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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先生的《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发表以来，激发了众多讨论。参与者从文艺复兴的概念、历史、社会背景、中国现实等各个角度进行了评析。从我不全面的阅读来看，这些讨论已经涵盖了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等诸多话题。不管今后这些争论魂归何处，基于这些观念和讨论所形成的穿透力，它对中国日益勃发的社会空间无疑已经是一种有力的拓展。这些观念的力量和在此基础上的蝴蝶效应，本身将是文艺复兴的重要洪流之一。

我觉得，目前关于“文艺复兴”的讨论需要避免的一个倾向是过于技术化或者学术化。有些论者把刘军宁提出的问题当作一个学术求真问题（虽然这也是有价值的），在细节上，词义上进行考据和分析，同时参照当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条件，指出其中的问题所在。还有些论者从刘文没有重点阐述的维度进行剖析，从而得出与刘文不同的结论等等。在我看来，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到，刘文不可能在细节上没有纰漏，重要的是刘文的主旨试图描绘出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演变，给这种演变命名，为这种演变鼓与呼，这反映了一个杰出学者的敏锐和社会责任。

如果我们承认个体主义的视角，那么诸多论者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重要，对文艺复兴的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真实本来就不会只有单一的解读，不同角度的学术真实可以并存，谁也无法拿出唯一正版的文艺复兴程序。再说，每个视角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宗教维度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自然是重要的，而对于没有这个宗教信仰的人则不那么重要或者根本不重要。所以，争论中最应该避免的，就是企图以一览众山小的自负来俯视其他视角。

刘军宁文章本身反对这种过于技术性的解读。因此，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叫文艺复兴或者新人文运动或者别的什么名字，本身并不特别重要（后面的叙述将统一用文艺复兴来指代），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所要传播的一些基本观念：自由，个体价值和尊严。那么刘文倡导的这些观念本身是否充分？这些观念的传播将会引发什么变化？个体主义是否已经释放过度？中国的体制性障碍是否容许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发轫？文艺复兴的使命是否会再度落空？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确定无疑的答案，也不会有标准答案。在本文中，我愿意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阐述我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和朋友们分享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的感受。

先交代下社会资本的概念——既不幸又幸运的是，社会资本概念提出以来，由于视角和分析目的的不同，社会资本的定义花样繁多，迄今为止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概念。先列举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

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资源总和。这些资源是与对一个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具有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拥有——换言之，一个群体的成员身份——联系在一起。这种形式的资本可以表现为网络的规模和资本的容量（经济的，文化的或符号的）。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两个要素：它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在结构内它便利了个体的某些行动。对个人的具体行动有用的任何社会结构或者资源，规范，信任，准许，权威和其他结构在维持社会资本中非常重要。

罗伯特？普特南则这样界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美国的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群体内的成员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彼此合作；福山认为，所谓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应该包括“诚实、互惠、互相信任”。“社会资本还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合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体即社会资本。”

林南教授认为：社会资本就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

杨冬雪先生在对社会资本的评述性文章中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

从上面这些不同的定义描述也不难看出，在不同的语境下，社会资本虽然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但是，基本的观念，共享的价值观，行为规范，文化背景，心智模式，肯定是形成特定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通过组织，社会关系，网络，共同体等平台为了一定的目的性行动而整合在一起并展现出来的力量，就是社会资本。正如同经济资本是由货币，人力资源，土地等要素通过特定方式组合出来一样。

显然，观念共享的程度，组织的大小，网络的有效性，共同体本身的粘合度等等都是影响社会资本的重要变量。须要澄清的是，后文所使用的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是为了描述方便而做的一种抽象。实际上，社会资本的存在形态相当复杂，它以复数的形式、不同的结构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空间里。按照不同的规范和信任范围以及组织形态，社会资本以多元交叉方式存在于社会结构当中。组织，网络，价值观念等就是维系不同社会资本的基础设施，因此有了社会资本，个体不再以原子的形式存在，个体就具备了社会性，有了社会功能。

鉴于中国社会转型正在发生的事实，我将从国家-社会二元视角来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厘出一个分析框架。

从广义角度来说，社会资本可以包括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各个组织所拥有的行动能力。不过在本文中，将把国家—公共权力所拥有的行动能力分立开来讨论，而把社会资本的范围限定为除了国家-公共权力所能支配的资源之外的力量集成。

作为与社会资本相对应的国家-公共权力资本，也可以称为体制资本，这个体制资本的核心要素包括国家机构，官方意识形态和与此相关的经济掌控能力或者说是财政汲取能力。而社会资本则蕴藏在民间，是市民社会的内在力量或者功能，私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多元价值观和道义资源等都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虽然无法与现实一一对应，但是从逻辑角度来看，如果说社会资本小于体制资本并受到体制资本控制，那么说明体制是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力量，这相当于文化上的官本位，政治架构中的集权制度；如果社会资本大于体制资本，但是不能对体制资本实行有效约束，那么意味着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宪政转型还没有完成；如果社会资本大于体制资本，并能对体制资本实行有效的约束，那么意味着宪政民主制度基本确立。

顺便区分一下资源和资本的异同。严格的来说，在任何一个社会，社会资源总是多于权力所能掌握的资源，但是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存在，社会资源没有充分资本化，因此，社会资本并不总是多于体制资本。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中，信任，规范和组织是社会资本存在的必要形式。如果体制资本严格控制社会资本的生存环节，比如严格控制组织，破坏信任，垄断观念的传播，主导着规范的生成，那么无论有再多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也会发育不足，社会的独立性受到抑制，而体制资本则可以左右实际的社会进程。

有了上面的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把文艺复兴的话语体系放到这个框架里来考察。

站在社会资本的立场，文艺复兴运动无疑就是社会资本的重要产生源泉。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观念和价值体系必须依赖于文艺复兴运动才能公众化和社会化。没有一场有效的文艺复兴运动，新的社会资本即便形成，也”数额有限”；没有大众参与，新的社会资本不可能摆脱体制资本的约束。拿自由主义为例，她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如果只是小圈子或精英范围内的价值体系而无法拓展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所能形成的社会资本就是极为有限的，以自由主义为信仰根基的现代政治制度也就无法确立起来。

而今天的中国，由于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和观念的传播，价值体系的共享从来没有这么便利过，这也是刘军宁在关于文艺复兴的后续文章里反复提到的一个事实。我猜想，也因此，刘才可以放下一个学者固有的严谨，而用命令句式对这个社会脉搏进行高调的提炼：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前面提到过，社会资本本身是多元的，有共享的观念，有共享的社会纽带，有共同的目的性行动，就会产生社会资本。王怡回应文章里提到的来自宗教维度的另外一种文艺复兴，秋风文章里呼吁的道德和社会重建运动，以及其他很多参与讨论的提出的诉求，同样可以落实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的社会资本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相互影响，相互叠加，增加民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额。

在一个体制资本主导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下，一种社会资本的生成往往就是体制资本的相对消解，是对体制资本的”控股地位”的一种稀释。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接受两套观念的指引，一个崇尚个体主义的人，不可能认同国家主义；一群有道德感受的人群，也不可能认同现行体制日益的道德败坏；宗教信徒们更不可能匍匐于特定的权势集团。文艺复兴，道德建设和宗教群体的扩大，殊途同归，都将是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

因此，我认为，当下中国并不存在个性释放过度问题，也不可能是文艺复兴过剩的问题，甚至不是犬儒主义流行的问题，而是社会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的问题。

社会资本积累不足，不仅仅跟文艺复兴和其他社会运动没有充分发展开来有关，而跟社会资本生成的其他环节严重受制有关系。

观念和价值体系只是社会资本的必要要素，却不是充分要素。社会资本的形成必须借助于组织，网络或者某种共同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有目的的行动。而既有体制依旧在灌输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控制着竞争性观念的传播，震慑着组织和共同体的形成，并且把行动者投入监狱。因此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瓦解既有的意识形态符号，需要新观念基础之上的文艺复兴运动，需要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需要集体行动的操练，也需要勇气，这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恶搞艺术家，博客，公民维权，政治抗争等都将是这个过程的关键词汇。正如经济发展跟企业家的交互关系一样，这个过程也将产生根源于不同社会结构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资本家，他们可能是知名艺术家和有影响的意见领袖，著名的自由知识人和异见人士，道德楷模和坚韧的传教士，草根维权领袖和网络政论家。

社会资本发育到一定程度，再借助于社会资本之间的层层叠加效应，将可以逐步抗衡体制资本。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变迁也就水到渠成、合乎自然了。因此，撇开观念的变革，没有社会资本的充分积累，制度变革是不可靠的，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巩固，而很容易反复。身处当下的中国，我们也许无法断言社会资本积累的程度，也无法预言激发制度变迁所必须的社会资本的临界点，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的可以感觉到社会资本的不断飚升，民间掌握的社会资本为自由边界的拓展付费，为权利的落实埋单，也将催生出一个为社会所约束并维护社会资本秩序的政治制度。

比如，在前不久发生的备受瞩目的“禁书事件”中，章诒和的公开抗争动员出广泛的民间力量，甚至连体制内的资深报人袁鹰先生也加入到公开反对禁书的行列中，形成了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海外媒体和广大网民的共同网络行动。在这种民间共同行动面前，一向霸道的意识形态官员只能仓促应对，尽显进退失据、内在虚弱的丑态。由此，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民间的社会资本又一次扩张。

刘军宁先生的下列描述其实已经模拟出社会资本的积累而引发的制度变迁轨迹：”没有新的观念，不会有新的制度；没有正确的观念，不会有合理的制度。制度离不开人，尤其离不开个人。个人与制度也离不开观念。没有个体自由自主的观念，没有自立的个人，不会有能够保障个体地位的正义制度。在看待人、观念、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看到制度，而且要看到制度背后的个人；不仅看到个人，而且要看到支撑个人的观念与信仰。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几场重大宪政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文艺复兴奠定了文化思想运动的方向性，而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则是加速器。正是文艺复兴带来的“个人的发现”为后来的宪政民主革命奠定了观念基础。正是因为有了文艺复兴在前，启蒙运动才得以成功地演变成一系列宪政革命。”

2007年2月26日
首发民主中国

 

