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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十七大前夕，中国党内改革派理论家公开发表言论大胆的文章，提倡民主，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海外舆论的观察与期望*

海外媒体注意到，在十七大前夕，中国党内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争斗空前激烈。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央电视台的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公开赞赏西方强国的民主崛起之论，随后温家宝又签署《国务院令》，宣布在奥运期间放宽对外国记者采访限制，继而又宣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扩大公民知情权等，让海外舆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期望。

*禁书风波*

然而，在今年1 月11日全国图书定货会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出版违规书选” ，“违规”出版社被点名，章诒和的《伶人往事》等作品有的被禁止再版，有的被禁止发行，有的出版社受到处罚。邬书林被海外媒体列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保守派人物，他的禁书的决定被中国问题观察家解读为党内保守派势力的反扑。

在邬书林禁书风波之后，《北京日报》首发“民主是个好东西”，接着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全文刊发，并且被各个网络媒体争相转载，海外舆论纷纷猜度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否代表中共高层的观点。

*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

2月20号，春节刚过，中国国内的改革派理论家发表了另一篇言论更加大胆的文章，受到海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据纽约出版的《世界日报》星期二报导，每次中共举行党代表大会之前，中共党内各派力量都会就改革方向及速度展开激烈论战，并试图影响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取向。

党龄超过60年的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在最新一期的理论刊物炎黄春秋发表长文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等坏现象，使党内“左派”趁机利用群众的不满，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谢韬的文章题目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艺术所撰序言》。谢韬在谈到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提出，根本就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的命题。文章还援引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的回忆录说，勃列日涅夫曾经对他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谢韬在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现象，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中国理论家的思索。谢韬说：“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份、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而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谢韬：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延了*

谢韬在文章中说，有人说中国的制度好得很，中国绝对不能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谢韬认为，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中国的制度不能够阻止把50万人打成右派，不能阻止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疯狂，当法西斯式的文革废止中国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中国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

谢韬问道：“说这个政府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护宪法尊严方面形同虚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谢韬在文章中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延了。谢韬说，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他说，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谢韬公开呼吁胡锦涛和温家宝要大胆直言，不要回避争论。他说，过去中央采取的“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以及“不争论”的政策等于是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放弃了自己的答辩权，任凭左派对改革开放进行攻击和非难。

*陈奎德：私有财产权是公民权力最基本的来源*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前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负责人陈奎德对谢韬的文章表示高度的赞赏。

陈奎德说：“谢韬在文章中表达了近年来中共内部一些觉悟了的老党员以及党内一些改革派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看法。谢韬先生我见过，我们在美国谈过很久。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过去也受过很多苦，包括胡风集团等，经历过很多党内的风风雨雨和各种残酷斗争。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套做法是完全拒绝了。

“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在世界上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从社会学上的角度，比较确切的说法是社会民主主义。这种制度在政治体制上强调民主，这一点与西方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经济上比较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成为左翼的自由主义。”

不过，陈奎德指出，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有些不同。陈奎德认为，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对私有财产给与足够的重视，因为私有财产权是公民权力最基本的来源；其次，陈奎德主张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减少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

 

十多年前，李登辉先生在许多著作里，已经多次表述了台湾于1949年已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因此没有台独的问题。他对台湾的使命感只有如何推动政治民主化，接着是国家正常化。

李登辉先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已的理念，从来没变来变去。最近有人指责他没认同台独是背叛台湾本省人。如果大家读好台湾的历史，而且凭良心强化，他们就不会作出这样的指责了。

今天李登辉与陈水扁俩的关系越走越远的原因，是陈水扁执政以来对国家正常化没尽力去做，而是把它当作每次选举议题来吵作，来吸引选票。因此，李先生对阿扁感到绝望，并进而支持倒扁。

一个男同性恋者如果要别人承认他是一个女人，他不只要在外表上打扮得象个女人，而且还需变换性器官，这样才是100%的女人。虽然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但国家宪法及地图还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又要与中国争合法性，因此国际一旦承认中国大陆是代表中国，那他们就不可能认同台湾是个国家了。所以台湾需要把国家正常化：既正名又制宪。之后，台湾才是100%的主权独立国家。

民进党知道只有在民主的体制下，他们才有机会拿到政权。而有史以来一向在党内被外省籍打压下的国民党本省籍干部，也悟识到跟随李先生的道路，他们才有可能冒出头。所以李先生当年在推动民主的道路上，得到他们两大阵营的大力支持，也才能获得成功，

但推动国家正常化，各政党都觉得对自己没有好处。李先生这个主张这次就难以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将是台湾人的悲哀！

大家都知道海峡两岸之争，并非独统之争（在蒋家反攻大陆时代，中国也依然要解放台湾），而是民主与独裁之战。台湾想永远保住民主，现阶段极需要的是制宪和正名，方可跳出中国的五指山。

相信民主之父的理念，看它的结果没必要怀疑他说的每一句话。

作者来稿，原载民主论坛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三部分 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

反日爱国的精明、懦弱和流氓

三 日人挑战首相 国人围殴女子

近两年，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呈愈演愈烈之势，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大陆的民间保钓活动受阻，使中日关系跌入近年来的低谷。

恰在此时，2004年4月7日，从日本国内传来令中国爱国者兴奋的消息：福冈地方法院判决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因为，日本宪法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立，而小泉本人并非以普通国民的身份、而是作为日本首相前往参拜，也就等于日本的最高公职人员从事宗教活动，显然违背宪法中有关政教分离的条款。类似的司法质疑在1992年也出现过，大阪高等法院质疑原首相中曾根在1985年的参拜“有违宪的嫌疑”。

尽管，这次判决对小泉不具有实质约束力，而且，众所周知，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的态度一向强硬，但他对这次判决的态度却是先硬后软，居然在几个小时候就改变了第一时间的强硬反应，首次表明他将“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这就是法治国家对执政者的制约力量。

如果小泉不改变态度，而坚持对此项判决的蔑视，就意味着是国家首相蔑视国家宪法。而一个宪政法治国家的首相蔑视宪法，不仅对小泉政府的权威且对日本的国际形象，都将是一种伤害。无怪乎日本的一些媒体和法律人士，将此次判决称之为“划时代的判决”、“具有惊人力量的判决”。

日本地方法院可以向本国首相挑战，小泉非但奈何不得，还要做出让步，确实显示了日本作为宪政法治国的成熟。

反观中国，法院非但从来不敢挑战政治权力，不敢宣判某位高官违宪，反而一向受制于政治权力和听命于高官，即便在最理直气壮的爱国问题上也不例外。

中国爱国者的义愤，既够不着日本，又不敢惹自己的政府，所以，他们就只能来点下作而变态的宣泄，把对日仇恨倾注到自己的同胞身上。

就在日本地方法院作出小泉涉嫌违宪的判决的前三天，也就是4月4日，一个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周日，却发生了流氓爱国者围殴两位年轻女子的丑剧。

