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春佳节的时候，两岸的领导人都是不能免俗，总得要有一些与百姓拜年的活动。

在中国大陆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就要深入民间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以温家宝而言，其实他本来已是一位经常在地方上走动的领导人，在他过去担任数十年公职的时间中，他去过全国各地许多的地方，主要目的当然是要去体察民隐。不过，大家都知道领导人春节探访民众都是形式重于实际，究竟他们对当地的真正情况了解有多少呢？这真的是一个问号，理由是因为要纯粹靠他们个人的判断力。当时，他们都会被地方干部包围著，甚至所访问的家庭很自然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他们总不会让国家主席和总理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吧。因此，问题就在于领导人到民间究竟能掌握多少实际的情况呢？

而这对于一些开放、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很简单的，因为她们的社会是开放的，其资讯自由流通，而政府的决策是来自民间的，民意可以输入政策，当然就不会出现跟民意脱节的问题，因为会有许多议会的议员和媒体监督政府。不过，对于极权的国家来说，她的领导人就真的要靠自己的良心和判断力，才可以有办法去了解真真正正的民隐，然后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看到胡锦涛和温家宝到处探访民隐，都会觉得真的是形式大于实际，不过，做了总比不做好，而事实上，这两位领导人的亲和力是相当强的。

至于在另一方面的台湾，马英九和陈水扁也同样地跟市民一起过年。当然，陈水扁就一定是返自己的家乡台南发红包，年年如是，但是对于整个台湾的其他老百姓，陈水扁究竟又做了些什么呢？在过年的时候，他又能给与台湾的民众一些什么愿景呢？至于，马英九在这个新年一定是过得非常不开心，原因是他因为首长特别费的问题被检察单位起诉他贪污，不过，他仍然要出来曝光，因为他已经宣布要参加零八年的总统大选。

其实，台湾的领导人平时跟民间的接触已经很密切，而台湾的社会也是相对比较开放，传媒又比较敢说话。以前，台湾有一位蒋经国总统，他对台湾十分有情，即使在当时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下的台湾，他连最小的乡镇都到过，全台湾几乎没有地方没有他的脚印，因此蒋经国得到台湾民众的爱戴和拥护，即使他不是一位由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他知道他一定要跟台湾的人民痛痒尤关，才能管治这个社会，所以目前国民党的领导人应该多多少少要受到蒋经国亲民作风的感染，尤其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就更加应该如是。

我们看看在过年的这一段时间，两岸的领导人都是希望摆出一副“以民为本”的姿态。其实，人民才是目的，国家和政府只不过是手段，两岸的领导人在新年的时间到民间体察民隐，与民众接触，在现代社会中，这是一种十分布人情味的表现，尤其是在中国人的社会，我们是应该给与肯定的。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在制度上，如果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是选举出来的，就像台湾那样，他们到民间去的意义才更加重大。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三部分 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

反日爱国的精明、懦弱和流氓

四 反日爱国和畸形分裂

当下中国是个高度分裂的社会，除了改革上的政经分裂、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发展上的东西部不平衡，全社会性的言行背离，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之外，在一系列重大时政问题上，官与民之间的对立也极为明显，以至于，民间众多正当诉求及自发维权运动，都要遭到官方的严格限制和残酷镇压。

畸形制度下的中国爱国主义运动，最大的特征就是其犬儒化的内在分裂，既是官方对民间爱国运动之态度的分裂，又是民间爱国者慑于政治恐惧而谨守自律的分裂。

（一）官方对民间反日风潮的左右为难

在爱国问题上，特别是通过“反日反美反台独”来表达的爱国主义，官民之间似乎保持着高度一致。最近一段时间，大陆掀起反日狂潮，再次凸现了这一点。

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与海外数个华人团体一起，发起了自中国有互联网以来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日签名活动，到截止日期，号称签名人数高达二千八百万之众。如此巨大规模的网络群众爱国运动，远远超过当年江泽民发动“校园拒绝邪教”运动时的“百万人签名”。无怪乎，官方新闻发言人一再强调：希望国际社会重视这一强烈而广泛的“自发民意”。

