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传记获英国第八届塞缪尔•约翰逊奖

传记类作品《1599年:威廉·莎士比亚生命中的一年》14日在伦敦获“塞缪尔·约翰逊奖”。该书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詹姆斯·夏皮罗教授获得了3万英镑(约合5.5万美元)的奖金。

“塞缪尔·约翰逊奖”评委会主席罗伯特·温斯顿说:“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詹姆斯·夏皮罗的《1599年》为理解我们最伟大的文学人物威廉·莎士比亚作出了杰出贡献。”

据温斯顿介绍,有位评委说读这本书就相当于上了一堂微观历史课,还有一位评委称之为“一颗完美的小宝石”。

现年55岁的夏皮罗说,他从莎士比亚一生中节选出一年来写传记,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电影《恋爱中的莎士比亚》的启发。这部影片是1998年奥斯卡获奖影片。1599年,35岁的莎士比亚成为了新创建的环球剧院的股东。他在当年完成了历史剧《亨利六世》的写作,并撰写了《哈姆雷特》的初稿。夏皮罗在书中探究了当年的社会、政治事件以及莎士比亚个人生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塞缪尔·约翰逊奖”以18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命名,今年是第八届。参评作品均为在英国出版的、用英语撰写的非小说类书籍,内容可涉及时事、历史、政治、科学、体育、旅游、传记和艺术。

霍尔荣获美国第十四任“桂冠诗人”称号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毕灵顿14日正式授予唐纳德‧霍尔美国第十四任。毕灵顿说,他选择霍尔的原因是其“诗歌长期以来的高质量和他在诗歌中所探讨的世界多样性。”

据报道,今年77岁的霍尔至今已出版了将近18本诗集、20本散文集和12本儿童读物,是一位多产作家。近年来,他的许多作品都有关他于1995年去世的妻子简‧凯尼恩。评论家威廉‧普利查德认为,作为诗人,霍尔不能简单地被归于任何一类。以凯尼恩卧病为题材的诗歌粗糙直接,但在不定型的字里行间有一种强烈节奏和韵律感。霍尔是一名对宗教权利影响政府艺术政策现象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自由派,他称那些掌握审批权而阻碍艺术发展的人为恃强凌弱者。当选后,霍尔表示,他并不将桂冠诗人的称号看作一个可以威风布道的讲坛。“但那毕竟是一个讲坛,如果我看到不公正的现象,一定会大声地说出来。”他表示,将鼓励国家公共电台和有网络都加强对诗歌的关注,努力扩大诗歌的疆域。桂冠诗人的荣誉伴随35000美元的奖金和5000美元的旅行津贴,通常任期一年。

由斯大林调戏丘吉尔说起

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为了调戏丘吉尔,故意说,战争结束后,他认为至少要处决五万名纳粹分子,军官和各种技术人员。丘吉尔一听,当场跳了起来,说:“任何这类做法,是与我们英国的法制感完全抵触的。英国人民决不支持这类集体谋杀。我借此机会表明,我最强烈地认为没有任何人,不管他是否纳粹,在未经适当的法律审判前就可以由行刑实行处决,尽管事实确凿,铁证如山也罢。”斯大林看丘吉尔那么激动,继续调戏,坚持说:“一定要枪毙五万人。”丘吉尔更激动,表示:我宁可此时此地让人把我押到花园里去枪毙,也不同意这种做法。

斯大林恨纳粹,这我明白,就跟我们恨日本人似的。但是斯大林的玩笑,又何尝是纯粹的玩笑呢?玩笑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对法制的漠视,对生命的粗暴。

雅尔塔会议期间,在罗斯福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再次调戏丘吉尔。戏是由丘吉尔挑起的,他说,他在国内经常被人当作反动派而遭遇痛打,出席会议的三大头中,只有他随时可由他的人民投票赶下台。最后他补充说,他个人倒是以这种危险引而为荣的。话里话外,透着法制制度和民意政府的骄傲,明显是给斯大林听的。斯大林一听,当然不乐意,当即调戏说:首相明显地害怕英国即将举行的选举的结果。丘吉尔答复说,他不仅不畏惧,反而以英国人民任何时候只要愿意这样做,他们有把他们的政府换掉的权利而感到自豪。

我不知道,斯大林对这些话是什么反应,但我知道,丘吉尔这话说了不到半年,就应验了。1945年七、八月间,他在菠茨坦开会呢,英国人民就把他选掉了,代替他的,是新首相艾德礼。我觉得,他真的是骄傲而又自豪的退下去的,为大不列颠那些伟大的人民、那个伟大的政府。相形之下,斯大林这边就很没劲,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交接与过渡,基本上谈不上正常可言。说到这里,想起李方刚写的《假如希特勒死于1938年》,在这篇雄文里,李方试图给大家“提供一种审视和评价政治领导人的更清晰的视野”,李方认为,不论他是历史人物还是现实人物,这种评价要超越他所建立的纯粹的事功。也就是说,这种评价,并非立足于个人事功,更着眼于其事业能否延续、能否复制。李方认为,这才是真正伟大政治家的境界。

李方的说法,从侧面印证了丘吉尔的骄傲,他们拥有的,是真正的伟大。不管是英国的君主立宪,还是华盛顿的走向共和,都曾是大清晚年一度模仿的样板,但是我们依样画葫芦,咋也画不圆,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历史深处的叹息,并为丘吉尔的自豪而汗颜!我们也是人民,但是我们这等人民,却无缘遭遇这种伟大!

