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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毛泽东翻云覆雨把近百万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由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监禁条件不允许把数目如此之大的人们投入监狱，1957年8月3日国务院紧急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把那些中共所谓 “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 “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集中管制，剥夺其基本的人身自由，剥削其劳动力。从此这个与中共自己的其它法律条文相抵触的非法之法一路延续下来，成为中共镇压异己，稳固一党专制的重要手段。

毛时代结束之后，中共又对这套制度作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98年11月，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 1980年7月，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县镇收容劳动教养和地区举办劳动教养场所问题的批复》……但是，据吴弘达先生的考证，这些修修补补并没有使劳教制度纳入文明、人道的司法体系，而是进一步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和惩罚对象。（吴弘达《 司法改革的花边新闻》）

不过，后毛时代的中国毕竟不与毛时代不同，不可能躲在铁幕后面对自己的人民肆意屠戮而不必理会国际舆论。近年来，中共的劳改、劳教之类恶法在国际上一直受到以吴弘达为代表的人权活动人士，以劳改基金会、大赦国际为代表的人权组织的揭露与批评。即使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公开质疑这种非法之法存在的必要。自2000年以来，具有学者背景的一些人大代表连年提交议案，建议改进乃至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据报道，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已将《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立法规划，后来由于各方意见显著相左，只好无疾而终。今年，在劳教制度在中国肆虐半个世纪、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废止该恶法的声浪再次席卷而起。官方的《中国日报》率先予以报道，国外的主要媒体也给与了充分关注。

一个人，一个帮派，一个政权，无论曾经多么作恶多端，一旦有了向善之心，哪怕只是不起眼的举动，对于善良的人们来说都不啻是天大的福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旨在结束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的尝试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对这个曾经为了维护它的统治立下汗马功劳的恶法，中共是否真的会弃之如敝履？这是每一个关注中国司法和人权的人们都会引颈以望，拭目以待的。在我们的等待与期望中，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冷静考虑：

假动作或是真心愿？钱袋日见鼓囊的中共政权要想在国际社会里出人头地，就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革除野蛮、猥琐的陋习，但这种迫于外力的自我形象重塑往往并不是出于真心，只是一些拿人权作噱头的假动作。当年中共把“劳改”改称“监狱”时就曾经大言不惭地宣称，这样做只是为了“改变国际形象”。如果这次劳教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假动作，我们的善良的期待将再次以失望告终。

名乎，实乎？中共一向是玩弄词语的好手，换个“马甲”接着蒙人的事儿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这次的所谓废止劳教制度是不是依然是换汤不换药那一套？这种担心绝不是多余。据目前的报道看，有的称，劳教所将改名为”教养中心”，也有的称将改为 “更生中心”。看来，有关方面依然是重名胜过重实，以为从名称中去掉了“劳动”字样，就尊重人权了。殊不知，超强劳动只是以酷刑侵犯人权的一个方面，而现有劳教制度的根本问题是不经司法判决就剥夺人的基本自由，如果不全盘废止，依然谈不上尊重人权。

民间舆论还是官方意志？在成熟的民主社会里，民众的意愿可以水到渠成的方式化为法律、政令，而在专制社会，官民之间总横亘着打不破的屏障。这种官民两张皮的现象在当今的中国十分明显。在废除劳教制度这个问题上，我们目前看到的似乎是民间的鼓噪多于官方的回应。关于废除劳教制度的提案，比较成熟而又有影响的是2004年1月由广东省政协委员联署的议案，民间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多见于某些学术刊物和网络。近期的报道由《中国日报》牵头，但这份报刊虽然属于官方，却又远不是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的纯粹喉舌，并不能代表官方意志。事实上，就在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还在党内的一份有影响的杂志上撰文强调，中国的劳教制度不是应该取消，而是应该加强。虽然中国的人大名义上属于立法机构，但是没有官方的首肯，任何立法都不可能成为现实。

只有一把鬼头刀么？退一万步说，即使中共真地顺从民意，废止了劳教制度，那也许可以勉强算作“放下屠刀”，离“立地成佛”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历史的经验甚至让我们连“放下屠刀”的乐观都不敢有。我们实在应该仔细看看，丢下了鬼头刀之后，是不是还藏着别的暗器。事实上，除了劳教之外，中共随意剥夺人权，非法拘押、监禁公民的花样十分繁多——双规、两指、学习班、学法班、批斗会……虽然不像劳教制度这样年深日久，流毒广布，但是只要此类侵犯人权的伎俩依然存在，我们就难以相信中共从善如流的诚意。

五十年了，罪恶的劳教制度不知消磨了多少人的青春时光，毁掉了多少人的前程，拆散了多少个本应美满的家庭。五十年了，这个残酷而野蛮的制度确实已经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我们虽然没有太多乐观的理由，但依然期待着它的谢幕。

 

一年一度的奥斯卡奖刚刚落下帏幕，华裔导演杨紫烨的作品《颍州的孩子》荣获本届最佳纪录短片奖。杨紫烨是香港人，二十多年前移居美国，有绘画和电影制作硕士学位，曾做过剪辑师和制片人。她还制作过一部反映感染艾滋病的女大学生的纪录片《朱力亚的故事》，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此次杨紫烨的获奖也是香港的骄傲，是香港给了杨紫烨东西兼备的文化积累和国际化的视野。然而，大陆媒体用很大的篇幅来报道奥斯卡奖的消息，却对杨紫烨的获奖只字不提。大陆媒体向来具有特别的“民族自豪感”：去年华裔导演李安凭《断背山》一片获最佳导演奖，遂被誉为“中国人的骄傲”，网民们也狂呼“中国人在好莱坞呼风唤雨”。其实，李安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定居过，他拍摄的《断背山》纯粹是一个关于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的故事，李安跟“中国”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杨紫烨的杨紫烨纪录短片《颍州的孩子》，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的故事。这部记录片以艾滋孤儿高俊为例，展现了中国大约十万名艾滋孤儿的凄惨命运。在颁奖仪式上，杨紫烨感谢抗击艾滋病的英雄以及帮助成功拍摄这部短片的朋友们。跟中国河南省一些农村县市一样，安徽阜阳颍州也是一个当地农民因为贫困而卖血为生的地方。利益熏心的血头让这些善良的卖血农民染上艾滋病，先后悲惨地死去，遗下的孩子则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倍受社会歧视和家庭排斥，过着动物般的生活。

杨紫烨于二零零四年八月到安徽阜阳颍州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了能真实感人地反映艾滋孤儿的凄惨境况，同时还要躲避地方政府和如同黑社会一般的血头集团的骚扰，她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部三十七分钟的纪录短片。

大陆媒体对张艺谋的《满城尽戴黄金甲》的落选耿耿于怀，却对《颍州的孩子》的获奖闪烁其辞。在今日中国大陆特殊的语境下，前者颂扬帝王的淫乱与杀戮，属于中宣部肯定的“政治正确”之作；后者表现被遗忘的艾滋病患者群体的生存真相，属于当局厌恶的“政治不正确”之作。中共最爱面子，在诸如救援艾滋病患者等“敏感”问题上，不仅自己无所作为，还不允许民间人士和国际组织有所作为，因为那样会使得当局感到自己“没有面子”。

