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从“政策打假”到“三大解放”

—-悼念制度经济学大师加尔布雷斯

加尔布雷斯先生于2006年4月26日以97岁辞别人世。时隔一个多月,我才听闻此消息,实在为自己孤陋寡闻而汗颜!

作为“帝师级”的大牌经济学家,在美国的经济学传统中,他或许并不杰出。因为作为“总统经济学”的贡献者之一,他远没声名不著的赫伯特。斯坦影响力更深。后者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曾实质地影响过美国的经济政策并且著有《总统经济学》一书。但是,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的加先生(尽管他没有自己贴上标签),并不因为他受肯尼迪总统之命出任印度大使这样光荣的“体制内经历”,而放弃了对制度的批判。若在中国,这样的人不是被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像李锐、林牧等人那样被永久地边缘化。

作为民主党人,他多次批评民主党20年间没有价值创新,施政纲领不过尔尔。他甚至直接抨击民主党总统“做得最好的”克林顿先生说大话即“言之多而行之稀”。这种可称之为政策打假的道德风格,自1973年就确立了。(此前的1972年,64岁的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

1973年,他的制度经济学煌煌巨著《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出版。在该书中,他说: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了一些巨大的难题如失业与通胀,主要原因就在于“公共目标”被人冒充了。他,加尔先生的学术道德努力,就是找回真正的公共目标。在外行人看来,加先生的公共目标之道德主张几乎与马克思主义相近,因此,时至今日,西方经济学界还有人认为这位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很左”。并且,他的学术地位也从1970年代的主流“沦落”到世纪末的边缘化,比如被称为“一个看不懂(经济学)数学模型的外行。”可惜,这一切都近乎“胡说八道”,更是一切冒充谦卑的人们的“真实的专横”与妒火中烧引起的无耻。因为:(一)几乎还没哪一个主流经济学家能对公共目标予如此之高的道德化要求,加先生坚称“经济体系的公共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需要”;(二)虽然加先生也引用了马克思的一些分析,而其目的是批判新古典对斯密等人的背叛,或者说马克思经济学也不过一知半解地套化了斯密古典的一些道德诉求;(三)根本问题是,经济组织的目标永远不应该是公共目标,在时下中国语境中说,就是“不能让利益集团进行政策寻租”甚至是“立法腐败”。

如果能理解了《经济学与公共目标》的这三个层面的道德诉求,毫无疑问,加先生应该是今日中国左派经济学家与自由主义学派共同“学术祖先”。加先生以“克正复礼”般的热情来追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来批判新自由主义。这种批评虽有“过分”之嫌,但是,其分析结果却是令人耳目一新。他态度坚决地批判了那时代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即公有制改造,因为那些社会主义者们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一样,主要精力是用来关注“权力寄托的所在”的!他坚称:用公有制来消灭私人权力的行为,结果跟反托拉斯法规的执行结果一样,一切适得其反。

作为那个时代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以学术精神而非意识形态情绪严厉批判了中国(与苏联)的计划经济,指出:该类经济的本质就是用计划者的目标代替公共目标。这个批判是深刻的!如果依今日中国“立法腐败”之严重、利益集团(如疯狂的房地产体系)狂霸之事实来判断,很明显地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仍是计划经济。除了公共目标的道德性不彰之外,这个社会的“最好的生意”仍然是“批发权力”!

怎样解决 “公共目标”(主要是在美国社会)被僭伪问题呢?加先生提出一整套的改革理(通)论,作为《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一书的核心,该“改革通论”提出了“三个解放”。它们分别是:(一)信念解放,即“必须否定计划系统的目标就是公共目标,计划系统所为与幸福、善意之不可分的观念。”;(二)妇女解放,让她们从单纯的消费管理中解脱出来;(三)政府解放,要求政府作为一个敢给自己动手术的医生存在,把自己放在改革对象的位置上。

这第三项非常之吊诡,中国改革的社会学效果几乎就得出了一个套化“阿罗不可能定理”之词句表达的东西,那叫“改革不可能定理”。遗憾的是,加先生在他的晚年似乎对“我们的处境”并不感兴趣,以至于我们听不道这位伟大的道德哲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哪怕是吉光片羽的)评论。

这是一个新的司芬克斯之谜吗?