值得一提的是,菠茨坦会议上,三大头就换了俩,独有斯大林,一鸟独骄。我不知道,当时这大鸟是个什么心态,我只知道,他仅有事功,没有超越于事功之上的制度安排,最终的结果,再大的鸟也得蔫,再伟大的事功也相形黯然。就拿他本人来讲,尸骨未寒,赫鲁晓夫就掂起自己那只以后还要在联合国敲桌子的皮鞋,兜头朝他拍了下去。当时苏联的教材里,处处是大鸟的鸟语与鸟像,但是赫鲁晓夫让全体人民动手,宁愿书上处处是破洞,也不愿意再看到他了。

问题是,赫鲁晓夫在拍斯大林的时候,仍然没有制度与法制建设。一句话,他会顺着斯大林的老路走下去,尽管两人之间会因个性而显示出一些不同来,但本质是一样的。于是我们在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里,看到了历史在继续,只不过,这次成尼克松调戏赫鲁晓夫了。当赫鲁晓夫面对美国展出的一套有六 间房的典型牧场住宅时,尼克松在一旁说这是一所 典 型的美国住宅,几乎任何美国工人都能住得起这样的或类似的房屋。

仅能供给人民大炮与坦克的赫鲁晓夫被刺痛了,他说:“你以为俄国人会被这个展览惊得目瞪口呆,可是事实 是所有新建 的俄国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要得到这所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 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 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而你们却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奴隶!”
  
尼克松:……“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展览会使俄国人民惊讶,但是它会使他们感 到兴趣,就像你们的展览会使我们感到兴趣一样。对我们来说,多样化,选择权,我们有上 千个不同的营造商的事实,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一个政府官员在最上头做出决 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
 
尼克松说话,比丘吉尔绅士风度多了,但是,其中蕴含的,是绝不亚于丘吉尔的缝骄傲与自豪。选择权,生活的情趣,苏联人民,缺少的不正是这个吗?
在放着加利福尼亚名酒的桌子旁停留时,赫鲁晓夫与尼克松作了最后的较量。赫鲁晓夫提议为“和平和废 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干杯。
  
尼克松没有举杯,说:咱们只为和平干杯。
  
一位站在一旁的俄国人打圆场说:祝赫鲁晓夫长命百岁!
  
尼克松:我要为这个干杯。我们尽管不同意你的政策,但是我们愿你健康。祝你长命百岁。
  
赫鲁晓夫干杯后说:到99岁的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着什么急?
尼克松:你是说到你99岁的时候你还会当权,还没有自由选举吗?

看到这里,不由得倒吸凉气,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元首,怎么这么喜欢问弱智问题呢?赫鲁晓夫同志答应苏联人民,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就在眼前,苏联的君民还要什么自由选举!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当然了,赫鲁晓夫还不到99岁,70岁的时候就被勃列日涅夫等人踢下台了,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爱国青年不知道的:“米格走廊”的真相

茅于轼:破解中国房价大迷局

我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如果想着别的反而不是好企业家

房地产市场扭曲的宏观原因

  我同意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有相当程度的扭曲,表现在房价虚高;高档房的比例不适当的多,脱离了大众的需求;房地产业的利润比较高,而且长期居高不下;资金流入房地产业数量巨大,出现泡沫。

  造成这种扭曲现象的原因很多。有些人认为是房地产业的企业家造成的,他们追逐利润,不愿意为大众服务,见利忘义。他们在舆论面前经受很大的压力,有口难辩,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如果想着别的反而不是好企业家。微观经济学说明企业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这没有错。有些国有企业领导人就是不关心企业利润,把企业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了。现在房地产业所发生的扭曲,原因在宏观经济中。宏观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房地产业的企业家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不是房地产商抬高了房价

  先说房价虚高。企业作为供给方,总是想方设法提高价格,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买方不是傻瓜,他们会尽量压价。现在房价高是买方愿意,而且也有钱,出高价买房,是他们,而不是房地产商抬高了房价。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么多的人愿意出高价买房?答案在我国收入分配的特点上,即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手里有很多钱,他们要买好房子,买大房子,买贵房子。开发商当然瞄准这些人的需求。难道要让开发商盖普通的低档房,可是卖不出去,同时却损失了高端客户。我国房地产市场偏向档次高的客户,普通的低档房盖得很少,这正是与我国财富分配中贫富悬殊有关。房地产市场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状况,不改变收入分配,房地产业的结构同样改变不了。任志强说了,房子是为有钱人盖的,我们怎么能说他们见利忘义呢?难道要他们盖一批没有客户的、卖不掉的中低档房吗?