看看近一周的大陆媒体，电视、报刊、互联网……满眼满耳都是“反日”的言论和影像，无论是正在印度访问的总理温家宝还是外交部官员、新闻发言人，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般民众，所有的发言，几乎是清一色的反日言论。只有所剩不多的民间网站上，偶尔还会见到质疑这股反日狂潮的言论，但马上会被咒骂的跟贴淹没掉。

由沈阳开始，继而波及全国多个城市的“抵制日货”，甚至发展为打砸行为，但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严重交涉，中共官方的回答，只是玩弄外交辞令的模棱两可。

最激烈的反日行为是官方允许的游行示威：4月2日和3日，湖南长沙、四川成都、河南洛阳、广西桂林、重庆，福建厦门、辽宁沈阳，都发生了小规模示威游行；4 月9日和10日，北京、深圳和广州，又接连爆发上万人的反日游行示威。与此同时，上海、江苏苏州、江西南昌、浙江宁波、海南海口，山西太原，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反日游行示威。全国各地的示威者们，高举标语，高呼口号，反对日本“入常”，抗议新版教科书，保卫钓鱼岛、要求日本道歉、号召抵制日货，焚烧日本国旗；激进者还向日本大使馆及大使官邸投掷石块、砸毁窗户，在沿路上以石块攻击日本车辆、日本餐厅、日资企业广告招牌等。半月来的反日行动，已波及全国超过20个省区近40座城市。有媒体称：中国的反日大风暴，将发生在5月4日的五四青年节，目前已有上海、杭州、郑州等地民众开始网上串联。

最激烈的反日行为发生在最繁华的大上海，两名日本大学生在一个餐厅里被人用啤酒杯和烟灰缸击中头部。这是上个星期中国爆发反日抗议活动以来，第一个袭击日本人的事件。

对日本政府抗议中国人的暴力反日，中共政权却回答说：主要责任在日本。

许多境外媒体评论说：中国持续一周的反日游行，是继1985年以来北京大学生上街抗议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二十年后的首次，也是1999年的反美游行以来的最大一次。

本来，反日爱国是官民的共同诉求，不仅应该得到官方的恩准、默许、支持、纵容，而且对这些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更应该加以广泛报道和大肆宣传，如同中共政权恩准的所有重大的民间活动一样。然而，任何浏览过境外媒体和中国媒体的人都会吃惊地发现一种怪异的对比：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所以，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的反日游行，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而中共官方却同步发出指令，为反日风潮降温，致使中国媒体一片沉默，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除了新华社在4月9日下午发出一条80多字的短讯之外：“ 4月9日上午，北京数千人在中关村一带集会、游行，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呼吁抵制日货。警方出动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附近道路一度交通堵塞。”其他的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则是一片空白。

不仅官方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央视及其网站、千龙新闻网……皆不屑一顾这罕见的大新闻，而且新浪、网易、搜狐三大商业网站也只字未提。甚至，连被官方网开一面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道；连一些著名的民间BBS如“关天茶社”、“世纪中国”、“文化先锋”等，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

这就是中国新闻的常态：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非不能也，而不为也！这实在是中国媒体及其新闻人的巨大悲哀，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如何能办出高质量媒体和练就优秀新闻人？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假如有几十家媒体同一天对游行加以报道，中宣部又能如何？

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垄断性的，因而在骨子里是敌视民意的，它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最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洪水猛兽。50多年的中共独裁，已经习惯于垄断一切，不可能允许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而民间却不可以说。高官们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的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却被双双劳教；高官们可以大讲“修宪”，而民间讨论修宪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以禁令和监控来禁止之恫吓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处大演“爱国秀”，民间的爱国赤诚却被遮蔽在黑幕后。

中共独裁的霸道，不仅在于自我授权的代表一切和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在于救主的大包大揽和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进而把所有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大到包产到户、私营经济飞跃、抗灾抗炎、废除收容遣送，小到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奥运金牌、科技发明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最高独裁者的“思想”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