当我们额首称庆现代化如期而至时，何曾料到现代性对人类生存处境的系统化干预已逼得天我们无处可逃。所以，波德里亚说“现代资讯和交通带给人的不仅是便捷和高效的物流，舒适的生活，而且还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它造就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和认知模式，对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应用，由于其赖以支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必将顺势分化、重新组合，所以它已不仅仅着力于对人的物理状态和生存环境作形而下的改造，而是釜底抽薪从人性和人心的深层维度重新规划人的社会伦理和精神构图。正是立足于这一无法规避的现实境况，我们需要正视并思考现代性之下的工程化，归纳化的社会生态，面对完全依赖于电子传媒摄取精神养份，完全托身于公共权力和强势资本配置生存资源并主导着“活法”的现代化之下的个人，我们还可以在什么样的维度经营和建设自己，还可以在哪些领域真正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能够完全基于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并借此抗拒公权的专制对个体私性空间的侵犯，能够有效抵制极权主义挟持之下的伪现代化语言和精神对个人主体意志的分化瓦解。

现代性的确认正如阿玛蒂亚？森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人可以是意大利人、女人、人权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和经济保守主义者、爵士乐迷或伦敦居民，其身份犹如阳光下的三棱镜，随着镜面的转动，将会反射出不同的光芒，端赖光线从哪个角度折射，我是我以为的自己，也是别人以为的自己，不是自己看到的自己，也不是别人看见的自己”。

在现代性之下，没有值得认真执守的信念，也不必有专心致志的目标，更不会有能统辖一切和武装头脑的公共意识形态，人们都被按城市、街区、单元房和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科层制彼此隔离、条块分割，被按单位、公司和各种利益组织定量定格配置，从而将各自的生存状态和个人伸展的可能性压缩在当下的利益区间，这时候，人们只管专心去活，只管专注于自己的私性领域，然后陶醉于个人化的甜蜜，在这种境况之下，身体本身就是价值就是意义，就是唯一可以确证的生存目的，所以，对于周遭情事和层出不穷的世道纷争，人们总是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处变不惊的立世原则，因为都相信没有必然只有或然，相信一切都在不可确定之中，一切都不可预知、不可把持，所以人们总是能够淡定地看待这一切，并将生发于眼前的世道恶行和各种不公不义视为当然，视为见惯不怪日日必须演练的功课和生活的常态，因为现代性承认历史与客观上的不均势、不守衡，承认社会差序格局和冲突的本然存在，所以人们并不刻意寻求调和，寻求整齐划一步伐相同，因而便只能习惯它并接受它在生活中真实的存在。

在现代性的认知谱系里，因为没有终极，没有不可以置疑的定义，所以便没有不可以挑战的权威，当然也就没有理由要求个人为某种虚设的公共目标或国家意志负责任作牺牲，在高度精密、系统化控制的社会之中，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关乎人类精神现象的表述都可以被拆解，被量化分析，甚至连爱情也可以被想象成工程化社会构成之中的某个元素。由于一切都是即时的、可变的、甚至是可消费的，随着语词的标准化、格式化以及公众对“趋同效应”的集体无意识效仿，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也日渐趋同，所以，有学者说“现代人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由于我们总是依赖于媒体，总是依赖于公器制售的话语去思考去判断，去言说表达，因此我们总是远离真实和生活本身，因而便没有了置身现场历险的独特经验，没有了直逼心灵的疼痛与颤栗，于是，我们常常将虚拟与现实倒置，常常被无良的公权把持者和市场中的强势资本操控着“为我所用”地率性驱策和把玩。由于电子传媒和公共交通的无限渗透消弥了人的异质性，使得个体的独立自在性随着公共舆论的泛介入而逾显试微，其结果是我们作为个体本然存在的差异性和突出之处被不断消解而走向平面化和同一性。如此日长月久，我们言说的语气和思维模式、以及情绪状态与行为举止等一切关涉人的社会属性和表达，都因专制公权依凭其掌控的“喉舌”的反复教唆和挑逗而跟着“极权主义跳舞”，这正应验了心理学上所描述的现象即“同一事象的断不反复会成为人的牢固不变的第二天性”。如此反复、如此熔炼，“在咸水里泡三年，在碱水里泡三年”，我们由不得以放弃思想、放弃判断并最终自觉自愿协从专制意志而成为其帮凶帮闲，这不仅显示了专制主义文治策略在现代性之下“投机取巧”式的活学活用，也是我们作为人的天然缺陷中始终有一种耽于怠惰、不劳而获的品质所必然遭逢的宿命！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寄望于公家的关怀，托身于皇恩浩荡布施救济的“送温暖”，我们总是习惯于被安排被收容，被“修理改造”然后量身定价货与帝王家，总是眼晴向上巴望着并且时时翘首以待天命垂青、大人下顾、圣人引路……，从而心安理得将自己矮化、弱智化抛离于“公道”公义之外，在放弃责任担当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体见之于社会的普遍人权，因为我们的文化积习和价值取向太单一、太低度，太缺少能超越形而下的盲目性从而立足高远在精神的向度经营另一种人生的冲动，所以才导致支撑并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意愿大都很少是基于理性和道德的力量，而更多则是利益期许和权力换班之使然，因为我们太功利、太急切，太实用主义，所以我们没有信仰也不需要信仰，因此我们的社会中总是无法建构起多维度的人生参照系，总是缺少多元价值并列、势均力敌且能相互制衡、兼容并包的社会生态，因而我们无法形成体制外压力集团，无法结盟抗辩专权侵害，更难于形成从法理和良知的高度为个人争权取权利、争取自由的民意资源和有效的社会化动员机制。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我们都因为别无选择，所以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要么全民从政呼啦啦绕着权力中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要么服膺政治强人然后“锁定眼球”不择手段一切向钱看。总之，我们总是缺乏主体性，缺乏前瞻的眼光因而总是忽略了自己真正的需求，所以才无法拆卸求生活路中时时紧逼的压迫感和挤兑力，这种全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只为食色之欲和荣华富贵拼家当本使蛮劲下狠心的社会心态，势必误导人心人性弃善从恶进而不断加剧社会系统化、制度性的危机，最终导致个人生存生活的风险成本一路飚升。于是，我们不得以只能高度紧张穷于应对纷至沓来的生存困境，只知道心无旁骛为活着而不是活法立规矩定原则，因此“我们”被命名为群众、群氓，成为现代化之下被“权力无知之幕”及其垄断的资讯完全监控和教导的“沉默的大多数”。如此，我们总是被替代，总是被现成的中介组织和技术所利用，所以我们本然的怠惰品质被充分激活，于是，我们只习惯用眼睛读图用耳朵听音，只习惯于通过电子屏受现成的资讯从而常常被媒体“蒸馏选材”乃至弄虚作假所误导和把玩。

有了如此方便快捷、触手可及的现成消受，谁还会含辛茹苦、身体力行作精神的远游呢？试想，当我们长期依赖视听做分析作判断，经常被电子传媒所牵引然后用感觉代替思想，用想象代替事实，用虚拟空间代替当下场景……，长此以往，其最终消解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语言、感觉和思想、甚至会导致我们在认知上出现迷误和混乱，所以，当我们通过媒介无限拓展视听镜域，获取无限信息的同时，我们却常常有感觉迟钝、无心他顾的冷漠与木纳，其原因之一乃是由于观注点都具有相似性和雷同处，从而使得原自个人化的经验、视角和处境的差异性日渐消弥而丧失了交流的冲动，思想的枯萎正是从语言开始，因此那种对真理性和终极性的追问与冥想只能突显出不合时宜的愚顽和滞后，由于人们总是拒斥沉重躲避崇高，总是故意忽视公共权力和强势资本对个体的剥夺和压迫，因而也就无意顾怀日日坍塌沦陷的心魂，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容忍弥布与周遭的各种不公不义，才难以激发出对生命殒灭时的悲悯之情，才留下了太多聚众围观者的木纳和施恶者弹冠相庆的浪笑，才使我们面对单极独大的体制化精神与利益围堵无从逃脱。

二0 0七年二月十四日于麻园
首发民主中国

 

虽然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开幕式宣称：本次“2007年两会”以关注“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为职责，但眼下“两会热点”仅仅集中于眼前利益的“官商勾结炒房”和“物权法”等，而对中华民族的一些长远危机却无人议论。比如，有一个比上述“眼前热点”更需要紧急关注的“长远危机”亟待解决——“一胎化”“计划生育国策”正在对中国人才出世率进行残酷扼杀！这有孔子等12名世界公认的“华夏影响力超人”和当代众多人杰多非“头胎”所生之铁证。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人》反对“一胎化”

依据首先来自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所着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人》一书，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七人入选，始于第5名止于92名，依次为：孔子（5）、蔡伦（7）、秦始皇（17）、成吉思汗（29）、老子（73）、隋文帝（85）、毛泽东（89）、孟子（92）；在一百人以外而列入“享有盛誉的人物”，其中炎黄子孙有五人：朱熹、汉武帝（刘彻）、汉高祖（刘邦）、孙中山和唐太宗（李世民）。细查这世界公认的华裔“影响力超人”十二人的出生序列，除秦始皇是“头胎”长子，蔡伦、成吉思汗、老子、孟子难考在家排行，余者孔子等七人皆为二胎以后出生。这就证明，历代中国顶级人才中，至少有三分之二非“一胎化”所生；换句话说，任何时候，只要实行“一胎化”，中国就将有66%的人杰被扼杀于子宫之中！

不妨细看一下孔子等天才的家庭排行。

1、孔子——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谷梁传》细记为“十月庚子孔子生”。据此换算，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8日。文革时称孔子“孔老二”，其实孔子是他家第十一个孩子。“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相当于今日一个镇长），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

哈特对孔子的评语是：“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根据以这种哲学来保持国内和平繁荣所发挥的作用而论，大体说来，中国是地球上治理得最佳的地区。”

2、隋文帝杨坚——据《隋唐新英雄传》，隋文帝杨坚父亲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坚有兄杨啸，至少可算是排行老二。杨坚成事靠妻子独孤伽罗，独孤伽罗为北周大将军独孤信独孤信第七个女儿。（独孤信的大女儿，是北周明帝的皇后。第四个女儿，是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儿子李昺的妻子，也就是后来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史称：独孤氏皇后出身的独孤家族对杨坚以及他的父亲杨忠都有恩惠，所以，杨家基本是从属于独孤家族的。杨坚本来就对妻子有所畏惧，独孤氏做了皇后之后，在参政过程中，更让杨坚佩服，实际上，独孤氏也像一个皇帝，或者说她是实际的皇帝。所以，宫中常把他们夫妻称为“二圣”。而隋家非头胎而成“二圣”的传统又在杨坚次子杨广身上应验，杨广成为隋炀帝。