政府垄断  高利润就可能长期存在

  再说房地产业的利润特别高,而且长期居高不下。大家知道,高利润是维持不长的,只要竞争一出现,高利润就慢慢消失了。我国房地产业的高利润能够长期维持,唯一的原因就是投入要素的竞争不充分。房地产的投入要素主要是资金和土地,这两样要素都是竞争不充分的。土地是政府批的,资金是银行批的,市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而是靠关系。

  现在土地要求通过公开拍卖,据统计,拍卖的还是少数。正因为土地市场没有培养起来,还是政府垄断着,高利润就有可能长期存在。资金的情况差不多,因为利率还没有放开,获取资金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靠关系。所以,房地产商都特别注意和政府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个别房地产商难免有暗箱操作,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这不能全怪他们,主要是制度环境造成的。我国市场经济问题多多,办一个大一点的企业都离不开政府。可以说,大企业都得搞点桌下交易,你不同流合污事情就做不成,这叫做逼良为娼。

  最后,房地产业的泡沫问题。房地产业为什么有泡沫?简单说,因为有大量资金没有别的出路,于是都涌向了房地产业,资金往哪边走,那边的价格就上升。一旦房价下降,大家争先恐后卖房子,就是泡沫破裂的时候。

  上面提到的三方面的问题:收入分配、土地和资金市场的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是造成房地产业扭曲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讲,如果这些原因不改变,扭曲也没有办法纠正,责怪房地产开发商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上面的分析不错,我们就有了一个分析工具,用于观察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关系。(

台湾媒体之丑

台湾的电视媒体,让我这个中国人来评头论足好像有点跨过界。我虽不是台湾人,可是当反复看到中国的《环球时报》那些有关台湾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也变得关心起台湾事务了,于是借着网路或”非法的”卫星接收器看了他们不少的电视节目。台湾的八卦娱乐还真的挺有趣的,让我想不到的是严肃的台湾政治新闻也会是那么戏剧化,台湾那些新闻台的政治辩论节目,还真耽误了我不少时间。

自从台湾的媒体开放以来,政治新闻台如雨后春笋,相继增加了很多,而且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其中一些电视台为了抓收视率,特别喜欢集合一些精英嘉宾来做电视辩论,而且在下面配合上一群拉拉队,台上说完,台下说,你一言,我一语,气氛搞得真是热烈。初看节目的人往往被精英嘉宾的口若悬河的口才折服,为他们的敢说敢言惊叹,为台湾媒体的自由民主的气氛感动。

我几年前才开始关注台湾的事情,这样热闹的节目我还记得不少,比如99年末的KMT大陆事务干事苏起参与的对李登辉两国论解释的辩论,接着是2000年台湾选举时候,李敖跑到民视里作专题,大骂KMT蒋介石,而且不脸红的参选总统,到后来马英九逼宫,李登辉组台联,接着在扁上台后,核四风波起,节目里谈要求倒阁罢免总统,从电视里看,台湾的这样民主我怎么想怎么都觉得乱。

回到电视谈话节目的PANNEL上,那些自称为资深的精英们的口水智慧,我实在不敢恭维,以前还以为兼听则明,博采众家之长,就可以得到自己的判断并有所收获,对真相有所了解,现在看了,抱这种想法简直是天真幼稚。这些精英在节目里都是各说各话,只有党派立场没有独立主见,也根本听不进对方的解释,而是单单忙着抢说话权,辩论中针对对方的用言用词加以胡搅蛮缠。等你听完群英的舌战之后,还是一团雾水,也许原先明白一点的人,但是被他们这么一倒腾,反而没了主见,一下变成犬儒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厌倦民主政治的人。

这样的节目为了拉收视率,搞所谓的Call in,打进来的三言两语的脏话与电视里台下的观众起哄的搭配,完全就是在里应外合,拉帮子壮势头,这个闹腾!那种口舌火爆的场面时刻都像要?枪走火,真觉得会挽起袖子打将过来。节目最后的虽有假惺惺的双方握手,并没有体现他们的多少儒士风度。这类社会议题争论的节目好像体现是自由言论,类似古代百家争鸣,其实各党派的上演是文革似的文字口号斗争,看到媒体里面他们的摇旗帜和吹喇叭,你会误以为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眼花缭乱地不知所措。你要不是平时多看看圣经,自己随时被他们纷争拉着跑。

看到这你就知道我在说台湾的TVBS电视台。TVBS有两个对付陈水扁的节目,一个是李艳秋的新闻夜总会,一个就是李涛的2100全民开讲,我前面提到的主要是说李涛的的2100全民开讲。这个李涛,口才虽不怎么好,却喜欢穿得像CNN的金牌主持人LARRY KING一样,说话却没有一点幽默和冷静,最让人厌的是,在那个有限的节目时间里面,他自己讲的话有时比请来的嘉宾还要多,自己的评论参合到里面,整个变成一场口舌混战,让人们误解他到底是在作主持呢,还是在旁边煽风点火,激化社会矛盾,激化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意。

而且奇怪的是李涛们,还应要装客观公正。我们倒是来看看他们是怎么不偏不倚的?

