英开拓了崭新的、更具实效的维权模型，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的上访、诉讼、喊冤、暴力、游行、绝食等维权形式，呈现局部和初步的“民主政治”运作准则。商业精英这种符合中共游戏规则、直接参与、迂回式的维权模式，直抵政治改革内核，远远高于文化精英的维权智慧和手段。维权，文化精英很早就有作为，但自身受犬儒病、软弱性等文化传统制约和招安、进谏、谋臣等功利思维局限，目前并不具备如同商业精英那样强势的、独立的力量。文化精英一代接一代人，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一批批被流放，一个个被投进监狱，甚至被屠杀，结果却使自己的维权路径愈见困仄，效果越加空泛浮躁，虽然文化精英仍在矢志追求权利回归。对公共政策拥有话语权并最大化，是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共同诉求，而知识资源与经济资源优化组合，使双方联盟成为可能：减少维权成本和偏差；使维权的层次、质量、高度和涉及面更具社会普遍性。

体制内的文化精英并不足道，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屁股决定大脑，在中国绝对是真理。体制内文化精英的利益选项，使他们天然具备摇摆性。他们恪于身份、地位、名誉不愿冒很大的风险，不可能与商业精英结盟，依仗自身占据的资源，他们完全可以获得名誉和实惠。体制外文化精英（包括海外流亡知识分子）数量稀少，势单力薄，一盘散沙。陷于政治迫害、生存困窘、母语隔绝或资源贫乏的多重困境中，在“诉苦”，“抗议”，“揭露”，“回国”，“免于恐惧”的低等级、低层次进行维权，并且维权路径单一，特别迷思于通过法律诉讼维权，集体缺乏对中共流氓、无赖最本质的共识。近年所有政治犯被以各种莫须有罪名重判，已经证明法律维权是一条死胡同。维权不是企求权利，而是天赋权利的自然归还。

知识精英圈子化、寡头化、功利化、封闭化，内耗、分散了集体力量。知识分子丧失对信仰和真理誓死捍卫的决绝信心，中共苛酷镇压固然是主要原因，视野窄仄也是一大因素。文化精英应自觉摒弃自私狭隘、个人膨胀、门户利益、优越感等局限，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资源，超越现有法律和道德世俗，站在人性、人道、人权、民主、自由的高度展开维权，否则，将陷于迷宫，重践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悲剧，自生自灭，再为奴隶；或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投进监狱或流亡海外，奈何不得。话语权、政治和经济资源匮乏，使得体制外知识精英越来越边缘化。公民社会，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合理、本真状态，他们是自愿边缘化，犹显出对公民社会非常宝贵、不可或缺的批判姿态和独立性，而中国知识精英一则被官方体制自然划分为内外两派，二则是不能见容于独裁政府，遭受排挤和打压。他们是被迫边缘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首先是以发表出版权、个人收入、学术地位、单位、居住地等基本生存要素丧失为表征的，与西方社会知识精英的边缘化，含义完全不同。

免于恐惧（因言治罪）等同于免于坐牢，可以直接印证邪恶政权是多么的强大。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共绑架了13亿人民跛足前行，以牺牲国家长久利益，愚民统治来维持所谓的稳定；中国是全球关押政治犯最多的国家，中共建政57年，关押、残杀的持不同政见者，数不胜数；中国是全球流亡海外知识分子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文学、音乐、电影、绘画在世界面前却是一片黯然，没有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和窝里斗，直接造成让世界解中共罪恶和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机会，这是所有中国人巨大、持久的悲哀！

体制外文化精英中并不乏具备骨气血性、才华横溢、组织领导、品质出众的翘楚。他们的眼光、身姿不该满足于低层次的个人“对抗”中，与商业精英联手维权，首先争取言论自由，是迫切、可行、捷便的选择。商业精英的二代、三代，文化层次和职业水准，再上台阶，他们的个人身份已愈加模糊，商业才干和人文素养兼而有之。这使得他们的权利意识非常迫切和明确。文化精英和商业精英的联盟，只是一定时期的优势资源的合力集聚，分道扬镳，将是必然的，不是谁抛弃谁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公民社会中角色定位的必然聚散过程——回到各自在社会中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中去。

