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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国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20世纪早期，在陈独秀等知识分子那里本来早就有十分明确的答案。祇是后来我们长期被意识形态的迷雾笼罩，已经分不清这些概念。重温当年的陈独秀在法庭上为是否“叛国”所作的辩护，以及章士钊、程沧波之间的笔战， 有助于我们重新厘清这些问题。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1933年4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人“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

4月14日上午，在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开审，55岁的陈独秀踏上法庭时，记者发现他“两鬓已斑，须长寸许”，但“面色红润，已无病容”，而且“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祇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祇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人满为患，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各地赶来的，法庭无地可容，门外挤满了人。等检察官控告完毕已是下午1点45分，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祇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的书面辩诉状说得很清楚，国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所谓亡国是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和主权，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能说是“亡国”，所以“危害民国”不成立。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所谓“叛国”，刑法上有具体说明，即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机密罪。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屏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说。“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

他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武力征服’政策对待吾国，同时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他表示自己力争的祇是体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的是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的是民主制扩大到历史的最高阶段。现在和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说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个人，就是有罪，那么两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那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20世纪的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怪现象。如果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就是“危害民国”，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接着，仗义而来的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雄辩滔滔，长达53分钟。他指出，本案首先当区分言论与行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使是应付紧急状态的特别法规，也未见这样的规定，所以起诉书的指控，“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反对或攻击政府，进一步推翻或颠覆之，这是行为。即便指控陈独秀主张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的“行为”含义迥然不同，以行为而论，断无科罪之理。何况国家与主持国家的机关（即政府）或人物，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祇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

当章士钊辩护时说，陈独秀早已被共产党所开除，“现政府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余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为？”他这样说的用意无非是为了给老友开脱，当然是一种有利当事人的辩护方式。想不到，早已被自己创建的共产党开除的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祇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为准”。陈独秀光明磊落的态度，当时即赢得了旁听席上的赞誉声。

陈独秀的自辩词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申报》、《大公报》和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陈独秀和章士钊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借助大江南北各新闻媒体广为流传，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章士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的辩词，文采斐然，受到读者的瞩目。各地报纸论坛上出现了与他唱和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留学归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不久的程沧波站了出来，在4月26日的《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从“现行法律”出发反驳陈、章，俨然“法家”姿态。文章指出，“律师不能离现行法律条文而谈法理”，认为章不知“今日法律上国民党与国家之关系”，身为律师，“应知今日中国现行之根本大法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该约法第三十条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家的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统治权就是主权的“动的状态”，“今日中国之国民党，在法律上既为行使中央统治权之团体，则按之‘国家为行使统治权之团体’之原则，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存制度下，即为国家。国民党此种资格，由法律所赋予，由事实所造成。训政时期约法未经合法废止以前，反对并图谋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谋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

他接着指出，今日为统一共和国，与苏维埃的国体根本不同，“陈独秀自认推翻国民党及其政府后将建立苏维埃制度。则与郑孝胥等迎立溥仪，同为变更国体，同称叛国。而决非更易政府一语所可轻轻文饰。”“中国人民皆可用合法之方法推翻今日之政府——行政院。而不许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何谓“合法之方法”？他的答案：“即院长副院长之产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条）中国现政府之推翻，必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选任。除此方法以外，希图推翻政府者，即为违法。”

程沧波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陈独秀以所谓“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刑13年（经上诉，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改判为8年）。

5月4日，章士钊在上海影响最大的老报纸《申报》上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反驳程沧波。他发现程所引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与原文不同，原文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会议，行使中央统治权。”“代表国民会议”是本条的眉目，贸然将“国民会议”割去，“不知是何用意？”而且主权与统治权不能混为一谈，在英语中对应的也是不同的词。即便是“训政时期约法”第一章也标举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由国民会议行使，岂能在国民会议之外谈国家主权？既然承认国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又怎么可能得出“党即国家”的结论，岂非矛盾？更令他吃惊的是，程明明说民主国家主权寄予全民，“则以主权论，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过全民中一小小分子，乌得谬居其名”。说白了，不过是国民党专政。国民党专政，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当事人陈独秀倡言推翻国民党，并非危害民国，充其量祇是布达未来的政治理想，无背于近世立宪国的通则。

章士钊游学英国，曾受教于著名宪法学家戴雪，程更是英国教育背景。两人在笔战时都搬出西方法理，列举英、美等国的例证。祇是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5月7日，程沧波又在《中央日报》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对章的反驳一一进行辩驳，没有说出多少新意，无非一再重申国民党就是国家，还声称这是“民意”所赋予的。章士钊没有再作回应。国民党当局因此大为得意，程沧波也因此在国民党内文名大盛，陈布雷在杭州连夜写信给他，说自己“为之喜而不寐”。连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也专门自南昌给他发来贺电。年仅30的程沧波因这场笔战而大受蒋阵营的欣赏，成了国民党内的大才子。

当年5月1日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发表了一篇详尽的《陈独秀案开审记》。陈独秀本人的辩诉状当时也有一种14页的单行本流传，后面还有“独秀”的签名。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当年就公开出版了《陈案书状汇录》，共102页，收入了起诉书、判决书、陈独秀的自辩词、章士钊的辩护词以及程沧波对他们辩词的反驳、章士钊回应程沧波的文章等。此书汪原放经手付排、付印，他记得印了一千册，迅速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专业教材。

陈独秀在“五四”后走了一段弯路，与李大钊等人一切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自以为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结果在1927年后被这个党的太上皇共产国际抛出来，做了替罪的羔羊。经过多年的曲折、痛苦的思考，他逐渐回到了“五四”的轨道，回到“德先生”。实际上，对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他早在创办《新青年》之前就有过深入的思考，写过很有见地的文章。1914年11月他在《甲寅》杂志上，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清晰地指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他说不仅要有爱国心，还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没有权利、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此文一出，舆论一片喧哗，当时有不少人指责他不够爱国。

这个观点，以后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有进一步的论说：“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因为陈独秀早年有过这样的认知，所以，即使中间误入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歧途，他最终还能走出来，重新回到过去，并超越过去。以他法庭上的自我辩护为起点，到他晚年出狱后在四川江津的思考，他对国家、政府、民主、自由这些近代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对民主的最后见解主要集中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和给西流的信里。他说：“民主是自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如果说民主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祇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祇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胡适在《陈独秀最后见解》一书的序文中特别指出：“在这十三个字——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这些闪耀着人类政治智慧的观点成为1949年以后雷震在孤岛台湾倡导民主的精神源头，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文中说：“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

程沧波从1932年5月到1940年10月，他一直当了8年零5个月的《中央日报》社长，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最后竟因风流事件黯然下台。储安平一度在《中央日报》做过文学副刊的主笔，其妻子端木露茜是当年小有名气的女作家，也在《中央日报》工作，她不仅相貌美丽，文章也写得出色，让才子上司程沧波不禁动了心，于是乘储安平前往英国学习进修的机会，穷追猛打，终于把有夫之妇端木露茜追到了手。等到储回国，得知此事，就到同乡前辈、党国元老吴稚辉面前狠狠告了他一状。吴将此事转告蒋介石，蒋把他叫去当面教训了一通，他觉得这个《中央日报》社长很难继续做下去了，就主动提出辞职。于右任爱惜此人的才气，而且觉得“风流无罪”，竟然马上就安排他到监察院去当秘书长。储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茜曾经为这段感情纠葛，写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题目为《蔚蓝中的一点黯淡》，发表在当年的重庆《大公报》上。

首发北京之春

 

采访前奏

往穷山沟奔波两趟，胸口堵得急，于是琢磨着改变路线改变心情。

2006年8月22日黄昏，我在云南丽江车站送走执意要去北京闯荡的女友，万念俱灰了几分钟，光棍汉的豪情又习惯性地回荡于胸。真的，老天爷算照顾我，派来不少好女人，可最终都感到 缺乏安全感，要一脚踢开我这条流浪狗。

基督徒余杰和胖子王怡给我开的处方是，挽死女人的骼膊一起信上帝、进天堂；而刘晓波同志说，老廖，铆足劲儿找个蓝眼睛！看来你祇适合跟蓝眼睛过。

可眼下，先独自瞎胡混，至少该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绞尽脑汁找理由、陪笑脸了。

想起在成都的右派诗人流沙河，觉得温暖，从1982年我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始，我们的师生关系一直持续着。印象中，沙河老师渊博如海，细致如海底握针，恐怕世上还没有一段他不知道的中国历史。

我读过沙河老师一些写旧社会的文章，晓得他也是地主家的狗崽子。掐指一算，土地改革伊始，他大约弱冠年纪，该经历了。

我找到了瓜娃子进城的正当理由，我对那个以吃喝玩乐而闻名的温柔乡既厌倦又难于割舍，每次回去，都要寻一个“正当理由”。

穿过灯红酒绿的丽江古城，我跨入暂住了一年多的院门，嘻嘻哈哈的乡音扑面。原来是十几个男女老乡在屋檐下铺开两张矮桌，正把“斗地主”玩得热火朝天。这种以成都为发源地的扑克赌博游戏，目前已风靡全国。我本想从桌旁悄悄绕进屋，却碰巧被抬头插牌的一位黄毛女孩瞅见，就顺口叫唤：“快来斗地主，好耍哦！”我笑答不会，女孩就以更大的声量喊：“你是不是成都人哦？连斗地主都不会！”

在此起彼伏的嘲笑中，我被迫应战：“我斗的是另一种地主，你们也不会。”

是的，彼地主非此地主，众乡亲消化历史的胃口举世公认，前两年号称“哪里有成都人哪里有麻将”，近两年却改成“哪里有成都人哪里就有斗地主”。

乘飞机返乡祇需几十分钟，可机票不打折，要1000来元，令人肉疼。于是次日大早，我来到昨日送别的车站，寻了一辆野的坐进去。这是5人座的国产夏利车，司机满脸横肉。照规矩，我敲定100元的路费，就默不着声地等了一个半小时，待4位旅客齐了，车才吭吭哧哧地发动。我这辈子与破车有不解之缘，这回也不例外，跑了几十米，尿骚混杂的油烟就弥漫起来。旅客们捂着鼻子埋怨，司机却更愤愤不平，骂世风日下，车停在旅馆院里，也有不止3个王八蛋起夜乱冲尿。

然而，尿骚油烟在往后7个小时的旅途中就没散过，有时看不见烟，味儿却在，并且还加了一种激发人想像的烂香蕉味儿。丽江号称中国最美的旅游胜地，我们仿佛从一根巨大的香蕉芯朝外钻，刚达城郊，就遭遇了和最美的内瓤对照鲜明的煤场、石灰场及污秽四溢的小镇。接着是无休无止的爬坡下坎，从丽江到四川的攀枝花这段路，堪称世界急弯之最，司机在我旁边，甩方向盘犹如疯子推磨，脸部横肉直抖，身子也连带着左右倾斜。不大一会儿，就把我整迷糊了，我梦见自己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乱跑，脑袋也没了屁股也没了。

咚的一响，我被撞醒，原来是急刹车。后车门急不可待地弹开，两个姑娘连滚带爬翻至路边，肩背一耸一伏地呕吐。那反刍的间歇，情不自禁的喔喔，一下子将我的感觉给刺激起来，胃液如喷泉，一起一落地射击舌根。我捂住双唇，咬紧牙关，可满腔的酸辣糊糊还是溢出嘴角，染透了指缝。

自车窗探头呼吸新鲜空气，山高水低路漫长，四处是矿坑。那些峰那些梁，犹如千万匹死狗堆积而成。装在塑料垃圾袋里的乌云，以及从乌云间绽露的皱巴巴的太阳。唉，罢了，不看了。我灌了几口矿泉水，继续闭眼，车在地狱里继续盘旋。