现代政治文明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以生命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中共政权说：即便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也要剥夺你表达意见的权利。

所以，中共对民意，也象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有利时用之，不利时镇压之。使馆被炸，批准几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街；而伊拉克战争和对日索赔，几十人的集会游行都不批准。

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一有自发的民间群体运动，人们就能经常能听到“爱国无罪！”这一口号。显然，人们在走上街头时高呼这一口号，必定有着极为明确的所指，那就是针对认为“爱国有罪”的政权。因为，1949年中共掌权后，这一政权在本质上敌视任何自发的民间诉求及运动，除非是由政权发动或操控的群众运动，否则的话，官方决不允许任何的独立民间组织和自发民间运动，对民间的爱国主义也不例外。所以，在当下中国，严格的讲，凡是真正自发的民间运动，从来就没有过“爱国无罪”时候；凡是可以“爱国无罪”的民间运动，又都不是真正的自发民间运动，至多是官方恩准的“准官方”群体运动。而那些得不到官方恩准的民间自发爱国运动，肯定都是“爱国有罪”的“动乱”或“暴乱”，比如八九运动和法轮功请愿。

在此次反日风潮中，一向最忌讳自发的民间街头政治的中共政权，却破例恩准、起码是默许多个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甚至对一些过激的暴力行动不闻不问。官方虽然出动了大量警车和大批警察，但并未像对待其他民间的游行示威那样，或扼杀在萌芽状态，或加以强行阻拦、驱赶和抓人，而是在牢牢控制局势的情况下加以默许。

现在，官方已经发出为民间反日游行降温的明确信号。针对日本外相4月17日访华，大陆民间正在组织更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但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发出通告，重申游行必须经过批准。北京高层也责令有关机构调查此次反日游行的民间组织者。同时，官方也对类似我这样的敏感人士严加防范，多个境外媒体打来电话，要就反日风潮进行采访，但记者的问题还未提完，电话就被掐断。

六四后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官方的煽动和操控高度相关。官方为了政权稳定及权贵们的私利最大化，既要利用民间的爱国情绪来达到其国内外的政治目的，又要防止民间爱国这把双刃剑伤及现行制度及秩序。对内，中共既要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和转移民间不满，又要严守稳定第一的底线，谨防民间的爱国运动转变为反政权运动，严格防范运动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向政权挑战的行为。对外，中共既要利用民间爱国情绪来制衡美日联盟，又要谨守机会主义的低调外交。

（二）民间反日爱国的分裂

就民间的分裂而言，参与此类爱国行动的大多数，都处在“表面勇敢”和“内在懦弱”、“义正辞严”和“是非混淆”的悖论中。

那些振振有词地质疑和谴责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学者专家们，却从来不敢质疑和谴责中共对抗日历史的更为无耻的篡改。他们对日本侵华期间的“南京大屠杀”刨根问底，却对中共掌权五十多年来和平年代的种种屠杀本国人民的暴行不闻不问。而且，有太多的所谓专家学者们，过去和现在都在积极参与中共篡改历史的谎言工程。看看大陆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吧，那里的谎言比之于日本新版教科书里的谎言，其数量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其性质不知要恶劣多少倍！对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编写，几乎在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上都撒谎！

那些敢于隔海臭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愤青们，却对中共党魁们参拜暴君毛泽东亡灵的举动不置一词。

那些天天谴责美国和全球化的新左们，不但对加于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字狱视若罔闻，而且对加于“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同道们的文字狱也假装不知道。

那些参加反日游行、高呼反日口号的人们，却很少有人敢于抗议官方媒体的普遍沉默，要知道，媒体对他们的反日游行的沉默，是对其爱国热情的无视和亵渎，其总根源是中共政权的封杀令。