这对具有社会责任和民族强盛意识者而言，正当其时。

2006年6月15日于中国大陆  民主中国首发

【2006年6月22日狱委讯】福州鼓楼区法院法院在今年1月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披露福州市爆发登革热的记者李长青三年监禁。李长青提出上诉后，在3月底二审判决下达，维持原判。  李长青因网上撰文支持“防弹衣县委书记”黄金高，于2004年12月16日被“双规”，并在05年2月3日被福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以“涉嫌阴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市检察院接受辩护律师莫少平意见，因就该罪名提出的指控并不成立而撤销起诉。 然而，紧接着下辖的鼓楼区的检察院又以另外一个罪名“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审查起诉李长青，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起诉到了鼓楼区法院。指控他于04年10 月在博讯网上登出的一篇名为《福州市爆发”登革热”百余人染病 政府刻意隐瞒引发民众恐慌》的文章是任意捏造事实，意图制造恐怖气氛，扰乱社会秩序。 事实上，上述指控文章中披露的都是事实，官方认可的感染登革热的数字是94人（原报道“百余人”），福州当局直到博讯披露该疫情后才告诉公众有登革热，福州当局“刻意隐瞒”也符合事实。对李长青所控的“罪名”是罕见荒唐的。 李长青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先生在判决后曾表示此案的判决有法律外的因素。 李长青被送往永安监狱服刑 家属难以见面 博讯记者通过李长青家属了解了李长青近期的情况。李长青在4月27日被送往永安监狱，之后接受了一个月的“入监队”的军训。之后，李长青的太太多次要求探望丈夫，但都被拒绝，理由是：李长青的案子特殊，需要领导批准才可以探望。他妻子直到本月15日才得以第一次探视。这是自从李长青在2005年2月被捕后，他妻子第一次见到丈夫。 李长青的妻子带去了书籍、衣服和药品，狱方禁止给李长青提供书籍、衣服。李长青患有胃炎，需要经常服药。李长青身体看上去很累，人也很黑（估计是军训晒黑？）。 李长青在狱中曾在4月30日和5月1日分别给家里写信，但直到6月10日左右，家属才收到信件。狱方的解释是，李长青的信件要审批才能发出，所以滞后。 长安监狱距离福州市300多公里，每次探视旅途遥远。李太太本月20日和母亲、妹妹、弟弟一起去监狱探望，又遭到拒绝。据了解，李长青被要求只能选3个亲属探视，其他的家属都不能见面。 李长青入狱家境凄凉 母亲至今未知 博讯记者了解到，李长青因幼年父亲去世，母亲一人拉扯大，母亲和李长青感情特别好。因李母身体不好，怕经受不了打击，一直隐瞒至今。李长青一直嘱咐家人瞒着母亲。生活在山区的母亲不断问李长青，家人以出差等理由敷衍。 李长青失去自由后，李太太留家照顾孩子，家庭没有收入，目前靠亲戚接济生活。 (博讯)

　　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出国访问，遇到一位外国记者不友好的提问：“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总是低着头走路？而我们从来都是扬着头走路。”周总理巧妙地回答道：“我们中国人是在走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你们是在走下坡路，当然是扬着头。”总理回答的很巧妙。但是，实际上两种走路的姿势体现了东西方做人的准则的差异。
　　从我们小的时候起，老师和长辈们就开始不厌其烦的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老师和老人们为了让我们进一步加深理解，还抬出祖先创造的许多理论，反复给我们讲了很多民间谚语和成语典故。比如说“出沿的橼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天蹋下来有大个顶着”，“知足常乐”，“锋芒毕露”等等。慢慢地我们幼小的心灵被这些代代相传的观念束缚住。
　　中国人对孩子的培养，过于重视道德的教育，而忽略个性和能力的培养。中国人从一生下来就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道德的教育，接受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大人总是跟孩子说“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这也不能做那也太危险”。小孩总是跟着大人的指挥棒在转。我们留给孩子自由的空间太少了。受这种教育多了，孩子们就会过早地失去童年的天真，少年的浪漫，都变成了一个个小老头。我们培养出来的好孩子或者说是社会精英是什么样的人呢？一种是温顺型：听话服从，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没有个性，没有棱角的谦谦君子；另一种是扭曲型：长期受各种道德的约束，长期的精神压仰，长期夹着尾巴做人，人会扭曲变形，变得表面一套，内心一套，出现了一些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心口不一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中国人不能以真面目示人，总是要戴着一付假面具生活，总是想给别人一种谦谦君子的印象，确实活得很累。
　　美国走得是另一条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道德和条条框框的约束，注重培养个性和能力。对孩子教育从小就放得很开，属开放型的教育。小孩可以自由自在，尽情的玩耍。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孩子活动的自由空间很大。美国人主张扬着头做人。每个人都很有自信，他们按照个人的意愿，随心所欲，天马行空，任意挥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小就培养孩子敢想、敢干、敢闯、敢于冒险的精神。这种教育理念，教育出来的人才，当然是富有创造性的人才啦！难怪美国会出那么多的人获得诺贝尔奖。由于美国人没有那么多的道德和条条框框的约束，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美国人活得很潇洒。
　　从上在面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教育约束人的条条框框太多。不注重张扬人的个性，不注重人的能力培养，过份的强调谦逊，特别是提倡夹着尾巴做人，使人的精神受到压抑，甚至于让人变得虚伪。美国人的教育属于开放型的教育。注重培养人的个性和能力，培养人的自信心，培养冒险精神和人的创造力，主张扬起头做人。