首先,他们每次选的议题的导向有很大的问题,其中大部分的议题很明显就是帮蓝营斗政府的,就比如说什么”阿扁有没有变成跛鸭”就这样的一个议题,这个节目谈了不知道多少次,从”核四停建”煽动罢免总统,接着求319所谓真相煽动罢免总统,到现在的第一家庭弊案又要煽动罢免总统。我们知道总统是老百姓票选出来的,就凭节目里这几个文人煽动说罢就罢,那还有没有法制呢?就因为有这么几个有言论免责权的立委,在节目里信口开河,无证据指控,引起台湾社会极大的混乱,一些热血的群众被鼓动下不再相信民主国家的司法公正,诉诸暴力和街头抗争,一起上街游行闹事,难怪中国人说他们的民主是几十年前的文革。社会为此动荡,股市也是阴雨连绵,而制度得不到真正的革新,一些利于民生的法案在立院根本得不到通过,就是为了这样得两派的”搞臭异己”的无聊的权力斗争,而这个节目扮演的就像炸药桶的危险的点火器。

就说现在赵建铭(女婿)弊案,涉入并不是总统本人,也没有证据说明扁有腐败的问题,你最多怪他教子无方而已。岂能为此罢免总统,耽误国事。呼吁总统放权,在法院上没有传唤总统之前,在真相大白之前,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正如曹长青先生所说,放权给行政院,那么以后直选行政院院长,选总统做什么?我不知道这样搞下去,对制度改革有什么益处。人非神都有原罪 ,每个人的道德都是值得怀疑的,以其针对在位的某个人的道德水平(教子无方)不如把证据交给司法部门依法查办,过多的指责毫无益处。制度的革新才是重点,这不是什么靠换总统,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司法有问题,权力制衡不清明,就是换了人上台一样腐败。我们清楚知道,反对和鞭策的对象是罪恶本身不是被罪恶捆绑的人,这才能得到社会的真正的宽容和谐,相互谅解。李涛的节目不但不会加增谅解对话,相反是制造问题,放大争端和矛盾。

公正的媒体很重要,台湾一边倒(蓝色)的媒体是民主初期的弊端之一,媒体被西方说成三权之外的第四权,记者被戴上无冕之王的帽子,所以谁掌握了媒体,谁就霸占了新闻自由,就是专制的表现,偏向的媒体需要制衡,偏向的媒体需要客观诚实守信。

可是TVBS的李涛的节目却一点也不客观,在319枪击案件的节目辩论上,李涛随着蓝营的立法委员响应呼吁刑侦专家李昌玉来台办案,因为相信李博士有才智而且会秉公正行事,可是当李昌玉肯定枪击案子不是”STAGED “(自导自演)的时候,他们失望了,于是就把李博士和李登辉的微笑握手的合照在节目最后放出来,让人觉得博士和李登辉有莫逆之交所以是偏向绿色的。

我说李涛的节目也不公正,其实从表面上就可以看出来对蓝营的被优待特别明显,他请来的正反两方,蓝多绿少根本就不对称,大多数的嘉宾是反扁政府的。而请来的蓝营人个个是长舌善言,咄咄逼人,比如邱毅和林郁芳等,而请来的绿营中人则相比怯弱,内忍,有的保守甚至偏蓝,他们连说话都没有气势,比如沈富雄等,客客气气的怎么和那些如狼似虎的邱毅们讲理。如果你真的计算一下两方说话的时间多少,也没平衡,绿色的人还没两句,李涛就扛一扛转到蓝色的人说话,我一次为他们两方掐表,加起来绿方发言时间居然少了十到二十多分钟,这也是公平?

李涛的节目而且给撒谎者提供讲台和审判台,这节目很多时候是针对执政党的爆料剧,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亲民党立法委员李庆安的爆料剧,她好像证据确凿利用”自由的媒体”,大肆报卫生部长涂醒哲(民进党)的料,而且一天一个花样,一点一点得用作媒体资源,让这件事沸沸扬扬好长的时间,好像整个社会这件事最重要,可是结果呢?是李搞错了对象,冤枉了好人。让无辜涂醒哲背了很长时间的黑锅,社会舆论危及到他们的基本生活,真的为他们感叹”人言可畏”。

李涛等节目制作单位还经常串通上节目的蓝营的嘉宾,明明自己收到一些弊案材料,却转给泛蓝立委来给你爆料,自己假装公正且不知情,比如陈哲男洗钱案件,邱毅就是扮演这样一个绝好的拍档。在全民开讲节目,这个乡炮火筒的邱毅来的次数比李涛少不了多少。他只不过是亲民党立法委员,根本不是记者,记者做调查当然讲究真实性,言语会严谨,证据求确凿,可是他整个就是一个”祸害”,就凭着人家的一个短信或几句话就开始造谣中伤,加上说话的免责权,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就可以炮火相加,攻击政府元首。无论谁是受害者,即使最终法律上还了他清白,但实质上名声也搞臭了。就像陈水扁319枪击事件一样,不信的人恒不信,对于319案,这类媒体节目早就代替法院充当了是非的仲裁者的角色。

我以前是天天看李涛的节目,每次看完,总觉得绿营执政简直是群黑社会当权,人民怨声载道。记得有一年立委选举之前的节目,我怎么看怎么绿营要完蛋了,而且不知道他们会输多少呢!可是结果开票出来,民进党成了第一大党,台联立委也大幅增加。我才开始意识到原来是这个节目在误导民意。