显然不是,或者说,纯属我的“牵强附会”。不过,牵强的政治诉求仍然希望中国在不远的将产生“真正的国会”,而不是如西周那样顽固地坚持二律背反的意识形态控制。

加先生作为一个民主制度下的学者,他深信国会是一个以真正的以公共目标为信念的大团体,她必须反对最高行政长官即总统的连选连任,从而促使他明白无误地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公共利益,而不至于为那些僭越公共目标的集团效力。“翻译”成“中国话”,是两层意思:(一)反对国家主席(总统)“傍大款”;(二)反对国家主席(总统)以某个党派的利益的代表全民利益。

对于中国的体制,也许这正是加先生的“危险”之所在。不惟如此,加先生还高举“经济学帝国主义”——尽管他并没表明自己喜欢这个术语,把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提高到道德任务层面。此中,一个有趣的故事作了说明:他的前辈师长凯恩斯先生曾预言“经济早晚会沦为象牙科学那样不足为道的学问”,而作为学生的加先生则反对说“经济学家的重要性远非牙科医生可比”;为了反对老师的这一武断,加先生指出凯恩斯有“三个没看到”:

(一)没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

(二)没有看到权力从消费者转向生产者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

(三)没有看到传统经济学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虽然这只是个“无意之恶”!)

很显然,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他少有情绪化表达,而力以理性思维展示自己的观念。这正是比学问本身更值得尊重的地方!

加尔布雷斯先生,毫无疑问地是自凡勃仑及康芒斯之后的最伟大的制度学家。他的影响也远超出了美国,构成了世界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之于那些获得经济学诺奖的经济学家,作为“异端”存在的加先生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由于他的道德化追求才使新制度经济学为福利经济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营养。

阿玛提亚。森以福利经济学家身份获诺奖便是一个明证,以致于刘晶在述评中说,森的学术成就“其实已经用科学的足以让所有人接受的方法证明了加尔布雷斯的根据是靠得住的。”

有斯足矣!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重要的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让后人验证他是正确的,是否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安息吧,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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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7日,初稿于由京返泊途中

2006年6月10日,定稿于小城绵逸书房

特别鸣谢:①朱彤书先生,在本文写作中,参考了他的“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文,在其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介绍》一书,版本:华东师大,1991;②刘晶先生,有关补充来自于他的 “向最后的幸存者说再见”,载于《凤凰周刊》2006年5月25日。

林辉:心中的鲜花——献给“六.四”无名死难者

   在我的心中藏着一朵鲜花

   它有着不败的生命、短暂的生涯

 

   我没有敬献它于你们的坟前

   我仅以我羞愧的心将它深藏

  

   你们是否还恋着这片国土

   是否在天堂把父母悄然牵挂

   当伪善者的瞳仁射出凌晨的子弹

   你们,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和遗言

  

   甚至还未添尝恋爱的甜蜜

   你们的青春追随着真理和明天

   长安街在坦克的履带下沦落

   帝国踏着鲜血唱响了哀曲

  

   一年又一年,我的梦中开放着鲜花

   它空空的形体饱含着泪

   六月的荒野上无数的小花就是它

   它也就是你们,因而与我同在

  

   以一朵鲜花的纯洁爱着人类

   以一朵鲜花的无畏面对强权

   它在我孤独时候赠我安宁的力量

   它让我的心再没有监狱的高墙

  

   2006-06-04

武宜三: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

  最近,世界政治版图中多了一个新的国家—黑山共和国。

   黑山的历史

   黑山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中北部;人口只有六十七万多;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黑山、匈牙利和穆斯林等民族组成;主要宗教是东正教。 公元六、七世纪就越过喀尔巴阡山移居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自九世纪起开始形成塞尔维亚、杜克里亚(即现在的黑山共和国地区)等国家。十五世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征服塞尔维亚,吞并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罗维那以及黑山部分领土。1878年,柏林会议承认黑山独立,1910年黑山成为君主国并正式获欧洲列强承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部斯拉夫一些民族联合成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区-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黑山成为其中一部分。1941年被德、意法西斯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山与其它南部斯拉夫民族联合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4月修改宪法,易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南斯拉夫联盟彻底觧体