   中国人应该向美国人可学的很多，但美国人的慈善行为最值得我们学习。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去年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使美国的慈善捐款达到高科技泡沫破灭以来的最高峰。
   
    美国捐赠基金会星期一公布的报告估计，2005年美国人的捐赠总额达到2602亿8千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6.1%，也接近2000年达到的、经过通货膨胀指数调整的2605亿3千万美元的历史高峰。

    去年，全世界发生了一系列的大灾难，其中最突出的包括亚洲多国发生的海啸、巴基斯坦的大地震、以及卡特里娜飓风对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侵袭。

    美国人去年为救助这三场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共捐出73亿7千万美元。

   这个数字占去年美国人全部捐赠款项的2.8%。在救灾款中，来自个人的捐款占79%， 来自公司企业的捐款占19%。

    美国捐赠基金会的主席理查德.乔利说，去年美国人的捐赠金额大增，跟自然灾害频繁有很大的关系。

    他说，当有巨大需要时，人们显然了解到这种需要，并作出反应。

    乔利说，如果不是因为因为发生了连串自然灾害，捐赠金额可能会持平。随着自然灾害产生的巨大需要，跟以往一样，美国公众挺身而出，提供了额外的支持。

    美国捐赠基金会自从1965年以来，一直对美国的慈善捐款进行追踪。

    在这41年期间，美国人的捐赠款项与美国GDP的比例一直在1.7%到2.3%之间。去年的比例为2.1%。

    从总体来看，接受美国人捐赠最多的机构仍然是宗教团体，它们得到的馈赠占捐赠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为931亿8千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6.1%。

    得到馈赠第二多的是教育机构，它们总共得到385亿6千万美元的捐款，增长率高达13%。

    而增长最快的捐款则是对提供人道服务的慈善机构的捐款，其中包括救灾款项。这项捐款去年猛增了32%，达到253亿6千万美元。

    与以往一样，个人仍然是美国捐赠款项的最大来源，他们所捐赠的款项去年达到1990亿美元，占美国全部捐款的76.5%，增长率为6.4%。经过通货膨胀指数的调整，增长率为2.9%。

    公司和企业的捐款去年占美国全部捐赠款项的5.3%，总额为137亿7千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22.5%。
 
    反观国人，目前人均慈善捐赠仅为1．7元，是中国人不富有还是中国人缺少慈善之心？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改革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社会贫富悬殊加大。

