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上杨显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目前正在甘肃定西地区为创作而到处采访。记者联系他的过程中，他不停变换落脚地，很多山村的小旅馆没有电话，手机信号又弱，最后是他借了当地人的小灵通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
很多人认识杨显惠是从《夹边沟纪事》开始，那本书展现的当年右派劳改农场大批知识分子饿死的人间惨剧震撼了很多人。最新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仍然与饥饿有关。定西专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重灾区。小说由22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以实录般的叙述，将一个个孤儿家庭饥饿与死亡的悲剧展现于读者眼前。陈思和评价说，“许多把肉麻当有趣的文坛泡沫都会销声匿迹，但这样的文字，将会永远地流传下去”。
“饥饿”是中国社会绕不开的主题
南方都市报：你在50岁时决定要写三本书，从2000年到现在，你已经完成了《夹边沟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都引起了震动。你这种关注历史真实和苦难的精神倾向应该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吧？
杨显惠：对。应该说从1979年开始创作起到现在，我写作的基本主题就没有变过，90％的作品都是关注苦难，关于人道主义的。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出来很多伤痕文学的作品，但是我对那种光是诉说自己心灵受伤害、诉说冤屈的作品也不感兴趣。我的处女作《七月里》讲的是作为工农兵学员的“我”和一位来自定西地区的“同学”毕业前夕去定西地区搞外调，那是收获的季节，小麦和豌豆成熟了，但是我们在一个火车站与“同学”的外出讨饭的父亲和妹妹相遇了。这个小说讲的是七十年代农村的苦难，主题还是“饥饿”。
南方都市报：这么说，“饥饿”的主题几乎贯穿了你的创作。包括《夹边沟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讲的也都是“饥饿”。
杨显惠：是，在我的几十年生活经验里面，“饥饿”是中国社会绕不开的主题。甘肃的农村解决饥饿问题是在1981年包产到户以后，农民才开始吃饱了肚子。所以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1980年这20多年里，“饥饿”是农村甚至整个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主题。我认为在这个主题后面包含了很多问题：为什么会饥饿？它后面有着历史、现实、政策等各种复杂的原因。过去农村有富人，有中农，吃不饱的是少数人，但1958年的合作化之后，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一亩地从100斤下降到80斤，又从80斤下降到60斤，全村人都吃不饱。它破坏了我们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经济体制。原来农民不管地多地少，他都会在地里尽心劳作，土地全部被征收，农民不是这土地的主人，他也就不操心了。
南方都市报：到1990年代商品经济潮时，现实主义的题材就不吃香了。你那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杨显惠：从1990年到1997年这一段，是我写作生涯里最痛苦的时期。那些年，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大潮，人人都忙着挣钱，我自己坐在家里写作，生活非常清贫。另一方面那也是各种文学思潮百花齐放的时候，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最流行的是先锋派。我就面临着找一条什么样的文学道路的问题。每天都很苦恼，非常痛苦。我当时想了很多，把最流行的现代、后现代的理论都做了一番研究。
