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雨:殷承宗,你忏悔了吗?

(澳大利亚) 王晓雨

殷承宗从美国纽约来墨尔本演出了,元宵节的晚上,我们全家一起来到墨尔本的市政厅。当那熟悉的旋律在隔了三十多年后重新响起时,我再次感受到钢琴艺术的美妙和殷承宗高超的技术。台上的伴奏基本是洋人,台下则都是华人,而且主要是大陆背景的华人。《黄河》演奏曲之后,大家不停地鼓掌,我也鼓掌,因为《黄河》的乐章把我拉回到过去的年代。

《黄河》是一部伟大的中国钢琴作品,尽管它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品其间还夹袭了前人冼星海的旋律,甚至于硬塞入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旋律。它差不多是十年中能让十亿中国人听到的唯一钢琴协奏曲,它也是殷承宗红遍中国的主要原因。殷承宗不仅是《黄河》的作曲者之一(另一位主创者是储望华),是《黄河》的唯一演奏家,也是当时中国的唯一能公开演奏的钢琴家。

我把《黄河》和殷承宗分开实在不是一厢情愿,如果真要把《黄河》的创作放到代表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个性,提到一个神圣的高度的话,那么殷承宗人格意义上不合乎这个高度,他有愧于黄河子孙。

在中国历史上,文革是个铁板钉钉的耻辱,“浩劫”一词是十亿人都知道其指代意义的,人们用腥风血雨来形容这场“浩劫”,但谁也不会无视这样一个真实:殷承宗名副其实,他正是这场“浩劫”中的“红人”。

当年在大批的艺术家被整肃得家破人亡的时候,殷承宗一枝独秀,一个人撑出一台“样板戏”,录成唱片,拍成电影,制成邮票,四人帮最疯狂的时候,也是殷承宗最炙手可热的时候。全中国人都知道他是江青的红人,是为数不多的能给江青写表忠信的人之一。四人帮的死对头邓小平不肯原谅殷承宗,这也是殷承宗出走美国的原因之一。一个开放和务实的时代开始是殷承宗出走的第二个原因,中国历史上能红两个朝代的人是不多的。

殷承宗不被邓小平原谅却被海外许多人原谅,能在墨尔本演奏钢琴,我个人认为一是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十分看重其合作者——当地名望甚佳的作曲家储望华的面子,二是殷承宗他毕竟弹奏的是宏扬中华精神的《黄河》。现场大陆背景移民们的捧场,则表现出海外移民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渴望,也多少让人看到中华民族的宽容和健忘。

而宽容和健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听到了殷承宗在接受墨尔本3CW华人电台女记者采访时的话。对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浩劫”,殷承宗没有充满正义感的批评,他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他一句带过,说是那个时代的无奈,是“一个想搞艺术的人(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的行为”。殷承宗在西方已经生活了多年,但文明社会中所崇尚的忏悔精神一点都没;在他身上体现: 同样火红的年代,同样“搞”艺术,无数的优秀艺术家们把生命“搞”丢了,你殷承宗却把自己“搞”红了。你可以不说话,但不该说假话。殷承宗对自己过往的一切很得意,包括在天安门广场弹钢琴这种接近“群众运动”而偏离钢琴艺术特性的哗众取宠产物,面对3CW华人电台采访,当不懂历史而又天真无知的女记者说出“你拯救了中国钢琴?”这样的提问时,殷承宗竟忘记了自己在“浩劫”中的角色而不做任何纠正。采访结束时,殷承宗说要加快整理抢救自己的老作品,我听了不由担心起来,中国观众应该宽容,也可以健忘,但殷承宗不能,你很需要在整理自己往日的作品时,反思那个时代和自己,你在文革中的红得发紫的故事与你在钢琴弹奏上的成就,已经合二为一,共同构成中国钢琴史上的文化遗产。

不会反省的民族是没希望的民族,你当年反思不够可以宽容,但你今天的不反思或者回避甚至健忘是不能接受的。当中华民族的各个阶层都在努力反思上一世纪的集体疯狂时,你是最不该若无其事地跳出圈外的人。《黄河》因为你而宏大,《黄河》也因为你而存瑕。

张鹤慈:"党天下"和"东方红" ――右派的儿子和共产党的帮闲

 

去年6,4的夜晚。中国的艺术团在悉尼歌剧院载歌载舞。观众中,应该有一多半之所以能够坐在悉尼歌剧院,是受惠于6,4的死难者的鲜血。  
 
今年三月,在墨尔本,储万华,殷成宗举办了黄河音乐会,一个文艺晚会,居然弹奏出”东方红”。
 
储万华的父亲,大右派储安平,就是在这”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消失了。今年,是反右的五十周年,右派和他们的子女们都在为五十年前的冤屈讨回公道。为什么储万华对此一言不发,反而和中共的领事勾勾搭搭?
 
 
储万华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好朋友,我和储万华又同住在墨尔本,本来有一些见面的机会,但我没有见他,就是因为知道他以前对父亲储安平的态度。
 
考虑当年的环境,我不喜欢他,但也不想责备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今天,他已经是澳大利亚公民,居住在墨尔本最富的人的聚居区。既没有政治压力,也没有生活的压力。我就是不懂,储万华这么买好中共,他图的是什么?
 
 
反右前我见过储安平先生和一起来的他的新婚妻子,反右后,也一直断断续续的听到他的消息。
 
我知道先生曾经到东北旺放羊,从东北旺回北京旧居,带回了一支羊。储先生只能是和羊相依为命了。
 
家里人对此也多有议论。谈的最多的就是储先生的妻子和儿子。我记得我的祖母说起,储先生的新婚妻子,在储先生一成为右派,就离婚了,又嫁给了新放出来的国民党将领宋希廉。宋希廉和储先生同住在一个院。所以,储和他的前妻仍然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我的祖母对此是大加责难,祖父一般不说什么,这时只是平静的说,你能够让她搬到那里?的确,那个时代,住在那里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从祖父的话看来,对储先生的前妻有所谅解,但对储的儿子,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话。我奶奶说生了儿子,还不如那支羊。
 
 
黄河交响乐我本来就不喜欢,加上这里共产党后台的广播连篇累牍的宣传。朋友送来票,我也拒绝了。没有想到的是,演出比我想象的还糟。在澳大利亚的剧场,居然高歌东方红。
 
 
文革中四人帮的宠儿殷成宗,演奏了红灯记。本来。京剧只有曲牌,如果用钢琴,你演奏的二黄,西皮是分不出是红灯记还是白蛇传的。
 
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不能体会文革中的过来人,对样板戏的反感,十年就这么八个戏,江水英的那一声:同志们。杨子荣的一声:困难难不到共产党员。就象给了我一皮鞭。
 
 
殷成宗如果想用西洋乐器表现中国的民间音乐,中国的古曲,地方戏有的是,他偏偏选择了四人帮时的样板戏。他难道不记得他在文革中的表演?
 
