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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雪尔克（Kurt Schork 1947-2000）是美国的一位报道战地新闻的记者，他于2000年为路透社在非洲狮子山进行战地采访时，遭到军事袭击，以身殉职。为了纪念雪尔克，并奖励特别有勇气的新闻记者, 库尔特×雪尔克纪念基金会很快成立， 并且开始运作。库尔特×雪尔克纪念奖从2002年开始，每年两个名额，分别将5000美元颁发给在报道国际重大事件的自由业记者（Freelance News Reporter）或是发展中国家的记者(Local Reporter)，他们在从事新闻报道时，表现了特殊勇气。

 

这些报道可以焦距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针对有关社会冲突、人权问题、边界争议等多元的问题。评审委员会由5名国际裁判组成，评审的标准是该报道的写作具有符合国际新闻专业的高水准，必须能证明该报道的背景调查难度大，作者承担了一定风险，表现了勇气和诚信。

这个奖项是由雪尔克纪念基金会和路透社共同赞助，由伦敦的战争与和平报道研究所负责主持。

 

申请期限：2007年6月15日截止。

如何申请：申请人可以用电子邮件寄送或邮递方式寄送，若采邮递方式，每份资料必须寄6份。请将下列资料准备好：

1． 填好的申请表格， 自由业记者可在此下载：

http://iwpr.net/docs/KS2006_freelance_entry_form.pdf；

本地记者可在此下载表格：http://iwpr.net/docs/KS2006_local_entry_form.pdf

2．文章的原文（3篇为限），加上英文翻译。文章必须是2006年3月1日至2007年4月30日之间发表的。

3．本人简历，其中包括受教育和受记者专业训练的时间。

4．关于所提交文章的写作背景。

5．刊登这几篇文章的报纸或杂志的编辑，以报社正式信纸写的有亲笔签字证明，支持该名记者提名参选雪尔克纪念奖，以及确认该记者在报社发表过文章。

6．申请人照片一张（不接受复印）。

 

寄到何处：可以电子邮递或一般邮寄方式

[email protected]

The Kurt Schork Award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c/o Alan Davis

Institute for War& Peace Reporting

48 Grays Inn Road

London WC 1X 8LT

UK

 

*这个奖项2002年颁发给大陆财经杂志的一位女性记者（Huawei Ling）, 她报道了中国的金融问题。2004年5位财经杂志的记者群因报道SARS再度问鼎该奖。欲申请者，请参考该奖的网页，了解更多的获奖者的背景和原因。http://www.ksmfund.org/submission.html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权益秘书廖天琪3/3/2007D¤Qù

 

每到三月，都是中共的”敏感月”，似乎在整个中国的空气中，都飘浮着永远赶不尽的”党和政府的麻烦”。于是，那些疲于奔命的警察们，不怕麻烦地去收拾一些潜在的麻烦；那些宣传、出版、新闻和网络管理部门的公开和秘密警察们，也在不怕麻烦地去收拾一些看到的和看不到的麻烦；那些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官员们似乎也坐卧不安，似乎党内、国家内、政府内、人大政协内也有一些潜在的麻烦，整个中国似乎都被看到的和看不到的麻烦包围着——似乎中国麻烦大了。

敏感人士的门口站岗，行动被掌控，次敏感人士的电话被监听，就连一般的维权者也开始觉得空气里有不安的气氛，到底是他们给国家惹了麻烦，还是政府官员和警察们借国家安全的名义给维权者添了麻烦……一个国家，有点不同声音不是挺正常的嘛，一点声音都不让发，或许积累下去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而是国家和民众的灾难了。

国家有点麻烦很好，只是国家不能靠警察和各种监控者来试图消灭麻烦，如果他们试图去消灭麻烦，只能说麻烦越来越多，而不是减少麻烦。

怎么减少麻烦呢？就是让维权者自己通过法律维权，让法律自己为广大民众做主，让政府的首长受到选票的监督，让人民的嘴巴自由表达……可是，我们目前的中国这些正常的行动，都成了执政党的麻烦，正常的反而不正常了，不麻烦的反而成为麻烦了，所以这个国家都在时刻为了防止麻烦，就不断制造一些麻烦，他们在麻烦中构建”和谐社会”，在麻烦中走向”稳定”，在麻烦中麻醉民众，愚弄视听，禁书禁言禁网络，似乎在寻找永远的不麻烦……

由于党不喜欢人民，所以就日夜担心人民会制造麻烦，可是他们自己制造的麻烦，却他们非常喜欢——专制、一言堂、建立既得利益集团……

不过，中共最不喜欢的麻烦就是自由表达，防火防盗更防记者……最近几天，一年一度的”两会”又要在北京开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在北京扎堆了，包括记者也去了很多，但多数都是受宣传部控制的党报、党台、党网、党刊的记者——个别是不受宣传部控制的外国记者。党的新华社2月27日报道，3月5和和3月3日开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其新闻中心已正式启动，中心工作人员开始接待和安排中外记者采访会议。目前已有近2000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两会。每次两会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党的记者们都会问党喜欢的问题，不能有任何涉及麻烦地问题，就连中央电视台”作秀小王”王小丫也屁颠屁颠地表示要替老百姓关注”两会”，所谓替老百姓传递民生话题，可惜她只会拍党马屁的记者，怎么能够向党说实话，向人民说真话呢？我看到，真相只能被隐藏在内幕，或者被曝露的真相只能在外国的新闻媒体上传播。在党控制下的新闻单位，连蒋彦永先生的名字都不能提，就连温家宝本人也没有公开提过蒋彦永、鲍彤、丁子霖、高耀杰等名流的名字，更别提”六四”了。

曾经作为中央级新闻单位记者的我，本来有一次参加”两会”采访的机会，当时我也想借此可以见到一些人大代表，征求一下他们对中国是否应该加快新闻立法进程——保护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可惜像我这样关心国家民主民生并提出了一部《新闻法》建议草案的人却被阻止参加”两会”采访，原因是什么呢？
那是2005年1月底，采访”两会”的记者正在报名，按照我所在的《中国海洋报》这样的中央级行业报，只能有两名采访”两会”的记者名额，一名跑人大、一名跑政协，平均分配。当时报社负责人和新闻部内定由当时的报社新闻部副主任兼浙江记者站站长的我参加，我也正在准备，准备春节已过就进入状态。