对隋文帝杨坚，哈特的评语是：“他成功地统一了经历数百年严重分裂的中国。他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实行透过科举考试选拔政府官吏的制度，为中国提供一批批非常得力的行政官员。”

3、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湖南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毛家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生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做干娘，还取了个小名，叫石三伢子—毛泽东实为“毛贻昌家第三胎”。

哈特对毛泽东的评语是：“与秦始皇的功绩最相当的是毛泽东，两者都是中国人，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实行一系列革命改造的掌舵人。”

4、朱熹——朱熹小字季延，清人毛念恃在《紫阳朱先生年谱》中曰：“文公名沈郎，小字季延。”季延之“季”为在兄弟辈中排行居四或最幼者的称谓。朱熹可算是“四胎儿”。

5、汉武帝（刘彻）——史称：“公元前150年，皇十子刘彻成为继位太子”，汉武帝是“十胎儿”。

6、汉高祖（刘邦）——虽然刘邦御用宣传部称刘邦为“龙之头胎”：“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但学人考证，在《史记》或班固的《汉书》中，都没有刘邦名“邦”的记载，可见这个名字是日后才取的。刘邦本名刘季，中国古代兄弟排行顺序，老大叫作伯，老二叫作仲，老三叫作叔，老四叫作季。排行老四的刘邦，从小被称为刘季，登基成功之后，刘邦才取名“邦”，以寓“刘氏之国”。

7、孙中山——“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此史料可证孙中山至少是“二胎儿”。

8、唐太宗（李世民）——史载：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为唐代第二位君主，高祖李渊之次子。也是“二胎儿”。

赵本山炮轰“一胎化”

猪年春节期间，网上有篇《赵本山考美国人智商》的小品搞笑热帖，其中一段这样说——

范伟：“六号奥尼尔，请听题。赵本山有兄弟三人，老大叫大傻子，老二叫二傻子，老三叫啥？”“三傻子呗！”奥尼尔咧嘴大笑。赵本山：“错！老三叫赵本山！我是老疙瘩！”……

无论赵本山是否认可这搞笑，这幽默文章中一句“老三叫赵本山”，透露了人们“人才常常出在非头胎”的潜意识。而这种期待“赵本山炮轰‘一胎化’”的潜意识可能来自大量人才的出生序列为“非头胎”。

随意在网上一搜索，出生于“第二胎”以后的名人不胜枚举——

沈从文——诺贝尔文学奖最钟情的中国作家——沈从文的湘行书简中，张兆和称沈“二哥”，可见沈在家排行老二。

老舍——中国最有影响的京味作家——老舍生于1899年，排行老二。老舍的儿女中，最有才华的是舒乙，舒乙在姐弟三人中也是排行老二。

王小波——中国新时期着名的自由作家——王小波在全家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在男孩中排行老二。他的许多小说中主人公取名“王二”，大有尊重“老二”之意。

陈香梅——着名美籍华裔女作家——陈香梅1925年6月23日生于北平，陈家共有六个女孩，她排行老二。

陈景润——着名数学家——陈景润（1933-1996），润排行老三，上有兄姐、下有弟妹。

费俊龙——“神六”宇航员——费俊龙1964年出生，在家中排行老三。

朱棣文——以“激光冷却并捕捉原子的方法”获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家奖——朱棣文于1948年2月28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父母是江苏太仓人，40年代来到美国，朱棣文排行老二。

潘光旦——着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出生在当时尚属江苏省的宝山，原名潘光亶，因排行老二，以“仲昂”为字。

章鸿钊——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先生于1877年出生在荻港镇三瑞堂一个贫寒的熟师家中，他排行老二。

卢克焕——因研制了世界首例“体外受精”试管牛双犊而名扬于世，可望解决与性别有关的370种遗传疾病，如“地中海贫血症”传男不传女的性别控制——广西大学副校长、广西大学动物繁殖研究所所长卢克焕博士，1945年出生在南宁市郊那龙的一个家庭，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老七。

周恩来父亲周殿魁——没有周恩来就没有毛泽东——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北部的淮安县。周恩来的祖父叫周殿魁有4个儿子，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如若当时实行“一胎化”，就没有周贻能，也就不会有周恩来。

苏兆征——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组织者，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两次工人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中共六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

乾隆皇帝——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实际掌权64年——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排行老四。

李鸿章——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第一人——李鸿章在六弟兄中排行老二。其最有影响的儿子李经迈，也是排行老二。李经迈曾被派任过奥地利公使，以房地产名作“上海丁香花园”标新立异，名噪一时，传为经典。

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家庭的六个孩子中海明威排行老二。

拿破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榜第89名——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拿破仑在八个兄弟中排行老二。

卡斯特罗——古巴总统、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卡斯特罗1926年8月13日出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卡斯特罗他是家里的老三。

默多克——世界“色情传媒大亨”——1931年3月11日，默多克出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南30公里处阿德莱德的一个农场里，他在4个孩子中排行老二。

上述史料充分说明，“一胎化”一定会大量扼杀人类的天才和人杰出生。

如果2000多年前的鲁国实行“一胎化”“基本国策”，中国就不会有孔子了。“天不生仲尼”，不一定“万古长如夜”，但肯定不会有《论语》，没有孔子的《论语》，今日就不会有如此世界瞩目的儒学儒家了。好险啊，幸亏孔子的父亲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同理，如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实行“一胎化”，排行老三的费俊龙就不可能在1964年出生，“神六”宇航员就只能找一个素质低于费俊龙的人了。“一胎化”固然有利于现代中国暂时避免人口增长过快的经济压力，但却会使中国在今日和明天出现无法挽救的“人才荒”的悲剧。

“夜来风雨同声，花落知多少！”中国大陆自1978年实施“一胎化”“国策”以来，不知有多少人才被“一胎化”窒息！

中国大陆现行的生育政策仍在坚持“一胎化”

人最可怕的是有病不承认，病入膏肓仍不知抢救。

中国大陆推行“一胎化”始于1978年。当时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开始只是提出“一对夫妇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计划生育政策，但随即便升级为全民“一胎化”，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推行“一胎化”，其背景固然有为了尽快摆脱文革之后的国内经济达到“崩溃的边沿”的极端困境和“华国锋洋跃进”的需要，但归根结底，是一党专政缺乏民主监督科学决策的必然恶果，其根源与文革一脉相承。1978年11月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代表们本有不同意见，却因为巨大压力，默认了“一胎化”国策。

虽然到1982年初，因为国际舆论和学界、民间的强烈反应，中共中央采取用“现行生育政策”取代了“一胎化”，但实际上，“一胎化”运动是文革结束30年来从未停止的运动，甚至可能是比文革破坏性更深更长远的灾难。

有学者说得好：“平心而论，不要说我国的相关法律，就是中央的任何正式文件中也都从来没有使用过‘一胎化’的字眼。所以，它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合法而完备的形式。但是，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却无一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是一个幽灵、一个阴影，又是一种现实。”

以“现行的生育政策”作为“一胎化”的隐语，是中国大陆30年来强行“一胎化”的一贯策略。

2007年1月23日，新华社报道：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2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在“十一五”时期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而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张维庆此话是针对中共中央、国务院2006年12月22日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后，“有人认为这个决定的出台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放宽”的反驳。张维庆一面务虚，说“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胎化’政策”，一面又极务实地严厉强调：“十一五”不会“放开二胎”——关于有少数人提出“放开二胎”，张维庆表示，党中央、国务院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十五”时期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他说，我国现在进入另一次人口生育高峰，“在生育水平回升的状态下，加上一部分地区基层管理工作比较薄弱，管理手段相对弱化，导致流动人口超生问题比较严重。在这个时候‘放开二胎’，风险是非常大的。”

这就充分说明，所谓“现行的生育政策”，其实还是坚持“一胎化”。

中国大陆现行的生育政策何以一再坚持“一胎化”？这可能有三个原因。

其一，当局对“一胎化”危害认识不深。

张维庆在上述讲话中只承认，“一胎化”有带来“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攀升的”危害，但这一问题好解决，“中国政府准备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有些学者也只在关注“一胎化”带来了“独生子女”教育难。

其二，一些官员可能已认识到“一胎化”对中国未来的严重摧残，但抱着“只管我这一届任期顺利”和“我只管我这一代”的自私想法，明知“一胎化”运动罪孽深远，也仍然“看水流舟”。

其实，“一胎化”的主要破坏，首先在于扼杀一切“非头胎”人才，断了中国再出孔子等天才的人才资源。尽管有关部门宣传，今日中国“只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西藏地区没有生育孩子指标限制”，但实际上，全国县级以上城市都一直在实行“一胎化”，而各级城市是中国人才主要集聚地，中国城市“一胎化”三十年的结果，是使中国众多高智商家庭低生育，人才自然出生率成倍降低。可以说，“一胎化”已使中国人种出现优减劣增的严重困境。

而且，“一胎化”开了一个极坏的头，让政府突然间有权决定公民生育孩子的数量了。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几乎绝无仅有。当政府一面大力鼓励市场经济时，却又一面要计划生育，不惜一切代价规定老百姓生孩子的数目，把计划各个家庭的生育数量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强制公民必须做到，这是在从根本上否定法治和市场经济，留下一个专制和计划经济复辟的根据地，荒谬至极。

其三，“一胎化”有利于官员“权力寻租”。有许多官员要依靠“超生罚款”致富。“一胎化”已成为稳定腐败的重中之重，成为破坏社会公平，破坏社会和谐的“病菌温床”。

至于“一胎化”造成人口老龄化、带来市场严重萎缩和就业危机、教育危机等等经济问题，早有学者上呈专论，本文不再重复。本文只想提醒不久前仍然宣称“中国将继续执行一胎化政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国历史上一再多次出现社会经济危机，但从来都不是靠强行限制人口增长得以解决。人类发展的根本在人才济济，有了新人才自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制度变革；而人才既靠教育，更有天赋遗传的因素，因此保证优质人才生产链的完整和自然的出现概率，理当为政府高度重视。

为了催促政府对“一胎化”运动悬崖勒马，特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发此公开信，谨望“两会”能让民意与旨意共生，展开争鸣讨论，监督政府立即停止扼杀人才的“一胎化”运动！

2007年3月4日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议报第292期

议报》第292期

 

