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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邓小平氏辞世前夕，官方制作了一套回顾邓氏生平的长篇电视节目《邓小平》在黄金时段热播，我清晰记得其中一个场景，香港商人李嘉诚某年曾进中南海觐见邓氏，欠着身子，仅用半个屁股搭坐在沙发边上问：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50年后会怎么样？邓氏仰身靠在沙发上，用亲切的四川方言说：“50年不变，50年后更没有变的理由喽！”相信当时看到电视节目的人，对邓氏的谈话只能有一种理解，那就是：不必等待50年，大陆的政治制度就和香港完全一样了，那时香港还用得着变吗？原来邓氏对未来的计划是“大陆香港化”而不是“香港大陆化”！

从当时的电视记录上也可以看出，听了邓氏的解释，李嘉诚顿时放下心来，一脸轻松。很显然，在邓氏看来，香港回归中国的，仅仅是主权，香港主权归属中国后，中国应该做的，不是把“香港大陆化”，而是抓紧时间在50年内完成“大陆香港化”。而今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0年，李嘉诚所担心的那个问题，已只剩下40年时间了，在官方隆重庆祝香港回归10年之际，中共胡党魁亲临香港祝贺。邓氏已逝，李仍健在，如果李嘉诚能借此机会，再次就同一个话题向胡氏请教，不知胡氏又如何回答？

在香港回归这10年里，一般的观察家在观察香港问题时，总喜欢把视角局限于香港本身，他们关注香港内部国家认同度的升降、民主意识的觉醒、政治生态的演化、一国两制是否落实、高度自治是否遭到削弱、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何时落实、两地经贸关系等等，却忽略了根本性的问题。这种局限于香港本身的观察，无非是观察香港有多少已经回归、还有多少有待回归，其实是在观察“香港大陆化”的过程与速度，而这恰恰背离了邓小平实施一国两制的初衷。即便观察家对上述所有问题都做出了积极的正面回答，仍然无法解决香港在50年后面临的问题。香港的未来取决于大陆，也只能从大陆的变化来预测香港的未来。

被前述观察视角所故意回避的问题是：10年已经过去，40年后香港怎么办？是大陆的政治制度在这10年里在向香港逐渐靠拢，还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在暗中向大陆体制“回归”？是香港人的自由正走向终结的倒计时，还是大陆人也将像香港人一样得到自由？真正关心香港未来前途的人，就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大陆的观察上，一旦引入“大陆——香港”的二元观察视角，香港未来面临的问题就像一座倒塌的大山一样迎面向我们撞过来！在庆祝回归10年的时候，香港人和大陆人就没有任何理由能高兴起来。

说到香港回归，每个人可能都会脱口而出说“真快，没想到一晃就10年了！”是的，时间的确过得很快，眨眼间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这10年里，大陆政治体制的坚冰未曾消融，香港与大陆之间“两制”的反差依然冰火两重天。坦率的说，以我之见，在香港回归这10年里，“大陆香港化”的进程并未像邓氏预设的那样开始启动，执掌国家权柄的人甚至已经把邓氏当初的计划完全抛弃，他们非但没有做任何“大陆香港化”的事，反而在积极推行“香港大陆化”。50年后消除两制落差的办法如果不是“大陆香港化”，那就只能是“香港大陆化”，别无选择。在这10年里我不曾看不见任何“大陆香港化”的动静，反而看在眼里的都是在香港主权回归之后继续让香港制度向大陆回归。如此，谁能够为香港乐观？如此，谁又能在庆祝回归10年时从心理高兴起来？

我相信李嘉诚先生十几年前在得到邓氏的那个回答时，当场应该是放心的，但他过后肯定还有过担心。那么在庆祝回归10年之际，他的担心是减轻了还是增加了？我认为他的担心应该是增加了，不仅仅李嘉诚先生在为香港人的未来担心，我相信任何一个真正爱国爱港的人，在庆祝香港回归10年时，也和李先生一样，脸露微笑，心存忧虑，陪着别人高兴，但自己却无法轻松。

2007-6-29

－－博闻社

 

编者按：山西黑窑事件被媒体曝光以来，评论界快速作出强烈反应，从不同角度向事件的核心问题探进，舆论的道德勇气与理性力量构成了解救窑奴过程中最令人欣慰的亮点。如今，救援的力量已经动员起来，但对事件的剖析与反思不应该停止。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更有纵深感的视觉来打量黑窑事件，我们找到了吴思先生，这位从浩瀚史料中发现了“潜规则”与“血酬定律”的史学学者，他的理论为今日的黑窑所验证：那些冷血黑心的窑主与地方官员，所信奉者不就是灰色的“潜规则”与血淋淋的“血酬定律”吗？

党纪国法虽然有规定，但这个地盘内有它自己的规矩。相对官场叫潜规则，相对黑帮叫横规矩，我把其称为地方的“地霸秩序”。

窑主得到钱，首先是买通官员，然后再往上串通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层级。拉人入伙者也能得到好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有钱的、有势的、有权的和掌握信息通道者都是收益者。只有一个受害者，就是奴工。

再看地方官员，其收益也很明显，但风险在哪？风险来自于高层震怒。官员应对风险的办法也有很多。一是隐瞒。官员不上报，不处理，假装看不见，故行疏纵，这是打信息战。二是打程序战。拖延，推委，忽略，阻挠，刁难，对抗各种指示，压制反对者。

吴思，1957年生，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作品，在国内引起广泛影响。

中国自古有黑窑

南都周刊：从山西黑砖窑事件透露出来的信息看，童工、智障者、尸体、狼狗、打手、村支书、95%的无证经营等，看到这些，你感到震惊吗？

吴思：不震惊，这事不仅山西有，其他省份可能也有，历史经验表明，这种事在中国广泛存在。而且，以前的解决方式和现在的都基本一样，靠从上往下的监督。如果中国没有这种事了，我反而觉得奇怪了。因为权力的核心结构没有变，还是对上负责的金字塔结构。这事的曝光不过再次印证了我的判断。

南都周刊：从历史上看，此类事件早已有之？

吴思：随手给你读几个我读史摘抄的片段。嘉庆四年(1799)十二月，嘉庆谕：“西山煤窑，最易藏奸。闻该处竟有匪徒名为水工头者，往往哄诱良人入窑，驱使残恶致毙。”皇帝命令顺天府会同步军统领衙门，派人严密查访，“如有此等恶棍，即行查拿具奏，按律治罪。”

于是，一位姓卢的府尹带领兵役人马，“遍历数窑，各锅伙遭锢之煤丁，悉轰然投出，”并把煤窑锅伙尽行拆除。据记载，当时获得解救的煤丁“皆欢呼额手。”西山煤窑就在今天北京的门头沟。

这类事不仅发生在嘉庆，在乾隆年间也曾发生过。“宛平西山有门头沟，京城所用之煤皆产于此。煤窑二百余所。开窑者皆遣人于数百里外诓雇贫民入洞攻煤，夜则驱入锅伙。锅伙者，食宿之地。垒石为高墙，加以棘刺，人不能越。工钱悉顶两餐，无所余。”这种窑还有专用名称，叫“关门窑”。