该日，北京玉渊潭公园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樱花节”，自然引来众多游客。两个年轻女子也来赏樱花。大概是一时兴起，她俩穿上和服，站在樱花树下拍照留念。然而，她俩万万没想到，盛开樱花下的美丽却惹怒了一群“爱国者”，两人遭到某些爱国者的围殴。现场围观的人群中，非但无人出面阻止，反而不断发出叫好声：“放着好好的中国人不当，去当日本人，活该。”

似乎几个大男人围殴两个女子就是替天行道之举。

前几天，众多爱国网民大骂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张越，只因她戴的条围巾上，似乎印有日本“太阳旗”图案，惹得愤青们老大不高兴。为此，中央电视台有关人士专门出来澄清：张越的围巾是著名的意大利品牌，与日本毫无关系。

再往前，更有一连串以“反日爱国”之名侮辱自己同胞的事件：政论家马立诚提出“对日新思维”，遭到网上爱国者的口诛笔伐，还传出马先生在深圳遭到人身攻击；

日人在珠海集体嫖娼，引起巨大愤怒和中日外交麻烦，中国妓女更遭到全国性讨伐；

姜文为拍《鬼子来了》而去过靖国神社，一经媒体爆光，也引来爱国者的质疑和漫骂；

最倒霉当数女明星赵薇，毫不知情地穿了日本军旗装，激起全国性的谴责和漫骂，甚至还被极端爱国者泼粪；

随着中国国力军力的不断增强，在官方灌输和纵容下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怨妇防卫型转向愤青攻击型，鼓动打杀复仇和武力统一的声音日渐高涨，歇斯底里的极端者也不乏其人。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无论中国爱国者们多想超过和压倒日本，一群只敢对自己的同胞发狠而不敢公开质疑本国独裁政府的国人，纵然爱国爱得颠三倒四，其骨子里的懦弱和精明，根本不配对其他国家说“不”。

一个断不敢引进日本地方法院挑战国家元首的法治，而只敢大胆引进日本的“女体宴”的国家，也根本无法发展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更无法超过那些已经强大的宪政法治国。

2004年4月10日于北京家中

《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德)温德(Wind,R.)著，陈惠雅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对中国读书界来说，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和《作门徒的代价》早已脍炙人口。但他的形象多少被简化为了另一种类型的斗士。作为20世纪著名的新教神学家，一个非基督徒很难把他的信仰，放回他所在的那个世界的恰当位置去理解。但作为一位身体力行，反抗希特勒的思想家，一位在旷野中吹响角声的先知，每个曾在20世纪活过的知识分子，也很难不由衷敬重他。不管怎样，这个人以生命见证了那个最黑暗的世代。无论你是否基督徒、是否知识分子，是否犹太人或雅利安人，读完这本传记你都会说，感谢朋霍费尔，在那个时刻没有让人类交白卷。

我一直想了解，朋霍费尔牧师决意参与抵抗运动的那些细节和脉络。在1934年，有人问他，如果德国发生战争，你会怎样？他回答，“我将祈求上帝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他主张教会用“文明的不服从”的和平主义方式，去阻挡独裁者的脚步。因为“任何战争准备都是基督徒不允许的，爱不允许拿起剑来面对一个基督徒，这样做同时等于谋杀基督”。他希望像祖母那样，穿过冲锋队的警戒线，去一家犹太商品。说“我爱在哪里买东西，就在哪里买东西”。这一年他也希望去印度拜访甘地。甘地回信说“您可以住在我这儿，因为我已经不在监狱里了”。但这两位20世纪的伟人最终还是缘悭一面。如果朋霍费尔去了印度，他会最终放弃基督的和平主义，拿起剑来参与叛乱计划吗？

也许这本传记不能完全给你提供答案。尽管对他童年时代的描述，帮助我触摸到这一颗谨慎和坚决的灵魂。朋霍费尔的父亲是一位谨严的精神科医生。像多数德国市民阶层一样，家庭中充满了节制、权威和对国家的热爱。“苦涩的父子关系”使他的童年不像我们那样草长莺飞，而具有一丝不苟的方向性。一战的爆发，亲族中的阵亡者，使少年朋霍费尔每个夜晚清醒的躺在床上，尝试着想象死亡和永恒的意义。当时的德国在民族国家的理想下，充满对死亡的浪漫化。这个10岁的男孩一面梦想着“美好而敬虔的死亡”，一面又在每个夜晚闭上眼睛时，对死亡满怀恐惧和退缩。仿佛他的一生都在为最后的殉难作准备。

朋霍费尔是一位活出来的神学家。他以坚决的态度面向法西斯，也面向教会的问题。问题之一是信仰与政治的关系。德国属于新教的路德宗，凡是路德宗教会，都有程度不一的政教合一传统。不像加尔文宗和清教徒那样强调政教分离。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变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一个教会”。当帝国主教穆勒向希特勒致敬时，朋霍费尔提出了抗议。希特勒干预教会选举，把反犹政策强加给教会时，他和上千名牧师一道签名，宣称“顺从神不顺从人”。他辞去了牧师职位，发表演讲说，“教会没有权利将国家的资源占为己有。但当国家将基本人权置于法律之外时，教会也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这就是他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新的立场，也是一个更倾向于加尔文宗的、符合《圣经》的立场。

问题之二是信仰和世界的关系。朋霍费尔猛烈的批评“廉价的恩典”，一方面教会热衷于向世界推销打折的福音，以至当世界陷入绝境时，教会也变得一文不值。另一面是在苦难面前关起门来的敬虔生活。朋霍费尔相信真正的跟随基督，就是进入世界，与哀哭的人同哭。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今天的教会到底还有谁知道，在这个时代，这已是圣经最低的要求”？他甚至如此宣称，“只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能够高唱圣歌”。因为“追随基督在今天只剩下了两样，就是祷告和在人群中行公义”。

朋霍费尔的一生，见证了与钉十字架的上帝一道受苦。他的死则充满了对复活的基督的信心。尽管他在《狱中书简》中更多强调了前者，对上帝的主权不像改革宗那么坚信，因此和他深受其影响的卡尔。巴特一样，显得颇有存在主义的色彩，和新教改革宗在“文化使命”下谈论的基督徒的社会担当，就有许多差异。我想这是他最终拿起剑来的原因之一，也是他能被二战之后的主流知识界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如台湾学者曾庆豹所说，中国思想史的列传中，你找不到与朋霍费尔的精神品质相似的人。我们敬佩他的生与死，但他对自己的生与死的看法，只能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中被理解。