山东大学退休老教授孙文广先生，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前不久他在网络上撰文谈当了十年济南政协委员的经历。3月4日，他又在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召开前夕再次撰文，呼吁他的政治意见。这篇《假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提到，假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一定要问政府之责：2006年到底封、扣了多少禁书？若政府负责人”讲不清，我会建议出版署长辞职”。此外，他还要求修改宪法，质询”人大常委会对民间的修宪建议有何安排，没有满意回答，我将对其工作报告投反对票”。

我和孙文广先生一样，对于新闻出版总署有关禁书和打击新闻出版自由的种种做法深恶痛绝，我早在去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就起草了一份《全国”两会”期间致中央政府总理的公民建议》，通过中国政府网、人民网、21CN、博客中国网和在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间传播，其中就有关于撤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建议，我特意提到：”建议撤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新闻出版总署的工作并入文化部。根据国际惯例，争取在本届政府任职内完成新闻、出版的登记制的建立工作，取代以往的审批制；建议取消非赢利性印刷品准印证的行政许可制度，公民根据宪法言论和出版自由条款可以自由印刷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一切非赢利性印刷品。”可惜，这样的建议没有下文，而且还在一些网络上被粗暴删除，令人难以理解。

现在，我再次呼吁取消新闻出版自由管制，出台新闻法、出版法，还公民新闻和出版自由，我特别将2006年的建议附后，请舆论关注——因为其中的话题一点也没有过时，甚至实现之日很漫长。

2007年，我继续在全国”两会”期间致中央政府总理的公民建议如下：

3月，是全国”两会”月，这期间全国的报纸和网络言论倾向于”自由化”，有关民生、民主、民族、教育等问题几乎无不点到，至于问题能否解决，则是另外一回事。饭要吃，话要说，路要走，中国要发展。

基于这个时机，特向在任的中央政府总理提出几点关于民生、民主、民族和教育等方面的几点建议：

一、建议中央政府在2007年尽快着手解决公民的迁徙不自由问题，建议本年内实现中国公民（包括台湾和港台公民在内）凭身份证件在全国自由迁徙，取消一些不合理的身份歧视，废止万恶的户口和暂住证制度。

二、建议政府公文今后统称”农民”为公民，争取在本届政府总理任职期间，废止一切不合理的农村户口制度，把农村户口统一改为居民户口。

三、建议中央政府（含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一律对公众公开–涉及国防、军事、外交等国家必要机密的除外。

四、建议撤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新闻出版总署的工作并入文化部。根据国际惯例，争取在本届政府任职内完成新闻、出版的登记制的建立工作，取代以往的审批制；建议立法机关加快新闻法和出版法的立法进程，保障新闻和出版自由。

五、建议取消非赢利性印刷品准印证的行政许可制度，公民根据宪法言论和出版自由条款可以自由印刷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一切非赢利性印刷品。

六、建议由中央政府总理向地方政府省长（主席、市长、特区首长）颁发任命状，地方首脑对中央政府负责，任期与中央政府任期一致。

七、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地级市，直接由省管县，县管镇，实现中央、省（市、区）、县（区）、乡（镇）四级管理。

八、建议中央政府成立全国农村农民农业事务部，负责受理农村改革、农村人口的维权、失地问题、农民受教育、国家对农村建设的投入和发展方向等制度性的事务，由总理亲自兼任部长。全国农村农民农业事务部与专门负责农业、畜牧和渔业生产的农业部工作有交叉，但不矛盾，互不隶属。

九、建议中央政府每年拨专款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上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新闻出版、图书馆建设和文化交流方面，根据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公开、公平地给予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

十、建议恢复民办教师名称，承认民办教师身份，为全国以”代课教师”为名的民办教师正名，由中央和政府财政每年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民办教师的”民转公”工作，考取公办教师的民办教师可自由转为公办教师。政府不得歧视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是基础教育的一份不可取代的必要力量。

十一、建议实行政府总理、省（市）长、县（市、区）长、乡（镇）长和政府部门第一负责人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

十二、每年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会议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第一责任人公开向各自所在的人大代表会议述职，接受人大代表的询问和提问，述职向新闻媒体开放。

建议人：公民昝爱宗，身份证号码：341222197109042395

首发议报第292期

 

二月，乍暖还寒。我从外地匆匆忙忙赶回家中，准备与父母在一起过一个难得的春节，我的兄长欧阳懿也回到了他遂宁城家中，过去的一年他在外奔波劳作，到了年底，却被迫两手空空回家，因为没能结到工钱。据说温家宝先生非常关心做工者的工资问题，甚至亲自为那些工人们解决。（我抵制“民工”或者更具侮辱性的“农民工”之类的词汇，他们明明是在工、矿、建筑业里靠出卖廉价劳力为家庭挣些糊口钱的工人。）但是政治秀归政治秀，现实归现实，政治秀做得再花哨，也无法改变工人们难以结到工钱这个现状。

如果你身为异议群体中的一员，那么当权者永远是不足的或者错误的，甚至是罪恶的，否则我们的社会就会彻底沦为被当权者肆意摆布的玩物，人类也谈不上文明。这是作为一名异议的悲哀，他们希望执掌政治权力的人们能够理性，能够对得起公众委托他们代为行使的那一部分权力，他们不愿和任何人为敌。但是当权者将他们当成敌人，费尽心思要用手中的国家机器将他们摧毁于无声无息之中。

我和欧阳懿远隔数千里，过去的一年我们两人以不同的方式在风雨飘摇中奔波了一年，所幸最后终于得以拖着一身疲倦回到亲人身边。如果你身为异议群体的一员，你会发现身边每一个人都是相似的。他没能结到工资，过去的一年除了辛劳几乎一无所获，只有两份酝酿已久书稿接近杀青。我明白，这两份书稿于他或者是于整个中国异议群体的分量，远胜于那些堆积如山的金库储备或是寒光森森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于中国当权势力的分量。所以当他嘱我为这些书稿作序时，莫大的幸福感涌上心头。

寒冬还未完全过去，躲在奢华空调房屋内享受醇香拉美咖啡的人们，不会明白为何有人要抛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到冰天雪地里去寻找苦难？无论向任何人询问这个问题，都无人能够给出一个完满答案。人类的理性有限，理性在这个问题面前无能为力，她是一种属灵追求，是生命、爱情和自由的三位一体。如果非要做一个解释，我想套用梁启超先生的一句：“吾心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当什么事物停留在人们心灵深处时，同时也意味它还未诞生。梁启超之少年中国，于百年前是一个理想，于今天仍旧是个理想。我们这片土地名叫“中国”，但实际上“中国”还未诞生。这片土地上过去四千年的的历史，只不过是那部名叫“中国”的遥远诗篇之序言。

这序言太过于漫长，以至于令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个序言，或者它是否仅仅是一个序言。是以，当欧阳懿先生将他心血凝成的书稿《别样的中国》寄给我并嘱我作序时，我决定将这篇序言起名为《没有序言的中国》。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畸形母胎之中，如同电影《Matrix》。四千年来，我们世世代代在极权专制下为奴的血泪历史，使得我们已经习惯一边为奴一边忘记了自己贱奴的身份。我们的一切人生哲学都必须围绕统治者的利益展开，完全丧失自我。譬如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首先表态称：“在XX领导的关怀下！”这种比吞死苍蝇更恶心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居然在全中国范围内被视为天经地义，无人因之而羞耻。可怜我们可悲的中国。

但是人们不知道，有人在因之羞耻，他们只不过不为人知。1989年，瘦小孱弱的许万平先生身披一幅白色标语出现在重庆街头，上书“杀人犯李鹏”，旋迅速被捕然后判刑八年。人们忘却了，或是从未听说过，有人不愿在杀人犯、贪污犯统治之下为奴。以他们才干，选择为奴，锦衣玉食的生活唾手可得，但他们选择了用自己一生去体味什么叫颠沛流离。

要追溯那场杀人的往事似乎越来越困难，十八年来，人们无法从任何官方渠道得知关于当时情景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能够使人联想到那场屠杀的一切因素，都被彻底屏蔽到了我们视野之外。“6”和“4”这两个数字无论以任何形式相连，都是宣传部门的头号禁忌。1989年这个年份从一切公众媒体上消失，仿佛这个年份从未存在过。而民间关于那场屠杀口口相传的消息，又往往因为传播途径的原因而偏离了真象。我们至今不知道那一天凌晨死了多少人？我们只知道军队动用了国际上明令禁止的达姆弹（这是一种秃头子弹，射入人体之后遇上阻力迅速减速，能量瞬间骤然释放，产生类似爆炸的效果，并在人体内继续翻转，能将中弹者五脏六腑捣得粉碎，俗称“开花弹”）。而他们枪口指向的对象，是一大群手无寸铁的骨肉同胞，他们年青、真诚，充满理想和对祖国未来的向往。

1989年过去之后，我们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枯萎的年代，每年都有成批异议人士被投入监狱或劳教队，被驱逐出境。我们被剥夺了聚会的权利，书刊、报纸、影视等媒体的审查制度变本加厉地密不透风。任何一篇文章或是一个镜头，想要和公众见面要经过无数机构拿着放大镜和电子计算机层层审查。有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文化部等等名目繁多的部门。尽管如此，每年仍有无数书刊被禁，报社被查封。这个年代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畸形的文化和畸形的生活方式，是谓之“枯萎的年代”，这空气令人窒息。

欧阳懿先生的《别样的中国》，正是记录了在这个枯萎年代，一群被他称用“别样”这个词来形容的人们。这些人中，有默默无闻的刘贤斌、许万平、张林先生，还有更加不为人知的周志刚、浦勇、李才安、李作、鲁登川等先生，以及他们背后更加无人知晓的人们：他们的母亲、父亲、妻子、孩子……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一面，而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所看到的其它一切，都或多或少打上了谎言的烙印。

这些人走上了被外界俗称为“民运”，国际上统称为“异议”的道路，他们这一生会因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变得荆棘丛生，苦难不断。即便有一天，民主投票的时代来临，他们也不可能在未来的民选社会里得到什么。未来社会更不会将他们的名字制成黄继光、刘胡兰之类的标本往后世孩子们的耳朵里灌。在民选的社会里，一切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将与现今存在质的不同。

