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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等职。他的记者生涯中，一直从事经济报道和经济研究，并以富有思辨色彩的宏观报道见长。１９８４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有一儿一女，均以成才，并自成家业。杨先生现与老伴相守，居于新华社宿舍，退休之后笔耕反而更为勤奋，以如椽巨笔，写宏篇大作。
青年时代在清华没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
郭：我看你的专业是拖拉机，那个年代是讲究对口分配的，你一个记者怎么会是这种专业的？是你自己选择的么？
杨：说起来四十多年以前了，我中学时代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记者。那时记者在我心中是个神圣、崇高的字眼，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我尊敬的一些历史人物都是办过报纸，写过稿子的人，作记者不仅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重要的是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上初中时有一次语文老师在班上读了我的一篇作文后，说：“杨继绳将来能做记者”，下课时有个调皮的同学弓着腰，撅着屁股，在我面前一边蹦着一边喊“记者，咔嚓！记者，咔嚓！”我想，记者在人们心中怎么会是这种形象呢？要是将来我做了记者，一定要力图改变记者这种肤浅形象。 我小时候，村上在一个地主家里抄家，弄出来很多书，我偷偷看了不少，特别羡慕小说里的那些侠客，我想武侠我是做不了，当记者就算是文侠吧，我本是打算报考新闻系的，可1960年高考那年，当时全国仅有的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在湖北一所不招生，另一所只招调干生，学校就让我就报考了清华。
郭：你在清华大学一定也耳濡目染受了一些人文熏陶吧？
杨：很遗憾，我的青年时代在清华没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就是学了造拖拉机，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你想我们将来就是做一颗社会主义螺丝钉么，还要这么多熏陶干嘛。
记得我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一代在中国顶尖大学收到的教育也就是两条“实用主义加功利主义”，记得当时校长蒋南翔在大会上教育我们：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是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这个话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话作为父亲告诉孩子的人生经验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育家教育学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郭：但毕竟清华大学是一所有文化传统的大学呀？至少是过去的留美预备班，有开放的视野，理工科学校也讲究要追求真理呀？
杨：这就是那个年代政治可怕的地方，我在学校的时候，图书馆里过去的书差不多都没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著作，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学讲资本主义可归纳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讲社会主义可以归纳为五个字——“社会主义好”，学生掌握了这九个字，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其他人文教育就都不用了。所以我们这些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从来没听说过王国维，陈寅恪，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清华历史上的大师。我们学校的主旋律就是又红又专，红是最重要的，记得那时候校友杨政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学校里党支部就组织大家批判，要我们，千万别学这两个人走白专道路。我当时特别积极，还是团支部书记。
我说这个话不是谦虚，确实是实际情况，我们这一代人从进入社会开始知识结构，人格结构都是有欠缺的。
三十年懂得一个道理：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郭：那你是怎么走上记者道路的呢？
杨：我那一届恰好中央媒体来清华招毕业生，当时招记者就三个条件“党员，贫下中农出生，能写”，我都符合，老师就推荐我去了。
郭：这下，终于实现你的理想了。
杨：哪里呀，这才刚刚发现离理想有多远，那时候我觉得当记者是很神圣的，脑海里都是邵漂萍，范长江这些榜样，觉得当记者可以指点江山，我68年1月10号去天津分社报道，刚去就失望了。见到记者的工作和我的理想差的很远，把听话放在第一位，有个别老记者看到我满腔热情就劝我“我是走错路了，没办法了，你年轻，有文化，你别干这行，浪费一辈子”。我呆了三天就受不了了，卷铺盖回北京要求重新分配，但是老师说已经分配完了，你得自己找单位，我没办法找到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一个师兄那里，心想这里我总能发挥专业特长了，结果他反过来劝我：别以为我们这里能搞什么研究，这里整天乱七八糟的，不务正业，你千万别来，要不然耽误一辈子。我最后只好认命了，灰溜溜地回新华社当记者。
郭：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很多次大致把我当记者的这30 几年以10年为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 1977年 ，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十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了一下，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 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十年的教训使我学会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 ，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一段九十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告别被无知和恐惧所驱使的年代
郭：很多人都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总的说来，这30多年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是不断追求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十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学习讲话精神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讲话就更不要说了，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报道了焦裕禄，说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
又成了两本书。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郭：那个时代，我是我们国家遭受的灾难的年代，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的时候，又没有怀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我在后来一篇文章里写下，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唯有牺牲多壮志么。那个年代多少人死了，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还觉得自己在建设人间天堂，那个时代的人灵魂都是麻木的。
郭：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怕被偷了，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是这样。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我眼前发生。有一个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才十七岁就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大家不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甚至“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
郭：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的过滤，一层层的“顾全大局”，不跟着政治潮流走的声音要能发出来那是奇迹，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的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风头过后，后来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郭：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这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们混得如鱼得水；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第三种人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凤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历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些“新闻”怎么成为教育下一代的“历史”，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的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郭：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国家如果掌权者不仅是权力中心；同时又控制信息决定老百姓应该知道什么，成为信息中心；进而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成为“真理中心”，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太危险了。历史决不能用来为掌权者一统江山服务，而我们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
我自己走了很多的弯路，从最初的热血青年，到感到失落消沉，进而开始怀疑，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一些国外的书籍，才开拓了视野，真正开始思想层面的痛苦反思。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跟好。