 
一个在澳大利亚的,又非官方的文艺演出,为什么要演奏”东方红”?就因为中共的领事是他请的座上客?就因为中共帮助他组织了这场音乐会?就因为中共帮助他组织了这场音乐会,可以让他名利双收?中共领事在电台的几句话,或是中共领事向国内汇报,就这么值钱?
 
 
 
“东方红”是为暴君和屠夫谱写的歌,是毛泽东自己给自己写的推销广告。
 
过去只听说,在文革,毛泽东在文章,社论中,自己一再的加上毛##万岁,毛##万寿无疆的广告词。昨天因为和人讨论反右的起因,我查了一下八大的材料。才知道,56年的这个毛泽东就已经在文件中,自己给自己加上伟大,领袖一类不要脸的自吹自擂了。
 
 
储安平的”党天下”,矛头直指毛泽东这个大和尚。储安平在做这个震惊中外的”党天下”发言前,就明确表示,这次就是说毛泽东这个大和尚,储安平这个一介书生的声音,压倒了千百万人的”东方红“的合唱。
 
 
毛泽东依靠刺刀的力量,使东方红压倒了”党天下”的。今天,在澳大利亚。中共刺刀无能为力的领土上,是什么能够让东方红再一次的压倒”党天下”?在反右五十周年之际,储万华为什么不去纪念自己的父亲,纪念那让他的父亲名满天下,又付出生命的党天下,反而去高歌那置他父亲于死地,置五十多万右派陷入活地狱的暴君的赞歌”东方红”?
 
 
 
据说在奏”东方红”时,现场是掌声雷动。逃了几千公里,我仍然是异类。但我宁可是象储安平先生那样的异类。
 
 
庆幸的是,今天,我不必和羊相依为命。
 
 
张鹤慈。08、03、07墨尔本

傅国涌:张戎完成对毛神话的解构

 

● 毛泽东神话是现代中国一切大灾难的根源,毛死后解构毛神话开始,张戎毛传是迄今这个解构运动中集大成者,是全体中国人的必读书。


● 美国 CBS 60 分钟今年 1 月播出对张戎的访问谈毛传写作。(金钟拍摄)

毛泽东死了三十多年了,他留下的巨大阴影依然覆盖着广袤的中国大地,他无情的梦魇依然萦绕在十几亿中国人心头,他的神话在权力的刺刀和谎言精心编织的花环重重守护下,依然挥之不去。解构毛泽东神话也因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课题之一。如何对待毛神话和毛留下的遗产也是对每个中国人常识和人格的考验。从本质的意义上说,毛神话就是五十七年来一切中国大灾难的根源。「解放」,实际上,只是毛一个人的解放,他赢得了超过历代君王的自由,用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玩尽天下美女,佔尽天下风景,骄奢淫逸,却以爱吃辣椒和红烧肉和打补丁的睡袍、毯子之类的特殊癖好,编造了朴素的神话。他是没有帝王头衔的帝王,与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相比,与他红色装饰的愚民骗术相比,与他现代包装的权谋、诡计和统治术相比,历代暴君都望尘莫及、相形失色,包括商纣王,也包括秦始皇在内。

毛泽东神话始於陕北窑洞

毛泽东神话最初是在陕北的土窑洞里完成的。最早略窥其中端倪的翻译家、作家王实味,在延安的报纸上一篇杂文《野百合花》呼唤人性,遭到灭顶之灾。那个年代,包括美国红色记者斯诺、中国名记者范长江、俞颂华等人都曾造访延安,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察觉,只有五体投地的佩服。只有一个耳朵有点聋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到延安採访,虽然也是走马观花,但他却洞见了毛泽东神话的奥秘,在他的传世之作《延安一月》中有准确、传神的记录。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平定天下、登上大位之后,对毛的膜拜开始遍及大江南北,每个角落。神话的建构和普及伴随着血腥和杀人不见血的精神绞杀,从知识份子阶层开始,各会阶层的中国人先后都遭逢旷古未闻的洗脑、剥夺和无情的管制,农民被钉死在故土家园的土地上至少有三十年,即使是追随毛集团打天下的人们也很少有人倖免挨整、受冤的命运。一句话,毛泽东与所有中国人为敌,与世界为敌,与全人类为敌。甚至狂妄的不惜与自然为敌,搞大跃进之类,饿死几千万生灵,他也不为所动。

毛驾崩以后,毛的继承者,虽然都是文革劫难的倖存者,吃了无数的苦头,但是一旦翻过身来,他们马上明白毛的神话有利用价值,反正中国人容易欺骗,天生胆小,便有「三七开」的官方定评。但约束不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部分国人。因此,二十几年以来对毛神话的质疑从来没有中断过,张戎夫妇的这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是最新的一个大收穫,可以视为研究毛泽东的颠峰之作(尽管此书还有一些遗憾,我后面再讲)。

解构毛神话的几种中文着作

这本书面世之前,解构毛神话的中文着作已出版了不少,其中包括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王若水遗作《新发现的毛泽东》,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以及何方的《党史笔记》等。这些书的先后问世,已使毛神话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但一本沉甸甸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仍使我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书中大量第一次公开的史料,不时给我带来新的阅读惊喜。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出现,对於解构毛神话无疑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说前面五本书对毛神话提供的都不是全景式的、系统全面的解构,那么,此书对毛一生的各个阶段都作了新的解剖、彻底的解构,历史的手术刀所到之处,骨肉皮筋无不逼现,原形毕露。不光剥下了毛身上的最后一件亵衣,而且把他的身体、灵魂都剖开了。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与前面五本书及其他的许多研究一样,贡献是无须置疑的。我以为,如果将此书看作是政治读物几乎是完美的,但作为历史着作还不是没有任何遗憾。比如作者先入为主,先将毛泽东定性为一个魔鬼,也就是观点先行,再收集资料证明这个观点,而不是先有历史事实,再在事实的基础上逐步地得出结论。这样做作为畅销书当然没有问题,作为严谨的历史着作就显得主观了一点,少了一点对历史更丰富、更立体的理解和把握。比如说作者过分强调了毛个人的人品、性格等主观因素,如果把毛放在整个中国文化、二十世纪动荡背景以及特殊的革命造反环境下进行考察,他个人之所以最后成了超级魔鬼,应该有更複杂的原因,其他的人、整个打天下、坐天下的集团,都要负各自的历史责任。这一点在书中并不突出。