民运并非一股政治力量，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人受过正式的高等教育，有人因为时代原因没有进入学校依靠自学，无论受过还是未曾受过正式高等教育，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明显高于社会各个阶层。一般意义上，将1979年西单民主墙的兴起视为中国民运的开端，也有人以为应该以1976年四五运动为开端。“民运”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956年反右扩大化年代，即便在最残酷的文革期间，所谓“民运分子”也从未销声匿迹过：其中著名的有林昭、顾准、遇罗克、张志新……

民运也非中国独有，在二十世纪任何一个专制国家，尤其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存在。优秀的民运代表有捷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米奇尼克、克罗地亚的图季曼。而越南有一个直属越共中央的“民运部”，与宣传、组织部门并列，专门为对付国内的民运力量而设立。在民运形成形成深远影响的国家中，极权势力崩溃之后，社会迅速摆脱动荡和贫困走向繁荣，今天的捷克、波兰和克罗地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达程度已经接近西欧水平。而在民运势单力薄的国家，情况则不容乐观。塞尔维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阿塞拜疆等国常年动荡，社会并未因极权势力的崩溃而得到明显好转。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中国49年之后色彩最为绚丽一个时代，但由于当权势力拒绝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毛泽东时代依靠高压政策积累的数十年弊病没有得到真正治疗。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严重的社会弊病令共产党当局所制造的经济、政治双重危机大规模爆发，同时引发1989年大规模的民间抗争活动。

1989年之后，共产党当局在经济上做了一定的私有化改革，却在政治上采取强硬的消禁政策，试图挽回危机。但是如果在经济上不实行真正彻底的私有制，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政治上缺乏民主，那么中国社会必然走向苏联、东欧一样结局，然后听天由命。正因如此，一代一代的人们才不惜常年累月头破血流，向这个庞然大物一般共产党不停地说：不！

欧阳懿先生创作《别样的中国》，正是希望记录下这些说“不”的人和他们的亲人，留给历史和未来一个见证。也许您会觉得疑惑：为何在这篇序言中，没有对《别样的中国》做多少介绍？因为当您准备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阅读、感悟这些文字时，就再无须做任何事先或事后的介绍。当你用目光、手指和心灵去触摸那些文字，你也许还不知道，你所触摸的，正是那个已经流传了百年，至今仍停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少年中国

2006年2月22日
首发民主中国

 

2006年8月30日大早，妹妹、妹夫和我，匆匆购得香蜡、纸钱、鞭炮等物，向北驱车几十分钟，就抵达了位于盐亭县黑坪镇冯河乡的李家坪老家。盐亭属于贫瘠的丘陵地带，小时候爬坡下坎，经常往返这段路，一个单边就要耗大半天，所以觉得人生长得没有道理；而眼下，小车转瞬就偏离公路，进入田间地头的土路，再过一座小石桥，提早加档，冲上短而陡的烂泥坡，就直抵每个人迟早都得躺进去的坟墓旁。

妹夫连按喇叭，没人应，于是都下车。左边是新修的祖坟，占地面积宽，显得很有气势；右边却是老宅，一座上百年的四合院，已拆掉了大半，剩下的因年久失修，满目颓败。妹妹从缺口进到浅草凄凄的院坝，发觉堂屋短阶旁的石狮子还干净，就冲狮头落下屁股，高叫：桂英！桂英！桂英是我们的堂姐，在右耳房内陪我的老地主爷爷几十年，直到爷爷死了，房子也千疮百孔了，还住在里面。

一个白发婆婆从右厢房钻出来，我定睛一认，是德成家二妈。妹妹很亲切地打招呼。二妈说：桂英去绵阳了，她幺女生娃儿，要耽搁一段时间。我说：就你一个人守院子么？二妈说：还有鸡嘛，还有猪和狗嘛，还有你们家祖坟嘛。妹妹急忙道谢，并掏了100元人民币递上去。

我却不管不顾地掰开右耳房的铁门扣，一脚迈了进去。灶台、案板、水缸，还有通往猪圈的后门，跟我小时候见过的一样，没挪地方。粮柜和楼梯也没挪地方，我顺梯子爬上阁楼，从前爷爷就住在上面。1967年，我9岁，在家破人亡中，随已当知青的哥哥大毛流窜至此。

晚上没睡处，爷爷就安排我跟他挤。老人家一身枯骨就不提了，可怕的是臭虫和跳蚤，整得我彻夜未眠。三更天还起床下楼，对着皎洁的月光，脱了汗衫举起来，竟全是密密麻麻的血点子。正在懊恼呢，爷爷像个鬼，荡过来将我拽回阁楼，点亮煤油灯，在焦黄的老蚊帐内捉拿臭虫。四只蚊帐角都埋伏着小指头粗的臭虫王，爷爷逮住他们，犹豫片刻，又放了回去，还亲切地叫唤它们的名字，说啥子“臭老三，你咬我就可以了，莫咬我孙娃儿啰，他的肉嫩”……

瓦顶缝隙漏下来的光柱子很密，我埋着腰，像丛林深处的野兽，在嗅着多年前在这儿留下的气味。我能听到自己寒毛炸开的噼啪响。我说：爷爷，老地主，孙儿我故地重游了。听说你在旧社会挺有能耐的，一年三百多天，大多数时候都光着脚板，种庄稼是一把远近闻名的好手。耕冬水田时，牛都累了，吐着白沫不走了，你还不累，还奔到前头去替牛拉犁。就这样，你前半生赌命，好不容易挣够了几十亩田地，还包括一个祖上留下的四合院、两头耕牛、五头大肥猪、几十只鸡鸭，却上了共产党的土改政策线，被乡亲们一致推举为地主。而在几年前，同样的乡亲们，也一致推举你为保长。幸好没作啥子孽，好歹保住了脑壳。

你的教师儿子生前有过非常残缺的讲述，你孙儿曾据此记载：

……几口粮柜全敞开，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着，陈谷子、麦种、苞谷、豌豆统统装口袋扛走，两千多斤窖藏红苕也刨了出来。那天，李家坪的穷人像过节，密密麻麻地在爷爷家里进进出出，想拿啥就拿啥。开头，工作组长还捏着笔记本登记抄走的东西，后来，人太多太乱，就登记不过来了。

到了晚上，上百号人只有一两盏马灯，阴影中，连锅碗瓢盆都失踪了。当然，政策过场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银首饰和两匹阴丹兰布时，工作组长就当众宣布没收。奶奶因窝藏这些东西，被游乡批斗。她的几个堂侄辈还用麻绳捆了她。

80年代末，我随父回了趟老家，在祖坟前拍了照。爷爷刚去世，而奶奶近30年前死于大饥荒。据说当时饿得摇摇晃晃的人们仍不忘阶级斗争，涌进老地主家搜粮食，灶前当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捡了起来，一把一把搓碎填嘴里；连泡菜坛子也倒空，没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从床上滚爬到堂屋门前，坐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掉泪。田分了，这座祖辈留下的院子又搬进来了五户人。占了东西南北十几间屋，只把东南角的耳房留给爷爷奶奶。爸爸说，土改时他正在县城教书，老家有人带信来说“出事了”，他压根就没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状，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风头过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给爷爷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被抄家之后，昔日的地主家空荡荡的，连桌椅都没一张完整的。

爷爷奶奶育有4儿4女，3个儿子死于非命，4个女儿均为文盲，一生都耗在大山沟里。只有我父亲远走他乡求学，成为李家坪唯一的旧时代大学生，却是新时代被改造来改造去的“臭老九”。

我和母亲都不喜欢爷爷。母亲说，爷爷的土和脏让她受不了，一年四季，眼屎、眼泪、清鼻涕从未断过。母亲还说，大饥荒的时候，爷爷就像只黄鼠狼，在山上窜来窜去地打洞，十天半月不归屋，见啥都往嘴巴里捞，从不管奶奶有没有吃食。所以把奶奶饿死了。

而爷爷这个老地主留给我最令人发指的印象就是吝啬。乃至多年以后，我还写道：

老鼠和菜花蛇将房梁上的陈年腊肉啃得伤痕累累，却从不取下来喂人；核桃、花生藏在柜里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壳了，还舍不得吃。一套衣裤，从夏天穿到冬天，极少见他换下来洗过。小时候，我在那颓败的地主院子住了两天，身上痒得厉害，想换洗衣服，却没有肥皂。最后是堂姐从树上打了几片皂角替代。

爷爷从不坐车，快80岁了，还走几十里山路到父亲的县城中学来。遇上太阳天，他就边走边牵开大裤裆捉拿虱子，一不留心，裤子就掉下脚背。我实在想不通，世上竟有如此艰苦朴素的地主。

爷爷死于1988年初，临走前我们全家都赶回这老宅，扶他起来，在祖坟前合影。老人家嗓门还挺大，冲我父亲吼着要吃糖。姐姐飞飞急忙把白糖口袋献上，他竟一把接一把抓起朝嘴里填。两斤多白糖吞完没一会儿，我们84岁的爷爷，窝囊一生的老地主就咽气，并躺进了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就打造完工的布满虫眼的棺材。

紧接着，我姐姐飞飞也因车祸逝于同年5月，仅37岁。

惋叹数声，我缩手缩脚地下楼，从岁月丛林返回院坝，见妹妹小飞正给妹夫王鲁介绍四合院的来历。她说：堂屋的左边，曾住着王三婆，爷爷的嫂嫂，苦大仇深的五保户，养了十几只猫，一到冬天，这些猫儿猫女就钻进被窝为她供暖。王三婆是爷爷的死对头，两个老人像两个门神，经常一边坐一个骂架，偶尔还发生抓扯，可三婆对我们却相当好，总把好吃的留着，等我们回来。王三婆的背后，是德泰一家，德泰是爸爸的堂弟兄，独眼龙，土改积极分子，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凶得很，负责监管爷爷那种四类分子。左厢房是李义大爸和开玉大妈，人很和善，爱卫生，爸爸每次回来，都住他们家。右厢房德成是我们二爸，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可现在呢，除了你刚才看见的二妈，这院里的上两辈人都死光了，桂英这辈人也死了大半，剩下的都搬走了。

我笑问：他们都是土改那年搬进来的贫雇农啊，如今在哪儿呢？小飞指着瓦顶高处笑答：都在坡坡上埋着嘛。王鲁催促说：莫耽搁时间了，快去上坟吧。

10米之外就是刚竣工的新墓，条石围了齐人高的一圈，犹如阴阳之间的隔墙，墙里安息着我们的曾祖父李春城、祖父李树凡、祖母李刘氏、父亲李德奎和姐姐廖飞飞。与众不同的是，墓前立了新旧两块碑，旧碑是父亲生前重修祖坟时造的；新碑却为父亲单立，上面刻着盐亭县中学致一位普通教师的悼文。

