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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791年批准的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刑事被告在法庭受审时，有权请律师为其辩护。可是，世人皆知，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请律师出庭辩护，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此后一百余年来，此款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只保护了有钱人的人权。对于穷得揭不开锅的穷苦被告来说，这条法律只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古往今来，弱者的权利总是受到无情践踏，穷人的呐喊总是那么微弱无力，冠冕堂皇的法律总是沦为一纸空文。

信不信由你，如今在美国，穷人因刑事犯罪在法院打官司时，根本用不着操心天文数字的律师费。一旦惹上了刑事官司的麻烦，贫穷被告只需在法院填写一张专门的表格，说明本人那点儿微薄收入仅供糊口，根本雇不起律师就行了。对薄公堂之时，自有法庭委派的辩护律师免费侍候。这种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与一位狱中案犯上书最高法院，为自个儿喊冤叫屈的案例密切相关。在此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站在贫穷被告立场上，无中生有，越俎代庖，从宽解释宪法条款，使美国社会中的贫困阶层从此享有了“免费律师权”。

这个宪法大案的当事人名叫吉迪恩（Clarence Earl Gideon），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潦倒穷汉，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美国实行中小学十二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吉迪恩的学历为八年级）。1961年，他因涉嫌闯入一家台球厅盗窃而被捕，被控从自动售货机中盗窃了一些硬币和罐装饮料。吉迪恩一贫如洗，根本雇不起律师。庭审时，他要求州法院免费提供一位律师，遭到法官拒绝。

吉迪恩只好班门弄斧，鼓起勇气，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可是，他毕竟没受过正规法律教育和律师训练，既不懂法庭的诉讼程序，也听不明白检察官和法官嘴里蹦出的一连串法律术语，更不知道如何依照法律法规，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团成员。结果，虽然他坚称自己无罪，却颠三倒四地说不清楚案情，根本就没辩护到点子上去，结果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地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因为没有律师，吉迪恩连上诉法院的门在哪儿都不知道，出了法庭就进了大狱。可是，此公是那种脾气像倔驴一样的汉子，死活也要给自己讨一个说法。在佛罗里达州监狱服刑期间，他利用狱中的图书馆，没日没夜地刻苦自学法律。一番恶补之后，吉迪恩鼓起勇气，用铅笔给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写了一份“赤贫人申诉书”，现炒现卖，利用刚学会没几天的美国宪法术语，为自己的案子鸣冤叫屈。

吉迪恩声称，他因贫困而被州法院无理剥夺了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的律师辩护权。此外，依照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规定，各州政府“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因此，佛罗里达州法院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判决是不公正的。

别看文化水平不咋地，吉迪恩的申诉书写出了相当高的水平。他并未向大法官解释案情中的事实问题，罗哩罗嗦，本末倒置，而是紧紧抓住涉及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法律问题不放，使申诉书一下子具有了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特有份量，特上档次。最高法院大法官审阅了这个法律门外汉的申诉后，决定正式立案审理。此案史称“吉迪恩诉温赖特”（Gideon v. Wainwright，1963）。倒霉的温赖特当时是佛罗里达州监狱长。

美国宪法的正文和修正案极为简洁，字里行间，根本找不到贫困阶层可以拥有“免费律师权”的任何微言大意。然而，1963年3月，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一致裁决，贫困阶层的律师权属于公平审判的最基本内容，应当纳入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之列。 布莱克大法官（Hugo Black，1937 ─1971任职）在判决书中指出：“在我们抗辩式的刑事审判体制中，任何一个被指控的被告，如果因贫穷请不起律师，就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除非法院给他指派一个律师。对我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在刑事法院，律师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1

最高法院裁决公布后，监狱中欢声雷动。吉迪恩遂出狱，重新受审。这回由法庭指定了免费辩护律师，最后的判决是无罪释放。此案一出，全美各地监狱里有数千名在押犯人，因当年受审时同样没有律师为他们辩护，后来都获得了重新开庭复审的机会，多数人的最终判决是无罪释放。吉迪恩一时成为深受狱中犯人仰慕的英雄好汉。

1966年，在著名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 1966）中，美国最高法院再次重申，各级联邦和州法院应当为穷人免费提供司法援助。美国警察在抓获嫌犯后，必须高声宣读的“米兰达警告”中的第四条，即如果犯罪被告人请不起律师，法院将免费为其指派一位律师的规定，就是源于1963年对吉迪恩案的判决。

吉迪恩这个无权无势、文化不高、一贫如洗的潦倒穷汉，大胆上诉最高法院，挑战刑事审判程序的故事，在全美各地引起了很大震撼。颇有商业眼光的出版商迅速推出由《时代》周刊常驻最高法院记者刘易斯（Anthony Lewis）撰写、详尽报导整个案情的纪实性著作《吉迪恩的号角》（Gideon’s Trumpet），出版后大获成功。好莱坞也不甘落后，凑热闹拍摄了一部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故事片，由著名影星亨利·方达（Henry Fonda）出演吉迪恩一角，使吉迪恩其人其事名声大噪。

1972年吉迪恩病逝后，美国民权组织出资捐赠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为这位在美国宪政史上留下独特痕迹的小人物树碑立传。碑文摘自吉迪恩“赤贫人申诉书”中的一句话：“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现法律的改善” 2（I believe that each era finds a improvement in law）。此语虽然平淡无华，而且还有明显的语法错误 （以元音打头的英语单词improvement之前，不定冠词应当用an），但却体现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宪政原则：法律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改善，才能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

吉迪恩案提醒人们，即使在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神圣权利也不是自动兑现的。宪政法治的实现，并非把冠冕堂皇的高尚字眼儿和高级法原则载入宪法， 便可一劳永逸，万事大吉。在穷人律师权问题上，案犯吉迪恩大胆上诉，美国最高法院与时俱进，对宪法条款予以全新解释，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调整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扩大了对贫穷被告宪法权利的保护范围。

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少数有权有势的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的历史。当剥削和压迫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小民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其中受害最深、走投无路的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则成为一种破坏性极大的力量，沦为少数野心家改朝换代的工具。形成了一种革命产生暴君，暴君施行暴政，暴政制造暴民，暴民引发革命的恶性循环。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对穷人在司法和其它方面的援助，贫困阶层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合法利益将永远无法得到良好保障。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忽视保护贫困阶层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片面强调以恶制恶、以黑对黑、从重从快，则法庭和监狱将可能沦为贫困阶层诅咒社会黑暗不公，滋长反社会和暴力破坏行为的温床和教室。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社会中，中产阶级虽然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和宪政法治的维护者，但却兼有目光短浅和唯利是图的双重性。在相当程度上受中产阶级选票影响的各级立法部门中的议员们，同样不可能超尘拔俗，特立独行，制定和通过维护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权益的法案。可是，由于美国宪政体制中独特的司法审查制度，非民选和终身制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超级立法院”，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关注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治久安，以司法判决的形式，维护民主社会中那些根本没有发言机会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计子孙后代之利，赢千秋万世之名！

感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关注弱势群体权益之余，人们可能注意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当粗通文墨、一贫如洗的潦倒穷汉吉迪恩挺身捍卫自身权利之时，手中挥舞的锐利武器并非《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而是美国宪法中的有关条款。

由此想到，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一书中，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历史系主任王希教授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美国宪法是美国社会某一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群体）的工具还是所有阶级的工具？”3 这个问题既启人深思，又令人困惑。

正统的法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法律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其实质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对于工农大众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或法律，干脆就是冠冕堂皇、徒有虚名的骗人把戏。一旦“看透”法律，继续钻研这门学问，自然会有误入歧途、兴味索然之感。马克思本是法律专业出身，但是，他超越法律，另辟蹊径，把研究重点转向了经济、哲学、历史、人类学等领域，倾注毕生之精力，写作了经济学巨著《资本论》。

很多人注意到，半数以上的美国制宪先贤是律师或法官出身。可是，这帮“法律专家”对政治领域中的分权制衡极为热衷，对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现象却熟视无睹。与此针锋相对，马克思独具慧眼，高度重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经济领域中权力的不平等，必然导致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从而把法律上的平等观念扩展到经济领域。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有产权被视为基本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尽管法律披上了维系正义的外衣，但却从根本上起到了保护资本家经济特权的作用。因此，马克思深信，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一种虚假的、形式上的公正和平等；只有在经济领域彻底摧毁私有制度，以国家机器集权专政的铁腕实施过渡，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彻底解放。

问题的难度在于，在凭借“枪杆子”建立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由于不受制衡的政治权力制造了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公有财产管理权的少数公仆，实质上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人，滥用权力，化公为私，违法乱纪，为所欲为。在名义上拥有公有财产的人民，却沦为只能听从安排和分配的仆人，地位卑微，饱受欺凌，忍气吞声，噤若寒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调侃说：资本主义的弊病是“人剥削人”，社会主义把这个弊病颠倒了个儿，结果还是“人剥削人”。不同之处在于，资本主义剥削人主要依靠经济财富，社会主义剥削人主要依靠政治特权。

历史证明，执政者一旦掌握了不受制衡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就掌握了全部社会资源和财产分配权，同时还拥有在政治上控制民众思想的舆论工具，其危害程度远甚于单纯的经济特权。经历了20世纪极右和极左两种专制暴政造成的空前浩劫之后，世人终于认识到，无论旗号如何冠冕堂皇，无论目标如何崇高神圣，无论领袖如何英明伟大，执政者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言论和出版自由必须受到保障，私有财产权和公民的政治权利必须受到保护。

回首往事，美国制宪先贤并非好高骛远、书斋空谈的知识分子，而是有权有势、有钱有闲的政界和财界精英，是现存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即得利益者。他们草创而成的1787年宪法，其核心是以分权制衡而非直接民主的形式，防止任何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独占权力，垄断决策；在杜绝个人专断的同时，又注意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以此有效地保障有产阶级的财产权。

在宪法文献《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当谈及制宪目的时，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指出：“人类创造财产的能力是财产权利的源泉，这种能力的高低悬殊，实际上是人类趋向利益一致的一种不可超越的障碍。保护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的。”4 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美国史学大家比尔德以确凿的文献和史料，对制宪者的经济动机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解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宪法主要是一部经济文献。”5

尽管如此，1787年美国宪法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超然特征。这部法律文献用语宽泛，措辞简洁，既可以为富有阶层的经济利益服务，同时也给小业主和中等收入的工人、农民提供了足够多的施舍，从而为自身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基础，并非单纯适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党派群体的独家私利。就私有财产权而言，如今中国知识界某些学者鼓吹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从未作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或“基本人权”而载入美国宪法。时至今日，美国宪法中仍然没有专门的“私有财产条款”，远远不如中国宪法“与时俱进”。

出现这种现象，决非偶然。在“论立法部门”（On Legislative Branch）一文中，美国制宪先贤富兰克林指出：“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创造，从属于社会的需要。”6 换言之，尽管保护私有财产是一个法治政府的首要目的，但是，这并不表明财产权至高无上，神圣无比，可以肆无忌惮地超越人类的自然权利，凌驾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益之上。

在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中，当列举“天赋人权”时，起草者杰弗逊特立独行，把英国宪政大师洛克提出的“生命、自由、财产”的经典性表述，“擅自篡改”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据美国学者、1993年普利策历史学著作奖得主韦尔斯（Garry Wills）考证，杰弗逊的这个“篡改”并非心血来潮或一时冲动。1789年7月，杰弗逊曾向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法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拉法耶特将军建议，把“财产”从“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取消。7 早在1785年，杰弗逊在与麦迪逊的通信中强调：“毫无疑问，财产法已经过分扩张，损害了人类的自然权利。”8 当年的法国革命领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人权宣言》后来略经修改，成为1793年法国宪法的序言，但果然删掉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文。

美国学者埃里克·方纳指出：“在独立宣言的开头，杰弗逊将人们熟知的洛克的三要素中的‘财产’改为‘对幸福的追求’，这一改动将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一个无限定的、民主的过程联系起来了，通过这个过程，个人发展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生活中的目标。不受政府阻挠地实现个人的成就将成为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思想。”但是，“在自由的襁褓中诞生的美国同时也藏匿着一个快速增长的奴隶群体，这种情况至少说明，开国领袖们那种将自由宣示为普遍的天赋人权的豪言壮语是极不真实的。”9

回顾美国宪政史，对于饱经苦难的广大黑奴而言，“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非“天赋人权”，而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失败、痛苦之后，艰难赢得的“人赋人权”。财产权虽然缺乏“天赋人权”的特殊资格，但是，它在美国宪政体制中始终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立宪建国以来，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美国最高法院扮演了私有财产权“守护神”的角色，将财产权置于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之上。

自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财产权在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含义才逐渐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政府各个部门对公民“天赋人权”的保护不断扩展，对经济领域中财产权的限制和侵犯日益增加，从立法限制垄断、设立联邦储备银行、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法定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一直到累进收入税、巨额遗产税、房地产税、股票所得税、照顾少数族裔权益的“肯定性行动”法规，等等，其基本趋势是更多地包含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公正平等、树立正义、促进公共福利的社会公正价值。与法院对私有财产权的诸多限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却有绝对化的趋势，吉迪恩案所创立的免费律师权就是其中之一。

在当代美国社会，政府官员必须公布自己和配偶的私有财产，以便新闻媒体和广大民众监督制约。无论小布什总统还是微软公司老板盖茨，其在银行存款中赚得的全部利息收入，必须依法纳入年度收入的总额，统一交纳高达39%的重税。而一个低收入贫困家庭存款所得利息，在纳入其年度总收入后，很可能连一分钱税金都不用交。在很多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同样可以体现公正和平等价值，并非一昧维护资本家或当权者的经济特权。想当年，胡适先生告诫年轻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此语至今震聋发聩！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社会中的大多数有产者勤奋工作，创业有成，为富而仁，造福社会。而相当多的无产者却游手好闲，吸毒犯罪，常年依赖福利救济糊口，沦为“腐而不朽”的寄生阶层，陷入贫困和愚昧的泥坑中难以自拔，丧失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领导性”。“工人没有祖国”的口号大气磅礴，如雷贯耳，但却与国家利益、民族关系等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完全脱节。全世界无产者远未联合起来，代表蓝领工人阶级利益的美国工会毫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尚觉悟，坚决反对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美国经济“全球化”，力主在中美经贸关系中附加人权条件。相比之下，全世界有产者却以世贸组织、关税总协定、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卓有成效地联合起来。跨国垄断公司和华尔街金融财团，如今已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纽带和强大后盾。

王希教授认为，美国制宪先贤的立宪理念与开国文献《独立宣言》的理想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种至少在语义上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的意识形态。既然宪法要建立‘更为完善的联邦’，废奴主义者就可以要求取消奴隶制；既然要‘树立正义’，种族歧视就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既然要‘促进公共福利’，罗斯福就有理由管制经济，建立社会福利保障系统。”10 在联邦宪法的旗帜下，黑奴、妇女、劳工、穷汉、示威者、同性恋者、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卓有成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宪法权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历史性成果。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美国宪法内容简洁，措辞超然，成为对国家机构和普通公民、亿万富翁和升斗小民皆具约束力的政治契约，是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政治博弈、权力斗争、利益分配转变为公共责任和程序性政治活动的通用工具。尽管如此，在具体的民主政治运作中，公平正义并非拱手送人的免费午餐，不可能自动降临到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身上。但是，以司法审查为重要特征之一的美国宪政体制，在相当程度上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争取公正平等的机会。在此背景下，吉迪恩这位贫困潦倒的穷汉，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为自己宪法权益奋斗不懈，在美国宪政历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独特痕迹。

美国宪法是人类政治智慧的产物。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自有其局限性，不可能完美无缺。绝对公正平等的理想国，只是诗人笔下的世外桃源。尽管如此，二百余年来，美国宪法仍然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奇的超然特征，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应变能力，实现了宪法序言中“建立更为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的承诺。

注释：

1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报告》第372卷， Gideon v. Wainwright, 372 U.S. 335, 344 (1963)

2刘易斯：《吉迪恩的号角》(Anthony Lewis, Gideon’s Trumpe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p.78.)