可是，当时正赶上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刚刚去世，我和北京的朋友准备去悼念，我先后去了两次赵家所在的北京灯市口富强胡同，只有一次得以进入赵府向紫阳先生三鞠躬。后来  ，我也和北京的朋友商议好，准备到八宝山向紫阳先生的遗体告别。由于像紫阳先生遗体告别，是国家敏感人物的敏感大事，他本人又是党的麻烦人物，所以不能让人随便去，政府生怕出乱子，所以去悼念的人，还需要登记身份证，获准后才能进去。于是我们分别报名，但获得准许的人很少，以至于当天等候在八宝山门外有作家、记者和外国记者、上访维权人士等等不能进去，当然还有更多的警察把守。很幸运，我终于得以进去，虽然我当时还是在职的中央级新闻单位的记者，拿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但遗憾的是到里面不准拍照，甚至私下讲话、交流都很少，我只是进去向紫阳先生三鞠躬，并与赵家后人男女老少一一握手后就匆匆出来了，然后就通过网络把当天的见闻作为新闻报道发到了有关媒体，当然也就暴露了自己的官方中国海洋报记者身份。随后，中国海洋报社取消了我2005年3月采访”两会”的资格，使我失去直接接触两会代表、委员并对话的机会。有一次，中国海洋报某负责人偶尔在电话中向我透露，正是有关部门背后”秘密下令”，我就被取消了前面已定好的”两会”采访。至今，我也不知道具体是谁下的令，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还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是那些公开或秘密的国安、国保警察？

敏感时期，想说话的人不能说话，只能暂时沉默，或者改而一味说好。至于一些”乱说话”的人，则是给予打击：你还敢乱说话吗？

2007年2月12日、2月13日，《中国青年报》连续刊登专稿剖析山东的”李海明事件”，正好见证了说真话、说实话、批评政府的言论不受权力部门欢迎，并给予打击报复的恶劣事件。山东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一名工作18年的职工李海明，在他38岁这年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2006年10月以来，他不仅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7天，而且被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开除了党籍。原本是正科级干部的他，被撤销了行政职务和级别，调配到一个下属单位当门卫。工资则从每月2000多元降到了275元。导致这个后果是只是他在网上发表那几篇文章，就是发表言论惹的祸。第一篇网络文章是他在2005年12月16日用”17951″的网名发表的真实言论：”太多的形式主义，填那些谁也不信的ABC卡，浪费了多少纸张和精力，统一服装有那个必要吗？……’仓廪实而知礼节’，多给工人发些工资，工人自然拥护你，工人自信心强了，集体荣誉感提高了，不是比做什么都能提高企业形象吗？中国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把工人与干部的工资距离拉得那么大合适吗？””不要害怕与群众接触，群众才是支撑集团公司这座大厦的基石，人为地拉那么远的距离有什么意义？准军事化管理有必要吗？敬礼，报告，把个矿区搞得不伦不类……”文章中不乏这样尖锐但有力的语句，如”……拉大旗做虎皮，欺上瞒下，助纣为虐，营私舞弊，腐化堕落，为非作歹，无法无天，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怎么能让工人心平气顺？”

于是，面对这些尖锐的真实言论，原本藏在网络后的警察公开出现了，于是公安机关这样认定，李的文章是对枣矿集团公司主要领导”歪曲事实进行诽谤”。其实，李的四篇网络文章，虽有大量尖锐、不当的言辞，但主旨是对单位一些现象的批评。何况他没有侮辱、诽谤的主观故意。作为掌权者和公安警察，是否还应多一些包容。一人受打击，于是更多人闭嘴，枣矿集团公司的一名员工这样说：”以后真不敢乱说话了，怕连累父母妻儿。”恐怕整个枣庄地区的人，也都害怕这样的禁言，他们最怕警察乱抓人，因为警察监控言论、仅仅因言抓人并不鲜见。

再看四川大竹，莱仕德酒店女员工杨代莉突然死亡引发上万人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官方迟迟不公开真相，公安机关也没有加速破案，导致当地民众民怨沸腾，传言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又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其间，四川省委书记正由张学忠换成杜青林省长，四川省长正由张中伟换成蒋巨峰，当官的忙着当官，自然没有人顾百姓了。于是，一当地人张某担心真相被掩盖  ，虽然是在不明杨代莉死亡真相（最后的真相目前尚不得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就从1月15日开始，在网络上称自己是”莱仕德”酒店的一名员工，知道杨代莉死亡的真实情况，凭空捏造”杨代莉是被3个高官在酒中下药后轮奸致死的”等内容，在互联网上向外广为发布，并跟帖下载有关此事件的帖子。这些举动被四川官方认定为是”伺机不断增添捏造内容，恶意炒作，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聚众滋事，扰乱社会秩序”。1月26日，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走，刑事拘留。张男，24岁，大学文化，原籍大竹，户籍广东省珠海市格力有限公司，现为大竹县海氏数码门市业主。

大竹事件，正是一个关于”16岁少女被轮奸致死”的传言迟迟没得到有关部门的澄清，才导致公众的情绪走向失控，一家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所长私下经营的四星级酒店被人为的一场大火烧得面目全非。起先的导火索就是一桩刑事案件得不到政府和警方的重视引发的：2006年12月30日早上5点多，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二郎乡罗家村民杨万国接到莱仕德酒店紧急电话后赶到大竹县医院，看到的是16岁女儿的尸体。11月份，杨刚到该酒店试工，12月1日起正式做迎宾小姐，12月30日凌晨二时许突然躺在地上昏迷不醒随后送往医院，凌晨4时许，杨代莉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民间对杨代莉死因的传言风行全城，包括”杨代莉是被3个高官在酒中下药后轮奸致死的”，大致内容是:三位省里的高官，也是酒店老板的朋友，强求杨代莉陪酒，而后对其轮奸并进行野蛮摧残。还有这样的描述:杨死亡时几颗牙齿掉落，脖子上有乌黑的掐握痕迹，下阴被弄烂。警方欲以杨系醉酒而死结案。

1月17日下午，莱仕德门前已经聚集了2000多人。到了1月31日，大竹警方才解释是在场的调酒师刘持坤有强奸嫌疑，由于鉴定要对组织进行培养，需要一定时间，所以迟迟没有给杨家人一个答复。警方还进一步解释，刘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强奸了杨代莉，但其的血样与杨代莉体内精液进行DNA比照后，据说他不再辩解。警方相关人士强调，法医在杨体内只发现了来自一个人的精液。可是，后来网上又出现了刘”顶包”的说法，并说他被打得头破血流、双腿折断才招供的。1月24日，刘持坤被批捕。当地媒体的记者见到了他，他头面部并没有伤，双腿也能自由走动。由于大竹县竹阳镇西区派出所所长徐达祥私人经营的宾馆被大火烧掉，警方宣布在此次事件中已刑事拘留9人，治安行政处罚8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6人。

