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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中国“防爱”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不仅在国际上享有高度声誉，在中国国内也拥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最近，本欲前往北京办理赴美签证的高耀洁医生再次被中共当局限制行动自由，被警方软禁在河南家中。这已是高耀洁医生第三次被禁止出境。
中共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限制高耀洁人身自由的行径，显然是担心高耀洁医生在境外发表谈话，揭露中共在爱滋病防治问题上所起的负面作用。由于高耀洁的行程中有与希莱里女士等西方政治、社会活动人士的会面安排，对高耀洁的出境限制显然会在国际上引起相当反弹，不过，既然中共利弊权衡的结果是限制高耀洁出境，这就说明中共最担心的是说出中国社会的真相。
因此，除了对中共的非法行径予以谴责，我们也应增加对中国社会爱滋病问题严重性的关注，并在广泛范围内向世人揭露中共官员非法采集血浆、侵吞爱滋病防治经费、漠视爱滋病病人及其家人权益、借爱滋病病人之名大事敛财等丑恶行为，使中共专制体制对全民卫生保健以及医疗体系建立的阻碍作用被更多人所认识。
说出真相，尽量把真相的声音传得更远，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爱滋病问题的第一步。在这一点上，我们负有与高耀洁医生相同的使命。
首发北京之春2007年3月号
早就听说四川有两兄弟周伦佐周伦佑，都是独立作家，民间异议人士。3年前就听说周伦佐写了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稿。在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的帮助下，这部书稿终于在去年8月由香港的田园书屋出版。书名叫《“文革”造反派真相》。21世纪基金会执行长、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周伦佐在文革期间以造反知青的身份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曾于1971年和1978年两次入狱，现在四川西昌居家读书和写作。
正如周伦佐所言，如今，造反派已经被完全妖魔化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造反派已经成为文革所有罪恶的主要承担者——上层是四人帮，下层就是造反派。很多人已经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文革中的群众是分成两派的，有造反派，还有保守派。文革中由群众干下的坏事，很多并非出自造反派，而是出自保守派。早在1968年1969年，很多造反派就受到严厉的清算，这种清算一直延续至今，其中相当部份是不公正的。实际上，造反派中有很多人在过去长期深受共产党歧视和压迫，在文革初期更是被打成狗崽子、右派、反革命。他们的造反行动包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分，因而有值得肯定之处。在《“文革”造反派真相》这本书里，作者对造反派这一概念的由来和演变作了很细致的梳理，对文革中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给出了比较完整的勾画和分析。这对于澄清长期以来流行的混乱和误解，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按照作者的分析，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是一场巨大的历史误会。毛泽东发动文革鼓励造反的本意，是为了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对和阻止体制内那些多少比较务实的、多少有一点自由化色彩的改革。在当时，最可能与这种改革产生利益契合的人群，正是对现实不满并渴望改变现状的那些有朦胧自由化思想的人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本来就有朦胧的自由化倾向的人，那些在原体制内受压抑的人，本来正是刘邓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照理说，他们是该站在刘邓一边，而不应该站在毛的一边。可是在运动初期，刘邓沿袭过去阶级斗争的惯例，把大批有自由化思想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而毛泽东却一反常态，给受打压的群众平反，于是就把这部份群众争取到了自己一边。这些群众在毛的支持下得到解放，感激涕零，他们以为毛的路线能使他们得到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因此就站在毛的一边反对刘邓，不但反对刘邓对自己的压制，也连带着反对刘邓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比较理性务实的政策，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权力，同时也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那套极左路线。这就造成了一场巨大的历史误会。但是，本能的力量更强大，群众或迟或早总会认识到这一点。等到毛战胜了政敌，回过头来收拾造反派，人们终于发现，他们面对的政治压迫丝毫不比刘邓路线逊色，而他们面对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政策却要比刘邓的还要恶劣得多。所以了到文革后期，造反派群众大多已经从历史的误会中脱身而出，其中不少人走上了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
倘若上述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说，在文革中，毛泽东利用了造反派。周伦佐也承认这一点，不过他又反过来问，造反派是不是也利用了毛泽东呢？我的答覆是，造反派当然也利用了毛泽东。其实，任何利用都包含有相互利用的成分。你可以利用猫去捉老鼠但不可以利用狗去捉老鼠，因为捉老鼠符合猫的利益不符合狗的利益。你想利用某人做某事，那必定是某事对某人有利，因此某人能够通过你而实现自己的利益。否则你就无从利用。问题是在这种相互利用中谁占支配地位。这就决定了是谁利用谁以及谁被谁利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说是毛利用了造反派，而不是造反派利用了毛。
宋永毅在序言中指出：“造反派问题无论在文革研究中还是在中国的社会的现实里，都成了一个亟待澄清的历史真相和继续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在这方面，周伦佐这本《“文革”造反派真相》可以给读者很多启示。
首发北京之春2007年3月号
在中共统治下尽享好处的中国各级领导阶层，四处畅通的特权正是一种中共特有的既得利益分配秩序，但却不是一种“潜规则”。“潜规则”随时可以取消，而特权却是公开并很顽固，特权给予这个一党利益专制集团统治的社会只是“一时的稳定”，但决不会长远。
中国人以往耳熟能详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现实之中的特权阶层，因为在普遍的共产主义社会（高度发达）还没有由理想成为现实之前，某些人已经率先实现了，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中共领导基层的特权。
前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由于当年的特权阶级已经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导致腐败贪污，甚至苏共解体。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一点，提出公开化和新思维，于是就葬送了苏共。这是必然，特权必然导致民主停滞，导致法治退化，必然导致共产主义不能来临，必然导致共产党走向穷途末路。
现在，中共却是苏共解体后惟一的庞大的标榜共产主义的政党，可其领导人同样是和苏共领导人一样提前过着共产主义生活，专车、专供、专机……就连特别的电话号码和车牌照号码都一样被垄断“专用”。特权就是共产党的惟一不可割弃的特大好处，随着权力带来，但却不随着丢失权力而失去。比如江泽民，前中共总书记，现在已经退休，却同样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新华社记者写报道都是这样写的。江泽民任职时可以享受各种待遇，但卸职后却没有卸下这样待遇，所以就形成了高级领导人追逐高级别的潮流，以前有7名政治局常委，现在就“扩大”成了9名。在职领导人享受某种待遇毫不奇怪，但卸职的人却太“例外”了：他们仍享有专车、专机（专列）、专门的保健医生，专门的病房，专门的秘书，专门的厨师，专门的其他待遇，比如江泽民还专门出版了《江泽民文选》三大卷，李鹏把一天的日记分门别类成“三峡”、“核电”、“经济工作”、“人大立法与监督”等各种专门日记公开出版，李瑞环还出版自己的专著“学哲学、用哲学”，钱其琛、李岚清还专门出版自己的工作手记等，比如外交、教育等访谈集，出版费用高昂，他们不但有退休后的名声，还有稿费等利益驱动，更有官方的新闻机构和出版发行机构一路绿灯鼓吹，何其容光。
前领导人的这些特权已经在网络上被网民批评了，其实在职的某些领导人特权之举也已经开始被公开批评了，比如去世前还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中国政协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的巴金，去世时已超百岁，在他垂死挣扎之时，已经表示愿意早日死去，可“党和国家”还需要这样一个无法为党和国家继续工作的老人“继续为党增光添彩”，不让他死，他的家属也不让他死，所以他才说出“我是为你们而活着”的遗憾之言。就这样一个老人，仅仅是“活着”，却耗费国家的大量资源，专门的病房，专门的医生，专门的医护人员，专门的安全保卫措施，专款，还有专门的记者为他报道……这样的特权何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专门讨论并立法规范过？特权又不是“潜规则”，却又没有被合法批准，这样的特权难道就不是强奸民意，挥霍民脂民膏？
江泽民、巴金如此，中国还有多少个江泽民、巴金等等，需要专门用国库的巨额财政资金养护？
2007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第4版发表标榜党中央“和谐社会”方针的文章“内心和谐之悟――近访季羡林先生”（作者化名“沉石”，不知何许人也），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背书”。该作者称，他1月17日（大年三十）约好了拜见96岁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穿着病号服坐在小桌前，看着书……病房内侧坐着他的保健医生、著名医学专家穆善初。
通过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专门在第四版头条篇幅报道来看，季羡林已非一般人物，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是“国宝”，他的病房还曾有温家宝、陈至立这样的高官前来看望，可见他的待遇不低――这里并不是说不应该给季老比较高级的待遇，而是认为这样的特权没有得到合法的授权，同样有专门的病房，专门的医生，专门的医护人员，专门的医疗费用，耗费的是广大纳税人的血汗钱。假如这样的待遇经过了合法的授权，季老是有资格享受，而且还可以心安理得，可我们的特权政府认为没必要这样做，因为权力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
季老的待遇，正好应了一句中国古话：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2007年2月14日，另一个高官――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国办三局局长张重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和副书记杨河的陪同下，特意到北京301医院看望他。据“北大新闻网”报道称“陈至立关切地询问了季羡林先生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称赞季先生今年的气色比去年更好，季先生高兴地说：’一年比一年好，我们的国家更是一年更比一年好’.季羡林先生对陈至立同志和教育部领导在百忙之中来看望自己表示衷心感谢”。他还表示“在党、国家、301医院、北京大学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下，自己的身体得到了周到细致的照料，自己也希望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继续见证国家的日益强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看到有了好的医疗照顾条件和待遇，他老人家一点也不糊涂，念念不忘感谢“党”，为什么不感谢人民呢？他的医疗费和医生的费用，都是人民纳税供应的，没有人民，还能活到今天？所以季老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这样“得寸进尺”地公开对于寿命的期待：“我从未想到我能活这么大岁数，最初我以为只能活四十几岁，像我父母亲的寿限。米寿（88岁）时，听说巴（金）老和臧（克家）老相期活到茶寿（”’茶’字在’八十八’上头又加了个’廿’，茶寿就是108岁“），我说我也入伙。但前些日子，读到一位科学家的文章，论证人的寿限可以到150岁。所以，当人们问到我时，我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目标：活150岁！”这样的老人，遇到这样的党，真是有福气。
再看《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提到的“他的保健医生、著名医学专家穆善初”，我通过网络查阅，发现这个名字有问题，网络马上提示“穆善初”不对，而是“您要找的是不是：牟善初”，难道《人民日报》每天经过三番五次的校对和政治考核，也有这样明显的错误？