从清朝到民国，这些问题没得到彻底解决，都卷土重来过。同时，地域面积也不限于北京的门头沟，湖南耒阳县、河南密县、鲁山县、陕西都相继发生过。在湖南，当地窑主往往雇佣地痞恶棍当把头，专管水工车水工作，称之为“水承行”。

光绪年间湖南一地方官在一份报告中描述的：“水承行，多系当地奸民充当，穷凶极恶，并串通地痞……逼令(穷民)卖身入窿。”“又间有平空哄骗，强捉客民之事。水承行筑有土室，幽暗深邃，外立木栅，挨窿处仅留一窦，出入启门，由水承行主之，名曰设鼓。将诱买哄骗强捉之人，关禁鼓内名曰水蛤暮。概行剥脱衣服，专令轮班车水，昼夜不休，饥寒不恤。稍倦，则鞭殴其脊。欲逃，则刀刺其足。且窿内阴寒气盛，工作又奇苦非常，故弱者往往一半月即因之毙命。壮者不数月亦足烂腹肿。不容休息，不给医药，坐视其毙。”

地霸秩序的利害关系

南都周刊：那此类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何屡禁不止？

吴思：清朝曾立法严禁。道光二年(1822年)，经顺天府复议，刑部议定，朝廷批准颁布了《办理煤锅伙章程》，严禁开设“关门”锅伙。“所设棘墙全行拆毁。”此外还定下律条：“诓骗良民，逼勒入窑，关禁不容脱身者，照凶徒棍例，分别首从科断。窑户知情纵容者，照知情藏匿罪人例治罪。”

但法律也不可靠。当时的刑部尚书那彦成担心：“恐积久生懈，有名无实，”而且“不肖生员得受煤窑规礼，故行疏纵。”为什么这些问题屡禁不止，卷土重来？那彦成说得很清楚，故行疏纵，这是第一个原因。

同时，这与中国历史上地方的“地霸秩序”有关。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一个的地方地盘，党纪国法虽然有规定，但这个地盘内有它自己的规矩。相对官场叫潜规则，相对黑帮叫横规矩，我把其称为地方的“地霸秩序”。这些地盘是怎么形成的？如果什么都畅通，政府管理都到位，这些地盘是形成不了的。举个例子，比如山西黑窑可以看做一个地盘。在这个地霸秩序中谁是受益者呢？我们可以从利害关系，从成本收益上来分析。

首先收益者肯定是这些窑主。而且从新闻媒体的曝光看，窑主得到钱，首先是买通官员，然后再往上串通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层级。拉人入伙者也能得到好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有钱的、有势的、有权的和掌握信息通道者都是收益者。只有一个受害者，就是奴工。对这个秩序的维持者来说，只要收益大于成本，这个秩序就会建立、维持甚至扩张。

再看地方官员，其收益也很明显，但风险在哪？风险来自于高层震怒。官员应对风险的办法也有很多。一是隐瞒。官员不上报，不处理，假装看不见，故行疏纵，这是打信息战。二是打程序战。拖延，推委，忽略，阻挠，刁难，对抗各种指示，压制反对者。河南电视台的那个记者不是说了，他去调查最大的阻力来自山西当地的政府，有些部门甚至把解救出来的人悄悄再卖给老板。但是他们不会坚决抵抗高层震怒，他们也就这点收益，丢了乌纱帽就不划算了。但他们也有对付运动战的办法，一些官员不是在本应下去排查时，在办公室打牌吗？

谁是地霸秩序的受害者，谁就是坚决的反对者。这事最高层没有任何收益，只有丢脸。这事出来后，中央又是开会，又是批示，要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奴工是地霸秩序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应该是最有力的反对者，但奴工反对成本有多高、有多不合算呢？在这个秩序中，他们不团结或者没有办法团结，零零散散，没有工会组织，没有信息通道，面对的是一个单线的权利。不是说他找地方政府不成，可以找法院；法院不成，可以找代表；代表不成，可以找媒体，哪条线都有解决的可能。这事的解决最早是由媒体引发的，后来才引起高层的震怒。幸亏付振中是河南电视台记者，这一秩序制服不了他，若是山西的，恐怕付振中会成为高勤荣第二。

南都周刊：在中国当前的行政架构中，农村，尤其是行政村一级的行政组织仍然存在，农村也并没有出现权力真空，但黑砖窑事件暴露出，基层政权充当了黑窑主的保护伞，与黑窑主合谋而无视国法人权。

吴思：基层政权是怎么产生的，是选出来的还是任命的？按照目前的基层架构，村长是选出来的，村支部书记是任命的。被撤职的那个村支书王东己实际上是一把手。当然，这事的出现与基层政权建设是什么关系，现在还不好说。不能说民选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很可能是不民选造成了这个问题。从媒体报道看，村民都说这个村支书霸道，按说要是民选，他可能选不上。他还是县人大代表，这个人大代表是民选的吗？也不清楚。

其次，民主也未必能解决利益群体的问题。这个村对内民主，但村民不一定会维护外地民工的利益。不能光指望选民的良心，选民的良心也未必可靠。

南都周刊：那如何才能打破这一利益连接而成的地霸秩序呢？

吴思：要维护工人权益，最根本的还是靠受害者自己。首先要降低其获取信息的成本，电视、平面媒体和网络都降低了信息成本。这次受害者家属能组织起来，天涯网功不可没。虽然与以前相比，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了，但与理想状态还是有差距。其次，要降低受害者的告状成本。一个律师曾算过民工讨薪的账，若通过法律解决全国拖欠民工的1000亿元工资，则需要花费3000亿元成本。如果不走告状这条道，还可以允许受害者组织起来，可以壮胆，也可以加快信息流通，降低成本。或者鼓励发展NGO、民间维权组织，这些组织都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把他们组织起来是对抗权势者的有效方式。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也可以通过降低对抗力量来打破这一秩序。这个方式就是民主，可以投票把恶棍选下去。还可以分权，不能一个人一手遮天，有独立的纪检部门，有独立的司法部门，有独立的立法部门，让权力内部互掐。

当然，最要紧的是要进行体制改革，提高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力。如果村一级可以选举，镇一级可以选举，虽然是外地人被奴役，但为了选票，也可以把这事给抖出来，让本地的官员丢脸，下台。同时，要给新闻媒体更大的自由，让扒粪者有利。如果付振中今年能拿长江新闻奖，那就对路了。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地方的“地霸秩序”，法律的承诺才不至于仅仅流于纸面上，真正的公民社会才能建立。面对这样的一种秩序，解决的方式还和以前一样，是高层震怒，是靠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这只能解决一时或局部，解决不了全部或根本。

南都周刊：这件事实际上是由媒体捅出，并进一步跟进，后来才引起高层重视，公权力介入，迅速行动，到问责到领导道歉，并由此掀开了全国性的“扫黑行动”，你如何看待媒体在整个事件进程中的表现？

吴思：与以前发生的此类事件比，从曝光到解决，媒体的表现可能是少有的亮点之一，突破点就在此。实际上，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受害者及其家属与地方“地霸秩序”对抗的成本，成为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资本贪婪，权力也贪婪