张戎毛传集解构毛之大成

当然,这本书从写作到出版方式,完全都是按西方畅销书模式打造的,先有英文版,再有中译本,以便营造轰动效应,因此考虑西方人的口味较多。拿它与前面五本书比较,我觉得也可以看出各自的长处,比如要深入瞭解四九年以后的二十七年,我们还是要看《晚年周恩来》;要搞清楚毛泽东杀AB团这段历史,要看《新发现的毛泽东》;要明白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运动,还要看《党史笔记》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从生活中近距离观察、理解毛泽东,还要看《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要明白五九年庐山会议,还要看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然而,只有张戎这本书才是一部集大成的毛传,即使有些不足和缺陷也掩盖不住它散发出的光芒。特别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不同版本的毛传和研究毛的着作后,这本书还能挖掘出新材料,写出新意,确实难能可贵(当然有些史料可能并不太可靠,比如关於几个「红色代理人」部份。)这部书在前面许多书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对毛神话的解构。

我还想说,此书中文版的意义远大於其他文字的版本,毕竟解构毛泽东神话首先是中国人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这应该是一本全体中国人的必读书,张戎这个名字将因此而进入二○○六年的编年史。

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杭州

首发香港开放杂志3月号

郭小林:狂涨军费是何用心?

 

就在我国的近邻俄罗斯度过改革最困难时期、经济全面好转后,民选总统普京给全民大幅增加工资。连那些最普通的退休工人,退休金每月都能拿到相当于人民币三、四千元的时候;就在统计数据表明我国2006年GDP总量已经超过1978年的51倍的时候,中共在日前向“两会”提出,2007年度的军费为3,509亿元,与上年相比,涨幅高达惊人的17.8%.

曾经风闻有人说“朝鲜、古巴政治上是正确的”。看来,这次狂涨军费颇有受金正日“先军思想”影响之嫌。目前一个上尉军官的月工资已达3,000元。

而在连年的全国人民工资增幅远低于GDP增幅之后,拖延至去年7月才改起的“工资套改”,依然沿袭1949年以来的老路:级别越高,级差越大,使工人及基层干部与官员们的收入差距更形扩大。相比局级干部每月增加1,000余元,一个普通工人每月仅增加几十元。两两相较,13亿人民在他们心目中到底占什么位置,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就算军费按他们公布的只有那么多,要人民拿出那么多税银养着这么庞大的“人民子弟兵”,真的是“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者”和“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吗?我看不见得,至少主要目的不是上述两项,而是主要为了防范人民群众的反抗。因为这支军队真的要和美、日开战,肯定打不过,别看他们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行。而打台湾,那是要冒断送大好经济前景、损害中国所谓“和平崛起”形象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大忌的。当然也许到了急眼的时候,他们也会“混不吝”耍流氓无赖的。

因此,由于目前的实际国情是:自从“6.4”以来,

◆中共统治集团合法性的完全丧失;

◆官吏腐败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社会贫富差距已达警戒线;

◆全国群体性事件猛增;

为了维护他们所说的稳定,也就是为了维持他们那个集团独占社会财富的最大分额,使得他们愈加依赖“枪杆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给老百姓涨工资、解决农民医保问题、兑现教育经费占GDP4%等方面那么吝啬,而涨军费如此慷慨的真实原因。这情景,怎么看都有点儿象中共自拍的战争片中军阀土匪头子把一筐筐的银元抬到战壕边,吼叫“冲上去的赏50块现大洋!”……

记得我“6.4”后被关进拘留所,到了“国庆”50年前夕,本来说是要释放的,后来听说是“戒严部队指挥部”不让放,理由居然是“有十几支枪还没有找到”,惶恐之状由此可见。

问题是,用最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230万陆海空军、60万武警以及数百万警察,即使把他们的住地团团围住,能不能保证他们睡得安稳些?我觉得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君不见古有“马嵬坡”、今有那个曾号称并列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前苏联,一旦土崩瓦解,“养兵千日”

的军人和克格勃们,这“一时”就是用不上了,并没有出手相救。

国家真正强大不在武装到牙齿。“崛起”也不能仅靠核武器和导弹,最根本的是要有合理而进步的社会制度,让人民过上自由的富裕的幸福生活,真正地充分享有国家主人的权利。秦国在当时够强大的吧?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然而,曾几何时,“一夫作乱而七庙隳”。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易也。”如果坚持拒不进行政治改革,拒绝走宪政民主之路,真到了民心失尽,众叛亲离的一天,军人也不是傻子,他们怎会甘心为那帮专制寡头火中取栗呢!弄得来“妹娃儿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唦?”恐怕就硬是没得人来救其于水火之中了。

(2007年3月9日)
民主论坛

焦国标:北京若对台发动战争,将是非正义战争

 

北京常以导弹吓唬台湾人,没人思考过如果北京对台发动战争,这战争将是什么性质的战争。我思考过了,也粗略研究了:是非正义性质的战争。请看我的分析:

战争分两类,一类正义战争,一类是非正义战争。正义战争包括奴隶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战争、阶级解放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反侵略战争、自卫战争等。

台湾和平投票,你就对他们发动战争,请你自己瞅瞅你发动的这战争在正义战争里对上号对不上号?你打台湾是奴隶起义吗?不是。是农民起义吗?不是。是阶级战争吗?不是。是民族解放战争吗?不是,因为台湾族没压迫大陆族。是反侵略战争吗?不是,因为台湾没侵略大陆。是自卫战争吗?不是,因为台湾没进攻大陆。正义战争里找不到你的影子,那就看看非正义战争里怎么样。

什么是非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包括争霸战争、反革命战争、殖民战争、帝国主义战争、侵略战争等等,是为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和反动阶级的政治服务的,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把人民推向灾难的战争。”

北京打台湾的战争是争霸战争吗?是,与日本,与美国争霸。是反革命战争吗?比反革命战争还反革命战争。反革命战争也要等到人家革命了再发动战争,现在台湾就是一个和平投票,又没发生革命,你就对人家发动战争,这不是比反革命战争还反革命战争吗?是殖民战争吗?当然是。是帝国主义战争吗?当然是。是侵略战争吗?当然是。