于是，杨紫烨的《颍州的孩子》虽然获得了金光闪闪的奥斯卡奖，却遭到大陆媒体一致的封杀，这部影片也绝对没有可能在大陆的院线中公映。由三十六名衰朽不堪的检查官所组成的电影评审委员会，怎么会让这样一部“丑化和谐社会”的影片与公众见面呢？

杨紫烨获奖的时刻，“中国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医生正在赴美国领奖的路上。当局为了阻止高医生赴美，居然派出大群警察围堵这位年近八旬、除了良心之外一无所有的老太太。最后，美国前第一夫人、下届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致信胡锦涛表示抗议，高女士这才被放行。胡锦涛不怕自己的老婆，倒怕克林顿的老婆。

杨紫烨和高耀洁这两位弱不禁风的女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挑战中国大陆日益泛滥的艾滋病，更挑战致使艾滋病泛滥的根源——中共僵化而冷酷的专制制度。我们应当向她们鼓掌，并与她们风雨同行。

──《观察》首发

 

“政协”全名 “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政协根本不讨论重大政治问题，如：选举，人权，党派地位，政治体制等，象这样的会议怎能叫做“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政治协商”的实际，挂着“政治协商”的招牌，这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欺骗人，我建议“政协”改名。

（一）中共统战部通知我去政协开会

1987年底山东大学统战部通知我春天去济南市政协开会，于是我从1988年开始当上了济南市政协委员，直到 1998年，总共两届（第八届、第九届）十年。为什么让我当政协委员，当时没有仔细想，

现在回想起来，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可能是因为我的大哥和很多亲戚在台湾，还保持联系，我属于统战对象；

第二：当时正准备发展我加入“民主建国会”，“民主党派”也是统战对象；

第三：我当时在山大管理科学系任副系主任、工会主席，也算个小小官员；

第四：我在山大讲授“国民经济管理学”，懂点经济，算是个“专家”，我到政协就被分到社科组。

（二）我被分配到第十三组

1988年春天，山大派车把我们几位市政协委员送到了会场，住在一个大型招待所，两人住一间。我和山大刘大钧教授住一屋。

济南市政协委员539人（注一），分十几个组，分组事先定好，第一组 “共产党”，体现“党的领导”。我被分在第十三组，名曰“社科组”，这个组还包括共青团、新闻出版界的人。我那个组中有：济南日报的党委书记、市委党校教育长、济南团市委副书记、济南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市电视台主任。除了政协委员之外，还有列席代表。一位济南市安全局长、中级法院副院长和山东军区副参谋长等都是我们那个组的列席代表。这个组坐下来开会，到齐了有三十人（包括列席代表）。号称 “社科”的这个组，能称为教授的只有寥寥几人，而且都有其他头衔。

市政协的十几个组中，除了“共产党”外，还包括：经济组、科技组、农林组、医药卫生组、教育组、民主党派组、港澳同胞（在济南投资的老总们）组、文化艺术组、总工会组、工商联组、妇女组、商业组、农村组。每个组约三十人，都由上级指定了召集人。

（三）第一项议程 选举主席团

召开大会第一项任务是选举主席团。投票时，非常紧张，清点人数，不准委员进出，门口都有专人看守，如临大敌（也有人说这是严肃、认真、轰轰烈烈走过场）。大家坐定之后发下一张有近100 人的候选人名单，多数都不认识，是等额选举，谁也不知道这些候选人是怎样产生的，反正我们委员没有参加提名。如何投票？几个教授坐在一起，大家不知所措，给他们每个人画圈，投赞成票，觉得有点不负责任，全投反对票又觉得对不起会议组织者和忙于会务的人。不知道谁提出“建设性意见”说：“咱们隔一个人划一个圈”，于是我们就1、 3、5……画圈赞成，2、 4、6……反对，这种投票方式也亏了教授们想得出来，既不全反对，又不全赞成，不失中庸之道，嘻嘻哈哈之间完成了投票任务。

希望有思想的领导看了选票，会联想到改革选举制度；正统的领导人也难于把我们定成什么性质。（以后凡大名单选举我基本采取这种划票办法）。

（四）开大会是聊天、写字的好机会

济南政协开大会有五百多人参加，大报告都是念打印稿（稿子事先发下来）。内容老调多，每次开会我先把发言稿翻一遍，把有用的内容（主要是数字）勾划出来，把多数没有保留价值的发言稿，在封面划个大圈，带回家当废纸处理。发言稿很快浏览一遍，于是剩下的时间就是和周围的人聊天，天南海北的聊，聊腻了就拿出笔写东西，或写信或写文章，这看起来好像在做记录，没有人来管 .开大会有时也安排委员上台发言，这都是指定的，发言稿要事先交上去审查，内容多是套话，如：领会上级精神，贯彻上面决议，回单位后认真传达之类的话。

（五）我的第一份提案

市政协开会一般在一、二月。1988年和1989 年春的两次政协会，都在六四之前，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政治上相对宽松，是我参加过的最活跃，最值得回顾的两次会议，有的人甚至提出多党制的问题。

1988年第一次参加政协会，我当时讲经济课，关注经济问题，济南市长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988年实现工业产值增长 17％。由于前几年济南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电力短缺，居民家中经常停电，物价上涨，交通紧张，市民很是不满，我认为再继续提高指标，可能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写了《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提案，质疑市长报告中17 ％的工业增长指标，要求调整，修改。因为论据比较充分，在小组会上获得了很多支持，十八位委员参加联名，其中教授一人，副教授、副研究员9人，还包括一位党委书记。据说过去政协会议上，对《政府工作报告》中重要内容提出质疑的提案很少见。会议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份提案复印，交给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大会秘书长当夜来找我们谈话，说这份提案已经受到市里领导的重视，认为这份提案有理有据，市领导指示有关单位进行研究、修正。最后《政府工作报告》在向社会公布前做了修改，将 17％改为10％。这对大家是个鼓舞。在这次会议上，我总共提出九份提案。

（六）我被评为先进个人

88年我因为起草了那份联名提案而受到重视，市里的电视台也报道过我的发言。我还被推荐为政协中的先进个人。济南日报1989 年5月14日介绍了市政协的十七个先进个人，我被排在第二名。《济南日报》介绍说：“孙文广 市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副教授。孙文广1988年1月在市政协全委会上提出了九份提案和建议，其中《争取经济稳步增长，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建议被市政府采纳。一九八七年《红旗》杂志内部文稿刊登他阐述关于控制经济发展过热，防止通货膨胀问题的文章。他还提出了有关群众生活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多年来，他提出许多建议，有的被有关部门作为文件，报经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意转发全国。”

（七）六四后受冷落 视察看守所的提案被搁置

89六四前，我写大字报，发表演说，支持学生运动。自那之后从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开始，我在会上就受到冷落。写出的提案多数没有反响，再也看不到记者采访。