南都周刊：有一种看法认为，将此事的发生归罪于资本的贪婪，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是不会发生这类事件的。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吴思：资本的贪婪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资本贪婪，权力也贪婪。任何人都是贪婪的，工人农民也贪婪。工人的贪婪是多给钱，少干活。人人都如此，问题是该怎么制约。你是指望其自我约束呢，还是靠制度来制约。这些黑窑主是资本家吗？不是，他已经类似于奴隶主了。他的贪婪是希望这些奴工少吃多干。对于资本的贪婪来讲，最主要的制约来自于工会。如果这些资本家违法用工了，犯罪了，那制约应该来自于政府，来自于警察。如果警察还不作为，那就应该考虑制约权力了。

南都周刊：黑砖窑事件完全符合强权逻辑，也符合你所定义的血酬定律。窑主除了占有奴工的劳动外，甚至完全占有其身体。但将此事拓宽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劳资关系这个连续光谱中的一个极端。在媒体报道上，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强制劳动，搜身，劳动环境恶劣，超时劳动，欠薪等事的发生。有人将这类现象归结为“发展中的问题”，中国迈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代价”等，你如何评价这一“发展代价观”？

吴思：这怎么会是“发展的代价”呢，这恰恰是“不发展”的表现。二百年前的事又重现，这是“发展”吗？

“发展”实质上是扩展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发展首先是一种权利的发展。中国农业的发展，首先是农民权利发展的结果，大包干了，农民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了，也允许农民外出打工了，允许农民远程贩运了，这些权利过去都是被“上缴”的。工业也是如此，原来都是国家的，现在个人可以开厂了，资本家获得了应有的权利，所以工业发展了。现在工人受气，在劳资关系中，权利时常被侵蚀，这怎么是发展呢？

南都周刊：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现实也一再昭示，原子化的个人往往很难对抗强势的资方，在你看来，应如何发挥当前工会的作用？有一种声音认为，在当前全球的利润链条中，中国还处于末端，若工会真有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则必会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而丧失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这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

吴思：我在去年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计算民国期间的枣庄煤矿，有工会与没工会条件下工人的工资差距。没有工会前，工人被剥夺得厉害，有了工会四五年后，工人的净工资长了32%。工会是一种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是值钱的，是能当饭吃的，值的钱数就是他们原工资32%。第二个问题是，涨了工资以后，老板受害了吗？利润下降了吗？就他们那个枣庄煤矿而言，没有下降。

我同样问过两个老板，如果在5年内，你们公司的员工工资长了30%，你们的公司会怎样，会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吗？他们都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优势，尤其是成本上的优势，不是一点半点。现在中国产品倾销全世界，靠的也就是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这也造成了其他国家工人的不满，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秩序问题。

我算过一个账，假设中国目前有农民工1个亿，若工资都增长了32%，给民工整个家庭带来的收益是取消农业税的5倍。这些钱就会变为购买力，中国目前的一个问题是生产过剩。即使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减弱，刺激国内消费带来的好处也足以弥补。

 

作者：北岛  诗人，作家，现居美国

一

郑某，大款也，外号“芥末”。他进美国赌场登记，问他叫什么，他摇摇头——不懂，人家顺手给他取个英文名字吉姆（Jim），他再音译成一种颇有个性的佐料。“这名字不赖，”他跟我说，“芥末。”

我和芥末走到一起来了，冥冥中必有上帝的安排。要说我俩在生活上完全没有共同点：他做生意，我写字；他挥金如土，我两袖清风；他占山为王，我满世界奔走。谁承想四年前，我们同时搬进这个美国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镇。

芥末，东北人，个儿不高，瘦，寸头，一对招风耳挺喜兴。他生长在山东胶东半岛的小村子里，八岁那年跟爷爷去东北找当林业工人的父亲。那童年的贫困刻骨铭心，按他的话来讲，“我十五岁以前没穿过线裤。”初中毕业后留在林场，开大卡车，在林区小火车烧锅炉。给他评成二级工，少拿五块钱，开始闹情绪。那天早起上班，他说他病了，师傅不满地摇着头，拿他没辙，只好让副司机烧锅炉。他躺在火车头和煤车之间的平台上睡着了。小火车在过桥时突然出轨，车上的圆木冲向火车头，把两位师傅活活顶死。他小子命大，从梦中直接掉进结冰的河上。爬起来，一瘸一拐，跑了四十里路去报信，到了场部才发现右胳膊摔断了。

他对数字过目不忘，车一过，他准能记住车牌号码。但他坚决不学英文，遇事手一比划，再蹦几个英文单词。去年他跟我去买辆旧车，人家开价五千，芥末心急手快，伸出四个指头，嘴也还跟得上：“Four dollar！”愣把车价还成四块美元。那卖车的墨西哥人差点儿气疯了。

英文不灵，总会有点儿小麻烦。有一回去自动提款机取钱，他麻利地刷卡，嘀嘀嘀，输进两百美元的数目，没想到竟吐出一堆邮票，原来是台售邮票机。芥末不爱写信，这两百美元的邮票够他用一辈子了。

要说芥末不会英文也不对，凡赌场用语，从钱数到纸牌的颜色等级组合以及比赛规则，他全都门清。他的手势特别丰富：沮丧、踌躇、愤怒、咒骂，老美都懂。特别是凯旋时啪地一拍桌子，让输家心惊肉跳。芥末有一阵天天去赌场上班。附近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开有赌场，我跟芥末去过一趟。一进门，不少人都跟他打招呼，芥末挺胸收肚，笑眯眯地挥手致意。发牌的更是对他毕恭毕敬。他在赌场有自己的账号，吃喝免费。他有一种大家风范，输点儿钱面不改色心不跳。只见他挥手之间输了八百块，于是谆谆教导我说：“赌博其实跟做生意是一码事，敢输才能赢钱。”

去年开春，他在印第安赌场赢了五百，加上兜里原来揣的七百，回到我们小镇，欲罢不能，过家门而不入，租了辆车，直奔一百多英里外的雷诺（Reno）——美国第三大赌城。沿途多是山路，赶上下雪，必须要加防滑链。这是美国法律。他一听六十美元，立马退货，对那工人说：“No！”拍拍自己的胸脯，伸出大拇指，这意思很简单：老子车开得棒，用不着这玩意儿。人家如数把钱退给他。可没开出多远，一辆警车呼啸而来。警察可不管他怎么比划，唰，一张八十美元的罚单，还用步话机召来一辆吊车。那司机熟练地运用大钩子和钢缆，连车带人吊起，再绑在吊车平台上。芥末来美国还从来没这么风光过，高高在上，视野开阔，前有警车开道，后有司机护驾，真有点儿国家元首的架式。可惜吊车没开多远，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下，除了吊车费，还得照样花钱买防滑链，外加安装费。到了雷诺，又花钱找人拆下那倒霉的玩意儿。还没进赌场，里外里已经被宰了两百多。苍天在上，眼见着芥末走背字，没过多久全部输光，只剩下九块钱。出门再去装防滑链吧，不够。他用手指头戳着皱巴巴的纸币，拍拍口袋，一摊手。人家在赌城干活，什么样人没见过，得，好歹帮他装上了。可这九块钱的安装有问题，回租车公司一查，防滑链把车漆皮打坏了。没买保险？赔。没现金？好办。女职员押着他去银行提款。可这还没完，五百美元不够，又寄来一千二的修车费。更倒霉的是，芥末从此上了这家公司的黑名单，永世不得翻身。