按古老的礼仪，我上香、作揖、烧纸钱。小飞比我虔诚，还跪下磕了头。可不知为啥，我暗自感到忐忑不安。这墓修得太阔气了，包括石梯、堡坎、墓前空地及墓体墓碑，占地十来平方米，比父亲他老人家生前任何时期的卧室都大；而在文革结束前，我们全家6口，也就十几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况且，与旁边老宅的新旧对照也过于强烈了。

但是我不能说什么，大毛和小飞都是按风水先生的指点办的，三兄妹比起来，我大约对死后的事最淡漠。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在盐亭县境的教育界很有影响，可我这个儿子，几乎没听他讲过课，更丢脸的是，作为鼎鼎大名的教书匠的后代，我连考4次大学都落榜，第5次免试上武汉大学作家班，还被开除。所以，父亲自小就缺乏对我的信任感，与二毛的交流远远不及与飞飞、大毛多，哪怕我成了所谓的诗人，他还是担心、失望超过信任。直到有一天，我坐牢去了，父亲彻夜未眠，据说第二天就买了收音机，从此养成偷听敌台的习惯；直到有一天，他在敌台里，突然听到他这辈子最尊敬的作家刘宾雁正专题评论他儿子的作品，并称他儿子是“了不起的中国人”，才一下子愣住了。我记得那天回家，瞅见父亲居然捧着《中国底层访谈录》，边读边拿笔在划杠杠，跟批改作业差不多。

由于政治运动，我的家庭多次四分五裂，我几岁就因文革失学，当上流浪儿。我的文化基础是高小毕业就上山下乡的大毛打下的，所以读初中了，还不会打标点符号。我习作文，省略号要点两三排，老师质问，我回答还有很多话很多话没写。而父亲呢，那个老资格的语文教师呢，好像从没审阅过我无边无际的省略号，他的注意力永远是学生，哪怕下放到穷山沟底的柏梓中学，在我家打转的学生也永远最多。四面墙壁，一面靠窗，半面摞书，其它就顶天立地叠放着箱子和口袋。都是农村孩子，从几十上百里过来住校上学，粮食搁在集体宿舍不放心，就存放在我家了。早中晚3餐，几十个学生要进出6次，因为是各自将包谷碴、红苕等粗粮（也有少数学生掺入少许白米）放进各自的钵里，再拿到学生食堂去掺水蒸，所以我家就成了大伙的储藏室兼饭厅，除了钻入蚊帐，缩进被窝，不存在丝毫的私人空间。由于一切都透明化，我曾一度不明白我们四子妹是咋个生下来的。唉，如此舍己为人的臭老九，却应验了杂种毛泽东的一句话：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盐亭为中国培养了好些中高级官僚、商人和技术人员，其中肯定有我父亲的汗马功劳。事隔多年我才体会到，父亲的教育基点还是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孔夫子也没有私生活，稍微有点出轨的想法，马上就受到弟子的非议和质问。难怪，有文艺天赋的母亲经常大叫“日子没法过”。母亲说：我跟你爸爸，就像电影和川戏，资本家和土地主，搞不拢。

退休之后，父亲来成都，替大毛守了十几年的牙科诊所。刚好我出狱离婚，光棍一条返乡，白吃老人家好几年的饭，还穷凶极恶，嫌饭菜不好吃，惹得老人家时常拍案而起，全忘记了当年对学生的那份耐烦。直到2001年底，沉疴不起，换了五、六家医院，终于确诊为晚期肺癌。

劳改犯的身板硬扎，我自然充当起贴身护理，背、扶、洗澡，忙得不可开交。父亲到底切身体会到无用儿子的有用之处，我则首次目睹并搓揉父亲的裸体，他本能地遮遮掩掩，后来次数多了，就麻木了。父亲的最后一站，是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部11楼，也就是癌症楼。出了电梯是走廊，在那一头，是梅花形状的病区，每朵花瓣都是病室，躺着两到三个等死的人。父亲拖了大半年，算久了。

开头还有大把时间留给我们父子俩，父亲说了几次：二毛，我给你讲讲老家，讲讲我和你妈的经历吧。我却说：不急，等几天嘛。或者说：刚打完吊针，休息一会儿。或者又说：再休息一会儿。父亲深深地叹口气，说：这一生快划句号了，我除了教书，别无所能，因此我的墓碑就刻“盐亭中学教师李德奎”几个字足够。

我急忙说：爸，你想那儿去了。目光却有些躲闪。不料才过20几天，癌细胞就扩散到呼吸道，父亲的喘息一阵紧似一阵，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眼睁睁地瞪我，还抓住我的手，可当我会意地埋头，将耳朵凑拢他的嘴边，却只有含混的卜卜声。

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全面了解自己父亲及家族的机会！而我竟是一个靠文字，靠倾听，靠挖掘他人经历讨生活的家伙！父亲活了80岁，去世这年我44岁，可父子俩私下交谈的时间加起来有没有两天，一天，或者大半天？特别是目前，我正在拚力还原土地改革的真相，而父亲作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本应该是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啊。

接下来就是长达几十天的苟延残喘。每时每刻，那些价格奇贵却毫无用处的化疗药物都伴随着父亲，吊针要打十几个钟头，手背肿了，插不进针了，就改手臂；手臂不行，就改大腿；大腿再不行，就改脚背。父亲终于减肥了，硬梆梆的大肚子瘪了下去，可查房的女主任说：要输脂肪乳加强营养，支持化疗。还没等家属反应过来，一日两大瓶黏液又挂上床尾了。

穿白大褂的屠夫呀，哪怕是大象也会让你们折腾完蛋！没过几天，脂肪乳也输不进去了，护士连扎七、八下，针头都弹了回来，她吓坏了，急忙跑去叫女主任。两人又在病房里瞎搞了半天，针头终于进去。可吊瓶里的液体却进不去，不但进不去，还倒灌，胶皮管刹那就变红了。

我实在怒不可遏，一把扯掉管子，屋里屋外地叫骂开了。可连喊痛都没力气的父亲还冲我摇头，还在为人师表。门外，死者一个接一个，每当太平车从电梯出头，吱吱的穿过走廊，深入到梅花病区的某一瓣时，我都立即关门。特别是夜半，家属猝然爆发的哭泣像无数钢针，不，像比钢针更尖更细的看不见的指甲，深深抠入每个人的皮肤、内脏和记忆。

我真想将父亲的耳朵堵上。

我真想将父亲所有的感觉器官堵上。

如果手里有中止世间痛苦的毒酒，我愿意亲自给父亲灌下。

但是，喘息、呻吟、哭叫、歇斯底里与麻木还得继续，地球的转动还得继续。

楼外的大街，车辆川流不息，路灯犹如波涛汹涌的江河，由近而远地涌往夜幕后的天国。天国中央的神啊，你可知晓，我们隔壁病房的中年人已于昨日黄昏到你那儿去了。他不堪癌细胞和高价无效治疗的双重折磨，就腾空而起，走了捷径——他从11楼俯冲到底，嘭的摔成一块浆汁四溅的肉饼。不同楼层的脑袋三三两两地探出去，还以为是楼顶的花盆掉下去了呢。

2002年10月7日凌晨，父亲停止呼吸。一个年轻医生装模作样地做了几下胸搏击，算是抢救过了。此前约1个小时，主治医生查房，用小电筒射了病人的瞳孔，还指着我问：他是谁？父亲似乎微笑了一下，伸出两根指头。见医生不解其意，我就说：我是二毛，爸爸还没糊涂。

他一生中极少糊涂。约5个小时前，门外有人哭，刚打完杜冷丁的他还示意我去看个究竟。原来是3个下岗的兄妹，因缺钱而抱头痛哭。他们为了延缓绝症父亲的死期，花光了全部10来万的积蓄，再也交不出后续费用了。可毙命在即的父亲还以点头、摇头来表示想活——即使一天半天，即使不成人样，也想活。可多活一天半天，需要大把钞票啊。

父亲，你操心太多，管闲事太多了，世道却没有因为你而好一点或坏一点。安息吧，永远退休吧，让良心经常被狗吃掉的儿子我，为你抹下眼皮，为你顶上假牙——你在阳间继承了老地主的香火，艰苦朴素，老吃剩饭剩菜，散发着馊味的东西也舍不得倒，但愿你在阴间提高生活质量，多尝点好东西。

转眼快4年了，小飞埋怨说，二毛你还发啥子呆？赶快烧纸嘛。爸和姐跟前多烧点，爷爷、奶奶、祖祖全要烧到，莫偏心眼，弄得他们在阴间呕气哈。

我点头称是，将纸钱烧得热火朝天。大个子王鲁牵着十几米长的鞭炮，在墓前空地摆了个蟒蛇阵。坡上田间的乡亲们陆陆续续往这儿赶来。我却在继续想，姐姐那么善良，为什么死在父亲的前头？老天或上帝真是公平的吗？

寻思不出答案。只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姐姐与他最亲，命运却跟他最像。

还记得姐姐十几岁参加工作，去深山老林的平武县伐木厂，因出众的美丽，数次出演样板戏的主角。她曾与一位解放军连长倾心相爱，却由于出生地主家庭，政审不合格而告终。后来的丈夫与她各方面都不般配，可时代弄人，只好听天由命地过下去。

她的两个女儿没受过完整的教育，父亲总觉得欠了姐姐的。特别是她死后，骨灰一直无法入土。父亲说：父女俩一道走更合适。

鞭炮炸响了，小飞捂着耳朵跳到一旁。父亲、姐姐，你们此刻还在遗憾吗？

蓦然，《梵高传》里的结尾句子蹦出我的脑海，那也是梵高和他的知音弟弟泰奥合葬时的碑文——

他们死后永不分离

首发民主中国

 

铁凝女士曾写过一部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根据小说改遍的电影《红衣少女》曾走红一时，小说塑造了一个卓尔不群的反叛型少女形象，给许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留下深刻的记忆。不过，作家本人的性格与作品人物安然显然大相径庭，虽已年近半百，铁凝女士让我们看到的，仍是一个无脑乖乖女的形象。这种印象除了多年来对其作品的阅读之外，也来自《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对中国作协新当选主席铁凝的采访。在这篇访谈中，铁凝女士以对政治的狭隘理解来取悦权力，以争取作家生活待遇的帮派老大立场来取悦作家，以贵为作协主席而不放弃写作的表态来取悦读者（一个作家协会的主席坚持写作不应是其本分吗？），可以说是八面玲珑，当然，对一位优雅的女士来说，八面玲珑不算什么特别难以令人忍受的缺点，可是，身处中国文化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作协掌门人，铁凝女士以“一个大国养不起最优秀的作家是悲哀”的说法，为国家的作家供养体制辩护，不能不说是真正的悲哀。