我两次坐牢，关进看守所四年多时间，受了很多的折磨，最痛苦的是饥饿折磨；当时粮食定量每天九两，粮种不好，副食基本没有肉、蛋、油水，当时我还处于壮年，每天饥饿难忍，1973 年我身患重病，几乎死在牢里，关押的年轻人饿得半夜哭泣，有的人为了早出去，只得违心的认罪。饥饿实际上成了一种逼供的手段。饥饿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虐待折磨关押者的方式。我在被捕时身上还带着一些粮票和钱，多次乞求看守所的管理人员，请代我买点充饥的食物，都被断然拒绝说：“看守所不是宾馆。”我请他们准许家人送点食物，也被拒绝，说：“家人送吃的，毒死你谁负责？”在看守所中我暗暗发誓，如果有朝一日出去，一定要呼吁，让关在监狱中的人也能吃饱饭；在狱中我想，这种虐待人的制度，多少年来没有改变，是因为释放的人各奔东西，忘了这里的受难者，有的人释放后，在社会上受歧视，没有能力去呼吁，我下定决心，只要离开，一定要反映这里的黑暗，争取改革关押制度，让人吃饱饭。

1978年6月我被判刑七年，进入劳改队，一个月后，我给检察院写了《看守所管理情况及改进意见》（注 2），实现我心中的诺言。

平反回到山大，当了政协委员，在会上我又想起看守所，于是写了提案，揭露了其中的黑暗，并建议组织政协委员视察看守所，改进其管理。这个提案写在六四之后，大概是90 年代初，结果没有反响，不了了之，也没有获得去看守所视察的机会。

（八）反对盖豪华“常委楼”

2004年济南市有关部门，关闭了具有十余年发展史，拥有3000余个摊位的，集文化、贸易为一体的英雄山早市。为济南市委常委修建别墅型宿舍楼，地点在济南市风景游览区，处于傍山位置，周围绿树成荫，为了建筑常委宿舍楼，不但要伐掉很多大树，而且要驱散集市，使摊主失业。市民权益受到侵害，为此遭到周围居民的强烈抗议，贴了很多小字报。其中一条流传很广的是：“谢玉堂（市长名），我操你娘，你拆了市场盖灵堂（常委楼），你先死爹后死娘，最后死你谢玉堂”。

1995年，召开市政协扩大常委会议，我作为小组召集人也参加了，会上我发言强烈谴责不顾市民利益，建筑豪华常委宿舍楼，指出这是无视社会舆论，侵犯居民权益的行为，还讲了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和共产党必须顺应民意，重视群众反映的道理。这次讲话虽然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但事后并没有处理“常委楼”问题。 1996年政协会上，我又书写了提案《“常委楼”超标建筑应查处通报》，交上后，却如泥牛入海，无影踪。

（九）关于村办企业不能一哄而上的提案

1993年政协会上，市长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行全民动员”“开展乡办企业年活动”，要“加速农村工业化、城市化”。

我写了提案《村办企业不能一哄而上》，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口号提出质疑，指出这些口号可能会引导出错误的行为，提案要求调整发展村办企业的指标，保护环境，保护土地资源，我的提案根本不被理睬。连个答复都没有。较六四之前1988 年提出的《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提案，待遇有天壤之别。

当时掀起的推动乡村企业的高潮，盲目发展乡村企业，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几年之后很多乡镇企业亏损倒闭，留下的是环境污染，农田被毁和银行的坏账。直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认真的评价。

（十）临别纪念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1997年2月召开济南政协第九届五次会议，这是我最后一次参会。做为临别纪念，我考虑该写个什么提案？为此思考很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写了《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提案。提案发挥什么作用不敢说，但至少是尽了自己的责任。

在提案的开头我写了：“只有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蔓延”。还提出了具体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如改革选举制度，保证监督机构工作的独立性，设立推动政改的专门机构，开展理论研究等。后来这份提案被收入经济类，承办单位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审查意见是“同意立案”，以后就没了下文。

（十一）从评选优秀提案，看领导意图

济南市政协，对八届1－5次会议的 2532件提案进行筛选，确定了54件“优秀” 提案，汇编成册（注 3），进行表彰。评选优秀提案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注4）。1990 年一位民主人士的提案《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的几点建议》，被评为优秀提案，这份提案中建议：“为了贯彻落实好中共14 号文件，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民主人士要认真学习加深理解，付诸实施” .这份提案的承办单位是“中共济南市委统战部”，他们顺水推舟立即制定了实施意见，规定要：“重视选拔、培养、安排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行政领导职务”的内容，这真是投桃报李，你拥护党的领导，我提拔你当官，这也指明了“民主人士”争取表彰和升官的途径，谁想升官就要拥护党的领导，就要呼吁加强党的领导，这就能得到表彰继续升官。

（十二）建议政协改名

1992评出的54件优秀提案，其中52 件都是关于经济、科技等内容，有两件涉及共产党，一件要求学习中共的文件，一件要求党员干部下基层。根本不涉及体制问题。

“政协”全名 “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政协会根本不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如：选举，人权，党派地位，政治体制等问题，象这样会议怎能叫做“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政治协商”的实际，挂着“政治协商”的招牌，这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欺骗人，我建议“政协”改名。

（十三）政协在中共严密掌控下活动

各级政协都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活动，每次政协开会，首先要成立临时党组，负责会议的最高领导、决策。各级政协的主席，必须是中共党委的常委，或副书记。现在的全国政协主席就是中共中央常委。政协分组时也必须要有党员在其中掌控会议。会议简报和媒体的报道，大会发言，都由党组掌控，绝不能自由化。

政协会议主要是听首长的大报告，分组讨论大报告。小组召集人（多是党员）引导大家谈学习体会，领会精神，基本调子都是肯定成绩，歌颂共产党。在这样的氛围中要发表独立见解非常困难。委员们没有自由活动、发言的机会与空间，媒体采访受到严格限制，境外媒体当然不许采访，境内采访者也只能是党委机关报的指定的记者，他们发表的稿子也需经过审查。

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有多方面的限制，委员心理压力也很大，政协委员是中共派送的，如果说错了话，下届还能再当政协委员吗？

（十四）政协是中共的统战工具

政协是中共严格控制下的一个统战工具，一个扬声器、装饰品，一个大花瓶。

中国如果实行单一议会制，政协将会消失。如果将来中国实行两院议会制（像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那样），政协也可以改造成为其中一个院，成为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议机构，政协应该改名成为两院制中的一个议会。但是议员必须直接竞选产生，不能由某一个政党委派、任命。

注1：济南市政协委员有539 人是1993数字

注2：孙文广：《狱中上书》P46

注3：见《政协济南市委员会第八届1 －5次会议优秀提案汇编》

注4：《政协第八届济南市委员会关于表彰优秀提案的决定》

2007年3月2 日（全国政协召开前夕）

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博讯

 