   随着苏联和华沙公约的解体,由六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也分裂了,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4个共和国相继自塞尔维亚人控制的南斯拉夫联邦退出;在这个过程引发的暴力中,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死亡。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塞尔维亚和黑山三年前在欧盟监督下建立联盟。1992年黑山全民公投表决,95.96%的人赞成继续保留在南联邦之内,4月27日南议会透过《宪法宣言》宣布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成立。然而随着共和国领导人在各种事务中意见分歧的加剧,1996年起黑山境内独立的呼声再度高涨。在欧盟等国际组织的调解下,2003年2月南联盟议会透过《塞尔维亚和黑山宪章》宣布新的组合易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 (Serbia and Montenegro),《宪章》规定,三年后黑山有权就是否独立举行公决。

   根据欧盟明确的原则,只有在黑山境内生活两年半以上的公民才有投票资格,在50%以上的选民参与投票,而且要有55%以上的投票选民赞成的情况下,黑山才能自塞黑国家共同体中分裂出去。欧盟与其它周边国家亦明确表示,只要公投在公正、合法的程序下进行,将尊重黑山公民的选择。

   黑山公决委员会证实,有86.3%适龄选民参加的“5月21日全民独立公决”投票中,约55.4%的投票选民选择与塞尔维亚分手,从此南斯拉夫联盟彻底解体。支持独立的黑山共和国总理久卡诺维奇打开香槟,庆祝“黑山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天”。黑山共和国首都波德戈里察的年轻人更是欢迎这个最新国家的诞生,一些人朝天放枪,挥舞旗帜,载歌载舞。他们说:“我们已经等了15年了,我们希望有一个国家,一个独立的黑山。我们非常高兴。这真是太好了。”还有人指出,黑山做出了一个真正的和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国家。过去十年来,黑山政府一直在为重获独立而努力。

   尊重人民的选择

   黑山共和国取得加入联合国成为第一百九十二个会员国的门票,并也将成为二百七十一个全球所有国家、从属地区及其它政治实体 (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年鉴》)之后的全球第二百七十二个政治实体。欧盟观察人士敦促所有各方接受公决结果,并希望黑山能够和平地向独立过渡。

   南斯拉夫联盟解体成六个国家和苏联解体成十五个国家,都体现了尊重人民自决权的民主原则;黑山共和国的独立经过再一次给人们提出了一个对待国家统一和地区独立的正常思路:合则留、不合则去;一切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尊重人民的选择;一切遵循民主、和平、理性的规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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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t6

王中陵:《为了忘却的记念》与中共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为了忘却的记念》早成红色经典。究其原因,是几十年如一日一以
贯之,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结果。该文入选高中语文,“教学
目的”说得明白,就是让学生了解五烈士献身革命的崇高形象,学习
鲁迅爱憎分明不屈不挠与黑暗统治斗争的精神。痛恨国民党法西斯,
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龙华惨案有24人同时遇难,其他19位鲜有人提及。学了鲁迅这篇悼
文,一直以为五烈士就是因为参加左联活动而被捕的。这并不奇怪,
连鲁迅也说,“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75年
过去了,人们对这桩血案知道多少?

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躯的血》文中说:“要牢记中国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
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鲁迅不知道,“鲜
血所记录”“卑劣的凶暴”,往往拜“同志”所赐。

我有一位令人尊敬的忘年吟友,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罗章龙的侄子。
数年前,为咨询出版罗章龙遗诗,他提着罗章龙诗稿找过我。诗稿在
我处放了好几个月,得以先睹为快。在罗章龙1931年诗稿中,有一首
正是写龙华血案并为之大呼“千古奇冤”的:

怀孟雄、育南、求实与龙华就义诸友(龙华诸英烈诔词)1931年

  南平北平天下奇,间气同钟江之湄。
  南平挺拔苍龙斗,北平潇洒威风姿。
  若论文章兼器识,孟雄吾党之白眉。
  我曾亡命走沪滨,江湾闸北并驱迟。
  艰难缔造同攻守,风雨鸡鸣共险夷。
  著论却敌恒深夜,析疑辩难互为师。
  沧海楼前客坐满,虬江庐内功无疲。
  大敌当前战火急,忽兴妖妄走龙嫠。
  大错已铸不可逭,佞人决策等儿嬉。
  残酷斗争从后发,遂令大局为隳欹。
  龙华道上血光晕,二十三人同为牺。
  私斗何勇公何怯,枰输一着误全棋。
  招魂远隔吴淞水,茫茫云梦奠君词。
  千古奇冤莫须有,杀君乃属道旁儿。

若论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三人在中共的地位,同案的柔石、白莽
难望其项背。

何孟雄,湖南酃县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21年入党。
1922年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1925年创建京绥铁路工会。
1926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1927年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委
员,省委书记和上海沪西、沪中、沪东区委书记。罗章龙以“马氏五
常,白眉最良”之汉马良喻之。

林育南,湖北黄冈人,自号南平,即“南平北平天下奇”句中之“南
平”。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192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
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

李求实(李伟森),自号北平,即诗中之“北平”。1921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1926年任中共青年团广东省
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后调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1928
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1929年到
中共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

“龙华道上血光晕,二十三人同为牺(原诗如此,疑笔误)。”却只
有五人被党外的鲁迅公开悼念,叱吒风云名满天下的何孟雄、林育
南、李求实等领袖人物为什么反而数十年间无人念及?

“佞人决策”、“残酷斗争”与“龙华道上血光晕”交待了因果关
系。但“道旁儿”所指何人?

近读《随笔》2006第三期,朱正先生在《重读〈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文中写道:

  “……在那个黑夜里,和柔石他们一同遇难的共有24人。鲁迅的
  这篇纪念了左联五烈士。另外那19人是谁,是些什么人,不但鲁
  迅的文章里没有写到,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见有什么出
  版物提到他们,更说不上有什么纪念活动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呢?原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据朱正先生考证,指的是1931
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下,中共在上海租界秘密举行六
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中共党史上的王明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
载:“会上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
制会议的进行。”从罗章龙的回忆录得知,会场上争论一方是米夫和
向忠发等,一方是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几
天后,在“花园会议”上,双方分歧仍未能消除,随同米夫与会的另
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
组织、有纲领地来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国际反党的道路。你们
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
籍!”

于是,这些不承认四中全会结果的人就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共中央非
常委员会”。柔石在上海三马路东方饭店被捕,就是出席“非委”召
开的会议。罗章龙和史文彬因临时有事未能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
持。与会者开完会即被全部逮捕。罗章龙在《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
后》一文中说,这次大逮捕显然是有叛徒告密。究竟是谁告的密,
“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
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
好。”

所以,朱正先生认为,通常说的“左联五烈士”并不是因为参加左联
的活动以左翼作家身份被杀的。而是因为参加非委的活动,以非委的
身份被捕、被杀的。在非委内部,五人中以李求实(即李伟森)地位
最高。“非委”成立,他是中央常委兼少共书记、文联书记。冯铿
是“非委”候补中央委员兼文联秘书,柔石、殷夫、胡亦频都是“非
委”文联成员。

能间接证明叛徒告密“另一种说法”的,是王明临时中央营救“同
志”的态度。朱文引刘晓《我所知道的潘汉年同志》一文所说:

  “当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
  是潘汉年从特科那里得到消息后来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
  常冷淡,说什么这是‘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
  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
  同。只布置潘汉年去进一步了解情况。当大家提到如何设法营救
  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省委不要管。1931年2月9日,何
  孟雄等24位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潘汉年和我都主张要追悼
  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却为王明所制止,他说何孟雄等虽然已经
  牺牲,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彻底清算。”

朱文说:“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牺牲了20多人的大惨案,受到
纪念的只有‘左联五烈士’。另外19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让人知
道。”