当时的大竹县，县委书记是草菅人命的王伟，在网上有关于王伟的一个指责是，他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说”杨代莉死是屁大点的事”，这是典型的草菅人命的官僚作风，十分粗暴。对此，大竹有官员事后辩解王没有说过这话，又有官员称他当时是在指责公安局连”杨代莉死屁大点的事”都没有处理好。大竹县公安局局长是赖劲松，因在”1•17事件”中工作失职也被停职。后来，杨代莉的突然死亡原因也被官方确定为”慢性胰腺炎伴急性出血坏死”。但当地民众也有不相信的，对此大竹县一退休干部分析说，这次事件实际体现了群众长期郁积于心的情绪，贫富差距、社会分配不公、权钱交易、官员腐败，在杨代莉死亡事件上，这些情绪找到了发泄口。一大竹居民也对此事的发生评价为政府处置不当，”如果早点破案，早给杨代莉家人一个结果，莱仕德酒店也不会被烧损失几千万。”个别官员对老百姓的利益还是不放在心上，出了事才亡羊补牢。比如杨家人后来得到了35万元的”赔偿金”。对于外界”莱仕德支付15万，政府支付20万”的说法，却没有公开，为什么一个刑事案件，由政府那纳税人的血汗钱埋单，而不是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埋单，以及对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的严厉打击，不得而知。

2月1日，共产党的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七十二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文章称，在一些地方，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  ，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不能只满足暂时的平息，而是要着力做好群众工作，从根本上理顺群众的情绪；在维护治安秩序时，不能只依赖处罚使人服从，而要立足于使群众心悦诚服地遵守社会管理秩序，减少对立情绪。

这里不言自明，并不是民众自己愿意找麻烦，而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该公布的真相不公开，该打击的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不打击，政府一方面在制造麻烦，一方面又抱怨民众的”麻烦篓子”，所以这个国家就走不出永远的麻烦，所以这个国家的敏感时期就特别多，比如3月又”两会”，五月有工人阶级的”五一劳动节”，六月有”六四”，十月有”国庆”，年底有”十七大”，于是没完没了的敏感时期，没完没了的麻烦被制造出来，更多说真话的麻烦人物被监控……说真话一直被打击，此起彼伏，比如”为民请命”的记者高勤荣揭露山西运城耗资２亿多的欺上瞒下搞”形象工程”，后被腐败分子以法律的形式判为有期徒刑12年。但直到高勤荣入狱八年获释后，仍然拒绝认罪。当旧的冤案被揭露，新的冤案又在制造，海南一名因转发揭露官药勾结网文而被追究的网友张志坚，在被公安羁押了9个多月之后，被有关部门取保候审。

网络上，大多数人张志坚案认为海南警方动用刑事手段来对待网络言论明显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侵犯。张志坚被取保候审得益于其所转发网文的内容正被调查逐步印证，网文中所指企业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爆出系列问题，该公司的药品GMP证书也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即使张志坚所转发的反映官药勾结的帖子没有被证实，张志坚也应当享有批评官员的言论自由。类似的还有重庆”彭水诗案”，原被指控为诽谤原县委书记、现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蓝庆华为”华仔”的当地干部秦中飞，在其短信中讽刺当地领导被公安抓走，险些被判刑。由于全国媒体对当地警方以诽谤罪对秦中飞刑事追究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声讨，后来秦中飞得到无罪释放，并获得公安给予的国家赔偿。

按照中国宪法第41条和35条的规定，公民有批评政府官员的权利，而政府官员行使的是公共权力，这种关系到公共利益的权力最应当受到民众的无所不在的监督和批评，公民享有批评建议的权利，公民批评即使有不妥，官员也应当忍受，以及还应该给予公开解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公开称：”安全监察系统要虚心接受媒体和全社会的监督。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要求它每句话都说得对。”公民更不是中纪委、审计署，连媒体都不是，但他有宪法权利，不用就等于弃权，若是政府官员对公民的尖锐批评动用刑事手段，那么这样的做法就是法西斯做法，根本就为现代民主所不容。

值得关注的是，2007年1月17日，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据称该条例能够促使政府对民众公开更多”内部文件”，但我看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条例依然是”千呼万唤难出来”。最近，我还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的网站上看到，对广大浙江渔民耕海牧渔的权益有所帮助的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发[2006]61号文件《关于做好浅海滩涂使用权证处理工作的通知》，却一直没有在政府网络上公开，甚至另外一个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钱江、杭州湾与大海的江海划界的文件，居然一直以”秘密”形式下发，这样岂不是愚民统治吗？事实上，政府若能够有效实现信息公开、行政透明，将比任何一个单项改革措施都更具实质性效果。但是，一直以来被愚弄的广大民众，并不指望一部行政法规的出台就能彻底建立起一个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但制度的公开通道一经开启，发展的趋势即已不可逆转，将来有一天一党专制结束后，对外完全开放将成为对内完全开放，人民政府将意味着成为真正由人民言论和选票批评与监督的法治政府。

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是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如果说真话都要付出人身自由的代价，那么正说明现在这个时代仍然处在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遇害的时代，是一个不能进步的倒退时代。胡锦涛一方面说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社会上处处有因为说真话而被打击的案例不断涌现，这能算是一个和谐社会吗？难道我们只能像以往盼青天大老爷一样，盼政府官员们赐给我们言说的自由吗？

时代不同了，成万上亿的民众已经觉醒了，不再沉默而麻木地忍受专政下的不公待遇、官僚腐败了，人民要利用现有的司法制度捍卫自己的神圣人权、物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私有土地权等等，改变现状。虽然努力的人们面临着重重困难，但由于民主和人权的信念传播给了更多的中国普通人，中国人就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组党自由、游行和示威自由，以及告别共产专制，以法治国、接受多党文化、拥抱新的民主、文明的自由，最后建设出一个真正有自由、有民主、有法治、有宪政的新中国——不再有那么多的敏感月、敏感年，不再有那么多的麻烦人物、那么多的黑名单、那么多的非法监控。

首发民主中国

 

在读到《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这本书之前，我在一个朋友的博客上看到了封面，“我反对”这三个黑红交加的大字如此醒目，让人禁不住怦然心动，更让人血脉贲张。

如果不是二○○七年初发生的“禁书”事件，《我反对》这本书也许将和许许多多的书一样被淹没茫茫书海当中。“禁书令”无疑是力度最大、无远弗届的广告。一夜之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乃至国际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了几本被王朝遴选出来格杀勿论的书籍。