那些发狠要抵制日货的人们，抵制的都是别人拥有的日货，而对自己家里的日货则精心保护；砸别人的“广本”轿车时底气十足且兴高采烈，而自己的日本品牌的轿车要毫发无损。

反过来，在政治恐怖的恫吓下，在利益收买的勾引下，在谎言灌输的愚民下，愤青们最擅长的是精明而又盲目的无耻，得到最大发挥的是“被恩准的勇气”：一方面是用爱国名义来掩盖其犬儒化的懦弱，另一方面是用爱国名义一逞流氓化勇敢，什么赃话都敢大声叫骂。比如，在美国新任国务卿莱斯女士访华期间，三大门户网站的BBS上出现了大量针对莱斯的种族歧视，其用词之恶毒之流氓让人不忍复述（请参见我的文章《部分新浪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他们还敢于泼粪，敢袭击使馆、日资公司和日本餐厅，投掷石块、瓶罐和鸡蛋等杂物，砸玻璃，砸车，砸广告牌，甚至殴打日本人。

更为懦弱的是，爱国愤青们的勇气，常常被用来诅咒那些质疑官方的和畸形的爱国主义的人，甚至用流氓化暴力化的语言攻击自己的无辜同胞。（请参阅《日人挑战首相 国人围殴女子》）

（三）独裁谎言与盲目爱国的可怕结合

近百年来，国人常用“内忧外患”来表述中国的危机，而这样表述早已过时。现在的事实是，在殖民主义早已变成历史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最大危机不是“外患”而是“内忧”。但中共政权却狡猾地利用了国人的这一思维惯性来误导国人，总是将危机的最大根源由“内忧”转变为“外患”，把自身的“独裁制度腐败”偷换成美国霸权的“亡我之心不死”。于是，“反日反美反台独的爱国”，就变成目前中国最最正确的政治诉求。

可惜且可怕的是，集合在这种“政治正确”旗帜下的，不是尊重民意的诚信政府，也不是勇敢的分得清是非善恶的民众，而是敌视民意、撒谎成性的独裁政府，是懦弱而盲目的民众，二者的结合所掀起的民族主义狂潮，已经很类似文革时期由毛泽东一手操纵的反帝反修狂潮。区别仅仅在于，毛时代的红卫兵是集合在“解放全人类”的旗帜下，现在的愤青是集合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被独裁者所利用的多数暴政。

近百年的人类历史证明，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落后国家的民族振兴之路，一旦由独裁政权煽动起的民族主义所主导，整个国家在道德上必然被极端的爱国主义所绑架，其振兴手段也很容易走向只问爱国而不问是非的军国主义扩张。这种独裁与爱国的畸形联姻，无论对本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极为危险的征兆。当年的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早已为人类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现在，独裁政权主导的跛足改革，正在把中国引向这条危险的道路。随着国力军力的不断增强，在官方灌输和纵容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开始由怨妇防卫型转向愤青攻击型，鼓动打杀复仇和武力统一的声音日渐高涨，歇斯底里的极端者也大有人在。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无论中国爱国者们多想超过和压倒日本，一群只敢对外国政府和自己同胞发狠、而不敢公开质疑独裁加谎言的本国政府的国人，纵然爱国爱得颠三倒四，其骨子里的懦弱和精明，根本不配对其他国家说“不”，也根本无法缔造出真正受到国际尊重的负责任的世界强国，更无法超过那些已经强大的自由国家。

故而，“反日爱国”这一当下中国的最强音，与其说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政治正确”，不如说是由独裁政权主导的道德绑架！与其说是全中国的同仇敌忾，不如说是国格人格的畸形分裂。

2005年4月14日于北京家中

 

我的一个学生通过一家新闻单位找到我。十年过去了，学生已然“小康”，老师依然“寒士”，甚至比十年前更加衣食无依。当年就无师道尊严，今天更是平辈相处。学生是来找老师为其打工的，老师拒绝了。学生最后请老师客，言谈举止，都掩饰不住成功人士的喜悦优越。学生表白说，他承认自己属于“青春暴富”，但他的成就全由自己努力而来，那些边缘穷窘之人真是失败，而他们之所以如彼，是因为他们懒、不勤奋，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话就让我不爱听了。我记起了为人师的“天职”，提醒学生人生相当丰富。机会是否平等另说，但人生有无数种活法儿，那些不如你成功的人，其幸福感未必不如你强烈，他们人生的风景甚至比你更美。我又说，你自以为的成功未必是一种成功，比如你的生活可能比你看不起的人更紧张。学生承认他的生活压力大，相当紧张，但他觉得，有富裕成功，其他已不足论。