2006年6月9日上午11时许，刘宾雁铜像永久陈列仪式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举行。

刘宾雁是享有崇高声誉的中国记者、作家。由于贴近社会生活，直面黑暗而一生坎坷。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他曾两度被中共驱逐出党，历经批斗、下放、劳役等种种迫害而不改初衷，被民衆誉爲“中国的良心”。1989年民主运动惨遭镇压之后，当时在美国访问、讲学的刘宾雁夫妇被拒绝返国。旅居美国期间，老作家夫妇栖身于新泽西州中部的普林斯顿地区，2005年12月5日，因患重病死于漫长的流亡。

老作家辞世前，曾多次请求中共最高当局允许“落叶归根”，但始终未获答覆。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总馆长卡伦•特仁纳尔（Karin Trainer，左一）、东亚图书馆馆长马泰来（Tai-loi Ma，右一）与刘宾雁遗孀朱洪（左二）、刘宾雁儿子刘大洪（左三）、儿媳白芹（左四）在刘宾雁铜像前合影。（北明提供）

刘宾雁半身铜胸像是他的读者和作家同行赠送给他的八十夀辰贺礼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有关方面经过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审核、考量，决定收藏陈列刘宾雁铜像。

由于这所历史悠久的美国常春藤大学规定，举凡在这里长期陈列的展品，必需具有合格的艺术水准，在最后拍板之前，这座雕像还经过了这所大学的最后一个审批部门──“艺术博物馆委员会”在艺术质量方面的正式审核。最后，校方各有关审核部门参与审核人员全体同意接收，并决定将这座铜像永久陈列在大学东亚图书馆閲览室一角。

“这是我们的荣幸”。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总馆长特仁纳尔女士在刘宾雁铜像交接仪式上首先致辞。（北明提供）

在鲜花映衬的刘宾雁铜像前，普林斯顿图书馆总馆长卡伦•特仁纳尔（Karin Trainer）女士与东亚图书馆馆长马泰来先生（Tai-loi Ma）先后致辞，感谢刘宾雁的家属选择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作爲刘宾雁半身铜像的永久存放陈列地。

特仁纳尔还表示，能够收藏刘宾雁这样一位中国伟大作家的铜像，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荣幸和荣誉。她说，刘宾雁铜像将在东亚图书馆的閲览室永久陈列。这座铜像作爲刘宾雁终生不倦閲读、学习、思考的象徵，将会激励到这里来学习的一批又一批普林斯顿大学学生，鼓励他们閲读，激发他们学业中的灵感。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马泰来先生（前左一）致辞。（北明提供）

东亚图书馆馆长马泰来先生在发言中赞誉刘宾雁先生作爲“中国良心”的诚实正直的品格和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他说东亚图书馆还将保存刘宾雁生前文稿，供未来学人研究刘宾雁其人和他所处的时代。

刘宾雁生前挚友、中国作家郑义则代表在普林斯顿生活、学习过的中国流亡知识分子，对普林斯顿大学曾给予他们的同情与温暖表示感谢。他说：普林斯顿大学如同过去接纳爱因斯坦、托马斯·曼等欧洲流亡者那样，接纳了一大批来自中国的流亡知识分子。