   宋楚瑜到清华大学演讲，主持仪式的校长顾秉林出丑，接着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应邀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宋楚瑜大陆行》节目当嘉宾，继续出丑。
    从这几年曝光的事件来看，说中国教育界瓦釜雷鸣、鼠辈横行，甚至说中国的教育从天下皆知的谎言——“义务教育”到“产业化”了的高等教育基本崩溃了也不算过分。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表述问题——就是教育的崩溃是近几年才发生的，还是一向如此。
    还记得70年代末刚进高校第一堂写作课的情景，那堂课的内容是评点时任教育部长蒋南翔发在《人民日报》的长篇讲话。授课老教师要我们把文中的错别字、错误标点和文理孟浪不通处都找出来。
一堂课下来，那张报纸被涂得如同编辑部的一校样，整个一大花脸。蒋南翔若若知此事，是否会有把那大学教师给废了之心，他的秘书是否也要痛挨三百大板。
    这两天有关清华校长、教授相继出丑的“爆笑”新闻BBS上奔走，其实这并非亘古未有的奇葩。若从“斯文扫地”来讲也不能说于今为烈，在奇迹特别多的中国，还有过大老粗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对真正学富五车的教授们耳提面命的历史，军阀都没这么干的勇气。
    上面说的表述问题,就在于此。类似的表述问题相当多,比如前些年“道德滑坡”的说法大流行。
但“滑坡”的物理逻辑是什么？
    “滑坡”的绝对前提是以前的道德水平必须很高，否则何来“坡”滑？既然要说“道德滑坡”，就得问问，从1949年算起，哪个阶段中国人的普遍道德水准为高？比如文革，那时都搞到父子相残，爹亲娘亲不如他老毛亲——基本人伦都被彻底破坏的地步；那时的人际关系都搞到“不整人的人就是好人”成为流行共识的程度，这种道德水准算不算高？所以，描述今天的社会道德水准，与其说“道德滑坡”，不如说整个社会道德的“改造或重建”(如果有的话)几乎没有成效还比较接近实际。
教育的情况也相似，中国的教育在文革中被老毛的“教育要革命”整成不毛之地，后来的“拨乱反正”在80年代初似乎有过几年好气象。可转眼间又面目全非了。
    1989年，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进程有过一个判断：“最大的失败是教育”。
    邓小平是有特指的。虽然有特指，但不碍其他人也做出同样判断。比如回首1978年以来的改革，教育界的情况的确惨不忍睹。“改革失败”这个表述的内在逻辑与“道德滑坡”的表述是不一样的。“改革”的前提必然是以前局面很糟糕，所以才有改的必要，而改的结果则不外乎是“成功”或“失败”。
由邓的判断引来的另一个判断是，自邓小平做出那个判断后又有16年了，那么这个“最大失败”的领域——中国教育界的状况究竟好些了，还是更糟了？
    官方和民间对此问题的判断眼下大相径庭。比如当下的教育部部长周济就不承认中国的教育已经惨败；相反他还“自”认为取得了伟大成就（见”中国教育取得的成就”〉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20897）
    部长大人认不认帐认是一回事，事实如何是另一回事。
    在传播业如此发达的时代,部长大人不承认并不能掩盖他“治下”的校长、教授们频频出乖露丑，越来越难遮掩的事实。比如学历腐败的严重性，可以直接从中共组织部要全面打击伪学历的举措中得到印证；比如学术腐败（诸如剽贼横行），方舟子的新语丝贡献卓著，这里不多讲，有兴趣的去看看新语丝就行了。
    这里我要专门说说与中国大学校长的群像有关的一件事。这一事件其实比清华校长、教授在宋楚瑜来访时出丑的事情更有解剖的价值。
    1999年1月，广州多家媒体都刊登了一条内容为“40多所大学校长广州遇骗”的新闻。
    消息不长，姑录于此：

    元月上旬一封发自广州的信函摆到全国上百所大学校长的案头，内容是“中国高等教育投资基金会”邀请各校校长参加27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高等教育投资融资研讨会，届时将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教育部有关方面参加。此外还将组织代表赴香港几所大学参观学习……
26日晚，40多所学校主管财务的副校长及财务处长聚集在广州华山宾馆，他们都向会议的组织者缴纳了3500元的会务费和返程机票。第二天一大早，校长们去吃早餐时，突然发现会务组的三人已经卷款溜之大吉了。
    据几位高校代表称，当地警方获悉此讯，及时赶来取证调查，但由于宾馆没按规定登记骗子的身份证号码，线索已断。另有几位当事人称，27日事发后，曾有代表想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此事，但多数校长竭力反对这样做，他们宁愿吃哑巴亏，损失点钱总比丢“面子”好得多。

    我曾将此事写入《中国校长们的面子》发表在《科学时报》的个人专栏。本想等那消息的“下文”再动笔，但广州媒体朋友告诉我，他们已经得令此事不得“炒作”，于是下文便没了。好在这条新闻本身提供的信息就相当丰富了。
    几个晚到的高校代表到达宾馆后就产生了疑问：这么高规格的会议为何不见广东省教育部门出面？为何收费没有正式发票？为何学术会议没有向代表提供相关资料和文件？这一细节说明骗子设的骗局相当拙劣，但大多数人浑然不觉，他们的智商是否很成问题？