现在可以证实，“穆善初”应该是牟善初，我从资料上可以看到，牟善初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01总医院前副院长，专业技术一级教授、中央领导保健小组副组长，也是邓小平生前的专门医生。邓小平去世后，牟善初还荣列以江泽民为主任委员的“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在301医院专门病房里住着邓小平，当晚上9点8分，邓小平出现最重的危机，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时任解放军301总医院副院长的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由此可见，这位著名的保健医生，不是为普通百姓看病的，而是御用“太医”，难怪北京各大医院的专家门诊连挂个号都几百块钱，老百姓看不起病，则说明中国的“太医”太充足，而给老百姓看病的医生太短缺了，这难道不是共产党一党“特权”造成的腐败和乱相？
2007年1月份出版的《中国青年》发表张末等记者的采访报道更进一步曝露了中共高级医生专门医治中共高级领导人这一公开的秘密，这篇题为“精诚大医牟善初：开国元勋们的健康卫士”的文章称：像“御用太医”牟善初照料过的共和国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大人物一样，此人多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一直是个谜……他已年逾90.在中国的最高层享有颇高的知名度――除毛泽东外，他给邓小平、刘伯承、叶剑英、王震等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保健诊疗，众多名震中外的开国元勋弥留之际是他坚守在病床旁……尽管年事已高，这位老人每天仍然忙个不停，早上8点准时上班，下午6点下班，晚上看完“新闻联播”――笔者注，原来他上班是应党的需要照顾一些政治老人，以迎合党关心知识分子的所谓光辉形象。自1974年，牟善初就奉命由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调到解放军总医院，由主要负责内科教研工作转为主要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此后30多年里，他先后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组副组长或组长工作，在多次抢救中力排众议，制定出得力有效的治疗方案，被誉为“开国元勋们的健康卫士”。据报道他的表现“既给首长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令医疗保健组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精英们心悦诚服”，“很多重大抢救，往往也只有他到场作出决定，首长们才放心、安心。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名保健医生，牟善初的医术与医德早已是有口皆碑…1997年，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牟善初一等功。同年，他被总后勤部评为’一代名师’.2005年，中央保健委员会和国家人事部授予牟善初’中央保健杰出专家’荣誉称号。”这就是当今的“御用太医”，以这样的方式“一心报国，服务为民”，其实不过是服务于党，服务于党这个特权机构。所以，党对这样的“太医”需要大肆宣传，而像揭露北京SARS真相的301医院军医蒋彦永老先生，我们的新闻报道却只字不提了，新华社记者也装聋作哑了。
由此可见，这个党对党的利益阶级给予大量的特权，而对于民众却就不怎么样了。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公共资源有限，用于党的太多，用于民的就太少了，比如北京图书馆，现已经改为国家图书馆，这个等级森严的公益机构在中国特普遍了，普通借书证件借阅图书、阅览海外报纸资料的权限等级被划分十分严格，比如有的借书证能借阅的书籍刊物，一般大众的借书证就不能借阅，而有点权力的人，却可以搞到一般人不能搞到的只有教授级别以上的人才能借阅的借书证。可在美国，他们的国家公共图书馆，都是先来后到的，谁先到就先借阅，即使是总统也得守规矩排队，总统到医院看病这样的一样，上海的《报刊文摘》已有专文披露。我曾去过美国的米德兰市，他们的图书馆专门有读书人专用的免费停车场，而我们中国的图书馆，不但看报纸看书要收费，前些年停个自行车都要收费，现在改为存包收费了，自行车不收费了，但改成停（汽）车收费了，所以开车到图书馆的人自然就少了。所以说，国家公共图书馆实行等级森严的制度，就是对民众百姓掌握知识大搞权限限制，就是不想开启民智，让老百姓糊涂一世难道不是特权阶级的目的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中国至今都不能实现民主现代化，无论是对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特权就这样一直在统治着中国上下，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太大，教育失衡，人才流失，社会无序，穷人住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越是这样失衡的社会，说明特权越严重。神层面，特权就这样一直在统治着中国上下，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太大，教育失衡，人才流失，社会无序，穷人住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越是这样失衡的社会，说明特权越严重。
首发民主中国
金：你好！秦晋！
秦：你好！
金：原本来澳洲是为了游山玩水，并没有计划进行这次的访谈，但一件偶然的事情促使我产生了采访你的想法。你愿意接受吗？
秦：当然可以！但不要搞得那么严肃，我希望能随便谈，免去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说些实在的。
金：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促使我产生访问你的原因是我在这里看过的一个电视节目。
秦：什么节目？
金：记得应该是澳洲电视台转播的一个美国新闻片，具体哪个台播放的记不清了，但内容实在令我难忘！就是记者拿着王维林17年前在长安街上挡坦克的照片去“北大”采访，问了一些学生，竟然没有人能准确说出这张照片的背景来。我很感慨！你在海外坚持民主运动已经很多年了，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秦：这个节目我没看，有一位朋友把这个节目预告传到了我很久不用的电子信箱里了，等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节目已经播放过了。虽然没看这个节目，你说的情况我是有感受的。说实话，这种感受很令人悲哀！悲哀的是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竟然那么容易被忘却，那么容易被掩盖。这说明在专制制度之下，人们道德和良心并不可靠，这些东西会在高压下发生扭曲和变化，也说明了共产党在这17年来对新闻和言论的封锁压制是相当成功的。（杀己先杀人，同归于尽“很成功”，学渊评）
金：那段历史在海外是不是也同样被很多人忘却了？
秦：我看是这样的。随着时间年复一年的推移，“六四”周年的纪念活动虽然从没有停止过，但参加的人数是只减不增。（螺旋式上升，学渊评）
金：也就是说当初以“六四”事件为理由留下来的人，在得到永居以后就把这件事儿抛在一边了。
秦：真正的苦难和哀痛，只会永远陪伴着那些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如丁子霖老师等受难者家属。我没有要指责什么人的意思，我只想希望那些“六四”事件的受益者，能在心里去感谢和记念那些在广场上死去的同胞，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留在西方自由世界的人们哪里得来的安逸的生活呢！（天下何处无败类？学渊评）
金：十几年来，你一直坚持从事在海外的，争取中国民主自由的活动，但我觉得海外的“民运”并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反而纠缠在各样的是是非非中了。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秦：“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十七年了，但我一直觉得就发生在昨天，对我一直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另一方面，世界的潮流是向着民主和自由发展的。我们从民主制度国家的全球发展和分布可以看到，在19世纪，只有英、美等为数不多的民主制度的国家；20世纪还出现了苏联共产革命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反历史现象，但是毕竟西风东渐；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更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反观中国的政治现实是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想一个逆历史潮流的政治制度能走多久？在世界潮流的裹挟之下，中国终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政治转型将成为21世纪初叶国际重大事件之一。这是中国政治局势发展的基本趋势。这就是我对中国终将发生有利于朝民主化方向发展的所具有的耐心。这就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理念的原因。尽管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专制国家，人民的基本权利都受到中共政府的侵犯和剥夺，我相信有否极泰来的一天。对于海外民运组织，我不想辨明孰是孰非，总的来说，这20多年来，中共在不断地对海内外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的打压中，变得越来越游刃有余，越来越得心应手，越来越“进步”了。而我们的民运组织的进步很有限，有不少人退出了，89年以后短暂的风光不再。留在民运运动和组织中的人还有一些，在目前的情形下，客观地说，作用比较有限。民运组织有例行公事似的大会和小会，理论的开展多，具体策略的少。我说这样的话虽然不好听，给人以自我贬低的意味，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个实际情况，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说真实，不能自我满足而不面对事实。我越来越发现，同一战壕或者阵营里的人，由于距离近，相互够得着，有着力点。相对距离上与中国集权专制远一些，力量上对比上绝对的不对等，往往不容易找到着力点。距离远产生美感，距离近一览无余，的确是非多，再好的人也是灰头土脸的。去西天取经路上出现了真假唐僧和真假悟空，都72变的变化，没有佛眼还辩不出真假。圈外的人还不是矮子看戏？
金：你觉得海外的民运组织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秦：其实海外民运组织的努力所产生的实际效应上是很有限的，很多时候甚至是无能为力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看清这一点。因为毕竟我们身在中国大陆以外，由于中共政权全力封杀政治异见的存在空间，任何政治反对都被视为非法予以取缔，活动人士遭受逮捕；动用巨额建成的金盾工程有效地阻隔信息的内外交流，使得海外民运组织的政治影响进入中国非常的困难。尚能发挥某些作用的，还是在国内进行抗争的同道。海外民运组织的任何行动都应该本着对国内同道从精神到物质的支持方面，使那些冒着坐牢、牺牲个人和家庭、却坚持抗争的朋友不能流了血再流泪。
金：听说你和黄河清以及盛雪等朋友为喻东岳捐助了一些帮助款？
秦：是的，这要感谢黄河清，他是倡议人，我只是协助而已。喻东岳、鲁德成、余志坚的伤痛是永远也无法弥合的。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也只能十分有限地从金钱上资助一些。说到这里，我真的很内疚！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别的忙。
金：如同你说的那样，十七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岁月的消磨，很多人似乎忘却了那段历史，可有的人还依旧在努力，依旧在坚持。我想知道在民运相对低潮的现阶段，你们的坚持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秦：我觉得这个实际意义就是让世界和国内的人们知道，只要中国继续专制不民主，民运作为自由和正义的反对声音，作为改变专制实行民主的一种政治诉求，对中共就是一种压力，对人民就是一种鼓舞。（是专制主义的痛苦，学渊评）
金：但是这个反对的声音对改变中国的专制制度能起到直接的作用吗？
秦：中国的改变，到底是什么力量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专制制度必然消亡，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到底何时出现？或者说谁是那最后一根草？我真不好说。中共政权就好象已经服了蒙汗药，就等着被说“倒也倒也”了。（倒行逆施愈多，时间愈快，学渊评）
金：你觉得会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和民主力量共同的作用吗？
秦：我不认同共产党内有改革派或者说开明派这样的说法。
金：为什么这样说呢？