隶属于中国文联的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传承自苏联文化体制的产物，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在这种体制之下，不仅难以产生优秀的作品，甚至原本优秀的作家也会因为这种体制的存在而失去创作的能力，老舍、巴金、冰心等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而目前创作比较活跃的中国作协会员，相当一部分已不再依赖国家供养，比如先锋派作家格非，其安身立命的职位是大学教授，新写实作家刘震云，其工作单位是一家报社。更重要的是，市场已经为作家提供了真正的供养，象苏童、余华、郑渊洁等人，他们主要的经济收入已不是所属单位提供的工资和福利。

当然，一些具有创作能力的作家至今仍程度不同地依靠作协体制供养，铁凝女士大概是在这个意义上呼吁国家为他们多花一点钱，并且为他们提供医疗、孩子入学等方面的便利。“我觉得这是国家应该做的，国家不应该放弃这个。”在当选作协主席后的第一篇公开采访中，铁凝仿佛在扮演作家协会后勤部长的角色，而忘记了她真正应该为中国作协或者说中国作家承担的责任。

目前的中国作家最需要的是什么？从邬书林先生的禁书事件我们足可以找到答案。自由，创作上的精神自由，或者，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说法，“说真话”的自由。几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权力的压制，作家越来越丧失说真话的能力和勇气，久而久之，他们与民众和市场的需要脱节，就象一群被圈养在动物园的动物，失去了在荒原上觅食的能力，最终被读者所抛弃，身为作协主席，铁凝女士首先应该为作家自由写作的环境而呼吁，首先应该鼓励作家们面向读者面向市场真实地言说，而不是可怜巴巴地向旧体制哀求一点蝇头小利。

要知道，供养，圈养或者说包养从来不是无条件的施舍。它要求作家远离市场和读者，既不为读者写作，也不为市场写作，却习惯于歌功颂德，只为领导写作（间或以逃避现实的态度，向历史的故纸堆或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寻找精神寄托），因此，中国作家无须为政府发放的一点养命钱而感激涕零，那点工资和福利不过是一种封口费，是以强迫作家远离市场母体为代价的，它是对作家被迫“不说真话”的一种补偿。

如果要在政府供养而无言论自由和放开言论自由让作家自己找食之间作一选择，我相信，绝大多数有才华的作家会选择后者。也就是说，无论事从前卫写作或传统写作，市场条件下的语言大国根本不会发生养不起作家的事情，但这种“养”靠的不是政府，而是社会。身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女士，如果真想把中国作家们养肥，根本就没必要为作家的待遇呼吁，而应为自由的创作环境呼吁。

事实上，目前的中国作协体制和整个中国的文学写作都面临巨大而紧迫挑战，信息化时代的阅读需求，催生了新的写作群体和传播方式，僵化的作协体制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要，作协集团越来越无力为社会提供优秀产品，正被市场边缘化，而另一方面，国家财政越来越不情愿并且逐渐无力为作家提供偷懒的免费午餐，即使贵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铁凝女士恐怕也无法扭转这种局面。因此，与其抱持昨日的荣耀而悲号，不如带领作家们闯出一条以自由写作通向市场的金光大道。

对中国作协的作家们来说，继续向政府乞食就象是抓住一个被包养的二奶身份不放，而不敢走出这畸形组合，自由地与市场发生爱情。当铁凝主席呼唤作家继续被包养的时候，她没有看到，包养人实际上正逐渐失去对这些作家的包养兴趣：由于网络媒体的兴起，对作家的包养并不能杜绝异议声音的传播，“封口费”不可能发给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另一方面，文学写作失去万众瞩目的光环后，权力的兴趣早已转移，作家既不能担负社会“稳定”的职责，也不能为GDP做出贡献，包养者早已移情别恋。

在这种尴尬处境之下，由于身为作协主席的铁凝女士鼠目寸光的努力方向，许多作家将失去在青春时期追求爱情的最后机会，而继续安于被包养的身份。等到某一天包养者对她们彻底失去兴趣，或者说无力继续包养下去的时候，一群半老徐娘又将何处哭诉她们的委屈？在中国作协前任主席巴金去世之后，一年多时间里，这个全国性作家组织的主席职位竟然一直空缺，如果包养者十分乐意把这种包养进行下去的话，恐怕不会让如此怠慢的事情发生。

更重要的是，这种包养会使被包养者失去对爱情的感觉，也就是说，使作家脱离了他脚下的大地。著名作家胡发云在小说《如焉@sars.come》中借斯卫之口说出了一代被包养的苏联作家的命运：“客观地说，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极有才华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哪怕在沙俄时代，他们都会成为俄罗斯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沙俄时代那一串串灿若星辰的名字，他们的小说，他们的绘画，他们的交响乐和他们的戏剧，依然是俄罗斯甚至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但是苏联时期那些天才们不见了，很少人再记起他们。”被包养的命运之悲惨，莫过于包养合同被迫终结后，因长期的包养使作家们丧失爱的能力和被爱的资格，只剩下“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悲切。在市场化被日益深入的今天，被包养的最终命运，难道不就是这样一种结局吗？沈阳作家洪峰以行乞的行为艺术方式对作协包养体制予以嘲弄之后，毅然退出中国作协，就是对这种结局的一种敏锐预见。

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作家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良知，在创作的过程中，他要动用全部的个人才华、人生的体味与感悟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怜悯与同情，当他写出有价值的文字，社会将给他应得的回报，但社会对作家群体的回报，不应该包括住什么房子、孩子上什么学校这样的承诺。国家当然应该负责建立起的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但它的援助对象绝不只是史铁生这种身患残疾的作家，而应作为一种全民福祉。国家可以帮助史铁生解决生活困难，但必须基于史铁生的公民而非作家身份，否则，既是作家的悲哀，也是作家的耻辱。若作协动用其游说能力对某些作家予以特殊照顾，则剥夺了其他公民获取公平对待的权利，因此，身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铁凝女士，应为中国全体公民，而不是小小作家圈子的医疗和社会保障而努力。

当然，纯文学创作承载着一个民族语言和心灵史的延续，如同对基础科学的投入一样，国家和社会对纯文学创作应予必要的经济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财政对一群拥有事业编制和行政级别的作家给以直接关照，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说到底关系整个社会的需要，因此，铁凝主席完全可以动用她的身份优势，尝试建立中国的文学创作基金援助模式，其资金来源除官方不附加条件的资助外，也应包括社会和海外的捐助。

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写作将给作家的心灵带来极大的挑战与丰富，而自由的言说和出版机制是市场化写作的保障。言论自由对于作家的必要，正如水之于游鱼。但在铁凝的谈话中，我们听不到一点对自由的呼吁；在最近的邬书林禁书事件中，我们几乎听不到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协会员的声音，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方向性错误。这是中国作协及其会员整体的沉沦，我们很难相信真正优秀的作品会从这样的体制下诞生。

早在当选中国作协之前的2002年，铁凝女士已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因此，在全国作协会议选举主席的时候，实际上已没有悬念，我们明白这点，铁凝女士也明白这点，也就是说，铁凝女士早有充分的时间思考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家的当代生存与使命，但通过这样一次谈话，我们看到铁凝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战略构想：“新一届的领导机构刚成立，工作还没有交接，我已经回到庄里（指石家庄）了，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地为今后的工作目标思考”。这样文不对题而又消极懈怠地应付主席职务，实在令人怀疑中国作家协会这个组织是否会终结在铁凝任内，虽然体制的限制不是她个人能够轻易突破，但作为新任主席，表现得如此缺少智慧和担当的勇气，令人不禁发问：铁凝是否要成为中国作协历史上第二位作为“植物人”存在的主席呢？

从铁凝主席的访谈来看，要求那些早已习惯于被包养的作家们走出畸形的束缚而投身于独立和自由的言说，舍畸恋而追求酣畅淋漓的真实爱情，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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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与台湾关系如何，本来与我个人没多大切身的利害关系。可是每看到大陆方面粗恶的、毫无智慧的措辞，我就止不住动笔的冲动。下面是3月5日台办负责人的谈话，《新华社发》的消息，方括号“[]”里的部分是我的评点。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就陈水扁抛出[为什么要用“抛出”一词呢？想让它动感强一些？]“台独”分裂主张发表谈话

《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5日就陈水扁抛出[建议今后避免使用这个词]“台独”分裂主张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3月4日，陈水扁在一个“台独”组织的聚会上，公然[传统的中国政治是投偷偷摸摸，所以在中文里“公然”成为一个贬义词。

政治主张本来就应该是“公然”的。“公然”不丢人。“公然”是个褒义词。建议今后避免用作贬义。]抛出[已经是第三次使用此词。这个新华社记者该开除了，用词极其乏味、单调。]“四要一没有”主张，声称[用“主张”怎么样？]“台湾要独立”，“台湾要正名”，“台湾要新宪”。这是陈水扁赤裸裸[阿扁在这次聚会上是光屁股吗？]鼓吹[他是敲着鼓、吹着笛子喇叭笙发言的吗？不然怎么叫“鼓吹”？]“台独”、在“台独”分裂道路上又迈出的危险一步[台湾从解严到现在，已经“危险”好几步了，每次都是北京说“危险”。在你们眼里，台湾究竟怎么样才不“危险”呢？让老蒋还阳，继续戒严，才不“危险”是吗？].这也再次表明，陈水扁是一个毫无诚信[阿扁尽管想耍赖，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可到底还是脱不了中国人的皮。凡中国政客都是骗子流氓，大陆尤甚。]的“台独”政客，他已经用“四要一没有”取代了“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北京政惩对人民的承诺，变更得比阿扁还要快些。].