3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4页。

4 James Madison, Alexander Hamilton and John Jay, Federalist, edited by Jocob E. Cooke,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58.

5 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Charles A. 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324.)

6《富兰克林文集》(Albert H. Smyth ed.,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07, vol.10, p.59.)

7 韦尔斯：《创建美国：杰弗逊的独立宣言》(Garry Wills, Inventing America: Jefferso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Doubleday, 1978, pp.229-230.)

8《杰弗逊文献全集》（Julian P.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vol. 8, p.682.）

9 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 《美国自由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46页。

10 《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前言第8页。

 

人们常说，十八世纪末的拉法耶特是”两个世界的英雄”，却遗忘了那个时代更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的民主战士——托马斯。潘恩。拉法耶特执剑，潘恩执笔。前者之剑只能联接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新旧大陆两个战场，却不能揭示那两场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后者之笔不仅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且对那两场革命据以进行的近代政治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潘恩之笔走在了拉法耶特之剑的前面。但是，潘恩的命运——无论是个人生涯还是历史地位——却远不能和拉法耶特等人相比。拉法耶特生前就赢得极高声誉，遍受欧洲各国首都的欢迎。潘恩生前却饱受磨难。他被柏克诬蔑，受庇特审判，又为罗伯斯庇尔逮捕入狱。最后，还饱受华盛顿忘恩负义见死不救之害。他遭旧封建宫廷追捕，并不奇怪，可悲的是，他还被新执政党人打击，而那些新执政党人不久前都还是他的同志。他以世界公民自命，在英、法、美三国鼓动革命，结果却颠沛流离，不得其所——其遭遇之惨，只有卢梭才能与之相匹。即使如此，卢梭尚有死后哀荣，远胜于他。没有一个人在他那个时代参预了那么多的重大事件，没有一个人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赢得过那么多的读者，但也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被同时代人遗忘得那样快，以至连遗骸都下落不明，至今无人知晓。

1737年1月29日，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塞特福德一个穷苦的胸衣匠人家庭。他幼年失学，曾相继当过店员、胸衣匠、教员和税吏，屡遭失业和饥饿的威胁。他两度结婚，结局都很悲惨：一次悼亡，一次离异。在《常识》发表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的姓写成”Pain”（”痛苦”），以示对英国社会的抗议。

1774年他组织了一次下级税吏要求增加工资的请愿。在伦敦向议会请愿时期，他与北美殖民地驻伦敦代表富兰克林结识。后者赞赏他是个”有独创精神的高尚青年”.请愿失败后，潘思被英王政府解雇。这年10月，他带着”富人的财产就是另一些人的灾难”这一结论，离开了日益仇恨的英国，流亡北美。抵美后，他凭借富兰克林的推荐信，很快找到了职业。

1774年11月至1776年5月，潘恩在费城任《宾夕法尼亚》杂志编辑。1775年3月8日，他发表《在美洲的非洲奴隶》一文，抨击对黑人的奴役是”谋杀、抢劫、淫恶和野蛮”的行为，呼吁北美人”以沉痛和憎恶的心情立即停止并废除这一制度”、。历史学家们考定，这是北美土地上反对奴隶制的最早也是最杰出的文献之一。宾州的废奴主义者为他的文章所鼓舞，几个星期后，组成《美洲废奴协会》——北美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废奴组织。潘思成为其当然成员。

潘恩抵美后，北美事件逐步走向武装抗英的高潮。但是，当时的北美人并未下决心独立。”国王仁慈，议会暴虐”的看法不仅在民间，甚至在军队中都很普遍。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宣言犹在宣称完全忠于王室，依附大不列颠：”有人告诉你们，说我们是好乱的，不满政府和希望独立的。请相信，这些都不是事实——”.只要我们再回到上次战争（指英法七年战争）结束时所处的地位，我们之间的和谐就能恢复如初”‘义迟至1776年1月，在华盛顿坐首席的军官餐厅里，每天晚上都要为英王的健康干杯。对大多数北美人来说，这时从母国独立出去，建立共和国，无异于让历史上那些混乱、灭亡的惨剧在北美重演——远如古罗马，近如波兰，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只有少数先进分子如本杰明。罗什、约翰。亚当斯等人看到了战争的前景是独立，独立的前景是共和。但他们为种种现实利益所限，又不敢公开呼吁。可是战争却在每天每夜、每时每刻地进行着，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局面：战争在持续，但战争的前景却模糊不清。可以这样说，这时的北美大陆只有战争，没有革命。战争是在潘恩的《常识》发表以后，才获得近代意义的革命内容和划时代的历史地位的。

1776年1月10日，潘思在罗什等人的鼓动下，匿名发表他那篇惊骇世俗的小册子。

在这本不过50页的小册子中，他宣称这些真理如常识一样自然可信：

1.”乔治三世只不过是大不列颠皇家畜牲”，他是北美事件的首恶之源。英国王室并不神圣，因为据英伦三岛征服史记载，英王的”始祖是某一伙不逞之徒中的作恶多端的魁首。”.

2.”和解与毁灭密切相关”，独立才是唯一的出路。”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本身”，”现在是分手的时候了”.

3.独立之后，实行共和政体，而不是恢复英国留下的制度。”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推翻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人民”.”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国家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

《常识》一出，震聋发聩，犹如划破黑夜的枪声。不出三个月，发行12万册。总销售量达50万册以。当时200万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者听过别人谈这本小册子。《常识》流传之广，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当时在许多乡村茅舍，如有幸拥有一本藏书，那自然是《圣经》，可是如果拥有第二本，那就是《常识》。在许多大陆军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本读得皱巴巴的《常识》。一家英国报纸惊叹：”《常识》无人不读。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哪怕是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华盛顿i曾承认这本书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常识》一书还为《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历史学家们发现，在《独立宣言》中强调的那些民主原则早已为《常识》以更酣畅淋漓的语调阐述过。《独立宣言》的那位作者也曾坦率承认，他引用过《常识》，并对此”引以为荣”.

《常识》一书推动北美人民走上公开独立道路的历史意义不可估量，无庸置疑。时过200多年，历史学家仍在称赞这本书：”1776年《常识》一’书把国王和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从那以来，除《汤姆叔叔的小屋》外，在美国，再也没有一个出版物曾发生那样巨大的反响”.但是，《常识》赢得的评价大都集中在它鼓吹独立的作用上，这就掩盖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它在北美大陆首倡共和的重大意义。而忽视了这一方面，就违背了作者的本意。

人们应该体会《常识》一书为什么以那样的形式开头，它并不是具体评论北美与母国的关系，而是分析人类组建政府的各项原则，攻击包括英国制度在内的各种君权制、世袭制。潘恩一再强调：《常识》中有关共和政体的观点要比呼吁独立的那些论述更有价值。他后来写道：”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义”我本人对它就不会有这样经久不息的热情。独立之后，继续前进r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政治制度——才是我写作时考虑的首要原则”.

北美斗争波峰相逐，内在逻辑经历有经济斗争、民族斗争和民主革命三个阶段。纠纷初起，北美人的口号仅是：”无代表不能征税！”他们要求的是在大不列颠内的参政权，以保护殖民地的经济利益。1775年3月，帕特里克。亨利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发出”不自由，勿宁死”的誓言，北美人民才意识到经济冲突之外，还有更难调和的民族矛盾。不久，莱克星屯枪声打响，北美人民以”不自由，勿宁死”的口号，进入争取民族解。放的第二阶段。但是，第二阶段并不是最高阶段。这时，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识刚刚觉醒，尚摇摆不定，近代意义的民主革命要求则更加淡薄。如果北美斗争停留在这一阶段，尽管最终还会取胜，但结局很可能是：赶走了英国总督，民族独立，却恢复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就在这时，1776年1月，潘恩《常识》出版。他不仅呼吁独立，而且还喊出了共和的新口号：”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以这一口号为标志，独立战争的内含获得了崭新的含义。北美人民从此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他们不仅仅是为十三州本土而战，而是为开创近代民主制——共和政体而战，为开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时代而战。这样，长期纠缠不清的独立是否合法、共和是否可取的论争就此结束，战争的前景迅速廓清，北美斗争上升到第三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最高阶段。

潘恩把独立和共和联系在一起，把一个区域性的民族战争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史上的共和时代联系在一起，把北美斗争推上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为后来的法国革命奠定了实践典范——这才是他发表《常识》一书所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功绩。这一功绩是同时代其他任何政治家、思想家都难以比拟的。

《常识》出版后，潘恩投笔从戎，加入格林将军的志愿部队，上前线作战。1776年8月，英军在长岛登陆，。继而占领纽约。美军一退再退，士气低落，纪律溃坏，几至瓦解。战局危急，民族垂危，潘恩应华盛顿请求，又一次拿起了他的利笔。他在行军旅次中，以《美国危机》为题，连续写作多篇战斗檄文，鼓舞士气。以下这些激动人心的词句，就是他屈着膝盖在一面行军鼓上写就的：

“这是磨炼人的灵魂的时候，能共享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的人，在这场危机中将在为国服务中退缩，可是现在能够抗住的人，应该受到男男女女的热爱和感谢。暴政同地狱一样是不容易征服的。但我们可以此安慰自己：斗争越艰苦，得来的胜利越光荣；得来的胜利越便宜，赢得的尊敬就越小”.

华盛顿命令：集合全体官兵，向他们宣读这篇文章。1776年圣诞之夜，在潘思檄文的激励下，美军一鼓作气，连夜渡河作战，取得了特仑屯战役的辉煌胜利。

1777年，潘思被任命为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在那里，他与美国驻法商务代表塞拉斯。迪安等人发生冲突。他不能容忍那些人利用法国援助假公营私的行径。

1778年12月4日，他在报上公开揭露迪安谋取10万里佛尔私利的丑闻，引起轩然大波。

大陆会议的某些当权者公开表示对潘思的不满。保守派首脑古尔诺。摩里斯在大陆会议上说，外交委员会秘书一职根本不应掌握在”从英国来的一个纯粹的冒险家，一个既没有财产，又没有家庭和亲戚，甚至连语法都不懂的人”手里”.次年2月，法国驻北美使节向大陆会议递交抗议书，抗议潘恩暴露了法国军援的秘密，要求大陆会议”对目前的状况采取合适的措施”.国会为此辩论不息，风波持续了一年多。1779年2月9日，潘恩被迫提出辞呈。在辞呈中，他悲愤地说：”我并未辜负信任，因为我所从事的一切都是忠诚于公众利益。我并未泄密，因为我并未说出什么我认为称得上是秘密的东西。我确信迪安犯有罪恶，我唯愿自己已克尽职守””：

迪安事件是潘恩在美国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之后，他的信誉遭到极大打击，总是处在谣言包围之中，再也难以恢复《常识》出版时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美国上层社会讥笑说：”他升起象一支火箭，坠落如一根拐杖”.

北美战争结束后，出身低微的潘恩更受排挤。他为这个国家预言了足够它几代人实践并为之感激的真理：从共和政体到外交中立，从中央银行到邦权至上，直至美国国名：”united　states”，这时却成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失业游民。1783年11月，他投书纽约州议会说：”我不谙经商，亦无地产。我从另一个国家流亡出来后，并未置办另一份家业。有时我不禁自问，我比一个难民究竟好多少？最可悲的是，我这个难民曾为这个国家竭忠尽智，却得不到一丝好报””；经他抗议，国会才同意给他一笔补贴，又经过两年多反复辩论，国会才确定补贴金额为3000美元。潘恩以此款在纽约市郊的新罗歇尔购买了一座庄园。

象启蒙时代的其他优秀人物一样，潘恩既有民主献身的热情，又有沉迷于科学实验的奢好。因为他们都认为若要拯救人类摆脱愚昧，民主和科学缺一不可。潘恩曾发明、设计过一连串东西，从刨床、轻型起重机到车厢轮子、无烟蜡烛。有一次富兰克林对他说：”对于闲暇者，有书籍；对于伟人，有大厦；对于教士，有教堂；对于普通老百姓，却没有人为他们建筑桥梁√大于是潘恩发奋制作铁桥，以取代不能经受冰凌冲击的木桥，解决凌汛期间民间的舟揖之困。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短暂间隙里，他设计了一座铁桥模型，先在富兰克林家的花园展出，’后拿到巴黎、伦敦展览。他对这座铁桥充满柔情，称它为”《常识》之子”；十三根弯梁撑起一座单拱桥身，他说，这是对十三州组建合众国的纪念。

在英国，他的铁桥模型和建桥计划曾一度受到辉格党领袖柏克的欢迎。在法国，他自豪地写信给华盛顿说：”我已建造了一座跨距110英尺的单拱铁桥，拱顶离水面5英尺高。”为了留在欧洲建造他那心爱的铁桥，他不惜放弃了一个可以回美洲大陆大出风头的机会：受拉法耶特之托，横渡大西洋，把法国革命的圣物——打开巴士底狱的钥匙转交给华盛顿。

但是，当柏克起而攻击法国革命时，潘恩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铁桥和友谊，重回政坛，奋起迎战。1791年3月，他在伦敦出版《人权论》，激烈抨击柏克的《法国革命感言录》，引起海峡两岸舆论界的轰动。

《人权论》一书是潘恩对法国大革命的最大贡献，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人权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局限于逐条批驳柏克的论点，而是把英国十七世纪革命和美国、法国的十八世纪革命相比，强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先进性，以及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内在的血缘联系，鞭斥英国革命，尤其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保守性。他使读者看到，他和柏克的分歧，不是两个人的论争，而是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的对话，是人权与君权的对话，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是十八世纪与十七世纪的对话。他不是一般地阐述法国革命的合理性，而是在一个比柏克视野远为广阔的背景上，突出勾勒法国革命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论》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冲破了当时笼罩于整个西方先进思想界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迷信，深入骨髓地批判了这一政体，给当时还处于摸索状态的法国革命指明了共和主义的崭新方向。在这之前，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伏尔泰、孟德斯坞、狄德罗等一直在教诲人民追随英国榜样。卢梭虽然提出了共和制理想，但由于他片面否定代议制，崇尚直接民主制，结果，却把这一理想封闭在小国寡民的范围内，封死了在大国范围内加以实现的可能。《人权论》一书超越了他们的这些局限。它在批判英国政体之后，向法国人民详细解释了美国共和政体试验成功的经验，即抛弃卢梭的直接民主制的幻想，”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获得一种能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近代共和政体。潘恩说，这一政体已在比英国本土大十倍的美国试验成功，法国人没有必要继续犹豫观望了。他们既不必迷信英国政体，也不必为卢梭式的难题所困惑，应该起而仿效美国，建立大国共和政体。