2007-1-25

季羡林

本来“迂腐的季羡林”也可成为本文题目，但此词序安排有对人不对事的嫌疑，故采用对事不对人的“季羡林的迂腐”做题目，文眼在“迂腐”，不在季羡林。诸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打心眼里敬老尊师的“好人”们，眼光不要聚焦在“季羡林”这三个字上，然后对本人本能地产生道德的反感。让善恶感主宰了是非观，你会离真理越来越远。

既然重点在“迂腐”，而又用“季羡林”做界定，是因为季羡林在中国文人里很有代表性和影响力。把季羡林的迂腐作为典型来剖析清楚，他代表的那一大类中国文人的迂腐也就“謋然已解，如土委地”了。

季羡林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近些年来一直一厢情愿地鼓吹用缺失科学与民主的东方文化拯救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这种脱离现实、海市蜃楼般、近乎阿Q式的臆想，方舟子曾在2005年于《南方周末》上撰文“东方文化靠什么统治世界？”（附后）予以抨击。

2004（甲申）年9月3日至5日，“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一大成果，就是著名的《甲申文化宣言》（附后）。《甲申文化宣言》由五位知识分子提议，季羡林在其中排名第二。该宣言充满后现代主义空洞抽象、自相矛盾的呓语。对此，本人曾作文“鸵鸟与井蛙的后现代呓语：评《甲申文化宣言》”（附后）批评之。

近日，在一次采访中，季羡林提出了他的“好人”八字标准：爱国、孝亲、尊师、重友。我对此八字中隐含的迂腐传统味道做了针砭，指出正是这种重人伦、轻个人、轻是非的所谓做人准则，使得中国一直没有跳出人治和后视的怪圈，并为中和那八字中的迂腐味道，我提出“四先四后”：先爱己，后爱国；先爱子，后友亲；先真理，后尊师；先是非，后重友。

于是有网友指出，季羡林的“尊师”应隐含了“先真理”，“重友”也隐含了“先是非”。

这种肚子里蛔虫、把人往好处想的论辩方式，是很难服人的。如果季羡林更看重真理与是非，为什么不明说出来，而要等读者自悟？在我等心中，真理高于师，是非重于友。不明说之，而提“尊师”、“重友”，就是鼓吹人情高于真理是非。

又有网友说：“季老讲的八个字，是高层次的目标，也是真话，只是真话不全讲而已。如果认为没有低层次的基础爱己、爱子、真理、是非作为基础，也可以去讲那季老那八个字，只有两种人：1. 骗子；2. 傻子。套用季老的话：”谁觉得自己是大师，他就自己承认好了 ‘，说的就是这两种人。“

这种说法，除了犯了蛔虫病外，又犯了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毛病。谁认可季老八字是高层次的，而爱己、爱子、真理、是非是低层次的？在我看来，己与国、子与亲、真理与师、是非与友，至少是同一层次的，真理甚至高于师，是非高于友。我提的“先”、“后”，不是指基础与高层、低贱与高贵，而是指优先级的高低。你认为高层次的东西，在我看来一点都不高。

你说我是骗子还是傻子？

观季羡林的言行，我看不到多少科学、民主、自由这些我认可的东西，我看到的更多是迂腐与浆糊。而这迂腐与浆糊，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成分，也是季羡林研究、鼓吹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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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季羡林回几位网友

大过年的，和一位近百岁的老学者过不去，有点不厚道。不过，如我在别处声明，我是“对事不对人”，是和季羡林先生的思想过不去，不是和他人过不去——如果有缘见面，我还是会尊敬地叫他一声“季老”的。中国人就这德行，浸润到骨子里去的传统文化，想洗都洗不掉，关键时刻肯定不自觉地冒出来。

关于季羡林的讨论，其实是一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严肃辩论。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一个成年人甚至一个民族、国家有多重要，我想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冒中华文化之大不韪，节庆时刻花费时间精力，揪住一位老人不放的缘故。这个话题引起诸多网友唇枪舌剑、针锋相对、非常投入的争论，也说明此事的重要性。

我的个人经历应该有一定代表性。大学毕业之前在国内受教育，被灌输了一堆传统文化和外来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把许多东西当成天经地义的公理。后来到西方留学工作生活，有了观察、思考、对比的机会，在事实和逻辑面前，不得不反思以前的思想，从而开始了痛苦的自我洗脑、重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过程。对许多比我小的网友，我算是过来人，把自己花了大代价得到的（自认为更理性的）新观点介绍给他们，希望能帮助他们少走弯路。对从来没出过国的同龄甚至年长的网友，我的文字或者可以刺激一下他们已经基本定型的神经网络，让他们知道有些“天经地义”并不是那么天经地义。

我说季羡林迂腐，有网友说我是主观推论、没有实据、有罪推定。迂腐者，拘泥陈旧思想，无法顺应时代潮流也。不知那位网友认真读了我的文字和附加的文章没有，读完了，还认为我是主观推论、没有实据，那我只能认为我们不属于同一物种，无法进行正常的思想交流。该网友这种屁股决定脑袋、感情盖过理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还真普遍。