就在高耀洁医生赴美领奖之事一波三折最终成行之际，传来记录片《颖州的孩子》获奥斯卡最佳记录短片奖的消息，由此，中国的爱滋病问题必将将引起世界的关注。

河南地方官员三次阻拦高耀洁出国领奖的目的，无非是阻止其说出河南（当然，爱滋病在中国的扩散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河南）爱滋病泛滥的真相及造成爱滋病泛滥的原因：非法采集血浆。到今天为止，中国官方宣称爱滋病泛滥的主要原因为不洁性行为，而极少提及更严重的血液传播问题，实际上是在推卸政府与地方官员在爱滋病泛滥问题上的责任。我们知道，河南、安徽等地的非法血浆采集行为当初是受到地方政府及官员支持的，甚至那些非法采集血浆的血站就是地方官员亲自开办，为了一己之利，他们大肆从贫困卖血者身上抽取高额利润。高耀洁医生对非法采集血浆问题的揭露，由于威胁到地方官员的利益和权位，他们便千方百计对高耀洁等民间爱滋病志愿者进行打压。借助于专制政权的力量，他们把一个单纯的公共卫生和医学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甚至动用公安的力量，百般阻挠高耀洁医生出国访问，而那些因非法采集血浆导致爱滋病泛滥的官员则至今不受任何惩罚。

就在高耀洁医生长达十年被压制的过程中，由于得不到必要的警醒，因非法采集血浆以及由此带来的爱滋病血液传播，以惊人的速度扩展。没有什么比专制强权更有力度封锁真相，没有什么比腐败的权力更有效率地大肆抽取血浆并向各地医院输送，于是，专制和腐败的结合便酿成了这巨大的灾难，如今，爱滋病问题已成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恐怕需要至少几个十年的时间。

对于专制和腐败的权力而言，如果不危及他们的个人利益，民众的贫困和灾难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正因为有大量贫困者的存在，才能保障他们充足的血源供非法采集，正因为大量贫困者的存在，血汗工厂才猜疑源源不断地向官员和无良商人输送黄金白银。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权力体系具有改善民生的真实愿望，实际上，民众的贫困造就了他们的一种资源，甚至成为他们表现政绩的一种策略。 对那些连爱滋病防治资金都要侵吞的地方官员来说，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他们对民众的灾难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权力，而权力体系对腐败行为的惩罚从来只是个别现象。

高耀洁和《颖州的孩子》一片的摄制人员手中都不掌握权力，但他们对权力以及权力系统的腐败构成了致命威胁，因此，高耀洁出国领奖的消息不为任何大陆媒体报道，而《颖州的孩子》获奖的新闻，也被淡化处理到几乎不存在。对于专制和腐败的权力来说，说出真相就是提要他们的命，但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惮于说真话。正如爱滋病的泛滥及其背后黑幕无法继续被掩盖一样，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也将逐渐被“说真话”的力量揭露出来，真实的声音会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中国，这是一个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中国，是专制和腐败没有理由继续为所欲为的中国。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一位名叫干以胜的中共中纪委副书记兼秘书长，近日在记者会上，介绍中共“反腐成绩”。他的言词，恰当地诠释了中共高官的思维。

干某不承认中国官场腐败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他说：“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施行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然而，他却没有道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许多存在腐败、尤其严重腐败的国家，施行的都是专制主义制度，尽管称谓各异。比如，在“透明国际”发布的报告中，以清廉程度排名，中国连年位居七十多位，并列于中国前后的，都是重度腐败国家，也都是专制国家，比如叙利亚、津巴布韦、缅甸、越南等。

干某声称：“中国的腐败问题决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但中国实施的，本身就未必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以“社会主义”之名，行专制主义之实。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发现并认为：就社会主义成份而言，西方国家比中国要多得多。

干某也不承认，在现行制度下，中共反腐、越反越腐的规律。他声言：中共反腐，工作力度不减，2003年以来，每年查处的违反党纪和政纪的案件在总量上逐年下降。去年查处的严重违纪并且受到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同比下降了10.9%，由此说明，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正在得到遏制。云云。

在这里，干某玩弄了文字游戏，说“违反党纪和政纪”的案件下降，却不提“违法”案件的升降。干某公布的数据，也仅限于“违纪”，而不包括“违法”，他透露：去年共有9万7260名中共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另有3万7775人受到政纪处分。如此天文数字，本身已经说明中共腐败的深度。

何况，众所周知的是，中共上下，无官不贪，在一波接一波治标不治本的反腐“运动”中，贪官们早就练就了一身“防疫能力”。作案手段更精，潜伏期更长。是否遭到查处，并不能反映该党真正的腐败程度。更多腐败分子，隐藏得很深，毫发无损。

在记者会上，干某确立的主题，是介绍“反腐成绩”，而不是通报“腐败情况”。表明，任何时候，中共都没有忘记“正面宣传”和“舆论导向”，作为纪检高官的干某，也不例外。

干某还以陈良宇案为例，重申：“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其实，这就是一句空话。否则，为什么不查处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江绵恒既从政（任中科院副院长）、又从商（任中国网通、上海汽车等公司董事），仅此一条，就至少违反了“党纪”。为何不查处黄菊？那个同样卷入陈良宇案的政治局常委，目前以“养病”为由，免受查处；再说，陈良宇遭修理，与其说是因为腐败，不如说是因为对胡温的权力构成了威胁。以“反腐”为名的权力斗争，算不上真正的反腐。

在记者会上，干某说明，所谓“双规”，是针对中共党员干部，依据党内法规，而不是国家法律。但干某紧接着提到赖昌星案，申明：赖昌星如果被遣返中国，不会被判处死刑，也不会受到虐待。

干某的这一宣示，首先就超出了他的职责权限。作为中纪委副书记，他管辖的，应是党员干部，而不是商人。应是党务，而不是法务。干某越俎代庖的表态，无意间再度泄露，中共一党专制下，党大于法、以党代法的实质。没有司法独立，只有“党说了算”。而这一切，正是中国政治的沉痛弊端，正是腐败泛滥和无法根治的深刻渊源。

就赖昌星案，干某还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讲信誉的大国，说话从来是算数的。” 这里，不知道干某所说的，是中国还是中共。至少，中共从来就以“说话不算数”而臭名昭著。比如，曾号召国民党官兵投诚，之后却反予屠杀；曾欢迎知识份子“向党提意见”，事后却扣上“右派”帽子，横加迫害；曾向青年学生保证不“秋后算账”，随后却制造大屠杀和大逮捕。

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句句错话，句句谎话。从中折射，中共高层对滋生腐败的制度性根由，顽固回避，毫无反省。中国官场腐败，势必无可救药。可以说，浅薄盲目的反腐官员如干某等，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程度，并不亚于贪婪成性的腐败分子。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一、从今往后老枭没有秘密了

前几日，老枭传来一文，原以为又是东海论道方面的大作，待打开一阅，不由大惊：原来春节期间枭府惊现不速之客光临。但奇怪的是，这些特殊的文职专业窃匪不掠钱财，不毁家私，也不恋书香，却直奔电脑资料而去。老枭回家蓦然 “发现异常立即通知当地国安，要求展开调查……”