假戏真做的人大代表

说出“我反对”的这个人大代表是早已名闻国内外的姚立法。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八年，在漫长的十多年间，他锲而不舍，单枪匹马四次参选人大代表，终於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为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其中的艰辛曲折痛苦可想而知。他创下了好几个“第一”，如果不算一九八○年在高校举行的昙花一现的那次区级人大代表竞选试验，他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民间独立候选人，第一个自动向选民述职的人大代表，第一个申请停薪留职做专职代表的人大代表……。他在人大会场不断地重覆发出“我反对”的声音，一次又一次投出神圣的反对票，和那些一边倒的支持票形成巨大反差。他在任职的五年间，提出了一八七个建议案，佔当地人大全部建议案的三分之一，平均每星期就要提一个建议案，几乎触及当地所有权力部门的问题，包括政府拖欠教师工资、乡镇干部逼死农民、非法拘禁农民、司法判决不公、城管野蛮执法、形象工程劳民伤财、非法撤换民选村长、挪卡社会保障金和灾害捐款等。他的建议案都经过实地调查，以事实为依据，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他的存在让当地权势者恨得牙痒痒的，无不想去之而后快。由此显示出一个普通的基层人大代表能量之大。这五年，他的经历惊心动魄，也因此感动了中国和世界，成为许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共现存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是假的，从代表候选人的产生、选举过程到开会、通过议案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黑箱作业、严格控制的，非官方选择的独立候选人几乎没多少机会胜出，即使有偶然性，进了那个黑压压一片的会场也不会有所作为。姚立法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长期扳结的格局，他的最大意义就在於他假戏真做，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人大代表，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这个角色的权利说话行事。在层出不穷的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面前，他不断地说出“我反对”。哪怕知道无效，他也要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人大代表的真实意愿。这一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就像在一汪死水中投了一块微不足道的小石子，注定要漾起波澜，甚至产生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

普通人公民意识的觉醒

姚立法的五年任期转瞬即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权势力量动用一切卑鄙手段，一切见不得阳光的伎俩，乃至置明目张胆的违法而不顾，阻止他的连任，他的落选是没有悬念的。令权势者想不到的是，他们成功地将姚立法挡在了新一届人大会的门外，然而种子已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播下了。这位“姚代表”依然受到老百姓的无比信赖，成为民间社会的精神领袖，哪怕没有了人大代表的身份，他以公民身份一样可以服务社会。就在那一年（二○○三年），在偏处一隅的潜江市，竟然有四十一个普通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他们中有农民、退休教师、下岗工人、村干部，有残疾人，还有收破烂为生的农民，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年过七十。选举结果自然在意料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落选。其实，这一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他们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具有难以想像的巨大意义。在和他们血脉相连的大地上，一旦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同他们一样确认自己的公民身份，依照本来只是用来欺世的宪法、法律、法规所赋予他们的权利，站直了做人，不怕失败，不畏强权，那么，这块铁板焊接的土地也迟早会长出诱人的新绿来，在千年的铁专制上开出美丽的奇葩。

现存制度的异质因子

当姚立法一个人喊出“我反对”，异质的因子就在现存的制度框架内出现，变化由此开始，即使99%的支持声浪也吞没不了他一个人的反对声。他给中国做了一次经典性的示范，给今天留下了无数值得深思的线索，给历史留下了一份有份量、有启发的案卷。作为来自民间的独立候选人，在他之后，在全国各地，农民、工人、教师、业主当中都有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人大代表。在人大会场里，从北京到各省、市、县，都已经出现“我反对”的声音。尽管大大小小的权势利益集团无时无地不在压制、打击、封杀这样的声音，尽管现有体制框架对於公民参政的限制如此严苛、不可理喻，姚立法他们的实践本身仍然顽强地证明，历史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攥在那些冥顽不训的权贵手中。

“我反对”间接推动制度变革

如果权势力量继续要堵死普通公民自发参选人大代表这条路，终有一天将付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沉重代价。如果姚立法们利用制度空间所作的全部实践努力都无效，那么现存制度也就走到了尽头，有识、有志、有良心的人们将选择另外的方式表达“我反对”，这将意味着什么，乃是不言而喻的。毕竟出现在会场内“我反对”的声音，比广场上群情激愤的“我们反对”更具有理性、可操作性。

宪政的成功靠的是不断的累积，个案实例的累积，制度化的演进，积少成多的演进，积少胜为大胜，逐步渐进，它和暴动起义、宫廷政变所标志的以暴易暴、一夜突变的不一样处，就在於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起步，更多地立足於现实可行性和人的理性能力，不怕体制的局限性，有一点阳光就能灿烂，不问成败，只问努力，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从晚清的谘议局、资政院开端，我们本来也有可能迈向真的宪政。从现有的人大制度出发，我们也并非一定不能抵达宪政的彼岸。打破一切、炉灶重起的代价，远大於对现有制度框架进行改造，嫁接出一个新制度。这一选择虽然不过瘾、不合乎推倒一切的革命宏图大愿，但相比之下代价小、成本轻，是值得尝试的一条重要路径。

姚立法，一个普通公民因此而成为过渡时代的一个符号。他来自民间，根在民间，他的政治实践表明，事在人为，即使在极为有限的参政空间内，一个草根平民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他的努力间接在推动着制度的变革。

首发争鸣杂志

 

“6.4”屠杀已过去17年多了，有论者往往为青年学生和中国人民惋惜，认为虽然学生们是出于好心，却在策略上犯了许多错误，给专制政权提供了镇压的借口，不仅导致了北京上千无辜学生和市民的被杀，也断送了1980年以来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大好局面。

学生们是否在策略上犯了错误，或可讨论，但如今我认为，“6.4”

屠杀的发生，有其更深层的原因，即使开枪是一种临时性举措，堪称一着臭棋，但要把广大知识分子打下去、要给人民脸色看的念头，那是和当年“反右”运动一样，是中共早就策划好了的、是蓄谋已久的。

据说中共已解密的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中，有毛泽东的报告称：“我们即将打败蒋介石集团，我们革命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我们现在的‘盟友’──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意）

在中共夺取国家政权后的七年多时间里，其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和“国家工业化”等一系列运动中的严重失误，以及中共各级干部的官僚作风、强迫命令、瞎指挥、高指标、弄虚作假、欺压群众等等劣行，无不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到了1957年，社会各阶层积累的不满情绪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毛泽东为首的专制统治集团是看到了当时的形势的，但他们是听不进丝毫一点批评意见、也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因此他们不仅不把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善意批评当作对他们的帮助，反而认为这危及了他们统治，决心要狠狠地给广大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个“教训”──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正是有了这样的预设和对局势的判断，才会有1957年的所谓“阳谋”──先“引蛇出洞”再“一鼓而歼之”的惨烈的“反右”运动。