    发现疑问的代表立即找到会议组织者——自称马景德的骗子，要求更换正式发票。这“马景德”显然是害怕事情败露，就将这几个代表的会务费退还了。但这些人并未继续追究。他们只要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广东有关方面或广东高校，骗局立即就能揭穿；如果顺便通知其他同行，骗子就不可能得逞。然而他们没有这么做。
    这几个代表的“维权”止于“个人自扫门前雪”，客观上成了骗子的帮凶。要让这些货色去教育学生什么“见义勇为”，岂不是白日梦？
    有几位受骗的当事人称，27日曾有代表想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此事，但多数校长竭力反对这样做，他们宁愿吃哑巴亏，损失点钱总比丢“面子”好得多。
这些受骗者是不值得同情的。他们的面子是被维护了，代价却是新闻界的权利被野蛮剥夺了。这些人作为受害的角色时尚能如此，他们要作起恶来又该如何？
    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语焉不详的艺术院校的学生被迫与教育高官跳舞丑闻之后，中国高校的BBS在上个月几乎悉数遭到严管。不过,这种作法恰如鲁迅说的，实属“捣鬼有效，但有限。”既然他们是一群有头有脸经常不得不走到前台,甚至乐于在前台出风头的人，现眼就是注定。就像港台电影台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其实，与中国高校里的教授校长们在这二十多年中干的其他罪恶勾当——如北航敲诈考生，如厉以宁之流为权贵资本鸣锣开道，在
本该是学术自由的堡垒里大搞信息封锁相比，他们在学问上的出丑算不得什么了。
    中国的教育都把持在这些人的手里，不要谈什么成就，他们能幸免成为埋葬中国的未来的首恶就不错了。

 前几日在网上看见北大教授巩献田《〈南方周末〉记者的职业道德那里去了？》及至“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同志”的《抗议书》，称“《南方周末》 《巩献田：英雄还是罪人？》一文违背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违背诚信原则，断章取义，捏造事实”，并进而提出“多年以来做意识形态工作和新闻工作的，不提社会主义的党性原则，不提人民的喉舌，片面强调和一味追求什么效益和物质利益原则，害了我们不少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他们有的完全变成惟利是图的小人，成了资本的代言人，没有一点劳动人民感情！如果继续容忍他们这样胡来，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必将继续遭受更大的毒害！最后，呼吁新闻界一切尚有良知的人士，为了维护我国社会的安定，为化解党群矛盾和社会矛盾，消除腐败，弘扬正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为维护新闻界的声誉，纯洁新闻队伍，清除害群之马，挽回极个别人所造成的坏影响和预防未来继续为害，我呼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领导严肃处理此事！” 回头又读了《“巩献田：英雄还是罪人？”》一文，对于是否“断章取义，捏造事实”我确实不知，但 “变成惟利是图的小人，成了资本的代言人，没有一点劳动人民感情”，似乎却是言重了。至于教授巩的声誉，竟成了 “社会安定”、“弘扬正气”、 “和谐社会”的标志，这等微言大义，更是我辈仰望所不能及了。

 看来教授巩，必颇耐不住寂寞，虽近年未写什么专著， 但形形色色“进呈御览”的东西，却已是轻车熟路，越写越上瘾了。但《南方周末》《巩献田：英雄还是罪人？》结尾的一句，“不可否认的是，如巩献田自己的学生所说，他将注定被载入中国立法史。”我却是很不服气的。以此论评教授巩，是大大的失敬了。中国的法学，借鉴的多，原创的少，惟独利用宪法来反对物权，绝对是世界宪政史上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别国的违宪诉讼再多，也几乎一律关于民权保障的，尚无一例是用来反对物权法的。如此的想象力，岂止是载入中国立法史，想必将来在世界法制史上，也足以弥久而常青了。

 教授巩是北大讲法理学的，于是我又想起北大另一位法理学教授朱苏力先生，这教授朱凭两番高论，奠定了其学术泰斗的地位：其一、孙志刚事件不能归咎于收容遣送制度，收容遣送制度不是恶法。其二、“延安黄碟事件”，警察有权进行干预。教授苏曾写了两万余字的长文，其中引用了美国法学家波斯纳的“性法学”理论，为警察破门抓人辩护。原来就是夫妻性生活，也是就应当受法律调控的。这篇大作，读起来如同教授巩《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公开信》，许多认识的字句从眼前飘过，却一句也不能落到心底，反倒是添了不少的遐想：想必北大法理学教授闲暇时间都用来读毛选，是断断不会看黄碟的。

 其实，教授朱引用波斯纳的“性法学”理论，我是很为教授朱叹息的，教授朱是以治“法治本土资源”而闻名的，如果在“法治本土资源”的近水中找不到警察破门的依据，也不用急着去请波斯纳，我们支持他慢慢的找。况且这波斯纳先生虽贵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但美国警察却断断不会破门而入搜黄碟的，波斯纳先生“道不行”,自然要 “乘桴浮于海”，何必费神去请？

 不才虽然没有读过波斯纳的大作《性与理性》，但还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虽不是教授，也嗅出孙志刚事件和“延安黄碟事件”，很有点“违宪”的味道。可教授巩、教授朱却从不说它们“违宪”，只谈性法学，我等芸芸众生就不敢妄言了。