跟学生分手后，我一直在想这次碰面。我受了一点点小小的刺激。虽然身边的成功人士日见其多，但没有比学生的暴富更让我突生“好为人师”之意了。我们以前把“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作为一种口号、一种政策、一种战略战术，很少想到，这种策略如此成功，成就如此迅速，我们更没有想到，该如何跟“先富起来的人”对话。换句话，到社会以富裕成功来划分人群时，不同的人群该如何相处、共处、交流。虽然近年舆论已在讨论“财富的品质”一类的话题，而私下的交流则有不少成功者对弱势的轻侮，但这类话题过于尖锐，过于紧张。我们需要的是，不同人群的沟通有效、和谐、有建设性。而这种沟通的前提，毫无疑问，首先是暴富族们对自身的认识。作为老师，我不好意思提醒学生，人不代表金钱，人不是生来是要向别人显示自己是有资源的，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是一个完整的人。

因此，我觉得社会成功也好，青春暴富也好，都需要明白自己是什么，如果不自知，而骄于世人，那真是不知道让人说什么才好。他们知道什么叫成功，叫富强吗？有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曾提到邓小平先生的一件趣事，他去美国访问，美国人让他看了休斯敦中心，他出来后一言不发，回到北京，只对他的同事们说，“我看见了现代化”，他因此执着地促动中国社会开放、改革。他后来还有一句经典的话，我们的开放不是对南斯拉夫开放，不是对非洲开放，我们的开放是对美国开放。这话如此明确，其实饱含了极丰富的内容。那就是我们必须至少跟文明的最前沿站在一边。邓公的伟大或渺小早已属于我们的历史，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甚至不得已地提出“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权宜方略，因为他深知我们的差距太大，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快地迎头赶上。但是，今天不少暴富起来的人忘了这一点，他们“小富即骄”“小成即坠”，他们完全不解真正的现代富裕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暴富跟非洲的王公部落、跟海湾地区的暴富没什么差别。

暴富者们还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人阔变脸”，使自己不成其为人，他们的言行举止无不暗示着，他们是有钱的，有权的，有知识的。他们眼里的亲友或边缘底层一下子成了他们的对象，供他们无限的赏玩、嘲笑、怜悯、厌憎、嫌恶。一个转型社会的紧张，一个现代化进程里的分化分裂，因此不难想见。暴富者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来处，忘记了穷窘状态下的平常心、理想、充实的人生感；暴富者们更忘了，人生有无数的可能，有的人可能只愿意过内心生活，有的人只顾过创造性生活，有的人只愿意过简单生活，过纯朴从容而平淡的生活。暴富者成功者可能是社会的中心，舆论的关注焦点，但真理价值并不必然站在他们一边，人生意义也不只有他们能够体验。在人跟人进行充分交流时，富裕成功绝不是交流的媒介。学生在提到老师的处境时，说是自己不如老师“还在坚持”，似乎老师的生活是一种已不切实的理想。我提醒说，这当然是人生机遇，有命运的成分，可同样是老师自己的选择，命运可能是被动的，但选择却是主动的。就是说，这是一种我认可的生活。

今天的富裕成功者更应该善记他们的机遇，即他们更多是一种命运之偶然，暴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是说，这些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进程里“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只不过是历史之手书写的社会文本，是命运附身其上的目的之工具。他们成功了、暴富了，只是历史辩证法的胜利，他们自己却仍有待展开，有待完成，他们被动地撞大运地走到这一步，他们还没有主动地选择过，还没有作过主。以前中国人常把个人成功归功于领导、社会、家庭，这种说辞虽然空洞得可笑，可是这种思维仍有极为重大的合理性，甚至在今天有着极深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们不一定回到邓公的后半句话里，“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但先富起来的人却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意义的一部分，他个人的人生意义、甚至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必须自己去寻找，去实现，他必须从无能自主走向自立自主。而到目前为止，相当多的成功人士，更遑论“青春暴富”一族，他们还只是有待完成的子民文本。