同样，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之后，人民的不满也一直在积蓄着，以1976年“4.5”运动为发端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党内、外的思想文化界空前活跃，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认识能力。所谓“信仰危机”，实质上是人们对持续几十年的欺骗宣传的厌弃。他们开始对数千年来换汤不换药的专制独裁统治产生怀疑。凡此种种都使中共统治集团倍觉惊恐。而一直延宕到1989年初的国家政治改革的停滞和两次“清理精神污染”活动以及持续不断的对民间自由思想的镇压（如取缔大字报、“西单民主墙”、《今天》杂志及对魏京生的逮捕和枉判），只不过是促使矛盾激化的一些举措。这样，一方面是作为时代先锋的青年学生，在1987年学运被打下去之后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情绪表达；另一方面，以邓小平为首的专制统治集团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情绪，早就谋划着要给广大青年学生、给党内要求政治改革的民主派和全国人民一个脸色看。

正好，胡耀邦的去世，给双方都提供了机会。

对于后者，我目前由于材料获得的困难，尚不能提供更具体更直接的证据。但我可以提供一个间接的证据。

大约是1989年5月初，“6.4”学生运动正在高潮时，我所在单位忽然向全体干部传达了一个“讲话”，即前不久所谓的“八老”在邓小平家开会时的某一次谈话。这个“讲话”，由于时隔多年，其全部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仍然难忘的是这样一个主要的意思：“我们还能再退吗？不能，绝不能！再退，我们的身家性命就保不住了！”此后多年，我一直是从“这帮老家伙还是把个人的身家性命看得比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要高啊！”的角度去看这个“讲话”的。

但于今一想，不对了！这个“讲话”很蹊跷，传达的也很蹊跷。它不是一个中央文件，却俨然以中央文件的架势向全国各级干部传达，这是一；当时“八老”为了扑灭学生运动，没少在邓小平家密谋，为什么那么多次“讲话”都不传达，偏偏这次“讲话”要如此大张旗鼓地传达呢？这是二。

我想，这是在为下一步的镇压制造口实！

什么“再退我们的身家性命就不保了”？仔细琢磨一下，明显是一个误判嘛！且不说学生并没有提出让共产党下台的诉求，当时的局势是学运虽然有上百万市民参与，但学生们怕当局抓住把柄，是不大情愿与之合作的；而全国的工人（包括北京）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参加进来，全国农民由于无法了解真相还站在政府一边，专制统治集团掌握着全部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怎么可能让一个温和的、没有丝毫暴力倾向的学生运动“翻了天”？

所以，这个“误判”及其大张旗鼓的传达，都是有意而为之的。什么用意呢？为血腥镇压、为大开杀戒制造借口。包括当局早在胡耀邦去世仅11天时，就急于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就是意在激怒学生；而不肯因国内局势推迟戈尔巴乔夫的访问，也含有要给学生运动坐一个“阻碍国家正常国务活动”的罪名的目的。

所以，无论学生运动再怎么小心（不打碎一块玻璃、不搞跨行业串联，等等），专制统治集团是下了决心的，要“教训”一下全国人民的──“共产党是惹不得的，惹恼了可就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有学生运动也好，无学生运动也罢，共产党反正是要镇压的，借口还难找吗？这方面他们和希特勒一样都是高手，前有“国会纵火案”，后有1957年夏天的“阳谋”。

应当说，他们的目的暂时是达到了。君不见，“6.4”屠杀17年以来，颇有点儿“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包括一届届的大学生在内，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不关心”政治了，全民族“沉浸”在追逐物质利益的动物性本能中；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也从中获得“灵感”：在贪污腐败方面尽可以放手大干，完全不必顾忌人民群众的反对，只要别得罪上面就行。

不过，据说最近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课题研究报告也承认，前苏联的解体，并非由于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更不是因为某一篇文章或萨哈罗夫的思想的影响，完全是由于苏共自己多年的失误而又拒绝改正，终于大厦千尺，倾于一瞬，而当苏共垮台时，竟没有一个苏联公民出手援救，岂不哀哉？那么，当今中国的执政集团如果仍然不能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一味地只顾依仗不受制约的权力在社会财富中捞取最大份额，任由社会不公正的严重程度继续蔓延扩大，后果将是什么，难道还用多说吗？

（2007年2月23日）

民主论坛

 

在中共前任领导人邓小平的圈点下，昔日穷困潦倒的广东省因为有了几大经济特区而一举跃升为中国的经济强省。广东的发展让人们感受到了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身处深圳、珠海等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民众更是对邓小平感恩戴德不已。然而，只重经济而拒绝政治的改革注定要创造出一个畸形的社会，在权力被官员彻底垄断的今天，空前的贫富悬殊状况背后孕育着中国民众难以估量的怨恨和血泪。

随着毕业于北韩金日成综合大学的高才生张德江的主政广东，广东便开始了灾难性历史的新纪元。从2003年的隐瞒SARS疫情和孙志刚被殴打致死到2005年的太石村事件和汕尾东洲血案，张德江领导下的广东当局可谓是无法无天、罪行累累。因为这一连串的惊天大案，原以经济繁荣、舆论开放而著称的广东已经彻底沦落为中国的首恶之区。张德江也因此广受海内外舆论的批评，据称，就连广东省内的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也曾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只是因为这位中共政坛悍匪高居政治局委员之职，其政治能量非同小可，故民怨再大也只能对他无可奈何。

常言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作为在当今世界最为邪恶和无赖的国家留学过的中共官员，张德江对金家王朝花样繁多的流氓治国手法可谓是学得融会贯通、用得游刃有余。即使胡温登台以后，一直都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作风，以及建构“和谐社会”的新主张，但有着浓厚江系人马色彩的张德江仍然倚仗江泽民的余威，在广东政坛和广东民众头上耀武扬威、我行我素。

《南方都市报》是南方报业集团属下的一家大型报刊，因为积极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和揭露官场的黑幕，所以在海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该报在2003年率先报道了广东地区的SARS疫情，并跟踪报道了孙志刚事件。中国的媒体在官方的操控下，其角色早已经不伦不类地由监督工具演变成了被监督的对象。《南方都市报》的大胆敢言和之前的几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开明不无关系，也许是因为报道风格的惯性，即使很多媒体人已经窥见了张德江痛恨自由舆论的本质，但出于良知和职业道德，他们仍然站在了舆论监督的风口浪尖，坚持行使自己的“第四种权力”。然而，不懂得唯张德江马首是瞻的《南方都市报》终究要迎来张德江的秋后算账，就这样，两位优秀的媒体工作者——该报总编辑程益中和副总编辑喻华峰便双双入狱，其中喻华峰被以经济罪名判以重刑，程益中则在海外舆论的压力下获释。