是“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吗?是。“是把人民推向灾难”吗?是。

这些非正义战争,你够上一条,就是非真义战争了,现在你是条条都够,这非正义战争的性质是坐得实实的了。既然是非正义战争,最后的命运只能是正义审判了。正义怎么审判?战争罪的条款现成等着哪。

(2007年3月6日柏林)

民主论坛

简昭惠:恶意的善行

 

龙应台在今年的2月5日发表了一篇「路走得宽阔,人显得从容」,题目下边特别署名那是「自首报告」。文章讨论的是把马英九搞得灰头土脸的「首长特支费」。

老实说在这个事件还没有爆发之前,台湾上下包括那些政府官员们没有几个人搞得清楚「特支费」真正的实际用途。不要说特支费,就是阿扁被质疑得总统大位快要坐不下去的「国务机要费」性质也差不多。按照惯例那是首长们的「交际费」,很多政府官员并没有认真去弄清楚。只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把它当成是一种官员的「私房钱」。直到现在閙得沸沸扬扬了,才得到一种普遍的共识.认为它虽可以自由支配但必须是用於公务的补贴.

阿扁的「国务机要费」被起诉后,据说被发现有一张发票是拿来买钻戒的。

钻戒若是送给太太或者女朋友都属贪汚,但若是拿来「办国民外交」当公关费则有灰色地带可以搞暧昧。中国大陆对台湾外交空间的打压这次帮了阿扁一点小忙。使他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因为正常的外交管道都走不通嘛,所以只能以暗送秋波的方式搞一点祕密外交陈仓暗渡。检查官大人我阿扁死不足惜,但不能害到x国收了我浪漫小礼物的那位重要的女士。否则以后谁敢和台湾交朋友博感情?

所以我不能说送谁送那里去,死都不能说!一说就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

马英九比较倒楣的地方有很多,不沾锅兼有洁癖的马英九一向很少花什么钱交际应酬,顶多和女性粉丝们照照相握握手,就把他的选民们「电」得头晕眼花、惊叫连连.再者他长得比较英挺,即使十几年的破西装穿在他身上也显得特别有型。他最喜欢以短裤和纯棉小背心的凉快装扮在台北街头晨跑,并且在萤光幕前Show出他渗着汗水光滑的肌肉,所以治装费基本上很省。其他官员很少有特别费的问题,套一句台湾的俚语「鲜食都不够,那还有得剩来晒乾(当乾货储存)」。喜欢参加婚丧喜庆和民众博感情或出席有漂亮美眉在座一起商讨国事饭局的官员们特支费根本不够用,那还可能有余款可以存到私人户头去?

首长特支费中有一半须要有发票和收据,马英九很老实地把没用的那一半汇到自己的薪资所得中去并且据实以报(税),另一半不需收据的那一半据说有许多张发票是用来买太太的内裤卫生棉,还有养一只不知那里捡来名叫「马小九」的流浪狗。马英九用首长特支费来支付马小九的健康检查及医疗费用,金额达79700元。这…。很难瞎掰成是「做为公务用途」的吧?

阿扁和马英九每天忙得不得了,这些费用的用途和支出大概都交给祕书或助理去处理。如果问说台湾人对马英九的特支费事件有什么看法。我想大部份人都不会认为他是「贪汚」,只是从这件事里发现马英九对危机处理的能力似乎有点后知后觉.他对自己的廉洁自信过度,事情一发生,他根本没当回事,也没去搞清楚状况才会出现前言不对后语,供词翻来覆去的窘状。

套一句前总统李登辉说的:「憨憨怎么当总统」?(儍不啷铛亳无谋略怎么当总统)。

农历年这几天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去向龙应台拜年,我问她:「前阵子读到你的「自首报告」想必又掀起后续正反两面的论战」?

她回了我一封信,我把她的回信重点原文摘录如下:「台湾的事,大概只能「放下」一点,原来民主的过程需要那么长,那么纠结.你说得不错,「自首」使我在几个电视台上听说被骂了整整48小时.也是预料之中的。我也不见得认为马英九一定比苏贞昌或谢长廷是更好的总统,国民党的老朽文化尤其令人反感厌恶,但特别费的事情,还是认为应该讲清楚。原则和我不捐100元是一样的。明知文章会被简化为「挺马」,还是甘冒大不韪选择写了,写了也就放下了。结果随便吧。希望你开心一点.如果有机会去香港,来找我吧。」

对我这种既非蓝也不绿但有点常识关心政治的台湾人民而言,几年前,军购拉法叶案郭立恆贪污了8亿台币。一个武获室的上校就能吃掉国家那么多钱,以陈水扁或马英九的职位若有心贪污自然不会小儿科的区区一千多万.所以问题不在贪不贪污,而是在遇事的处理态度和能力。陈水扁的解释检查官陈瑞仁不相信,我们也觉得办外交要花钱没错啦,可是SOGO礼券啦、钻戒啦、到处收集发票的行径也着实十分诡异。

马英九上电视的说明有三个版本,而这三个版本不可能同时成立;如果马英九在第一时间「自首」,当有多好。

最终的答案大概是「人性」,歴史的客观事实总是牵扯出太多的人性。总统及市长碰到危机怎么都如此处理?国家在他们手中真有些危险咧。

龙应台在她的「自首报告」中说:「谁在乎马英九」?但准备於2008年竞逐总统的马英九和泛蓝阵营会不在乎?任期只剩一年多的阿扁已没有选票的压力了,民进党对阿扁的未来是不会太在乎的。

泛蓝阵营当初挖到SOGO礼券和总统的国务机要费疑云时,见猎心喜,挖挖挖挖出一堆令人眼花撩乱叹为观止的现象,媒体名嘴毒舌八卦穷追不舍倾囊而出,绿营那甘嚥下这口鸟气?当然会到鸟蛋里寻找骨头,这一寻更不得了,马英九将特支费直接就汇入私人帐户罪証可说更加确凿,检查官几乎没有不起诉的空间.这件事的始作俑者爆料英雄邱毅先生大概会猛搥心肝仰天长啸:「捺变按捏」(怎么变成这样?……。虽然,英雄仍是吾人本色,但事态演成今日局面乃是吾人始料未及)。

那些花48小时骂龙应台的人不知道现在倒底有没有真正搞清楚弄明白这两种「费」是什么「碗糕」(一种众说纷纭、无法归类的台湾小吃)?