秦：如果说共产党内有开明人士，或者试图改良人士，我同意，但不会有什么派。如果说有的话，我相信在89年的时候还存在由思想认同而产生的相互作用的小集体，比如中央高层有胡耀邦、赵紫阳、芮杏文、阎明复等人，有致力于改良的体制内人士，如鲍彤、严家祺等人，还有一些由具有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形成的呼吁团体，如许良英、吴祖光等人。但今天共产党内有什么？有的只是由不同利益来源而分化成的诸多利益团体。我不认为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分。比如这次胡锦涛整肃陈良宇，名义上是陈腐败透顶，但除了陈良宇，中共又有哪个官员不是腐败透顶呢？如果真是整肃的话，下台的又何止一个陈良宇？所以说，中共高官的下台，没有一个是因为腐败而导致的，陈良宇的下台和当年陈希同的下台一样，是政治利益勾兑的结果。（内斗是党内稳定的万灵药，学渊评）
金：我记得有位先生曾经说过，如果要加速共产党的解体，最好的办法是加入共产党，如同“特洛伊木马”一样，把堡垒从内部攻破。
秦：我并不反对这位先生的说法。但问题是一场89年的运动，就使已经进入内部的改良人士无处栖身而不得不流亡异国他乡了！导致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甚至有的原因是无法预先知道的。比如89年4月26号，《人民日报》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为题，发表了《四。二六社论》。紧接着4月27号就爆发了全北京市的高校学生游行，虽然有警察拦阻，虽然学生们对政府的三令五申表现出漠视，但那天的游行最终还是以和平的方式结束的。而且当天政府就同意了学生希望对话的要求。但历史的契机就是在瞬间被忽视了。由于处在胜利状态下的学生并没有回应，使得双方都愿意进行的对话没有促成，也导致继续发生的事态越来越无法驾驭了。所以有些良好的愿望并不见得就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导致失败的原因可能是主观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入了这个党也没用，想巴结它的，都被它看不起的，而且还要被它捉弄，学渊评）
金：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最终导致中国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也许是一个很偶然或者说是很意外的事件造成的，是吗？
秦：也许是。但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
金：为什么呢？
秦：因为由于意想不到的因素而导致社会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因素的产生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行为到底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会不会促生一个更加铁腕的政权？都很难说。因为社会的动荡会使人们产生渴望秩序的心理，也许就是受这个心理因素的影响，最终出现的也许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另一个新的强权政治的诞生。因为千百年来，中国百姓更不能忍受的，并不是独裁与专制，而是无秩序的混乱。所谓的“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就是这一层意思。而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希望这种变革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和人力物力的牺牲是最小，甚至是零付出的。
金：那么你认为把代价减少到最小，把牺牲降为零的可能性存不存在呢？
秦：我认为还是有这种可能的。但这个主动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正是一个契机。但构建的方法并不是压制不同的声音和关押持不同政见者，靠强力掩口的方法获得的“和谐”。“六四”屠杀以后，中共自己也一直没有停止表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一直是停留在口头上。17年来非但没有任何的政治进步，甚至没有原地踏步，而是出现了倒退，及至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有大批的持不同政见者被逮捕、被监禁。以这样的态度来决心建立和谐，也许胡锦涛自己也不信。中国的结局只有一个：共产制度彻底消亡，独裁专制彻底结束。导致这个结局的路径有两个，一个是渐进式的改革，一个是由于人民的不堪忍受苛政而产生的反抗的爆发，而后一种路径是充满危机和不稳定的。一个是社会风险小，人民痛苦少，共产党能体面告别历史舞台的逐步改良。另一个是也许要经过血雨腥风的你死我活的厮杀的革命，而这样的革命同样挽救不了共产党灭亡的结局，并且死得更难看。（胡锦涛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进步的代价提到最高，目前没有‘最小化’的现实性，学渊评）
金：那么现在国内和海外的民运人士或者民运组织有没有首先提出改良的建议呢？
秦：在美国流亡的中国民主党领袖徐文立先生提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路线图，澳洲的自由知识分子丘岳首先生也提出了不同政治见解群体和解的建议。
金：这样的和解和渐进式改革的建议有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呢？
秦：至今我还没有听到。（我党不期待任何良方，只期待自体免疫，通过内斗吞噬自己的细胞，直到死亡，学渊评）
金：那么你认为这样的建议会不会得到中共的积极回应呢？
秦：我不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不过，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分析，比如，最近达赖喇嘛又一次宣告西藏并非要求独立，而是要求高度的自治。可以相信达赖喇嘛要求的自治对于中共来说在有些方面是难于接受的，但并不是不可以谈的。但中共的回应却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他们宣称达赖喇嘛要求的自治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自治的真实目的是分裂中国的。以中共这样的态度，达赖喇嘛是无法回到西藏的，因为中共也许根本不希望达赖喇嘛回到中国，或者是不希望达赖喇嘛现在回去。但一旦达赖喇嘛圆寂以后会怎么样？大师的转世灵童如果出现在中国而不是达兰萨拉怎么办？如果宗教认同的灵童和中共指定的“灵童”产生冲突，会不会引发世世代代信奉达赖活佛的藏民去暴力抗争？面对这些问题，中共是实质性地与达赖喇嘛和谈？还是继续拖延，最终导致流血，导致藏汉两族同胞水火难容？（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就是“没有策略”，自己在等死，但又在等达赖死，学渊评）
其实这个问题和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国的政治变革，乃至台湾问题的解决，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中共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维护一党私利，置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还是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重，放弃独裁，还政于民。也就是说，当前的中共领导人有没有以国家前途、民众福祉为首要，放弃既得利益，率领共产党告别历史舞台的胆魄。（共产党没有必要告别历史舞台，但应该改变脚色，不是当专制霸王，而是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积极作用，学渊评）
金：那么你认为胡锦涛有这个胆识和气魄吗？
秦：你在中国，你比我更有可能了解胡锦涛总书记。（以他的能力和见识，担任国立金日成大学的“博导”，还有点差不多，学渊评）
金：你在海外，也时常接触澳洲的政要，你觉得西方政府希望中国怎么改变呢？海外的民运组织是否更容易得到西方政府的帮助呢？
秦：西方政府希望中国改变，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不能指望他们在现在这个时候为中国的民运组织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西方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和以前对苏联东欧集团的态度有很大差别的。西方与苏联进行了40多年的冷战。现在的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比较良好，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9.11”恐怖袭击事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格局。对西方民主社会来说反恐显然优先于反专制。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中东反恐、东北亚北韩核武试验，都需要中国的配合。在这么一种世界格局下，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期待西方社会对中国进行大力支持是不实际的。西方民主社会在民主和专制不同阵营对抗的问题上是一向出错的。在现阶段期待西方政府给与海外民运组织帮助是不实际的。得到西方政府对民运的观察也许有可能。我所处在的澳洲，游刃于美、中两国之间，既要保持美、澳之间的传统关系，为的国家安全，同时示好中国，为的是眼前的经济利益。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态，也是一个国家动物的常态。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我经常有机会接触的澳洲政界要人，都是善良而且对中国充满好感的人。他们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变革需要视西方国家的取舍，而是要视中国未来发展能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未来福祉有正面作用为取舍。我们希望我们的政治诉求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但不能一厢情愿地仰仗西方国家的支持，因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西方不了解中国，西方人不理解一个等死的民族，为什么要等死？学渊评）
金：好，今天就这个话题就谈到这里好吗？我觉得你的神色已经开始凝重了。
秦：好吧！
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越来越好，实现民主和自由。
秦：我做梦都想！（无梦就无真，学渊评）
宗凤鸣先生所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终于出版了，大家都很高兴。于是，我们同几位朋友约好，一起去看望宗老，向他道贺。
我是第二次去宗老家里。一如上次所见，他的家依然那样老旧，那样杂乱，却让人感到温暖。很巧，这天没有别的客人，正可以畅开心扉。宗老已经87 岁了，行动虽有些迟缓，但精神很好。大家坐定，没有寒暄。我递过刚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一本《谈话》，请宗老签名留言，他一口答应。我又把自己写的一本书《寻访六四受难者》送给他，他也高兴地收下。这一来一往，令我平添许多感慨。赵紫阳先生有关89 学潮和”六四”事件的谈话片断，前些年我已零零星星在一些报章、书藉里读过，当时的那份激动和感佩，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然《谈话》一书的出版，让我想象到两位饱经忧患的老人一次又一次促膝谈心时的动人情景。如今，其中一位已经仙逝了，而我与健在的另一位——宗凤鸣先生，不仅人走到了一起，书也走到了一起。这大概是命运的一种安排吧。
赠书、留言的”仪式”完毕，宗老慢悠悠地落座在紧靠我丈夫蒋培坤的一张藤沙发椅上。蒋侧身靠近宗老，向他道贺，怕老人耳背，蒋大声地说：”宗老，您为大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要是没有您这本书，赵紫阳先生的最后十五年，将是一片空白。您的这份记述是独一无二的。”宗老一定听清了蒋的话，但他没有答话，却是在微笑中透露出一丝无奈。接下去，他向我们谈到了这本书出版过程中的种种艰险和曲折。他说有一段时间他都准备坐牢去了。他风趣地自嘲：”我没有坐过牢，还真想进去看看牢房是什么样子。我要是进了秦城，就不打算活着出来了。”说完环顾我们几位，又作补充：”我一个 87 岁的老头，活不了多少年了，还能怕死？”一个老人坦荡如斯，我们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人的一生在很多时候都可能是一个失败者，但也有可能在另外一些时候成为胜利者。此刻的宗老，虽已届耄耋之年，却终于昂首阔步于胜利者之列。”不管怎么样，书总归是出版了！”大家都这么对他说。他频频点头，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出了他一直藏在心里想说而不好说但现在终于可以痛快地说出口的一句话：”我总算对得起我的老朋友赵紫阳了，也总算对得起在那一场惨案中死去的人了。”在场的人，听老人说出这样的话，都为他松了一口气，却又不免生出些许悲凉之感。为了死去的人，也为了活着的人；为了今天的人，也为了子孙后代，老人已经尽力了。对宗老所做的这一切，又有谁能无动于衷呢！老人还向我们表示，他做这件事不图得到多少稿酬，只是为了了却一桩心愿。他说他打算把所得稿酬的一半捐给”六四”受难亲属，另一半想用于成立一个紫阳基金会。