《人权论》一书在法国激起的反响一如当年《常识》在美国激起的反响。各种政治性俱乐部以自己的经费在穷人中散发了3000余册。罗伯斯庇尔在他自己创办的政治刊物《宪章捍卫者》1792年6月号摘要转载了《人权论》，热情称赞潘恩”是一个人类权力最雄辩的辩护者”.1792年8月26日，法国议会授予潘恩荣誉国籍。紧接着，加莱、索姆、多姆和瓦兹四郡不约而同都选举潘恩为他们在国民公会中的代表。加莱还特意派了一位官员去英国通知这位外籍议员已光荣当选，并写信相邀，热烈呼唤这个”人民之友”去和他们一起共图大举。后来的史实证明，《人权论》对法国革命转变方向起了巨大作用。

《人权论》出版，对英国思想界的意义难以估量。一位西方学者认为：”发生在柏克和潘恩之间的这场大辩论，可能是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意识形态论战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场论战”.到1793年底，《人权论》已销售或免费散发了大约20万份’？以持论严谨著称的英国《年鉴》杂志也承认：”对这本书的热情是无法形容的。它被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阅读，特别是在那些大工业城市，无论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都是如此”，’.在设菲尔德，磨刀匠用下列新词填进国歌，走街串巷吟唱：

“上帝保佑伟大的托马斯。潘恩，他的《人权论》照亮了每一个人的灵魂。他使盲人看清了被愚弄、被奴役的命运。他给全世界指明了自由之神。”

《人权论》及其影响激怒了庇特内阁。英国绅士百年来视若圭桌的改良主义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受到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思想家公然挑战，庇特不能坐视，他说：”若放纵潘恩的主张，我们必将有一场流血的革命”户1792年6月8日，英国政府指控潘恩犯有煽动叛乱罪、不久，英伦三岛出现官方煽起的反潘恩狂潮，街上开始烧毁潘恩的模拟像。潘恩临危不惧，凡有暴徒集会，他都免费寄去几百本《人权论入附一份书面发言。

法国9月3日大屠杀消息传来，英国托利党人的反应越见猖狂。9月13日，友人获悉警方的密谋，劝说潘思立即逃亡，否则便有杀身之祸。潘恩初意不走，经从法国加莱来的那位官员恳劝，方同意连夜流亡法国。在伦敦。他逃脱迫捕，只差几个小时。在多佛尔海关，只差20分钟。

英法两国判若两个世界。9月13日，当潘恩乘坐的邮船进入法国加莱港口时，军舰上礼炮齐鸣，沿岸爆发一片欢呼声。当加莱的这位议员踏上法国土地时，士兵夹道欢迎，淑女上前献词，官员和他拥抱，市民则冒雨迎立在街道两侧，高呼：”潘恩万岁／9月19日，潘恩抵达巴黎。20日晚，进入法国议会。所到之处，那种法国式的亲吻和拥抱总是如潮涌来，把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弄得疲惫不堪。10月11日，国民公会选举组成起草新宪法的九人小组，潘恩得票第二，光荣入选。从此，他卷入了法国革命的政治中心。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远超出法国人之意料，亦为潘恩本人始料所不及。在革命初期，潘思尚发生过很大影响。他上一次在巴黎旅居时就曾参预起草了《人权宣言》。经他修改，《人权宣言》增加了美国革命为之奋斗的经济自由、财产权不受限制的思想入与《独立宣言》遥相呼应。这一次起草1793年宪法，他至少提供有45页用英文写就的材料。他对丹敦说，采纳这…’方案后，法国应该成为欧洲的代盲人，”她应该为所有民族讲话，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然而，随着革命愈演愈烈，潘恩与雅各宾派之间出现了隔阂。潘恩不谙法语，很难走出-上层去和法国百姓直接交往。革命上层中能说英语的法国人大多是吉伦特派，这些人早年往往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在那个战场上就与潘思结有情谊，而雅各宾派则多是一些土气十足的外省人，既不会说英语，又不关心世界革命，自然不易与潘恩交结。

这样，潘恩在法国的朋友大多多为布里索、佩蒂翁、罗兰夫妇这些吉伦特派领袖。潘恩之所以与他们亲密，不仅仅是因为口语相通，还因为他们在世界革命、博爱主义、共和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方面有一系列政治上的共同语言。而对这些，雅各宾派不是冷眼旁观，就是持反对态度。

潘恩对国王审判案的态度，尤使雅各宾派难堪。他以美国人的身份不忘前情，继续感激路易十六对北美战争的慷慨援助。他反驳柏克时，就颂扬过法国革命的高尚之处不在于与一个国王作对，而是与产生国王的那种制度作战。所以，他希望法国革命能象美国革命那样，原则尽管彻底，行动却保持温和，少给欧洲众王室留下报复的借口。潘思认为国王早该废黜，昏君通敌亦必须惩办，但只宜流放，不宜处死，他担心处死国王一要伤害美国盟友的感情，二要激起欧洲王室的联合干涉。1793年1月15日，他在国民公会中公开投票反对处死国王。

潘恩执意认为法国革命是”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的第一批丰硕成果”.他坚信”正是美国的理想打开了巴士底狱之门”.这一独特的认识角度，使他能超脱法国革命中激烈的竞争偏见，富有旁观之明。反过来，却也使他难以理解产生雅各宾专政的法国特殊国情，更不能同情罗伯斯庇尔那一派人在大风大浪中掌权的艰难处境，继国王问题之后，他在法制溃坏、限价风潮等问题上，又和雅各宾派发生争执。他提出了很多稳健观点，在后世历史学家看来十分可取，但在当时政治家看来却断难实行，故而都被拒绝了。罗伯斯庇尔那；端最初对潘恩也有误解。他为《人权论》倾倒，以为能写出这样激烈的小册子的作者理所当然地是自己的同道。可是不出两年，他就发现《人权论》的作者原来并不是一个无套裤汉，结果大失所望，掉头而去。雅各宾派素不以宽容精神著称，那时在这一派人中流传的口号是：”要么是我的兄弟，要么就死去。”对他们来说，从欢迎一个人到猜忌这个人，然后再激变为打击、迫害这个人，并不需要多长时间，更何况潘恩作为理想主义者，轻易不愿放弃自己的见解。如此两相抵角，形势急转直下。

1793年春相继发生马拉受审案和米兰达诬陷案，潘恩都出庭作证。他在后一案中为米兰达洗冤，与吉伦特派相合；在前一案中当众抖落马拉的隐私，深深激恼雅各宾派。

6月，雅各宾派正式执政。’潘恩当年的朋友非逃即亡，他本人在1793年宪法中的思想主张被无情删除，他悲叹：”共和国死了。”同年10月，潘恩的名字上了黑名单。11月25日，罗伯斯庇尔公布取缔外籍议员的法令，潘恩被逐出国民公会。12月28日深夜，潘恩锒铛入狱。

罗伯斯庇尔死后，入们在他的文件中发现有一份亲笔短简：”为了美国的利益，同样也为了法国的利益，要求通过一项对托马斯。潘恩起诉的法令”.

潘恩在这个他所颂扬的革命圣地系狱达10个月之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在海峡彼岸，英国政府正在对他和《人权论》进行缺席审判。与雅各宾党人的猜度成反Lh，潘思被英国保守党用歌曲谩骂，骂他是个雅各宾党人2有人编排了一个历史上最可恶者的名单，从凯撒开始，以潘恩结束。缺席审判的结果是：潘恩为非法之人，从此不受法律保护；《人权论》被全部查禁。潘恩为了法国，永远失去了回归故土的权利。

在狱中，他历尽磨难，九死一生。由于意外的奇缘，他才逃脱了断头台，却又差点死于病魔之手。即使如此，他还是坚持写作《理性时代》（第二部分）——有关宗教问题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因为其中的激进观点，他后来在美国吃尽苫头。1794年1月27日，他在该书扉页上赫然写道：”我一向极力主张人人有保持他的意见的权利，不管他的意见如何与我不同DZ.凡是否认别人有这种权利的人，会使他自己成为现有意见的奴隶，因为他自己排除了改变意见的权利”：’.美国公使莫里斯写信给国务卿杰弗逊说：”他在狱中以著书反对耶酥自娱。我倾向于认为，他在狱中如果安分守己，或许能有幸被人遗忘。他若引入过多注意，那把早就悬在他头上的利斧就会落下来了”.

如果不是莫里斯作梗，潘恩本来是可以出狱的。当时潘恩曾向美国求援，要求证实他有美国国籍。否则，雅各宾党既可以他的出身把他说成英国敌侨，亦可凭他曾被授予法国荣誉国籍一事，把他当成国内敌党。无论是敌侨，还是敌党，都难逃一死。莫里斯因前述迪安事件与潘恩失和，这时乘机报复，拒绝证明他有美国国籍。华盛顿正暗中与英国商谈杰伊条约，不想因为潘恩开罪英国，竞也袖手旁观，故作沉默。这时的潘思真成了”法外之人”.他的朋友见死不救，他的敌人幸灾乐祸。美国曾授予他国籍，拒绝证明；英国取消了他的国籍，却巴不得他被认为是个英国人而被处死；法国仅授予过荣誉国籍，却正好借此罗织罪名。他参加过或鼓动过三个国家的革命，三个国家同时抛弃了他。

1794年8月，门罗取代莫里斯，出使法国。这位后来以”门罗主义”出名的大使比他的前任多一副侠义心肠。他惊讶地获悉潘恩还在狱中，于是四处奔走，火速营救，1794年11月7日，在门罗多方斡旋之后，潘恩终于获释出狱。他在门罗夫妇悉心护理下，经过两个多月的休养，才恢复丁健康。

潘恩死里逃生，对法国人却从未口出恶言。但他永远不能原谅华盛顿。华盛顿逝世后，潘恩听说要为他树立雕像，曾给受命雕塑的艺术家写道：

“把最冷最硬的石头采出矿坑，

无须加工：它就是华盛顿i

你若雕琢，可留下粗陋的刀痕，

在他心窝锯刻——一忘义负恩。”

潘恩出狱后，拿破仑曾访问过他。1797年秋天，拿破仑告诉潘恩：在他的枕下总有一本《人权论》，每晚睡前必读。他也曾宴请过潘恩。席间，他说：”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应为潘恩树立起一座金质雕像”.’；但在拿破仑执政后，他与潘思的关系迅速冷却下来，因为潘恩厌弃一切类型的个人独裁和残忍行为，拒绝与他合作。

从督政府到执政府，潘恩曾多次表露出一个世界公民的超脱本色。他本不是一个吉伦特党，更不是一个雅各宾派，这时，也不是一个热月党人。他只是个不讨任何执政党喜欢的理想主义者。1795年7月7日，他出狱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公会，就单枪匹马地向1795年宪法讨战，他斥责这部宪法放弃普选权，规定对选择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是背叛了革命的初衷。他还在议会外散发小册子，鼓动法国人抵制这部宪法。为此，他又一次丢掉了议员职位。’而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这时对这部宪法只不过作了些模糊软弱的反抗。

1795年宪法公布后，潘恩和巴贝夫几乎同时产生了这一感觉：只要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还占统治地位，就谈不上什么政治平等。从这一点出发，巴贝夫走向武装起义，潘恩则抓起笔书写他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土地正义论》。他在书中呼吁实行土地改革。他的土改计划，简略地说，就是凡有土地者都把土地捐赠给一个基金会，然后再从这一基金会领取少许现金补贴，作为他捐地义举的报偿。潘恩设想，社会借此能逐步废除土地私有制以及一切建立其上的经济、政治不平等现象，同时，还能避免巴贝夫式暴力剥夺带来的流血和动乱。这一计划今天看来不免浅稚，但在当时却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倾心向往的改革设想。它足以说明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晚年思想并未失去活力，还在苦苦探索理想的社会蓝图。为此，不惜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滑动。

1801年，杰弗逊就任美国总统。潘恩害起了思乡病，日甚一日地盼望返回美国。他对来访者说，他已重操旧业，搞起了科学实验。新近发明有一种新式车轮，准备将它和当年的铁桥模型一起带回美国。

1802年9月，他应杰弗逊之邀，回到他精神上的故乡——美国。从他登陆那天起，他就发现回来的不是时候。他正碰在美国革命后宗教复兴的势头上，他那本《理性时代》给他带来了严重后果。联邦党人群起反对他的到来，说他是个”无神论者1，，还把他和杰弗逊并称为一对”汤姆”.萨缪尔。亚当斯以新英格兰全体人民的名义恳求他不要再扰乱人心。他彬彬有礼地致书潘恩：”值此敦促联合维持和平之际，阁下是否还有意于重煽争辩之恶火？”邀他回国的杰弗逊这时正为竞选总统苦苦奋斗，为了避嫌，不得不开始回避潘恩，甚至拒绝他在政府中担任公职的请求。最使他寒心的是费城的本杰明。罗什。这位当年《常识》的取名人这时写道：”他在《理性时代》中所宣扬的原则，我觉得讨厌，我都不愿意和他再来往。”

潘恩这时一定觉得，相比现在，、北美战争结束后那段”特殊的流亡者”的生活真算不得什么。如今，在他下榻的旅馆周围，入夜就有嘘声。邻居围攻他，连马车也不让他坐。他不得不徒步行走，可是来往车辆又故意溅他一身臭泥。人们总不相信他这个鳃夫能耐住寂寞，于是诬告他与女房东有暖昧关系。甚至只差一点儿，他就被第三次取消国籍：在他临死前三年，有个地方官剥夺他的选举权，说他是个外国人。他最后几年成了美国社会里现成的攻击靶子。教士们以潘恩的遭遇吓唬会众，收拢人心；母亲使淘气的孩子就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说一句：”魔鬼和汤姆。潘恩来了！”1804年圣诞节之夜，有人干脆向他开了一枪，枪口离他10英尺。临终前一年，他的头发长得象鸟的羽毛，却没有人到城里为他请一个理发师来，虽然离城不过1.5英里。

1809年6月8日早晨8点钟，世界公民托马斯。潘恩在孤苦无告中含愤死去。纽约只有一家报纸注意到这个人的离去。一个记者在6月10日的《纽约邮报》上草草报道了这条消息。其笔调之轻薄令人难以置信：”昨天，他葬于西切斯特县新罗歇儿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庄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不过他活的也够长了。他做过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坏事。”

送葬队伍只有六人，其中还有两名黑人。据他的法国房东波纳弗尔太大回忆，下葬时的萧条场面让人揪心：”当棺木落地，墓土撤上时，我站在墓穴的东端，让我的小儿子站在西端。环顾周围寥寥的旁观者，我说：’啊，潘恩先生；我的儿子站在那儿，代表美国向您致谢。而我，则代表全体法兰西人民！”‘莽莽旷野，只有一妇一孺在代表美法两国向这位合众国的取名人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致哀——日后想起，美法两国必定觉得这是它们百年难洗的共同耻辱。

1819年10月的一个夜晚，有个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的英国论敌——记者柯贝特偷偷起出潘恩的遗骨，运回英国。他本想发动募捐为潘恩建造圣祠。结果除招来一片谩骂，一事无成。英国官方对潘恩耿耿于怀，生不宽容，死不接纳。一个巡街念公告的人，因为宣布潘恩遗骨到达，被官方收监九个星期。柯贝特保留那堆遗骸直到他本人于1835年去世。他儿子继承了那些圣骨。1836年柯贝特儿子破产，圣骨作为他的财产也被没收。可是大法官又不承认那是贵重物品，于是便由一个打散工的老头保管，直至1844年。接下来又转到一个叫B.蒂利的家具商人手里。到了1854年，潘恩的遗骸只剩下颅骨和右手骨了。一位牧师这时突然宣称，他拥有这两块骨头。但后来人们追问时，他却闪烁其词，避而不答。到现在，连这点遗骨也无影无踪了。

潘恩刚死，即有人向他的一个密友约稿，请他撰写潘恩传记。这位友人回答得很巧妙。他说：”现在还不是撰写潘恩传记的时候。凡想了解潘恩生平的人，可以去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平。”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的作品：他有《常识》，反抗那时候的政治传统；他有《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正义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最后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他从地上打到天上，横扫俗界国王之后，又向灵界国王宣战，最后激起天怨人怨，自然要落个遗骨飘零，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其实，他既然死无葬身之地，生亦不该享有国籍，他是世界公民，属于新旧大陆上一切爱好民主的民族。他既不能为他那个时代充分理解和接受，就该让他归属于历史。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是个贫民；离去时还是一贫如洗；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穴墓地，真可谓”赤条条来去”.他完全可以用他的笔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获得象他那样广泛的销路。可是他分文不取，把全部稿酬捐给英、美、法三国的民主事业。这样一个无畏无私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两个世界的英雄”.