不管国务机要费或特支费两件事如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经歴这些吵吵闹闹的八卦剧情倒也使市井小民们都长了不少思维,感受到一个公平完善清晰明白制度的建立是多么重要。 政党尽管是出於私心恶斗、名嘴毒舌争出锋头,各路媒体嗜报八卦,这些勾心斗角权谋巧智不也尽皆呈露摊现人前。这一场「恶意的善行」谱写了台湾民主进程的踉跄脚步,不管是蓝是绿还是彩色,我总觉得「透明」是一种最美的颜色。

 

《财经》遭遇"文字狱"

 

闻听今年第五期《财经》杂志突然被”召回”,心里难免一惊,不能再”揣着明白装糊涂”下去了。

讨论《物权法》,不仅仅是全国近三千人大代表有资格讨论的,还是普通公民你我他都可以讨论的。既然《财经》杂志是为你我他等普通公民办的,不专是为三千人大代表办的,那么,它当然就可以公开讨论这个话题,为什么却在中途惨遭阉割呢?

难道现在还是”道路以目”的文字狱时代吗?

仅仅因为有几页谈论《物权法》内容的文章,甚至涉及了法学权威江平等人的言论,就是整本杂志突然被”叫停”的原因?这个国家,在党舆论之外,还有没有不同意见,还允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就对舆论一统”怪现象”见怪不怪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入宪,不可谈;多党制,不可谈;新闻自由和新闻法,不可谈;党的总书记差额选举,不可谈;黄菊病情,不可谈;五十年前的”反右”、四十前的”文革”、三十年前的”四人帮”、二十年前的”学生运动”,统统不可谈;……那么多的不可谈,现在又多了一条,就是《物权法》在获得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前,同样是”不可谈”.不但不可谈,而且也不能多问几个”为什么”.于是,报纸杂志等喉舌,开始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不谈就不谈。而偶尔有意外的”黑马”如《财经》,一旦谈了就被”召回”,损失惨重,把原刊有《物权法奠基》等文章拿下,然后再造假,新包装一册新《财经》,以满足掌管”文字狱”大权者的阴暗心理——反正读者被蒙在鼓里,揣着糊涂的人真糊涂,揣着明白的人装糊涂。

虽然《财经》杂志的掌门人胡舒立被称为”最危险的女人”,虽然《财经》已经成功转型为市场化的传媒,可其背后那”看不见但实实在在的一只手”异常厉害,它硬硬地把已经印刷、出版并发行到二级市场的杂志给一一”回收”,”一个字也不能流传出去”,等他们把敏感文章撤下后,再拼回去,似乎一点痕迹也不留。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3月5日出版的刊物,3月9日还没有到二级市场,不但不能自圆其说,而且掩耳盗铃更让天下人笑话。

既然《财经》杂志是市场化运作,就应该有责任把这一切内幕一一公开,只有透明化,才能保护自己的未来。否则,没有透明,当然也就没有《财经》的未来。

我们若有道德的勇气,便不会害怕将真相说出来。我们若真正公平作判断,便不用害怕人家表达不同的看法。前者是对《财经》人员尤其是决策人胡舒立女士、王波明先生说的,后者是对国家宣传主管决策高层说的——现在已经不是人人自危的”文革”时代了。一个国家的权威,应该是为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着想的。当决策者听到与自己不同意见的当时,应该先倾听,不可以粗暴阻止,更不可以”文字狱”待之。如果一个掌权者动辄对提出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的人恶言相加,甚至动武,被关进监牢,这样做,只能说明自己理亏,在历史上更站不住脚。

对任何一件事情,人各有不同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只要是真理,便不能被推倒。同样,真话也是这样,只有建设一个人人有责任说真话、反对说假话的社会,才是一个良性的互动的社会,又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代化社会。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是胡锦涛说的,总不能说是一套,做又是一套吧。

难道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真话在堆积吗?难道我们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不同意见在公开辩论吗?

似乎这些都”还”没有看到,只有《财经》杂志稍微一露头就被生生地”按”下去的事实发生。这样的情景,令人想起前不久漫画家丁聪先生的一幅漫画《老虎被关进笼子》(原载《读书》杂志),其大意是:在动物园,Y先生向华南虎训话:”山林梦就不要再做啦。深山开发啦,老林砍伐啦。放你回山,死路一条,能关在这里,算你有福气,你别不知好歹!”这里的华南虎,类似于说真话的《财经》杂志,尚有几丝野气,可惜被关进了宣传部治理下的”动物园”,于是被训话,”新闻梦就不要再做啦。《物权法》通过啦,《新闻法》没门啦。放你自由,死路一条,能关进这里,算你有福气,别不知好歹!”俨然,在一个新闻不自由的一元化制度下,类似《财经》这样被体制捆绑的”华南虎”,要删便删,要关便关,要打便打,要死不能活,只赖官府一声令下。

这便是《财经》杂志的悲哀,更是新闻不自由国度全体新闻人的悲哀。

严家祺:赵紫阳的八十一篇遗言

 

读《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我的心情是悲痛又悲哀,敬佩加钦佩。

我为赵紫阳十六年软禁而悲痛

宗凤鸣是赵紫阳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他比赵紫阳小三个月,曾担任过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在赵紫阳软禁期间,他以气功师名义去赵紫阳家,从一九九一年到二○○四年,前后达上百次之多。宗凤鸣这本书,记述了赵紫阳八十一篇近百次谈话,也记述了赵紫阳在软禁中的心境、心态和生活。

赵紫阳晚年的心境是痛苦的。他说他曾给江泽民写过一封信,指出限制他的自由是违反党章、违反宪法的。江泽民未作答覆。赵紫阳说他没有想到会被软禁。在软禁中,赵紫阳的心态是高度自由的,他回顾历史,谈邓小平、谈胡耀邦、谈乔石、万里、李鹏、胡锦涛、温家宝无拘无束,怎样想就怎想说,赵紫阳晚年已摆脱了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自由的思考中国的前途。然而,赵紫阳生活处境不好。在他去前五个月,赵紫阳肺部纤维化痛变已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会客、访友、外出的自由。当时,李锐写信给胡锦涛、江泽民,要求解除他的软禁状态。二○○四年年底,宗凤鸣以“气功师”身份最后一次会见了赵紫阳,他见到赵紫阳夫人梁伯琪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刚说过的话很快就会忘记。在赵紫阳家的庭院里,白天不见人影,地上到处是秋风扫落的枯叶。宗凤鸣还记述道:“此情此景,使我顿感凄凉”。赵紫阳夫妇晚年已是如此境况,还不能获准与近在咫尺的老战友相见。读到这里,我为中国人民永远的好总理、为一位遭受自己的党长达十六年软禁的总书记赵紫阳而悲痛。