在去年, TVBS被揭发出来,股东是外资是中资,这才使我恍然大悟。说下去,我们又回到前面的话,公正的媒体很重要,台湾一边倒(蓝色)的媒体是民主初期的最大弊端之一,任何一个社会,媒体一定要互相制衡,媒体要客观,公正,诚实,守信,美国的福克斯(FOX)提出来要做到fair and balance ,这样才对起人民赋予的发言权。

北村:出现在希望中的感情

 

  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中心,我们时刻都处于它的边缘,吮吸从它而出的朝露,分享它所赐的光,注视逐渐显露的植物,那茂密的丛林利于动物奔跑嬉戏;那吐绽的花朵仿佛是去为蜜蜂和蝴蝶而开放,于是我们首先与之达成的关系不是对生死殖和繁衍的认识,而是由此达到的另一种更超越的认识:美。我们可以淡忘生物学家要告诉我们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会因我们的无知而停止它的伸展,它是一次生命过程,不受知识的影响),真正有害的是我们淡忘或对由此出现的情感无动于衷,它出现于我们和自然同呼吸共命运的那一瞬间,我们尝到了从植物枝叶和根茎中超越而出的情感,那从快乐源泉奔涌而出的一切。

    这种感情比一种关于凤尾竹和裸子植物的知识更为重要,因为前者将永久长存。我们的身体走过世界,我们闻到花香也闻到恶臭,风吹我们,雨打我们,冰雪要挡住我们的去路,我们享受美味佳肴,但疾病摧毁我们,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一切,那么活在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它不会比一次蒲公英复杂得多的感觉器官仿佛是专门为品尝苦难而预备的,最奢侈的快乐不过是在风中飘荡的过程。

    不自由的飘荡,正如康德所说,断了线的风筝只能随风飘荡。如果我们真是一棵裸子植物、苔藓或一朵水母,那痛苦的程度将会大大消减,我们有一种应激机制会帮助防御,肉体的疼痛总是一过性的,而触及灵魂的却将和它的快乐或痛苦长存下去,这就是纪念或凭吊,快乐出现在希望里。

    于是人们都纷纷仰起头,眺望出现在落目尽头的光芒,人们开始更愿意谈论某种仿佛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的情感,即使它出现在一个童话或一则骑土故事中。我们放逐我们的想像力,这是我们惟一可以奢侈使用的东西,也是惟一可以与现实抗衡的力量。于是有美丽的景物固定在画布上来愉悦我们的眼目,有琴弦上流出的乐音滋润我们的耳朵,有诗以珠链的形式敲击心灵,它们和我们交谈的方式是美的、和谐的,这是田野中疏密有致的稻谷在风中起伏时,秋天的落花和春天的嫩草告诉它们的。

    我们几乎就要陶醉在此情此景中了,但不久就有了别的东西来破坏这种和谐。理智是一名看上去十分公正的、严肃的使者,它的一只手上拿着宝剑,另一只手上方宝剑。想像力的飞翔使出现在希望中的情感变得肤浅,它不再是理想,仅仅是一种愿望,愿望搭乘的情感之舟是飘荡的,找不到抛锚之地。对于人的现实处境来说,它变得无关痛痒。它缺乏目标,一种能证实这大地生命秘密,大地的不幸的原因和超越途径的目标,想像力的翅膀是在这里折断的。爱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公正。

    理智的剑挥起来了。这使得本来与现实结成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张,紧张到一个程度,使人类艺术中拮据的希望和想像力最终羞怯地退出,艺术家像一个囊中羞涩的老妇人面对一大堆嗷嗷待哺的孩子失去恸哭,或者抛弃那些孩子,缩在一个角落发出阴暗冷酷的私语,或者干脆沉默。因为紧张的叙述不是世界所要的,不是在现实中沉浮的人所要的,他们不要不明不白的东西,他们要的是清晰的希望。

    最可靠的证据是艺术家自己的心灵,要拒绝一切不是它朋友的陌生人。心灵认识它自己的朋友,心灵能感受痛苦,更能感受快乐,心灵会哭泣,但只有它能发出一种声音,认识希望是什么。于是它自己来担负分辩善恶的公正的职责,就像必须先弄清病树的机理才能恢复它的健康一样,心灵能说服我们波动的情感和冰冷的意志,那是属于深陷于罪和苦难泥淖的人的仅存王牌,它从来没有解决希望的问题,于是它也没有解释过爱是什么。心灵认识到,它是源自于一个超越人间缺陷和不幸的牧者怀中,只有这样,那出现在希望在的感情才变得真实。

    真正的诗人歌颂理想,真正的作家写爱的故事,真正的哲人解释公正。真正的艺术表达希望中的感情。

 

傅国涌:"国学大师"王国维 是怎样被符号化的

回答<新京报>[2006年6月15日]

1.王国维为什么会被符号化?是其自身经历使然还是研究者另有目的?