To 欧几难得：非常高兴这几天能和你在虚拟世界里密切地交流。从你的文字可以看出，你是个善良、正直、热心、理智的人。尽管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些冲突，但不妨碍我们成为思想上的朋友。我的文字，大概对你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引起了你思考。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就成功了。另外，那些骂你的评论，我不是有意留着羞辱你，实在是因为这几天上网时间有限，评论又太多，无法面面俱到。其实，我得到的恶评，比你多得多，我从不太在意，否则不正中“坏蛋”的下怀？所以，你也不要太在意。当然，对那些纯属人身攻击的，我一旦发现，会采取措施。(欧几难得:太蔟：本来对这篇我就不想再多说了，鉴于上篇中骂我的帖子你还留着给我看，我想有些话还是说出来吧。首先我表示对你态度上的不满意，无论你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其次要是说在你的博客里允许互骂，也行，咱就弄个骂人专题，谁牛就来，看谁会骂人，而且不用脏字，用脏话骂人我眼里不屑。同样道理，辩论这东西也一样，有理也不在于声音高，帕瓦罗蒂说出来的话不会是最有理的。我前些天也这样做了次方舟子肚子里的蛔虫，这次再做一次季老肚子里的蛔虫当然也无妨。这是我个人性格问题，我在博客里的多方评论中，仅对于丁小平一个人态度上略偏一些，除此之外，还从未曾对其它人有过恶意推断。对于季老，首先我认为他是一个老人，九十多了，无论他有怎么样言语，态度上我必须先去尊敬他，当一个长辈去尊敬他。如果说仅以一个老人的一句话、一件事就完全否定了他，那么再过几十年后，也一定会有儿孙这样对我们，何况这个老人还没有“错”到不可饶恕的地步。再进一步说，如果说一个人的一次错误都不可原谅，那国家完全没必要设立监狱，直接给犯人执行死即可，反正他的行为已经不可原谅了。真是这样吗？下面谈我对此文的一些看法：一、你是怎么定义“迂腐”一词的含义？怎么得出“季老是‘迂腐’的代表”这个结论？1、是因为季老的一句话？还是季老的一生行为？还是季老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还是季老一直一厢情愿地鼓吹用缺失科学与民主的东方文化拯救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因为方舟子先生批评过季老？还或是其它？2、如果说你没有足够多的理由来证明了“季老是‘迂腐’的代表”，那你的文章难免也有“乱扣帽子”的嫌疑。二、写时评有多种方式，可是评人、评事、评一句话……但应该有理有据。我们再读方舟子先生的文章，方舟子是围绕季先生何以能断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为评述，通过条理的论证，一步步指出这个断言的错误，结构清晰、语意明确，是一篇好文章。但太蔟这篇文章之中，我并未获得同感。三、季先生的好人标准，并不是完整的好人的标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但强加于“迂腐”也说理不通。1、季老的八字中，没有排除违法者也为好人的可能。2、季老的“标准”只是种个人主观看法，但不是认定。3、“爱国、孝亲、尊师、重友”就是一种“迂腐”？而“先爱己，后爱国；先爱子，后友亲；先真理，后尊师；先是非，后重友”就是“不迂腐”了？到底“迂腐”的界限在哪里？)

To P.C.：我知道你那“骗子”、“傻子”是另有所指，不过我对你的层次高低之分有些异议，而我这类观点似乎又落在你的涵盖范围内，所以就自动对号入座了。把你拉出来做靶子，其实无非是告诉大家（包括你），有些事并不完全像你思考的那样。(P.C. :突然发现楼主断章取义的能力不下于国内的宣传机器。如果你不是断章取义我说的话，干吗把“傻子”和“骗子”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呢？如果理解不了，再多读几遍，我说你了么？那么急着戴高帽，就不怕脖子疼？季老为什么主张“真话不全说”？这和方舟子在国内批判假药、学术腐败的时候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其根源，指向某党，是一样的道理，这属于斗争的艺术。斗争要胜利首先是要保全自己的，自己保不住，说话的声音传不出去，还斗什么？如果连这也不懂的人，如果不是那种在国内当面不说，背后胡说的主儿，大概也只能在国外跳梁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也同意“真理高于师，是非重于友”，但是在发现自己掌握的其实是真理，或者弄清楚孰是孰非以后，不代表可以得理不让人，对师对友指着鼻子臭骂，这种人只要是在人的社会里都是要臭掉的。一个人要是能做到得理以后，还能容人，哪怕对方根本不接受自己的观点，这个就是高层次。不要说和德才兼备的高人比，有才无德的主儿有时候甚至不如无才有德的。就这么简单。楼主明白了么？从逻辑上分析一下：2+1=3 我说要是能得到3，3>2，因此3是高层次。如果没有那个2，鼓吹1是高层次的不是“傻子”就是“骗子”。楼主却非要纠缠在2和1哪个大的问题上，而且他的结论大概是，只要有人敢提那个1，就是迂腐。而我觉得因为“傻子”和“骗子”的大量存在，而彻底不能提这个1，才是迂腐。1招谁惹谁了？)

最后，我的“四先四后”，并不是在呼吁大家不“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而是叫大家重新思考一下，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爱己、爱子、真理、是非）要先做。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可以休矣！

 

大国崛起是一部漫长而无趣故事片，没有深刻的理论思考，没有具体的理论推延，甚至没有让人觉得兴奋的奇闻逸事，例如一位大师吹了口仙气，石头纷纷跳起堆成了伟大的罗马城。

没有出现一个英姿勃发锐意进取一心要登上世界巅峰少壮民族的豪气干云，没有一个精力健硕胸怀四海苦心成熟种群那份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博取天下精铁铸造依天长剑的豁达，所有的，只是满清遗老那种荒诞不经，衰弱无力的梦话呓语：中央之国，天下至尊。

“大国崛起”是一颗伴随茅台般高楼大厦而裹着农村旱厕味道的迷幻伟哥。

大国崛起于世界之巅峰，唯一的一个标志是：国民能够获取几倍乃至几十倍于其他种群的资源，使其种群充分独立延续，文化充分泛滥于世间。

美丽坚以三十分之一人口消耗掉全球资源供给的30%，欧盟以其两倍人口消耗掉25%的资源，日本同样要消耗掉10%的资源，以人均计算他们所消耗掉的资源是平均数字的十倍，由是，其国民可以完全享受崛起之快乐，超市收款员亦有16万人民币之年薪，可于瑞士滑雪，东亚海滩，乃至大都食烤鸭登长城。

华夏之国民，与西元2007年仍有90%未到过首都，吃过烤鸭，登过长城，此谓不崛不起。

长城始于始皇勾连三国长城以抵御外患，可谓国人古时崛起之物证，论及工程规模今日世间仍无能匹敌，另有阿房宫，骊山陵传今世。

今日亦有野人食一乡血肉，构“白宫”仿天安门为衙，此效先祖之遗风，是以古有孟姜女哭长城，今有一乡泣血咒昏官。

彼俄罗斯有普热瓦耳斯基于十九世纪游离中亚至宁夏青海臧边诸地，观长城感慨无限：此建筑之辉煌举世无匹，但其从未完成过建筑者的本来意图——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个民族所缺乏的不是战略物质上丰裕，所缺乏只是一种生长与内心深入骨髓的精神长城。

普氏死于中亚腹地的探险之中，并未有幸目睹20世纪马其喏防线的崩溃，但是这种真知灼见难免穿越时间迷雾。只不过作为俄罗斯帝国总参谋部的军官，他还不能领会：一个民族的真正崛起，不是其拥有多少历史建筑，多少文物古董，多少珍贵的绘画书籍，更不是在发达都市建设了多少摩天大厦，而是一种深深植根于这个民族血脉骨髓深处的永远不甘落后，誓要登上世界巅峰的决心与信念。

美丽坚民族在与君临天下的日不落帝国誓死决战之中已然崛起，法兰西在擎起自由的战旗中已然千古不朽，大和武士在大阪事件中横刀挥向列强颈项时已注定要用铁舰与血肉将战火燃烧到白人世界，德意志在隐忍法尔赛和约的瓜分与羞辱的瞬间已然登临星空，丘吉尔所言的“另一场三十年”战争便在酝酿之中。