他表示，在刘宾雁的祖国拒绝他回去的情况下，这座铜像陈列在这里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象徵着一种宁死不屈的追求自由的高贵的气节，也象徵着普林斯顿曾给予我们的温暖和同情。”他结束不长的讲演説：“在我们心中，普林斯顿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珍贵和亲切。爲此，我要再说一句谢谢。谢谢对他人苦难深怀同情的普林斯顿，谢谢美国！”

刘宾雁生前好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汉学家林培瑞在刘宾雁铜像交接仪式上发言。（北明提供）

刘宾雁生前好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汉学家林培瑞先生在发言中强调，刘宾雁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閲读的一生。他简要回顾了刘宾雁从初中失学起便开始自学补课，自学俄语，在各个不同时期广泛閲读，终生买书、藏书、读书、写书的经历和成就。他说，他本人不仅曾经亲历刘宾雁在繁华的洛杉矶市区一头扎进救世军旧书店，看书、买书到□晨三点的经验，而且后来还帮刘宾雁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借书，所借的数量比他自己借的数量还多。他欣慰地表示，铜像陈列在刘宾雁生前工作、借閲、写作过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是最佳选择。

最后刘宾雁遗孀朱洪女士也发表了即席谈话，她衷心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接纳刘宾雁的铜像，并收藏刘宾雁生前大量文稿。感谢刘宾雁的中、美朋友们对此一事项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整个交接仪式简单，庄重，气氛友好、温馨。参加刘宾雁铜像永久陈列仪式的来宾还有：刘宾雁的儿子刘大洪、儿媳白芹，刘宾雁生前的作家朋友苏炜、北明，邻居好友冯盛平等。

附：郑义：在刘宾雁铜像永久陈列仪式上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各位出席今天这个简单而庄重的仪式。

郑义在刘宾雁铜像交接仪式上发言。（北明提供）

从今天开始，这个雕像将在普林斯顿东亚图书馆永久陈列。这座雕像所刻画的人物，是当代中国最具传奇色彩，最值得敬仰的记者作家。从青少年时代起，刘宾雁就开始文学创作。在长达66年的写作生涯中，他从来没有献媚于权力。由于这种极其诚实而勇敢的写作，他得罪了官方权势，多次遭到严酷整肃，最终死于漫长的流亡。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人苦难叠起。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岁月里，最贴近底层并与人民患难与共的是刘宾雁。他的那些揭破黑暗的代表作，每一篇都在中国引起爆炸式的反响。每一篇都收到成千封甚至上万封读者来信，每一篇都可以与左拉的《我控诉》相媲美。可以这样说，在他复出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没有一个閲读者不知道这个令人尊敬的名字。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在这里辟出一角来陈列他的雕像，是十分适宜的。

朱洪在刘宾雁铜像交接仪式上发言。（北明提供）

我所谓的十分适宜，还指刘宾雁以及我们这些流亡者和普林斯顿大学以及东亚图书馆的特殊关系。十七年前，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失败，造成了一大批流亡者。刘宾雁是我们的代表人物。普林斯顿大学如同过去接纳爱因斯坦、托马斯•曼等欧洲流亡者那样，接纳了一大批来自中国的流亡知识分子。在这里，我们继续学业和研究写作，继续争取自由与人权的奋斗。普林斯顿因此而成爲我们的第二故乡。这里更是刘宾雁的第二故乡：虽然他没有生于斯，却死于斯。在他的祖国拒绝他回去的情况下，这座铜像陈列在这里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象徵着一种宁死不屈的追求自由的高贵的气节，也象徵着普林斯顿曾给予我们的温暖和同情。在我们心中，普林斯顿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珍贵和亲切。爲此，我要再说一句谢谢。谢谢对他人苦难深怀同情的普林斯顿，谢谢美国！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近日通过决议，筹建独立笔会的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日前，笔会已经向国际笔会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请，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由于国际笔会的该委员会已经数次主动邀请独立笔会加入，因此申请成为成员只是一个程序问题。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近日通过决议，筹建独立笔会的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日前，笔会已经向国际笔会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请，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由于国际笔会的该委员会已经数次主动邀请独立笔会加入，因此申请成为成员只是一个程序问题。