我尊敬这位老人，但我说不出对他表示钦敬的话。我想，此时此刻说那样的话完全是多余的。回溯以往的岁月，我要感谢这位长者的事情还多着呢！平时，我与宗老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不是不想见，而是不能见，不便见。但是，他在我心目里早已是一个老熟人。李锐先生说宗老是他们与赵紫阳先生之间的”联络员”，其实，宗老在我们受难群体与赵紫阳先生之间，又何尝不是一位热心的”联络员”呢。上个世纪 90年代，我出版的几本书和发表的一些文章，都是通过宗老送到赵紫阳先生手里的。从这些书稿，想必赵紫阳先生一定知道了在1989 年流血惨案中那一个个罹难者的名字，一定知道了死者的父亲、母亲、妻子为讨回公道而进行的艰苦的抗争，也一定知道了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社会而抱有的信念和追求。我始终坚信，世界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凡顺应或追逐这个潮流的人们，总是会汇合到一起的。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在 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前夕，又请宗老向赵紫阳先生带话，希望先生能就”六四”事件说几句话。后来，我们果然见到了紫阳先生写给中共十五大的那封信，要求中共中央及早地重新评价”六四”。这在当时，给予了我们受难群体很大的安慰和鼓励。现在，这封信也已收录到了《谈话》一书中。今天读来，依然倍感亲切。
我不想去评论《谈话》一书的重大历史意义。但我要指出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这场大屠杀的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在以往的岁月里，历届执政当局刻意淡化”六四”，不准国人谈论”六四”，禁止媒体涉足”六四”，以至今天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六四”。一个对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灾难漠然处之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对这样的灾难刻意掩盖、淡化的政权，是对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历史不负责任，甚至犯罪的政权。就这点而言，《谈话》一书是一份不可或缺的历史见证。这本书的出版，使得那些企图要掩盖”六四”真相、淡化”六四”记忆、改写”六四”历史的人变得极其困难。赵紫阳先生是当年那场民众抗议运动和血腥屠杀的第一见证人。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所提供的证据还在，这些证据是任何人都销毁不了的。
那天我们说了很多话，不想多劳累宗老，就起身告辞。临别的一刻，我们才知道，宗老本人作为这本书的作者，当时也只拿到了一本。这本书一出版就被中共有关当局查禁了，海关查得很紧，不准在内地流行，仅有的几本可以说是”漏网之鱼”。一天后，我们又得到消息，深圳海关又扣没了一批禁书，其中就有宗老的《谈话》和我的《寻访》，我和宗老又成了同案的受害者。
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发表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一篇有关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文章。西方媒体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文章中明显暗示，中国共产党在未来100年之内没有实行民主的计划。
*温家宝罕见为中共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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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总理温家宝 |
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一年一度的会议之际，新华社星期一全文发表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长篇文章，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官方新闻媒体发表党政领导人署名文章是罕见的。
温家宝的文章全长5000多字，在谈到中共对内政策时，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谈到对外政策时，重申要坚持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制定的“不扛旗，不当头”的外交方针。
*重申邓小平外交方针*
中国独立评论人士刘晓波说，温家宝的文章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假如说有新意，也就是明确重申邓小平的外交方针。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内有些人，包括一些党政干部认为，中国应当修改邓小平确立的“不扛旗，不当头”的外交方针，在国际上更鲜明地展示中国的立场。他们认为，这样才算是符合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角色。
刘晓波说，温家宝的文章大概是给这些头脑发热的大国崛起论者一些清醒剂。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百年不变*
温家宝在文章中强调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他说，“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也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美联社星期二从北京发出的消息说，在中国人大年度会议召开之际，在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呼吁中共放弃一党专制之际，温家宝的讲话等于是告诉中国公众，共产党在100年内不计划实行民主。
*中共为同国民党争权提出争民主*
许多评论人士注意到，在1949年之前中共跟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斗争时，提出的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要为中国人民争民主，而共产党掌权将近60年之后，民主又成了100年开外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
评论人士刘晓波说，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共从一开始就无意实行民主，当年跟国民党斗争的时候提出民主的口号，完全是为了跟国民党斗争的需要，中共在1940年代用争民主的口号挑战国民党，但是在自己的根据地延安实行的是独裁。
他说：“在他的延安，在他的根据地，恰恰是没有民主的，恰恰是独裁的，特别是延安整风之后。”
*政治改革仍是政治禁忌*
近年来，随着中国党政官员利用一党专制不受制约的权力肆意贪污腐败，激起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民愤，许多人，包括中共内部的温和派人士，主张实行民主，实行权力制衡。但是，政治改革的话题在当今中国仍是一个禁忌话题。
值此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召开前夕，我们呼吁全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敦促中国执政当局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
图片：1989年学运。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 （法新社）
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是，“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的耻辱！明年就要在中国北京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了，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悍然把野战军开进北京市区，杀害了那么多无辜学生和市民，在长达十八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不认错、不道歉、不赔偿，还执意要掩盖屠杀真相的政府，将何以面对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作为本届奥运会的东道主，难道能够如此心安理得地让全世界的体育健儿们踩着一块血迹未干的土地参加赛事吗？！
惨案岂能淡化 真相岂容掩盖
在已经过去的十七年时间里，执政当局刻意淡化“六四”，不准国人谈论“六四”，禁止媒体涉足“六四”。但是，天安门大屠杀的斑斑血迹岂能掩盖！受难亲属的哭泣、呼喊岂容噤声！死难民众的沉冤岂可一笔勾销！“六四”，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远的痛楚，给我们历史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只要痛楚没有平复，伤痕没有弥合，正义得不到伸张，国人心里就永远存在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官民之间、朝野双方的和解也就无从谈起，所谓“和谐社会”，更是一句空话。
在已经过去的十七年时间里，执政当局为了摆脱国际困境，为了树立所谓“大国形象”，在“六四”的提法上一再改口。最初说是“平暴”（平息反革命暴乱），不久改为“事件”（或政治事件），后来又改为“风波”（或政治风波）。执政当局可以任意改变说法，却无法改变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事实是在上个世纪的1989年6月3日夜晚至6月4日凌晨，首都北京发生了一场针对和平示威者和无辜民众的大屠杀。在这场屠杀中，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民众死于非命，数以万计的民众致伤致残。这是中国百年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也是20世纪和平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最惨绝人寰的杀戮之一。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岂能用“风波”二字来淡化？！如果改变提法意在承认当年“平暴”的错误，那么何不按司法程序对“六四”事件作出重新评价！
我们认为，在“六四”定性问题上，容不得半点含糊，无论是坚持最初的说法，还是改变这种说法，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让真相来说话。判断是非罪错靠真相，解决问题也要靠真相。真相是全部“六四”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为此，我们呼吁：
所有大屠杀的受害者、目击者说出真相；
所有大屠杀的决策者、执行者、知情者公开真相；
所有大屠杀的涉案者说清楚犯罪真相。
为此，我们同时呼吁：
所有海内外的中国人和世界上一切良知之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各民主国家的政府、议会，敦促中国执政当局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重新评价“六四”。
开放六四禁书 解密六四档案
为了还原“六四”真相，我们敦请执政当局立即解密当年有关实施武装镇压的所有文件、档案；公布惨案中所有罹难者的名单和人数；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开放言禁，开放报禁，废止出版检查，撤销网络封锁，让当年那场大屠杀的真相家喻户晓。
在此，我们特提出以下三个案例，敦请执政当局给予明确答复，并妥善处理：
一， 立即撤销对宗凤鸣先生《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的查禁。
在宗凤鸣先生记述的这本《谈话》中，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以对民族、历史负责的态度，如实地陈述了当年中共高层有关对89天安门运动实施武力镇压的决策过程，披露了当时军委主席邓小平及中共政治局常委们在是否实施镇压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谈话》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究竟是谁应该对那场血腥的大屠杀承担法律责任。在这本书里，作者还公布了《赵紫阳先生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申辩词）》、《赵紫阳给中共十五大的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等有关“六四”事件的重要历史文件。这些文件表明赵紫阳先生在如何妥善处理89学潮、如何公正解决“六四”问题上的一贯主张。
我们认为，赵紫阳先生的“谈话”及有关文件，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见证，是留给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以使后人从那场大屠杀中吸取血的教训。
二， 立即撤销对丁子霖女士《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的查禁。
《寻访》一书是由天安门惨案受害者的血泪凝成的；是迄今为止对于那场民族灾难的最详尽的记录。在这本书里，收集并记录下了186位“六四”死难者个案，公布了对50位死难者亲属的寻访实录，记述了“六四”难属即“天安门母亲”群体十七年来所遭受的种种非人待遇和她（他）们的不屈抗争。在这本书中， 作者还反复地阐明了“六四”受难群体在如何公正解决“六四”问题上的诉求和主张。