我记得两位姑娘又吐了6次，终于披头散发，厉鬼一般瘫在后座。没心肝的司机却怪弄脏了他的车，还说：“与其活受罪，还不如多出几滴血坐飞机。”这理所当然招来合力声讨，姑娘们说：“你早点开口，我们就不坐了。”我说：“如此破车还拿来装人，可见你是个要钱不要命的角色。”司机气疯了，直叫“乌鸦嘴！乌鸦嘴！”还连呸好几口。

下午3点多钟，我们从山梁落底，进入大峡谷中的攀枝花市西区。这是上世纪70年代才兴建的著名钢铁城，原名渡口，为祖国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日影昏沉，天空如锅盖罩住钢架一般裸露的山体，以及依山傍水的楼房和平房。一群群光膀子男人自窗外闪过，更远处有三五个光腿女人。车沿着公路飞驰，金沙江在公路下咆哮，对岸耸立着无数炼钢炉，像或跪或站或手挽手的超级巨人。矿渣和其它废料如瀑布，自斜坡倾泻而下，直达河床。由于日积月累，好几处河床都变窄了，弯了。这是个可怕的城市，每一角落都弥漫着浓烟和粉尘，偶尔下几滴雨，也像苦力出的汗水一样粘稠。从西区到火车站所在的东区，蜿蜿蜒蜒几十公里，可司机欺生，却在东西区之间的汽车客运站停靠，威胁说：要么加钱，要么下车。

热浪袭人，两位姑娘不愿同恶棍纠缠，就另外打出租走了；丢下我和重庆籍的商人要讨公道。若干光膀子从小车及马路对面钻出来，替横肉司机打帮腔，被逼无奈，我祇好让商人坚守阵地，我去找公话报了警。横肉司机见势不妙，就冲着我俩奸笑，并答应马上送我们去赶火车。

本以为他改邪归正了，却没料到车才沿江跑出三四公里，就在三岔口脱离正道，右拐上坡了。后排商人立马惊呼：“你要把我们拉哪儿去？！”司机狞笑不答；商人又叫：“你要找地方黑吃黑宰嗦？！”

司机猛轰油门，牙关咬得嘎嘎响，我顿时懵了，商人已从后排伸手扯司机的肩膀。我见状，血涌脑门，竟双手去夺方向盘。车子在山道上划起了之字，如匪警片里的镜头。事急矣，我全身都扑上前，手劲奇大。眼看车要往崖壁撞，却嘭地刹住了。

我与商人是外地手机卡，遭屏蔽，不通。光天化日，又不便先动拳脚，于是祇能与匪类僵持。约过半个钟头，来了一辆救命警车，我拦住。警察下来听双方诉明缘由，厉声呵斥司机，并命令他立即折回客运站。在站内的处理结果是，由司机出20元人民币，另打一车开路。

虽然耽误了两班车，我和商人到底挽回了面子。可临分手，商人却说：“如果车撞了崖，事就大了，哥子，以后莫这么莽撞哟！”

黄昏时分，我登上了攀枝花去成都的列车，浑身酸痛地栽倒卧铺，脑子一片空白。第二天中午，抵达成都火车南站。我暗暗诅咒，这辈子再也不去攀枝花，除非那地方来一场特级地震。

学生追访老师

2006年8月24日下午，我穿过被毒日头烤得熟透了的大半个城区，在仿古建筑大慈寺对面的四川省作家协会宿舍搂内，挥汗如雨地敲响了那扇熟悉的门。迎客的照例先是吴梦华师母，瘦得跟豇豆一般的历史老人流沙河正穿背心，摇蒲扇，蜷缩在客厅的木椅里看书。

落坐看茶罢，沙河老师照例先挑起话头，询问我的近况，我照例拘谨作答。暖流涌上心头，此情此景重复了多少年多少回了？我在《证词》里，曾记载过自己出狱不久登门拜访先生的事实——他问我近来做什么，我曰“在家写作”：“还写诗？”他二目如电。我摇摇头，他却自以为然地点头道：“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了！像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并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狱，让你目睹并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祇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并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也是一种福分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当作证词或资料，存在档案馆里，供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作伪证者必遭天谴！”

终于轮到学生追访老师了，可以说，这十几年来，我没有忘记他的教诲。

流沙河：你的《冤案录》做到第几本了？

老威：第三本。这一本是土地改革专集。

流沙河：土地改革？这倒很有意思。

老威：我往偏僻山区跑了两趟，抢救性地走访了一批7、80岁的老人，其中有地主，也有贫下中农……

流沙河：我纠正一下，“贫下中农”这个名词是文革前才出现的，土改的时候还没这么叫。你要写，就一定搞准确，莫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攻击自己的口实。

老威：我一着急，就漏出口误了。虽然我在面对面采访时，那些老人也习惯说“贫下中农”，可我相信那也是过于久远的年代或政治运动的错位留下的口误。后来通过查资料，了解到“贫下中农”这个特定名词的确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从“贫农下中农”演化而来。

流沙河：对头。土改时，祇有贫农、雇农、佃农、中农、地主、富农等等叫法。

老威：也有“贫雇农”的联称，表示在同一战线上。工作组在当地依靠的主要是“贫雇农主席团”。

流沙河：土改至今已56年，普通老百姓的记忆早就模糊，还以为土改仅仅是分土地呢。其实土地重新分配是最简单不过，丈量丈量，哪家哪家该多少就完事了。而这之前的“四大运动”才是重头戏。

老威：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流沙河：你听我慢慢道来。所谓的匪，不光是大家印象中的抢人的土匪，拿川西平原来说，凡是在旧社会参加过“游干班”的都统统是匪。

老威：这是个啥子机构？

流沙河：游干班的全称叫“游击干部训练班”，是国民党垮台前夕举办的，完全是走过场。你想想，一个星期就是一期，能学到啥子军事知识？莫提游击训练了，恐怕连枪都没放过一发。可共产党来了，不管那么多……

老威：这个“游干班”开办了多久？

流沙河：就两三个月吧。但是受过“培训”的人却相当多。成都市周边各县，城头的、乡坝头的，都有。大家以为是吃公家大锅饭，就争着往里面钻，特别是无职无业、吃饭穿衣没得着落的，都稀里糊涂去染了一水。袍哥也在里头搅，文盲也在里头搅，裹在人堆中听它一回两回大报告，眨两回眼睛就喊毕业，轮到下一期。

老威：毕业了干啥？

流沙河：名义上的“游击干部”嘛。回到各县各乡，基本上没任何动作，即使开展了“组织活动”，拉了几个人两杆枪的，也没打过半天游击。可是共产党一清匪，根本不问青红皂白，祇要参加过“游干班”，哪怕没有枪，没有行动，也必杀，罪名就叫“搞暴乱”。

老威：暴乱过吗？

流沙河：一盘散沙，哪暴乱得起来？所以改朝换代，好多人注定死得稀里糊涂。

老威：接下来呢？

流沙河：第二要清的，则是当地的土匪。在解放前，川西平原的各县各乡，多少都有一点土匪，这些土匪曾经纠集起来，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打胡宗南的队伍。按说胡宗南队伍是蒋介石的精锐，地方武装不大惹得起，可土匪都是昏虫，不管那一套，一听说胡宗南有最好的枪，积极性就高涨，他们分散成好多股，一截一截断倒打，很亡命。对于土匪来说，打仗的目的就是抢枪抢炮，祇要对方吃了败仗，把武器搁下就不追了。

老威：这是哪年的事？

流沙河：都临近解放了。但是土匪们没文化没头脑，从不读书看报，除了屁股下的地盘，不晓得世界是圆是方，更不晓得共产党快把中国吃完了。他们还在认老皇历，以为炮火好才有底气，腰杆子硬。这下可倒了邪霉，在川西平原各县各乡，祇要抓住土匪，查出有枪，马上就枪毙。也不审判，也不管你打没打过人。

还有一些土匪，刚遭遇解放军就缴械投降，或者接受了招安。当时被几句好话哄回家，以为好好种地，不偷不抢了，从前的事就一笔勾销。可地方一开展清匪运动，同样抓出来枪毙。

老威：按理说，土匪抢国民党的抢，是帮共产党的忙。

流沙河：已解放了，就不管了。况且土匪中的部分人，胡宗南和解放军都打过。这跟肖霍诺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里头生性彪悍的哥萨克一样，又打沙皇军又打红军，完全是一群糊涂虫。在川西平原闹得最凶的，一个是崇庆县，上了千的土匪把城围起来，最后攻进去，县长都叫打死了。二个是成都郊区的石板滩。从龙潭寺插过去，石板滩离成都本来很近，可在旧社会，莫得啥子交通，那地方就显得很偏背，袍哥的势力非常大，简直就像从省会割据出去的一个角落。当然，石板滩的袍哥也参与了打胡宗南，并乘着对方败逃，鼓噪着抢了一些枪。发了洋财，几爷子就狂妄了，见到解放军来了，也打。袍哥都是文盲，不晓得天下已经姓共，祇一个心眼显示自己武器好，不怕死，居然把解放军给打败了。解放军打不赢袍哥，岂不是闹笑话？痛木了，于是就调来正规军一个团，将脏兮兮的石板滩围得水泄不通。参加打仗的袍哥都死完了，没死的也搜出来，杀完。

老威：血流成河啰……

流沙河：我给你说嘛，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表兄，叫黄一鸣（音译），是黄隐他们的本家，黄隐该把黄一鸣喊伯父。我这个表兄，家住石板滩，是个懒虫，读书不得行，连中学都毕不了业，于是就去操袍哥。结果，打胡宗南也有他，打解放军也有他。

老威：早个几十年，或许他就参加红军了，贺龙的队伍头好多这种人。

流沙河：四大运动中的清匪是咋个回事，我讲清楚了，接到是反霸。注意了，不是一般人望文生义中的恶霸，而是“地主阶级当权派”，这7个字，是毛泽东下的定义。有了这个最高权威的政治定义，就不管你恶不恶、霸不霸了。因为地主阶级当权派里，也有不少不恶不霸，也有不少好做善事，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皆碑的。一撞上反霸，就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抓出来，全杀。

老威：县长、区长、乡长、保长、民团团长、保安队长，还有与官府走得近的富户，也包括部分村长和甲长。

流沙河：对头。还包括县政府的职员，区乡政府的干部，一句话，旧政权里的公务员。

老威：按现在的标准，政府公务员非常普遍，也不算当权派嘛。

流沙河：那个时候的公务员，还不如现在，经常涨工资，旱涝保收。但是那个时候，公务员里绝对没有共产党所依靠的无产者，因为薪水少得可怜，一个无产者去当了公务员，全家老小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唯有士绅阶层对读书做官有兴趣，也肯拿钱出来支持、补贴自家的子弟去走仕途，图个耀祖光宗的名声。可共产党不认这个传统，反霸，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铲除士绅阶层。

反霸的另一个任务，就是铲除袍哥。因为共产党晓得，袍哥比国民党军人更可怕。国民党军人，特别是高级将领，多少都有点文化，懂得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该起义，起义，该逃跑，逃跑。而袍哥不会。袍哥的坚定第一源于旧道德的约束，他们崇拜关公，讲究忠义；第二与他们的文化太低，不了解外界情况有关。所以，反霸运动中，袍哥大爷，不管作没作恶，必杀；袍哥中的五排，属于红旗管事、黑旗管事，也必杀。所谓红旗管事，就是负责袍哥组织的对外接待，即迎来送往；而黑旗管事，则负责组织内部的纪律。除了这类似的必杀的骨干，么排的袍哥，那些喜欢在乡里提劲打靶、出风头的，祇要有革命群众出面检举：“狗日的，哪一回哪一回，在街上打过穷人！”或者：“勾结哪个哪个，拉过人命一条！”也马上抓出来枪毙。这与他是不是地主、有没有财产无关。