潘恩的可悲之处恐怕在于他跻身政界，却不是一个圆熟的政治家。严格说来，他只是个带着书生意气的革命家。他尽情泼洒理想主义者的热血，从不知谋略、心计为何物。他既不给自己留后路，当然也不允许别人走些曲径。他与罗伯斯庇尔、华盛顿等人发生的那种同道之争，后人不妨看得轻松一点，就象一根直线在通过几个同向螺旋圈时发生的内摩擦。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热爱人权，但也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不谙人情。如果两者兼备，他或许就能避免那些痛苦的摩擦和纠纷。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向来不动感情，可是他看到潘恩那样下场，也不禁感叹一声：”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可是罗曼。罗兰却正好相反。他看中的却正是潘恩至死都天真未凿的好斗性格。这位常洒英雄之泪的法国作家为潘恩的悲剧打抱不平，曾预告要给”勇敢的空想主义者托马斯。潘恩”作传，把潘恩列入他的英雄长廊，与贝多芬、托尔斯泰等人作伴。至于与潘恩同时代的那些大革命家、大政治家，他却一个也没放在眼里。

 

今天的法学教授，凡曾进过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法制者，大都津津乐道于此。一朝下“海”者，政治资源学术资源以及经济资源无不与之靠拢，学术水平陡然为之一升，可谓三千宠爱集一身。除了学者个人以此为荣之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与该教授有关的大学或者学术机构，亦将此作为对外宣传的成绩之一，冠盖满京华，身价陡增。至于讲了些什么，讲后的效果如何，在所不问也！

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笔者读史过程中，无意在曹汝霖先生的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看到了曹汝霖回忆在颐和园接受慈禧和光绪召见并为慈禧讲立宪的细节，故不惮其烦拿来与读者分享。当然丑话说在前头，丝毫没有将今天的法学教授与曹汝霖比较之意，更没有将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慈禧光绪比较之意。读者明鉴为盼。

曹汝霖在颐和园为慈禧、光绪讲立宪发生在1907年。当时，朝廷下谕要求各省督抚保举人才以强国兴邦。曾为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讲述过东三省问题的曹汝霖，被徐世昌以“学识兼优，才堪大用”七次保举，终获最高当局召见。当时全国被保举的差不多有三十人，慈禧和光绪每天在颐和园接见两人。和曹汝霖同一天应召的是后来升任两广总督并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张鸣歧，当是两人“互道久仰之意，相谈甚契，相勉为国努力，不要使他们笑我们少不更事也。”

在曹汝霖应召进颐和园前一天，曹汝霖的老上司袁世凯自海淀电话召见。见面之后，深谙朝廷礼仪的袁世凯告诉曹汝霖，“你明日初次召见，故特招你来将应注意的仪注告你，这种过节，不可不知，以免失仪。”袁世凯将怎样进殿、怎样跪对等等应注意的事，一一告知。此外，袁还建议曹汝霖准备一对琉璃厂有售的护膝盖，以免久跪麻痹而起立不便。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袁世凯如此这般教诲，初出茅庐的曹汝霖觐见慈禧和光绪，恐怕不会如此成功。

曹汝霖笔下的觐见是这样的，“进殿后，殿内漆黑，稍闭眼，才见偌大殿座，只有两支大蜡烛在御案上，御案下斜列拜垫一排，是为军机垫，遂在军机垫下面跪下，脱帽花翎向上，不叩头，静听问话，这都是项城告我的。”

我们且看看曹汝霖向慈禧、光绪讲述立宪的具体情形：

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先由皇帝问，你在外务部当差几年？对：臣由商部调外务部当差，才不到一年。太后即将绿头签（绿头签上写明年岁籍贯出身现官，召见时先递）展阅，阅后即问，你是留学日本的，学的那一门？对：学的是法律政治科。问：日本立宪是那一年立的。对：日本于明治十四年颁布立宪，到明治二十三年，才开国会。问：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对：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权比较重，故日本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问：日本国会的议员，怎样选举的？对：他们国会分上下两议院，上议院又名贵族院，议员是按照定额，由日皇于贵族中有功于国的，及硕学通儒，大实业家中钦派的。下议院是按照各省定额，由各省人民投票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当选。问：听说他们国会里有党派时常有吵闹的事？对：是的，因为政党政见不同，故议起事来意见不能一致。问：他们党派那一党为大？对：那时有政友会，是由伊藤博文领导的，又有进步党，由大隈重信领导的。政友会议员人数较多，在开会时，因政见不同，时有争辩，但临到大事，朝议定后，两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论了。臣在日本时，适逢对俄开战问题，争得很厉害，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两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太后听了，将手轻轻的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对：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遂带上官帽从容退出殿门。（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49～51页）

曹汝霖晚年的这段回忆是晚清立宪史上很有价值的一则史料。对于光绪，曹汝霖记述说“皇帝自始至终只说了两句话，但窃窥他端坐静听，没有倦容”，而对于慈禧，曹汝霖则记述说，“仰窥太后，目光炯炯，声音不高不低，对于奏对，不厌求详，一再下询，想见她对于立宪，似感兴趣，更可见她思想并不顽固，可惜平时没有人以各国新政灌输上陈。”曹汝霖甚至还就此遐想，戊戌变法中假若康有为等人先拟定全套变法计划并加以说明以便告诉慈禧，各国强盛都由立宪开端，祛除慈禧认为立宪只救中国、不救大清的错误成见，再加上翁师傅的渊博、康有为的学养，没准儿那时候立宪大业就完成了呢！

其实，按照唐德刚历史三峡论之观点，晚清中国在从帝制向民治转型的过程中，山高路远坑深，坡陡礁险水急，立宪这张驾照能否带领晚清走出历史的三峡，完全是个偶然事件，甚至可以说失败的可能性更大一点，稍微一不小心即会翻船，或者在暗礁上撞得粉身碎骨。曹汝霖与今日之法学教授一样，都是当局者迷，加上奴性作怪，怎么可能看明白历史的走向呢？

2007年6月9日凌晨于昌平军都山下

 

他在1933年就有焚书一说

建国后，郭沫若在他的那条沿途贴满了标语的文艺道路上越走越窄，越走越险，然而，他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时间到了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上，郭沫若竟说出这样的话：

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1

这就是郭沫若著名的”自焚”说，话一出口，举世震惊，然而，在该年7月4日，身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郭沫若在北京再次发言，对他先前的焚书说有所解释，他”无悔”地说，”严格地说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2其实他的”焚书”论并不是不能理解的，也并算偏激，不但能理解，而且不偏激，甚至是实事求是的，试想，以无产阶级文化的尺子来尺度他以前的作品，焉有存在的价值呢？8月25日，他回信徐正之，就他的焚书说再次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3他之所谓”焚书”之意便是以新的政治标准来进行文艺上的自我更新和重生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他的真诚，不过这是一种幼稚的、浪漫的真诚。

其实类似的”焚书”说，他在三十多年前就曾说过，1933年8月26日，郭沫若在为乐华图书公司出的《沫若自选集》写的序言中便说，”认真严格地说时，凡是我转换了方向以前的作品，确实地没有一篇是可以适意的。”4只是当年他没有建国后的地位和身份，人微言轻，当然也不能产生地震般的效果了。

这是他从”政治标准”上对自己作品的自我否定。以当时的标准来讲，他过去的作品都是政治错误，故而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作为党派知识分子，他视政治第一，政治正确为文艺的生命，正是基于此，他才会发出如上那些惊世骇俗的焚书论。

不能”魂不附体”

1960年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献给全国文教群英大会的诗《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前进！》，诗曰：

在全国正大闹文化和技术革命，
到处都看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解放前还是文盲，今天已成为先生！
解放前还是保姆，今天已有了发明！
为什么出现的奇迹如此地惊人？
关键在党的领导，有了政治灵魂！5

只有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便是”魂不附体”，只讲政治，没有作品的政治便是”游魂野鬼”。1941年12月17日，郭沫若在赠送左派作家潘梓年的诗中说：

提高党性遵逻辑，
写好文章是作家。6

他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作家是脱离不开政治的，”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过分强调了政治的要求，或者以为在这样紧迫的政治斗争中文艺失掉了它的效用。不，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人类是’政治的动物’，离开了政治的要求，人类便只好是动物而已。一切社会活动都不能脱离时代的中心要求，文艺何能两样？文艺正是极犀利的政治斗争的武器，我们今天不仅不能搁下我们的武器，更应该磨炼我们的武器，使它更加犀利起来。”7在他看来，作家与政治要亲密无间，合二为一才对。而在有些艺术家来看作家与政治宜分不宜合，”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8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云：”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1961年，郭沫若在读书札记中称袁的这一看法”良有见地”。”‘识’即今言’思想性’。’识最为先’即今言’政治第一’。误用才与学者亦有其’识’，特’识’其所’识’耳。彼反对政治第一者，在彼亦为’政治第一’，乃’反动政治第一’也。彼反对阶级斗争者，在彼亦正进行其阶级斗争，彼站在反动阶级立场而进行斗争也。”9他还说，”对创作来说，思想、立场、劳动、实践等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政治第一。”10他主张，在文艺活动中首先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有了政治第一的意识，还要坚持”政治正确”的方向，”要作好文章，首先要有正确的思想、立场和良好的作风。”11所谓”政治正确”，便是你是否具有”革命的人生观”，你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你是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方向，归根到底，你是否自觉到以”为人民谋福利”的党的宗旨为宗旨，你的文章是促进了这一宗旨的实现，还是破坏了这一宗旨的实现。

他说戏剧除了感染力强外，还要有一层”伦理上的限制”，那”便是内容要于民众有利，至少是无害。假使于人无益而甚至有害，那么价值的批判便要恰恰相反。譬如，诲淫煽情，有伤风化，又譬如替汉奸辩护之类的作品，照道理上说来应该感动不了多少人，然而用技术的魔术却往往可以收到惊人的效果。”12如果”政治错误”的话，无论艺术上有多成功，也不能称之为一件艺术品，非但无益，反而越发有害。所以，他说，”诗人应该教育自己，使自己成为胜任的时代歌手，并从而教育人民。施教者必须先是受教者，要好好向人民学习，了解人民的思想希望，掌握人民的活语言，吸收本民族的一切民主性的精华。在这基础之上，用正确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加剪裁，结构。”13作者有了生活，有了素材，但还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来加以尺度和取舍。

正动和反动

郭沫若的文学价值的评论、及文学理论的论争也多以”政治的正确与否”为主要评判标准。

1949年2月他在为陈国柱的《革命诗钞》作的序中说，”昔杜少陵曾以此（案：指杜之诗史）见称于世，而有每饭不忘君之誉，继周（案：指陈国柱）则每饭不忘民者也。形式系旧有者，律之工雅远不逮杜，而意识则远逾之。”14然而，今天来看，”每饭不忘君”杜甫的诗史仍为人所吟诵，而”每饭不忘民”的陈国柱的《革命诗钞》却几无人知，可见，以”政治正确”来批评和指导文艺创作是有很大问题的。

在1948年，他以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文化”代言人”痛斥”红黄蓝白黑”五色”反动文艺”，桃红小生沈从文、蓝衣监察朱光潜、黄帮弟兄、白面娄罗以及黑色买办萧乾等都得到一一清算和警告。至于郭沫若的评判标准呢，依然是政治正确。他说，”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对。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反谓反动文艺，这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提倡。”15人民利益重于一切，1941年他也是以此来评判善恶的标准的，他说，”谁个还不知道合乎民族解放利益的便是善，反乎民族解放利益的便是恶。”16″中国人民知道，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核心的苏维埃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文化，是总结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进步文化的产物。”17然而，今天来看，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文艺成绩重
新得到世人的承认，可见，以”政治正确”来批评和指导文艺创作的确存在很大问题。

他将已有定评的作家也拉入政治正确的轨道来加以解释。郭沫若说到鲁迅对于木刻的贡献时说，”新的木刻技术是由他首先由国外介绍过来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意识上的照明。他使木刻由匠技成为艺术，而且成为了反帝反封建的最犀利的人民武器，木刻没有走过怎样的冤路，一出马便以健全的现实主义，配合着人民的要求，紧迫着时代的动向，迈进了它的大步。”181947年2月10日，普希金110年逝世纪念时，郭沫若说，”他是人民的朋友，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以文艺的武器来诚心诚意地替人民服务。他采用着人民的语言，利用着民间的传说、历史上于人民翻身有关的故事，作为他的创作工具和材料，以促进人民的解放。”19

关于文章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他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的新旧并不重要，语言的文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反映了什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形式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民意识。这个意识的获得并不必限于解放区。然而要学习这样的形式却必须限于人民意识的获得。”20

他以此来批评新文学，虽然文言变白话，但有的却仍没有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虽然地在企图翻身，但终因人民意识的未能彻底，尽管文言变而为白话，而白话又成为了新式的文言。一部分新文人们的搔首弄姿怡神旷意，不是比起旧式的倡优来更加顽固乃至无耻吗？”211958年，郭沫若在答《新观察》杂志关于文风问题时说，”文风问题，刚才已经讲到，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主要还是思想和思想方法的问题。首先要你的思想、概念准确，然后才能写出准确的文章。要是以己之昏昏，也就当然使他人昏昏了。”至于思想方法 ，”象逻辑、唯物辩证法等都是思想方法，如果思路不通，也断断写不出好文章。”22

1950年4月19日他在致吴韵风的信中说：

单从形式上谈诗的新旧，在我看业，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假使作者是反动派，而内容是为落后势力歌颂，或对进步势力诽谤，即使作品所采取的是未来派、立体派、达达派的形式，我们断不能说它就是”新诗”。

又假使作者是革命家，而内容是对落后势力搏击，或为进步势力歌颂，即使作品所采取的是旧式的诗或词的形式，我们也断不能说它就是”旧诗”。23

文章好或坏不在于形式的新或旧，而在于内容的正或误，作家的革命或反动。他在另一处也阐发了几乎同样的意思，”形式不在乎新旧，主要是内容问题。用旧形式装上新内容，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新东西；反之象徐志摩那样的东西我们能说它是新的吗？所以，对于新诗发展的基础，不应该从形式上去追求，而应该从劳动实践上，从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上去阐发。内容总是占领导地位的，政治第一，这是铁定不移的。有一定的内容，就会产生一定的形式。”24