最后我想明白了，这些东西都不适合我，当时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跟当代文艺思潮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我要跟上时代和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我要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不湮没在那些时髦的、主导的文学潮流里面。还是写苦难和现实，在写作的思想深度、题材开拓方面要有进步。有了这个原则，我就做了一些实验性的写作，虽然反响不大，但是能够发表。我觉得既然能发表，就说明还行，这时候就开始着手采写《夹边沟纪事》了。
“一遇到这些孤儿，我就觉得我找到了突破口”
南方都市报：你第一次听到孤儿的故事是什么时候？
杨显惠：是1990年我在饮马农场兼职副厂长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是为写夹边沟做准备的。我遇到了当时定西孤儿院的几十个孤儿。他们给我讲了孤儿院的事情，讲了当年全家饿死的故事。我就是觉得震惊，太震惊了。事情才过去30年，但是我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光是定西专区的儿童福利院，大大小小加起来就有五千多个孤儿。当时我就觉得，好极了，我找到了写六十年代饥饿的一个突破口。
南方都市报：你经历了那个年代，但你也不了解那段历史吗？
杨显惠：我1946年出生于兰州的一个城镇居民家庭。六十年代我们也饿肚子，那个时候全国都饿肚子，就是北京、上海人也挨饿。我那个时候上初中，对饥饿的印象很深刻。那时候甘肃定西地区来要饭的多得很，我们住的院子里一会儿进来一个老太太，一会儿进来一个老头，一会儿进来一个年轻人，一整天都有人敲你的院门。这些东西长期储存在脑子里，一遇到这些孤儿，我就觉得我找到了突破口，要不你怎么表达大跃进的灾难？
那时侯我就想着要写这个孤儿院，可是当时我在为夹边沟做准备，所以这个事情就拖下来了。等我把夹边沟写完以后，2002年就开始着手定西孤儿院的调查。2002年到2003年采访，到2004年就开始边写边发表“定西孤儿院”。
南方都市报：你写成这本书前后采访了多少人？
杨显惠：我访问了包括孤儿、孤儿亲属在内的一些人，还有当年孤儿院的老师、一些民政局的干部，这些民政局的干部都是与孤儿院有关的。能找到的我都找了，人家愿意谈的就谈，不愿意谈的也没办法。因为对过去的那一页，有些人是不愿意谈的。所以总共下来采访到的也就是150个人左右吧。
南方都市报：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谈呢？
杨显惠：有些孤儿说哎呀，那些东西，我们不愿意谈，一想起来心里就难受。另外有些人则是有顾虑，他说那时候搞大跃进，把农民的粮食都收走了，就饿死人了嘛！他说把这些说出去写出去，影响不好。还有些人说我现在在单位上工作了，给你们讲这个，影响不影响我的前途啊、工作啊。他们也有这样的顾虑。
南方都市报：这些孤儿现在的生活境况怎么样？
杨显惠：他们的出路无非是当工人和当农民，这些人现在绝大部分经济状况都不好，属于社会底层。当工人的大部分退休了，或者说下岗了。当时经济比较落后，参加工作的那些孤儿，多数进了镔铁厂、木器合作社。还有一些到商店里当营业员。还有近一百个孤儿到定西的五大坪农场做农工。还有到纺织厂、油井和煤矿的。他们谈起他们人生经历的时候，都有一种辛酸的感觉。
“我听不下去了跑出去，在外面站了好一阵”
南方都市报：你是用小说的笔法来写这些故事的，里面的细节是真实的吗？
杨显惠：细节都是真实的，那些细节你能凭空编出来吗，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能编出这些细节吗？生活本身的丰富性远远超越人的想象。我在下去采访的时候，每听一个故事都觉得非常震撼，而且是越来越震惊。没有重样的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家庭环境，包括村里的队长不一样，有的善良一点，有的恶一点。虽然都是饿死，但死法都不一样。这些东西你不去了解根本是想象不到的。
南方都市报：书里讲，一位母亲为了自己生存下来而把自己孩子吃掉了，这也是真的吗？
杨显惠：母亲把亲生的孩子杀了，现在想来是不可能的，但绝对真实。道德极限是在社会正常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在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最后时刻，道德极限就崩溃了。那个母亲我没有直接写她如何杀自己的孩子，可是她就是吃了。我是听一个老头讲的，他那时还是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可是过一天再去，那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发型，没有编织，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这些故事，在六十年代农村出生的都会相信，他们的父母都会告诉他们，尽管可能不会说得那么详细。我在兰州遇到好几个读者，都是定西地区的年轻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他们都跟我说，“我们父母亲跟我们讲过这样的故事。”