老威：实在不够杀头条件的，就判刑劳改。

流沙河：对头。

老威：接下来该减租了。

流沙河：所谓减租，不过是从四几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沿袭过来的一种说法，其实根本不叫“减”，而是将人家按契约该交给你的地租直接宰了，不管欠你多少，都一刀宰。转眼之间，田地的主人就收不到一颗粮食，你啥子都莫得不说，人家还跟你算帐，诉你的苦，斗争你。

所以，当时的皇城坝，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南路毛泽东招手像的下面，尽是变卖家产的地摊子，昔日体面的士绅阶级啊，如今搞得饭都吃不起。减租是中央下达的命令，借你地主一百个胆子，都不敢去向农民要。反攻倒算的罪名哪个担得起嘛。

租减了，才轮到退押。咋个回事呢？解放前，凡是积攒了一点钱的农民，都习惯从地主手里佃田来种，称之为“佃农”。这是一种传统的土地租赁关系，事先要按田地的厚薄、期限的长短，通过双方协商，交一定数量的押金，或者叫保证金。如果将来租赁期满，佃农不愿再佃，或者地主要收回佃田，押金就要全部退回，这都在契约上写得清清楚楚。

老威：跟现在许多租赁、劳务合同差不多嘛。

流沙河：是嘛。可退押成了运动，就没字面上这么简单了。派驻的工作队，以及农民协会要给你算账：哪一年哪一年，某人佃你的田地，给的押金是多少，目前根据物价历年的涨幅，你应该退押多少。

老威：物价涨幅有没有指数？

流沙河：莫得任何标准，随便他把押金翻几个滚儿就几个滚儿，你必须退。变卖家产、砸锅卖铁也要退。并且每一场运动都有统一部署，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连大军阀熊克武都将他成都布后街2号的公馆贱卖给了共产党。

老威：也就是后来的四川省文联？

流沙河：对头，你我都在里面上过班。嘿，那个时候，不仅熊克武，起了义的刘文辉，也将他在成都市区的房产统统贱卖，拿到乡下去退押。土地越多退得越多。讲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四大运动是一环扣一环的，其目的，就是从肉体、经济、精神将士绅阶级，也就是地主阶级一步步整垮、榨干。如果这样搞了，你还有喘息的余地，比如大家认为，你还放得有外债，还在某个没人晓得的旮旯埋得有金条，就立马关起来审问，又打又吊，各种土法上马的刑罚都端上来。我晓得有个地主，招架不住了，就掉起下巴乱说：几十年前、几十里外的那个村那户亲戚，曾经借去我多少多少银元。于是农民协会背起枪，率领一大帮革命农民连夜赶路，上门找到那户亲戚，拿枪指着叫把多少多少银元交出来。吓得人家磕头作揖，不敢说不，祇求宽限一天，好拿家中稍微值钱的东西去成都皇城坝火速变卖，抵天上飞来的阎王债。

老威：简直是明火执仗的抢劫。

流沙河：毛泽东说的，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不择手段。你要特别注意，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全部搞完，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榨干的榨干，该洗劫的洗劫，所谓的“土改障碍”就扫清了。剩下来的分土地是技术活儿，简单得很，重新丈量一番，哪家哪家，多少多少。

老威：据我采访得知，四大运动还要加上一项罚款。数目由工作队和贫雇农主席团定，没有任何道理，就凭一种感觉，罚50、100、300、500，拿不出来就朝死里整，或者就一枪崩了。当时在云南山区，一匹骡子才卖50元钱。

流沙河：说得对头，这叫退押过后的赔罚，也就是强制性的惩罚。比如在解放前，佃农为了搞好与地主的关系，逢年过节送点小礼；茄子或者南瓜刚出，就摘点尝个鲜；新米出来也送新米；酒米蒸了醪糟，也拿几碗去，等等等等。把多少年的这种鸡毛蒜皮累加起来，全部要地主赔，而且按现在的高价钱赔。紧接着是罚，你地主过去把农民剥削得那么惨，那今天光赔过不了关，还要加倍罚。

老威：拿不出来呢？

流沙河：既然赔罚你，就是估计你经过了四大运动，该退的都退了，可油水还榨得不够干。因为有的地主除了田产，在别处还有买卖。实在榨不出了呢？你屋里的家具，包括柜子、桌子、板凳、床，甚至锅碗瓢盆都搜起走。另外就是要成心杀你，故意喊一个你永远承担不起的赔罚数目，赔不出来罚不出来，就名正言顺地杀。并且宣布罪名：某某如何压迫农民，如何对抗政府，拒绝赔罚。

至此，伟大的土地改革就已接近尾声了。

老威：多长的时间？

流沙河：四大运动加起来，大约有一年多吧。

老威：据相关资料，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从1946年底或1947年初就在解放区正式开始了。如果把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算进来，就更早。可以说，他们起家就是靠土改。

流沙河：对头，我还搜集到一篇写1947年晋西北解放区土改的文章，开明士绅刘象坤被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划清界限，竟拿刺刀捅父亲的尸体；而帮过共产党许多忙的、上了《毛选》的著名开明人士刘少白也遭到残酷批斗，他的亲兄弟被农民拿铁丝穿鼻子，逼着他的亲儿子像赶牛一样，在后头用鞭子抽。搞得最惨的是东北，革命作家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歌颂的就是东北的死了太多人的土改。当时东北的情况复杂，局势很不稳定，作为解放区最高军事长官的林彪，晓得共产党要扎根，就要坚决、迅速杀光地主阶级，农民分土地才没有后顾之忧。

老威：真杀完了？

流沙河：差不多。农民也放心大胆分得了土地。这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事，共产党就有话说：你们既然在党的领导下夺回了土地，那就要踊跃参加解放军，上前线打国民党，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属于自己的胜利果实。这下子，农民子弟就祇能一批又一批去当炮灰。

老威：内战也需要炮灰。

流沙河：如果这也算解放区土改之所以残酷的“合理解释”，那么，当你已经夺取政权，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甚至把土匪都铲平了之后，还要大开杀戒，就绝对毫无道理。

老威：沙河老师，在你的老家金堂县，死于土改的地主有多少？

流沙河：多得很，多得很。包括我的父亲。太多了，乃至于在文革前夕，我下放回去的时候，好几万人的县城里面，祇剩100多个地主分子。当然，历次政治运动，还有3年大饥荒，也死了不少。

老威：理论家胡平的文章，《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里引证了一些资料，认为在土改中杀了200万以上的地主，而且是保守的估计。

流沙河：台湾诗人余光中在50年代撰文，写他的故乡“新坟无数”。

但是，我要比较客观地说两句，加一个“如果”——如果不是北朝鲜，不是狗日的金日成乱搞，去打南朝鲜，挑起那么大的战争，四川的土地改革恐怕不会那么残忍。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要听斯大林的指挥，叫中共出兵，你敢说不去？前方在跟美帝国主义打仗，败了好几盘，四川作为后方，要巩固，就要杀人，杀他们认为的敌对分子。

老威：地主也不是拿枪的敌人嘛。

流沙河：不管拿不拿枪。他们认为这些人有政治经验，有文化，并且在运动中受到了致命打击，时刻梦想变天——他们要将这种“可能性”消灭在未发生之时。

老威：老电影《铁道卫士》就是根据这种“可能性”来拍摄的。

流沙河：金堂县军阶最高的一个军人，也姓余，叫余锦源，但不属于我们这一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上面，还有“余锦源”这个名字。他是国民党的军长，奉命参加淮海战役，在国共两党的决战中，打得很勇敢。最后遭包围，弹尽粮绝，被迫率整个军起义。然后呢，共产党找他谈话：如果愿意留在军队继续工作，我们欢迎；若不愿意，我们就送你回家。此时余锦源心灰意冷，就选择回金堂。共产党还给了他一笔钱。

经历淮海、平津、辽沈三大战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余锦源作为打过硬仗的被俘将军，早就晓得大势已去，天下是共产党的，于是回家乡后，闭门谢客，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往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避祸了。

余锦源家住城厢镇，育有六子，把他六个儿子的名字拼拢，就是“中华民族万岁”。比如余中祥、余华祥、余民祥、余族祥……

老威：很有意思。

流沙河：地道的爱国将领嘛，抗日战争中也跟日本人打过硬仗，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所以还有一定名望。

老威：据我所知，不少类似他的人，解放后都进政协了。

流沙河：你听我说。解放初期，局势还没完全稳定，金堂本地的一部分袍哥，受原来国民政府警探系统中的谍查——谍查就是货真价实的特务——的指使……

老威：袍哥咋会同特务搅在一块呢？

流沙河：国民党撤走，留了些地下组织，包括谍查，分东西南北站。其中谍查北站的站长，属金堂籍，叫赖合山。他的父亲本是民国20年叫政府打垮了的大土匪，可儿子不是土匪，算走了正道。这个赖合山，一方面是谍查，另一个身份却是袍哥，他回到金堂老家，秘密联络了当地几十个袍哥兄弟，拼凑了一个所谓的“川西义勇军”，发誓要跟共产党对倒打。结果心虚，一仗都没有打，祇成群结伙地上山躲了一阵，就阴一个阳一个下山，作鸟兽散。可在躲的时候，几爷子异想天开，喊着要公开扯起旗帜，并且发表宣言。那推举谁当头儿呢？余锦源嘛！方圆好多里就数他的名声大嘛！

老威：这锦源没得关系啰。

流沙河：吹牛皮的，余锦源根本不晓得。可后来轮到清匪反霸，才清匪阶段，就把余锦源抓出去枪毙了。

老威：真是活天冤枉！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流沙河：嘿，黑字落在白纸上，他们那个《义勇军宣言》里明明写着，头儿是余锦源，你还说得脱啊？几十号人全部杀，连跟着跑腿的都杀，头儿还不杀？

老威：后来平反没有？

流沙河：平啥子反？那年头错杀的多嘛，你听我说。在解放前，我们金堂县政府历来管辖着3个警察中队，其实就是地方保安。到了解放，3个警察中队长都率部起义，坚决拥护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对他们非常好，不仅享受到了起义待遇，还让他们做剿匪治安的副队长，协助解放军。3个人受到政策感召，就主动帮人民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各自都上金堂山里，现身说法，劝降土匪：你们看嘛，像我这样的国民政府的官儿，都没得事，还当上了解放军的剿匪委员，你们就更没得事了。还是安心下山回家，过正常日子。

土匪们都是3个队长的熟人，担惊受怕多日，就放心跟他们下山投降。他们先后劝下来了好几股土匪，一个也没跑得脱。而他们3人，有一个立了特别大的功，替共产党骗回几个大土匪头子，才没杀，其余两个，在后来的清匪运动中，都杀了。记得那个叫彭泽东的中队长绑赴刑场的时候，被解放军按在地下，枪都比到后脑勺了，还回头来闹：狗日的骗我们嗦？！当初是咋个许的愿哦？！解放军把他的脸揪转去，他又揪转来：当初咋个说的？！狗日骗子！！

周围的群众都惊呆了。唉，人家的确是老老实实起的义，没干一点对不住共产党的事。

老威：这就是所谓的清匪。

流沙河：对头。

老威：那，沙河老师，你的父亲是咋个遭的？

流沙河：很久以前了。金堂县国民政府机构中，分设民政、社会、建设、军事等几个科，其中民政科的人员和事情都特别多，而军事科，连科长带科员祇有两个人，它的职能相当于后来共产党体系内的县人民武装部，管招兵。我的父亲是军事科的科长，属于毛泽东划的“地主阶级当权派”，就被当作恶霸镇压了。军事科的科长、科员都被镇压了。