自九七年夏天，我跟芥末常在一起，交流赌博经验。没想到他居然还喜欢诗，要去我的一本诗集。有时他抽不冷子背出我的诗句，吓得我一机灵，以为我那隐秘的声音是被他窃听到的。

正写到这儿，电话铃响，是芥末。我们有半年多没联系了，听说他在国内做生意做砸了。这边既要养家糊口，为了办绿卡，还得缴足美国的苛捐杂税。于是两口子双双去餐馆打工。我约他过来聊聊，说到就到。他手上有刀伤，裹着胶布，再卷起袖子，胳膊上满是燎泡的痕迹。

中午我请他到市中心的一家中国馆子吃便饭。他是干一行爱一行。进了餐饮业，他对诸如点什么菜干净、烹调程序以及什么样餐馆赚钱，全都门清。来美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没办法，如今老婆孩子都不愿意回去了。说到将来，他准备打工攒钱，自己盘下个餐馆，东山再起。

“搞政治的是流氓，做生意的是强盗……除了走私毒品，我他妈什么坏事没干过，什么人没见过？走到这一步，我才知道好好过日子最重要。”说到这儿，他眼圈红了，把头转向窗口，外面正在施工，窗户蒙着绿色帆布。

他告诉我，他金盆洗手不赌了。有时半夜开车带餐馆的黑工们去赌场，每人收五块钱汽油费，他躺在车里睡大觉。偶尔跟着进去看看，支支招。赢了，问他是否会赌，他摇摇头走开。

“一个被国家辞退的人/穿过昏热的午睡/来到海滩，潜入水底”，他突然背起我的诗，叹了口气，说，“我十五岁以前没穿过线裤，我怕谁？”

二

我在外晃荡了一年多，前不久又搬回原来住的小镇。给芥末打电话，他应声而至。这两年，他的生活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看来在非虚构的写作中，作者要想跟上主人公的步伐，并非易事。

他明显见老了，平添了不少白发。说到激动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饱含泪水。他信主了，礼拜五晚上跟教友一起查经，谈天说地；礼拜天去教堂，扯着嗓子高唱赞美诗。

自从九五年搬到美国，他在国内的生意一蹶不振。九七年“伟哥”问世，他深知这革命性药物对振兴中华的重大意义。于是跟朋友借了钱，藏着掖着，把“伟哥”带回中国，救苦难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当然，”他抿嘴一笑，“也顺便挣点儿小钱。”

九八年秋，他敛了敛手头的银两和“伟哥”带来的利润，又向亲友举债跟银行贷款，重振旗鼓。这可是最后一锤子买卖，成败在此一举。成了，他就回美国跟老婆好好过日子去了。他积几十年斗争之经验，决定最后下把大注——自己开赌场，要说这恐怕是所有赌徒的最大理想了。

他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开进山东烟台地区某县，先跟当地地头蛇和公安串通好，又从澳门赌场请来阿田发牌。阿田一番表演，他才明白自己钱财的去处。“全他妈的是假的。”他对我说。阿田告诉芥末，夜长梦多，这买卖不能超过十天。

赌场开张了。胶东人是赌场老板最乐于见到的那类赌徒——火爆性子，越急输得越快。芥末忙着点着票子，日进斗金，暗喜，到十天头上欲罢不能。又过了四五天，官匪勾结，几乎把他们一网打尽。他警察出身，闻出气味不对。那天早上他吩咐保镖悄悄去租两辆车，再通知阿田，各奔生路。他先到青岛避风头，再用钱打通关节，把弟兄们一个个赎出来。他带人去找那地头蛇理论，结果是自己丢了颗门牙外加乌眼青。压着火回到老家，遣散众人，在老丈人家养伤数日。待他飞回到美国，身上只剩下五毛钱人民币。

“你看，”说到此处，他咧开嘴，用手扳着门牙。仔细看去，那颗门牙的确与众不同，我生怕他顺手把它拔下来。

眼见着揭不开锅了，老婆去餐馆打工，他赋闲在家，终日郁郁寡欢。最后他决定微服私访，体察一下民情。要说他苦孩子出身，干活麻利，什么事一学就会。他从打扫房子刷油漆开始，直到锯树。锯树并非伐木，须登高，锯掉那些枝头叉脑。老板用推土机的巨铲把他顶起来，再用绳索拦住腰间，以防不测。那有点儿像功夫电影中的特技镜头：他手持电锯，穿行于林木之间。

他能上能下，上虽不能说是上刀山，但下确实是下火海。他到餐馆找活。老板问，会不会炸锅？会；干几年了？五年。成，起薪一千三。老板为了节省人工，炸锅冰箱洗碗机环绕，中间只能站一个人。芥末身兼数职。只见他右手炸鸡翅膀，左手颠炒勺，兼顾旁边的古老肉汁，俩膝盖轮流磕着两个炉灶的风门开关。不仅如此，一只眼还得斜视，盯着洗碗机上堆积起来的盘碗，两只招风耳支楞着，迎候那老板和侍者来自远方的召唤。

三年工夫，他约莫换了三十家餐馆。他脾气不好，老板几乎又个个刁钻，他动辄拍案而起，算账走人。

他老婆在餐馆老板娘的带引下，信了基督教，他也胡里胡涂跟着受了洗。教会活动时，他打工累，时不时打个盹儿。教友们说他睡在神的怀抱里。“嘿，睡在神的怀抱里，真不赖。”他怪样地笑了。他讨厌教条，喜欢开明的牧师，自诩为不合格的基督徒。这和他当年做生意相反——所有残次品都贴上了合格商标。

他后来转到一家日本餐馆，继续做炸锅。一打听，那做寿司的师傅每个月连工钱带小费能挣三千多，都是现金。他动了改行的念头。他找日本师傅攀谈。语言不通，好在中文字日本人多半认得，连写带比划，他手势又特别丰富。一来二去，日本师傅明白了，芥末每个月给他五百美元，连着给半年，要他秘密传授做寿司的手艺。No，日本师傅摇摇头；Yes，芥末转身走了。开支那天，他硬是把五百美元塞给日本师傅。学徒期间，语言是个障碍。有一天，他问寿司得没得，日本师傅用英文说，“Not yet（还没哪）。”芥末没听懂，一琢磨，这日文倒是跟中文差不离，八成是“拿叶”，便从冰箱抱来堆荷叶，遭到一顿臭骂。半年后，他改换门庭，自己当起寿司师傅来。

那天晚上芥末请客，李陀、我女儿和我一行三人欣然前往。开进核桃溪镇（Walnut Creek），华灯初上。芥末在寿司吧台后面眯眯笑，一身蓝花和服，手持快刀。老板是台湾人，招待我们喝上好清酒。芥末边干活边跟我们聊天，游刃有余。他说他这名字起坏了，如今天天跟芥末打交道。他手艺好，英文也还能对付几句。“要几份加州卷？”他用英文问美国客人，再记在账单上。