当然，老枭的这些举报举动肯定会无疾而终的。殊不知现在老百姓都说咱这世道已经步入”警匪一家”的境界了，还用得着在他们之间辩出善恶之分吗？依我之见，还不如学美国人一招，权作”与时俱进”之策，去深山老林弄一把猎枪来，架在房门口，凡有来者不善之徒，举枪便射是也！这话虽带点玩谑味道，但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大家的记忆力还不错的话，就应该记得，多年前的某一个夜晚，曾经有一个误入美国人房间的日本青年被主人当场击毙，事后日本这边厢舆论大哗，而美国那边厢的房屋主人最终却被判无罪。这就是美国，他有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庄严法律。这条法律不会因为对象的差异而变化。哪怕你贵为总统，违法了一样可以马上弹劾你。就像前总统尼克松一样。

这次侵犯枭府的事件性质我看比那倒霉的日本人其实更为严重。据说那日本人还是参加完一场party 后无意误入美国民宅的，而这帮人却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他们不但鱼贯而入了房间，而且很可能还动了主人的宝贝电脑，甚至老枭还怀疑悉数复制了电脑里面的私人机密材料，导致老枭不慎被迫泄露了包括”在自己家里做梦做爱养龟养气等各种私人活动”在内的私家机密！这还了得？因为在老枭眼中，这比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罪”还要严重得多！就像老枭戏称的：他们已经”钻进我的裤裆里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

于是，老枭在脑怒、无奈和恐惧里度日如年地送走了这个春节。春节的欢歌笑语已属于别人，与他无关。因为他已经快笑不出来了。

二、中共改革当学俄罗斯

这件事让我想起近年来不少学者多次倡议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私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概念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事来，现在总算明白当局至今死活也不肯将这条在民主国家看似普通但在专制国家却寸步难行的条文明确写入宪法的原因所在了。在西方立法那里，”私人”，不是指公民、个人或自然人，而是专指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通称为”私人所有权人”.而可悲的是，我们国家的公民还从没有看到在本国宪法上有如”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有关联的字句。

其实也不奇怪，共产党人只要承认”私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那共产党就不能再叫”共产党”了。因为共产党从获得天下始，依仗的根本价值观和原则就是”共产”，就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牺牲少数人的眼前利益”，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不是什么”平等保护原则”.从共产党的历史角度说，国家利益不绝对等于人民利益。这就像西方文明历来重视个人价值，而中国人却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如小羊羔、电线杆子而宁可舍弃生命的道理一样。

在与中共意识形态上曾经一如”同志加兄弟”的近邻国家中，只有同样曾是共产党国家的原苏联即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才真正落实了”私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

据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戴大写的《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嘲笑俄罗斯》一文中指出：”如果单纯从物质堆积来看待俄罗斯的变革和转型，那么我们就会偏离真相。因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是看不见的，而这些东西恰恰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气脉。我们本没有理由嘲笑俄罗斯，相反我们该思考一下自己是否缺乏反思的勇气。”这里所说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显然就是中国现在刻意回避而俄罗斯已经逐渐走出阴影的”政治体制改革”.俄罗斯民族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他们早已反思了斯大林、列宁，也反思了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而我们甚至连官方都不得不承认的十年浩劫——”文革”的人为灾难等历史罪错至今仍不允许在任何公开场合或官方媒体上进行认真的反思！

是的，我们现在有什么理由嘲笑俄罗斯呢？现在的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尊重、保护居民个人私有财产及其相应权利不受侵犯，并从宪法法院的监督职能和执行条款上作了相应保证。这是近年来俄罗斯社会普遍公认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俄罗斯人民也同时获得了新闻自由。其宪法规定，发行少于 1000 份的刊物，不需要进行任何登记。人民的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的有效保障。在俄罗斯联邦，已经根据这部法律成立了数千家私有的大众媒体，彻底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而且，俄罗斯在理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非常惊人，但这点往往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媒体有意无意地忽视：俄罗斯的经济已经连续经过了5 年增长，人均 GDP 已突破3200美元。而中国大陆才区区 1000美元。

今天，在宪法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出现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政治斗争也是在宪法的框架下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这是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财富。俄罗斯现在已不是靠暴力，也不是靠领袖意志，而是靠着一次次的选票调整着国家的前进方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其立国之基已经不可动摇。

俄罗斯人已经选定了自己的游戏规则，即使这种规则不那么完善，但它总比一个有着克格勃半夜敲门的制度舒服得多吧？

三、我们仍然缺乏安全感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不仅穷人没有安全感，就是富人也没有安全感。许多受邓小平之惠”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在他们带着肮脏的第一桶金赚得 盆满钵满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回馈社会，造福公众事业，而是想方设法弄几本海外护照，千方百计移民西方法治国家。人还没出事就预先做好撤退的准备了。即使连大小贪官们也缺乏安全感，成克杰、胡长清、陈良宇们事发后不都是一一查出家中藏有数本甚至数十本西方各国的护照吗？

什么是内心的安全感？安全感就是相信自己能够处理任何事情、对未来抱有信心和希望。这是唯一持久的安全感，也是真正的安全感。安全，在人的需求中仅次于最优先、最基本的温饱即生理需求。在人的多层次需求中，安全和健康是人的最基本需求，而没有安全感，也就不可能创造和谐的社会和人文环境。只有普遍享有足够的安全感、稳定感、才会对这个国家萌发称为爱和归属的需求。

现在，老枭忽然间失去了安全感，于是他匆匆向胡总伸出求援之手。然而他的求援信连胡总外面的十八道关还没过可能就被卡在某个派出所的办公室里了！我所认识的国内不少自由知识分子也鲜有安全感可言，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在打电话时总是感到有另一只耳朵在偷听；甚至有的朋友走在路上也担心自己正在被人紧紧跟踪……而我也因他们的突然被骚扰而总感得自己没有什么安全感，而且，有时夜深人静这种感觉越来越浓地缠绕在我的身边……

鲁迅说：”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鲁迅《不负责任的坦克车》）。他实在有先见之明。如今厚脸皮的”官匪”们又像江湖大盗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威胁到小民百姓如老枭们的个人安全了，尽管还做出一副执行公务的样子长驱直入普通民宅。他们大概以为只要说是办案，别人就会沉默无语了。

对此，我们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二次大战以后，有个叫马丁。尼莫拉牧师这样告诫我们：

“当初他们（即纳粹党）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今天，民众的言论维度及生存空间已与29 年前的中国人权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世界民主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中国人长期以来期待在宪法中确立”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愿望，终将得以实现。

 