老威：你家是大地主？

流沙河：比较小的地主。还没等到划成分，我父亲就在清匪反霸阶段死去了。金堂县分上五区和下五区，我的家在上五区，还好些；下五区搞得厉害多了，不仅保长杀光，连甲长（相当于现在的居民委员会主任）都杀。如果把上五区好多没杀的地主拿到下五区，肯定该杀。

老威：为啥子？

流沙河；上五区是中心，在政治、文化、经济上都比下五区发达。这也是土改的一个规律，大城市，如成都，执行政策要比县份上宽松；而县份又比区乡好些；最残酷的是农村，农民整农民（多数地主说穿了就是生活稍稍改善了的农民），不要命。不过农村也要分发达与不发达，江南一带或沿海地区说不定就比大山沟里杀的人要少，因为贫富悬殊太大，把广东的中农弄到你采访过的云南，就是不可饶恕的恶霸地主了。

老威：你的意思是，政策标准还要根据地区差异，灵活掌握，可左可右？

流沙河：多数时候是宁左勿右。有句成语叫“穷凶极恶”，也就是说人要是啥子都莫得了（成为毛泽东归纳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锥之地”的无产者），就会走极端。土地改革开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头，从此，政治运动一环扣一环，合作化、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镇反、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大饥荒、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直到六四，直到六四后的好多事件，中国都在走极端，在以国家的名义、民族的名义搞穷凶极恶的革命试验，极端犯罪试验。土改中的好些搞法，还令我想起了李自成，例如赔罚。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打进了北京，把明朝的官员弄拢来办学习班，逼他们拿出私藏的银子。官员们回答没有，李自成的兵就用铁箍套住他们的脑壳，然后一边审问，一边朝铁箍里打铁尖，你不说，就一根一根地加，直到箍爆你的头。这个办法相当有效，好几百个官员的钱财全被挤光完。

老威：难怪毛泽东那么欣赏李自成。

流沙河：幸好我1950年就参加工作，进了成都的报社，才19岁。虽然以后也经历了一些磨难，可好歹活到今天，都75岁了。文革中间，我下放在金堂老家北街的木器社，劳动了12年，当时木器社有20多个木匠，如今连我在内就剩4人；还有50年代中期，我进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3期学习，同寝室5人，3个左派，两个右派，如今也死得祇剩我一个右派。

老威：你的年龄最小？

流沙河：有一个比我还小。我的身体最弱，最多病，算熬得了。

老威：我采访过的好几个地主都80岁以上。

流沙河：他们也熬得，估计也熬不过两年了，所以你要抓紧。

老威：看运气吧。

流沙河：我已经无所谓啥子运气，已经太熬得，太熬得了。

首发北京之春

 

美国《时代周刊》：错误解读中国

新年首期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封面文章，题为《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预言中国将在新世纪里主导世界。文中认为，虽然中国军费开支在10年内增加近300%，但“中国并不至于像二战前的德国或日本那样破坏世界和平”，还说，“北京也将容忍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对台湾动武的机会很小”、“中美不至于因此开战”，等等。文章作者因此建议，美国应该与中共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甚至应该把中国拉进“G8”（具有工业化和民主化特征的八强集团）。

这里所谓的“中国”或“北京”，当然是指“中共”。另一本在英国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曾把中共穷兵黩武，仅仅解读为“一个大国的虚荣心”。 《时代周刊》的说法，与此呼应。

《时代周刊》的话音刚落，1月11日，中共突然发射远程地空导弹，摧毁卫星。被击毁的，是1999年中国发射的一颗“风云1C”气象卫星。中共的大动作，震惊世界。毕竟，用导弹攻击卫星，世界上还没有先例。各国担心：中共能用导弹击毁自己的卫星，当然也可以用导弹击毁他国卫星。太空军备竞赛将由此升温。

外资养大了中共野心

中共制造的这一爆炸性事件，直接挑衅国际社会，严重程度，大大超过朝鲜的核试爆和伊朗的核计划。纵观相关各国的反应，也祇能局限于交涉，表达愤怒和抗议。不知如何反应的欧洲国家，甚至保持沉默。除此之外，面对中共这个迅速崛起的强权，各国实在无可奈何。这便是国际政治中的所谓“实力”哲学。

说起来，这也是西方国家的自作自受。二十多年来，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养肥了中共，也养大了中共的野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靠外资，二靠外贸，离不开一个“外”字。尤其美国市场，就消费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外销商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每年高达一千亿美元以上，几乎就是每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那部分。中国经济膨胀，获利最大的，并非中国民众，而是中共统治集团，为他们对内镇压、对外威胁提供了充足弹药。

中国经济发展，以牺牲人权为代价。如果这等模式成功，就意味着，将可能有更多的国家，群起效仿这种模式：以钱为本，草菅人命。如果国际舆论对这种劣质模式视而不见，甚至赞赏有加，无异于助纣为虐。

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迷惑

中国经济崛起，且不论其中虚实，确已令许多人晕眩。受迷惑的，不仅有无数中国人（他们把共产党的倒行逆施，忘得一干二净），也有无数外国人（他们从前就误判中国，如今依然误判）。

迷惑无穷，甚至连台湾人也不例外。一些曾经追求民主和自主的台湾政治人物，突然改变态度，对中共阿谀有加。有的把邓小平头像挂在自己的竞选总部，视之为“偶像”；有的超然坐视中共军购，却拼命反对台湾军购；有的放弃反共立场，不惜“联共制台”； 有的赞弹大陆经济繁荣，却诋毁台湾民主成就；有的终日咒骂台湾民选政府，却臣服中共淫威，一味低眉顺眼。

相反的是，出自于共产党国家的人，尤其出自于共产党内部的人，对共产党的态度，往往比其他国家的人，来得更为憎恨和否定；对民主价值的认同，表现更为坚定。比如，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抨击苏共将俄国推到“人类文明的末端”；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叶利钦，亲自宣布共产党在俄罗斯为非法组织；前北韩中央书记黄长烨，出逃后，坚决反对国际社会对金正日让步，呼吁尽快推翻平壤独裁政权；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梅克夫人），来自原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却更主张向全球推广民主、遏制独裁，她的鲜明立场，与来自原民主西德却具亲共色彩的前总理施罗德，形成鲜明对照。

《时代周刊》那篇文章的作者显然不了解中国。由于对中国不熟悉，尤其对中共不了解，美国的多数“中国通”，都是“中国不通”，往往做出对中国的错误解读。正好应验了那句中国古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实在值得美国和西方的“中国通”们或“中国不通”们思考。

北京包藏祸心，由来已久

其实，祇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稍具常识，就不难透视中共一贯的野心。毛泽东曾有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原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谋略的翻版：“高筑墻，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并非“不称王”，而是“缓称王”。同理，毛泽东并非“不称霸”，而是要“缓称霸”。

邓小平当政时，又提出“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24字方针，用以应对国际风云。作为中国人，谁不知道，成语“韬光养晦”的本意，就是暂时收敛锋芒，侍机而动。果然，到了江泽民手中，“决不当头”四字，就改成了“有所作为”。

中共扩军，以美国《时代周刊》的解释，似乎动机简单，那么，又如何解释，当今世界上，众多邪恶的背后，都有中共的影子？北韩和伊朗发展核武器，中共容忍，并反对国际社会制裁；苏丹发生大屠杀，中共提供武器，幕后支持，之后又反对联合国通过任何有关苏丹问题的议案；津巴布韦出现专制复辟，国际社会一片谴责，中共却大加称赞，并慷慨援助；包括最近，美国驻希腊大使馆遭受恐怖分子袭击，发射的火箭，就来自于中国。中共未必与这起恐怖攻击相关，但至少表明，中共的蛛丝马迹，随处可见。至于从前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柬埔寨红色高棉等，无一例外的，都受到中共的垂青和支持。

外交为内政服务，中共与流氓国家的拉扯，意在组建国际灰色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文明世界分庭抗礼，进而抗拒“和平演变”，维护自身的独裁统治。

中共枪口，主要指向中国民众

以《时代周刊》那篇文章为代表的部分西方舆论，错误之一，还在于：总是以中共是否对美国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来鉴定中共的危险程度。却忽视了一个重大事实：中共的威胁，本来，更多的，就不是朝向外部，而是朝向内部。

过去五十多年里，中共军力的两次最大调动和使用，都是枪口朝内，以中国民众为靶子。一次是“文革”，毛泽东自恃军权在握，打倒政治对手，制造全国性动乱，并调动军队大规模“支左”，直接介入“文革”；另一次是“六四”，邓小平调动三分之一的正规军、共计三十多万军人，包围北京，血洗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扑灭民主之火。

顺手牵羊，从来是政客的绝技。如今，中共暴增军费，不断为军人加薪，并大肆发展致命武器，说是“为了对付台独”，不过是一个藉口。中共之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讨好军队，倚为自己统治的柱石，随时准备镇压抗争民众。发生在2005年底的汕尾血案，就是最新的例证。

如果中共崛起为强权，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恶的强权。中美争霸，一个恶的强权，一个善的强权。世界将因此分成两极，恶的一极和善的一极。前者张扬独裁，后者推广自由。这不仅将再现苏美对峙的冷战态势，而且，因为中共更加借助经济手段，比苏联更具有迷惑力和欺骗性，因而更具有长远的毁灭力。对人类来说，犹如新的梦魇。

首发北京之春

 

这下子，邬书林名留青史了——以一种很不光彩的方式。照理说，像他那样级别的中共官员是上不了史书的；可是这一次让他给碰上了。

1月1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通风会”，副署长邬书林宣布8本书被禁。这本是例行公事，司空见惯。在往常，被禁书的作者们也就忍气吞声了。没想到这次章诒和带头发出严正抗议，海内外应者云集，遂演变成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桩事件。

说来也很可笑，这次禁书令是邬书林在有关部门的内部会议上宣布的，当他对出版社说不准出章诒和的书时，甚至没有说出章诒和的名字。事后，新闻署还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否认有过禁书令。这也是多年的规矩了。中共的官员们吸取了当年做见不得人的事而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教训，堂堂执政党，如今做起事来竟然象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躲躲闪闪。正像小说《如焉》的作者胡发云所说，他们”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无知无畏大批判式的道德感和正义感都没有了”.正像刘晓波指出的那样：”自六四以来，北京政权就患上了道义合法性败血症，穷的祇剩下蛮横的权力，也祇能喂养一群干脏活、怕见光的官僚。”

不错，你可以说邬书林们祇是奉命行事。这就使人想起河南艾滋病人上访被警察抓，有的警察说的话：”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维权律师浦志强在谈到邬书林和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张小影这类高级文化官员时说到：”做官做到邬书林、张小影这样的高位，毫无疑问是国家的栋梁了。个个儿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差不多还都是文革结束后考进大学的文曲星，就算别人不一定了解读书人的念想儿，他们至少是最有机会了解的。可惜屁股决定了所有人的脑袋，他们中间没几个人敢越雷池一步。真不知道，假如马上就退休下台，他们该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我想补充的是，还有他们的儿女和孙儿孙女呢。这些文化杀手们可曾想过，他们的后人会如何评价他们？

不要推说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江湖也是由人组成的，不由你也不由他那又由谁呢？莫非这个体制是自动化的，不需要人的操作？是的，体制里头有坏人，但你们自称是好人的人在干什么呢？你们好人为什么甘愿被坏人劫持跟着坏人一道干坏事呢？既然你们好人要跟着坏人一道干坏事，你们又如何能证明你们是好人不是坏人呢？