没过几天那家餐馆被人告了，停业整顿。芥末打算在我们小镇自己开家日本餐馆。他掰着手指头跟我算了笔账，前景可观。我差点儿忘了他以前的老板身份。他转来转去，看中了一家倒闭的墨西哥餐馆，各方面都理想，除了乌鸦。那是我们小镇乌鸦最集中的地方，尤其在黄昏时分，呼啦啦一片，令人心寒。乌鸦粪腐蚀性极强，落车上，若不及时擦掉，会留下永久痕迹。这势必影响生意。

上周末我请芥末吃晚饭。他有些神不守舍，刚到我家就说出去看看动静，好一阵才回来。他以前警官的敏感，做了精确记录：六点十分，乌鸦从四面八方飞来；六点二十分开始在树梢落脚；六点四十八分，它们全都一动不动。他的解释是，乌鸦先开大会，后睡觉。但问题是睡着了还排泄与否，不得而知。这顿饭吃得不太踏实，芥末一直念叨着乌鸦。

 

今年5月，北大教授李零的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刚刚全面上市，便因“丧家狗”这一惹眼词汇，引起热烈争论。于丹《心得》余温尚在，李零《丧家狗》乍又风靡，一时间，群情激愤，针锋相对，不管是否懂《论语》，不管是否读《丧家狗》，以骂李著为卫道者有之，以骂儒家为捍卫自由者有之。孔子已是符号，进入《丧家狗》的世界里，《丧家狗》又成为一个符号，标出崇儒与反儒两种立场。

事实上，这种把孔子双重符号化的结果，便是人们用各种主义、派别的词汇，去肢解孔子的形象，肢解《论语》的精神，而在各自的符号泡沫中进行言辞争执。

符号化的孔子

“丧家狗”的说法，不但解构了孔子作为“至圣”的形象，甚至解构了“先师”的价值，乃至把他降格为一个千疮百孔的公共知识分子。

李零把他解《论语》的书命名为《丧家狗》，分明就是把一个靶子挂在自己胸口上。李在自序中这样概括孔子形象：“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在历史上，孔子的形象，曾经被今文学家披上“素王”的华衮，被专制皇帝戴上“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危冠，被康有为和孔教会推上“教主”的宝座，被冯友兰等哲学史家“祛魅”为“老教师匠”，到了李零的笔下，孔子被褪去一切神秘性、神圣性，变得时髦如我们所熟悉的“公共知识分子”。

如果仅此而已，尚不引人注意，李零接着又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在现在的那些“怀抱理想”，却“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之中，恐怕没有太多的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丧家狗”这样一个“桂冠”。任何一个词语，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语义环境中彰显其意义。时代的变化，语境的变化，词语的语义也会产生变化。比如《论语·公冶长》里面，孔子赞扬宁武子，说他“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并评价他：“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是“愚不可及”一词的源头。今天如果有人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夸某人“愚不可及”，肯定要挨嘴巴。

孔子一生，心怀周政，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其道不彰，退而修六经。他的很多言论和思想，已经通过制度、习俗、语言符号，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成为汉语人共同的思想源头。从这一角度来看，孔子即便不是孔庙中皇冠龙衣的孔子，不是教堂里神圣无比的孔子，但其圣贤先师的地位，却是无可否认的。

解《论语》之书，起名为“丧家狗”，到底是为“丧家狗”一词正名，还是矮化孔子，一目了然。如果解《圣经》的，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理直气壮地起一个《死囚犯》的书名，解佛经的，因为佛陀四方行乞，便来一个《老乞丐》的书名，无论如何，都是解构过度。

在笔者看来，《丧家狗》一书，是一个受道家散漫精神影响，而又对现实深感不满的学者对孔子思想的理解。李零自认为：“我更喜欢《老子》、《庄子》和《孙子》，戏称‘老装孙子’。”以老庄立场解《论语》，古已有之，后来颁列学官的何晏《论语集注》，便多有玄学家之言。但老庄末学，一旦进入一个价值虚空的激变时代，便会和解构精神相契合，从而反对一切神圣的价值。

孔子成为“丧家狗”，则孔子的言行，便没有多少思想价值了。在《丧家狗》中，有大量指桑骂槐的例子，例如，《论语》记载：“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李零解释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现在的学生特会拍老师，很多都是‘回也不愚’。”在解《论语·学而》中的“不亦君子乎”一句，李零同样在解释词句后突然说：“君子、小人之辨，本来是血统论的概念。贵族社会的特点，就是讲血统论。”接着大谈“文革”的血统论。这些都可以算作李零课堂上的突击性发挥。

符号化的《丧家狗》

《丧家狗》刚一出版，便引发热烈的讨论，成为2007年人文热点之一。并且以《丧家狗》为标杆，树立起崇儒和反儒两种立场。很多朋友继续把“反儒”视为“自由主义”的任务，于是这场争论，再次变成“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新论争。

这种解释看似合理，实则非常荒谬。“自由”和“自由主义”是不同的概念，大凡稍有理性，即会憎恶奴役，热爱自由。而对知识分子而言，基本上凡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阿时，不附势，发言不为稻粱谋，也不曲意迎合大众，便可称为“自由知识分子”，李零可以列入自由知识分子之列。

而当“自由”遭遇“主义”，便需有一套自己信奉的理论体系，并以这套理论体系作为观察世界评判时政的标准。自由出于人性，自由主义理论必须通过学习得来。所以，不能把李零的解构孔子视为“自由主义”的体现，更加不能认为凡是赞同《丧家狗》就是自由主义。

不管是以“自由”为首要价值，还是以“自由主义”为理论皈依，其目的，都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化的，特别是自由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所指向的问题，主要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化的。而儒家思想，在和“三纲”的建制脱离之后，最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

把《丧家狗》争论符号化为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最大的问题在于，李零并不是以自由主义立场去解释《论语》，而是以批判、解构的眼光，把当下的一些社会问题归结成孔子的责任。当一种思想已经和制度脱钩的时候，再想通过攻击思想来批评社会，无形中便是陷入假主义，回避真问题。这背后便是“荆轲刺孔子”，“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的思维，这种思维，对批判现实毫无力度，对理解经典也无大帮助。

自由主义的立场，可以是建立而不是解构真孔子。李零对《论语》的解释，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立场，不如说是道家式加后现代式的立场。真正以自由主义精神去解释孔子的，是像徐复观这样的大儒，如果读一读徐复观的《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学术与政治之间》等著作，便不难看出，徐复观是如何深切地浸淫在《论语》的思想世界之中，去开掘《论语》中的民主、自由的精神。