在论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时，他着重强调了”革命的”那三个字眼，这就意味着作人作文要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立场。”上面冠上了’革命的’，跟过去的当然有所不同。在今天来说，’革命的’是指有共产主义的风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立场。表现了共产主义的风格、表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立场的浪漫主义，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表现了这些的现实主义，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这两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25

这里”革命的”意味着马列主义的意思。”从文艺活动方面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浪漫主义提供了理想，对现实主义赋予了灵魂，这便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或者这两者的适当的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6至于浪漫主义多一点，还是现实主义多一点，这都无关紧要，关键问题是”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都必须是革命的。””只要你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采取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27

可见，他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写作手法等问题的探讨都是以”政治正确”为主要立论依据。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

思想决定文章进而发展到作文首在做人，”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人做什么文。上海纺织工人的歌谣《上海民歌选》的序歌，很典型地说明了那种思想决定一切的作文要求，歌云：

什么藤结什么瓜，
什么树开什么花，
什么时代唱什么歌，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28

郭沫若屡次表达了与此极为相似的意思，1944年3月28日，在《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中说，”我的主意是说一个作家要有正确而坚强的信念。这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同时也就是做文章的基本条件。文就是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便写出什么样的文，也就如是稻粱种子发而为稻粱，是松柏种子发而为松柏一样。”29他在另一处也这样说，”文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是用什么思想作文章的问题。思想、立场、观点，是文风的首先的根本问题。什么样的人作出什么样的文章，什么样的种子开出什么样的花。谈文风首先要谈人的作风，这不是现在才有的，古时有人说’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就是这个意思。”30″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文艺界也有了”阶级决定论”、”血统论”的痕迹，出身决定思想，思想决定内容，内容决定形式，这未免显得武断而霸道。

1950年3月14日，郭沫若给当时在学校上学的吴明的信中说，”写作的目的是服务大众，夸大一点说是教育大众。假如自己尚未完成，如何教育人呢？写作不是为图表现自己，那种观念不仅落伍，而且有些反动了。”31于是，教育自己，使自己获得正确的政治思想便成为一件紧要的事情了。

“诗歌工作者的任务是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新的民族形式。这须得我们在思想上建立革命的人生观”。32郭沫若在致一名叫白贝的小学教师的信中说到对”星际殖民”类的”科幻”小说的批评，并要知识分子”象割掉毒瘤一样”，并树立起”积极进取的思想”，郭说，”你所爱的那位’小时候的同学’，我看他是有才气的，但不幸他的想法只是些唯心论的泡沫。’能变物质’是不可能的。’万物有情’，作为诗人的辞藻可以，但要作为一种实际，那就离实际太远了。’拓星’的想法是资本主义国家找寻殖民地的极狂妄的想法。别的星球上，可能有生命，这是还待研究的问题。在地球上进行改造自然的工作，已经就是够宏大的工作了。那种虚无缥渺的想法，值不得佩服。小资产阶级，处在革命的大时代，应该象割掉毒瘤一样，丢掉旧的包袱，充分学习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积极进取的思想。”33

这就是要艺术家具有”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意识”。1947年，郭沫若将意识的觉醒分为三个阶级，他们分别为：民族意识的觉醒，资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和人民意识的觉醒。”辛亥革命前后是以民族意识或国家意识的觉醒为主流，当时的号召是’排满兴汉，富国强兵’。五四运动前后是近代意识，主要是资产
阶级意识的觉醒，反帝反封建，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抵是由有产者的立场号召出来的。近年来这种号召更加明确而普遍化了，主要是奠定了人民本位的新民主主义的立场，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民意识的全面觉醒。”34相应文艺也应以人民本位的，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密切配合。

“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革命的人生观”、”工人阶级的立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人民意识”，名目繁多，说法不一，归根结底一句话，凡是”一切遵从党的意志”便是”政治正确”，反之便是政治错误。

建国一年之际，1950年10月27日，郭沫若在《郭沫若选集》自序中写道：

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已经获得全面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人民文艺将有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出现。35

多年过去了，可惜的是，”人民文艺”那”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并没有如他所愿的那样蓬勃出现。

1956年5月28日，郭沫若写诗《赞红岩》，诗曰：

红岩呵，你是多么好的一个象征，
你象征着党性强的
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你象征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为人民服务的作家们
要向你，红岩，宣誓：
我们要多多地产生出
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
红绝而坚实，无愧于你。36

那些”政治正确”、”党性强的”作品到如今，多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了。

1962年3月30日，郭沫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之时，热情洋溢地赋诗曰：

艺苑东风二十载，
百花齐放满园新。
莺歌燕语流天籁，
岳峙渊渟绝滓尘。
服务工农增喜乐，
发扬马列倍精神。
放诸四海而皆准，
传至千秋也是真。37

出于革命时代的毛关于文艺的见解，且不说”放诸四海”，就只在中国，也且不说”传至千秋”，就只是在八十年代，赵丹临逝世时便在《人民日报》上提出”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38的怀疑。

当年政治第一的标准在现在遭到抛弃，当年政治正确在现在看来并不见得正确。

注释：
1 转自贾振勇：《郭沫若的最后29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2 转自贾振勇：《郭沫若的最后29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3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9页。
4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4页。
6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7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8 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人民日报》，1980-10-08，5版。
9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
10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11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
12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
13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
14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1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
16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17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18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19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页。
20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21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22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23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4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
2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295页。
26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7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页。
28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29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页。
30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页。
31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32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33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34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114页。
35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36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37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38 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人民日报》，1980-10-08，5版。

 

一

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这是新中国伊始的三大运动。有关韩战，人们多着眼国际，而其对国内政治的作用考虑得还比较少，因为这对许多学者尚是禁区。对于中共建立极权制度，此战与镇反、土改有同等重要的功能。如果说，土改和镇反完成了中共极权政治制度的建立，那么抗美援朝则为之提供了气氛和条件；再是中共以民族主义争取人心，取得人们对新政权的认同，也就是权力的“合法性”和威望；还有，通过这场战争，中共完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化，马毛主义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

中共参与韩战，总体是出于世界革命，联苏抗美，东风压倒西风。韩战爆发后，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在中央出军决策会议上，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十分猖狂，以世界警察自居，在全球推行其炮舰政策，现在几天之内要消灭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阵营喝彩声四起，额手称庆哪。社会主义国家唇亡齿寒……。”但就中国自身国家与民族之利益，中国参战则是错误，且不说人类道义，一个新国家，在重重困难中，贸然将那么多的生命和物资投入战争，挑战整个西方，丧乎理智。毛说：“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毛泽东文集》第6卷94页）手榴弹对原子弹，毛准备要牺牲多少人？事情没发展到那个地步，是美国的克制，也是中国的幸运，但历史并非没有那个可能。

韩战是俄国的战略，利用朝鲜和中国打击西方。中国完全不该打这场战争，这是中国人为俄国称霸世界卖命，俄国是该战的最大赢家。俄国未损一兵一卒，反卖中国近40亿美元的军火，战后却势增一头，与西方分庭相礼，两霸相衡的冷战格局由此奠定。韩战，中国死亡15万多人，伤近30万（美方估计中国军队伤亡100万左右），军费开支100亿美元，各种物资560万吨，最大的“收获”是救了北韩，而北韩至今仍是中国的大麻烦。更糟糕的是，韩战之后中国与世界进步文明隔绝，孤立封闭，丧失变化和再选择的可能，在“共产”之路一头到黑。而孤立封闭，更是促进中国热病内发，运动不断，直至文革。1972年尼克松访华，世界才重新向中国开启大门，此导致中国未来的变化。韩战给中国带来的损害，至今人们未能充分认识。

二

韩战大害于中国国家与民族，但大利于中共，成全了其极权制度的建立，并获得全民的拥护。没有韩战，中共的极权制度不会建立得如此迅速、顺利，比如镇反就不能那么大张旗鼓地杀戮，知识分子也不会真心拥护共产党，农业和工商业改造也不可能在1953年进行。韩战对中共极权制度的建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共借助这场对外战争，在国内顺利镇反，大规模清洗消灭它的各种敌人。杀戮固然产生恐怖，有威慑的效应，但是其也会产生恐慌、仇恨和抵触，这会反制权力，对之产生威胁。因此杀戮也需要条件和掌握火候。但是当国家同时有一场对外战争，人们面临更强大更危险的外敌，视点便会转移向外敌，对内部的杀戮便容易认同；而且在举国爱国狂热中，权力可以将被害者打为“内奸”——勾结外敌，是国家与民族的公敌，由此镇压和杀戮就有了合法性，被民众所拥护。抗美援朝和镇反正是这种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杀戮的有利气氛和条件，使之获得“合法”性，并为民众所拥护。

1950年6月，毛泽东说：“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7月，政务院、最高法院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1951年2月中央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三条：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将“反革命分子”和“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联系起来，前者就成了国家、民族与民众的公敌，“镇压”就有了“合理合法”的理由，为全民所拥护。于是清洗党的政治敌人，就成了保护国家安全，维护民族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于是杀戮就可以大张旗鼓，畅行无阻。这即是利用爱国主义和民族热情“合法”地杀戮。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总之，我们不要西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毛泽东选集五卷。不要四面出击》）当时毛的策略是对镇反不要急躁，要防左。但是几个月后，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毛泽东就签署《关于纠正镇压方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该指示批评各级政府”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上发生了严重的右倾，以致还有大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要求各地”当杀者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同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彻底纠正曲解”宽大无边“的偏向》的社论，随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司法部长史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及著名民主人士许德珩、章伯钧等纷纷撰文，对”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进行批判，全国镇反进入高潮。1951年1月30日，毛泽东又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同年2月7日，华东局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补充指示“，其中说：”华东地区过去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中心，目前又处国防前线。因此抓住抗美援朝与土地改革的时机，在华东全境有计划地消灭人民痛恨的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恶霸与真正有证据的重要匪首及会门头子，是完全必要的。“毛批示说：”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所述的方针，策略和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因为时机不成熟……。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指示“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因为“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只要“善为处理”，就不会有问题。刘少奇解释得更形象：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可见，抗美援朝成就了土改、镇反，使大规模的杀戮得以进行。

三

再，中共竭力利用这场战争，鼓动民族主义，巩固了政权，取得了全民上下拥护。1952年2月，中共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发动全民制定爱国条约，其第一条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人民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共同纲领。”中共领导国家、民族进行战争，因此它也就代表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志愿军将美帝由鸭绿江打回到三八线，中国民族取得了百多年未有的是世界性“胜利”，在高涨的民族热情中，中共政权获得全民族认同，有了它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毛和“党”如日中天。

1950年10月中共决定出兵朝鲜。同年11月，中共和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等10个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表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行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一时间，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热潮，各地民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大会要求保家卫国，毛泽东致信：“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宋庆龄副主席与天津各界妇女，为捐献“天津妇女号”飞机集资。班禅额尔号召僧俗们捐献“佛教号”飞机。北京佛教界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基督教、天主教开展三自（自治、自传、自养）革新运动，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接受三十多年美国津贴的燕京大学，由中央教育部接管，部长兼校长马叙伦致辞。1951年4月由北京市文联、全国文联、全国妇联、全国美协和叶恭绰、徐悲鸿、梅兰芳发起，由北京书画界联合组织了“抗美援朝书画义卖会”，老舍、叶恭绰、徐悲鸿、梅兰芳、陈半丁、叶恭绰、徐悲鸿、梅兰芳、陈半丁、叶浅予、溥雪斋、胡佩衡、汪慎生、王雪涛10人被推选为征集人。（《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大事记》）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吴晗、章伯钧、章乃器、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徐玉兰等大批作家、学者、艺术家撰文献艺歌颂抗美援朝，或赴朝慰问。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北京大学30多名著名教授联署公开信，包括卞之琳、胡世华、吴恩裕、金克木、冯至、贺麟、闻家驷、朱光潜、袁家骅，信文说：“我们绝不存着丝毫幻想，我们的抗美爱国工作绝不松懈。相反的，我们应该更提高警惕，更加倍努力，用最大的力量推进各种爱国工作，巩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防，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安全。我们中国人民绝不让美国帝国主义肆行侵略，一定要继续不断地给它的侵略行为以打击，使侵略者逃避不了最后死亡的命运。”1951年6月，以郭沫若为主席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至8月全国就捐献了2200多架飞机；到1952年5月，全国捐献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

对于中共，韩战是世界共产革命之战，中共政权之战，但中共却将之矫为国家、民族之战，由此唤起民族狂热。如果中国为和日本、俄国、印度、越南争夺领土或资源，而进行民族战争，那么还有情可原，但是韩战并不是，中国在朝鲜没有一寸利益，美国对中国也没有领土和资源的要求，至多是反对中共政权，而且也未打算入侵，韩战实是俄国扩张其共产革命的战争。中国本是共产革命的受害者，但是全民——包括知识分子——却以狂热的民族主义热情参加这场有害于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共产革命之战。实在不幸。当然，未必是所有的人都真心地拥护韩战，有人会有疑问，但是在全民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中，谁能对之反对？异议者就是国家、民族、民众之公敌，无需政府，群众就能就可将他消灭。这是民族主义的又一重危险。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一败再败，深受伤害，中国人的民族热情无可非议。但是民族情绪如同生命一样，常常是盲目非理性的，很容易狂热，这也就是民族主义的危害。正是由于民族情绪非理性，而又蕴有巨大的能量，因此它总是政治家一张最大的牌，对之煽动，在非常时期赌上桌面。抗美援朝就是一场如此的悲剧。

中国是小私有者国家，缺少社会意识，因此民众本不很在心政治，共产党、国民党与他们同样隔膜。成者为王，中共得天下，人们欢迎，不是因为其有多好，而是中国终于平息了多年的战乱，国家可以建设，人们可以安生过日子了，如果是国民党打败中共，民众也会同样欢庆。百姓欢庆的是天下平息。五零年，中国内战刚刚结束，民众仍然困苦不堪，也仍然不满，新政权困难重重。毛泽东原设想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至少需要15年，但是韩战使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到1953年。韩战给了中共机会，可以鼓动民族热情，凝聚民众，获取拥护，任意而为，而且不论做什么都可以冠之为国家和民族。对于中共极权制度的建立，抗美援朝是天赐良机。1951年1月，胡乔木在全国统战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抗美援朝运动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反帝高潮，“这是一个很大的高潮。这个高潮非常有益，不仅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打退了，而且又对中国各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和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在军事上加速了国防建设，在政治上加强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了，经济上加强了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在文化教育方面把帝国主义的影响打退了，使中国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面貌为之一新。”（统战部网站：“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1953年7月底韩战结束，次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召开，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在1949年的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这一句是没有的。该部宪法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说：“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华社1954年9月20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今天宣告诞生。”“执行主席根据计票人和监票人的报告，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决的结果：投票数共一千一百九十七张，同意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这时，全场欢腾，全体起立，为这个伟大的文献的诞生而热烈欢呼，暴风雨般的鼓掌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的欢呼声持续了五分钟。”（《人民日报》1954年9月21日）当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党员占54.48%，非党人士占45.52%.常务委员会的79名委员中，中共党员占50.6％；党外人士占49.4％。人大常务委员会的14名委员长、副委员长中，中共党员6人，占44.4％；党外人士8人，占55.6％。”（中共统战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今天回看，触目惊心，一党极权统治，无一反对地以“民主”和“宪法”的形式确立了，而且是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万岁”的欢呼中成为“神话”，举国欢庆。至此，中共彻底收服了中国，再无异议和反对者。