罗章龙诗中说“佞人决策等儿嬉”,“儿嬉”即“儿戏”。“佞人”
当指米夫及其扶持
操纵的王明。“杀君乃属道旁儿”,“道不同不相
为谋”。“道旁儿”所指似为党内“道不同”者,即“私斗何勇公何
怯”、擅长暗箭“从后发”倚俄而重者。龙华惨案是“道旁儿”酿造
的。

“龙华道上血光晕”,75年过去,国民党在彼岸彻底放下了枪杆子,
遵法守纪,成为依法竞选的文明在野党,重获新生。此岸,迭经反
右、文革、“6.4”,中国又失掉了多少“很好的青年”?“鲜血所
记录”“卑劣的凶暴”罄竹难书。究其祸根,全在一党独裁。

结党难免营私,党同必然伐异。此不但是国人痼疾,更是半个多世纪
来人祸的源头。政见既不可调和,或明或暗另立山头则属必然。与其
烛光斧影,窝里斗个你死我活、殃及池鱼,何如好分好散,别开
“生”面,同到阳光下作正大光明的竞争。胡耀邦、赵紫阳被佞人
“从后发”力,中箭落马。后来者欲免蹈覆辙,唯有放弃一党独裁,
开放党禁、报禁,三权分立。要根治党同伐异,舍此别无良策。

6月3日,时近子夜,点了一枝烛,又祭上几支香。很快就要到6月4
日凌晨了,铺开一张纸,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这几个字,就再也
写不出什么了,该说的似乎早已说完。屠伯想让人们忘却的,从来就
是事与愿违。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分下屠城令,拿青年学生性命当
“儿戏”。斥胡耀邦自由化,诬赵紫阳分裂党,其伎俩与王明、毛泽
东一般无两。“佞人决策等儿嬉”,“遂令大局为隳欹”。

“革命”,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龙华血案距今已75年,人们尚难忘
却,更何况17年前的血?

2008年奥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牵一发而动全身,“6.4”问题处理
得越主动、越早,留给筹备奥运的时间就越多,越可从容。蝜蝂〔音
“负版”,小虫名,行遇物则取而负之,虽困剧不止。──《东方国
语辞典》〕负重,亦喜亦惧,历史留给胡锦涛先生的时间确实不多
了。

辗转无眠中吟得几句:

  纪念“6.4”十七周年用鲁迅韵

  党同伐异到何时,十七年凝万缕丝。
  三代表忙埋赤血,两杆子乱秀红旗。
  胡来水祸欺盲众,寂寞江郎恋臭诗。
  岱岳果能天下小,不须猫步抖新衣。

The Literature of Lies

Nasdijj
THE NEWS & OBSERVER

The Literature of Lies

By Joe Woodward




“Never trust the teller,” D.H. Lawrence arned us. “Trust the tale.” Sadly, recent revelations are forcing readersconfronted by a brand-new band of literary scallywags, hucksters, and hoaxersto reconsider the veracity of the story as well as that of the storyteller.

Two of the most explosive and high-profile literary scandals lately have involved populareven award-winningmemoirs. The most notorious of these, but not the most egregiously untruthful, is James Frey’s best-selling rehab tome A Million Little Pieces (Nan A. Talese/ Doubleday, 2003). As has been widely reported, Frey added, embellished, expanded, and invented a lot of stuff to make his life story, well, more interesting. Still, Frey’s foibles seem slight in contrast to the truly bizarre tale of Nasdijj, the supposed Navajo memoirist who wrote The Blood Runs Like a River Through My Dreams (Houghton Mifflin, 2000), which was a New York Times Notable Book, a finalist for the PEN/Martha Albrand Award for First Nonfiction, and the winner of a Salon Book Award.

In the summer of 1999, a writer named Nasdijj, claiming to be of Navajo decent, published an essay in Esquire about the death of his son from fetal alcohol syndrome. The article, a National Magazine Award finalist, detailed the boy’s horrible hospital stays, the all-night crying fits, the massive seizures, his death, and his parents’ inability to cope with the tragedyall of it strong, stirring drama.