例如徐复观解释《论语》中的“民无信不立”章时，便说到：“先秦的儒家，自己是站在社会上去立教；站在社会上立教，乃是信任人类理性的自由选择，而不是出之于强制要求。在政治上，只要求统治者自己有德，而以尊重人民的好恶为统治者有德的最高表现。”也就是说，儒家只向统治者提出德行的要求，并且统治者有德，就是表现在尊重人民的人权、自由上面，统治者的政治权力的覆盖面最大限度地缩小，“用现在的话说，即是不以任何思想或主义来动摇天赋人权。儒家在政治方面的这种大方向，可谓昭如日星。我之所以常常说儒家精神通于民主政治，我之所以反对萧公权氏孔子是教重于养的说法，其原因即在于此。”

把《丧家狗》争论提升到主义之争，不但不正确，而且无必要。儒学和自由思想、宪政民主政制，合则有利，离则两伤。儒学必在民主政制中，方能实现礼乐制作，在社会的层面而非政治的层面，建设宗族，施行教化，建构社团，帮助建设一个公民社会。而传统的乡村自治、家族共同体建构，同样能够为民主政制提供资源。

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儒家，都是认同科学、民主的。中华民族遭遇泰西炮火之后，把民主、自由、人权引入汉语思想的，便是一大帮持维新立场的儒家。而到了后来，像梁漱溟、张君劢等典型的现代新儒家，都不但是儒家义理的尊崇者，同时也不断为中国的宪政、民主、自由、人权而奔走呼号。钱穆之盛赞美国政治，徐复观的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牟宗三为儒学发展出科学民主而作出的理论贡献，乃至今天的余英时的文字，都充分表明，真正的儒家，首先都是认同现代文明主流的价值的。

近几年来，伴随着“国学热”，大陆儒家也在兴起之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儒家思想义理，也应该在这个激变时代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源。同时，大陆儒学的兴起，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倾向，第一是与民族主义结合，儒家传统中，对待“他者”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天下主义”，一个是“夷夏之辨”，当遭遇另一种文明的时候，“天下主义”的维度，很容易转化为以己为主，吸纳其他文明的价值，而“夷夏之辨”的维度，则很容易转化为极端民族主义心态，可以说，当“夷夏之辨”和民族主义结合，便会极大地强化“国”的价值，强化民族国家，从而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第二是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如果儒家没有守住思想的边界，便会走向政教合一的诉求。

而这些倾向，事实上，都亟需自由主义思想予以匡正。

【2007年6月30日狱委讯】江苏盐城讯/6月29日下午18点30分，网名为阳光人士的中国江苏自由作家孙良明先生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我因写了一些关于山西黑煤窑和抵制奥运会的文章，遭到当局追捕，希望得到帮助。 随后，我们立即请孙良明先生将详细情况用文字方式发来。 18点50分，我们收到了孙良明先生《请求帮助》函，主要内容如下： 我是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的孙良明，（网名阳光人士）因在互联网上发表一些抨击政府的文章，发表文章时有时在网吧，有时在家里。2007年6月26日我就得到一个知情人的通知，说当地的耦耕镇派出所和县公安局（我估计是网络警察或是国保的）的人来调整我的上网信息，我在外面躲了一天，好像没什么事。 今天（2007年6月29日）下午17点左右，我在家窗子后面看到一辆面包车停在后面路上，从上面下来两个男子，一个穿迷彩服，一个穿白色衬衣。见此我立即从家跑出来，现在在街上。  17点15分左右，一个自称是耦耕派出所的陈姓男子用我家电话打给我，要我回家谈一些事情，我说我现在不在家，有什么事先告诉我，可陈姓男子叫我回家时走派出所一下，我再次问什么事，他说没什么，我说如果你不说什么事，我怎么可能随便去派出所呢？然后他说那就算了。 刚才有一个邻居（在我家打麻将的）打电话告诉我，一个人在我家里正在用从车上拿下一个大箱子，在使用我的电脑。 在目前为止，那些人还没有走。 上面所有人和我通电话的，我都有录音。  现在我人在外面，我不知道事情有多么严重。 我们从大纪元、博讯、看中国和中国国民党大陆后援会上分别查到署名阳光人士的文章分别有《由山西黑砖窑非法用工事件中利益链想开去》、《民主国家应当抵制北京奥运会》、《台湾拒绝圣火入境 中共丢尽脸面》等，但无法确定这些文章就是中国江苏盐城射阳县自由作家孙良明先生所作。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希望江苏盐城射阳当局停止骚扰孙良明先生，依据《宪法》保障其自由言说的权利。

 

●人物谱：侯耀文、郑小琼

侯耀文的告别仪式还没举行，广东的《江门日报》就迫不及待地举行了有奖活动，让读者用手机发送短信的方式，竞猜侯耀文的遗产是三四千万元还是四五千万元。在搜索这家报纸网络时，通过搜索引擎给出的相关搜索，发现了不少这样的关键词，“侯耀文遗产分配”“侯耀文千万遗产”“侯耀文遗产继承”“侯耀文遗产问题”……看来关心此事的人还真有不少，这样说来，《江门日报》也算是“顺应读者需求”了？对于一位相声艺术家的去世，我们能看到一些人在真切地怀念，也能看到一些人借着纪念的名义纯粹挑事端，在这些泛娱乐化侯耀文者眼里，侯的去世不过再次给他们提供了一次娱乐狂欢的机会，至于悲痛，那是侯家的事情。可侯耀文的遗产也是侯家的事情，哪轮到这么多人去搞竞猜？

《丧家狗》之争为国学热又添了一把柴，在持续高烧之下，终于有人被烧糊涂了。郑州一家书画学校的校长，在把自己印制的10万册《弟子规》赠送给市内一家小学时，在一堆孩子面前跪下了。报道称这位校长是在向国学下跪，可这样会吓坏小孩的。评书里说如果父亲给儿子下跪，儿子会头晕，不知道孩子们那天看着长辈给一堆书磕头，有没有集体头晕。开口《论语》，闭口《三字经》，秀汉服，上天价国学培训班……这究竟是热爱国学还是糟蹋国学？热爱和推广国学是好的，但要寻找合适的方式方法，练拳可以强身健体，但练到精神分裂、练成偏执狂就不好玩了。

诗人在长久被忽略之后突然走到了舆论前沿，自赵丽华、叶匡正、杨义巢之后，媒体现在又热衷评论报道一个叫郑小琼的打工诗人。获得了“人民文学奖”之后的郑小琼拒绝了作协抛来的橄榄枝，选择仍然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打工。不用刻意升华郑小琼的选择，加入作协拿上一份工资悠闲地写作，对一些写作者来说是一种认同和肯定，没什么不好。可对热爱诗歌的郑小琼而言，她工作的车间，存在着劳累和危险，但正是噪音和汗水滋养了她的诗歌灵感。郑小琼给诗人们带来了尊严，在一轮轮对诗人们进行的狂轰滥炸之后，郑小琼再次让人们在说到诗人这个称谓的时候肃然起敬。

相声演员郭德纲常说自己或别人“很三俗”，低俗、庸俗、媚俗。很多人也常以“我就是个俗人”来标榜自己不俗。在我看来，侯耀文不俗，嚼舌头根的人俗。国学不俗，给国学贴上各种标签的人俗。郑小琼不俗，她是真正的诗人，那些诗歌混子才俗。可问题是，现在“俗”的定义已经完全混乱了，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困惑———不知道自己是该俗一点好还是不俗一点好。且慢慢寻思去……