这次抗议禁书事件出现如此戏剧化的场面，那也和抗议者把光束投射在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有关。我们知道，专制统治干坏事，一向是借助于庞大的严密的组织系统，裹胁众多的人共同参与犯罪。这种做法会产生这样的效果：由于置身于一个作为整体的镇压机器之中，参与者个人常常会表面上合情合理、实际上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每个个人自身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因而也就没有什么责任可言的。这就使得一些本来不算坏人的人，可以在良心不受到太大折磨的情况下充当专制者的打手；同时也使得那些坏人感到有恃无恐──在专制政权存在时，他们会受到政权的保护，在专制政权垮台后，他们又能以无名氏的身份躲过惩罚──于是便肆无忌惮，恣意妄为。正如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祇有当他是运行中的机器的一个不被察觉的部件的时候，他才是有恃无恐的。但祇要个人的责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到他的时候，他便脸色发白，他懂得他也等于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块果皮上滑倒。”

几天前，一位国内的朋友告诉我，说是邬书林打算辞职不干了。如果这条传言是真的，那么我们实在应该向他祝贺：善哉善哉，子曰：”知耻近乎勇。”

堂堂执政党，干起禁书一类勾当来，遮遮掩掩，躲躲闪闪，这是大好事。这说明他们自知理亏，他们知道他们干的事见不得人，他们知道他们干的是坏事。这说明在今日中国，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对于这一基本人权，当局既难以歪曲，又不敢否定。各家各派的知识分子纵然在其他问题上众说纷纭，但是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大体还都是认同的。因此，我们就更应该努力推动言论自由在中国的早日实现。

首发北京之春2007年3月号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

时间：2007年2月3日晚。

这是一个文学之夜，我非常羡慕余光中先生、杨炼先生、婕妮佛。王小姐在这里朗诵自己的诗作，日本的茅野裕城子女士朗诵她的小说片段，过一会儿韩国著名诗人高银先生也要朗诵自己的诗作，展示他们的文学魅力。

我不是诗人和小说家，我是写剧本的。剧本要演出才能展示。现在我只能展示剧名。香港著名的香港话剧团、中英剧团以及一些业余剧团演过我五个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幸遇先生蔡》、《约会》。我由衷地感谢香港戏剧界朋友和观众对我的厚爱，给我这么多机会展示我的剧本。此外，15年前，香港嘉禾影业公司投资拍摄我的电影剧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都已经开始前期工作了，但给有关方面知道了，就立即请嘉禾老板饮茶聊天，劝其撤资，釜底抽薪，终于使得该片胎死腹中，这充分展示了他们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已经非常强大了的执政能力。他们展示的是权力。权力剥夺我的机会，香港同行和观众却给我机会。以后如果还有机会，我仍然希望能在香港展示我的戏，敬请诸位赏光，谢谢，谢谢！而今天在这里我只能做我并不愿意但也不得不做的演讲，展示的只是嘴皮子。

我并不喜欢演讲，因为我担心这类演讲讲多了，会让人感觉我成了文艺评论家或者政治批评家。这不是我希望的。我喜欢舞台，我不习惯演讲台。我今天没讲稿，也不习惯写讲稿。刚才有记者向我要讲稿，我说没有，我只有腹稿，在肚子里。她说，那以后要发表怎么办？我说好办，我回到上海破腹产（笑声）。

讲什么呢？讲讲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

有没有搞错！跑到香港来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台下已经有人对我皱眉头了（笑声）！是的，一个美国作家绝不可能做我这样的演讲，不可能学习总统布什同志的讲话；一个英国作家也不可能学习首相布莱尔同志的指示，也不可能做我这样的演讲。他们只习惯于嘲讽或者抨击他们政府领导人，否则一定会被看作拍马，视为献媚，被人认为是御用文人。

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还是后集权国家，或者说得好听一点，还是前民主国家。西方国家一切按法律行事，管你是总统还是首相！中国不行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快六十年了，快一个甲子了，至今还没新闻法，还没有出版法，无法可依呀，领导人的讲话就是法，共产党的政策就是令。以前不是常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吗？过年还把这两句话作为春联贴在大门上。不听行吗？不学行吗？

以前我当然也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只要比我高的领导，我都听都跟；级别越高，我越听越跟；唯恐听得不够，跟得不紧，诚惶之至，诚恐之至。年轻的时候谈女朋友，凡是个子比我高一点的，我都不敢交往，我有“恐高症”（笑声）！

现在不一样了，脑袋在自己的脖子上了，不盲从了。对越是高的领导，我反而越不盲从。不论你多高的领导，你说的对，我就听；说的不对，就不听。比如在上一次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也有一个非常高的领导发表讲话，我就不听。为什么？首先他的讲话一定是秘书起草的，绝对的教条，绝对的乏味；不是真诚平等的谈心，而是居高临下的指示。他让秘书起草的那些话我也会说，说的可能比他还精彩（笑声），我听他干吗？奇怪的是，一些全国知名的作家听了这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讲话，竟然还纷纷发表心得体会，说什么学习了这位领导人的讲话，胸中流过一股暖流（笑声）。是吗？我也摸了我的胸呀，怎么没暖流呀（笑声）？我的胸部很健康呀，怎么没感觉呀（笑声）？还有的作家说这位领导人的讲话是里程碑。我就更奇怪了，为什么领导人讲话都是里程碑呢？都是里程碑，那不成了西安的碑林了吗（笑声）？其实呀，里程碑是很少很少的，最多最多的是墓碑（笑声、掌声）！

在去年11月举行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温总理也讲话了。我也没去听，不是不愿意听，而是我不是会议代表，没被上海作协选上，去了说不定给抓起来。不是开玩笑呀，上次“作代会”进入会场就有好几道安检，会场比机场还严格，赛过军事要地（笑声）。这次“作代会”，我想即使我当上代表，我也不去北京无聊了，恕不奉陪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不，酸倒不酸，就是自大多了一点（笑声）。但现在我有点后悔，早知温总理在会上有这样精彩的讲话，我就放乖一点，给作协写封信，保证自己不再像上次“作代会”那样放肆了，保证在会上不胡言乱语了，保证在会上绝对不说真话只说假话了（笑声）。以此保证来争取当个代表（笑声），不当正式代表，列席的也行，去亲耳听听温总理的精彩讲话。

温总理的这个讲话发表之后，好多朋友都说好。我认真读了，看了两遍，果然难得。好在哪里？好在不是官样文章，没有一点党八股。好在有真情实感，发自内心。好在它和以前在这种场合的讲话完全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一、以往凡是二、三、四把手讲话，一定要引用一把手的重要指示、经典语录，发表在报刊时，还要用黑体字突出出来。这是官场规矩，不可僭越。这次温总理的讲话，居然没引用当今一把手的任何指示和语录，只引用了早已过世却尚未过时的外国革命导师的语录。但他只用了马恩的，没用列斯的。这有很大区别和用意，我不细说。而且他引用的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是所有教条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最忌讳用的，但温总理引用了，他当然赞同这句话。引用革命导师的话，引用什么话，不引用什么话，大有学问，尤其是在中国，这也不细说了。总之，温总理的讲话，他所说的和所引用的都是自己要说的话。对比以前领导人在这类场合的很多讲话，有哪几句是出自自己真心的呢？有哪几句是自己的话呢？他们的讲稿，甲领导讲了，一字不改，乙领导也可以用；福建的领导今年讲了，辽宁的领导明年、后年、大后年也可以用（笑声）。千人一面，万口同声，毫无个性，绝无新意。因为他们说的都是政治教条。教条能有什么个性？教条能有什么新意？康师傅的方便面条也要比政治教条有些创意，每年还有些新产品哩（笑声）。

二、温总理在这篇讲话中，也有引用，甚至大量引用，但引用的是古今中外文化经典中的名人名诗名言名句。有《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史记》中的名句，有屈原、苏东坡、郑板桥、林则徐、黄遵宪、艾青的诗句，有左宗棠的对联，有张载的座右铭，有赵丹的遗言，有康德的墓志铭，有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在大约一万字左右的这篇讲话中，居然引经据典如此之多。是不是卖弄？是不是炫示？暂且不说，但他的积学之厚，腹笥之富，不得不使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生、戏剧学院研究生惊叹！我一直认为，一个政治家，有点人文素养，有点文艺底蕴，是个好事；接受过古今中外文化经典熏染的政治家，多少会有点人道主义，会有点悲悯情怀，懂得真假、善恶、美丑，就不会那么卑劣，不会那么残酷。这也是我能够接受温总理讲话的缘故。

三、温总理在讲话中，提到17位当代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的名字。重要的不在于提到了那些被主流肯定的人，更重要在于提到了那些敏感的、有异议的、如今已经很少被提起的人。比如，他提到了赵丹，这可是被某个左王诬蔑为“临死还放了个屁”的人。虽然温总理在引用赵丹临终遗言时，没有引用他那几句著名的“屁话”，但只要温总理提到他，总会让人想起那几句“屁话”，引起间接联想。温总理还提到吴祖光先生，这又是一个麻烦人物，胡乔木当年曾亲自上门劝他退党。虽然温总理提到他时一笔带过，更多的是提到和他共患难的妻子新凤霞，他说：“她是人民的艺术家，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难道不是同时在评价吴祖光吗？我有幸和吴祖光先生共同出访过三次，每天在一起，他真的是一个活得极为真实的人，让我崇敬。温总理还提到巴金。以往提到巴金的书，总是说他的《家》，然后说这部小说如何让读者走出封建家庭参加革命。而温总理这次提到的是巴金的《随想录》，须知这是一本有争议的书，出版之后即遭到批判，当时只能在香港出版。温总理说：“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本写真话的著作。”我不知道迄今为止，有哪位高位领导这样“极大”地评价过《随想录》！温总理还提到冰心，说：“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风骨”在中国当代语境中有特殊的含义，不是随便可用的，这是专指那些不畏权贵，铁骨铮铮，直言犯上，为民请命的人。你翻遍从毛到江的文集，有谁正面地使用过这个敏感的词！

四、温总理在这篇讲话中讲到文艺的功能：“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因此就要追求真善美。说到真，他说：“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还说：“在文艺界要提倡说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他重提“双百”方针，重申要发扬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这些当然不是什么新的提法，不是什么新的政策。但他的新意不在于他说了什么，重要的在于他没说什么。他没说延安的那个讲话，没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没说“团结自己，打击敌人”，没说“首先是党员，然后是作家”，没说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甚至没说“主旋律”。温总理能如此说，能如此不说，当然主要是时代的进步使然，和历史背景的转换有关，但和政治家本人的思想开明、见识通达不无关系，否则同在一个时代，为什么有些政治家就没有这样说和这样不说呢？甚至主管文艺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家也没如此说和如此不说呢？

我想这也是温总理讲话反响强烈深获好评的原因。所以人们都期待着，在文学已下流、艺术已下贱的今天，温总理的讲话会带来新的生机。可万万没想到今年1月竟然发生了“禁书风波”，作者抗议，网民声援，国内新闻一律噤声，国外媒体纷纷报道，或震惊，或疑惑，但无不认为出版署的禁书和温总理的讲话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邬先生的禁书令，不但给书林蒙上一层雾水，还给总理泼了一桶污水，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妖雾又重来！

我这次来香港的前后几天，已经被《纽约时报》、《南华早报》、《明报》、《新报》、《东方日报》、香港特区政府的广播电视部、以及《亚洲之声》等多家媒体或请吃饭聊天，或正式访谈；回上海之后，英国的BBC也等着要采访我。其中记者提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温总理的讲话是否又是1957年的“阳谋”，是“钓鱼”，先是好话说尽，然后一网打尽？否则他的讲话犹言在耳，墨迹未干，而他所领导的国务院下属单位出版署就开始禁书，这如何解释？记者对我说，国外普遍的议论是怀疑温总理讲话的真诚，怀疑他的动机。