 我曾以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后来才明白，宪法只是用来反对物权的。

 此外的用途，就是教授们用来回避真问题、混淆假问题的。

 也许正是因为被侮辱和损害的是失业大学生或办小诊所的新婚夫妇，于是当权势者为所欲为时，宪法跑了，“性法学”来了。可纵然是法学，也不应冰冷如同石头。对弱者的一点同情和尊重虽然无补于他们悲惨的命运，更无助于我们成为北大法理学教授，但起码能让我们更象一个人。

 但是读教授巩《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公开信》，似乎也讲了矿难（当然他不忘指出是私营矿难）、讲了“民工讨工钱”，颇有点代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立言的意味。可其实民众也好，宪法也好，那里大得过衮衮诸公的“主义”问题、 “姓社姓资”问题，更大不过他们对权势者和现行规则所欲表现的忠诚。在“颂圣”时，他们不过把百姓看成统计报表上的冰冷数字，他们何曾关心过“被数字掩盖的大多数人”的真实命运，；当某个弱者成为鱼肉时，他们自然会编出高深的借口劝服弱者接受，其言论充满了与权势和现行规则和奸的腐朽气息；在反对物权法时，他们则变成了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旧时军阀出兵，必然要高举起“挽狂澜于既倒，解万民于倒悬”的义旗，今天贩卖问题产品，必要大做 “服务大众，回报社会”的广告。至于对宪法、对民众的彻底实用主义态度，则更证明了得宠或失宠的“御用学者”的道德破产。 他们的学术规则只有两条：一、永远和权势与现行规则站在一起；二、即或有表面不一致的，也是出于对权势与现行规则的忠诚，能够想其所未必想，言其所不便言。凡是权势与现行规则需要的，他们都始终不渝的维护；凡是与权势和现行规则冲突的，他们都要反对到底。

 权势者最忠诚的帮凶，往往是民权最无耻的敌人。

 所幸历史总在缓缓的进步，在孤独、失败的无尽等待中，人们总还是能看到一些光明和希望。或早或晚，老的思想纵使不愿欢天喜地去死，也难免郁郁不平而终。想要新瓶装旧酒，不论是披上“违宪”的时髦外衣，或是冠以“性法学”的美名，将来也不免“多少往事，尽付笑谈中”。至于说起往事，我倒是想起北大客座教授陈寅恪曾云：“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地而同久，共三光而用光。”这种久违的真学术的气息，也为我平添了几分不服从“钦定真理代表”的勇气，因此对北大的斯人故事，也不禁神而往之。但如今黄鹤既已杳然，就是循迹而至，恐怕只撞得上几只或肥或瘦的鸬鹚。只可惜今后听见北大法学院的名头，虽然有时不得不呈肃然状，但发自内心的敬意，却早已荡然无存了。


《笑傲江湖》里，历届魔教教主用以控制手下教众的手段多多，但却以三尸脑神丹最为利害。魔教教众吃这种药，多半是恐惧于吸星大法之类的超级暴力，也有少数是被欺骗后不知不觉吃下。自然，一旦吃了这种药，如不定期服下解药，尸虫便会即时发作。发作之时，尸虫钻而入脑，咬啮脑髓，痛楚固不必说，更可怕的是做起事来狂乱颠倒，比疯狗尚有不如。服药人此时之痛苦非言语可以形容，只觉生不如死，如若无勇气自杀了断，便只有死心塌地的葡匐在教主脚下，毫无理智与廉耻的高呼“教主千秋万岁，一统江湖”。此后，任你是铁打的英雄好汉也只能亦步亦趋，为奴为仆了。任我行之类的魔教教主以如此残忍暴虐的手段摧残人性，实是公然与人类为敌，人人得而诛之，实属应然。魔教的三尸脑神丹如此灭绝人性，人人得而毁之而后快，怕也是不言而喻。

可怕的是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三尸脑神丹，他让你心甘情愿的服下后，还对他感激涕零。岳不群就是这后一种人。岳不群从小给予弟子们的关于忠孝节义情等等江湖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就是这后一种三尸脑神丹。岳不群若不是后来自暴其奸，自露其恶，令狐冲只怕会终其一生为其控制而不自知。事实上，即使是在岳不群的奸恶面目大白于天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令狐冲不也还是不能不为其所用吗？令狐冲摆脱岳不群从小灌输给他的意识形态药毒控制的心理过程实在是漫长而惊心动魄的。