 

 根据亚马逊网络书店等榜单综合整理

《父辈智慧》

《悲剧遗产》

 

　　小说类

　　书名 作者

　　1.哈利·波特和死圣（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J·K·罗琳

　　2.灿烂千阳（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卡勒德·胡赛尼

　　3.布莱斯（Blaze） 理察·巴克曼和斯蒂芬·金

　　4.回头率（Double Take） 凯瑟琳·库特

　　5.哈林之子（The Children of Hurin）  托尔金

　　6.小丑（The Harlequin） 劳瑞·汉密尔顿

　　7.路（The Road） 麦卡锡·汤姆

　　8.大象之水（Water for Elephants） 萨拉·格鲁恩

　　9.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 卡勒德·胡赛尼

　　10.中性（Middlesex） 弗里·尤金尼·德斯

　　非小说类

　　书名 作者

　　1.里根日记（The Reagan Diaries） 罗纳德·里根

　　2.戴妃纪事（The Diana Chronicles） 蒂娜·布朗

　　3.对理智的侵犯 （The Assault on Reason） 阿尔·戈尔

　　4.给男孩的危险读物（The Dangerous Book for Boys） 坷恩·伊谷登

　　5.爱因斯坦：他的生命和宇宙（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沃尔特·伊萨森

　　6.愤怒（Outrage） 迪克·莫里斯

　　7.食物，祈祷，爱（Eat， Pray， Love） 伊丽莎白·吉尔伯

　　8.父辈智慧（Wisdom of Our Fathers） 蒂姆·鲁赛特

　　9.玻璃城堡（The Glass Castle） 詹妮特·沃尔斯

　　10.悲剧遗产（A Tragic Legacy） 格兰·格林沃

　　对于《悲剧遗产》这本书的评价有人是这么说的：“关于最糟糕总统的最好一本书”。作者格兰在书中对布什为何陷在混乱政治里的心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也预测了这届政府对美国今后的长期影响。应该说这本书第一次对布什这个脑袋也许被善和恶搅乱了的总统做的第一次认真的头脑检查。

　　电视节目“遇见媒体大人”（Meet the Press）的主持人蒂姆·鲁赛特此前写了一本其父亲的传记《大鲁赛和我》（Big Russ and Me），此后他收到了成千上万份读者来信和电邮，于是他把这些信与电邮集合起来，又写了一本新书《父辈智慧》，里面当然就是关于各式各样读者描绘的他们的父亲众态。

　　小说榜里有两本系列畅销书的新作出现。《回头率》是畅销书作家库特的第11本FBI系列，里面一对夫妇和FBI探员联手对一桩谋杀案进行了探究，书里有着很强烈的视觉感，比如一辆车在旧金山的街道上横冲直撞的画面就很逼真。

　　《小丑》也是一本畅销书系列之一，主角是吸血鬼布莱克（Anita Blake），本书中，吸血鬼布莱克要被一帮吸血鬼捉拿者追逐了，他只能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逃离危险。当然，书中不会缺乏的还有一段“人鬼恋”。

 

山西黑窑工事件的全过程，与其说展示了被拐卖孩子及民工的悲惨遭遇，还不如说展示了中国人的眼盲，一种由于心灵被厚厚积垢裹住而变得麻木冷漠的眼盲。

“眼盲”这个词，出自于电影“盲井”的导演李杨对“盲”之解析。这位导演在“盲井”一片中揭示了由煤矿主与煤矿工人构成的边缘社会的黑暗之后，又将镜头对准了人口贩卖，拍摄了“盲山”。当记者问及他为什么要以“盲”为其电影起名时，他的答复是“‘盲’就是‘亡目’，眼睛死掉了，不是瞎掉”，是指人对周围的黑暗漠然无视。

我觉得李杨这个譬喻很好，眼睛死掉，意味着不愿意面对现实丑恶。不过这眼盲起自于心盲，所谓心盲，就是已经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一个人连是非都已不明，自然对丑恶乃至邪恶视而不见，或者见到了也以为其存在就是合理的。比如在所有血汗工厂与类似黑砖窑的地方，如果不是地方当局、地方媒体以及所有知情者的“眼盲”，又何至于会出现如此人间地狱？

那些与此案有关者，如村支书王东己与周围村民，已经充分展示了他们的眼盲，不需要再多谈了。而与这事件关系较远的地方行政长官于幼军等，无一不处于“眼盲”状态。于幼军在政坛上的辉煌，起自于他的一本书《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本书的主调当然是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独特之处是其写法采用章回体文学形式，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写到马克思“在伦敦桥头沉思”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再写到苏联的辉煌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此书成书时间早于1989年，作者著书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坚定信心，尚勉强可理解。但目前山西省矿难频发、黑窑遍地，采煤已经危及到五台山这一名胜，于省长还将他这部官场垫脚石再次搬出来改编成政论片，作为“向十七大的献礼”，就只能说他是眼盲了。以他游历世界各国的经历，他还真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他至少应该好好检讨治下煤矿业的现状，将其与恩格斯的名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加以对比，写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山西矿工生活现状”之类的东西。

再以中国最高当局对此事的态度来看，也属于眼盲，而且这眼盲是多重的。首先是对黑窑事件定性不当。一场涉及犯罪与多重违法的案件──指的是违反中国政府自己订立的法律，如刑法（人口拐卖、绑架、故意谋杀罪）、残疾人保护法、劳动保护法等，并非其他涉及人权的国际法，最后居然被定性为“黑砖场虐工案”，这是法律上的眼盲。

其次，派遣非执法机构全国总工会出面处理此事，是行政作为上的眼盲。因为按中国政府自己的解释，全国总工会只不过是个非政府组织（这是今生，前世叫做群众组织），这样的组织并无司法职能，也无行政执法职能。

第三，地方当局在无法遮掩黑窑事件后，将自己从黑窑主的庇护者变成了窑工的解救者，而中央当局也认同这种角色变换，只是对窑主的父亲，一位村支部书记给予了党纪处分，则是放纵下级政府为恶地方的政治眼盲。

至于国内一些评论者用夸张的手法表达自己的震惊，以间接证明这类事情似乎首次在中国土地上出现。这应该也属于眼盲。因为这类事情在媒体上出现得太多了，每年中国那几万起工伤事故，血汗工厂中工人中毒的报导从未绝迹。我至今收藏有1999年5月21日、26日的《羊城晚报·新闻周刊》那篇题为“生命的哀号”的系列报导，那篇报导配了一张照片，一位因尘肺病晚期而形同骷髅、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民工，用他那大睁而空荡荡的眼睛注视着虚空，让人看了心里直发瘮。近几年，这类报导在中国的平面媒体上更是从未绝迹，请这些评论者从此以后多看看周围的世界。关注事实，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良知与社会关怀，只需要一双没有被心盲主宰而死亡的眼睛。即使出于利益考量，可以表示沉默，但不必假作天真地参与扮傻游戏。