我以为温总理的讲话不是“阳谋”，不是“钓鱼”，他是真诚的。

根据何在？

我的根据很感性，很直观，也许很幼稚，也许很好笑。

我的根据就是：温总理会哭（笑声）！

温总理大概是全世界最会哭的总理（笑声）。

2003年4月25日在“非典”猖獗期间，在这极为艰难的时候，温总理会晤法国总理拉法兰。在欢迎仪式上，他看到冉冉升起的国旗，心中想到遭受病痛的人民，他默念着“愈挫愈勇，愈挫愈奋。”他双眼湿润了……

2003年7月，温总理到江苏宿迁农村微服私访，未去政府机关，直接前往农田，一个农妇对他述说生活的困苦：一家五口，婆婆瘫痪，丈夫有病，两个孩子还小。全仗她一个人和三亩地。去年收入2650元，交税交了1460元，竟然交了一半多，此外还要让她这个一直住在农村的农民交纳城市建设税和政府招待税，不交就把他们全家赶出家门，还不给她两个孩子上学。这个农妇说着大哭，温总理也哭了……

2004年底，铜川陈家山大矿难，166人遇难。2005年新年，温总理前去慰问，1月3号探访遇难者牛铁奇的家属，他握着牛的妻子和母亲的手，搂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流泪不止。这张照片传遍世界，温总理真诚的泪水感动了很多人……

温总理为什么爱哭？还是用他引用过的艾青的诗句来回答吧：“为何我常噙满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

我信任能哭的人。虽然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相信眼泪，但我相信。我相信能够真诚流泪的人。我认为，能够大哭大笑的人，能够毫不掩饰自己真情实感的人，一般来说不太会欺骗，不太会虚伪，他们仁慈善良，有菩萨心肠。顺便说一句，如今一些当官的人，已经冷酷得不会哭了，甚至麻木得也不会笑了。当个科长还会笑，当了处长就开始板着面孔了（笑声），级别越高就越不笑了（笑声）。连笑都不笑、哭也不哭，你知道这些当领导的心里在想什么（笑声）？你能信任他们吗？所以我相信会哭的、有人性的温总理的讲话，他不是欺骗，是真诚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禁书之事呢？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形态正在转型，在这曲折的过程中，正声之外难免出现杂音。这是好事，好就好在有不同的声音，怕就怕在舆论一律，万马齐喑。如今不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吗？要民主就应该先从党内开始，先实施党内民主。党内民主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党内允许不同声音。毛泽东曾经引用过陈独秀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有派，党内有不同的声音，应该是正常的、不奇怪的事情，否则就是一人作主，一人独裁，铁板一块，带来灾害。所以我们要善于聆听和分辨哪些声音是进步的健康的声音，并给予鼓励和支持，而不能不分青红，不分皂白，一律反对。

证实温总理讲话的真实无欺的另外一个根据是，“禁书风波”已有变化，我来香港之前就已听说，出版署的某人在新加坡的报纸上说他们没有禁书，而且还说从没禁过书。这当然是睁眼说瞎话！禁书不是今年才有，年年都有，哪年不禁？你出版署就是干这个事的嘛！否则发你们工资，让你们当官干什么？就我知道，上海多家出版社都遭到过禁书。所以出版署应该改名，改为“不出版署”（笑声）。现在出版署抵赖了，还连忙指示北京两家大书店，连夜将被禁的《伶人往事》陈列在书店主要展台上，大门外还拉出横幅，上书：“《伶人往事》在热销中（笑声）。”真是太夸张了，太明显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他们企图以《伶人往事》的“热销”来“令人忘事”，忘掉禁书的事（笑声）！但是对这样的抵赖我们也欢迎，抵赖至少表明他们认为禁书是不得人心的，这比顽固到底，坚决禁书要好。

出版署的态度怎么会起如此变化呢？难道不是党内的另外一种声音在起作用？这声音中难道不包括温总理的声音？我相信这次“禁书风波”的事态还有可能往积极的一面发展。虽然这类事情的真正解决还得靠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不是靠“好皇帝”，不是靠“救世主”，但个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还是有特殊作用的。

我承认书生气十足，容易上当受骗。这次会不会又上当受骗呢？我想用我过去一首诗的最后一段做为我这次演讲的最后一段：

即便我受骗一千次、一万次，

我也坚信：

总有一朵花是香的，

总有一片情是真的，

总有一滴血是热的，

总有一颗心是金的（掌声）！

2007、2、14日于上海善作剧楼“破腹产”

 

这两天美国卖台400枚导弹又成北京外交部和国台办的大事。这400枚导弹究竟算不算个事儿呢？关键在于北京是不是准备对台动武。

无非两个答案，一个是准备，一个是不准备。我的看法是，北京客观上不可能对台动武。我的主观愿望是，坚决反对北京对台动武。

既然不可能动武，那就照不动武说。既然北京不准备对台动武，那你就让它台湾买去呗，莫非它买了还能反过来打大陆不成？我相信台湾没这胆，更没这心。

既然台湾买了也不可能打大陆，那400枚导弹实际上就是骡子的玩意儿，闲物儿一个，根本用不上，台湾充其量也就是给400枚导弹当仓库。

既如此，那你就让它买了存那儿呗，存哪儿不是存啊。

哪位说了：“既然买了也用不上，为什么不喊让台湾别买呢？”

我的想法是：与大陆相比，台湾毕竟是弱势方，大陆700枚导弹天天瞄着，即便买来不用，放在那里心里也踏实点。

大陆作为强势方，让人家心里踏实点有什么不好？这是积德事儿。

中华文化传统里缺乏健康良好的强势伦理。强势方总爱耍流氓，使横，吓唬人。大陆是强势方，要抛弃这个恶传统，要绅士一点，象个真正的强者。

美国爱卖就卖，台湾钱没地儿使爱买就买，北京不闻不问，就当没看见。风平浪静，自己不生气，美国不嫌你多嘴，台湾也不恨你干涉它的内政，一举三得，不挺合算吗？

北京在对台问题上，从官员到学者，没明白人，连一个也没有，全是饭桶。用吾乡俗语说，没一个是来给姥姥做生儿（生日）的，全是来混蒸馍吃的。

（2007年3月3日柏林）

－－民主论坛

黛玉出家前后

——上川岛书简之三

任不寐

尊敬的方舟弟兄平安！

一周前看到你的短信问讯，心中充满了感谢。你是我在大陆最牵念的朋友之一，牵念朋 友的人同样被朋友牵念就是一种福份了。我想我能理解你劝阻我“学成回国”的理由， 一句“人肉筵席”的评论将你我内心多年和中国的“爱情”都道尽了；在欧洲那边，另 外一个从这“人肉筵席”九死一生地挣扎出来的姐妹也多次告诉我：她真的、真的很害 怕中国人，因为“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鲁迅精神”就这样坚定地活在我们心中，这也许是中国基督徒独特的精神现象。玛拉的苦水已经变甜了，这是我们完全知道和亲身经历过的；但那里的苦水或内外加强的苦毒追逐着我们来到了迦南。不过我们最大的安慰不是别的，我们的信仰独特之处恰恰也是一种“筵席文化”——那旷野里的筵席彻底解构了“人肉筵席”，乃是因为神的儿子将自己摆在祭坛上息了冤仇：“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鲁迅”们无论如何颠覆不了那“人肉筵席”，你我无论怎样“鲁迅”，我们都站在那“人肉筵席”的大厅里，挥动着不同的刀叉，以否定性绝望的方式生活在置身室外的自义中。我们越是“鲁迅”，越是借着否定张扬着与“他们中国”不同，我们就离“中国”越近——因为否定邻居以自我荣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或未能缔结的社会契约。鲁讯是一种文学否定，如同东方宗教是一种哲学否定。否定之否定，如吃人之吃人，其越彻底，否定的对象越大，越与被否定的对象合一。这否定性监狱或筵席，只能等到那一天，它的门从外边被打开。

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六福客栈》这部电影：英国的女传教士格拉蒂丝（Gladys Ay lward）经过千山万水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中国，她并非不知道这里摆放着什么样的筵席。作为中国人，我这样的基督徒有比她更多的理由争取回到中国去。也许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奇怪：人千方百计地与他人、族人相分别，神却宁愿与罪人同席，甚至为罪人死。就这一点，基督信仰就真的是这地上独一无二的福音了。

没有信仰的人自然象野兽一样生活着。这些年来，越来越密集的信息使我们确实相信：那里几乎没有任何灵性的追求，直立行走成为神的儿女唯一的生物学特征；狡猾和更大的攻击性构成人对动物的否定性，但麻木将“灵长类”直接贬低到畜棚之中。生命没有任何指望也没有任何尊严，彼此践踏和口腹的快乐成为文化的全部内容。面对这种局面，残存的灵性向两个方向变异：

第一是“鲁迅式逃遁”。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延续着鲁迅的事业。在这方 面，鲁迅、胡适，毛泽东，以及什么“著名异议作家们”，没有任何区别。一个民族的文化精英根本不把上帝或真理作为服务目标，而仅仅把“公共领域”或公众视为上帝；而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在野”与“在朝”之间的利益嫉妒，第二则是通过讨好公众兑换名利。这是人类历史极其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个民族的文化精英阶层，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民族的哲学家和先知，而是最世俗、甚至最敌视真理的文字商人。他们不是为生活提供精神，而是将精神卖给生活。他们不是为真理提供见证，而是将生活上升为真理。在这种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无非是一群文化小丑——这里，小丑主要不是一个道德论断，我是指那种职业——因为换取街头的赏钱只能通过“耍把式”等低级表演（或美其曰“常识”）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中国被称为作家和学者的群体里面，你不可能找到一点纯粹精神上的东西，他们也从来没有贡献过一部象样的文学作品或学术专著。他们没有小说的能力，更没有哲学的能力；在某些领域，除了迷信以外，更对神学完全无知。一方面因为好吃懒做，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则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愚蠢。中国“思想家”唯一的存在方式是和人民及掌权者以不同方式行淫，包括以否定的姿势——其中意见领袖和为人民代言之类的异情或自我感动，与其说指向公义，不如说每一个字在“公义”义演之后，都迫不及待地伸手要“钱”：首先是“我公义”，最后是“我该名利双收”。这样一来，鲁迅式的“思想型随笔”或“杂文性学术”，以及近年来文必插图表的学院派的僵尸般、幕僚或会计层面的流水帐，成为顶尖的文化口红。在这些不同政治立场的赵本山余秋雨及文化“超女”中间，只能由王朔和高行健分别代表着中国文学最成熟的两极。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个半”作家可以视为汉语写作中真正的明灯：半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海子。沈从文很快就自生自灭了，因为“边城”毕竟离长安城太近。所有，唯一站在中国文化的顶点的就剩下海子了。海子代表了中国心灵的绝对高度，也代表着中国文学的绝对高度，象形文字从诗经楚辞以来，从未获得这样的荣耀。在属灵方面，海子对人与动物、世界之间的不同根据有着充分的敏感，这一敏感使他将象形文字在他的世界里到处点燃，他想在这片片星光里面看见生命的意义。但这光不够强烈，当最后的火柴熄灭之后，海子将自己点燃了，堆放在古老长城和现代铁路在山海关的交叉路口上。在不信的世界，作家唯一真实的归属就是自杀——如果你有足够的诚实，死亡就是生命唯一的意义，而这一看见使生命的意义缩短或提升为一种死亡仪式。在他的尸体上边，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海子的遗体在铁轨两边一分为二，一头是灵魂，一头是肉体。这是远东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一个极其特别的城市符号：这城分为内外两层，分别为神圣和世俗，但中间却被一道围墙绝对地分开了。海子的世界如同犹太人的世界，无法找到一种力量将灵和肉、神性与人性，天国与世界连接起来，身首异处就成为基督以外世界的文化归宿。这两造之间，海子是中间的哭墙，又被扯为两截。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海子是诺斯替主义在太平洋西岸抛下的尸体。他并没有真正把圣经打开，因为穿越《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的道路，根本不是通往圣经的道路。正是从青臧高原上去下来的那条否定性的道路上，圣经构成对对海子最后的绝对的否定。“圣书上卷是我的翅膀，无比明亮/有时像一个阴沉沉的今天/圣书下卷肮脏而快乐/当然也是我受伤的翅膀/┉┉/我空荡荡的大地和天空/是上卷和下卷合成一本的圣书，是我重又劈开的肢体（《黎明》）。显然，海子的朋友和同胞根本不能将海子之死对象化，因为他们在哭墙的这一端根本看不见海子面向圣书的表情，更看不见他被劈开的另一半肢体。海子在德令哈听不见父亲的呼喊，姐姐成为父亲的替身，这是东方文学的永恒主题。他寻找那声音，却找不到出口，或者说，海子从远方归来只能将自己当成最后的出口撞了进去。海子以后中国再没有作家了，文化小丑们象乌鸦一样纷纷扬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永远不要忘记，在山海关两侧，铺张着世界上最低俗、最彻底、最狂妄、最无知、信徒最广、最虚无、最实用、最相对主义的无神论。