《寻访》一书，既为十八年前那场血腥的屠杀留下了一份铁证，也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一份苦难的记忆。它作为一份几乎与灾难同步的实录，同样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以使得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那一个个死于屠杀的鲜活生命，永远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杜绝像“六四”那样的杀戮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演。
然而，上述《谈话》和《寻访》两书分别于今年1月、前年9月在香港出版后，却遭到了中国海关的查禁、扣没，以至于大陆民众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两本书。我们谴责有关当局这种罔顾宪法、法律和公民权利的恶劣做法，呼吁立即停止此类违法行为。
三， 据《亚洲周刊》等海外多家媒体报道，2005年秋，“六四”涉案者之一李鹏写成了一本题为《关键时刻》（又称“六四日记”）的书稿，要求中共中央批准出版，但后者以“暂时不公开出版为妥”的理由拒绝了李鹏的要求。据报道，该书以日记方式回溯了“六四”前后决策的来龙去脉，披露了中南海高层对处置学运存在的分歧。李鹏撰写此书，意在为自己辩护，撇清自己在“六四”惨案中应负的重要责任。
我们认为，李鹏作为“六四”大屠杀的涉案者，应依法接受司法侦查，讲清楚自己的犯罪事实，为那场血腥的屠杀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他作为涉案的被告人，有权提供证言、证物，为自己作辩护。出版“六四日记”，是尊重涉案被告的权利，也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六四”真相。据此，我们呼吁执政当局改变决定，让《关键时刻》一书能够公开出版、发行。
以上三个案例能否妥善处理，事关“六四”这个世纪性冤案的公正解决，也事关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我们呼吁本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予以严重关注。
第十三次重申三项诉求
十多年来，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始终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呼吁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呼吁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为此，自1995年以来，我们提出了包括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六四”真相；依法作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立案侦察并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司法责任等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同政府方面协商、对话的基础。现在，离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和要求也已经12个年头过去了。但是，全国人大和执政当局对我们的建议、要求始终置若罔闻。请问：十二年的时间难道还不够长吗？！作为民意机构和行政当局，面对那么多大屠杀遗留下来的孤儿寡母，那么多含冤忍辱的受害民众，难道可以如此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吗？！
在此次大会召开前夕，我们再一次重申上述主张和诉求。我们相信，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可能把“六四”问题的解决无限期拖延下去。 为了打破持续了十八年的僵持局面，我们愿意提出分步解决的方案，即从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做起，逐步推进，在双方保持理性的前提下求得“六四”问题的最终解决。为此，我们敦请人大代表按法定程序，把“维护出版自由、废除书报检查”作为专项提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最后，我们呼吁本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切实关注“六四”受难群体的合法权益与命运。
签署人：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段宏炳 袁可志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孙秀芝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刘春林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张耀祖 轧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仙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李淑娟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周治刚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共127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x{923a}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李贞英 邝\x{6ecc}清 吴守琴（共14人）
编辑按：谨以此文选纪念何家栋先生
何家栋简介
何家栋，1923 年9 月出生，2006 年10 月16 日逝世。1938 年7 月参加抗日战争，曾任平汉铁路破坏队指导员，八路军南岭支队小队长，129 师太岳纵队文工团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晋察冀军区城工部之命，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从事文化出版及学生运动等活动，在“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中，捕获捣毁会场的特务一名，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头条曾作报道。1947 年撤回解放区，在华北联合大学行政学院学习一年；1948 年毕业后，分配到华北新华书店、《新大众报》任编辑。 1949 年初，被派往天津军管会新闻处参加接收工作；后又调到北京工人日报任工务科长、出版科长，创办工人出版社；先后出任工人日报工厂厂长、编辑、记者，工人出版社办公室主任，编辑室主任。1954年执笔整理《把一切献给党》，1957年执笔写出《我的一家》，此二书现被列入“爱国主义教育读物”一百种。 1957 年“反右”运动中，因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连降四级。之后又陆续执笔写出《赵一曼》、《方志敏战斗的一生》及《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等书。1959年被指派为《刘志丹》小说责任编辑，1962年在中共8 届10 中全会上，该书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又被打入“习仲勋反党集团”，成为“反党分子”。1965年，经康生点名，下放到山东成武县，交地方管制，长达14 年之久。“文化大革命”又被揪回北京批斗，殃及家人，致使母及二子非正常死亡。 1979年，“右派”改正及为《刘志丹》小说案彻底平反后，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83 年创办《人生》月刊，任主编。1984年创办《开拓》文学杂志，任主编，因发表刘宾雁《第二种忠诚》被查究。1985年辞去职务，办了离休手续；同年应邀担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1987年，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1988年，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接办《经济学周报》，被聘为总编辑，1989 年后停办。 1990 年代以后写了一些论文与杂文，发表在各种报刊，其中一部分被收入李慎之、何家栋著：《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 年版），喻希来、王思睿、何家栋著：《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 年版），王思睿、何家栋著：《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 年版）。
何家栋文选目录
宪政民主：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石
─为《历史的先声》(香港版) 而作
共同底线论：继续现代化的探索者
文化人的沉沦
鲁迅的国民性思想
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
─当前“中国问题”研究的三种进路
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
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崔卫平《通往公民社会》序
关于刘亚洲战略思维及其批评的联想
从《讨伐中宣部》谈起
浮出水面的政治回忆录
社会阶层分析与政治稳定研究
─评康晓光《未来3-5 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
经济特区与政治特区
不要鹦鹉学舌─揭开“亚洲价值观”源流之谜
城乡二元社会是怎样形成的？
重建文明模式
重塑政治合法性
党政分开再探
丁家班的中宣部─致焦国标教授的一封信
20 世纪人类思想回顾─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
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吗─与季羡林先生商榷
20 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
顾准的议会政治思想
后现代派如何挪用现代性话语
胡耀邦的民主思想
老调重弹
鲁迅为什么不谈民主？
论中国革命及其反对派─兼析李泽厚“告别革命论”
美日同盟，同床异梦
民主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化”
民主在中国的本土资源
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
批评的效用
任重道远的政治体制改革
谁不要民主？
未了的心愿：怀念李慎之
我的同事王勉思─《尘封的历史》序
我和子明、军涛的合作─在失败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
宪政三元：自由、自治、民主
─吴稼祥《联邦化：中华第三共和国之路》序
新闻公正离我们好远
制度创新与传统转化─评萧功秦《走向成熟》
致包遵信书
中国问题语境下的主义之争─就“中国民族主义”与王小东商榷
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
一个童话–天人合一
关于小说《刘志丹》写作的前前后后
一、导言
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史，是一部动荡不安，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心灵的惶恐与不安的历史。在这个阶段的基督教历史中，教会和基督信仰面临着内忧外患。似乎曾经山重水复疑无路，但曾几何时，在一大批忠于信仰的圣徒或思想家们的回应下，基督信仰不仅成功的回应了此世从世界观、政治理念、实践生活各个方面的诘难与质疑，并在那位大牧人的引导下继续向着那永恒的崇高目标前进。这一时期一些伟大的既在神学思考方面有夺目才华的思想家们，又在实际生活中无愧于信仰召唤他们所度的生活的伟大圣徒们，他们的名字将如同璀璨的星光照耀着信仰的心灵的天空，他们中有巴特、彭霍费尔、孔汉斯、C.S.刘易斯……当然，少不了一位伟大的女性：法国的西蒙娜。薇依。
作为20世纪一位杰出的女性神学家，又是一位超凡脱俗的神秘主义者。薇依无疑是独特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是绝少有的女性的神学家，也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在20世纪初强调科学与进步、突出世俗化进程的社会中毅然成为一名信仰者而且是神秘主义者。更因为她亲身对基督信仰的独特实践和体验。作为一名基督徒，她却拒不接受洗礼，加入教会，而坚持在有形的教会之外执著的寻找和实践真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她却主动地与劳工相认同，与苦难中的人同呼吸，共命运，以至于她的皈依宗教竟然是在看到渔夫及其妻子儿女唱诗时有了深刻的领悟之后。作为一名神秘主义者，她却从不消极遁世放弃对此世的关怀，在法国沦陷后她积极加入抵抗组织，后来到伦敦参加工作，以至于最后是死在贫病交加中。为基督信仰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感人的注解。
本文作者从初信主时就曾接触过薇依的著作与思想，当时在市面上基督教书籍尚不多见的情况下竟然奇妙的发现一本中译本的《在期待之中》，买下读毕后掩卷长思，自感获益匪浅。此后十年多的信仰经历中，薇依一直是挥之不去的美丽的梦。而今有条件在神学院中又多接触了关于她的思想，更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心得和发现整理出来，以飨同工同道。更希望通过对这位独特的女性介绍，丰富我们的神学思考，也是我们在实践中体会这位20世纪的圣徒对我们的意义。