张德江等人并不以报复《南方都市报》为满足。非法征地已经成为引发中国社会警民冲突的罪魁祸首，2005年8月，因为土地被强制征用和出卖而难得合理补偿的广州番禺太石村村民开始酝酿了一场罢免村官的运动。罢免的结果令官方难以接受，因为原本被“钦定”的村干部全部被拉下马来。接受这种结果意味着既得利益的巨大流失，虽然村民的罢免行动完全合理合法，但却遭到全副武装的军警阻挠和镇压，就连为村民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维权人士郭飞雄和人大代表吕邦列也遭到了非法拘禁和野蛮殴打。在此事件中，所谓的“人民警察”和“人民子弟兵”在广东官方的豢养下，都彻底堕落为黑社会的打手。

太石村事件并非广东当局罪恶的终结，张德江治下的广东汕尾东洲村在2005年岁末，再次发生因为农民抗议强制征地而遭到军警血腥屠杀的东洲惨案，据报道，至少十几位无辜村民被枪杀。此事一时间在海外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各大媒体纷纷对广东当局的暴行表示强烈谴责，各路学者和作家对此事的谴责性评论更是不一而足，刘晓波、赵达功等中国著名作家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更是在第一时间发起了针对此事的签名活动，并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一致响应。至此，广东当局的黑社会化和流氓化形象已经彻底昭示于天下。

此后，广东当局不但不因自己的暴行而悔改，反而继续在无法无天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东洲村民的抗争和太石村事件一样，都难以幸免地被广东的官方媒体定性为有组织的非法行动，而且东洲村的部分维权代表还在事后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送进当局的深牢大狱。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东洲惨案之后的广东更是抗争不断，因此而出现的警民冲突也是接二连三、难有止境。

据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报道，就在前不久，广东潮州市龙湾村村官私卖土地资源和破坏生态导致了无数失地农民的集体维权。2007年2月4日，当地警察非法抓捕了维权代表，村民在往镇政府驻地要人时，遭到了黑社会势力的暴力袭击，上百人挨打、多人受伤，两名村民至今在医院抢救。虽然张德江在东洲惨案发生后，于2005年12月23日在广东省委九届八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发出了“三句狠话”：“今后，征地手续不齐全、不完备的项目，不能开工；没有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民主协商、达成协定的项目，不能开工；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里、各种补偿不到位的项目，不能开工”，但是，其治下的广东省仍然是中国境内因强制征地而导致警民冲突的高发区。

广东当局的黑社会化和流氓化并不仅仅表现在掠夺民脂民膏方面，对于生活在广东的异议人士，广东当局也是百般迫害和骚扰，自由作家刘水因为在媒体做记者和编辑期间大胆报道广东的社会黑幕而被几度关进劳教所，出狱后又被驱逐回乡，女作家李剑虹在广东打工期间也被强制驱逐出境，笔者本人也有类似遭遇。张德江所领导下的广东执法部门已经彻底沦为执法犯法的先锋，和黑社会并无两样。毫无疑问，有着“广东王”之称的张德江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广东黑社会老大。

十七大虽然尚未召开，但北京城内已经是传闻不断，传闻内容主要是十七大的人事安排。在陈良宇落马之后，中国民众纷纷为胡温的这一重大举措拍手称快，并期望能够进一步将其他江系人马绳之以法。张德江作为广东官场的一把手，其下的老百姓可谓是暗无天日、怨声载道，就连前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也因“南都案”而对张德江大为不满。张德江在广东近年来的表现明显和胡温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理念背道而驰。不论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还是从民意的角度讲，张德江都应该告别政坛，相信十七大时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会发生巨大变化，张德江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2007年3月2日

首发《议报》第292期

 

少年时代，我听我们老家綦姓族人中的一位大英雄讲过一个“微笑的刺刀”的故事。说是：当年有个汉奸特别爱杀人，那劲头比日本鬼子还厉害；他杀人时，总是带着微笑，而且最爱用刺刀──他从瑟瑟发抖的日本小兵崽子（未成年）手中掠过三八大盖，微笑着对一位疑似八路说：“看着呀，我成全你个嘴硬的！”刺刀呼啸着向目标刺去，大约还有一寸的时候，突然转向，冲一位妇女的腹部刺去，妇女应声倒地。

八路军恨透了这个“微笑的刺刀”，最后派出锄奸英雄把包括“微笑的刺刀”本人在内的他全家都给活埋了，甚至连去“送麦熟”（礼）的他家亲戚也未能幸免。

少年时代听这个故事，先是毛骨悚然，而后是莫名的兴奋。现在想来，大概是暴虐能给施暴者带来快感，而结果是更强烈的报复。

说来说去，“微笑的刺刀”和重庆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

这两天，官方网上报道的重庆市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副市长黄某，就玩了一次“微笑的刺刀”式的急转弯。面对人大代表对彭水诗案的质疑，该黄说：彭水诗案的主要责任人蓝某平调市里后，还要接受党纪、政纪处分。

本来，官员有错，不搞“一棍打死”，有利于建立宽松的政治文化，所以，作为一位“知名学者”的鄙人此前对彭水诗案并未做任何评论。但是，这次该黄有点“骑脖子拉稀”的玩法了，或曰把微笑的刺刀玩到全国人大去了。想一想，就算共产党再专制，也没有在纪律处分没下达完之前就给错误责任人以职务的？就算是战争时期，还有个戴罪立功呢，也就是说，先明告你有罪，而后才让你去接替你们连牺牲连长的职务。难道重庆统计局已经面临紧急状态了吗，非缺这么一位副局长去担当某项重任吗？

其实，重庆人已经玩惯了“微笑的刺刀”，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前一次也没在别的什么事件，仍在彭水诗案上。这个细节也再一次被提上人大会议，那就是彭水的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周某以“第三等级”的司法官身，给“第二等级”的头头看协调会，以认定秦中飞有罪。请看以下分析：

其一，在政权的某层次，该层次的人大是“第一等级”无疑，“第二等级”是政府、检察院、法院。其二，在“第二等级”中不存在一府大于两院中任何一院的规定，并且公安局长是“第二等级”首长管辖下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也就是说，只能算“第三等级”。其三，正是彭水的“第三等级”头头不以司法本职，却以党系的某个职务给“第三等级”开起了协调会。（于是，“小道消息”来了，说该周是北京某高官的亲戚，所以才敢如此猖狂！）

这叫依法治国吗？这叫建立和谐社会吗？

这只能叫“微笑的刺刀”！

有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激愤地说：关键是那些所谓领导屁股上不干净，怕出事。但是，这只是个皮毛问题，而且也没见到彭水的一干官员那个出了经济问题。真正的关键是：无论该黄还是该周以及并不重要的彼蓝，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同盟，至少是利益链条上的相关部分。所以，才有重庆市“平调”任命，所以，才有了调后再说纪律处分的看似滑稽的说辞。