       第二条道路上，这几天站着陈晓旭。“黛玉出家”的消息使我感慨万端。一方 面，她说明残存的灵性在中国已经怎样的忍无可忍，而中国心灵的动物状态怎样在“崛起”中无以复加；另一方面，在鲁迅对心灵的绝对奴役之下，心灵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安慰。在“黛玉出家”以前，中国古典音乐和道观佛寺代表着这种绝望和否定性的安慰。你可能已经把赞美诗与《二泉映月》们作过对比，当我这样对比的时候，我知道中国几千年来灵魂的追寻是怎样通过《二泉映月》释放出来的。在那世界里根本没有出路，而是在四面哭墙或“十面埋伏”之内无限循环地歌哭；《二泉映月》不是别的，是找不到上帝的中国的千年抽泣，是面向姐姐在撒娇，也是姐姐们真正的伤心欲绝。其中“狂欢”型的文艺不过是伪狂欢，比哭更难看或“笑象哭似的”的牛二式庄老（“流行歌曲” 是两者的现代形式）。从“春江花月夜”到“姑苏春晓”，与其说是伪饰，不如说无奈。“黛玉”无疑试图克服这种命运，所以李娜在她前头宣告了自己的自由：“不是出家，而是归家”。当陈晓旭说佛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的时候，我觉得“黛玉” 的确了解佛学的真谛。“黛玉出家”是中国心灵对动物状态的无声抗议，是心灵的自我解放，是对“崛起”中完全堕落、集体沦亡、全局败坏、穷奢极欲的告别。在“黛玉” 的背后——请原谅我用路德一样的口吻来这样“论断”——那一切的文化符号，猪一样的兴奋与狼一样的倾压，娼妓一样的淫乱和嗜血般的名利欲，一切本是粪土又归于粪土。这粪土里会射出几只冷剑，象当年的法老怎样追赶以色列人。比如试图谈论陈晓旭的财产婚姻甚至健康状况，以期找到“出家的机”。这就是中国的“文学批评”。除了“动机”以外，他们对灵魂上的事一无所知。这里的灵魂是这样构成的：秦香莲是文学的灵魂，焦大是政论的灵魂，“邻家阿二”是思想的灵魂；而“吃饼得饱”和“人上人”是一切灵魂的灵魂。“黛玉出家”将这堕落的灵魂驱逐出去，她有真的绝望在里面，陈晓旭因此与众不同。黛玉出家”最具有解放意义的地方在这里，她把中国的伪上帝，象垃圾一样倒在为此斗得不可开交的人们脚前，然后飘然而去。望着这“美丽的倩影”，除了一点担心以外，更多是祝福。我愿意把这点担心写在这里：哲学毕竟不是信仰，哲学连带着世界，因此具有出世的否定性自义和合世（与世界合一）的肯定性跌落。这一点担心经过惠能可以看见梁武帝，或者通过高原返回菩提树下。我不知道为什么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不向佛学寻找灵感，因为后者在数千年前就实现了主体对客体的完全征服和自我征服。“黛玉”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换算为德里达（J. Jacques Derrida）的“infinitely-other”。对中心的脱离（decenter）如今更充分地体现在对“位格”的否定。在这种情况下，贾府和黛玉的界限也彻底消失了，但又互相否定、互相照耀、互相确证。在这里，自由玩耍（free play）取代上帝，也取代了自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其”为假上帝，在后现代的夜幕掩盖下返回人间——肉 身成道，道成肉身。

请原谅我将话题扯这么远。我盼望上面的话题也是我代祷的一部分。这祈祷性质的写作完全可以对两个伪问题视而不见：第一是所谓“读者是否高兴”，第二是否“自我指认”。臣服前者的作者根本不配写作更不配谈论写作，那以实用为目的的写作生产了太多的垃圾，“交换价值”不知希腊，更罔论耶稣。承认后者则恰恰是基督徒写作的提中之意和区别所在——对于我来说，“我在其中”永远不是逻辑矛盾而正是写作动力之一。

我的结论是，面对“人肉筵席”，基督徒应该是什么的姿态，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这点上不用我赘言。我从不愿意向伪善的宽和、以及恐惧下的视而不见致敬。我强调的是：那位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那位唯一有资格否定这肮脏世界的，却卑微地降生在最象“人肉筵席”的那个城市和那个时代里。没有“横眉冷对”和“浩然之气”，那里更不是寂静的山林， 而是小小的“马槽”。他没有因为忍无可忍这世界的罪恶而绝望自杀，祂为这世界的罪挂在了木头上。在以上所有的逃路中唯一缺少的那种灵性叫爱，而在基督以前，没有人真正认识这个灵性。求我们所信仰的基督今天将力量赐给我们，使我们有能力、有勇气、有智慧、有爱，重新面对那“人肉筵席” ，那里的我和每一个灵魂。“黛玉”已经出家了，你什么时候受洗：）

你的弟兄和朋友：任不寐
2007年3月1日星期四于XXXX大学

 

 

悠悠岁月，邓小平离世整整十年。

这十年，“伟人”、“巨人”、“恩人”……一顶顶桂冠接连相送。

值此时刻，我们也缀数言相赠：

假如你不是和毛泽东联手大打一场反右战，戕害过百万的爱国知识分子、异见仁人志士；

假如你真的是中国的纳吉而不是纳吉的对立面人物（文革时有人胡说邓小平是匈牙利1956年人民起义的领袖纳吉总理）；

假如脑子里没留住毛泽东的阴影，没有在理论务虚会上大肆咆哮，颠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

假如1978年12月13日的邓小平（提出民主的重要性）没有被后来的邓小平打昏在地；

假如血管里净化了列宁邪说；

假如没有在“自由”之下加“化”，并藉“反自由化”大反自由；

假如没有藉口反自由化反掉胡耀邦赵紫阳；

假如不让江泽民取代胡赵；

假如没有出现隔代钦定，四代一体；

假如四个坚持是：坚持人权、坚持自由、坚持法治、坚持民主，而不是坚持坚持坚持坚持一党专政；

假如改革不光是革掉一部分专制经济模式；

假如开放不光是开放给资本主义的坏胆固醇、拒绝资本主义的好胆固醇；

假如不是让官家圈子、官家子弟、官家左右、官家手足“先富起来”，官商勾结，以钱谋权，出“新阶级”，而是让富裕紧贴着平等、公允，贫民脱贫，全民均富；

假如容许天南地北家家发声，人人声讨——声讨官场劣行邪恶；

假如从制度上清除制度化的贪腐；

假如全民选举、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代替了一人独大、一言封官、官官相护、结伙营私；

假如乐意接受八九反贪污反专制的诉求；

假如没有用坦克的履带卷走正义的旗帜和众多正义的生命；

假如不是残民以逞——保住一党天下、权贵之位；

假如这一切假如都不是假如，而是现实；

那么，

你的名字就不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是载入万古流芳的伟人史册。

—-《争鸣》2007年3月号

 

今年春节，重庆市党政部门要求官员们阅读一本描述和赞美全球化的书籍《世界是平的》。不过，对于该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来说，他所在的县、市的世界显然不是平的。仅仅因为发了一些手机短信，他就被当地公安部门拘留、检察院批准逮捕。后来，重庆市有关部门调查后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于党政领导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迎合党政领导意志。这里既然说到党政领导，当然包括当时的县委书记蓝庆华。蓝也在当时被免职。然而，两个月后，蓝庆华据说平调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观察家们的议论再次表明，这个世界好像相当不平。

重庆市市长出面解释说:“考虑到蓝庆华的工作能力，不能让他没有工作。”在打破铁饭碗的说法讲了20年之后，为什么一定要让官员端上铁饭碗，为什么一位官员一定要有“领导”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且不去管它，那么让重庆市领导一定要让蓝庆华有工作可干的那个“工作能力”又是什么呢？

县委书记既然掌握着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权力，当然也就承担着十分重要的治理职责。但县委书记的这个职责究竟是什么？从任命干部的领导到学术界，似乎没有人仔细探究过。但根据媒体所报道的蓝庆华的工作业绩，加上其他一些事实，大概可以推测，重庆市官员所说的“工作能力”，就是执行上级党政部门决定的能力。上级以什么作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执掌一地治理之权的党政官员若在这方面表现较为得力，那可以在上级那里获得“有工作能力”的评价。

就目前而言，这种工作能力体现在多个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推动本地经济和税收增长的能力，即使到了今天，这也依然是上级党政部门考核各级官员的主要指标。与这个指标相关的，则是市容整洁，城市文明，因为所有党政官员都希望自己所管辖的城市成为现代化城市、文明城市、清洁城市，所以假如下级在清理残摩、城市拆迁改造、驱逐乞讨流浪人员等方面成绩突出，也算工作能力出众。当然，铁腕反腐似乎也是能力之一，蓝庆华在这方面表现得似乎蛮突出。保持本地稳定也是工作能力的一大表现。因此，彭水县有关党政官员干预司法，在上级领导眼里，大约也是工作能力强的标志。

总之，干部的工作能力就是执行上级政策的能力，干部能力的强弱则完全由上级来评价，上级觉得谁有能力，就可以力排众议，把他放到重要位置上。即使他犯了一些错误，也可以不计小过，一定给他安排个官位，让他发挥那难得的工作能力。

如此珍惜人才的态度，令人尊敬。但从民众角度考虑，上级党政部门眼里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是否具有造福民众的突出能力？世间没有人是神，官员的想法未必与民众的想法总是一致。所以，没有人敢打保票说，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方针政策都会造福于民众。这也就意味着，上级政府很可能追求一些偏离民众偏好的目标，制定一些损害民众利益的政策。假如出现这种情况，则能力强的干部大约也会给民众带来更严重的损害。即使上级政府的目标对民众来说是好的，能力强的干部也很有可能因为迷信自己的铁腕而逾越法度，滥用不合法、不合情理的管理、管制手段。