第一个，什么叫大国？

　　光是从土地和人民来看，中国老早就是大国了。那个俄罗斯土地也很大。美国原来土地不大，十三个州，三百六十万人。英国原来也不大，是个岛国，人口也不算多。究竟标准在哪里？在我看来，所谓大国，不是以领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为标准的，它应该是这么几方面，一个是它的制度，有没有一个自我更新能力很强的制度，这个是最根本的。第二个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是不是居于世界的前列。第三个是生活水平，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也是富裕的。第四个，即使是世界上很富裕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上没有影响，那也很难称为大国。这是今晚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究竟这个大国兴衰的关键在哪里？

　　我认为最好的概括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亚马蒂亚•森，说过的一句话：“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这句话十分精辟，将一个国家的兴衰的秘密都说清楚了。

　　刚才我说过，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打破了十多年的沉默，写了五篇文章，震动了中国的知识阶层。里面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学习西方那么久，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学，学了三十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被中国人素来看不起的小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原因在哪里？他就说了十三个字，“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在“自由不自由”。一百年后，亚马蒂亚•森讲的是同样的观点，这就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了。
 
　　我们用世界历史的经验看一看。远的不讲，看一看十七世纪以来三个大国的情况吧。1640年英国革命，这个是一个国家。就在那个时候，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国。它的版图是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除掉元代以外的最大的。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彼得大帝开始执政，励精图治，一直到十八世纪初，结果将一个国际上影响不大，版图也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国家，建成一个俄罗斯帝国。这三个国家的兴衰，蕴藏着历史的秘密。

　　先讲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两个国家的历史经验。

　　首先讲俄罗斯。彼得大帝励精图治，为什么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国家呢？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彼得大帝建立的是开明专制，他要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俄罗斯十世纪的时候引进东正教，本来教会可以成为一种牵制专制的力量，但是彼得大帝将东正教的权力剥夺了。他把任命牧首??东正教的头的权力拿到自己手上，把东正教变成皇权的侍从，为维护皇权服务的一个机构。于是，在俄罗斯，没有什么力量牵制朝廷，沙皇可以为所欲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没有民主，人民没有自由，它兴盛不起来。虽然它的某一些方面很发达，十八世纪就创建了俄罗斯科学院，创建了莫斯科大学，给世界贡献了元素周期表等重大的学术成果，但是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因为它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无法充分发挥。

　　再回过头来看大清帝国。17、18世纪中国有一个机会，吸收全人类的思想文化。利玛窦1882年到澳门，然后进入内地。1601年到达北京，在北京工作十年，1610年逝世。他在这个阶段带领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播了很多先进经验，先进的学术文化，包括《几何原本》都翻译了相当大的一个部分。将中国的天文、历算、日历都改革了。但是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方学术、文化的传播一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决抵制，掀起一次又一次风浪。说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不怀好心，是想颠覆我们中国的，制造了几次大事件。到了康熙皇帝执政年代，他做出一个决定，所有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除掉留下少数所谓技艺人，即有技术的人可以留下来为我皇帝服务以外，其他人统统送出去。而且留在中国的那些人，可以信教，但是不准传教，也不准回国。这样就将中国和世界文化联系的渠道截断了。那个时候，西方的传教士有过一个计划，将六千本西方的著作翻译过来。那些书已经运到北京，但是这个计划中断了。以后康熙的后人信守祖宗立下来的规矩，一直不肯打开国门，就把国家的生机给掐断了。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保持中国优良传统。其实那个传统就是皇权的专制。

　　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分作两个部分：一个是非制度性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里面有很多瑰宝。另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基本架构是以三纲为骨干的。整个中华法系就是建立在这个架构基础上。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的自由是受到压制的。压制到怎么个程度呢？一个家庭里面，只要父母、祖父母在，是不准分家的，分家是犯法的，要坐牢的。十九世纪输入中国最大宗的商品，除了鸦片就是纺织品。那些民间的资本要发展，看准这是赚钱的好机会，就要办纺织厂，但是不行。八十年代李鸿章提出来要办纺织厂，就在上海筹办。他就申请朝廷批准，他说我办这个厂要求专利。所谓专利，不是他发明了什么东西，而是说我办了以后，谁也不准再办，卡死了。官僚垄断，经济当然发展不起来。中国为什么穷，为什么经济不发达，不能成为大国，首先由于没有经济自由。