傅国涌:王国维是个新旧之间的学者,他有深厚的旧学根底、考据功夫,同时又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哲学、美学、史学观念和方法,他从文学、哲学到甲骨文、考古、蒙古史、西北地理等,横跨人文学科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受到学界的重视,哪怕是对旧学不以为然的新一代学者,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在旧学的圈子里,他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192762日,他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之后,学界为之震惊。我们看看半个月后在全浙会馆参加他追悼会的那个名单,即不难看出他当时的影响力,金梁、罗振玉、赵元任、姜亮夫、容庚、李济之、黄节、陈达、沈兼士、梅贻琦、陈寅恪、赵万里……新旧学者都有。他被符号化,一是他是有大学问的人物,令读书人心服,二是他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动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他被符号化的背后固然有文化的、政治的等方面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最看作的东西,就是气节(或者梁启超说的“清刚之气”)。不管你对他的死作怎么样的解读,这一点都很难否认。

王国维被符号化实际上从他自沉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到底是他自身的经历还是研究者别有目的所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
2.
王国维被符号化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其发生机制蕴涵着什么样的问题?
傅国涌:要具体搞清楚王国维符号化的过程,是个专门的问题,我无力回答。我知道,当他自杀后,一方面,从事实上,对他的死因就存在着争议,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他的死出于儿女亲家罗振玉的逼债,在他尸骨未寒的87日,就有人在《文学周报》上发表这样的文章。郑孝胥就是持这一看法。顾颉刚等人则认为他是一个超然的学者,他的辫子也是徒具形式。此外有家庭隐痛说、多病厌世说,等等。同时,不少人包括周作人、浦江清等在内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情感上、理智上乃至哲学上寻求解释,这个解释过程迄今还没有结束。以王国维当时的清华同事陈寅恪为例,对他死因的解释,前后就有三次变化,先是在《挽王静安先生》中明确指出他的死是“殉清”,接着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首次指出他的死是“殉文化”,相隔两年,在为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写的那篇著名碑文中,进一步解释他“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即“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符号化的过程,这一切已经与王国维本人没有多大关系,而是活着的人们寄托怀抱、投射自身心迹的需要在起作用。
3.
当我们说王国维被符号化的时候,同时意味着与真实的背离。之前对于王国维的研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傅国涌:对于王国维的死,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站在历史的角度,即便是在他被符号化之后,也还存在着探求历史真实面目的必要,关于王国维之死,近80年来,人们已经写过无数的文章了,这样的文章还会继续做下去。王国维生在一个转型时代,一生中几次经历易代鼎革,先是辛亥革命,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王朝眼看着就倒塌了,对于陌生的共和,他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怀疑,他一直留着辫子,你说他对倒台的清朝有感情也好,你说他别有怀抱也好,说他保守也好、落伍也好,当时在读书人当中他也不是孤立的,他的价值取向和陈三立、沈曾植等人接近,不同的是他的出身算不上前清官员。鲁迅说他是个老实人,老实得和火腿一样。他把自己托命的文化和一个垮台的王朝捆绑在一起,这背后到底是因为什么?他的见识、眼光和他接触到一些东方文明之外的东西,他的学问中已经引入了许多新因子,为什么他终于超越不了那条小辫子?在王国维研究中,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

 

4.王国维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今天应当如何看待他的学术成就?你认为这次十大国学大师评选,是不是将王国维符号化?为什么?

傅国涌:王国维被看作是“国学大师”,有可能和他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有关。即使今天来看,他在几个不同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都是开拓性的,有很多独有的创造,已经不同于此前立足于考据、训诂、注经式的那种旧学问,他处于旧学和新学交界点上,是承前启后的学术人物,是不是国学毫不重要。其实,国学大师是不可能评选出来的,而是历史自然筛选的结果,这次的评选不过是一种网络和媒体的泡沫,对王国维的学术地位、历史形象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昝爱宗:厅级官员的“诉苦经”和官场上的父子兵

副市长的“诉苦经”

6月15日,北京的国际在线转自南京的《现代快报》消息:“南京副市长痛斥看病贵,称自己治感冒花费4,000多”。

大名为陈家宝的南京市副市长感叹商业贿赂可怕,他这样向公众“诉苦”:“现在都在喊看病贵,为什么药价到老百姓手里就翻了几番!拿我自己来说,几年前在镇江看个感冒就花了4,000多!”那是1996年时,“我在镇江工作时,看过一次感冒,挂几瓶水花了4,000多块钱,药价太高了,这个病看不起。”陈家宝还说“听说现在药价降了下来,也要2,000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为此,陈家宝似乎“良心发现”,直言痛斥商业贿赂不仅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污染投资环境,也败坏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说实话,对这位副市长的话进行解读,除了他自己几年前看个感冒花费4,000多有点真实之外,别的都是废话。几年前,他还不过是镇江一个小干部,而对于大干部,不光那时的医院,就是现在的医院,也都是不敢坑的。我私下还问过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护士长,提到政府的权力,她直言不讳地说,医院的利润不是全部留在医院里的,而是被政府财政拿走了,政府用了,所以医院是被逼的,逼良为娼。

现在,料想陈副市长也不敢说,自那次以后,他到医院看感冒有没有再花过4,000多?现在他是南京市、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正厅级),或许当初他级别还没到,医院就狮子大张口,公费不能完全报销,他自己也掏一部分。现在比起当初,不知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上升了多少倍?诸如医院里的回扣、红包、开单提成、乱收费等等,副市长不是不知道,但这些“歪风邪气损害群众利益”多少年了,为什么老是治不了本,人民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真是一个大问
题。