学渊评：共产党的党内生活从来就不正常，但自从胡锦涛上台后，这个不正常的格局就愈来愈小，愈来愈鄙俗了，党的喉舌都是靠一些攻击前任，损害同僚的鸡鸣狗盗的“八卦”传神。读了下文，不禁会发见胡锦涛的心胸很小，江泽民已经下台几年了，他还要纠缠不休；曾庆红要帮助他，却要说些居高临下的小话来贬低他。曾庆红解放球夫王治郅当然可嘉，但比之废袁鹰之言，禁章诒和的书来说，就是“右小灯，左大拐”了。见过曾庆红的人，说他很有见地很宽容，但以他的宽容和见地，去为胡锦涛放烟幕、打掩护，就是助纣为虐了。说来左倾残暴就是共产党“党本” 专制独裁就是中国的“国本”，而共产党已经进入危急状态，也只能是崇祯捉襟，庆红补肘的格局了。

「多维独家新闻」曾庆红再助胡锦涛掌控军权

中共主管中央书记处日常运作的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是中共高层一位灵魂式的人物，因此自然而然成了这些年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去年底今年初以来，围绕着中共十七大可能的人事布局，有关曾庆红的一举一动以及未来的动向，更是海外和港台媒体三天两头的头条新闻。今年一开年，国际媒体有关中共高层人事变动最轰动的一条新闻就与曾庆红有关。一月中旬，路透社发出一条来自其北京分社的消息，称曾庆红有可能在未来接任中共最高领袖胡锦涛的国家主席位子，立即占据香港、台湾和欧美不少媒体的头版，引起广泛关注。

曾庆红“十七大”留任已确定

但消息经由香港的亚洲时报在线和《苹果日报》予以转载解读，变成是胡锦涛被迫让出国家主席的职务，是江系人马和胡锦涛斗争的结果，演变成了一则中共权力斗争的政治八卦。（读了此独家八卦，更见“江系人马和胡锦涛斗争”的风风火火了，学渊评）

由於变了味的政治八卦可信度不高，胡锦涛“被逼退”的说法也不符合逻辑，於是在炒过一阵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两周之后，香港《亚洲周刊》又登了一条有关曾庆红未来动向的消息，但这条消息与路透社的说法不同，称曾庆红“最可能是接替贾庆林”，在○八年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换届时，“出任新一届全国政协主席”。该刊表示，有关消息来自“熟悉中国政情的可靠消息人士”，理由是“中国正推动全方位的大外交”，所以，“胡锦涛不可能让出国家主席一职，否则很难有合适身份外访”。（他一出国访问就丢人显眼，这是最好的解脱消灾，学渊评）

以上两条消息，孰真孰假，似乎要到明年三月才见分晓。但却都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无论曾庆红未来是接过胡锦涛国家主席位子或是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都有一个共同点：他在中共十七大留任已是确定的事实，而且还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排位更加靠前。因此，分析这两条消息，人们发现，这或许是北京有心人士希望透过传言转达给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一个重要信号。（没有信号，我们也知道胡锦涛不行了，学渊评）

但是，就在这样的虚虚实实和真假难辨中，海内外媒体和观察家却忽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泰国主导去年十月军事政变的军头、陆军总司令颂提上将，在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邀请访问北京之后，除了会见解放军高级将领和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之外，元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还受到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接见，陪同会见的还有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葛振峰等。

将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没有任何公开的军中职务的曾庆红会见颂提上将，除了是一种对外宾的接待规格显示，以国家领导人身份接见之外，其实更加重要的意义，是中共当局似是无意又有意透露了曾庆红未来一个可能的新职位：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愈大愈好，学渊评）

北京消息人士数月前就曾告诉多维，曾庆红确实可能在中共十七大上，正式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该位熟知北京政情的人士表示，根据中共高层任职的惯例，国家副主席担任军委副主席之前已经有过先例，比如胡锦涛担任国家副主席时，就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更早的例子还包括李先念和杨尚昆等。因此，曾庆红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并非没有先例”，而早已是一种制度上的安排。（难道只有政治辅导员才能当“第一副主席”吗？学渊评）

据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由曾庆红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协助胡锦涛掌控军队，更可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巩固贯彻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这位人士表示，解放军和后来组建的武警部队历来是个难以掌控的地方，尤其是在江泽民经营了多年之后，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因此，需要一个与军队有历史渊源，而且有能力，“熟悉人头”，能够“镇得住，压得住”军队各路诸侯的铁腕人物。

（暗示军内反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情绪上升，胡锦涛指挥不动枪了，学渊评）

而曾庆红就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介入军队工作，对於担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胡锦涛，曾确实可以分担他的不少负担，负责一些胡锦涛忙不过来的事情，尤其是对军队的管理和掌控。

影响军队高层宽待王治郅（无法施展的施展，学渊评）

消息人士表示，曾庆红事实上早在二○○六年三、四月间，就开始较多地介入军队的事务，把开明开放的风气带进解放军中。比如在对待解放军八一篮球队和国家篮球队主力队员王治郅被指责“滞美不归”问题上，解放军有关高层在曾庆红的影响下，采取了开明开放宽容的态度，欢迎王治郅回国打球，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作为解放军的现役球员，王的行为在之前甚至会被定为是“叛逃”或“叛国行为”。（想必曾庆红还不至于愚不可及到发动“禁书运动”，学渊评）

但解放军高层开明宽容的处理方式，终於化解了矛盾，甚至走在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之前，为他们后来以宽厚的态度对待着名跳水运动员郭晶晶和田亮树立了典？。而王治郅终於被接纳为国家队主力队员，为备战○八年奥运会，於去年四月十日，在中国男篮领队匡鲁彬的陪同下，抵达首都国际机场，这位NBA亚洲第一人终於回家。（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共产党已经没有大格局了，但望曾庆红有取而代之的抱负，学渊评）

其实，有关曾庆红的去留问题，在去年就已经有北京消息称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由曾庆红负责中共十七大的人事小组工作，负责十七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资格审查。

胡锦涛把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曾庆红负责，并且让曾庆红介入军队的掌控，从某种角度证实了“胡曾结盟”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也破解了所谓江泽民和曾庆红逼迫胡锦涛让出国家主席位子的说法。（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拉曾庆红同志来陪绑了？学渊评）

曾庆红任国家主席并非不可能

事实上，有关曾庆红可能出任国家主席的说法，二○○六年十月即已经在北京小圈子中流传。北京消息人士表示，曾庆红接任胡锦涛国家主席位子并非不可能，“但绝非曾本人要求的结果”，更不是胡锦涛在江和曾的逼迫下让出来的。这位人士表示，即便曾庆红“有一天真作了国家主席，也是胡的动议”，因为这样做，“对胡而言，是回归传统，对党有利，如果不是对党整体有利，曾再要求也没用”。而且，“政治更是要讲双赢、多赢的，以曾庆红的韬略看，他绝不可能犯本人要求当国家主席这样的低级错误”。（我看曾庆红要比胡锦涛高尚，他至少不在背后说别人的低级坏话，至少不让人写这样的“独家”来中伤同僚，学渊评）