Shortly after the article’s publication, Nasdijj was offered a book contract. The Blood Runs Like a River Through My Dreams was released to great acclaim, and was followed by two more books, The Boy and the Dog Are Sleeping (Ballantine, 2003), which won the 2004 PEN/Beyond Margins Award, and Geronimo’s Bones: A Memoir of My Brother and Me (Ballantine, 2004). All three books describe a sorrowful and depressed modern Native American life and lifestyle in startling detailnone of it, as it turns out, true.

However, it took more than six years for this literary hoax to be completely exposedmost thoroughly by Matthew Fleischer in LA Weekly on January 25. Fleischer’s investigation led to the revelation that Nasdijj was actually a white mana forer gay-erotica novelist named Timothy Patrick Barrus. While many individuals in the literary world had nagging doubts about Nasdijj’s writing for yearsincluding Native American writer Sherman Alexie and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contributor Ted Conover, among othersthe charade continued. Since Fleischer’s report was published, however, Nasdijj has disappeared from public life, and his Web site was taken offline.

“This should be a wake-up call: If you have to lie to make your life story more dramatic, more interesting, then don’t write a memoir,” says Oscar Villalon, book editor of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Write your ideas into a story or a novel, or an essay, or a poemwhatever.”

That, it seems, is exactly what JT LeRoy was thinking when, in 2000, the same year Nasdijj got his first book contract, the young, cross-dressing boy-hustler published his first book, Sarah (Bloomsbury). While the book was positioned as a novel, the author’s shocking backstory implied that it was autobiographically inspired, which lent it tremendous prurient appeal. LeRoy, an HIV-positive teenage prostitute, supposedly wrote Sarah after being encouraged by his San Francisco psychologist, who suggested that he channel his tragic childhood experiences into writing. The book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many readers, becoming a national best-seller. And LeRoy parlayed his newfound fame into connections with such notables as Dennis Cooper, Courtney Love, Madonna, Dave Eggers, Michael Chabon, and others. It appears all of LeRoy’s connections and friendships were maintained via telephone, fax, and e-mail. Why? The boy wonder was a fake, a creation of the author of Sarah and its follow-up, the ironically titled story collection The Heart Is Deceitful Above All Things (Bloomsbury, 2001), which was also adapted and made into a film directed by and starring Asia Argento.

The writer formerly known as JT LeRoy is actually Laura Albert, a woman in her forties with a middle-class background, living in San Francisco. Albert, with the help of her long-term partner, Geoffrey Knoop, and his half-sister Savannah (who, wearing sunglasses, a wig, and a hat, appeared as LeRoy in public), managed to carry on the hoax for over five years. Not only did they publish novels under the name LeRoywhich many readers have begrudgingly excused (it is fiction, after all)but journalism pieces as well. LeRoy’s publishing credits include articles in Spin, Nerve, the Oxford American, and the New York Press, a fact that has many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more than a little peeved.

“The funny thing is, I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an invented persona for an author, as long as that person is writing fiction,” Villalon says. “The main problem with JT LeRoy, though a lot of people were conned to advance the author’s career, was the LeRoy’ started writing journalism. To me, as to anybody else working at a newspaper, perhaps, that was stepping way over the bounds of artistic license.” In other words, a fake is fine in fiction, but not in a genre that is meant to purvey the truthno matter how many writers like Frey, Nasdijj, and LeRoy may sully that term’s definition.

While each of these fantastic deceptions produced real victims, in the end it seems reasonable to believe that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will survive and move on in an era of heightened skepticismand, hopefully, a good deal more fact-checking. After all, the amount of trust (and money) readers are willing to spend may depend on it. But, then again, two months after Frey’s lies were revealed, A Million Little Pieces was still sitting pretty at No. 2 on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ing paperback nonfiction list. &nsp;

Joe Woodward is the author of Small Matters: A Year in Writing.