官场“父子兵”

6月14日,据中国国家人事部消息,国务院最近任命国家工作人员。任命陈德铭(正部长级)、张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对于其中的张茅,我当年在北京当记者的时候,他还是海淀区的区长,就知道他是前国务委员、财政部长张劲夫的儿子,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女婿。此次调职前,他是北京市副市长,副省级,为平级调动。一般来说,京官难做,孟学农就是一例。

2003年,北京抗“非典”时,张茅正是北京市负责教科文卫工作的副市长,但当时对北京市爆发的严重疫情负有直接责任的是市长孟学农,张没有受到处分,并不是因其家庭的背景显赫,而是主要领导负责,副职稍微责任小一些。

在中国是官僚体制内,地方官为块块,中央官员为条条,这些条条块块,条条是纵向的,只能在业务上对地方进行指导,地方上的人事权和财权,条条“说了不算”。而块块的权力就比较大,是实权,比如某个地方出现严重污染,中央环保部门不能撤消地方上的市长职务,所以说“块块面前,条条说不了算”也是中国特色。

至于“父子兵”,官场上屡见不鲜,当然美国也有,比如新总统布什就是老总统的儿子,不过人家是全民按照一定的规则投票选举出来的。而我们的官场“父子兵”,多半是自上而下任命的。比如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从大连市委书记到当辽宁省长,又到国家商务部任部长,都属于此例。

官僚主义为什么不干些实事

新华社消息,6月11日上午9时10分,太和县大新镇徐寨行政村马庄村民组马秀英开设的烟花爆竹作坊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四人,后有三人在医院不治身亡,另有12人重伤。马秀英本人当场炸死,无法追究刑事责任。

6月13日《安徽日报》发表消息,6月6日,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部署,决定从2006年开始,在全省开展实施新农村建设“千村百镇示范工程”。其中又安徽省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示范镇和示范村中,发生大爆炸和重大伤亡的太和县大新镇及徐寨村赫然其中。这无疑是撕开了“千村百镇示范工程”的口子,暴露出官僚主义不干实事的本质。

报道还称,14日上午,阜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云飞在太和县主持召开处置太和“6.11”爆竹爆炸事故工作会议。太和县委、县政府又拨出5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伤员救治工作。每一名伤者配有一名医生、三名护理人员,伤者的救治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之中。目前,12位伤员已度过休克期,各项救治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之中。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12名伤员病情趋于稳定,度过休克期,进入感染期。当地在积极抢救伤者的同时,警方专案组成员吃住在徐寨行政村马庄村,全面细致地展开调查,认真摸排非法生产窝点的原料进货渠道、生产情况及成品销售网络。目前,马庄村村委会主任马殿明因涉嫌知情不报、为非法生产烟花爆竹通风报信、提供资金、帮助储存和装卸原料及成品,已被公安机关拘留。

新华社记者代群撰写评论认为,通过对这起事故调查,暴露出来的当地干部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之淡漠,令人震惊。徐寨村马庄自然村只有100多户、300多人口,这次爆炸的非法生产窝点至少已经生产了两个多月。这么小的范围、这么长的时间,县、乡、村三级干部竟然在事发后层层都说“不知情”,谁都“没看见”这个重大安全隐患。更奇怪的是,一村干部的住所离爆炸地点不足300米,非法生产的组织者正是他的亲姐姐,参与者又大多是这位村干部的亲戚,这位村干部竟然也说“不知情”!镇里的干部说,乡镇对安全生产工作高度重视,多次组织排查和检查,甚至检查组到过这个村,也没有发现这个“炸药桶”。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当地干部即便对事故隐患真不知情,也不能成为摆脱责任的理由,更不用说出于种种个人利益考虑装傻充愣了。安全生产工作有专门部门监管,但有效的监管体系依赖于有效的
信息体系。生活和工作在群众中的广大基层干部,都应该把自己当成安全隐患的信息员和报告员,绝不能把发现隐患的责任都推给安全监管部门,否则就只能象太和烟花爆炸事故一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下面不报告,上面不知道”,各种检查流于形式,所以就有了非法生产,当地政府看到的是其背后的暴利,至于危险和重大伤亡,往往被拿黑心钱的政府官员给忽略掉了。事后,安徽省安监局局长程传如说,太和县烟花爆炸是一起“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无视政府监管、无视群众生命安全,非法生产鞭炮所导致的重大爆炸事故”。

官僚主义害死人,形式主义也害死人。不久,我相信会有这样的报道出现,12名伤员出院,感谢党和政府高度负责,避免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等等。

官僚主义司空见惯,形式主义积重难返,一句话,对人民高度负责,重要是不是听其言,而是观其行。

6月1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头条消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要“正确引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增加农民收入,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尊重农民意愿,力戒形式主义”。

问题是上下已经认识到“力戒形式主义”,但如何“下猛药”,却是“天下第一难”的问题。

丁子霖:我不能袖手旁观!

面对如此丧失理性和人性的暴行,

我不能袖手旁观!