有人可能说了，岳不群如果不变成后来的五岳剑派盟主，那他就是真君子，你就不能说他给予弟子们的忠孝节义情的教育是三尸脑神丹。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看清意识形态的本质就在于其虚伪性、欺骗性及强制性。

强制性当然是指以暴力为后盾垄断一切话语霸权的论证方式，此不多说。所谓虚伪性，是指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永远都是赤裸裸的权力控制的妩媚面具。在华山剑派那样的专制主义江湖作坊里，岳不群用以控制剑派的其实是高人一等的暴力技能，而忠孝节义情不过是他掩饰这一秘密的精美包装。所以，当岳不群意图控制五派而不是一派的时候，他的作坊式意识形态就帮不上忙，他的本性：对更高级的暴力技能的追逐就不能不暴露出来。当然，如果他在控制五岳剑派后有足够的时间，他肯定会寻找更具普遍意义的联盟级别的意识形态脑神丹来遮蔽这一赤裸裸的暴力统治真相。可惜的是，金庸没有给他机会。所谓欺骗性则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受众而言的。或者说是相对于三尸脑神丹的服用对象而言的。所有的三尸脑神丹都不容置疑的宣称，他将给予一切服用者以无限的幸福与满足。这种幸福与满足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句话，服用了三尸脑神丹，你就成为了上帝的选民，你的命运就被幸福与满足预先选中，你的生活轨道就一派明朗灿烂。你不知道，你的命运已经被绑架，你还感激涕零。倘使你感觉没有被三尸脑神丹选中，你还会努力成为其选民，不被绑架不罢休。

这当然说的是高考。在当今中国，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三尸脑神丹比高考更让人欢喜让人忧呢？

不是吗，一个孩子，在他于母体内产生第一个细胞的时候，他就被笼罩在了高考的意识形态包裹之下。他的亲人就已经为他进入高考意识形态的修炼轨道作好了种种打算。这一阶段，母亲以一种温情脉脉的胎教方式预备着给他以进入被绑架轨道的智力储备。到他出生以至进入小学，他被奶粉、钙片、口服液簇拥着，被唐诗宋词、轻音乐、无限制的娇宠包围着，他成为甜腻腻的希望工程这一高考分支意识形态的呵护对象，在对智力与体力的无限想像中，成为全家人的最高幸福指数。然后，他的童年突然结束了。他的高小与六年中学阶段，成为他与全家人的梦魇。于他而言，是奥赛、家教、形形色色的补习班，是没有尽头的题浪卷海，是几乎所有兴趣爱好的失落与沉埋。于其家长而言，是风雨无阻的接送乃至陪读，是绞尽脑汁的营养滋补，是战战兢兢的讨好抚慰，是毫不声张的开源节流苦攒勤积。他们自觉自愿的陷身于这可怕的梦魇之中，因为他们以为前面有美妙的大光明，这是沐浴大光明的必须代价。然后，黎明前的黑暗这一时刻终于来临了，高考的冲锋号吹响了，响彻肺腑。

很难想像，如此之长的可怕梦魇，如此单调乏味的生活，如此枯燥艰难的漫长循环，怎么可以忍受下去。然而，人们忍受着，而且一直忍受着，一代又一代。

为什么呢？首先，为了配合、支持并帮助全民融入高考意识形态的光荣轨道，各种知识体系被生产出来并被迅速即时的投入使用。比如，胎教学、婴幼儿教育学、营养学、青少年心理学、家政学……形形色色的知识学问体系都是围绕着准备高考的孩子及其家长，无数相关的专家学者为此殚精竭虑。其次，为了全民能尽可能舒适的通过高考意识形态的测试，各种各样的服务系统，从政府到民间，被纵横交错的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俱细无遗的网络。邮政、交通、公安、餐饮、住宿……举凡与学生有关的任何行业、任何部门都行动起来，提供最好的服务。当真是全民动员，举国关注。高考前专家通过各种媒体的知识指导与心理疏导，高考时的餐饮、住宿的低价优质服务，高考后的专家志愿建议……无不体现了这种服务的细致体贴。