回首伟大的华夏的昔日辉煌，在亚历山大仅能使用五万马其顿步兵征服地中海的时代，大秦帝国已然在操纵百万军队横扫中原，强大的汉帝国会令罗马帝国庆幸未曾比邻，强盛少壮的华夏种群在盛唐之后渐渐老态，糜烂残暴，刻板愚弱令华夏血气不在，刚愎自用，麻木腐朽，大秦陆军横扫千军气吞洪荒的伟大尚武精神在盛唐最后的光照天宇之后，星光永远的黯淡下去。

充满光荣的种群再不能依靠自身的光荣从更为广袤的上天福祉中寻求上天的恩泽，为种群从生存空间的扩张中谋求更多宝贵的资源，怯弱卑鄙的统治士族讹诈民脂民膏，向弱小的异族进贡朝拜以换取他们可以更长久的霸占讹诈这个伟大民族的专有权力。

丧失了武勇精神的糜烂种族，将不会在更广袤的土地得到上天的赐予福祉，沦亡了进取之心的麻木种族，将不能从对已有的土地之上谋得更多人为的奇迹。卑猥怯懦的充满占有欲望的士族，更多的攫取人民血肉，将是他们保持奢华无耻生活的唯一手段，更多的牢笼，更多的等级桎梏，更多卑鄙无耻邪恶的文字狱，不但令伟大的华夏骨瘦如材，而且思维凋敝，被异族屠杀奴役，乃至卑躬屈膝，种种令这个种群祖先于泉下痛哭失声，伟大尚武军魂蒙羞受辱的勾当，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耻辱横亘七百年，至今依旧无法洗脱。

马可波罗，扎玛仕在传记中所描述遍地黄金的奢华都城，雄伟的建筑，精美的食物，华丽的丝绸，以及无穷尽的宫廷宴乐，令尚处在中世纪昏暗之中的欧洲人惊呼为天堂。无法确证西欧人是否是接受了蒙古对华夏统治的启发才开始探索向东方的攫取之路，但大航海时代的海员无一不是要找到东方的黄金帝国，而满清的侵略无疑是受到这种启发，而更近时代的日本则与满清如出一辙。

但是，唐之后华夏再无出击广袤地域的信念，卑鄙怯懦的士族也无发奋求新的科学精神，所谓物欲横流的黄金帝国，只是建立在无休止欺诈剥削民脂民膏的等级制度之上的，金碧之所以辉煌，乃是血肉之所以干涸，华夏之所以羸弱的根本。

近来一种声音甚嚣尘上，那就是：恢复华夏传统文明，发大国盛世的清秋大梦。但这种荒谬论调决不是要复大秦军魂，大汉军威，先秦诸子青春狂放的辉煌思维革命。

而所要复只是埋藏于黄金帝国尸骸之上的丑陋无耻，丧尽天良，令华夏种群伟大光荣尚武精神遭受无尽屈辱的等级文化！贱民不得允许进入帝都以及都市，贱民不得允许不得发出呻吟，贱民不得允许不准进入官老爷的衙门！

一国之崛起，国民所能企盼的是什么？科技昌明，用有限资源谋取更优越的民生环境，种群强大，在贸易与奋斗中得到更多生存空间。而决不是令一群丑陋恶心的蛆虫盘踞殿堂，大食人民血肉，并且要用腐朽卑鄙的等级制度保佑其世代永享这种卑鄙无耻的勾当。

这些人间蛆虫不但利用权力吸食国民血肉，而且大言不惭的雇佣连蛆虫也够不上的可怜细菌文人来重造该诅咒的等级制度！东部血汗工厂的童工女工每天十六小时的辛勤工作换取微不足道并且毫无保证的薪水，西部煤窑的矿工用生命换取不到饿狼矿主1/20的收入，国民血肉被用来交换成滚滚迩来的资源，名车豪宅华厦显衙，这难道与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帝国有所区别么？一小部分占有几百倍的资源，绝大部分色木人终生劳作仅能得到糊口，而且这种糊口的机会也是一种莫大的恩赐，大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一纸准入法律令这种糊口的机会也消失不见。这些高高在上的无耻之徒甚至连子孙的福祉也毫无羞耻的尽情掠夺，为一己之私利，将青山绿水锦绣山河遍体疮痍，各种毒物弥漫于上天赐予华夏种群生生繁衍的土地上。

崛起？

将十二亿人推入中世纪等级制度深渊，五百万饱食无厌的恶鬼道！

 

胡锦涛扳不倒上海帮

在元月九日举行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九个政治局常委，唯独黄菊没有出席会议。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天，《世界财经报道》就率先报道说，中纪委将披露陈良宇案进展：“随着调查的深入，陈的违纪违法问题，比最初公布的还要严重。”然而，胡锦涛在这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没有提及陈良宇案的具体查处情况，仍然是千篇一律的口号：“保持惩治腐败强劲势头，坚决惩处腐败分子”，“依照党纪国法，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由此可见，他是一手紧攥着权力担心被抢走，一手心不在焉地调侃，正表明他“手拿碟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的无奈。

全会公报并没有普遍认为的那样公布“陈良宇更严重的问题”，只是通过媒体说：“至于为外界广为关注的上海社保案，接近纪委系统的人士称，相关调查还在进行中，据相关人士透露，一般而言，陈良宇案涉案问题会比已经公布的严重。”这种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报道，不仅说明胡锦涛执政以来的政治制度没有进步，更凸显他执政能力的脆弱；不仅证明胡锦涛扳不倒上海帮，更主要是对陈良宇及其后台无可奈何。民众早就臆测，即使将来公布了陈良宇案的“最新进展”，那也是经过“过滤”、“缩水”之后的“洁本”。

贾庆林：不走西方民主道路

去年十一月，胡锦涛的智囊之一，中国编绎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文章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一石击起千层浪，这篇文章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在知识界、文化界，有些人认为是胡锦涛啓动政治改革的信号。

俞可平的话音刚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就公开地跳了出来，他在二00七年元月号《求是》发表文章《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文章说：“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言而喻，贾庆林的文章是针对《民主是个好东西》来的，是认为“民主不是个好东西”。

上海帮剑拔弩张，引而不发

现时中共高层最大的隐患在政治局，人们传说的“胡曾联手”是一种假象，曾庆红不是弃张鲁而投刘备的马超。

曾庆红的支持者呼吁：“党内要恢复到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时期。”这是毛泽东担任中共军委主席、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格局。一位江家帮消息人士指出，中共内部有人认为，现在不需要一个人把着三个大权（指党政军集一人身上）。也就是指胡锦涛不能一人独揽大权。