我们多次指出，陈水扁通过“宪改”谋求“台湾法理独立”、分裂国家将严重危害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前事态表明，陈水扁出于一己之私[真的是陈水扁的“一己之私”？

要说一己之私，我想他最想搞总统三宫六院72妃。]故伎重演[阿扁前世是“伎乐天”吗？技痒了？]，变本加厉地鼓吹[又一个“鼓吹”，乏味得紧，象个瘪三儿。]“台独”分裂主张，其目的是要进一步鼓动[“鼓动”就是用鼓去动员。是这样的吗？]通过所谓“宪改”谋求“台湾法理独立”，蓄意挑衅祖国大陆[他一挑衅你就跳？他想做荡妇，你就马上当淫棍。他一摆尾，你就止不住想上。你们真是绝配呀。]，制造两岸关系紧张，并以此转移焦点，摆脱困境。陈水扁不惜牺牲台湾同胞的利益[惜不惜台湾同胞的利益，让台湾同胞自己去公决，你别先代替。人家没嘴了，要你代替？]，不计后果[他“不计后果”，你就把后果制造出来！无论什么产品，只要他敢下订单，你就敢生产？他要你把2，300万台湾人都杀了，你就敢杀得一个不剩？

你怎么那么听他的话，你是他孙子啊？他“不计后果”，你“计”就行了。]地发表上述言论，必将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这个数字还不够大。中国还有几百亿头牲畜呢，它们也都反对“台独”。]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其图谋[“图谋”与前面的“公然”矛盾。“图谋”就不会“公然”，“公然”就不是“图谋”。]绝对不会得逞[那也就是一种政见罢了，什么得逞不得逞的！俗透了，一肚子阴谋诡计的逻辑。].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且不说几百枚导弹，就你们这粗恶的用词，哪有半点“诚意”？更别说什么“最大”了。]、尽最大的努力[你们的“努力”与实际效果总是南辕北辙。努力越大，与愿望越远。笨死你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是绝不会容忍“台独”[他提出个“台独”口号，你就扔过去中程导弹，这就是所谓的“不会容忍”吗？口号就是一口气。你炸不坏他那一口气，可是你却会炸死台湾人。实际上你们不会这样鲁莽，不会这么冒失，可为什么要做出这么鲁莽、冒失的姿态呢？想吓唬人吗？别用吓唬人的方式待人，要尊重人家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将密切关注[你不“密切关注”还好点儿！你们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事态发展，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他以和平方式分裂，你以战争方式对应，你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和平罪。反和平罪属于战争罪。当心做米洛舍维奇。].

国标赘语：外交辞令，古称“行人之辞”，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就已十分发达。您瞧台办这篇外交辞令，一丝一毫文明成分都没有。数典忘祖的东西！文辞差极了，不肖子孙，建议将此负责人开除出国台办，由焦国标代替。

（2007年3月5日柏林）

民主论坛

 

两会刚刚召开，中共政协委员、社科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就大出风头，声称将提出议案，要求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

喻权域是著名左王之一，也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他历任新华总社《半月谈》杂志主编、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中央外宣办秘书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他在新老左派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接邓力群、胡乔木等老左，下连杨帆、左大培、韩德强等新左。这些左派最顺手的武器是两大”政治正确”：一是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爱国主义”。他们对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攻击，交替使用这两个”政治正确”。新老左派发动过对”新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也发动过对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诅咒式声讨。

喻权域用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来反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特别擅于利用两会的机会制造新闻点，发表极端言论和提案。比如，2006年两会期间，他提出两项提案，宗旨都是竭力捍卫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2004年两会，他针对修宪中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提出：在社会主义中国，私有财产入宪是极为荒谬的。他认为，主张”私有财产神圣”的人，要么是知识浅溥又喜欢出风头的人，要么是用心险恶的人；2005年两会前，他应邀去北京大学参加改革开放纵横谈的沙龙活动并发表演讲。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列举了今日中国诸多众所周知的弊端（如”两极分化”、”国有资产流失”等）后，不是抨击造成这些弊端的制度性根源及跛足改革政策，而是以原教旨社会主义的政治正确为武器把改革定性为”造反，是造社会主义的反！”

也许，他反对私有化的提案，与中共现政权的口径不合，并未引起多大反响。所以，喻权域在今年两会上转变了方向，暂时放下”捍卫社会主义”的旗帜，而拿起”爱国主义”的大棒，准备向人大提出《惩治汉奸言论法》的议案。他对香港《文汇报》记者宣称：内地报章现在汉奸言论充斥，一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为八国联军侵华特别是日本侵华翻案，针对这种情况，国家要专项立法，对那些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列强侵华翻案，特别是为日本侵华战争翻案的论者、乃至媒体负责人要以法律手段惩办。他将建议对汉奸罪进行如下惩处：凡为1840年（首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华侵略行为辩护者，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凡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外国对华侵略行为辩护者，处20年以下有期徒刑；刊载汉奸言论的报章负责人要负连带责任，亦要处3年以下监禁。不过，若一周内刊登批判文章或道歉启事者，可免予刑事处分。对于该法是否影响言论和新闻自由，他表示，宪法虽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但这种自由必须不能损害公众利益。

喻权域的提案，无论打着多么高尚的旗号，都是公然为文字狱张目，堪称左派们迄今为止发表的最野蛮、最荒谬、最疯狂的言论。

首先，俞曾任官办的中国人权协会副会长，不会不知道言论自由乃载入各类权威性国际文献的普世人权之一，也不会不知道中共宪法也明列了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条款，更不会不知道2004年修宪时已经把”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写进了宪法。然而，知道归知道，仇恨归仇恨。仇恨孕育野蛮，野蛮宣泄仇恨，特别是政治仇恨更为可怕，一旦发作，就会泯灭最基本的是非善恶而走向肆意而为的野蛮。正是这位老左对自由派的刻骨仇恨，才会让他在中共高官也要大作言论自由秀的今天，提出如此野蛮的议案。因为，鉴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遭到独裁史学的长期隐瞒、篡改和歪曲，改革以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出现了自发的”新史学运动”，旨在将被独裁史学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在这场持续二十多年的”新史学运动”中，取得重要学术成果且影响日隆的学者，大都是自由主义知识人。如，袁伟时先生、高华先生、沈志华先生、杨奎松先生、雷颐先生等人。

其次，喻权域提案的主要理由极为荒唐：”一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为八国联军侵华特别是日本侵华翻案”。如果这也可以作为立法惩治言论的理由，那么这项立法最该针对的对象，绝非自由派知识人而是中共政权及其御用学者。众所周知，中共掌权以来，极尽歪曲历史之能事，中国每个阶段的历史都被按照中共政权及党魁的意志改写过，特别是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历史，更被中共的御用史学家篡改得面目全非。要说对歪曲历史的学者和媒体进行立法治罪，那么，最该受到惩罚的是官方的御用史学家及其媒体。如果为日本侵略者辩护的汉奸言论可以治罪20年，那么在中日战争问题上，首先应该被治罪20年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喻权域们最为崇拜的毛泽东。1949年后，毛泽东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日本人发表最汉奸言论，仅载入《毛泽东外交文选》汉奸言论就有三次：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左派文学家野间宏等人时就说过感谢日本皇军的话：”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时又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没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1972年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再一次道出了心里话：要感谢日本人救了中共。没有抗日战争，中共很难那么快就夺去全国政权。（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最后，喻权域的提案只能冠以”疯狂”二字。他公然宣扬”因言治罪”，而且针对的还是学者和媒体，如此公然与言论自由为敌的立法提案，即便在一向与言论自由为敌的中共掌权史也从未有过。如果喻权域的提案被人大采纳并进入立法程序，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恶劣的立法，而且是中共建政以来最疯狂的立法。尽管，中共掌权以来，从未停止过制造文字狱，特别是在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时代，简直就是遍地文字狱；改革开放以来，文字狱有所减少，但从未停止，以至于，今日中国仍然是文字狱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在中国曾经颁布过的文字狱法律中，阶级斗争时代刑法中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1997年被修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中共政权还没有疯狂到直接用”惩治XXX言论法”来为自己制造”文字狱”的恶行进行命名的程度；即便六四以来的中共政权为了修补自身的道义合法性和转移国内矛盾而不遗余力地煽动狭隘的爱国主义，甚至还愚蠢地针对台湾制定了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但它也不可能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制定惩治卖国言论或汉奸言论的法律。

在中外历史上，凡是和平时期鼓吹爱国主义的人，大都要走向癫狂。当年，希特勒制造的民族主义狂热，让德国人失去了起码的理性甚至人性，从而使种族灭绝和镇压异己合法化。这种公众狂热，不仅能够制造出希特勒救世神话，也能够制造出杀人民族的合法化神话；不仅能够让大众迷狂，也能让大哲人大法官丧失判断力。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竭力追随希特勒，在大学里宣扬纳粹主义，变成了”坐在讲堂上德希特勒”； 上万名德国法官在最高法院门前高举手行纳粹礼、高喊”嗨，希特勒！”正是这些效忠于纳粹主义的法官，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缜密的法律思维，经过富于逻辑性的法理论证，制定出一系列恶法。于是，践踏人权和种族迫害的行为，就在爱国主义的庇护下得以合法化了。

没想到，在言论自由越来越变成全球共识的今日世界，也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的今日中国，老左喻权域居然还要学习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将封杀汉奸言论的爱国意志变成法律，也就等于在爱国主义旗号的庇护下把扼死言论自由的言行合法化。

左派的偏执和爱国的狭隘，导致了喻权域对言论自由和自由主义知识人的仇恨，仇恨使之疯狂，使之丧失了起码理智，走向丧心病狂！

所以，《惩治汉奸言论法》的新闻一出，就遭到绝大多数网友的抨击，有网友甚至跟贴说：”我举报，喻权域本人正是潜伏在中国的最可怕的汉奸！世界上已经没有几个因言获罪的国家，而且，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几乎就是这样的国家，现在，喻权域却在这种场合公然提出要恢复因言获罪的提案，显然是要借此机会故意把我国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抹黑，其用心何其毒也！显然，喻权域先生极有可能是帝国主义专门派到中国来，专门以丑化我爱国人士形象、丑化我社科院形象、丑化我政协形象、丑化我政府形象的卧底，这种人，是最可怕的大汉奸。现在，喻权域已在公开场合暴露出了其丑恶嘴脸和邪恶用心，正因乘此机会把丫抓起来，以汉奸罪论处！”（http://comment.news.163.com/biz2_bbs/38QCBBTP000127FF.html）

网民的激愤之言，我能理解。但如果喻权域的疯狂主张仅仅停留在言论上，他说出这些主张的权利也应该得到保护–就当那是患上”病态爱国综合症”的胡言乱语好了。

2007年3月5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7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