作为中共开国元老的后代，曾庆红目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家“公司”原始股东的最高代表，在与共青团系“新股东”的合作中，国家利益是最高考量，他当然会从国家和中共党的利益高度作为他考虑任何事情的出发点。因此，“国本位”和“党本位”始终流淌在曾庆红的血液里。为了维护他心目中的国家最高利益，在江泽民担任中共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他全力辅佐，为江泽民的十三年统治运筹帷幄，保驾护航，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因此被划归是“江系人马”。（把共产党当作上市股票，乃胡锦涛的独创，学渊评）

但当江泽民完成其历史使命，退任最高领导人职位之后，胡锦涛继任中共党和国家领袖，曾庆红自然而然要从其“党和国家”利益出发，全力辅佐新一代领导人，不可能随着江泽民而去。这显然不是曾庆红的性格。如今，随着中共十七大的一天天临近，曾庆红的未来去向将逐步水落石出，而胡曾之间的默契和合作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印证。胡曾合作，将在中国演出一场让世界为之惊讶的大戏。（阿斗喜欢说前任的坏话，也创造了阿斗的先例，曾庆红辅佐阿斗，也将见成效，学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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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博客主昝爱宗在自己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　│
│　u/1410310777上发表的文章《权力官僚特权阶级正在大规模　│
│　制度性掠夺民脂民膏》，2月28日发表，大约一个多小时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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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特权阶级正在大规模制度性掠夺民脂民膏》因为一些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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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2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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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官僚特权阶级统治下尽享好处的中国各级领导阶层，四处畅通的特权正是一种权力利益既得者享有公开的既得利益分配秩序，但却不是一种什么“潜规则”。“潜规则”随时可以取消，而特权却是公开并很顽固，特权给予这个一党利益专制集团统治的社会只是“一时的稳定”，但决不会长远。

中国人以往耳熟能详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现实之中的特权阶层，因为在普遍的共产主义社会（高度发达）还没有由理想成为现实之前，某些人已经率先实现了，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中共领导基层的特权。

前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由于当年的特权阶级已经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导致腐败贪污，甚至苏共解体。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一点，提出公开化和新思维，于是就葬送了苏共。这是必然，特权必然导致民主停滞，导致法治退化，必然导致共产主义不能来临，必然导致共产党走向穷途末路。

现在，中共却是苏共解体后惟一的庞大的标榜共产主义的政党，可其领导人同样是和苏共领导人一样提前过着共产主义生活，专车、专供、专机……就连特别的电话号码和车牌照号码都一样被垄断“专用”。特权就是共产党的惟一不可割弃的特大好处，随着权力带来，但却不随着丢失权力而失去。比如江泽民，前中共总书记，现在已经退休，却同样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新华社记者写报道都是这样写的。江泽民任职时可以享受各种待遇，但卸职后却没有卸下这样待遇，所以就形成了高级领导人追逐高级别的潮流，以前有七名政治局常委，现在就“扩大”成了九名。在职领导人享受某种待遇毫不奇怪，但卸职的人却太“例外”了：他们仍享有专车、专机（专列）、专门的保健医生，专门的病房，专门的秘书，专门的厨师，专门的其他待遇，比如江泽民还专门出版了《江泽民文选》三大卷，李鹏把一天的日记分门别类成“三峡”、“核电”、“经济工作”、“人大立法与监督”等各种专门日记公开出版，李瑞环还出版自己的专著“学哲学、用哲学”，钱其琛、李岚清还专门出版自己的工作手记等，比如外交、教育等访谈集，出版费用高昂，他们不但有退休后的名声，还有稿费等利益驱动，更有官方的新闻机构和出版发行机构一路绿灯鼓吹，何其容光。

前领导人的这些特权已经在网络上被网民批评了，其实在职的某些领导人特权之举也已经开始被公开批评了，比如去世前还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中国政协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的巴金，去世时已超百岁，在他垂死挣扎之时，已经表示愿意早日死去，可“党和国家”还需要这样一个无法为党和国家继续工作的老人“继续为党增光添彩”，不让他死，他的家属也不让他死，所以他才说出“我是为你们而活着”的遗憾之言。就这样一个老人，仅仅是“活着”，却耗费国家的大量资源，专门的病房，专门的医生，专门的医护人员，专门的安全保卫措施，专款，还有专门的记者为他报道……这样的特权何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专门讨论并立法规范过？特权又不是“潜规则”，却又没有被合法批准，这样的特权难道就不是强奸民意，挥霍民脂民膏？

江泽民、巴金如此，中国还有多少个江泽民、巴金等等，需要专门用国库的巨额财政资金养护？

2007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标榜党中央“和谐社会”方针的文章“内心和谐之悟──近访季羡林先生”（作者化名“沉石”，不知何许人也），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背书”。该作者称，他1月17日（大年三十）约好了拜见96岁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穿着病号服坐在小桌前，看着书……病房内侧坐着他的保健医生、著名医学专家穆善初。

通过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专门在第四版头条篇幅报道来看，季羡林已非一般人物，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是“国宝”，他的病房还曾有温家宝、陈至立这样的高官前来看望，可见他的待遇不低──这里并不是说不应该给季老比较高级的待遇，而是认为这样的特权没有得到合法的授权，同样有专门的病房，专门的医生，专门的医护人员，专门的医疗费用，耗费的是广大纳税人的血汗钱。假如这样的待遇经过了合法的授权，季老是有资格享受，而且还可以心安理得，可我们的特权政府认为没必要这样做，因为权力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

季老的待遇，正好应了一句中国古话：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2007年2月14日，另一个高官──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国办三局局长张重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和副书记杨河的陪同下，特意到北京301医院看望他。据《北大新闻网》报道称

“陈至立关切地询问了季羡林先生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称赞季先生今年的气色比去年更好，季先生高兴地说：”一年比一年好，我们的国家更是一年更比一年好‘。季羡林先生对陈至立同志和教育部领导在百忙之中来看望自己表示衷心感谢“。

他还表示“在党、国家、301医院、北京大学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下，自己的身体得到了周到细致的照料，自己也希望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继续见证国家的日益强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看到有了好的医疗照顾条件和待遇，他老人家一点也不糊涂，念念不忘感谢“党”，为什么不感谢人民呢？他的医疗费和医生的费用，都是人民纳税供应的，没有人民，还能活到今天？所以季老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这样“得寸进尺”地公开对于寿命的期待：“我从未想到我能活这么大岁数，最初我以为只能活四十几岁，象我父母亲的寿限。米寿（88岁）时，听说巴（金）老和臧（克家）老相期活到茶寿（”茶“

字在“八十八”上头又加了个“廿”，茶寿就是108岁），我说我也入伙。但前些日子，读到一位科学家的文章，论证人的寿限可以到150岁。所以，当人们问到我时，我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目标：活150岁！“这样的老人，遇到这样的党，真是有福气。

再看《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提到的“他的保健医生、著名医学专家穆善初”，我通过网络查阅，发现这个名字有问题，网络马上提示“穆善初”不对，而是“您要找的是不是：牟善初”，难道《人民日报》每天经过三番五次的校对和政治考核，也有这样明显的错误？