四

中国建立极权制度，土改、镇反是暴力的强制的，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之是被迫的屈从；但是一场韩战，则让人们对中共心服。首先，人们将韩战作为国家、民族之战；而毛和中共领导了这场战争，因此他们当然就是国家和民族的领导者。由此一个危险、反文明的极权政权，经过这场伪民族战争，在高涨的民族热情中得到全民的认可和拥护，有了难以颠覆的“合法”性。而且对于中国人，韩战是一场“胜利”的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割地赔款，受尽欺辱，中国人有很深的民族耻辱感，五四运动本身就是反帝和民族主义的。韩战，中共领导中国打败了强大的美帝和列强，一个自卑破败的民族，终于在世界站了起来，中国人有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信与骄傲。应该说，这是韩战对于中国人的意义。而也正是在民族“胜利”的狂热中，毛和中共成了神话，为民众热爱和崇拜，固然这是因为宣传，但人们接受。毛和中共的神话是由韩战建立的，其被神化的程度和民族的狂热情绪成正比。

暴力可以征服人，但是极权制度的真正力量则是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其决定极权制度的效率。民众越是忠于和支持权力，极权制度就越严密越强大。如果民众对权力迷信到神的地步，那么极权对国家和民众也就具有“神”的地位和支配性。因此，极权制度一定要神化领袖和权力。极权的最大能量不在它的政府、军队、警察，而在民众的效忠。虽然中国现在还是极权国家，但是由于权力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其制度已经失去效率，而趋向瓦解。观察近代极权国家，它们都是要煽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由此建立极权制度，民众的盲目、迷信和狂热是极权制度的基础。如果说中共以土改来鼓动民粹主义，那么其又以抗美援朝鼓动民族主义，五十年代初，中共极权制度的建立借助于这两股潮流。

从战略上说，可以说中国赢了韩战，将美国打回到到三八线。这场战争给中国挣了面子，赢得了民族的自信和勇气。但是代价是巨大的，如前所说，由此中国孤立封闭30年，丧失了与世界发达文明交流发展的大好时间，导致几代人的蒙昧，中国文明程度大幅度倒退。也正是由于孤立封闭，丧失外部世界，中国才自我虚妄狂乱。韩战使中国人万众一心，激情澎湃，于是全民万众一心，激情澎湃地热爱领袖、合作化、大跃进、批胡风、反右、文革。韩战成就了中国全民一体、盲目和狂热。眼下中国的种种问题，就其根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我们不知道，中国还要继续偿付什么。着眼于文明，与其当初输了韩战，或许对中国更好。二战，德国、日本战败，对世界对他们本国本民族都是有益的。如果中国输掉韩战，中国将回到文明世界，不会改造知识分子，不会收农民的土地、公私合营，不会饿死上千万人，也不会文革，中国知识分子早已融入世界，中国的文明状况远不像今天。韩战是虚假的胜利，其给中国人带来的民族自信、骄傲是空泛的，经靠不住真实与时间，当开放后中国人重新看到世界，便自卑沮丧，不仅丧失了民族之自信，甚至没有了自重自尊，中国人成了没共认没家园无归属的散落流民。

爱国爱民族求尊严都是好的，但需要有道义和理性的规范与制约，否则就会跌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如果走入盲目，不问是非，就危险，如果进而狂热就可能是灾难。它只要胜利，而拒绝理性，甚至不管结果。只要打败“敌国”就好，而不论是谁，为什么，付什么代价，结果是什么？今天，我们可以看清苏、朝发动韩战，以及中国的参战，是非道义的；其破坏了世界和平，也给中国带来了深重而长久的伤害。在国际政治中，韩战给中国带来的损害是灾难性的。但是当初中国人为什么如炽如痴地欢呼韩战？包括知识分子。中国人由心认同中共极权制度，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百多年民族屈辱而盲目升腾的民族狂热，但事实恰恰是极权制度和民族狂热极大地毁坏了中国民族，消灭中坚阶级，连根切断传统文化，仅此两点就足以摧毁一个民族。我们需要反省，需要从更广阔更文明更负责任的角度去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需要为民众现实具体人道的生活着想，那是脚踏实地的一点一滴的，清醒、实际、长久，对每一事务与结果负责任，遵循客观的有限与可能，在人类的文明传统和经验之中，在世界共同的生活与责任之中，而不是异想天开鸡毛上天，扩张自己消灭别人。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决于每个成员的素质——其体质、其道德、其知识、其能力、其作为、其生活质量，取决于它对人类文明的承继、发展之贡献。今天已不再是昨天，我们需要与他民族共处，维护复生我们这个小小的、创伤累累、日益污染损坏、危机四伏的星球。

（待续）

首发民主中国

 

炎热夏日中，因揭露计生暴力而被判处4年3个月刑期的陈光诚正在监狱中绝食。这使一切关心陈光诚命运的人忧心如焚。据了解，陈光诚绝食绝水的原因，是山东临沂监狱管理当局认为陈光诚“不听话”，指示狱中的六名犯人对他进行了殴打。

自陈光诚被捕到现在，一年多时间过去了，黑暗仍在笼罩在临沂的土地上。原市委书记李群升职为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后，对陈光诚的迫害并未因主使者的离去而停止。自入狱以来，陈光诚一直要求申诉，狱方却以种种借口予以阻挠，致使身为盲人的陈光诚至今无法获得正常的申诉权利。不仅如此，临沂监狱当局竟丧心病狂地对陈光诚施以暴力，使迫害行动再次升级。

陈光诚的所谓罪行，只不过揭露了当地计划生育的暴力黑幕，并在此后被软禁时试图冲出家门向有关部门投诉，这根本就不构成犯罪。退一步说，即使陈光诚触犯刑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条的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我们在对陈光诚的判决中看到的不是从轻、减轻，而是从重、从严，也就是说，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也被临沂地方当局置之脑后，证明这根本不是法律判决，而是彻头彻尾的报复和人权迫害。

由于双目失明，陈光诚的生活面对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困难，监狱管理者无论是否赞同陈光诚的思想观点，都应首先考虑到陈光诚的残疾人身份，对其生活予以必要关照，这是身为正常人的基本修养，也是人道主义观念的基本要求。

但临沂监狱的有关人员和殴打陈光诚的六名犯人却丧失了全部的人性。对此，我不仅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而且要对有关人员的人格表示最大的蔑视。暴政的残暴从来不是抽象概念，而是通过这些丧失人性者不受惩罚的残暴行为体现出来的。在陈光诚面前，监狱管理者本是政府的代表，如今却成了野蛮与无耻的化身。

对陈光诚的一系列迫害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站在双目失明的陈光诚面前，陈光诚当然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被动地遭受殴打，但整个世界将要嘲笑的，却是那些身强力壮的狱警和打手，对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暴力是世间最懦弱的行为，是被整个文明世界所不耻的。

我知道，他们听不懂文明的声音，当他们向残疾人伸出拳头，他们身上的兽性已驱走了最后一丝人性，这兽性与专制政权的残暴融为一体，击打着民族良知的孱弱身躯，也击打着我们宽容的底线。这种不可容忍的野蛮行径，是人类文明绝不会放过最无耻犯罪。

勇敢正直的陈光诚一次次向我们提示着暴政的延续。在陈光诚案中，从头到尾充满了野蛮的暴力：对计生对象的暴力、对庭审旁听者的暴力、对律师的暴力、对盲人囚犯的暴力，不得不承认，没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在那里，人性荡然无存，野蛮成了他们唯一的身份标志。而这种野蛮，向我们揭示出暴政的全部含义。

为了对抗暴政, 外界不应忘记陈光诚.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当我郑重写下《为台湾的民主辩护》这个题目时，才恍然记得龙应台先生在三年前已经用这个题目写过一篇广为传诵的台湾民主辩护文了，于是我把本文改为现在这个名字。采用这个和龙先生题意几乎相同的题目，是因为我在龙应台先生之后，还想继续为台湾的民主辩护。与龙先生有所区别的是，龙先生面对整个华人社会发表她的辩护，而我只想对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说出自己的看法。

台湾的民主的确不够成熟，但哪怕它有万般缺点，我仍然要为它公开辩护。

龙应台先生曾坦然写道：“台湾国会里相互嘶吼、打耳光、扯头发的镜头传遍全球，国际社会引为笑谈，华人社区更是当作负面教材。民主制度里可能有的弱点，譬如粗暴多数牺牲弱势少数，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长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恶凌驾专业判断，在台湾民主的实例中固然比比皆是，但是随着国会不堪入目的肢体和语言暴力，辅以电子媒体的追逐耸动煽情而更被放大，以至于政治“台湾化”这三个字已经在大华人区中成为庸俗化、民粹化、政治综艺化的代名。”

其实台湾民主的缺点比龙先生已经提到的还要更多。比如它热衷于总统竞选造势，我就十分反感，好像公民自己不会判断谁当总统更合适，投票时全然根据造势的场次多少、规模大小和热闹程度来选择候选人，这简直是对民众的侮辱；比如它的总统选举费用高昂，据说已经达到了美国总统选举费用的六倍，还不包括每届总统选举结束后，两年延伸期间对选举话题的继续操作费用，而两年后又该花钱提前准备下届选举了；比如它的市县地方首长选举和各级立法机构成员的选举，在选举费用和造势规模上，也已经开始模仿总统选举，导致全体人民一年到头忙于选举而且年复一年无休无止；比如在它的最高立法机构里，看到的景象和菜市场里寻常的争吵、辱骂、打斗毫无二致但比菜市场更频繁，而扔皮鞋、抓脸皮、砸桌子、吃议案、强制拘禁立法院长、公然施放催泪瓦斯等等景象，又远远超过了在菜市场所能看到的，虽说可以看作民意代表对民意的充分表达甚至极端表达，但在这种场合制订出来的法律，在公民眼里又有多少值得遵守的效力；比如它朝野政党的极端对立，只有对立没有妥协，这显然不是民主政治的体现，民主政治下的政党对立仅仅是选举规则的要求，而不是人与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台湾的政党对立已经恶化到除采用内战之外的一切方式和手法的程度；比如它的民主制度已经发展到在任总统的老婆、女婿、亲家、亲信发生权力腐败时，被媒体揭露、被法律追究、被刑事法院公开审判，但还无法利用分权制衡的现代政治规则有效预防权力腐败，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之一，不是事后惩治腐败而是预先防范腐败；比如台湾党政军虽全部退出媒体，不得继续把持媒体作为自己的喉舌，媒体全部掌握在民间，公民已经享有世界上最高标准的言论自由，但事实上台湾媒体依然带有政党立场，而且滥用言论自由的现象令人发指……你还可以列举出更多台湾民主的缺点，但你无法否认台湾实行的，的确是民主政治。

民主也许可以分为好的和坏的，但专制只能分为坏的和更坏的。与欧美成熟的民主政治相比，台湾民主的确十分幼稚不堪，但与罪恶的专制相比，台湾民主值得任何一个热爱自由者用最响亮的歌喉去讴歌！值得用最真诚的情怀去拥抱！一只狮子有再多缺点，它也是一只狮子，缺点最多的狮子也好过一只豺狼。尼采曾经傲慢的说：“即便我走错了方向，那也是走在你的头顶上！”当台湾民主面对来自专制体制的批评时，完全有理由像尼采一样傲慢；中国民间谚语也说：“金盆打了，分量还在”，台湾民主在遭到来自专制阵营的乌泥般的攻击时，也完全有理由像黄金一样坦然的闪光！

我为台湾民主辩护，并非不能容忍对台湾民主的批评，我自己在上文首先就罗列了一大堆台湾民主的缺点。我不能容忍的，是专制者对台湾民主的诽谤。正如龙先生所言，台湾不成熟的民主几乎成为世界舆论的笑柄，世界华人社会对台湾民主有广泛的批评，海峡两岸对台湾民主的批评更多。但在所有批评中，有一种批评是我无法容忍的——这就是来自专制者的所谓批评。专制者有什么资格用自己的喉舌嘲笑民主？一个瘦弱不堪的人有什么资格为自己无法减肥而伤心？一个病入膏肓行将就木者有什么资格讽刺一个生病青年不如自己强健？一个进入死亡倒计时的垂死者有什么资格宣称呱呱坠地的新生儿比自己生命力更差？

我也不赞成自己尚且匍匐在专制之下的人忙于批评他人的民主。生活在专制之下民众，优先争取的应该是让自己尽快得到民主，其次才是批评他人民主的缺点。在中国人眼里，“五十步笑百步”已经十分荒诞，落后百步的反而嘲笑落后五十步的，则称得上超级荒诞了！专制者攻击台湾民主，自有其险恶用心，用“有缺点的民主”暗中置换掉“民主”，借台湾民主的缺点大做文章，目的是为了消解民众对民主的渴望与期盼，放弃对民主的幻想与追求，甚至使民众产生民主恐惧症、民主厌恶症，从而延续专制一百年不动摇。而生活在专制铁蹄下的民众也跟着专制者的调子起哄，不亦荒唐乎！

但是，即便最别有用心的攻击者，也不敢否认台湾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我只见过李敖有“台湾是假民主”的说法，我不知道闻听者有几个人相信他的话，我看他本人就不信。台湾民主使他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而免于监狱的恐惧，台湾的民主使他可以公开竞选立法议员而免于被他人强行代表，台湾的民主使他在立法院以施放催泪瓦斯的方式与对手“辩论”而不受法律追究——他在电视上公开大骂“台湾是假民主”这件事本身，已经向所有正在收看电视节目的受众表明，台湾土地上扎根的，是千真万确的民主制度！台湾民主也许还称不上伟大，但它已经可以包容李敖魔鬼式的攻击，台湾的民主当然不是最好的，但最坏的民主也比专制好，何况“民主只是最不坏的”。我这里想质疑的不是李敖以什么方式对台湾民主攻击，我要质疑的是，李敖在电视上向生活在专制下的观众散布“台湾是假民主”高论的动机，是让大陆民众知足，还是他自己打算投奔专制的怀抱？

龙应台先生说：“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护照，随时可以出国，不怕政府刁难；民主就是养了孩子知道他们可以凭自己本事上大学，不需要有特权；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到处有书店，没有任何禁书而且读书人写书人到处都是；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她说的这些，正是民主的日常生活化，正是包括李敖等人在内的2300万台湾人民已经享受到的民主恩惠。而这些，在一切别有用心的攻击者那里是看不到、听不到、也闻不到的，而这些，也正是任何一个生而为人者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生活，被民主制度所保障的有尊严的生活。

立法议员在国会里打架比人大代表在会场鼾然大睡要好，总统选举时的过度造势比在密室里确定国家领导人是谁要好，耗费巨额选举费用产生自己的意见代表比不需要自己投票就糊里糊涂被他人强行代表要好，无法事先预防权力腐败但可以事后追究腐败比既无法预先防范腐败也无法事后追究腐败要好，媒体掌握在民众手里使言论自由被过度滥用比媒体成为他人喉舌民间鸦雀无声要好，朝野两党极端对立比一党掌控一切要好，候选人在选举结束时得票总数趋向接近甚至需要司法判断胜负比等额选举得票接近萨达姆的100%要好……在我看来，民主的任何一个缺点都比专制的“优点”要好。