因此，在法治、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对官员的能力提出了一项价值要求，那就是，以宪政价值为最高鹄的，且每个官员都应对这些宪政原则负责。官员在任职的时候必须宣誓效忠宪法，效忠宪法所蕴涵的保障人民自由与权利的诸原则。官员的首要职能是遵守这一宪法原则，并且执行宪法。换句话说更确切，官员面对着一个名副其实的一票否决:若有违犯宪法的任何行为，就只有辞职走人一途，不管其他方面的能力有多强。在这种制度及理念下，官员在施政过程中自可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但底线却是不可越过的。一旦越过，则官员不仅会遭到受损的民众起诉，也会酿成重大政治事件，从而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

重庆市人大代表孙健已经正确地指出，彭水诗案是一起“重大违宪和侵犯人权的事件”。但是，对此事承担责任——不论直接、间接——的县委书记，却依然可以被“平调”到新岗位。可见，在委任他的部门眼里，官员并无遵守宪法、更无执行宪法的职责，官员也没有保障人民权利的职责。官员的能力强弱，与此毫无关系。事实上，即使官员直接违犯了宪法、侵犯了人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别的方面的工作能力可以确保他再获任职。

如此没有价值拘束的能力，可能具有极高行政效率，但秦中飞等很多民众已经感受到其可怕之处。如此没有法治取向的官员能力观，也正是人们朴素的正义感遭到践踏的原因所在。

 

（作者提示：本文纯属个人观感，议事议人，信马由缰。一不小心，如果磕着碰着了谁，还望多担待）

[一]

尽管我在英国已经生活十年有余，中国从来都是我魂牵梦系的故乡。几乎每年我都会回去看看。这次与姐姐张戎同行，我感到格外兴奋，却又心底藏忧。

行前，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千万要注意安全。人们的叮咛不只是空穴来风。张戎积十二年心血写成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出版后风靡世界，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称之为“系统地摧毁了毛泽东的神话赖以存在的全部支柱”。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读后感是：“还没有看过比这本书更震撼的书了，感觉上像是炸了颗原子弹。”更有读者直言这本书“挖了中共的祖坟”。中共的中宣部已下过两道禁书令。就连外国杂志里刊登的书评也要撕掉，才准入境。我从网络和一些报纸、杂志上，看到了许多对张戎的辱骂和恐吓。有网友甚至著长文，论述中共“最想暗杀的人”名单，张戎和我，荣登榜首。

我之所以也被划入该杀之列，大约源于这本书从写作到中文翻译，我曾尽过绵薄之力。我还在报纸、杂志和网络上，与居心叵测的骂客们大打笔战，肯定得罪了一些人。有朋友自美国打来电话，担心我会挨黑枪。我开玩笑说：本人胆小，真要碰见杀手，敬请他开枪时别让我看见。

再多的顾虑，也难挡似箭的归心。一直埋头写书的张戎，好几年没回成都看望年迈的母亲了。她还想把《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带给北京的曾采访过的朋友们。少不了要尝尝那里的涮羊肉，哇，更不用说她最爱吃的夫妻肺片和麻婆豆腐了。

[二]

步出北京机场时，我们已做好心理准备：所带的行李被翻个底儿掉。谁知，没人对我们发生兴趣。

顺利坐上宾馆来接的车。沿途除了商品广告，还有偶尔掠过的政治性标语牌：创建和谐社会。中共每换新领导，必诞生新口号。我们已经感觉到“和谐社会”的光照了，这第一迹象，应该是张戎安然无阻的回来探亲访友吧。

比我们还要惊讶的，是所有见到的人见到张戎时的惊讶。他们中有已退休的中共高官，有坐上中国头把交椅的电影导演，有自由派的领军学者，还有普通的机关干部。他们一致问张戎：怎么会让你进来？

这些人生活在国内，熟知行情。张戎的归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足以反映出中共执政者的宽容，以及处事的灵活。

我在英国的好朋友诗人杨炼，曾为法轮功请命，起草了一封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措辞尖锐的公开信，在网上广为流传，国内也有不少人看见了。当杨炼出现在北京大街上时，几乎没人不对他仍然能够自由往来感到吃惊。政治上相当激进的知名作家马建，也曾在公开信上签名。去年他回北京时，不仅举办了演讲会，还买了房子，大有在北京安家落户之势。

我们还见到徐有渔，一位在知识界很有影响的人物。当初他因为自由主义观点，差点被赶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他跟处于软禁状态的刘晓波是好友，两人经常保持联系。像这样的敏感人物，中共并没有禁止他出书。他甚至还可以在中央电视台面对全国人民办讲座。

你不能不承认，虽然中国仍旧是共产党国家，但共产党所特有的暴虐气味，已越来越少了，人情味多了，人民的言论空间也有了令人鼓舞的扩展。这次回乡，我有一个明显感受：中共开始愿意妥协了，也能根据需要对自身的专制体制做修修补补。但是，中共决不会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哪怕迈出微不足道的一步。对这一点我会在后面谈到。

[三]

这次最可惜的，是没能让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亲眼看到张戎的书。王光美正处于深度昏迷中。张戎曾几次采访过她，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书中你能读到张戎对王光美的精彩描写。

我一直想知道邓小平的家人对这本书的看法，后来从间接渠道得到了反馈，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张戎所写的，都是真实的。

林彪的后代只剩下女儿林豆豆。我最关心的是她的态度。林豆豆体弱多病，性格内向。平常说话很少，看上去郁郁寡欢，很不活跃。母亲叶群不喜欢她，父亲林彪常年工作在外，对她谈不上亲近。据说她与丈夫，与父母的关系都不好。当你跟她在一起时，感觉她随时都像处在某种压力之下。

张戎采访过她。在书中，张戎做了如下判断：是林豆豆把父母和弟弟送上了死路。这等于说，是她害死了自己的父母和弟弟。

当林豆豆听到这个结论时，没有显出不满和愤怒，她甚至没有替自己辩解。是否是她的心灵在深深的忏悔？而那磨灭不掉的痛苦，看来将伴随她走完孤寂的一生。

林豆豆是个早产儿，靠保温箱活下来，无论在智力还是智商方面，她比弟弟林立果都要差一大截，但她却很自以为是。她认为父亲应该过朱德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她看不起林立果，嘲笑他只会空谈，干不了实事。

当林立果暗杀毛泽东未能如愿，林彪正面临被毛清洗时，林立果与父母商量决定乘飞机去广州。在那里他们进可调军北上与毛决战，退可去香港，避难西方。如果一切按计划行事，林彪叶群林立果都会活下来，历史就要改写。只因林立果不听母亲的话，把离开的计划告诉了姐姐，导致了毁灭。

林豆豆先后两次向周恩来和警卫部队报告：林彪要跑。她第一次报告时，周恩来根本不相信，以为是林彪和女儿之间闹矛盾。周还劝他们不要争吵。当时从毛泽东到周恩来，根本就不知道林彪要跑。毛一早吃了安眠药睡下，其他身边的人大都回了家。

林豆豆的告密导致林彪等人仓皇出逃，不幸摔死在蒙古。我一直弄不明白，林豆豆为什么要出卖父母和弟弟？当时林立果已经明确告诉她：林彪的身体状况极差，一旦落入毛的手里，活不了几天。但林豆豆却宁可要父亲去死，也在所不惜。

或许是林豆豆心怀太多的恐惧，在毛泽东与父母之间，她选择了毛。当时的环境逼迫她以所谓大义灭亲，来向毛表白她的忠心。毛泽东的统治让人变成鬼，这在林豆豆身上得到令人不寒而栗的体现。

[四]

好些张戎采访过的人，已去世了。包括早年在长沙跟毛做邻居做朋友的易礼容。他们中有的是因为年事已高，或生病。还有其他原因。如人民日报原社长秦川，据说是他的做过演员的老婆，跟名作家茅盾的儿子私奔了。这一打击使秦川一蹶不振。

在见到的人中，最有意思的是年近九十的李锐，曾做过毛的秘书，是赫赫有名的研究毛的专家。我在李锐处看到一些打印成册的资料，是有人从海外网站上印下来的所谓敏感文章，再转卖给感兴趣的人。我写的好几篇都列在上面。资料封面最下方写着：供研究、批判参考。

李锐谈到他的最新发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曾专门叫邱会作带信给刘少奇，要刘少奇来延安，帮助他搞掉王明。毛要邱把信全部背下来，然后烧掉。见到刘少奇后，再凭着记忆写出来。做到万无一失。

我们还议论到张戎的一个惊人发现：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很可能是中共潜藏在国民党中的红色代理人。李锐在谈了他的看法后，说：像这类人物，都是由周恩来一个人掌握，中共高层里大多数并不
知情。

李锐还说，中共高层中，真正“吃透”了毛泽东的人，只有周恩来和林彪。他举了一个例子：七十年代初，毛一度病危。当毛从昏迷中醒来时，一直守候在旁的周恩来对毛说的第一句话是：主席，权还在你手里。这就是为什么毛对周很放心，而周能把宰相的位置一直坐到死。

林彪在建国后，每逢关键时刻必出面助毛转危为安，并且大肆吹捧毛，毛高兴死了，后来把林扶持成接班人。

李锐还谈到毛泽东与女人的关系。毛泽东早年的同学肖三曾对他说，毛对女人从来都无情无义，却又爱到处乱搞。肖三称毛是“铁鸡巴”。

我忍不住大笑。在整个旅途中，我不时回味着肖三对毛的这三字评语。这根“铁鸡巴”曾横扫天下，不光摧花折柳，还几乎毁了我中华文化。

[五]

到底有多少女人享受过毛的“铁鸡巴”？

几乎人人都能说出几个名字，比如张玉凤，还有孟锦云等。但这些女人没有一个愿意承认曾跟毛有过“一腿”。

张戎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毛看上的女人很少有拒绝他的，但他的英语翻译章含之是个例外。一九七二年底的一天，见外宾后，毛把长相秀雅的章留下，叫到工作人员的屋子里，激动地对她说：“你心里没有我！你心里就是没有我！”章巧妙地答道：“主席，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心里怎么没有你，全国人民心里都有你。”

中文版面市后，张戎收到一位著名学者的来信，提出这一段与事实有出入。他说：章含之肯定跟毛睡过觉，京城里人人皆知，张戎不应为章遮掩。

就我看来，跟毛睡过觉，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一朝选在君王侧，六宫粉黛无颜色。何必要遮遮盖盖，犹抱琵琶半遮面，又想让别人知道她跟毛泽东的亲密关系，又故意不完全说出来。

到目前为止，在毛泽东的情人中，敢于不加掩饰地谈论跟毛的亲密关系的，只有一位，她就是陈惠敏，住在伦敦。

我曾见过她两次。她说她是穿着纱裙，半透着里面的内衣内裤，参加为毛泽东举办的舞会，从而被毛看中的。

张玉凤和孟锦云都确认了陈惠敏曾随侍毛的身边。不过，陈拿不出一张跟毛的合影照片。据说，毛非常小心。在毛的女友中，陈是唯一的高干子弟，毛从来不信任有这类背景的人。

陈很想把她与毛的亲密接触写成书，还没动笔，就向某出版社要价两千万美金，可能是看到李志绥写有关毛的书挣了大钱。陈讥笑李志绥的书，是毛的卧室之外发生的故事，而她的书，是写房门关上后里面发生了什么。

我曾问她：李志绥的书里有你吗？陈惠敏就举“大床同眠”一段。书中讲的几个女孩子与毛泽东在一张床上寻欢作乐，她就是其中一个。

她曾当着众人，提到有的男人想打她的主意，她轻蔑地说：这些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想跟主席平起平坐！

陈惠敏以为也可以由此发一笔财。如今她已步入老年，重病缠身，牙齿掉得只剩下四颗，那两千万美金似乎还无穷的遥远。

（未完待续）

－－原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