 

“一国两制”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衍生物。两个不同政治制度的地理区域在所谓同一主权观念下拼凑在于一块，不可否认地具有一定的文化心理安慰作用，但总的来说，还是“拉郎配”。

“一国两制”只能是权宜之策而不可能成为公认的制度模式。香港的“大陆化”问题被坚定的民主派上给端上了桌面，因此呢，“一国两制”对台湾的示范效果也就等于“颗粒无收”了。质而论之，无论台湾政治精英还是大陆精英没人真正想按“一国两制”模式解决问题，所以搞到目前状态，对双方都有利的选择仍然是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固然不错，但谁也不能保证这个现状不被“预计外”的因素打破。先不论是“统是独非”之传统与利益的权衡，只说马英九当选，倘使马氏有日当选为总统──按大陆官方媒体习惯称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为了连选连任，也不排除打“台独”牌的可能。所以说，维持现状的实用主义态度也好，“一国两制”的话语攻心战也罢，早晚会出问题。到2012年至2013年之间，这两个互为动因的问题必然面临最后求解。届时，无非会有三种情况出现：

1、台湾选民的“绿化”更广泛，政治精英要服从民意，“台独”也得到了更多的国际道义资源。而后，全民公投（决）付诸实践，结果是法理“台独”形成。

大陆对台湾动武，整个东亚局势一片混乱，美日台同盟共同抗击大陆“入侵”。

2、大陆甘心放弃“一国两制”，实现制度对接，两岸三（或多）党共行竞选政治。这固然是两岸人民付出政治代价最小的模式，但仍存在一个前提要求：全民性地放弃“非法化”中共的诉求。

现在看来，这个前提条件尚没确立，它的形成有待于中共与法轮功的和解。马氏果然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是否愿为此和解而努力尚无法料定。

3、应对“台独”实际形成，大陆不动武或有限动武后接受国际调停，但坚决不承认“台独”而再一次地陷入“维持现状”──你独你的，我说我的──你不合法，云云。

“一国两制”实际上也制造了“一国两民”，即大陆人民去港澳要出具身份证之外的附加证件，倘使“特殊原因”出现，个体或团体就被限制到达；相反，港澳人民在出具附加证件时很少受到限制，于是，大陆人民的“身价”就贬值了，成了无名有实的“贱民”。一个法治较好国家不可能限制自己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旅行，而且也没人相信从河北去贵州旅游一定要什么附加证件。

附加证件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人权问题，直白地说：就是侵犯人权！

与“一国两制”的附加证件相联系，国内特定地区仍要求非该区域人民具备再确认资格。那个资格确认文件叫“边防证”。虽然说边防证到今天大体是名存实亡，但毕竟它也是污辱人民的东西──任何人到那个特定区域（如深圳）都事先成为偷越国境的嫌疑。

因此，边防证政策也是侵犯人权的东西。

按我以往的经验看：从广州坐火车去深圳不用出示边防证，换成坐长途汽车就得凭身份证在入关处补办。本质而论，就是用两块钱换一张侵犯人权的证明；本质上，办证机关成了创收单位。

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太多的细节需要改善，并且执政党最高领导人也于去年在美国宣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之见解。不唯国际社会一直在“听其言，观其行”，而且国内人民也是且听且观。更大的考验也将会出现，出现在2012至2013之间，那时真问题就无法回避了！

（2007年2月21日写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叫作《百家讲坛》。该节目收视率不低，亦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我也曾看过该讲坛的几期节目，主持人都是能言善辩之人，所讲故事、道理也颇为有趣，照理，我该为该讲坛说点好话吧？可是，今天，我却不能为该讲坛说好话。