我为胡温六四不讲正义而悲哀

宗凤鸣这本书,难能可贵的是,没有因为胡温身居高位,而在出版时删去赵紫阳对胡温的评价,这是宗凤鸣作为谈话记述者对历史的忠诚。

在赵紫阳去世前与宗凤鸣最后一次谈话中,赵紫阳在谈到胡锦涛时说:“他是在我们党正统意识形态所谓‘驯服工具’教育出来的一个青年干部”,“从他上任后,首先去西柏坡,后又去延安,还去毛主席家乡。这表明自己要继承毛主席这个传统,从这次毛主席一百一十年寿辰纪念文章作了大力赞扬也可说明。在这种正统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理念,使自己有什么使命感、历史责任感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局面。同时,他也没有这个魄力,也没有这个力量来改变。”赵紫阳又说:“但胡锦涛本身是好人”,“温家宝的改革意识要好些,温是在改革开放潮流下发展起来的,但该人谨小慎微,要在尊重党的一把手这一传统下工作,看来,在改革上也不会有大的作为”。

当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那么豪气万丈、赵紫阳推动经济改革那么雷厉风行,然而,胡温掌权后却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温家宝信誓旦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却对他多年老上级赵紫阳的去世一言不发,连私下向赵家的关心与问候都没有。这使人联想起陈毅去世的情况。当年毛泽东原本不想参加陈毅追悼会,临到追悼会举行前,毛泽东突然觉得不去不行,急急忙忙在睡衣外加了一件大衣,赶到八宝山追悼会场。毛泽东是按自己心里的想法行动的,而温家宝竟能若无其事,不闻不问。对“六四”受益者江泽民,赵紫阳不存在希望。对与“六四”屠杀无关的胡温,赵紫阳在去世前两个月,也已感到失望。

胡耀邦赵紫阳是有使命感和历史责任心的人。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没有使命感、历史责任心,就不会有内心的充分自由,这个国家的积弊就难改变。胡温把“集体领导”视作“民主”,九个常委共同开车“这怎么能有作为呢?”宗凤鸣的书中提到邓小平不喜欢开“常委会”,在于“常委会”体制是“多头马车体制”。问题是,邓小平的是不受限制的权力,而民主政治下的最高权力,不是受“集体领导”限制,而是受宪法、代表机构和任期的限制。想当年邓胡赵在毛泽东去世后转手改变中国,看一看世界各国领导人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说话的神情,我真为胡温在赵紫阳和六四问题上没有内心自由、不主持正义、无所作为而悲哀。

敬佩赵紫阳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心

宗凤鸣这本记述也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这是赵紫阳本人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谈话和想法的完整记录。在这本书中,赵紫阳谈到他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会见戈尔巴乔夫前后的情况,谈到五月十七日在邓小平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发生争论的情况,也谈到乔石、杨尚昆在军管问题上态度是如何改变的。赵紫阳说:“在会上谈到要实行军管”。“在这最后关头,如我赞成军管,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方针,还是下台,我选择了后者”。

赵紫阳与宗凤鸣谈中国革命史、谈维新变法、谈到孙中山、毛泽东,谈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宗凤鸣说赵紫阳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有自己政治抱负”。在谈及六四问题时,有人认为赵紫阳不该提出同邓小平相左的意见,赵对此明确地说:“作为总书记,我必须有自己的态度,这是历史责任所在,我不愿在历史上欠一笔帐”。

我总认为,一个人要违背自己真实的想法,按某种“外部需要”去说话、去做事,这样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在专制制度下,许多平民百姓都不愿违心讲话,违心做事,而作为这个制度下的高官,要按自己内心想法去说话、去做事,确实非常不容易。宗凤鸣说: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我理解他是要对历史负责,是以历史赋于自己的使命为己任的”。读《赵紫阳软禁中谈话》这本书,使我更为敬佩赵紫阳的伟大人格、敬佩他对中国进步的崇高使命感和强烈的历史责任心。

钦佩宗凤鸣有情有义申张正义

宗凤鸣不仅怀有强烈的正义感,而且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不仅披露了赵紫阳晚年的思想、心态和生活状况,而且包含着宗凤鸣对正义的热爱和对几十年老战友的深情厚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宗凤鸣在自序中以极明确的态度表达了他对六四的看法。宗凤鸣说他“反对出兵镇压,对赵紫阳在学运期间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主张是无比赞同的”。“人民军队镇压人民,开进几十万大军,用坦克、机枪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是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是历史大悲剧”。

宗凤鸣现在身在中国大陆,他的声音那么大,他为赵紫阳申张正义的呼声已传遍全世界,而且反过来又通过广播和电脑网络传向中国。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专制制度那么凶猛,即使被赵紫阳称为“好人”的胡温不会去主动伤害宗凤鸣,我担心的是,当极左势力要用暗箭伤害宗凤鸣时,胡温的“不作为”有可能给宗凤鸣带来损伤。近几年来,这种“不作为”已造成许多践踏人权的事件。如果不能用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如果人对人都不讲情义,如果面对冤屈不寻求正义,我相信,和谐社会就不能建立起来。

二○○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写于纽约

A 19th-Century Turn

A 19th-Century Turn

By GEOFFREY WOLFF

Published: March 11, 2007

It perhaps strikes anyone who has read an ambitious historical novel  and certainly strikes anyone who has had the audacity to try to write one  that the enterprise represents the triumph of hope over experience, a suspension of hard-won, armoring caution, a Peter-Pannish faith in … well, faith. How daunting it must be to get it right: facts and artifacts, syntax and slang, costumes and customs, fads and prices, conventional wisdoms and bright ideas. And if such a novel were to aspire to be a bulging monster, teeming with extravagantly vivid characters going about their coincidentally intersecting lives with amplified voices, wearing garish clothes, committing melodramatic vices, loving (and hating) with the fervor of characters from a comic opera, then such fiction would seem perfectly ill-suited to a writer and observer known heretofore as the wised-up, sardonic, founding co-editor of the late Spy magazine. As a columnist (for New York magazine) and a radio commentator, Kurt Andersen should react to the emotions described by gee whiz like a fox to a bunny wabbit.