现在可以证实，“穆善初”应该是牟善初，我从资料上可以看到，牟善初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01总医院前副院长，专业技术一级教授、中央领导保健小组副组长，也是邓小平生前的专门医生。邓小平去世后，牟善初还荣列以江泽民为主任委员的“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在301医院专门病房里住着邓小平，当晚上9：8分，邓小平出现最重的危机，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时任解放军301总医院副院长的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由此可见，这位著名的保健医生，不是为普通百姓看病的，而是御用“太医”，难怪北京各大医院的专家门诊连挂个号都几百块钱，老百姓看不起病，则说明中国的“太医”太充足，而给老百姓看病的医生太短缺了，这难道不是共产党一党“特权”造成的腐败和乱相？

2007年1月份出版的《中国青年》发表张末等记者的采访报道更进一步曝露了中共高级医生专门医治中共高级领导人这一公开的秘密，这篇题为“精诚大医牟善初：开国元勋们的健康卫士”的文章称：象“御用太医”牟善初照料过的共和国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大人物一样，此人多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一直是个谜……他已年逾90.在中国的最高层享有颇高的知名度──除毛泽东外，他给邓小平、刘伯承、叶剑英、王震等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保健诊疗，众多名震中外的开国元勋弥留之际是他坚守在病床旁……尽管年事已高，这位老人每天仍然忙个不停，早上8点准时上班，下午6点下班，晚上看完“新闻联播”──笔者注，原来他上班是应党的需要照顾一些政治老人，以迎合党关心知识分子的所谓光辉形象。自1974年，牟善初就奉命由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调到解放军总医院，由主要负责内科教研工作转为主要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此后30多年里，他先后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组副组长或组长工作，在多次抢救中力排众议，制定出得力有效的治疗方案，被誉为“开国元勋们的健康卫士”。据报道他的表现“既给首长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令医疗保健组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精英们心悦诚服”，“很多重大抢救，往往也只有他到场作出决定，首长们才放心、安心。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名保健医生，牟善初的医术与医德早已是有口皆碑……1997年，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牟善初一等功。同年，他被总后勤部评为‘一代名师’。2005年，中央保健委员会和国家人事部授予牟善初‘中央保健杰出专家’荣誉称号。”这就是当今的“御用太医”，以这样的方式“一心报国，服务为民”，其实不过是服务于党，服务于党这个特权机构。所以，党对这样的“太医”需要大肆宣传，而象揭露北京SARS真相的301医院军医蒋彦永老先生，我们的新闻报道却只字不提了，新华社记者也装聋作哑了。

由此可见，这个党对党的利益阶级给予大量的特权，而对于民众却就不怎么样了。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公共资源有限，用于党的太多，用于民的就太少了，比如北京图书馆，现已经改为国家图书馆，这个等级森严的公益机构在中国特普遍了，普通借书证件借阅图书、阅览海外报纸资料的权限等级被划分十分严格，比如有的借书证能借阅的书籍刊物，一般大众的借书证就不能借阅，而有点权力的人，却可以搞到一般人不能搞到的只有教授级别以上的人才能借阅的借书证。可在美国，他们的国家公共图书馆，都是先来后到的，谁先到就先借阅，即使是总统也得守规矩排队，总统到医院看病这样的一样，上海的《报刊文摘》已有专文披露。我曾去过美国的米德兰市，他们的图书馆专门有读书人专用的免费停车场，而我们中国的图书馆，不但看报纸看书要收费，前些年停个自行车都要收费，现在改为存包收费了，自行车不收费了，但改成停（汽）车收费了，所以开车到图书馆的人自然就少了。所以说，国家公共图书馆实行等级森严的制度，就是对民众百姓掌握知识大搞权限限制，就是不想开启民智，让老百姓糊涂一世难道不是特权阶级的目的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中国至今都不能实现民主现代化，无论是对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特权就这样一直在统治着中国上下，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太大，教育失衡，人才流失，社会无序，穷人住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越是这样失衡的社会，说明特权越严重。

－－民主论坛

 

《沈阳晚报》记者高薇曾于2006年10月15日在该报报道说：“在沈城流传这样一种说法，2007年是60年不遇的‘金猪年’，为此很多适龄青年都争相孕育‘金猪仔’。”笔者不是沈阳人，当然对该记者的报道无法考证，不过，在笔者所处的城市武汉以及笔者的家乡农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中国的记者是最大的谎言制造群体，他们为了能够在体制内获得所期望的利益，只要无碍于自己的饭碗，就算是违背天地良心，他们撒谎时也会心安理得。当然，在传统文化几乎消逝殆尽的中国城市，会出现一小部分的人把丁亥年讹传为“金猪”年也并不奇怪。

据笔者了解，中国民间确实有很多不良习俗值得摒弃，但是，一般的农民都知道属相是和阴历年相对应的，包括《沈阳晚报》记者高薇在内的很多看似有文化的人在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往往还不如一个普普通通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2007年的1月1日至2007年的2月17日按理应该属于丙戌年无疑，如果按照命理学家根据节气来界定的话，2月4日的戌时就交了立春节，这之后出生的小孩子如果要算命的话，还得按照丁亥年算。所以，笼统地将2007年说成是猪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当今中国的教育，充满了党文化色彩，即使是名牌大学的学生甚至教授，也不一定能数得出十二地支和十天干，至于六十花甲就更不必说了。

在跛脚的改革环境下，不少的中国人已经养成了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想，尤其是城里人，为了腰包的鼓胀，更是可以不择手段地疯狂敛财。生活在城市里的稍微有良知的人在经历过不同的历史时期后，对当今社会大有民风不古之感叹。一些人在无视道德和法律的同时，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化素养往往会陷入附庸风雅的漩涡，正如这些把丁亥年讹传为“金猪”年的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读在那些不学无术者的眼中似乎还很时髦，但在内行人看来，就成了一个笑话，让人感觉其无知到了极点。

过去不久的甲申年和乙酉年同样被人称为“金猴”年和“金鸡”年，虽然这两年在六十花甲纳音中被称之为“泉中水”，但“申”和“酉”在五行属性中仍然属金，所以这样称呼还是有其道理。至于丁亥年，就绝对和“金”扯不上关系了。“丁”在五行属性中属火，而“亥”则属水，论颜色，火属红色，而水属黑色。“丁亥”和“丙戌”在六十花甲纳音中同属“屋上土”，要说今年的“猪”是什么“猪”，最正确的说法是“土猪”，就算你不论纳音属性，也至多把它看成是“火猪”，和“金猪”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

笔者虽然在民间没有听到有关“金猪”的传言，但近日在一些商场的海报和一些报刊的广告部分却频频发现“金猪”字样，看来，“金猪”传言的始作俑者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媒体和商家。几年前的千禧年竟然被中国人搞错了，如今又闹出个“金猪”的笑话，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是到了彻底覆灭的地步。随着时光的流逝，类似的闹剧不知道还会演绎多少回。

2007年3月1日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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