二、忧患相伴中与神同行的一生
西蒙娜。薇依（SimoneWeil，1909—1943）出生在巴黎一个文化教养很高的富裕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在亨利第四中学曾受教于当时著名法国哲学家阿兰（E.A.ChartierditAlain1868——1951）门下，深受其影响。并于1928年考入巴黎高师从事哲学学习研究。在高师学习期间，她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工团主义，对社会问题、劳苦工农以及受压迫的底层人民苦难有着天生的感受。毕业后，她担任几所中学的哲学教师，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并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和劳动压迫苦难等问题。1934年后她开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出发来思考她的时代问题：贫困、不平等、弱者所受到的屈辱、专制权力与官僚制度对精神的摧残。[1]为了对苦难有切实和真正的体验，1934年她辞去了教职，亲自到工厂中与工人一起从事重体力劳动。首先到艾士顿的五金厂工作，后来转到布朗吉的一间工厂，最后转到巴黎郊外的一家工厂，1936年她志愿加入西班牙战争，到了巴塞罗那。后来因意外事件不得不退伍，转而到一间葡萄园工作，在此期间，虽然她的健康一直不好，但他从未中断从事重体力的苦工劳动。[2]
早在1935年，她在葡萄牙的一个海边小村庄中就曾经历了精神上的洗礼，在一个夜晚，带着她自称“工厂生活在我身上留下了奴役性的永久烙印，正像古罗马人在最卑贱的奴隶额头上用烧红的烙铁打上的烙印一样”这样糟糕的心态和身体状态，她独自一人来到海边，听着渔夫的妻子儿女手持烛火围绕着渔船列队在唱古老的感恩歌曲，被感动得让人怆然涕下。她心里猛然体会到：“基督教实在是奴隶们最好的宗教，奴隶们不可能不信基督教，而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3]但这并没有标明她皈依基督教信仰，与基督相遇。因此我觉得有些学者把此次心灵的醒悟作为她信仰的开始是不对的。
两年之后，在亚西西的小教堂中，基督又一次召唤了她，“平生第一次感到有某种身不由己的东西迫使我跪倒在地。”但直到1938年，她参加了在索雷姆的修院中复活周所有的宗教礼仪活动，在整个活动中，她感受到了“纯洁而完美的欢乐”，同时“更好的理解在不幸中有可能热爱神圣的爱”。终于在这次活动后“基督受难的思想自然而然的永远在我脑中扎根”。[4]从此，薇依成为了一名独特的基督的门徒。
在薇依皈依基督教信仰之后，她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她一边实践信仰，一边进行积极的神学思考。从1938年到1943年去世前，她留下了颇为丰厚的著作，在此期间她对以往的劳动、战斗、政治参与、社会活动的经历进行理论总结。在马赛、在纽约、最后到伦敦，她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内容不仅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政治……同时她还写信给她的神甫朋友贝兰并与他一起讨论和研究，这些信件和写下的文章后来收集在了《在期待之中》一书中。当然，她的很多文章和心得在生前没有发表。当她死后，她的作品很多被集结成集出版。如《重负与神恩》、《在期待之中》《关于爱上帝的杂谈》等等，薇依的全集已经由伽利玛出版社于1997年全部勘校出版。[5]
1942年6月，薇依离开了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兰西，去了美国，在那里加入抵抗组织。当年11月，她又去了伦敦。在舒慢（M.MauriceSchumann）领导下的部门工作，她坚持要回到法国去执行任务。但考虑她的特殊身份和种族，她提出的要求无法满足。她为了和法国人民同受苦难，坚持严格自律，只消耗在法国安配给票才能够领到的很少的粗劣的食物。加上繁重的劳作，她本来就很软弱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1943年8月24日，她终于在英国阿斯福特疗养院与世长辞，年仅34岁。
三、爱和不幸中与人同在的上帝
薇依生前写作涉猎范围很广。她自己既是哲学教师也爱好数学，同时还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对马克思主义也有着很独到的反思。这些在许多关于她的作品和书籍中都有介绍。本文的重点是放在她的神学思想上，特别是和目前中国教会的神学实践中有关上帝观的神学思考和实践上。来获得对我们的启发和帮助。
（一）爱中创造一切的上帝
薇依的上帝，不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在书斋里皓首穷经研究出来的那个堆砌在一堆玄而又玄的理论背后却从不顾人间疾苦的不动情的上帝，也不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在尘世间苦心打造出来的如贪官污吏一样的偶像。关于这两个方面，都是她尽力拒斥的。她在一篇论及主祷文的文章中写道：“这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不来自于他。我们属于他。他爱我们，因为他自爱，因为我们属于他，但是天父在天上，而不是在别处，倘若我们以为人世间有天父，那就不是他，那是假的上帝。”[6]的确，从薇依的信主经历和她的哲学背景出发，我们发现他很注重上帝的超越性，这是和他面对时代的环境而分不开的，她必须回应当时欧洲把社会运动神化、把国家神化、把德意志民族神化的思潮，而且，欧洲的问题就在于取消了基督教传统中上帝的超越性，取消了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差别，神圣者不再神圣，俗世反成为神圣。所以，她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时代的谬误乃是由于无超自然的基督教。政教分离论（lela？cisme）是原因——首先是人文主义。”[7]甚至于她把上帝的超越性提高到一个认为上帝是“与超自然无形的隐没在宇宙中”而且“他们无形的隐没在灵魂中，是件好事。”[8]因为这避免了把不是上帝的东西当作上帝来敬拜，也许薇依并没有想要和什么思潮作战，但她很清楚，离开了上帝的超自然性，偶像崇拜必然产生。表面上看起来，薇依的上帝有些如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中构筑的“太一”“绝对理念”等概念，加上薇依的良好哲学素养，有可能使人怀疑这位上帝还是不是那位永活的上帝，那位造物的主宰，薇依是否矫枉过正？但唯一自己就在她的作品中回答了这样人的提问。她的上帝不是不动情的上帝，相反，她的上帝不仅坐在高天之上，而且还俯视愁苦的群生并自愿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受苦难，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爱。薇依写道：“上帝穿过茫茫尘世来到我们这里”。[9]而且，这位来到我们中间的上帝是一个“出于爱心，为了爱而创造……只创造爱本身和爱的手段而没有创造它物”[10]的上帝。
上帝的爱是他属性的首要，“首先，上帝是爱。首先，上帝在自爱。这种爱，上帝身上的这种友谊，就是三位一体。”[11]这种作为位格与位格之间的联系的爱，是薇依上帝观的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基督教悠远绵长的两千年历史中，薇依所属的神秘主义传统对上帝圣爱的属性一贯的强调。显然，爱不仅是神秘主义传统的核心概念，也是基督教信仰一贯的核心概念。上帝是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们的作品中屡屡可见他们特别的强调。如著名的13世纪女神秘主义者哈德薇希认为爱比天地所能包括的一切事物都更为宽阔和辽远，更为高深恒久。上帝之爱超越一切。[12]而另一位极负盛名的吕斯布鲁克则说：“……一切事物在圣灵的溢流中都被圣父和圣子全新的爱着。这就是圣父与圣子的行动着的相遇；我们在其中，在永恒之爱中通过圣灵而被充满爱意的拥抱着。”[13]薇依继承了这一神秘主义者们对上帝的认识并有她自己的理解，她把上帝的爱直接和上帝的创造放在了一起：“一切存在之物在其存在当中，也同样受到上帝创造型的爱的支撑。”同样，作为上帝的朋友，我们应当“热爱存在之物，以使他们对尘世间万物之爱同上帝之爱交融”。[14]可以说，与我们中某些人想象的相反的是：不把上帝与上帝的创造分割，而是从万物的美善看到上帝的爱，这是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主流。
（二）不幸的意义：基督的十字架
薇依的上帝观不仅强调上帝的爱，更强调这位爱人的上帝爱人到一个程度，竟然参与了人的受苦。受苦的上帝是20世纪神学思潮的一大主题，许多神学家用头脑来思考上帝的受苦，以期待给世界的苦难一个答案。而薇依则是身体力行的与这位受苦的上帝站在了一起。从她自己切身体会出发认定受苦的上帝就是那位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在她的神秘经验中“当基督突然降临我身时，无论是感官还是想像都不曾有任何参与；我仅仅在苦痛中感到某种爱的降临，这种爱就像在一位亲切的人脸上所看到的微笑。”[15]
在苦痛和不幸中，薇依看到了基督信仰的真实性。我们都知道：自宗教改革后，路德所提出的“十字架神学”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的缘故承受苦难与不幸这一既旧且新的教义。当路德论到上帝如何分担基督的苦难时，他明确地用上了“被钉死的上帝”（DeusCrucifixus）一词。[16]基督的受难与不幸很大程度上就是上帝的不幸与苦难，在不幸与苦难中，上帝的爱以非同寻常的方式临到了人类。而薇依也说：“，十字架上受难的最崇高时刻的从容，两边是何等爱的深渊！”[17]
我们都知道，自从莱布尼茨提出神正论的问题之后，围绕着全能全爱的上帝为什么容忍罪恶与不幸存在于世界之上，不知伤透了多少神学家、哲学家的脑筋，反宗教的人士更是以此为借口来抗议让人受苦的上帝。可以说，在基督教现代思潮中，神正论问题是一个必须面对而不容回避的问题。薇依由其神秘主义的立场出发，力图在基督与人的相遇中，在亲身体验人的不幸与苦痛中寻找答案。
薇依和其他基督教思想家略有不同的一点是她竟然认为不幸是绝对的。作为存在的人的不幸是无法消除的。她说：“不幸：时间把有思维的人，不管其意愿如何，带向她无法承受但却必然会来临的东西哪里。”[18]刘小枫博士对此的解释是：“这意味着人通过任何手段都无法最终消除生存之不幸……有偶然性导致的不幸育人与生命会共存。悲凉永远会伴随着人的存在之偶然性，伴随着人的遗憾。”[19]而且，薇依坚决拒斥不幸也会给人带来益处的这种所谓锻炼的学说，她认为罪恶和痛苦如果被人感知到其益处或能引起崇高的光荣的话，那它就不是不幸。不幸之所以是不幸就在于它是对生活的一种彻底否定，是降临于某人并把它彻底摧垮的事件。[20]最大的不幸，就是上帝的不在场。使一切都变成虚空而无意义。因此薇依从不把基督信仰当作对苦难的逃避或麻醉——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她认为就是基督也同样的遭遇不幸，而且是遭遇到人所不能忍受的最大的不幸，上帝在基督里倒空自己，上帝不在场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大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但上帝的爱从此就显明出来了，基督的受难成为了另一种“赐福的不幸”。在这种不幸当中，上帝把自己的存在倾空。这种倾空显明了上帝在生存破碎中去爱的无限奥秘。[21]这样，每一个执著最求爱的人应当在不幸中来与上帝站在一起，与十字架上的基督站在一起，直至灵魂和基督发出同样的呼喊，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真切的感受到上帝是多末的爱世人，这才是真正的爱上帝的人，而基督徒正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一所说的“相似于上帝，但是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上帝……因此，一个爱人的上帝，一个爱上帝的人，应该受苦”的真正含义。[22]
不幸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意味着上帝不在场从而取消了一切生存的意义；但不幸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又被赋予了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从极度的十字架被树起的那一天起，上帝的爱穿越了一切深渊来到了不幸的人之中。“必须在虚无和虚空的苦难中努力找到更为充实的现实，同样，应当热爱生活以更加热爱死亡。”[23]这也许是对薇依和像他一样千千万万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最好注解。
（三）“涤罪的无神论”与“教外基督徒”
薇依的信仰一直备受争议。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她一直未接受洗礼并且是主动拒绝接受洗礼，虽然她表明自己很热爱宗教仪式对此并不感到反感。相反她多次参加弥撒和节期活动。并在其中得到很多精神上的帮助和满足，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很怀疑她是否在没有接受洗礼的情况下去领过圣餐。[24]而且，有的人还不敢肯定薇依是否有“得救的确信”。因为薇依在自己皈依后也曾说过：“真实的矛盾状况。上帝存在着，上帝并不存在。”并且她还肯定有一种“对上帝这个概念净化的无神论”[25]在某些人看来，薇依不仅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会员，恐怕连是否认信基督都很成问题。她不仅给无神论说话，甚至还替佛教、印度教、希腊神话的众神来寻找信仰的根据，在她给一位修士的信中这样写道：“基督教诞生以来，除在天主教教会之外的那一部分人（”不虔诚的人“”异教徒“”不信教者“）也有对上帝的爱与认识。更广义地讲，认为从基督教诞生以来，在基督教民族中比某些非基督教国家，例如印度对上帝拥有更多的爱与认识，这种说法值得怀疑。”[26]在这封信中，他详细的比较了各种宗教的学说和思想，深刻地的出了这样的结论：“如若我们明白了希腊几何学与基督信仰是从同一源泉喷发出来的，那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多末大的变化啊！”[27]来读薇依的这些文字，也许有的人会愤怒、会瞠目结舌、会反感……但没有人会否认这些文字下面是一颗跳动的质朴真实的良心。