谁又能否认黄代表正是蓝周等人的“说客”呢？平调后再说纪律处分──如此胡说八道还真比不上那些只打呼噜而不玩“微笑的刺刀”的庸庸之辈。

最后，本人建议能绘画的朋友送给重庆一幅《微笑的刺刀》那样的漫画，以便让他成为重庆市的市徽或吉祥物。

（2007年3月5日写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在中国大陆，“地富反坏”是由公检法查处的，而“反右”则自始至终都是由中共各级党委依照党的文件查处的。邓小平对反“右”斗争作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的结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邓小平的结论是正确的。上述结论和确认是公开背叛实事求是原则，导致冤假错案不断发生的负面样板，是极其错误的；反“右”斗争本身和对反“右”斗争的查处，都是非法的。

一，古今中外，任何政党都不具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权力和职能。即使执政党，也绝不例外。执政党不等於党执政。党是党，政是政，党、政必须泾渭分明，不得党政不分，不得党政合一，不得以党代政，不得一党专政。即使公民犯了罪错，政党只能建议政府职能部门依法查处，是不得擅自直接给犯有罪错的公民以处分。任何政党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都是非法的。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曾授予中国共产党、中国也没有哪部法律赋予中国共产党可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权力。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是无法可依、违背法律的，是非法的。

三，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对党员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党章并无书载党具有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职能，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无章可循、违背党章的。

四，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无权直接给另一政党成员以处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应该是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的政党。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违背组织原则的。

五，一个案子的判决，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失实，还认定它是本身没有错，这是公开背叛实事求是原则，是非法的。一个运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出错，还认定它本身没有错，这也是公开背叛实事求是原则，同样是非法的。

全国有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被打成右派，其中纠错改正的为五十四万多人，佔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六一九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九三年版）。这证实，反“右”斗争出错率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理应列入非法。但半个世纪以来，却认定它本身没有错，这是对实事求是、对唯物主义的公开背叛。判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错为本身没有错，显然是非法的。

六，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首先提出章罗同盟。二十三年以后，中共中央确认当时章罗同盟不存在。这足以证明，所谓章罗同盟，纯系韦y.（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於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请示报告〉的通知》）。章罗同盟既不存在，基於这一同盟的所谓反党罪行，在法律上就不能成立。但“章罗右案”并不因此而纠错改正，韦y事实也不因此而依法追究。韦y事实、诬陷好人是非法的。

七，毛泽东明的：公开、热烈邀请各民主党派成员和非党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暗的：严密、层层佈置引“蛇”出洞，诱敌上u.响应毛泽东号召给党提了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人，中了毛泽东的阴谋。毛泽东公开表示：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如若为响应毛泽东号召，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而提出的意见、建议是犯罪，那毛泽东诱供的罪名也是逃脱不掉的。诱供是非法的，公开诱供得罪加一等。

八，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都是毛泽东提出或认同的。各民主党派成员和知识界知名人士反映政见和主张、建议和批评，是完全正当、无可非议的，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戴帽批斗、严加惩处。毛泽东开了以思想、言论定罪的戒。以言定罪是非法的。九，毛泽东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露、批斗，最后战胜所谓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毛泽东同样以“四大”揭露、批斗，但最终没有战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吃尽“四大”苦头，大权在握，即刻立法否定“四大”。“四大”实是逼供信的帮凶；“文革”中的“四大”及其所制造的所谓罪行一概否定。反“右”斗争中的“四大”及其所制造的所谓罪行，也应该一概否定。“四大”和逼供信是一丘之貉，都是非法的。十，宪法规定，由於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赔偿的权利。

“走资派”纠错平反，工资全部照赔，“右派”纠错改正，工资分文不赔。同是错案，党内的全赔，党外的不赔，这是不公正的，是立党不公。党的政策规定否定国家宪法规定，这是违宪、非法的。

笔者力主以法治国。反“右”斗争纠错不及时、不坚决、不公正、不彻底、不依法，是我一生最大的不满。我深信，中国实施以法治国之日，即是反“右”斗争这块公开背叛实事求是原则，致使冤假错案连续发生的负面样板倒台之时。我年近八十，行将就木，要亲眼目睹这块负面样板倒台是不可能的了。但我要人去留音，留下自己的最强音，恭请后人公正评判，让这块负面样板早日彻底倒台。

 

当郑渊洁如约出现时，记者吃了一惊。光头、隐约可见的白发、大衣、夸张的墨镜、彪悍的体形，让人不由自主联想到黑社会和越狱犯。坐定后，他摘掉墨镜，很和善地笑着说：“你好，我是郑渊洁。”

现在的经历都是写作素材

“我现在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算是很奢侈了。写作安排在早上四点半到六点半进行，两个小时可以写三千字。”郑渊洁喜欢养狗，主要是德国牧羊犬，还有两条藏獒，遛完狗吃早饭，吃完早饭后如果不出门的话，会陪陪刚满8岁的女儿郑亚飞，“女儿的保姆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主要负责做饭。我的时间还算自由，上午写写博客，下午看看书或报纸。”

自从播客上线之后，他的网络脱口秀节目《郑在方便》更新得更勤了。“播客这东西可能会革掉电视的命。”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在网络上看节目。以前自己想表达观点，会在博客里写出来。但是文字很容易被转载，不利于保护版权，视频就不那么容易了。

2007年2月5日，郑渊洁索性把网络脱口秀搬到湖南卫视。由他和主持人李好搭档的10分钟脱口秀节目《郑好十分钟》亮相荧屏。这档别出心裁的电视教子脱口秀是郑渊洁与李好边吃边聊，轻松且充满乐趣。节目播出的时间正好是人们吃午饭的时候。一位观众在湖南卫视的论坛里留言：“边吃饭边听着郑渊洁‘好孩子是宠出来的’、‘父母是政府，子女是公民’等教育理念，还真能学到不少教孩子的招儿。”

但也有人认为，以前他深居简出，专心写作，现在却抛头露面，参加各种活动，还写博客，录节目，这是不务正业。郑渊洁告诉《财经时报》记者，自己现在所经历的生活，是以前未曾经历过的。“而这些，都是写作的素材。再说，我都憋了二十多年，出来活动活动还不行呀！”他感叹说。

读者最有资格发文学奖

1977年，高考恢复，对于很对多人而言，这无疑是喜从天降，因为命运可能由此改变。可是对郑渊洁来说，却是他的一场“人生灾难”。

原来，郑渊洁女友的父母要求他考大学。他清楚考试是自己的弱项，参加高考是自取其辱。于是女友在父母的压力下，离开了他。这一年，郑渊洁22岁，工作是在工厂看水泵。和女友分手后，他痛下决心，一定要通过一种方法，即使不上大学，也能让对方后悔一辈子。当时有农民通过写诗调到《诗刊》编辑部，轰动一时，想到自己小学时作文好，他决定效而仿之。