关注并揭露这些丑恶，就是为了消灭这些丑恶。这不仅仅是为了被害者，而是为了使中国不至于沉沦至地狱深处，从最消极的底线来看，这还为了自己的良心。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有见地的概括。改革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是地方政府导向的现代化，在社会资源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成为拉动现代化的最大动力，这是中国的现实和国情。本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守夜人的政府，一跃变成了主角，政府的利益跟经济活动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其行为、动机，都具有公司的特征。

在美国学者笔下，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具有正面价值的特色，它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当然，无可否认，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使得政府对经济发展有了来自自身的冲动，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的启动和最初的发展。尽管如此，很显然，如果地方政府沿着这种公司化的轨道再走下去，恐怕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弊多利少，甚至会导致致命的伤害。但是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即使在这一轮的现代化启动阶段，政府公司化，也会制造一些“发展的难题”，比如环境、劳工保护、人权等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初，由于人类整体认识的限制，这些问题并不突出，但是今天，这些问题已为全球瞩目，稍有不慎，中国就会面临全球共讨之的尴尬局面。

按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本质上是不存在地方政府意志的，地方只能以中央政府的意志为意志。事实上，在改革前的几十年里，虽然批判过若干次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意志，并没有形成。

今天，意识形态的魔力已经消退，在新的一轮现代化浪潮中，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从前令中央政府忧虑的地方主义，真的“狼来了”。中央的收权，尽管力度很大，包括分税制的实行，拿走了地方大部分优质税源，却依然难以遏制地方主义趋向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这种公司化。这种政府的公司化，在特别影响国际观瞻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上，格外凸显其地方主义的“公司”面目。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些问题所致的外部的压力，显然要比地方大得多，地方政府的思维，往往更像“经济动物”，表现出制度性的冷漠。

比如环境问题，往往是中央政府言者谆谆，地方政府却听者藐藐，太湖和淮河这样中央政府下大决心治理的重污染区，花费几十亿资财，却边治理边污染，不仅成效甚微，而且越治越污。显然，在治污问题上，地方政府并没有如中央政府般的积极性，至少，治理污染的动力，没有压倒追求ＧＤＰ的冲动。同样，当今的劳工保护问题，也是一个颇受外部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往往表现为不热心；在劳资纷争方面，更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工人的劳动保护、生产环境、工资待遇诸方面，即便是很低水平的要求，大多得不到政府有力的支持，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此类问题依然普遍存在。跟环境问题一样，这类事情的外部压力，首先是落在中央政府头上，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更大的利益所在，是保护投资。

房地产问题和由此引发的侵占耕地和房屋拆迁危机，更是凸显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不同利益格局。中央政府显然不希望房价不断上涨导致房地产泡沫过大，以至于泡沫破裂时牵动整个经济走向衰退，更不希望侵占农民耕地和拆迁导致的上访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既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导致治理的危机。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断刺激房地产业的兴盛发展，抬高房价，恰是其增加自身收入，拉动本地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佳途径……无论中央政府花多大力气，房地产的泡沫依然难以挤出来，而且愈挤愈大。

公司化的政府，在全球性问题上的不作为，或者反作为，其实恰是体现了自身的行为理性，只是这种“经济人”的理性，往往表现为短视，追求眼前效益。这种理性，如果没有限制的话，自然会排斥道义，排斥公正，不顾环境，甚至不顾起码的人道底线。这不意味着政府中人的冷血，不懂道理，他们也是正常的人，在全球问题上罔顾公义的种种表现，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的冷漠，这种冷漠，在西方的历史上，往往是公司的经常表现，是要遭到政府制裁的。

政府公司化问题的求解之道，不是中央收权，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而是彻底消解这种公司化，让地方政府不再担当地方经济火车头的角色，退回到自己的本位，做一个称职的守夜人。

 

乌克兰总统下令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而引发的政治危机，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总统尤先科和总理亚努科维奇，在经过了５月２５日晚３个小时无果而终的密谈后，又在２６日继续进行长时间会谈。７个小时后，两人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９月３０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尤先科总统在会谈后称：“我们已作出了决定，那就是妥协。我们现在可以说，乌克兰的政治危机已经结束。”亚努科维奇表示，“在过去的几天中，我们相信任何人都必须立刻停止将导致暴力冲突的行动。”这一决定缓解了人们对于乌克兰政治冲突升级将导致暴力的担忧。

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一直是冤家对头。他们之间冲突的公开化始于两个多月前。尤先科４月份下令解散由亚努科维奇总理领导的政府，称亚努科维齐和他的支持者企图篡夺总统权力。议会对尤先科的命令进行了抵制，称总统令违宪。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议会多数派拒绝接受总统的解散令。尤先科命令千余名内卫部队士兵前往首都基辅。不过，忠于亚努克维奇的警察力量将他们全部阻拦在首都之外。乌克兰由此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现在，乌克兰这个新兴民主国家，其刚刚蹒跚起步的民主政治及时启动了其内在的妥协机制，使自身经受了一次重大的考验。

没有冲突，就没有政治；没有妥协，政治就只能以暴力冲突收场。民主政治不能取缔冲突，但是可以化解冲突，变恶性冲突为良性冲突。民主政治正是妥协中炼成的，以冲突始，以妥协终。其实，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妥协也是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妥协精神也是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妥协意味着发生冲突的政治家在政治过程中尤其是在政治冲突中，通过彼此在谈判过程中共同做出让步来和平解决冲突，而不诉诸暴力。妥协是暴力的替代品，是暴力以外惟一的选择，拒绝妥协必然是暴力的前奏。

民主政治是制造妥协的政体。专制是制造暴力的政体。民主政治极大增加了不妥协的成本。对执政者来说，在非民主政治下，妥协的成本很高；在民主政治下，不妥协的成本很高，会受到法律、选民和道德的三重制裁。妥协的制度安排，包括对少数派的保护，都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而在非民主制度下，就没有促成妥协的制度安排，对冲突中占下风的人和少数派没有保护机制。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政治家们学会如何掌握妥协艺术的过程。这次，乌克兰的政治家们给自己上了一堂重要的民主课。

由此联想，中国人传统上既缺乏妥协的制度机制，也缺乏支持妥协的文化观念。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甚至是反妥协的，统治者习惯于“毫不妥协”并暴力回答一切挑战。在主流政治文化中，妥协意味着无能、软弱、受挫、丢面子等等。即便是两败俱伤，也在所不惜，决不妥协。妥协意味不彻底。在政治教科书中，妥协与不彻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中国历史上的官与官、官与民的冲突总是充满了杀戮，腥风血雨。没有制造妥协的制度，就难有妥协的行动。中国社会最缺乏的还不是妥协和宽容的观念精神，而是缺乏制造妥协与宽容的制度安排。没有这种制度的地方，妥协很难成为解决冲突的根本方式，因此，政治上的重大妥协就显得更加精贵了。

阿克顿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如果不是其全部的话”。在民主政治下，妥协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且是一种文化，一种行为方式。民主不是政治力量和政治家们之间的你死我活。民主政治实际上是通过妥协与合作来解决冲突的政治机制。乌克兰最近的事件表明，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民主是妥协的制度。只有在民主政治下，妥协的艺术才有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