事实上薇依不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徒，但她绝对是一名跟随基督的基督徒。她用自己的声明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在有形的教会之外，上帝仍然做工。下面我们来看看她的所谓的“无神论”和拒不受洗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不是替他解释和辩护，乃是要让我们触摸这美丽的灵魂。
在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明了：薇依的认信完全是从其生存的不幸处境中与上帝相遇的，不是任何的教条学说，也不是哲学理念。这就决定了她必然是一个真切的在生命中体会和跟随基督的人。决定了她必然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薇依之所以写出上面那段对上帝的存在似乎不确定的话语，乃是她从人的生存处境出发真实地思考，一方面她知道对于理性的头脑来讲，接受超自然的存在是一件多末困难的事情。“我坚信并无上帝，则是从这种意义讲的，即我确信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相似于我说出来的这个名字所可能设想到的东西。”随后，她更加坚定有力的说出：“但是，我无法设想的东西并不是幻想。”读到这里我们就恍然大悟了，可见薇依不是否认上帝的存在，薇依从小受到良好的理智上的训练，对数学、逻辑、语言、哲学都有很高的素养，她并不是否认理智对人的益处。乃是用理性在说明理性在证明上帝是否存在问题上的无能与无助。靠理性证明上帝，此路不通也。
同时薇依以一种特别开放的态度看待无神论。她这样写道：“有两种无神论，其中之一是对上帝这个概念的净（purification）。”“在两个不曾体验过上帝的人中间，否认上帝的人也许离上帝最近。”[28]薇依此话不无道理。她又说：“虚假的上帝在各方面类似于真的上帝，除非人们不去触及他，不然他会永远阻止人们接近真正的上帝。”[29]其实，薇依的所谓的“涤罪的无神论”并不是指她要抛弃上帝，乃是指她要抛弃那人为的虚假的上帝的概念，比起无神论者，特别是真正肯于在世界上追求公正、良善和一切美好的无神论者，那些虚假的信仰者更加远离上帝。
薇依拒不接受洗礼，这是来自于她对教会及人为的制度的一种深刻的体会。她在讲述她为何不接受洗礼加入教会时说：“我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将永不会入教，为的是不因宗教而使自己与普通人相隔。”[30]她认为教会作为尘世间的一个社会组织而存在，就不可避免的具有“滥用权力的天然倾向。”而在教会的历史上，教会犯下了许多错误：以宗教的名义发动政治战争，逼害异端，压迫各社会阶层。作为一个局外人，她痛苦的看到在现在的教会当中，参杂了许多人为的因素。“除了纯粹的神秘主义外，罗马的偶像崇拜把一切都弄污了。”[31]
对于教会外的真善和美好，薇依从来不会加以否定。她认为这同样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她深刻地指出：“有这样多的事情是在教会之外，使我所爱和不愿意放弃的，这些事情一定是天主所爱的，否则它们不会存在。……这一切常被教会贬低，其实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而这些事情包括了“希腊、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国，世界的美，在科学与艺术中反映的这些纯净朴实的美。……我甚至还可以说得更多。总之，是对表面化的基督宗教之外的这一切之爱，使我停留在教会之外。”[32]但停留在教会之外不意味着在基督之外，薇依以她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她一直在爱与不幸当中期待上帝的降临。
四、结论
“薇依的生与死是20世纪基督精神的伟大见证，使基督信仰仍然充满生命力的伟大见证，使基督仍在我们中间、上帝仍然活着的伟大见证。”[33]通过对薇依思想的一些梳理。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她信仰的质朴和纯真。同时她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首先，对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传统，有许多人，特别是教外的人总认为是消极遁世，逃脱现实的一种信仰。薇依用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对这种看法的错误提供了最好的反驳。她认为上帝让我们爱这“故土”的世界和世界上的美。[34]薇依自己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工厂的劳动，和劳苦民众同甘苦共患难；在民族沦亡之际，他挺身而出，在国外参与抵抗运动，直至积劳成疾，早逝于贫病交加之中。她的生命和思想，深深的影响着当代的基督教信仰。正如玛多勒所说：“能够改变一种生活的数是很少的，薇依的书就属于这类书之列。在读了它的书之后，读者很难保持读前的情况……”[35]以至于人们把她的《重负与神恩》的书与帕斯卡的《思想录》相比较，并称她为“当代的帕斯卡”。我想是不过分的。
其次，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看待痛苦与不幸。薇依的思想使我们得到了更好的启发。“一个充分和合理的神义论必然要求上帝最终对世界的苦难负责任，而满足此要求最有力的证明，便是上帝在苦难中有份。”[36]传统基督教教义坚持上帝不懂情性的观念，事实上是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20世纪以后，随着苦罪问题日益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关注。薇依和其他在实践中经历上帝与他们一同受苦和战胜罪恶的思想家们共同得出了上帝在苦难与不幸中与人相遇，并与人一同承当苦难的后果的观念，使基督教神学在启示之光的照耀下勇敢地面对和回应苦难对人的威胁和攻击，并及时给在受苦当中的人以慰藉和希望。在谈到十字架神秘主义时，当代神学家犹根。莫尔特曼深刻地指出：“通过基督的受难与死，耶稣认同于那些被奴役的人，分担他们的受苦。…他们在自己遭受奴役的痛苦中也没有被抛弃。耶稣与他们在一起。在耶稣中，他们得到解救的希望；耶稣的复活与进入上帝的自由中，为他们带来自由的希望。在一个剥夺了他们所有希望，剥夺他们所有人性身份，直至它不可再见的世界里，耶稣使他们认同于上帝。”[37]假如薇依看到这段话，一定会表示非常赞同的。
最后，薇依对待教会之外的真善美的看法。对待所谓的“无神论”的认识，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然，自始至终薇依都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更不是一个异教徒。她是一个彻底追随基督的人。她从未否认基督救恩的真实性和独特性，她说：“没有重生，没有内心顿悟，没有基督和上帝在灵魂中出现，就不会获救。”[38]但她仍然对这世界上的美好和那些崇高道德的无神论者或其它宗教的信徒抱有崇高的敬意，她相信他们不在上帝的恩典之外。她认为那些拥有超自然的爱和接受上帝所创造世界秩序的人“即使作为无神论者而生而死，他们也是圣人。”[39]今天，在一个周围几乎都是非信徒的社会当中，基督徒如何看待他们？如何看待教会之外的真实和美好？是自以为义画地为牢还是敢于肯定上帝的工作和他在这个世界中默默无声于那些一直在痛苦中而并不屈服的人们站在一起？无疑薇依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思索的线路。
当然，薇依的思想丰富异常，可能要继续讲下去的话还会有很多未能发掘出的珍贵闪光之处，但限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我们现在只能讨论到这里。最后我们愿意随着薇依在世时的一次经历来结束本文，让我们再一次和这位伟大而美丽的心灵共同去感受那位爱我们的上帝的爱。
他（圣神）带领我到一间教堂（1942年在马赛）。教堂很新但很丑陋。他对我说：“跪下。”我回答说：“我尚未领洗。”他说：“带着爱跪在这块土地上，就像你跪在一个维系着真理的地方一样。”我服从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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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内容参见杜小真：《〈重负与神恩〉中译本导言》：转引自西蒙娜。薇依的《重负与神恩》，顾嘉琛、杜小真翻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第xiii到xiv页。
[2]云格斯（FatherJohnWijngaards）：《经验耶稣》（ExperiencingJesus），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出版翻译，1985年4月，第102页。
[3]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镇，顾嘉琛翻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5年3月，第24页。
[4]同上。
[5]同1，第xvi页。
[6]“关于主祷文”引自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镇，顾嘉琛翻译，第142页。
[7]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顾嘉琛、杜小真翻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第156页
[8]同上，第90页。
[9]同上，第128页。
[10]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第68页。
[11]同上，第71页。
[12]保罗。费尔代恩（PaulVerdeyen）：《与神在爱中相遇——吕斯布鲁克及其神秘主义》，陈建洪翻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2月，第85页。
[13]转引自张祥龙：“吕斯布鲁克及其〈精神的婚恋〉中的‘迎接’的含义”，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1999年第一辑，第154页。
[14]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第49页。
[15]同上，第25页。
[16]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68页。
[17]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第125页。
[18]同上，第118页。
[19]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1月，第173页。
[20]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第49页
[21]关于这一段的理解，可见刘小枫博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1月，第176页。
[22]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第127，129页
[23]同上，第121页。
[24]薇依对圣餐的圣事意义有很好的论述，详细可见《重负与神恩》，第128页；《在期待之中》，第119，145，146页。这里因为篇幅的关系就不详细论述了，对薇依的圣礼神学有兴趣的可以去阅读相关篇幅段落。
[25]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第155页。
[26]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第197页。
[27]同上，第210页。
[28]同25.
[29]同25.
[30]同26，第7页。
[31]J.M.PerrinandG.Thibon：SimoneWeilasWeKnewHer，Lodon，Routledge&KeganPaul，1953，p.47.转引自云格斯（FatherJohnWijngaards）：《经验耶稣》（ExperiencingJesus），第105页。
[32]同上。
[33]刘小枫博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1月，第204页。
[34]参考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第111页。
[35]转引自杜小真：《〈重负与神恩〉中译本导言》：转引自西蒙娜。薇依的《重负与神恩》，顾嘉琛、杜小真翻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第xxiii页。
[36]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66页。
[37]犹根。莫尔特曼（JurgenMoltmann）：《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阮炜等翻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月，第54页。
[38]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第188页。
[39]同上，第182页。
[40]J.M.PerrinandG.Thibon：SimoneWeilasWeKnewHer，Lodon，Routledge&KeganPaul，1953，p.43.转引自云格斯（FatherJohnWijngaards）：《经验耶稣》（ExperiencingJesus），第116页。