“分权”不是目的。曾庆红逼胡锦涛让出国家主席不是孤立的，实际上是瓜分胡锦涛权力的第一步举措。

胡锦涛是邓小平指定的隔代接班人。江泽民退位时，即使一百个不愿意，他最后不得不把权力交给胡锦涛，因为他不能违背中共体制的“潜规则”。交权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经过四年的运作，被江泽民视为看守政府的胡锦涛似乎失去了操控大局的能力，上海帮现在是剑拔弩张，引而不发而已。

毫无疑问，黄菊已经“一蹶不振”，从此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但这些并不会影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上海帮大局。从国内媒体的报道不难看出，曾庆红更加活跃。黄菊的下台，将可保全曾庆红等人“成就大业”，将胡锦涛困在核心，有如泥牛入海不能自保。

胡权力可能被架空

最近，社会上有两件事又一次吸引海内外的注目。一件事是四川大竹县十六岁的迎宾小组遭强暴惨死引发万人抗议，愤怒的群众自发地聚集起来，要求追查凶手。地方当局出动了大量的防暴警察和部队，双方发生冲突，多人受伤。期间事发酒店被愤怒的群众放火。另一件事是，《中国贸易报》山西站记者兰成长在山西大同浑源县一个非法采煤点采访时，被矿主纠集八名不法人员殴打。兰成长被打伤，次日死亡。地方当局不仅不出来主持公道，反而声称兰是因“敲诈不成被打死”。两件事皆暴露了官权的黑恶。

胡锦涛上台以来，从提出“以人为本”的亲民路线到倡导和谐社会、八荣八耻，从修订党政干部廉政手册到中央“空降”省、市纪委书记，为什么官权反而更加凶残，更加贪婪呢？其主要原因是胡锦涛无暇顾及底层与民间，他本身处在权力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只好“放官自流”。

要肃清上海帮，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剖上海，全面调查从江泽民在上海当政时期以来的上海政治与经济，这才是上策。但是，胡锦涛没有能力这样做。现在，他失去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共十七大他很可能会被架空。

胡锦涛不具备毛泽东的政治资本与煽动性，他不可能登高一呼，群山响应；曾庆红也不可能巨手一挥，人仰马翻。胡锦涛在斗智斗勇方面肯定会逊色于曾庆红。曾庆红将会取得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腐败权贵的支持，而胡锦涛也许在道义上取得弱势民众的拥戴，两者将不会有赢家。

二00七年元月二十日

 

当代社会学的一位泰斗，斯坦福大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早年发表过一篇论文（Mark Granovetter，1978，“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83，no. 6，pp. 1420-1443），可是被政治家们遗忘了，今天读来格外有意义。论文标题可直译做“集体行为的阈值”，这一理论的适用情形，作者列出了八类：创新扩散过程，谣言与疾病传播，罢工与骚乱，政治选举，教育投资，社交，移民，社会心理。

格兰诺维特这一理论试图解释的上列八类现象，其微观机制是社会心理学家熟知的“个体从众倾向”。贝克尔和墨菲在新作《社会经济学》中试图解释的也是这类现象，只不过他们引入的核心概念是“社会资本”而不是“阈值”。根据贝克尔的定义，凡影响个体行为并且不显著受个体行为影响的集体行为因素，都可归入“社会资本”概念。由此，贝克尔推演出一项基本原理：群体行为可以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以致在该群体内没有哪一个体感受到自己的行为发生显著改变时却可以感受到群体行为发生了显著改变。这一原理十分类似于格兰诺维特在这篇论文里论证的集体行为基本原理，该原理被通俗地称为“多米诺效应”——即社会骚乱往往只需要第一个人参与，然后，由于集体行为可能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集体意识”被这第一个人的行动激活，迅速卷入骚乱，后者于是升级为“社会动乱”。

让我们试着运用格兰诺维特的模型来解释某一类动乱。假设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对当前社会状况不满意，但每一个人只在看到“足够多的人”参与骚乱时才参与骚乱。假设不同的个人对什么是“足够多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从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百，均匀分布在某一实数区间上。假设社会由100位成员组成，第1位成员的心理阈值将使他在参与骚乱的人数达到人口的99％时参与骚乱，第2位成员的心理阈值将使他在骚乱人数达到98％时参与骚乱，……依此类推，第99位成员将在骚乱人数达到1％时参与骚乱。现在，假设第100位成员将是第一个行动者，他的行动可以仅仅是打碎一块橱窗，只要这一打碎橱窗的行为被第99位成员看作是“骚乱”就够了，就足以触发“多米诺效应”，最终使全社会陷入动荡之中。

可见，假如我们承认格兰诺维特的模型符合我们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基本观察，那么，我们就应当认真对待这一模型并且认真研究那些触发了第一位社会成员的骚乱行动的因素。同理，对每一篇文章的作者而言，或许最好的选择是回避讨论这类敏感议题。可是对群体而言，每一个人的这种回避态度最终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

为缓解潜在骚乱的多米诺效应，我们应当研究上述那些首先发动骚乱的社会成员的心理阈值——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一显然太低的阈值？通过何种途径可以提高这一阈值？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下可以把骚乱的心理阈值提高到永远不发生骚乱？与这些问题对应，我们有下列基于普遍观察而提出的问题：最初的骚乱总是收入最低的人群发动的吗？教育程度与参与骚乱的心理阈值之间具有负的相关关系？具有正的相关关系？还是具有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为什么“中产阶级”往往是社会动乱的受害者？民主社会的许多日常骚乱确实可以避免颠覆性的社会动乱吗？为什么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可以有效避免社会动乱？

由于篇幅限制，我只讨论上列最后一个问题。我假设这一问题所根据的观察是普遍获得认可的，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确实已经有效地避免了社会动乱。为什么会是这样？基于哪些心理机制和社会运作的原理？难道不可能发生因价值多元化而起的社会动乱？

首先，任何一位社会成员，为了要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已经多元化了的社会里正常生活，就必须适应多元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所谓“见怪不怪”。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宽容”——对异端的宽容。对主流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反叛行为，每一社会成员都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最本质的特点，洛克在他的名篇“论宗教宽容”里有所论证，但更雄辩的论证来自社会实践的历史。宽容的态度导致了政治温和的中产阶级立场，后者构成了社会顶层和底层之间尖锐冲突的缓解区域，有效地防止了社会动乱。

在一切能够降低骚乱的心理阈值的愚蠢政策当中最愚蠢的，是所谓“愚民政策”。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趋同，并由这一趋同而形成防止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资本。这样一种政策将把最大多数社会成员改造为“愤怒青年”，让他们具有最低的骚乱阈值，他们将以微不足道的借口参与骚乱，因为他们的头脑不能想象任何更温和的批判手段。