我有自已的一双眼睛，尽管是一双近视眼，我有自已的一个大脑，尽管它十分愚笨，我有自已的一只嘴巴，尽管也确是笨嘴笨舌，但是，我必须用我自已的眼睛看世界，我必须用我的大脑想问题，我必须说出我自已的声音。

依我看来，这上面所说的《百家讲坛》是一个复古讲坛，它虽然在向人们传播历史知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却同时向人们传达出如下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令人担忧的：

1、《百家讲坛》确实是在向人们讲叙历史故事，尤其是那些帝王将相的故事，那些重大历史事件与著名历史人物，但是，几乎所有的故事讲叙者所持的历史观点都是有问题的。他们大多持有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也是中国官方一直宣扬倡导的历史观点，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庸俗之极的历史现实主义观。在这种历史观的导引下，讲坛的讲叙者们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评论大多是非现代的，他们停留在既往的时空之中评论历史，而不是站在现代的观念平台上评论历史。因此，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大有问题的。比如，他们会竭力去赞美一个所谓有着雄才大略的皇帝，而看不到只要是皇帝，都是那些个野蛮落后的时代的政治怪物，就算是李世民这样的贤明的皇帝，用现在的观点看来，也是一个不合格的可怕可厌的政治怪物。自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如现代人一般，正如将来的人们不能苛求我们如他们一样，但是，我们必须站在现代的观念平台上看问题，而不是滞后于现时代来看历史、做结论。

2、《百家讲坛》节目的设置突出地影现出当代中国共产专制体制的舆论导向。此种舆　论导向希望借重于中国的封建历史为共产专制体制寻找历史性的依据。既然是百家讲坛，为什么不讲遍古今中外呢？为什么不百花齐放呢？为什么不讲了孔子，再讲柏拉图；讲了《史记》，再讲希罗多德；讲了《三国演义》，再讲《荷马史诗》或者《神曲》？为什么只讲康熙，不讲拿破仑、林肯呢？为什么只讲庄子，不讲康德？只讲《论语》，不讲亚里斯多德？可怜的中国人呵，从来只知道向后看、向内看，不知道向前看与向外看。看不到中国文化的缺陷，不能够兼容并畜，不讲创新，只知注解，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文明怎么能够繁荣起来呢？如此的《百家讲坛》，只是一家讲坛与一家之言罢了。真是可怜可厌。

3、从《百家讲坛》，我们大概能够知道，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现状。因为《百家讲坛》其实就是一个象征，就是中国共产主义专制思想文化体制的一个象征。废黜百家，独尊一家，是问题的实质。过去是独尊马列，现在马列主义是彻底破产了，于是向后看，找到孔孟、找到老庄，还有朱熹等等，唯独不肯放眼世界，充分借鉴、拿来。当然，我本人并不反对中国古文化，我认同中国古文化之中的富有永恒价值的那些思想、理念与人的情感，我亦尊重中国古代史中的那些富有独特精神魅力的伟大人物，但是，我无法认同对中国古文化与历史的偏面理解。

我知道，《百家讲坛》不会因为我的一篇小文章而停办（中国的媒体倒是可能因为某位大人物的批示而停摆），《百家讲坛》一定还会存在下去，一定还会继续很“火爆”，可是，别忘了一位叫作川歌的中国作家曾给她泼过一盆冰水，尽管这水并不能也不想熄灭那熊熊的独家之火。

－－民主论坛

 

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2006年9月创作了一则针砭时弊的诗词，诗曰：

“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更哪堪，痛移民难移，徒增苦恼。官场月黑风高，抓人权财权有绝招。叹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虎口宾馆，竟落虎口，留得沙沱彩虹桥。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

据有关报道称，这首诗词影射了三个人和发生在彭水的一些事件。尤其这三个人在彭水都是重量级人物，即彭水县前任县委书记马平、现任县委书记蓝庆华和现任县长周伟。秦中飞将这首诗词以短信的形式用手机发给朋友，从而使他自己一度失去了自由──他在2006年9月被彭水县治安机构以涉嫌诽谤刑事拘留，继而被逮捕，舆论称之为“彭水诗案”。