Andersens previous novel  Turn of the Century (1999)  is, like Heyday, lengthy and episodic, but it owes its flensing spirit to the examples of Tom Wolfes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and The Way We Live Now, by Anthony Trollope It keeps a sharp eye focused on hypocrisy, self-interest, preening, sharp practice and overreaching.

Heyday, by contrast, cries huzzh for over-the-top ambition. It’s a band-concert of a novel, a parade in honor of overreaching. Set in 1848 — that hugely eventful year in Europe, the pre-Civil War United States, Mexico and the California gold fields — it never quits exclaiming, Gosh! How about that! Who’d a thunk it? It’s a mighty busy and messy story, jumping among the urban settings of Gotham, Paris, London, Chicago and San Francisco; evil is afoot and brutality the quotidian, but “Heyday” is also a sweet book, with a tropism toward redemption and happy endings.

The protagonist, connected to every subordinate character by sometimes flimsy networks of chance, is Benjamin Knowles, younger son of a newly rich Lancashire mill owner and entrepreneur. During his visit to a friend in Paris during the 1848 uprising that brought down the July Monarchy, the friend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killed, and Benjamin is inadvertently an accomplice to the death of a militiaman. A principal weapon used during the mortal mayhem is the beak of a stuffed penguin, which suggests why at least one advance review of “Heyday” has described the novel as a “parody” of Victorian melodrama.

It is in fact an homage to Dickens, Dumas and Hugo, reviving as a central plot device the relentless quest of Inspector Javert, in “Les Miserables,” for the hide of Jean Valjean. Benjamin is hunted throughout “Heyday” by the elder brother of the slain militiaman, Drumont, a Corsican rumored to be the bastard son of Napoleon by his prostitute mother. Prostitution — in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 provides a wealth of material and moral calculus for Andersen’s characters, the most successful of whom is Polly Lucking, a social-climbing nascent feminist, part-time unsuccessful actress and part-time wildly successful hooker in a New York brothel.

Benjamin, fleeing from Paris to England, and from England sailing to New York to seek adventure and fortune in the New World — looking for a “permanent place to live in a more suitably … American way. Whatever that meant” — meets Polly (unprofessionally) and falls in love. This brings him together with Polly’s brother, Duff, a survivor of the Mexican War suffering so acutely from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at he is not only a firefighter but a firebug, not only a sentimental idealist but a murderer. None of this, believe me, is played for laughs, although New York’s 19th-century brutality and coarseness approach comedy in their grotesqueness. (A noteworthy passage regards a fellow firefighter, Fatty Freeborn, a bully and rapist, who eats for dinner the sheep he has loved to death during the cocktail hour. Ameliorating this bestiality are two episodes detailing the attempted rescue of “imperiled pets” — a puppy bobbing downstream in one scene, a kitty trapped in a burning whorehouse in the other.)

Benjamin also falls in with Timothy Skaggs, friend to Duff and Polly, a Dartmouth dropout and black-sheep son of a New Hampshire mayor, an alcoholic daguerreotype photographer and journalist, a friend of Walt Whitman, who roams New York on the lookout for all that is novel and unexpected. This gives Andersen, seeing omnisciently through the eyes of his principal characters, opportunity to observe what’s astir, what has just been invented, what is in and what out. I was once asked by a grade-school kid whether toilet paper had been invented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in much the same spirit of wonder, Andersen — generally through Benjamin or Timothy Skaggs —is besotted with the products of research masking as observation. Thus, when Skaggs was a boy “friction matches did not exist. … Photography was a fantasy. There were no one-penny newspapers, no private shops selling meats and fruits, no baseball, and precious few theaters or foreigners.”

Andersen is so keen to observe the wonders of his world that his characters seem able to see as clearly at night as at noon, and if his novel’s back is broken by the weight of its minutiae, its flow dammed by the debris of its detail, there is something moving, a stirring spirit, in the energy of its amazement. Like her author, Polly Lucking is agog at what’s on display at a New York department store; “she did enjoy looking at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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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Hart Shelby

Gold, and the early days of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dominate the final third or so of “Heyday” (a terrific title, with its multiple exclamatory suggestions dominated by an exhortation). Polly and Benjamin, Duff and Timothy — leading a wagon train of trailing characters, including the avenging hound Drumont — find their misadventuresome ways to the golden rivers of Northern California. There the four cobble together a kind of commune, and pan laboriously for just enough precious grit and pebbles to keep them at it.

“Heyday” tries also to be a novel of ideas, gamely providing mouthpieces to test theories of political unrest, economy and evolution, free will versus security. Darwin walks on as a character, and Engels enjoys the enthusiasm of Benjamin. Manifest Destiny is deplored, the notion of the Noble Savage mocked and embraced. Again and again Duff specifies that “destruction and creation are the cycle of life.” Andersen declared in a recent interview that our “elective” invasion of Iraq was on his mind as he invoked our earlier war against Mexico, and that the “commune stuff” in his novel “reminded me of the late ’60s.”

But “Heyday” roars awake, unexpectedly, while Polly and Benjamin drudge wordlessly together on the river, panning “with their labor of 20 minutes” a “decent week’s wage” back in the world. “There were still fortunes to be made in California. But now luck had become occasional and scarce, like luck in most places at most times.” Now their output, pretty impressive despite the absurdly inflated cost of living, was in decline. “Yet Ben had Polly, thank heavens. Hadn’t he? She was all that he required. Wasn’t she?”

In the end, the answer to both questions will be yes, in thunder. The dead shall be raised, the evildoers vanquished. But those questions will resonate, to Andersen’s credit.

Geoffrey Wolff, a novelist and biographer, is the Berthold Leibinger fellow at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Berlin.

Annals of Poetry

Annals of Poetry

Published: March 11, 2007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like the history of America itself, is a story of ingenuity, sacrifice, hard work and sticking it to people when they least expect it. Whether it’s Ezra Pound dismissing his benefactor Amy Lowell as a “hippopoetess” or Yvor Winters accusing his friend Hart Crane of possessing flaws akin to a “public catastrophe,” you can count on the occasional bushwhacking in the land of what Horace called “the touchy tribe.”