所以，我们的政策不仅必须防止严重不公的收入分配，而且必须防止愚民式的宣传。明智的政策是尽量开启民智，让宽容态度成为时尚，鼓励市民公开批评政府，让官僚主义者们不敢坚持愚民政策。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学术委员会主席，《财经》学术顾问，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Renaissance Team顾问）

 

学渊评：放了一个高耀洁，就说是“胡锦涛专门批示”的，只要有一点好事，就是胡锦涛亲自过问的。既然胡锦涛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禁书”为什么就不是他“专门批示”的呢？凡是捅了漏子的事情就一定都是别人干的，于是邬书林就得替他“下地狱”了。打卫星的事情，国际反映很强烈，他就对美国方面说是军方瞒着他做的，这又是不是出卖军事机密呢？处置陈良宇的即刻，就通过港澳亲信媒体说，是曾庆红设了圈套，让江泽民在病床上同意了的，还表了“活该”的态的。还有那个“反日运动”，恶果刚刚开始形成，又通过人放风说是曾庆红搞的，究竟是胡搞还是曾搞？也是必须说说清楚的。中共活了近八十五年，左倾错误无计其数，但总还有人认账的；到了这位胡锦涛手里，不但赖了，而且还要陷害左右的同志了。邬书林、曾庆红、江泽民等同志能顾全大局，愿意替他背黑锅，是他们心甘情愿；纵使中共能活一百岁，但这样的党内生活却也未免太黑暗了。

胡锦涛专门批示：允高耀洁赴美领奖

自由亚洲电台含青的报道/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允许被软禁的河南省医生高耀洁，前往美国领取女权活动人士奖，这一奖项是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为了表彰高耀洁在维护被艾滋病毒感染的病人权利和防治艾滋病方面作出的贡献，而颁发的年度奖。

高耀洁医生在河南的家中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表示，颁奖仪式将于三月十四号举行，目前她的赴美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将于二月二十五号启程赴美。高耀洁医生说，原来有关当局一直试图阻止她去美国领奖，并从二月二号起开始将高医生软禁在家，并切断了她与外界的联系：

“二月二日起就把我软禁在家，直到十六号才说同意我去。记者‘为什么要软禁您？’那我不清楚，警察很多，连我女儿都不让上楼。电话切断十几天，到十六号才通。”

高耀洁医生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曾三次到她家：“到我家三次，最后一次告诉我可以去了。第一次就是来看看，也没说坚决不让我去；第二次就说是春节了，来看看我；第三次，十六号晚上八点来了说是尊重我的意见，是代表河南镇政府，说我想去他给办手续。”

但高医生表示，他说这话等于没说，因为在陈全国没来之前，她的赴美手续就已经办完了。

二月二号起就把我软禁在家，直到十六号才说同意我去……

据悉，在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的全力帮助和海外媒体的大力呼吁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此作了专门批示，有关当局才允许高耀洁医生前往美国领奖。高耀洁医生告诉记者，在这之前，为了阻止她去美国领奖，当地妇联和卫生部门多次派人到她家中，试图说服她，让她自愿不去领奖：

“那时很多人，妇联的、什么的人可多了，天天快把我累死了。妇联的就直接说让我自己说不去了，我说你们说不叫去可以，到我不说我不去。来了很多还有一个秘书长，省长、省委书记等等。我问他们说，我犯了哪一条法？要软禁我，他们说没有，没有什么警察，实际上警察就在我屋门外坐着的。”

高医生说，有关当局还给她的子女施加压力，以迫使她放弃，高医生说：“给我子女施加压力，叫我说有病不能去，我说我不能欺骗全世界人，我没病嘛。我儿子跪在我面前两天，因为他的压力太大，让我接受，但我不能说假话。”

由于高耀洁医生在维护中国艾滋病患者权益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她多次获得国际组织的赞扬和嘉奖。这次是她第三次获奖，前两次都因为有关当局阻挠而无法出国领奖。当被问到这次她获奖的感受，高医生说，其实，她开始从事艾滋病的防治和维护艾滋病人权益的工作，完全是出于一个医生的同情心：

“其实我不知道艾滋病后面有这些，我只是一个医生的同情心。我很早九六年四月，有个人输血得了艾滋病，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手术输血传播？我就开始注意。”

高医生说，她与政府的矛盾，主要是在艾滋病在中国大陆快速蔓延的主要原因上有分歧，高医生认为，输血是艾滋病在中国感染和蔓延的主因，而政府则认为性传播和毒品是主因：“我是误入歧途了不知道这后面这么复杂，这么多黑幕，我是医生，不能说假话。要留清白在人间，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输血是主要原因，因为是我亲眼看到的，跟政府我就根本不能放弃。父母死了，孩子就没人管了。”

高医生说，由于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住得很分散，又怕政府说他们卖淫买淫或使用毒品，所以不敢暴露自己患有艾滋病，也不敢去领药品。高医生说，为了了解情况，她曾冒着摄氏三十九度的高温，去寻找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为他们送免费药品。高医生在她的博客上已经公布了一百多例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高医生说，人们可能有误解，以为输血感染主要发生在河南，其实，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是山东生在河南工作的，实际上输血传播不光是河南，是全国性的，八十年代就开始死人了，开始不知道是艾滋病，死的不知道多少！”

高耀洁医生告诉记者，这次她来美国领奖时，将带来几张为艾滋病人拍照的光盘，她说，这些光盘以事实说话，不会骗人，也不会掺假。当被问到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治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蔓延，高耀洁医生表示：“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把血的问题解决了，特别是输血传播是非常无辜的；第二是把病人的治疗和生活问题解决了；第三要把骗子解决掉，一些人说是祖传秘方治爱滋，骗病人的钱。”

高耀洁医生被誉为“中国民间抗艾滋病第一人”，她原是著名的妇产科医生，一九九六年开始关注艾滋病防治工作和艾滋病人的处境。不过，高医生却称自己是失败者：“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

高医生最后再次表示，她为艾滋病患者奔走呼号，不是她有多大的勇气，而是出于一个医生的良心而“误入歧途”：“我是误入歧途了不知道这后面这么复杂，这么多黑幕，我是医生，不能说假话。要留清白在人间，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对于七十九岁的高耀洁医生来说，开弓没有回头箭，高医生说，面对无数死去的艾滋病患者和现在还在与艾滋病搏斗的人们，她除了继续为他们奔走呼号之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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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胡锦涛温家宝拜年：大批访民聚集北京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大批来自中国各地的访民春节期间聚集北京。有的人因为给胡锦涛、温家宝拜年兼请愿已被截访，有的人则为了在即将来临的两会期间见一见代表诉一诉冤情、或者怕被送回老家后遭关押而东躲西藏。