应当说，知识的生产、服务的提供与相关领域部门的利益冲动有很大的关系，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所有这一切都是应需而生的。这正好暗示了这种需要的合理合情合法，正好暗示了这种需要的正确明智。这种暗示毫无疑问强化了人们对自身自觉投身于梦魇中的终极肯定。更重要的还不止此。因为知识的生产与服务的提供其刺激源固然在于大众的需要，但更在于统治权力的需要，没有统治权力的需要，很难想像，如此全民动员式的知识体系的生产与服务网络的建立是可能的。谁都明白，知识的生产与投入，首先必须要经过统治权力的审核。正是权力控制全民生活的欲望孕育了新的知识体系与服务网络。一切知识系统都是为权力服务的，这种知识与权力的苟且关系不一定为大众明确了解，但权力在其中的主要操控作用还是一目了然的。而正是这种权力的操控作用使人们深受鼓舞：他们所做的一切梦魇，权力最终会给予补偿！

现在，一切都明朗了，人们之所以如此疯狂的自觉自愿的投身于长达十多年的高考梦魇，就在于，权力给了他们生活的所有美好承诺，而且，他们的梦魇长途一直都伴随着权力无微不至的抚慰与支持，这使他们对于高考后的美好生活有了无比的信心。走在权力为他们铺设的高考轨道上，他们的内心洋溢着单纯的苦与乐，丝毫不知，生活还可以有其他的轨道。

是的，生活本该有无数轨道的，本不该只此一条，然而，这只是应然，却不是实然。或者说，在中国语境中，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却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为什么呢？你只要想一想，为了高考，权力所提供的知识与服务上的无保留的服务，就明白，权力早已把所有的其他路径在人们的脑子中萌芽之前就给永远封杀了，不留丝毫的痕迹。换一句话说，人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被权力重重封锁的世界，举凡生活方式，思维路径，幸福内含，知识学习……无不是被提供的，而无须自己于纷繁芜杂中选择。因为只有单一简化，选择就是规定。

也许有人说，当前社会的娱乐业与美容业是极其开放的，这难道不正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是开明的而不是封闭的吗？不错，当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娱乐至死，美容至上的社会，无论你如何娱乐，不管你怎么美容，都没有人干预你，相反，你还会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但这能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社会，除了身体修饰与娱乐知识学被无限制的放开以外，你能看到关于思想与灵魂的任一自由知识学的存在吗？

事情还不明显吗？——正是娱乐至死的意识形态，有力的充当了权力的五彩缤纷的变脸绝技。当你沉溺于这一变脸绝技的欣赏快感中的时候，你就成为了歌颂无脑子的超级无脑存在。于此可见，高考知识学是对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由独立命运的绑架，这种绑架让你丧失了所有生活与命运的丰富与繁复，也丧失了人之为人的选择与创造的尊严。而娱乐知识学则给人一种虚假的丰富与繁荣，让人永远都回不到人之初的自由独立状态，并且以此为快乐满足。这两种知识学所打造的意识形态脑神丹确保了权力的稳定性与合法性，人们在心悦臣服中，交出了自己的生活，于被绑架中快乐的享受着理性与自由匮乏的命运。

这也许有些夸大其辞吧？不是吗，在这个据说大学毕业就是失业的时代，人们还怎么可能如此相信高考可以给予自己及自己的子女以美好的前程呢？好吧，那么，你就不参加高考吧，你不为高考做任何准备吧。那么，你是三陪女，你的子女也就只能做做招待了。你是农民，你的子女除了继续做农民，可能的选择就是到城市去做民工或保姆了。你是工人，你的子女也就只能做无业人员了。你是下岗人员，你的子女也许只能做乞丐了。你怎么可以不知道不过高考这一关，你甚至没有做梦的权力。是，高考也许一样意味着失业，但你至少还有些许机会。比如考研、考博。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过高考这一关，你或是你的子女一辈子就只能属于这个断裂型社会里那个被抛弃了的阶层。有例外吗？当然有，比如丁俊晖、比如李想。但你还能举多少出来呢？如果你觉得你也有希望，那么，你就等着生一个天赋异禀的子女吧，不过，那你恐怕还是要懂一些营养学和教育学。或者，你就等着望天收吧。

高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身份与资格的获取，是通往权力垂青阶层一员的一个基本关卡。你不可不过高考这一关！于是，我们说，以7万元的天价包机赶考，以总统套房购买考试之余的服务就不再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发昏，而是一种洞悉了高考时代本质的睿智。

毫无疑问，高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三尸脑神丹，没有哪一个家庭没有服用过他，也没有哪一个家庭不正在服用他，没有哪一个准家庭不准备服用他。他使这个民族几乎所有的生命与生活为之颠狂为之梦想。这个民族的几乎所有的人们在对无须创造的幸福未来的憧憬中欣然吞食着这一剂毒药，梦想着被绑架的生活的美满。然而，我忍不住想问一句，这个民族，还有一个正常的自由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