别有用心者攻击台湾民主，其实是在攻击一切热爱自由的人；我为台湾民主辩护，也是在为自己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辩护，为了我和其他一切人的神圣权利辩护，也为了我即将成人的女儿应该享有的权利辩护。

仅以此文献给我14岁从初中毕业的女儿。

写于2007-6-28女儿14岁生日

－－博讯

 

《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 》

　　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
　　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
　　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宇宙充盈歌颂声 》

　　
　　国庆年年益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An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976年5月12日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deng小ping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Hai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
外一首：咒麻雀 (作者：郭沫若)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多年的维佳，退休后常与我聊天。这次说到一些他认识的老军人们道出的鲜为人知的过去。例如：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斯大林下令把监狱里关的重刑犯人（10年至25年徒刑）全部放出来担任残忍的送死队。专门让他们到最危险回不来的地方去打仗送死，那些人90%以上都死掉了！

战争期间，许多壮年红军士兵解决不了性饥渴的问题。部队唯一的女性就是护士或者医生,但是除了当官的，士兵如果与护士发生关系或者强奸护士是要枪毙的。这些憋得登登的男人，就在战场上寻找合法的机会。一位护士刚被打死了，身上冒着热血、热气，大家立刻上去扒掉衣裤，轮流奸淫体温尚存的尸体……

苏联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时候，在计算的不同距离，放下坦克车、动物，远一点的是大批身穿防化服的士兵组成人墙进行活体试验。防化服装的性能质量不可靠、不起作用，许多士兵当场毙命（核辐射后遗症多啦）。然后给家里发信，编造光荣死亡的理由。

今年79岁，吃过人肉的退休军官，中校巴夫洛维奇．童年的经历真悲惨…“吃了很长时间”；“当时很多人都抢着吃，凡是吃的都活了出来，没有吃人肉的大多数活活饿死了！”等等。这话特别震惊了我！

历史上没少听到人吃人的传说，也看过记载和报导，即使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红卫兵在广西发生的人吃人有较翔实的记载报导，也仍然觉得是在报刊上的东西，没有听到，看到吃人者亲自出来说话，总觉得相似神话，距离遥远。这次闻知在身边就有这种奇人奇事，所以决定抓紧采访吃过人的军官。否则人世沧桑，几年过去，现身说法没有了，又变成了悬疑、“只是听说的”。

人肉是血腥的！我想。人吃人是很原始古老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社会主义苏联？人肉好吃么？怎么样吃人肉？带着这些问题，2006年6月29日11点，我们去拜访这位年事已高的退役军官：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中校（以下简称巴），身穿半袖衫便装，精神矍铄地站在楼下迎接我们。进入远东军区司令部军官家属楼，他与老伴的住宅进行采访。

巴中校怎么看也不超过70岁，似古书上所说的鹤发童颜。他不坐沙发，只坐在对面的凳子上，腰背挺直，特别有气质。因为早知来意，愿意公诸于世这段历史，不需要我发问，他就侃侃而谈。

“我父亲的命运特别不好，被迫当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次，他被钉上十字架两次！那是在战争中被德军俘虏。德军对俄国战俘管理宽松，一位战友约他一起逃跑，被抓住了。按规定钉到十字架上两小时惩罚。由于没有找到钉子，改用绳子绑上双臂。

第二次在女房东家密谋逃跑。这次12个人都被抓住了，全部上了十字架。十个人超越了极限，死去了，只剩下了父亲与另外一个人活下来。后来父亲与女房东结婚，并且生了一个儿子，我的德国哥哥。当时的战俘可以在德国随便找女人结婚或者同居。

1923年德国决定遣返全部俄俘。父亲虽然有了妻子儿子，也被遣返回俄。

苏联十月革命后，到处**，滥杀无辜，男人缺少。父亲找了一位姑娘结婚生活。他们没有房子，就到乡下住在教堂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饲料室内里。出生了我们姊妹四个人：我是老大，余下的三个是女儿。

“十月革命的破坏，经济大萧条，到处是饥荒。无产阶级没有吃的了，只能喊口号了，列宁迫不得不放宽了政策；鼓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使原始商品交换稍有恢复。到1932年，半数人能够有饭糊口，半数人仍然在挨饿受冻。这是不错的“新经济时期”。

“1933年集体农庄运动开始了！苏联农民更大的苦难也就从那时候发生了。那一年深秋，从城里派出大批工人党员工作队下乡。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征集粮食。按照党中央命令，‘必须把农村的粮食全部征集上来，装上火车运回城，解决城里（由于只顾革命了）出现的大饥荒和经济萧条。’工作队不顾农村现状。盲目确定指标，硬性规定每家必须缴纳多少粮食，不管你有没有吃的（实际上是到乡下抢劫粮食），不按规定数量缴纳粮食就地枪毙。

“农民有少数把活命粮食藏了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工人老大哥’搜查出来一点，也要把人枪毙。（这可不是杀一儆百了，是杀死50%，镇压吓傻另外50%，以便全部抢劫掠夺走）许多农民被先后打死啦。乡村几乎被共产党摧毁了！”

“第二项任务是逼迫所有的农民‘志愿’加入集体农庄。凡听从愿意加入的，可以给一家人留下少量（不过一个月的口粮）；凡是不同意加入的，房屋粮食全部没收，全家人驱逐出户。对于前些年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先富起来一点的农民，粮食房屋土地全部没收，人被抓走或者杀头，还要安上一个‘新富农’，人民的敌人的罪名。所以后来苏联人几十年产生的惰性，有吃有喝就行了，大家集体贫穷，平均共产。就是那时的血腥教训！”

“那一天我家进来了三名城里来的共产党。其中一个女的，上身穿着皮夹克，腰间挎着一把手枪。（巴中校比划着手枪的位置）他们扫视了一下我们一贫如洗的家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动手翻动寻找粮食。家里这几天就要断炊了，他们搜查出还可以供我们全家人吃两天的大麦，全部装入口袋；又在一个破木箱里找到了一公斤多散杂粮食，也全部扫入口袋。母亲看着四个嗷嗷待补的孩子，只有这一点维持生命的口粮，就伸手争夺，他们不还给，踢打推倒了妹妹和我，硬性抢劫。母亲手里抓住米袋子不放，用牙齿咬他们的手背。那个女的掏出手枪，雨点般地砸向母亲的头和脸，多处打开花，鲜血喷流。这时候他们三个人坐下来写判决书。并当场宣读：布尔甚维克法庭决定：抗拒交纳粮食，一家人全部枪毙！

“他们分别掏出了手枪…在这最后时刻，是母亲拯救了全家。她拚命地挣脱跑出屋外，大声喊叫：‘共产党员要杀我们了，共产党员要杀我们全家了！’周围农民纷纷拿着铁铲铁叉跑过来把他们围住了。互相对峙，两名男人胆怯了，说：我们现在把他们处死，农民可能把我们也打死了。我们晚上再来执行枪决。说着他们就退却了。什么叫做杀人不眨眼？什么叫做杀人如麻、草菅人命？什么叫做抢劫掠夺，打家劫舍？什么叫做没有人性？世界上没有超过共产党的！

“好心眼的邻居们告诉我们，红色政权必然要来报复，让我们赶快逃命。妈妈去找来了爷爷，他赶来一辆大马车，让我们全家人躺在车上，身上盖上大麦草，然后向上面装了满满一大车牛粪。拉着我们出村庄。（六七十年后，我们兄妹相见，回忆当年死里逃生，鼻子里还有那时候全身浸透粪水留下的浓烈牛粪味道！巴中校用手摁一摁鼻子，似乎就在昨天。）

“村口外与人民为敌的“红色政权”执勤岗哨反复探查，没有发现破绽，认为只是向田里送粪，放过去了。全家人逃到深林里，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猎人临时住的小窝棚猫下来。当时全家只有一个大圆面包，（巴中校比划一下大小）我们分吃了两天。

“过去了几天，一点吃的也没有了。爸爸说，‘我是判决书上写着的人，出去就没命了。你是我的大儿子，家里的长子，你回村庄里去寻找点儿吃的吧！’就交给我了一把斧头，一个口袋。母亲还是决定陪我同去。我们走了几户人家，人都没有了。我自己到邻居家，一看13岁的男孩子别佳死在屋子里。就大喊‘妈妈，别佳死了！别佳死了！’（巴中校那凝重的叙述回忆，惊恐呼喊的眼神，与73年前童年时一模一样，仍然慑人心魄！）妈妈让我用斧头砍下他的腿和胳膊回去吃。并且嘱咐我，不能砍脑袋，那就不尊重死人了。我们拖着死人的胳膊和腿回到了森林里。（注：整理采访谈话时发现“父亲交给我了一把斧头，一个口袋”，是否意味着原来就确定了寻找砍死人用的？我后来打电话核对村庄的俄文名字，却怎么也不忍心询问这个动机。）

“从此吃死去的人肉，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活命食品。６岁的我（1927年出生）从此负担起养护全家六口人的重担！我每天出去寻找尸体砍下肢体背回来。有一次一条活活饿死的牛，只有皮包骨头，扔在了村庄边。我发现牛肚子已经被狼撕着吃了，就砍大腿砍脖子皮。

“这时候已经进入冬天了,气温在零下25℃～30℃。寒冷异常，村庄里被无产阶级先锋队枪杀死了和饿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无人掩埋，变成冷冻僵尸。半年的长冬，我每天出去寻找尸体和新打死、饿死的人。那时候宣判执行枪决的人家，逃跑出来了部份，躲藏到深林里和其它地方。寻找死人吃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经成帮结伙了。每当村庄里向外扔死人的时候，我们大家趴伏在远处瞧着，等着，等他们走远了，我们一拥而上，纷纷砍剁软绵绵的皮肉……

“一年以后，在一个农庄担任文书的舅舅，给父亲谋职了一个偏僻的山林作护林人，我们才在那里搭起来两间草窝棚栖身。

“在那两三年的期间，躲藏无产阶级专政在白雪覆盖的深山老林，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饿死了；依靠吃死人的才可能活了下来。不留情的镇压，剥夺和抢劫，真正的民不聊生。”巴中校提高了说话的语气和份量：“我虽然长期吃人肉，但是我可以保证—我没杀死过一个活人，没有吃过活人！”

维佳帮着解释：他一生特别痛恨列宁和斯大林灭绝人性的政策！

我问他：“人肉好吃么？”他正色、肯定地回答：“好吃”！

采访前我想询问一下，人肉香不香？怎么一个吃法？面对着共产历史的受害幸存者，顽强不屈的求生者，食人肉吃僵尸是为了活命，这些话还怎么能问得出口？怎么能够再伤害他的心灵！几天、几个月的尸体，病饿死，枪杀的尸体都要找回来吃，哪里会是什么美味佳肴，仅图活命而已。还能够谈上炒菜，烹调或者下酒么？如果再问他见了死尸害怕不害怕？那更是多余的了！现在我能够想像得出，一个被迫“早熟”的少年儿童，手上、衣服上长年都是污血，不能洗手，没有衣服可换；一定不如现在屠宰场工作的工人身上穿的工作服……

全家人甚至没有棉衣、棉被御寒。冰天雪地的天亮爬起来，面对着外面堆放的死人断肢残臂，告罄了还是够一天果腹；住处周围，堆积如山是人的骨头；一个少年儿童在过膝深，甚至齐腰深的大雪中，挣扎出来奔向远方，寻找各种面孔痛苦死亡的尸体，砍成拿得动的小块拖回来，能再问他‘当时害怕不’？把巴中校的悲惨童年，什么样的小说作家也想像、描写描写不出来的！

 1989年在阿穆尔州，一位华裔的房东，70多岁的俄罗斯老太太，曾经向我说，30年代，饥饿的人们在自己土地里挖出一个生土豆吃，立刻被处死！我现在才懂得了它的份量。（按：集体农庄，共产主义道路本来是个死胡同，在30年代就已经看得分明了。可是中国的毛泽东在20年后亦步亦趋苏联领导人的反人民政策，也在中国强行推行合作化和后来的“人民公社”—集体农庄的翻版。毁坏了中国的农业，使人们多少年得不到温饱，生活在饥寒交迫中。还要异想天开地搞“大跃进”—实际上的大倒退。后来饿死了几千万人，也发生了人吃人。如果当年有这位苏联老大哥现身说法，了解到真实情况和后果，也许能够早收敛起祸国殃民的政策？）

巴中校接着说，“被共产党枪决打死的人和活活饿死了的人，太多太多了！卫国战争期间，人们都没有那个时期挨饿、困苦，朝不保夕。这就是走‘集体农庄’道路。

“除了城里派来的共产党员工作队，当地农庄的少数布尔甚维克党员，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配合帮助行凶抢劫。村庄里一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饿死了…能对付活下来的，都是皮包着骨头的骷髅，刮大风一定能够把人吹倒！

“后来知道，确实有少数人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口粮。他们在工作队掘地三尺搜查的空档，把粮食装到袋子里，沉入河底。躲藏了过去。”

你们那个村庄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

“有几万人——最少两万人以上。（维佳插话：那时候的村庄大！）村庄在伏尔加格勒，归萨拉托夫市管辖，名字叫吉亚切夫斯卡。”

说到后来：“妈妈曾经给一户富裕的家庭当过女佣，那户有见识的人家告诉妈妈，‘想方设法让儿子读书吧！’妈妈牢记住这一条出路，把我前后送到远处10几个农庄，更名改姓10多次，终于在建筑大学毕业。我报名当了兵，经过考试授少尉军衔。是部队的建筑工程师。25年的部队生涯领导了好多规模宏大的建设工程。

“1951年开发军事工业新城市‘共青城’，我们到那里。认识了我的太太，我们结了婚。”他的太太看着我在摄影记录，就找出了他在部队穿的军装：肩牌上两条杠两颗星，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太太帮助他穿上，军官的威武庄严立刻显现出来，英雄不减当年。让我继续摄影、拍照。

“我们是同龄人”，他的太太卓娅说。“我们家在毗邻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名字叫做茨别那依郭勒斯克。那里是高寒地区，冬天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60℃。

“我父亲是最勤劳能干的农民。‘新经济政策’的几年里，父亲盖起了四间大房子，母亲前后生养了我们12个女儿，父亲让她再生，第13个是个男孩子，我们的弟弟。养育15口之家，能够生活富裕多不简单！是‘十月革命后’幸存农村中的能人。

“1933年同样的罪恶政策也施行到我们那里。父亲被定为“新富农”。全家人被扫地出门。房屋财产全部没收，谁让你敢在共产时期先富起来？父亲逃到深山里,免遭处死。

“母亲带领我们13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躲藏到城市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后来孩子们陆续大了一点，就送到了孤儿院。父亲东躲西藏还是被抓住。让他到军队前线“送死队”。还算幸运，父亲由于能干会做饭当了伙夫。一次大事故烫伤了双腿，才活着回来了…”

79岁的安娜，是位美女。去年在大街上与姊妹穿着自己裁缝的夏装，顺路参观服装设计比赛，被评委发现是最合体的老年时装，发给最佳设计缝纫奖励。

这位“新富农”的女儿，天生遗传基因就是能吃苦、能干。苏联解体以后，年近70岁的她,肩扛手提当“倒娘”，一趟又一趟的跑中国绥芬河,买货回来卖,硬是为50多岁的儿子买下了一套房子！现在的退休金每月4,000卢布，丈夫6,000卢布。