中国星期五对赵岩进行不公开庭审

 

【2006年6月14日狱委讯】VOA记者:张蓉湘/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助理赵岩被控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以及诈骗罪,星期五将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赵岩的律师莫少平星期二说,审理过程不会公开。 

赵岩的案子曾在3月中旬被撤回,但是检察机关在5月中旬又重新起诉。赵岩的律师莫少平证实,赵岩的案子将在这个星期五开庭。他说:“星期五上午9点半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这事由法官正式书面通知律师,如果没有其他特殊变化,时间不会改变,而且是不公开审理。” 

撤销起诉后就同样指控再起诉

今年3月17号,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的前几个星期,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曾同意撤销起诉,不过当时并没有依法无罪释放赵岩。两个月之后,检察机关又以同样的罪名起诉赵岩。 

莫少平说:“指控赵岩的罪和原来检察机关申请撤回起诉、法院准许的是完全一样的,还是那两个罪,一个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个是诈骗罪。” 

法新社报导,赵岩在2004年10月被正式起诉,罪名是“涉嫌泄漏国家机密”。虽然中国当局从未明确说明赵岩涉嫌什么具体罪行,不过一旦控罪成立,最高可能被判死刑。 

中文部打电话给审理本案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但是他们都没有评论。

 

郭起真被逮捕  家属决定上诉

郭起真被逮捕  家属决定上诉

 

【2006年6月14日狱委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艾琳报道〕8号下午天网发出消息,人权活动家郭起真“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当地时间9号中午记者采访了郭起真的妻子赵长琴。她说得到老郭被逮捕的通知书是在8号下午收到了一封来自沧州公安局的挂号信。看到信后她就决定上诉。这是继杨天水判刑不到一个月又一个被指控为“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的异议人士。 

身居美国的人权大律师叶宁对此从法律上做了解读。他认为:“用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个政权就是把奴隶反抗鞭子的每一个呼声都宣布成为暴乱。这个反动政权、反人类、反人道的特色,可以说是它的一道风景线。从法理上来说,它的政权也应该被颠覆。” 

郭起真被捕的消息赵长琴并没有告诉自己即将参加中考的儿子,而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孩子现在要中考了,还有十来天。到现在孩子吃不下东西,我不让他知道,到现在我瞒着他了。拿起书本来,他想起他们上学校骚扰他的时候,他一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有危险,孩子就受不了。有时候孩子坐着老是听着敲门的声音,对孩子的打击太大了。我们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还说别要别人的钱,宁可饿死。” 

郭起真是在5月12号被沧州市公安局撬门后从家中强行带走的,5月26号郭妻子赵长琴在公安局被几个便衣簇拥着逼她在郭起真的拘留书上签了字。为此,她懊悔不已。她说老郭没有罪。他是冤枉的。 

近两年来,在中国国内不断出现“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捕的异议人士。就个体而言,写篇文章、说点实话,或采用绝食的方式维权就被视为涉嫌颠覆拥有庞大国家机器的政权。对此,如何理解? 

叶宁律师指出:“现在说的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的,所谓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在序言里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从法理上来说,它也应该被颠覆,因为它 根本就是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的那种。这样一些文弱书生,指控他们颠覆国家政权、颠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实在太抬举他们了。我不知道政府能够证明,他们是准备了炸药?雷管?还是准备了火箭筒?原子弹?核武器?化学武器?要去推翻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他接着说,“这样一些文弱书生,几乎是默默无言的,完全是和平的。这种理性的、温和得不能再温和的表达,它都要把它说成是颠覆,我不知道它怎么定义颠覆这个动词的。这说明这个国家政权本质上是多么脆弱。除了它的残暴以外,还说明了它的脆弱和恐慌。连这么一点点、这么轻量级的这种文弱书生的这样无声的抗议,它都觉得大祸临头,可见,这个政权确实继续存在下去是没有什么价值。” 

2006年6月3日国际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发表声明呼吁释放“人权活动家郭起真”,并对此案的进展表示高度关注。国际数十家中文媒体也相继做了数次报道。 

郭起真被称为是中国第一代网络民主斗士,2000年5月曾在成都《天网》网站做义工,并撰写文稿为百姓冤案上书。 

郭起真妻子赵长琴呼吁“有正义感的律师,愿为我们老郭、为我们家伸冤的人,我太感谢他们。希望他们赶快来我们这儿,为我们老郭伸冤,我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