The most recent such assault — and the most surprising in years — took the form of a 6,500-word article in The New Yorker last month by the poet Dana Goodyear, who is also a New Yorker editor. Goodyear’s subject was the Chicago-based Poetry Foundation, which received an unexpected (to put it mildly) bequest of roughly $200 million from Ruth Lilly in 2001.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oetry Foundation’s president, John Barr, but Goodyear also takes on Poetry magazine, its founder Harriet Monroe, the Poetry Foundation Web site, legal proceedings relating to Lilly’s bequest, Ruth Lilly herself, the various objects collected by Ruth Lilly’s father (toy soldiers, gold coins), the price of real estate in Chicago and the stuff rich people wear at parties (a “crisp white shirt” or “coral lipstick,” apparently). It is a very long article.

It is also a slick production whose craftsmanship any critic would respect. Goodyear wants to portray the Poetry Foundation as a culturally conservative, slightly tacky enterprise led by a dilettantish, ex-Wall Street fat cat — “what people these days call a ‘businessman-poet’ ” — who’s itching to sell poems the way Frito-Lay sells Cool Ranch Doritos (and no, not by making them deeeeeelicious). So she fills her piece with references to advertising, buying and selling, and ostentatious wealth — John Barr has “a 25-acre estate in Greenwich,” the charity’s Web site has a budget of “more than a million dollars.” And she quotes many poets making critical remarks about Those People and All That Money (the poet J. D. McClatchy says the Foundation has an “aura of mediocrity”). Many readers might figure that Goodyear has done a fine thing by exposing this bunch of crisp-white-shirt-wearing yahoos.

The instinct wouldn’t necessarily be misplaced. After all, the Poetry Foundation does have big money, and some of Barr’s observations (regarding, say, the alleged careerism in M.F.A. programs) deserve a thoughtful response. But that response already has been made — for months now — on blogs, in print and in the letters section of Poetry magazine itself. (In the interest of disclosure, I’ve reviewed for Poetry.) As a result, Goodyear’s article has a strangely punitive cast — for example, only one poet, Billy Collins, is quoted saying anything remotely positive about the Poetry Foundation’s many enterprises. That’s funny, since those enterprises are hardly uniform. Indeed, many of the article’s critical voices have appeared in Poetry themselves (McLatchy shows up in the February issue); these writers presumably are making judgments about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foundation, not wholesale denunciations. Yet Goodyear doesn’t clarify. On the contrary, she leaves things blurry — at best. In an especially confusing decision, she includes a cutting remark by the writer Joel Brouwer about the marketing of poetry, and claims the comment was “an obvious … reference” to the Poetry Foundation. But Brouwer, as he confirmed by e-mail, wasn’t talking about the foundation at all. Which makes sense, of course, since Brouwer is a regular contributor to Poetry, a detail Goodyear’s readers wouldn’t know.

Similarly, the article treats a range of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anxieties as if they were a unified critique. Goodyear quotes “the director of a nonprofit literary group” complaining that the foundation is trying to “take credit for things that are already going on.” By this, the director means that the foundation’s efforts to popularize poetry are only continuing a process begun by the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 (responsible for National Poetry Month) and the Poetry Society of America (responsible for poems on the subway). It’s a reasonable point. But then Goodyear shifts to a series of comments from poets who are upset about the very popularizing the director is describing. In combination, the criticisms become incoherent. You can complain the foundation is late to the party, or you can argue that the party itself is a mistake — but you can’t do both at the same time.

More than anything, though, it’s curious that in an article that purports to deal with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etry, Goodyear says nothing about actual poems. But maybe that’s to be expected — after all, about a decade ago, The New Yorker essentially stopped covering contemporary poetry. Granted, you’ll see the occasional collection in the magazine’s Briefly Noted section, but you’d have to go back to the mid-’90s to find a full-scale review of a poet under the age of 70. And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magazine has limited its review coverage to poets who are, so to speak, dead — with one exception, Richard Wilbur, whose “Collected Poems” the magazine assessed in 2004. Wilbur is 86.

Indeed, The New Yorker now treats poetry almost exactly as Goodyear suggests the Poetry Foundation does — as a brand-enhancing commodity. Rather than actual discussions of poetry as an art, The New Yorker offers “profiles” of poets, which are distinguishable from profiles of, say, United States senators only in that the poets’ stories potentially include more references to bongs. That’s not to knock the authors of those profiles — often they’re a pleasure to read. They jus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etry.

And then there’s the question of the poems the magazine chooses to run. Granted, picking poems for a national publication is nearly impossible, and The New Yorker’s poetry editor, Alice Quinn, probably does it as well as anyone could. (Quinn is also liked personally, and rightly so, by many poets.) But there are two ways in which The New Yorker’s poem selection indicates the tension between reinforcing the “literariness” of the magazine’s brand and actually saying something interesting about poetry. First, The New Yorker tends to run bad poems by excellent poets. This occurs in part because the magazine has to take Big Names, but many Big Names don’t work in ways that are palatable to The New Yorker’s vast audience (in addition, many well-known poets don’t write what’s known in the poetry world as “the New Yorker poem” — basically an epiphany-centered lyric heavy on words like “water” and “light”). As a result, you get fine writers trying on a style that doesn’t suit them. The Irish poet Michael Longley writes powerful, earthy yet cerebral lines, but you wouldn’t know it from his New Yorker poem “For My Grandson”: “Did you hear the wind in the fluffy chimney?” Yes, the fluffy chimney.

The second issue with The New Yorker’s poem selection is trickier. This is what you might call the home job: the magazines widely noted fondness for the work of its own staffers and social associates. The most notorious examples were the three poems The New Yorker published by the Manhattan doyenne Brooke Astor in 1996-7 (one more than Robert Creeley managed in his whole life). Some representative lines: I learned to take the good and bad / And smile whenever I felt sad. Even more questionable, however, is the magazines preference for its own junior employees. In 2002, for instance, the poet who appeared most frequently in the magazine was the assistant to David Remnick, the editor  that assistants name, coincidentally, was Dana Goodyear. In fact, since 2000, Goodyear (who is 30) has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er more than Czeslaw Milosz, Jorie Graham, Derek Walcott, Wislawa Szymborska, Kay Ryan and every living American poet laureate except for W. S. Merwin. Shes already equaled Sylvia Plaths total.

The problem with behavior like this is not that it violates some sacred duty of fairness (The New Yorker is a business, not a charity for whiny poets). The problem, to borrow a quotation from Goodyears article, is that this kind of thing signals a lack of ambition and seriousness that may ultimately be fatal. Poets may get frustrated with the Poetry Foundation; they may complain; they may disagree with certain projects. But the Poetry Foundation, however misguided or impolitic, hasnt given up on poetry. The question is: Has The New Yor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