1977年，《汾水文学》第4期刊发了郑渊洁的处女作，他领到了10元钱的稿费，这笔钱是他当时工资的四分之一。之后，郑渊洁陆续发表了近百首诗。但是和那些真正的诗人打过交道后，他不免有些失落和失望，觉得在写诗方面，自己只是三流。如何才能做到一流？他将所有的文学体裁写在一张挂历的背面。诗、散文、报告文学，接着小说、戏剧……倒数第二是童话，最后一项是相声。郑渊洁选择了童话，“很简单，上学少的人想像力丰富。要知道，获得知识的过程是一个扼杀想像力的过程。而童话，最需要的莫过于想像力。”

1985年5月10日，一本专门刊登郑渊洁作品的杂志诞生，当期印数13万本。郑渊洁向《财经时报》透露，当时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只要坚持3期就算胜利，但后来一个北大教授的话刺激了他。

“1986年我参加了一个儿童文学界的会，当时是在庐山举行的，好多儿童文学作家都去了。可能是我没上大学的缘故吧，北大的一个教授就说，咱们这儿有人不知天高地厚，一个人写一个月刊，还说如果我能够写两年他就把名字倒着写。”

憋着这口气，郑渊洁一写就是二十年，读者上千万。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宗介华很为郑渊洁不平，“某些文学评奖者不愿意给他奖项，说他的童话胡编乱造，有时甚至一票都不肯给郑渊洁，而轮到孩子们投票时，他又几乎总是第一名！”

面对这种现象，郑渊洁不以为然，“有资格给作家颁发文学奖的，是读者。任何文学奖评委会都没有读者公正和准确。”

有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是垃圾

去年岁末，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炮轰中国文学，引起舆论波澜。对此，郑渊洁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这种言论本身就很垃圾。无论哪个作家，写得再怎么糟糕，也不能这样指责。毕竟，人家既没有抢银行，也没有抄袭，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应该受到尊重。更何况，我们不看好的某些作品，若干年后可能就是金子。”

他觉得，只要王朔、苏童、韩寒、姜戎和二月河这五位健在，中国文学就有戏。

说到这里，郑渊洁突然剑指诺贝尔奖，颇为不屑地说：“在我看来，很多获奖的文学作品，套用某些汉学家的话，同样是垃圾。比如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和赛珍珠的一些作品。”

“老实说，我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的作品好，写作对我而言，只是一种谋生手段。”郑渊洁希望自己的作品在死后50年内有读者。从第51年起，最好就没有读者买了。他说自己作品的质量都是按这个年限设计的，“多卖一年都吃亏”，因为“50年过后，作品就进入公有领域，谁想印制发行都可以，无需支付稿费”。

郑渊洁对那些动辄就向读者推荐“必读书”的作家表示鄙视，“怎么会有必读书呀？我才不信呢！”说起自己的阅读，郑渊洁对《古文观止》推崇备至。

“这本书里面的碑文写得不是一般的好，寥寥数百字就把一个人的生平概括无遗，既没有明目张胆的溜须拍马，又能让家属高兴，其功力可见一斑。”然而，郑渊洁阅读最多的却是《现代汉语词典》和各种小广告。“《现代汉语词典》都翻破好几本了。小广告我也很喜欢，有些比名著都强。”他用手比画道，一张小纸片，几十个字，想表达的东西全出来了，而且有人看了还真的就去打电话，“这太厉害啦！”

郑渊洁：我是自己觅食的野兽

本报记者 吴怀尧

第一次约访郑渊洁时，他说他在长沙，回京后与我联系。前几天的一个下午，在王府井新东安市场，地下一层星巴克咖啡厅，我们终于见面了。尽管周遭比较吵杂，光线略显暗淡，但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的谈兴。咖啡香气弥漫，在音乐和笑声中，采访圆满完成。分别之际，记者忍不住问他，为何剃个光头。郑渊洁笑答，为了吓唬人。他说，这和某些作家在自己的书皮上写作协主席什么的，同理。

《财经时报》：作为一个著作等身的文盲，你获取知识的途径有哪些？

郑渊洁：上学的人获取知识的方式属于家畜，别人给你什么知识你就只能被动地吃什么，不管身体是否需要这些营养。而我这类靠自学获取知识的人，则是自然界里的野兽，根据自己身体的需要觅食，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一般来说，想吃的正是身体需要的。野兽和家畜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吃，后者是为了别人的生存而吃。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吃，越吃生存能力越强。为了别人的生存而吃，吃得越多，越早为他人果腹。

《财经时报》：有人指责你经常不自觉地“炫耀”自己的低学历，真是这样吗？

郑渊洁：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他们认为我是在提倡不上大学。我的真实意思是，以我的经历，给那些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以信心，让他们不气馁。条条道路通罗马，没有机会上大学，一样可以获得人生的成功。毕竟中国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占绝大多数。如果绝大多数人心灰意冷，对民族不是好事。生活中政府对贫困家庭有最低生活保障。我就是想通过“炫耀”低学历给那些没有机会读大学的人最低信心保障和最低尊严保障。

《财经时报》：市场证明，你的作品是受欢迎的，原因何在？

郑渊洁：一篇作品，如果说是托尔斯泰写的，大家可能会说怎么写得这么烂。而同一篇作品，如果说是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写的，大家会惊叹怎么写得这么好。我的作品之所以受到较多的读者欢迎，这是最本质的原因。

《财经时报》：是什么促使你二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

郑渊洁：我能源源不断写作，受益于我当过5年工人。在这5年中，我的唯一工作是看水泵。工厂打了一口井，为全厂提供生活用水，我的职责是开启水泵，将井里的水抽上来输入工厂的每个卫生间、食堂、澡堂。看管水泵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保证源源不断，不能时断时续。在这5年的看水泵历程中，我养成了源源不断的习惯。我将这个习惯带到了后来的写作中。

《财经时报》：简单介绍一下你眼中的郑渊洁吧。

郑渊洁：心胸不开阔。易怒。爱听鼓励话。闻过不喜。宠辱都惊。牢记恩仇。喜走独木桥。如果当婊子，决不立牌坊。能熟练使用500个汉字，在计算器的支持下会四则运算。

集合章诒和的三本书《往事并不如烟》、《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和《伶人往事》。其中由于《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文本有限，所以有部分文章存目无内容．

本《往事并不如烟》版附有大陆版被删除禁止出版的部分．同时《伶人往事》版也附有这次禁书事件的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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