丁子霖

 今天我从网络上得知山东沂南县盲人陈光诚的母亲、妻子向各界发出呼吁,请求海内外朋友关注陈光诚的命运,迫使政府有关当局立即停止对陈光诚的政治迫害,撤销对陈光诚的所谓“刑事拘留”。这份呼吁书让我坐卧不安。我在这份呼吁书的结尾处,读到了这样的字句:

“我们现在希望,关心光诚的国内外朋友能够签名强烈要求当地政府立即停止对盲人陈光诚的继续迫害,不要让我们三岁的孩子同我们一起整日在恐惧、思念和期待中度过。”

这是多么无奈的吁求啊!

我完全能理解作为陈光诚的母亲、妻子此刻的心情。一个盲人,为社会、为当地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不仅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褒扬和支持,反而对他实施了长时期的政治迫害,从绑架、软禁、非法拘禁直至罗织罪名对他实施刑事拘留。这持续的暴行,令人发指!

我一再期待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兑现“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建立“和谐社会”等等诺言,也一再期待领导人的“亲民”举动能落实到需要得到他们帮助的每个人身上。然而,我所看到的,却完全相反。此前,我从媒体上看到过陈光诚对地方政府运用暴力强迫实施计划生育、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等等恶行的揭露,也曾看到过有关陈光诚长期向农村残疾人和当地农民提供法律信息服务的报道。照我看,陈光诚所做的这一切,不正是以一个共和国公民的责任感,用自己切切实实地、一点一滴的行动,为他所在的地区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和谐社会”作出了最最实际的努力吗?尤其是人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陈光诚本人是一个残疾人、一个盲人,他本应得到社会的关怀和帮助。

今年4月30日,陈光诚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起,入选为美国《时代周刊》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这对于陈光诚来说,可谓名至实归。我为这位盲人维权英雄获此殊荣感到高兴。然而,他今天竟遭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我想,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中国人,对当地政府的这种丧失理智和人性的暴行,都不应该袖手旁观,必须严加谴责,发出抗议的呼声!

我这里想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说几句话。我不愿意怀疑您的“亲民”举动的诚意,我希望您的一言一行不是一种空话和伪善。但是,令我失望的是,我看到的却是此前汕尾东洲村农民遭受到无辜的杀戮,而事后惨案的制造者竟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惩处,我还看到那些为自身权利受到政府部门的侵害而被迫从事合法维权的农民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您竟未能责令地方当局采取切实措施加以纠正。尤其是这一次,我又眼睁睁地看着地方当局把一纸所谓“刑事拘留通知书”交到陈光诚妻子袁伟静女士和他母亲王金香的手里。面对如此乖谬的倒行逆施,我不得不向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作为国务院的总理,对今天发生在陈光诚身上的这件事情还究竟要不要分一个是非!难道您面对地方政府的为非作歹竟能如此心安理得!难道您不返身自问: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究竟尽到了应尽职责没有?您不会不知道,陈光诚是同您一起列入《时代周刊》百人名单的一个,难道您忍心眼看着站在你身旁的盲人陈光诚遭受如此非人的虐待!怎样正确对待民间的维权抗争,是您行使政府权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您不会不知道,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维权抗争中官民冲突,将会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在今年的两代会期间,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曾向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人发出过如下呼吁:

“请你们本着人类良知,信守诺言,善待一切被无辜剥夺了合法权利而求告无门的弱势民众;

请你们本着法治的原则,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公正、合理地解决民间维权行动中发生的官民冲突;

请你们拿出勇气和决断,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制止旨在压制民权的各种暴行,铲除残民以逞的黑恶势力,以挽回已经出现的危局。”

俗话说:“官逼民反”。今天的老百姓是讲道理的,不逼到无路可走他们是断然不会起来反抗的。何况,所谓“反抗”,也大多是理性和克制的。政府面对民众的维权抗争,首先应该检讨的,是自己是否存在侵权、失职行为,而不是民众的抗议。如果对这样的抗议实施镇压,那就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

如今,地方政府对民众维权抗争的压制和镇压,已到了无法无天、丧心病狂的地步。这方面的恶性事件几乎天天有所听闻,对陈光诚的长达近9个月的持续的迫害,直至6月11日对其实施“刑事拘留”,不过是无数恶性案例中的一个。我认为,中央政府对存在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已到了必须从根本上着手解决的时候了。

就陈光诚事件这个个案来说,我要求中央政府派出专门的调查人员,对临沂地方政府在处理这个案子上的违法行为进行公开、公正的调查,对有关的违法人员进行严肃的处理,立即还无辜被拘留的陈光诚以人身自由。对于因陈光诚受迫害事件引发的官民冲突,政府应本着平息事态的原则,与民意代表进行有诚意的协商、对话,避免事态的扩大,力求达成双方满意的结果。

最后,我要向受害者家属王金香女士和袁伟静女士表示由衷的同情和声援。我们都是母亲和妻子,都希望有一个免受恐惧及灾祸的家。十七年前,我失去了心爱的儿子,从我自己的历经,我完全能体会你们今天经受的痛苦和焦虑。我希望我的这些文字,能减轻你们些许精神上的重压,也能得到些许的安慰。

                                                                         2006-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