2006年9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一书中收有一篇名为《从吴宓赞美茅盾和徐志摩谈起》的文章，作者刘克敌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研究方向的专家。文中作者对吴宓的性格及文艺思想做了较为充分的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与当年赵毅衡先生在《吴宓：师从雪莱还是白璧德？》中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从吴宓赞美茅盾和徐志摩谈起》一文将吴宓与徐志摩进行比较是很有见识的，虽然近些年来对于吴宓其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是在更多的读者心中吴宓这个名字只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逆流”学衡派的主将出现的，甚至连他一生中所最为爱慕的毛彦文女士在晚年评价他的时候只给了吴宓以“书呆子”这样的终评。这种现状不仅与吴宓一生的复杂性有关，同时吴宓的研究者过于重视文章的学术性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在笔者看来，将历史上的吴宓与徐志摩、郁达夫等人一同放入中国文坛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行列也是不为过的。
在《从吴宓赞美茅盾和徐志摩谈起》一文的末尾，作者概述了吴宓吴宓对徐志摩与陆小曼再婚一事的看法，转述道：“对于徐志摩、陆小曼的离婚和再婚，当时就连梁启超等人也有些不以为然，但吴宓始终给予充分的理解，这自然与他自己也终于离婚有关，也正说明了他的人生态度。他认为‘离婚未必失德’，以此责备当事人是不公平的。为此吴宓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据说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有一位我方军官丢失地图的新闻，大概人们以为战役的失败与此有关，故新闻界大肆渲染此事。而吴宓却不以为然，认为战争的胜败并不取决于这些小事，而评价一个人也是如此，不能仅看他的生活琐事。”此段话是刘先生根据吴宓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宇宙风》上的《徐志摩与雪莱》中的一段文字写成的，对于这段概述一般的读者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吴宓的原文并结合一些已知史实就会发现这段话中将很多与吴宓当时的景况有关的重要细节被刘先生忽略了。
先摘抄吴宓的原文如下：“志摩和陆小曼女士，都是嘉兴人，都是鸳鸯湖畔的人物。然而我这诗的第二句‘鸳湖艳侣’，另有一个新奇的典故在。话说一九三二年二月（所谓‘一。二八’）上海抗日大战时，有一段军官失却地图的新闻，见于报纸。那年三月十二日，《北平晨报》上便登出邓之诚（五石）先生新撰的《后鸳湖曲》。（此由我评注，今录入《吴宓诗集》卷末页一八七页）。我的评注，大意说：此诗虽因吴梅村的《鸳湖曲》而命名，但其意旨却类似吴梅村的《园园曲》；所云‘汝自负人人汝负’，所云‘才知女宠原祸水，破国亡家皆由此’，我殊不以为然。‘离婚未为失德……沪战全局胜败，决不系此琐事’这是我的见解。我在这一件事上，又为志摩辩护，仍右始终一贯的同情。”这段话选自吴宓文章《徐志摩与雪莱》，此文发表在1936年3月1日出版的第十二期《宇宙风》上，距徐志摩的忌日已过数月，如果说郁达夫发表在1936年1月1日出版的第八期《宇宙风》上的《怀四十岁的志摩》是一篇应时之文的话，那么吴宓的这篇文章显然已经过了它诞生的最佳时期，可是吴宓不仅写了，而且洋洋洒洒地写了万余言。遥想当年徐志摩去世之时，吴宓虽于徐志摩的追悼会场作挽诗一首，并约请叶公超等徐志摩的生前好友在他所支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但相比之下他自己的追思文字在众多关于徐志摩的悼文中所占的分量是极轻的。时隔多年，吴宓再次写悼念徐志摩的文章，此中深意对于“书呆子”吴宓本人是极不易对读者言说的。文中有一段关于悼文的话颇值得寻味，“古今东西的文人诗人，凡是哀悼之作，无非指出那人（惨死的）与我（作者）中间性情行事遭遇的一二共同之点，既主观而又客观，虽自悼亦是悼人。”吴宓在这篇看上去悼他人的文章中畅谈“自悼亦是悼人”的观点（请注意吴宓此处事实上已无意间说出了此文的第一目的为自悼。）自然让刊物的编辑林语堂感到“雨僧此篇悼志摩亦所以自悼，过于坦白”，而这也正是林语堂先生未能读懂吴宓此文的真意之处。其实吴宓写《徐志摩与雪莱》的目的第一应为自悼，其次才是悼徐君志摩，亦可称为吴宓自悼兼悼志摩。那么写此文时的吴宓又该是一个怎样的心境呢？《徐志摩与雪莱》一文发表于1936年3月1日，又因文中提到了郁达夫发表在该年1月1日《宇宙风》上的文章，那么写此文的时间当在1月1日以后，3月1日以前，而按照当时吴宓的身份与文章的分量，林语堂是不可能将他的稿子压下不发的，他甚至郑重地为此文写了一段不能算短的附言。事实上此文很可能写于1936年2月中旬。由于已出版的《吴宓日记》中并无1936年上半年的记载，1936年的2月前后吴宓所做之事便已经无法得知，但一件不能忽视的事情是一年之前，也就是1935年2月9日，吴宓一直爱慕的，也是为之背叛了自己之前的信仰与发妻陈心一离婚的毛彦文女士嫁给了大她近三十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此事的发生对于爱慕毛彦文已久的吴宓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时隔整一年，“少读雪莱诗”的吴宓不会对此事无动于衷，加之先前看到了郁达夫的文章，想起了生前与自己同样为追求真爱而离婚又不得真爱的徐君志摩，吴宓借徐志摩以自悼的心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说不定《徐志摩与雪莱》一文就是在1936年2月9日前后写成的。
对于吴宓在《徐志摩与雪莱》中所举的关于“一。二八”事件的例子，刘克敌先生的文章只是进行了略加转述，实际上吴宓引此例亦是大有文章的。刘先生不知，吴宓所说的“有一段军官失却地图的新闻”中丢失地图的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徐志摩次妻陆小曼的第一任丈夫，“一。二八”抗战时任由国民政府税警总团团长改任隶属第五军的87师独立旅旅长的王赓。而率先报道此事的《申报》将王赓之所以丢失地图的原因视为其作战期间到上海白渡桥堍的礼查饭店与前妻陆小曼私会造成的。时隔多年以后，陆小曼的侄女也是王赓生前故交陆耀尡的女儿陆宗麟在《忆姑母陆小曼》一文中详细讲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王赓当时作为我军指挥人员因我军的炮弹始终无法准确命中日军位于江湾的司令部，于是就决定去美国总领事馆找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同学请教。但由于忘记了换下当时显眼的军裤而被日军发现，王赓虽然慌忙之中逃入礼查饭店但由于他已经被日本人追踪所以不幸被捕，但地图也并未落入日本人之手。虽然此因由出自当事人王赓之口，并且无任何材料可证，但从蒋介石在不到一个月只内即将这位“民族的叛徒”释放复职的做法判断，王赓确是被冤枉的。当然这些内情作为局外人的邓之诚和吴宓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邓之诚以五石的笔名在《北平晨报》上发表《后鸳湖曲》以抒发“才知女宠原祸水，破国亡家皆由此”的个人看法是可以理解的，（顺便问一句，不知邓先生搞的历史研究是否也是带代入了这种个人的倾向）而吴宓看到王赓这种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不仅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甚至是要步其后尘的，虽然这种共鸣在王赓身上本身是不存在的，陆小曼当时由于重病甚至不能下床。别人读吴宓的文章很容易感到其“为志摩辩护”的意思，但事实上吴宓为徐志摩辩护就是在为自己辩护，而“始终一贯的同情”则不仅是对徐志摩更是对自己了。吴宓与王赓均出自清华，但并无私交，他同情王赓也全然是因为自己与他所了解的王赓在性格上有相似之处。喜欢一贯同情自己之人往往会产生一种自私的心态，这种心态是非极了解之人所难以洞察的，虽然吴宓本人学贯中西，高足众多、文学史上也流传着一些他广疏钱财之事，但是那是因为吴宓毕竟是一个文人，钱财等身外之物并非他所热衷，而一旦关乎爱情、名誉、信仰等事情他就决不会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吴宓的这段话中另一值得一提之处在“然而我这诗的第二句‘鸳湖艳侣’，另有一个新奇的典故在”一句，看得出吴宓对在诗中用“鸳湖艳侣”这一新典是颇得意的。关于吴宓在诗中的用典，章克生先生曾有一篇题目为《吴雨僧师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吟诗理论及其实践》的专论，吴宓此处的得意验证了章文之价值，而若论形象、准确，章先生的文章中所引的范例就均不及此处句了。
吴宓自己在《徐志摩与雪莱》中解释了他《忏情诗》第五首第二句的“鸳湖艳侣未同陪”，他说“至于这首诗的第二句，仍是说志摩：说志摩在北海结婚之后，享了五年的艳福，方才遇难，而我始终未曾得到我的Mary……”吴宓很少在他的日记和诗词中流露出对发妻陈心一的愧疚之情，却常试图为自己的抛妻行为寻求理论上的依据，这也是吴宓在感情上的自私之处。吴宓对于陈心一没有丝毫发自内心的忏悔，他甚至听不进去友人因此事对其的指责，只有吴仲贤之流为其与毛彦文之婚事费尽心思的人才能成为他此刻的知己。为了毛彦文他可以背负任何骂名，纵使知道一些事是“离宓之精神远矣”，但是如果可行他依然会义无返顾去做，后来他之所以未能按照他与吴仲贤的计划实行并非因为此事关乎“宓之精神”，而只是吴宓主观上认为还有一条更体面、更道貌岸然的追求毛彦文的路可走而已。（事实上，吴宓追求毛彦文失败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正是与吴宓的这种过于自信有关。吴宓总觉得自己才是天下最配得上毛彦文的人，所以他不会像熊秉三那样花甲之年去写用来感动异性的情书，他也不会像熊那样调动身边各种与毛彦文有关系的人去劝说。毛彦文号海伦，所以吴宓为她写了《海伦曲》，但他偏要告诉包括毛彦文在内的所有读者他所写的海伦是Troy中的海伦；他把自己对毛彦文的爱慕之情写入了日记，但是他难道不知道毛彦文是看不到他那情谊绵绵的《吴宓日记》吗？当毛彦文已经成了熊希龄的遗孀后，他才觉得在追求毛彦文这件事上是可以与朋友商量，可此时对于已经希望继承熊希龄未竟之事业的毛彦文来说不是已经晚了吗？观吴宓追毛彦文之过程，实在让笔者感叹此乃吴宓先生读书人的自我感觉良好！读书人的意气矣！）他深知蔡邕乃始乱终弃、忘情负义之徒，但却羡慕其“娶了一双又贤又美的太太，连雪莱也赶不上他的幸福！” 为了毛彦文吴宓可以不要发妻、远离夕日挚友、背叛信仰、背负骂名，但是他终未能与心爱之人享上哪怕一天的艳福，在他看来他的运命远不及蔡邕，而只是一个可悲的“听唱中郎”。他的愤恨是付出而未得回报的愤恨，他的愤恨是未能与毛彦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愤恨，他的愤恨只是出于一个读书人兼悲情诗人的单纯愤恨。
在1939年7月11日的《吴宓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吴宓当天与友人吴仲贤商议的有关娶毛彦文的方案，现照抄如下：“为今之计，宓宜径即访赴沪。先在港制西服，自饰为美观年少。秘密到沪，出其不意，径即访彦。晤面后，旁无从者，即可拥抱，甚至殴打撕闹，利诱威逼，强彦即刻与宓结婚，同行来滇。出以坚决，必可成功。即至越礼入狱，亦于宓无损。前事可不必提说，惟有此法可成功满意云云。”为娶毛彦文入门，吴宓真可谓机关算尽。吴宓不断委屈自己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当毛彦文未和熊希龄结婚之前，他还敢依照自己的本意写下“海伦天下美，云是人神裔。祸水能灭邦，姿容真绝世”的句子。可当毛彦文真的与熊结婚了，他的自尊受到了强烈的打击后，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与毛彦文的感情，当他再次落笔的时候他也只能对邓之诚的“才知女宠原祸水，破国亡家皆由此”不以为然了。透过吴宓的爱情悲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吴宓所最为缺乏的乃是他在文坛的头号敌人胡适之的变通能力，记得胡适之晚年与晚辈唐德刚谈话时，曾因唐德刚在与妻子选择结婚场所时的随意而批评唐，但是当唐德刚以“难道爱情还没有真理更重要吗？”回敬之后，胡适之顿时破颜大笑。而这种事情若换作吴宓是不能想象的，所以吴宓在文章中偏要将人生机械地分成“Duty”和“Love”（即所当为和所欲为），他就不懂得其实所欲为与所当为之间是可以转换和叠加的。他把世界过多地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分开，自然也要在一些类似的、难以划分的事情上苦苦地选择。而当毛彦文成为了这一选择的最大砝码之时，他的一切真理、一切信仰、一切精神都瞬间变成了浮云，这其实就是吴宓作为一个誓死追随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浪漫之人一生最大的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吴宓性格中的浪漫主义色彩是要超过徐志摩的。吴宓在毛彦文出嫁熊希龄之后还在盼望着熊秉三哪天离世（虽然吴宓这样做看上去很小人，这就是笔者所认为吴宓的自私的心态。），并在熊去世之后马上与朋友商讨娶毛彦文之事。而反观徐志摩，在接到了林徽因从美国寄来的信后，以为自己与林的感情有了转机，马上去给其发电报；而当得知林徽因的信不只写给了自己后，显出了一种诗人彻底的绝望，这时的他已经不可能再有一次“春的投生”了，但是如果换是吴宓，则很可能继续他的书生意气式的浪漫。在对待婚姻和爱情上，吴宓实则是一名彻底的反白壁德主义者，他紧追卢梭，只怕求毛彦文而不得。不得是他的结局，谈不上十分的可悲，只是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书生寻常见到的一种结局罢了。
2006年12月18日改，同月2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