　　那英国呢，它从1215年颁布《大宪章》开始，一直下来就探索实行议会制度，实行法治制度那样一个道路。最初很不完善，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它慢慢慢慢完善了。同时它有封建制度，那些封建主对国王的权力是牵制的，再加上教会的牵制，所以有什么事，它不能不开会讨论，民主制度就从贵族民主慢慢发展下来，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终于到二十世纪变成大众民主。法治制度也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后来慢慢上升为一个世界一流国家。

　　不同文化传统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一条是不能含糊的：大国兴衰关键就在自由不自由。

　　再来看苏联的历史经验。苏联七十一年，表面上很发达，但是最后垮下来了，真相大白于天下，不过是纸老虎！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剥夺了老百姓的自由。自由的基础是财产权，在苏联这个财产权是剥夺了的；同时公民的各种自由是需要有政权保证的，需要有法治的保证。苏联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制度。
大清帝国同样没有这样的制度。大清帝国承认私有制，但是他没有从法治方面去保证你这个财产是可以充分利用的，你这个自由可以充分发挥的，不行！不准你办企业，那你这个自由就等于剥夺了一半。其他自由更不用说了，法律也不保障这些自由，就变为官僚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清代的贪污是非常突出的。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想讲的最后一个问题，究竟妨碍中国上升成为一流的大国，世界最发达的一个大国，障碍在哪里？我想有三个障碍：
 
　　一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清代为什么会一再出错呢？它不好好去学习西方，学点皮毛。它那个指导思想就是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道德文化是世界最好的，这个不能动。那我们只要学西方的科学技术，整个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什么都不用变。结果呢，完了，不能兴盛。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都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步的。但是日本，它在制度方面学西方，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学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开始到大学全套搬过来，请外国教师，建立西方式的教育，一下子培养一大批人。中国不行，中国一直拖延到1905年才废除科举，捧着那几本《四书》《五经》在那里拼命念。我不知道现在这些人，要提倡读经有没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那个《四书》《五经》将中国害惨了。那种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动不动就说要跟外国对抗，不要学习外国的人，其实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要么就是无知、是愚蠢，要么就是别有用心。这是第一个危险。

　　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呢？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什么东西？抽象地讲劳苦大众或平民的利益，空想的利益，常常是利用平民的偏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俄鼓吹无产阶级应该掌握一切，工农兵应该掌握政权，一切应该公有。这些思想影响到中国，包括蔡元培在内都高呼劳工神圣。

　　应该关心工农，但是很多所谓关心工农，其实是民粹主义的想法。一些人提出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平均的社会，很多人都愿意接受。这个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按照经济发展来看，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道路。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一方面要维护低层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另外一方面，要扎扎实实按照市场的法则来发展经济，将农业也变为产业，也变为商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根本摆脱贫困。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先生，他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很值得注意。他说，不要再在资本家和劳动者剥削与被剥削对立关系上去考虑问题，其实人人都有资本，有掌握资金的资本家，也有人力资本家。每个成年人都是人力资本家。你这个人力，究竟值多少钱，要通过市场来检验。提出这个概念，我认为是很值得注意。它鼓励中国人应该提高自己的素质，敢于在自由的市场经济里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人都能够表现自己才能，整个经济才有活力，国家才能够发展起来。

　　第三个危险是极端思潮。要反对极端。现在我们所有历史书一讲起辛亥革命前的历史，就有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里面所说的内容，都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正确的，批判了以梁启超他们为代表的改良派的错误观点。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正确的是那些改良派。比如革命派提出来应该实行土地国有，行吗？有人试过，苏联试过，土地国有，搞集体化，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八百万苏联农民饿死。中国比苏联更彻底，搞人民公社。好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下来，多少人饿死呢？各种估计从2000多万到4000、5000万，这个就很极端了。你说是谁正确？新文化运动讲得很清楚，中国应该保障公民的自由，实行民主、宪政，提倡理性。但是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就不赞成这一套。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是它的两个口号。但军阀打倒了，中国还是没有自由。得到的是什么呢？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教育方面是党化教育，搞得一塌糊涂。

　　那么一些极端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再重复了。光靠革命暴力的手段不解决问题，正确的道路是将目光紧紧盯住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将制度的建设，制度的改造放在首位；而且这个目标是逐步实现的。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但是，一步一步走过来，就能实现这个目标。年轻人要学会理性地看问题，不要走极端，这个是我的忠告。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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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谁是知识分子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知识分子。我在大学里教了多年书，好歹也是
个副教授，现在又在读博士，按照一般人的看法，至少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