南方都市报：当初你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怎么不将它写成报告文学的形式？
杨显惠：因为我觉得写成报告文学，说它是真实的，发表很难。以小说的形式写，那就属于想象的范畴，就是虚构了。
南方都市报：在《上海文学》连载这些文章的时候，你是与烜笠联名发表的。他是什么人？
杨显惠：他本身就是一个孤儿，我是在当农场副厂长的时候认识他的。他学习上很钻研，还在农场连队里当过文书。他很支持我写这个东西，他帮我联系认识的孤儿，我们曾经在一块跑过几个月。
南方都市报：那农民会不会不理你，或者不想谈这些事情？
杨显惠：不会。一般来讲，你能够跑这么远，到他那个地方去了，他们就基本没顾虑了。有顾虑的大部分是城市里的。在农村的，他们看你坐车赶了几百里路到那些农村和小山沟，都会谈得很详细。
南方都市报：采访的过程中你会不会跟他们一起流泪？
杨显惠：这是避免不了的，铁石心肠的人都避免不了。当你听到他家庭的不幸，他爷爷是怎么饿死的，奶奶是怎么饿死的，母亲是怎么饿死的，饿死的方式各不相同，这是很震撼的。有一次一个孤儿跟我讲，当年她到了孤儿院，她五六岁的小妹妹暂时寄住在结婚的哥哥家里，过了一周她去接妹妹发现妹妹已经死了。过了很多年她才知道，妹妹不是饿死的，而是因为长期饥饿，一下子吃救济粮太多上吐下泻弄脏了嫂子的炕，被嫂子扔下来撞在石磨上撞死的。听到这种故事真是……当时她泪流满面，我听不下去了跑出去，在外面站了好一阵，情绪平复了又进来听。其实我也是出去抹眼泪的。
南方都市报：采访当中最让你震撼的故事是哪个？
杨显惠：你可以看一看那篇《独庄子》，是讲他的爷爷死了以后，母亲已经饿得抬不动他爷爷了，叫人又叫不来，只好把他爷爷摆在炕上。后来他父亲回来了，没几天也死了，也摆在炕上；不久又死了妹妹，又摆在炕上；再死一个妹妹，再摆在炕上。当他和他母亲、他奶奶在土炕里睡不下的时候，要把死了的三个人在炕上挤一挤。他爷爷已在上面摆了两三个月了，想把爷爷推出去又推不动，就搬起来把他骨碌一下翻过去，这时候他爷爷后背上的肉已经腐烂了，骨头都脱出来了。我记得很清楚，他讲自己的爷爷、父亲、妹妹怎么死的时候都非常冷静，但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
南方都市报：听完了会不会睡不着觉？
杨显惠：(叹气)这个倒是没有，我每天晚上都吃安眠药，哪有睡不着的。
“我是个笨蛋，没有玄想的能力，所以就多跑路”
南方都市报：你做这件事就是想记录历史的真相？
杨显惠：我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大作家，我只想把这段历史记下来。因为过去的历史有太多的粉饰，我不想粉饰，也不想故意丑化，只是想客观地记录下来。这可能对以后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社会的发展有点好处吧，我就是想做个社会记录。
南方都市报：这些故事发表以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反馈？
杨显惠：反馈不多。从2004年开始连载到现在两年多了，文坛和媒体的反应都比较平淡，只有几篇评论文章。因为我写的这个东西整个来说还是不入主流的、边缘化的，不是现在文坛的主流写作。所以不受关注很正常。不像一些作家出一本书就炒翻天了，到处都在报道。
不过我是充满信心的，我相信这条路是正确的，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说好或不好我都不在乎。
南方都市报：第三本会写什么？
杨显惠：现在还不能透露，不过肯定还是跟甘肃有关。我这三本书都跟我上山下乡16年的经历相关，我在那里发现了自己创作的主题，所以我对这16年毫不后悔。
南方都市报：你对当代文坛或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情况怎么看？
杨显惠：我是个笨蛋嘛，我没有玄想的能力，不能像别的作家那样坐在家里编故事，所以我就多跑路。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写沉重的东西，有一部分作家关注它们，我觉得就可以了。很多作家是很有责任感的，比如路遥、王安忆，他们的作品都写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