把历史、真实的经历如实地讲述出来，巴中校如释重负。显得松了一口气。我告诉他们，让世人们知道这一段秘闻，也是对历史的贡献和交代。

 

图片说明：1937年8月5日，加拿大多伦多，约瑟夫-斯大林抱着女儿斯维特拉娜。

斯大林的女儿娜佳。斯维特兰娜，身为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红色公主”，也是斯大林最宠爱的孩子，本可以在至高无上的特权庇护下，过一种随心所欲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但她的童年、青少年时代皆被漆黑的恐怖所笼罩，最终，当她逐渐知道了恐怖的真相之后，毅然选择了背叛父亲和苏联体制。1967年3月4日，她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帮助下，经由瑞士逃亡到美国，从此投向自由的怀抱。

在西方，她先后出版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仅一年》两本书，记述了她在红色家庭及其体制下所经历的黑色生活。中国也出版过《遥远的乐声——斯大林女儿旅美回忆录》的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黄柱宇等人译）。

“大义灭亲”这个词，曾流行于所有共产极权国家，它是彻底反人性的阶级歧视和阶级灭绝的最醒目的标志之一。在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中，第一位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就曾号召人们：“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高尔基的反人性之彻底，已经达到顶点——完全不顾及血缘亲情了。他说：“如果‘同血缘’的亲人是人民的敌人，那么他已不再是亲人，而只能是敌人，所以不再有任何理由饶恕他。”也就是说，曾几何时，在人为划分的政治身份等级中，更在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亲友背叛，落井下石、背后捅刀、当众羞辱，已经变成人与人关系的常态。

然而，在我看来，斯大林女儿的“大义灭亲”则是罕见特例，堪称共产极权史上极具启示性的事件。因为，她背叛的不是父亲眼中的“阶级敌人”，而是专门从肉体上灭绝阶级敌人的共产世界领袖，也是对她呵护有加的亲生父亲。而且，她对斯大林的背叛极为彻底。比如，她写下了揭露斯大林暴政和自家悲剧的回忆录，署名皆用母亲的姓氏“阿利卢耶娃”，可见她对父亲斯大林的厌恶。她流亡美国后甚至绝决地说：“由于我内心里对自己的过去充满憎恶，我从来不教女儿学习俄语，连一个词儿也不教；我希望她感到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实际上也是如此。我女儿成长和教育的过程，终于让我感到美国确实是我们的家。”

一 被恐怖谋杀围绕的“第一红色公主”

在斯维特兰娜的回忆中，苏维埃的“第一红色公主”背叛至尊父亲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父亲给女儿的感受是“多疑”、“轻信”、“粗暴”、“生硬”，更重要的是发生在她身边的一系列恐怖谋杀。当她感受到围绕着自己的家庭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后，她的良心再也无法忍受父亲那极端的多疑和残忍。这杀戮不仅针对外界，也不断发生在“第一家庭”内部，年仅七岁的斯维特兰娜就经历丧母之痛。1932年11月8日，斯大林年轻的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暴虐而神秘自杀。她自杀前留给斯大林一封遗书，但作为女儿的斯维特兰娜并没有看到，斯大林一直在欺骗女儿，说她的母亲死于疾病。

后来，斯维特兰娜偶尔从一本英文杂志上了解到其他人早已知道而只有她依然蒙在鼓里的真相：母亲是自杀而死的。她回忆说：“那年冬天，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 “当时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后来，家里人偷偷地告诉斯维特兰娜，她母亲给她父亲留下一封遗书，但那封遗书被她的父亲毁掉了。因为，遗书中全是控诉、谴责和诅咒，读上去如同与斯大林的绝交书。

在随后的十年里，斯维特兰娜的母系亲人一个个遭殃：最先是巴维尔舅舅自杀，“知道得太多”的巴维尔孀妻被捕入狱；几年后是斯瓦尼泽舅舅被捕杀，玛利亚舅母死于狱中；还有姨父雷斯登被捕杀，安娜姨妈被关疯。二战期间，她的哥哥雅科夫死在战俘营，她的嫂嫂尤丽娅因此被关押。

她在书中提到母亲和亲人的死亡时说：“我常想，如果她没有死，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等着她。早晚她会成为父亲的敌人。当她看到她最好的老朋友，如布哈林、叶努基泽、斯瓦尼泽夫妇都一一死去，她是不会沉默的，她绝对熬不过去的——她是一只被绑在战车上战战兢兢的鹿。”

所以，她坦率地承认：“在父亲的周围，好像被画上了一个黑圈子，凡落入这个圈子的一切人，不是惨死，就是家破人亡，再就是从生活中消失。”

二 无权追求“美”和“爱”的少女

斯大林本来就特别钟爱这个唯一的女儿，妻子自杀后，她就更被父亲视之为掌上明珠。但斯大林的父爱却带有暴君般的专制特点，让斯维特兰娜感到的，不是父爱而是蛮横的监护。斯大林干涉女儿的穿戴、社交和一切涉外活动，女儿去上学、听音乐会、去剧院、聚会……都有KGB的保安人员尾随在后。在斯维特兰娜的回忆中，父亲对她的粗暴专政从小学就已经开始，甚至连裙子长度都要管制。

比如，她10岁那年，一次在南方参加少先队营活动时，女孩子们都穿着最新流行的短裙照相，她也把自己穿着短裙的照片寄到了莫斯科。一周后，少先队营辅导员接到用飞机送来的克里姆林宫的紧急专递，辅导员极为紧张地把斯维特兰娜叫去，颤抖着打开紧急专递，原来是斯维特兰娜穿短裙的照片。照片的正面是红铅笔划的几个叉，背面写着“妓女”的字样和斯大林的签名。

还有一次，还处在童年阶段的女儿穿了裤衩，为此斯大林大发脾气。他从柜子中翻出自己穿的男式短裤，命令服务人员为女儿缝制民族服装萨拉凡，要求是“能盖住膝盖”。女儿向父亲央求：“爸爸，现在谁都不穿这样的裙子了。”可斯大林决不让步，女儿也只好听命。

最令斯维特兰娜难以忍受的粗暴干涉，发生在她十七岁时。她进入最热烈的初恋，但热恋中的情人却被斯大林的恐惧和铁碗强行拆散。

这，也许是促成她最终选择背叛的深层的人性原因。

在苏德战争的关键时刻的1942年冬天，一次晚会上的偶然相识，让犹太裔艺术家兼战地记者卡普兰狂热地爱上了十七岁的斯维特兰娜，少女也报以同样热烈的爱。卡普兰是思想活跃、感情丰富、文笔出色的恋人，他为一直被封闭在第一家庭中的小姑娘开启了另一个世界，他给她读海明威的小说，向她推荐在当时的苏俄失宠的诗人，包括已经被枪决的古米廖夫，已经被打入另册的阿赫玛托娃；他带她去参观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听歌剧《黑桃皇后》，在战时黑暗的莫斯科街道上散步。

由此，“克里姆林宫的第一红色公主”，不仅品尝到人生最美好的初恋，而且第一次经历了思想上的茅塞顿开。

虽然，跟踪斯维特兰娜的KGB保镖已经把她的情况全部报告给斯大林，但当时的斯大林忙于战事，无暇多管女儿的私情。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期，作为战时记者的卡普兰前往斯大林格勒，他为《真理报》供稿，报道战争下的斯大林格勒。

不久，有人为斯大林送来一篇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特写，题目是《一名中尉自斯大林格勒写来的信》，作者就是卡普兰。他以给心上人写信的形式报道了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其中还夹述了作者不久前在莫斯科与心上人热恋的细节，如两人去参观画廊、在夜晚的莫斯科街道上散步等。显然，卡普兰的特写之所以采取书信的形式，不仅要让战事报道具有亲切感，更要通过这种形式向心爱的姑娘倾诉爱意。卡普兰已经爱得有些疯狂，他居然以呼唤恋人的文字作为特写的结尾：“莫斯科现在大概正在下雪，从你的窗口可以看见克里姆林宫那锯齿形的宫墙……”。

斯大林看了这篇特写，再也抑止不住对女儿、特别是对卡普兰的愤怒。但他毕竟视斯维特兰娜为掌上明珠，为了不太伤害女儿，他的第一次警告还算比较客气。在卡普兰回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只是让KGB的一位头目打电话给卡普兰，请他离开莫斯科去远方出差。

热恋中的卡普兰回答说：见你的鬼去吧！

之后两个月，这对恋人形影不离，一起去剧院看戏，一起在夜幕下散步，但无论两人走到哪儿，身后都有KGB的保镖尾随。为了让那位跟踪者不太无聊，卡普兰经常停下来请他抽烟。当两人在斯大林的儿子瓦夏的住宅的一间空房子里默默地接吻时，在另一间中坐着的KGB保镖也想隔墙探知到两人究竟在干什么。这些保镖的主要任务就是向斯大林提供这对恋人每一次约会的详细报告。

两位恋人接吻后的第三天，斯大林来看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记述说：她还从未见过父亲气得眼睛发黄，狂怒得喘不过气来。父亲愤怒地对女儿说：“我什么都知道。你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我这里都有记录，”父亲拍了拍自己的口袋继续说：“你的卡普兰是英国间谍，他被捕了……”。

女儿挣扎着对父亲说：“可是我爱他。”没想到，她得到的却是父亲的两个狠狠的耳光。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挨打。斯大林还对女儿说出了极端污辱性的语言：“你也不看看自己，谁会要你？”

斯维特兰娜继承了母亲的倔强，以后的几个月里，她拒绝与父亲说话。

“间谍”卡普兰被流放到沃尔库塔，下矿井干活，为期五年。对斯大林来说，顾忌到女儿的情绪，这样的惩罚已经是最轻的了。然而，卡普兰再也没有回到莫斯科，默默无闻地死在了流放地。

三 逐渐觉醒的女人

在如此霸道而暴虐的父亲身边生活，即便女儿不知道父亲在党内外制造的大清洗，但仅仅是一连串亲人的黑色死亡和自己初恋的突然夭折，就足以使一个少女的青春期蒙上巨大的阴影。斯维特兰娜以后的生活是在巨大创痛的阴影中度过的，她先后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后来过着单亲母亲的生活。

斯韦特兰娜极为厌恶斯大林的鹰犬们，比如，她认为KGB头子贝利亚是个狡猾奸诈、背信弃义的无耻之徒，她这样描述贝利亚：“夹鼻眼镜后面一双鼓泡眼，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我记得，我周围的妇女们在报纸、画册上看到这张脸时，无不胆战心惊。当时首都接二连三传出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失踪的消息。说她们都是在贝利亚的汽车献媚地紧贴著人行道停在她们身旁后失踪的。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年纪的女同学沿著阿尔巴特街散步。突然一辆汽车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从里面下来两个高大健壮的青年，飞快地向我们走来。不容我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已抓住女友的手强行将她塞进汽车。为什么带走她？带到哪里去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难受。喊叫、哭泣、控诉？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些都无济于事，充满著危险”。而“她们的丈夫或父母要是胆敢上告，一般都得进劳改营。”

正是这挥之不去的心灵阴影，促成了她人到中年时的觉醒和成熟。她说：“小时候，人家教我的好与坏现在交换了位置。别人教导我要把他们当成伟大人物的人在我眼前垮了。恶势力的权威已不复存在——无论他打的是什么最崇高理想的旗号。变成好人的是那些默默无闻、善良真诚的人们，而不是靠镇压和战功起家的铁胆英雄。政治生活里的谎言和虚伪使人不能忍受。一切秘密、地下活动和偷偷摸摸的念头都极可憎。对人、动物，对任何生命形式所采取的暴力行为都是不能容许的。”

所以，她开始寻找自己的新信仰并在宗教中找到了，1962年她在莫斯科教堂受洗。当施洗者问到她说：“当成人受洗后，他的生活可能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个人方面，或是其他方面，有时会朝坏的方面发展。你好好想一想，以免日后后悔。”斯维特拉娜断然回答：“绝无顾虑。”她后来在自述中又说：“宗教使我本人起了巨大变化。不心怀神就不能活”。

无论是斯大林活着还是死后，作为“苏维埃第一红色公主” 的斯维特拉娜，却从来没有过任何自由。她在《遥远的音乐》中写到：“在苏联生活的40年就像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奴隶，在各个方面都与党和政府处于奴隶关系……”，她过着受人监视的生活，她说：“每天，每小时都受人监视。我每迈出一步，从小孩子时起一直到后来长大，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甚至当我的父亲逝世之后仍是如此，赫鲁晓夫政府以及后来——他们认为有义务知道我干什么，我在哪儿，为什么——而后给我下指示。”

斯大林死后，斯维特兰娜虽然脱离了暴君父亲的监护，但在当时的体制下，她与所有的苏联人一样，并未获得自由。人到中年时，她爱上了一位多病的印度共产党员辛格。辛格出身高贵，虽然身为印度共产党党员，却全无专断暴力的影子。辛格不仅为她带来的久违的爱，也为她带来了“不与人恶”和“以非暴力抗恶”的甘地式智慧；他给她讲述世界各地争取自由事业的斗争，还特别告诉她，中国正在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法西斯的重演。

然而，她与辛格的爱情却遭到苏联当局的阻拦，他们的婚姻得不到苏联法律的正式承认，所以，他俩的结合在当时的苏联属于非法婚姻，然而，无论遭遇多么大的阻力，她还是毅然嫁给了辛格。最为荒唐的是，直到辛格因病去世三年后，苏联当局仍然没有正式批准这桩婚姻。

暴君斯大林的权力恐惧和他对整个国家的恐怖统治，除了满足了他个人的功名心和权力欲之外，再没有足以安慰人性的爱和温情，俄罗斯人民、东欧人民及其被斯大林帝国覆盖的所有共产国家都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灾难，暴君的家庭也因此而支离破碎：

除妻子自杀、妻子家人的相继神秘死亡之外，斯大林最疼爱的女儿背叛了他，大儿子雅戈夫二战时被德军俘获，后被德军击毙在战俘营的铁丝网前。二儿子瓦西里在斯大林死后三个星期，被解除空军中将的职务，一个月后被捕入狱，1961年春获释，被流放到喀山，1962年3月死亡。

斯维特兰娜，这位历经磨难的“前第一红色公主”，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及其恐怖统治，把身心交给了自己的所爱，也交给了追求自由的精神。所以，她才能对父亲的暴政和自己的过去有着清醒的反思。最后，让我们倾听她那痛苦而精彩的自白吧：“对于我，从精神囚禁中获得解脱过程和其他人有所不同，这个过程顽强不懈进行着。真理滴水穿石，透过了花岗岩。我不仅逐步对父亲的独断专行有所认识，而且也对他亲手建立的、戕害了千百万无辜牺牲者的血腥恐怖制度看得更清楚了。我也渐渐明白，不管那些同谋犯如何煞费心机，他们也不能逃脱罪责。这时，那座建筑在谎言基础上的大厦，一下从上到下散了架。”因为，“真理不在于各种极端，而在于适当的民主进程。民主进程既不允许左的也不允许右的极端，它禁绝独裁……对我来说，不存在资本家和……人（之分），只有好人和坏人，诚实的人和不诚实的人。”

正像斯维特兰娜预言的那样，由他父亲一手缔造的共产帝国，这个靠恐怖和谎言来维系的极权大厦，几乎在瞬间就全盘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