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北京一些领导人的住处：玉泉山、东郊民巷，党政机关所在地：天安门、府右街等地聚集着数百访民要给胡锦涛、温家宝拜年兼请愿。这些人几天来被陆陆续续地截访，有的带到马家楼临时收容站，有的被带到不知名的接见站。一些访民星期二对本台表示，被带到马家楼的人估计已经全部被截访回原居住地。

上海有五十多人在新年前后被截访回家。徐先生等十八人在准备向温家宝拜年请愿时被带到一处不知名的接见站关押。在上海的徐先生星期二通过电话对本台表示：

徐先生：我们去向温家宝拜年的。

记者：你们见到他了吗？

徐先生：没有。

记者：他有没有派人来接待你们？

徐先生：我们那个时候就被人截访截住了呀.还没有进东交民巷就给截访了。

记者：后来直接送到哪里？

徐先生：不是马家楼，是中央的（一个接见站）吧。

玉泉山、东郊民巷据说是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住处，这些地方范围不小，胡、温两人确切住在哪里访民们并不知道，他们漫无目的地去找，是因为病急乱投医、希望有人能作主解决问题。仍在北京的访民郑先生说：“这个怎么说呢，老百姓到处告，（但）上访后谁都不管。你越不让去的地方可能就是越有点效果，老百姓就是抱这点愿望。

来自黑龙江的王女士则告诉记者，国务院信访局局长王学军大年三十、上星期六晚上去到国务院信访办视察，警察们为局长维持秩序时，打晕了一名带着小孩的妇女：“阴历三十那天上午十点，王学军局长到信访局去检查，刚从大门进来，上访员一千多人全拥上去了，有一个女的还带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连喊带哭的。当时警察就把那个女的打了。

记者：王学军看到警察打人吗？王女士：当时拉的时候王学军看到了，他喊了一声你们别打了。等王学军上楼了，三个警察把那个女的（打昏了），扔到外面去了。那小孩吓得大哭，我们说你看她有孩子你打她干什么？警察说，局长来了，你们闹事，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我们说大年三十，如果地方官员能有作为的话，我们能来吗？

王女士还告诉记者，当局把上访者视作贱民。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一○、急救中心故意不及时抢救，致使一个叫王连庆的吉林人心脏病发死亡：“十二月二十一号，是（吉林）延吉市上访的，当时他心脏病复发，报一一○，打了四次是右安门派出所的，右安门派出所问了四次说要是上访的就不管，是做生意的就管。后来没有办法了到第四次，大家说干脆就说是做买卖的吧，后来电话就接了，但等一一○到了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四十分钟了。

尽管在北京的上访饱受岐视，生活条件艰苦，还要防备截访，并且到信访能解决问题的比率并不高，不少人抱着留在北京即留住希望的想法，东躲西藏地逃避越来越严厉的截访。

大竹民众不满当局处理莱仕德饭店命案，发生骚乱并火烧饭店的录像。此段录像曾被数次放上国内网站，但每次均被网站管理人员迅速删除。录像人特别将录像传给本台记者。

不久前发生在四川大竹的事件，凸显了大陆官民矛盾的发展，正在使胡锦涛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

大竹事件，起因于去年底十六岁的酒店迎宾小姐杨代莉突然死亡。案发后，地方当局有意拖延不侦破。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死者出身农民家庭，没有权势，更重要的是，他们心中有鬼，知道一旦破案，就会暴露自己的非法利益。杨代莉生前服务的莱仕德商务酒店，是派出所长徐达祥的私人产业。这里既是官员们的乐园，也是提供色情和毒品服务的场所。记者报道，家人早就被告知，杨代莉生前对酒店十分反感，已决定辞工。杨死亡半月之后，当局对家人不仅没有任何交待，还派出警察，对家人和不满的群众施压。1月17日，当局的无理与蛮横终于触发民变，酒店浓烟滚滚的照片随即在网上迅速传播。

事件发生后，大竹县委书记王伟，公安局长赖劲松丢官，酒店的实际业主，派出所长徐达祥被捕。但是，参与冲击酒店的民众，也有数人被捕，包括制造谣言和趁火打劫者。

近年来，大陆官逼民反的“群体事件”越来越多，但大竹事件不仅是这些事件中最新的一桩，还反映了大陆官民矛盾的新发展。大竹事件表明，地方官员不会因胡温的亲民姿态，就改变欺压百姓的态度，更不会因为胡锦涛打了几个贪官，就不敢官官相护，徇私枉法了。前些年，许多“群体事件”的直接诱因，是征地拆迁，国企改制。这类事件背后虽然一定有地方官员的非法利益，但多少还打著一点“公务”的幌子。而大竹事件则表明，地方官员越来越赤裸裸地利用权力，保护自己非法的经济利益。

地方官员，尤其是县以下的官员越来越胆大妄为，铤而走险，背后有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胡温上台以来，高官捞取私利的“合法”空间并没有被压缩，而小官捞取私利的“合法”空间却越来越小。江泽民时代的潜规则是，“你捞我也捞，上下一齐捞”，但这样的局面难以持续。征地受到控制后，断了基层官员的一大财源。而基层官员深深卷入的许多产业，如小煤窑，小化工，色情、赌博，则直接带来严重的环境和社会后果，胡温如不管制，危及很快就会爆发。对比之下，大官们获利的手段则比较“干净”和隐蔽，他们主要靠垄断信息和干预政策来牟利，不需要摘下白手套。别无选择的小官们若不甘心就此罢手，就只有走上与中央和社会非法对抗之路。

更多基层官吏选择与中央对抗，与社会对抗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人对自己的仕途越来越不看好。大陆官多为患，早已不是秘密。据南风窗报道，胡锦涛终于决定，把各级“领导岗位”的数量减下来。据估计，十七大之前地方党政换届，将至少有十万县、乡官员，失去“领导”头衔。由于新班子要比过去更加年轻化，许多失去头衔的人尚在壮年。

如何安置大批退下来的“领导干部”，胡锦涛并没无良策，官员们自己则十分清楚，要维持锦衣美食的好日子，只有靠及时变现手中的权力了。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民众在贫困的逼迫下，走上非法谋生的道路。今年春节前，欺诈、盗窃和抢劫，达到了新的高峰。甚至出现小偷在网上结盟，打出“我是小偷我怕谁”的口号。为了维护中共政权，胡温当局将不得不一手抓贪官，一手抓盗贼和暴民，在两条战线上升级战争。看来，2007年大陆绝不会压缩扩建监狱的投资，因为不仅要关更多的盗贼，还要关更多的贪官和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