此事先在网上被披露，后有《南方都市报》等报刊在2006年10月间跟进报道，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后经重庆市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于党政领导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是为了迎合党政领导意志。于是，秦中飞命运出现逆转，在被关押29天后“取保候审”。又过25天，该案被认定为错案，秦中飞无罪，并获得国家赔偿。

“彭水诗案”以上述结果简单结案后，社会舆论一度曾强烈要求对该案做进一步的追究。其一当然就是要追究导致这一错案的所有人的责任──从非法干预司法的党政领导，到不依法办案的司法机构工作人员；其二就是要追究那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所反映的问题。就此，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分析。倘若秦中飞的诗词影射确系诽谤，那么，“彭水诗案”其实就如当初许多评论所说的，其仅仅是个程序出现错误的案件。即它应属于自诉案件，而不是个公诉案件。如此，在纠正了程序错误形成的问题后，彭水县检察院曾经向媒体透露的那些认为自己受到了诽谤的人（即前面所提到之彭水县的那三位“重量级人物”──2006年10月19日《南方都市报》），就没有理由不站出来就秦中飞对他们的诽谤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他们非法干预司法想拘捕秦中飞，已经说明了他们对那首诗词的气急败坏了嘛，所以，只要能够向秦中飞讨回公道，他们为什么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对秦中飞提起个人诉讼呢？而倘若那些人不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想呢？毫无疑问，那只能是表明那三位“重量级人物”承认那首诗词说的都是实情，表明他们在离开公权力的幌子之后不敢以个人的名义对秦中飞提起诉讼。于是，纪检、监察等部门就没有任何理由置诗词所反映的问题于不顾──那不就是公开的“检举”吗？他们理应迅速介入调查，就相关问题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待。

而在2007年1月23日召开的重庆市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重庆市人大代表孙健更递交关于对“彭水诗案”进行行政问责并设置相应预防措施的议案。议案质疑，如此重大违宪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地方政府滥用公权和司法的相关责任人却没有得到应有惩罚和相关责任追究。议案建议进行行政问责，要对相关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追究，而不是异地调动或者一赔了事。

社会舆论的呼吁自然可以理解，人大代表的质疑就更有必要。那么，“彭水诗案”的关联人、或者如一些论坛上所说的该案“始作俑者”

们的事实命运又如何呢？2006年12月9日，重庆市公众信息网干部任免栏目发布关于“市管领导干部最近任免动态（2006年12月）”，免去蓝庆华彭水自治县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有媒体解读，说蓝是因为“彭水诗案”而遭解职。但是，蓝庆华因何免职，是否属于为“彭水诗案”承担责任，官方却没有任何公开的说明。

而据2007年2月17日《新京报》有关此案最新的后续报道称，2007年2月14日重庆市人民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决定：任命蓝庆华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此前的2月2日，“彭水诗案”另一关联人、彭水县长周伟则当选为县委副书记。

目睹这一新闻，个人感觉就是四个字：不可思议！什么不可思议呢？

不是不可思议蓝庆华被任命新职，不是不可思议周伟也有了新职务，而是不可思议他们被任命新职速度之快！几天前，笔者曾撰文《中国政府有关机构的选择性监控》（2007年2月15日《自由圣火》）指出，从“彭水诗案”到后来不到四个月时间里媒体揭出的安徽省五河两教师短信案、海南张志坚转帖案和山东枣庄李海明网文案等等一系列言论案，在在都说明着中国政府有关机构的眼睛只盯着那些发表言论批评中共官员或组织的人，至于那些言论是否属实，其所批评的对象是否已经触犯了他们中共自己的党纪国法，则全不在他们的监控范围。所以，在笔者看来，蓝庆华们不受追究是非常正常的，异地任职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笔者也同时认为，毕竟舆论对“彭水诗案”

的强烈批评言犹在耳，毕竟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还要顾一点颜面和影响。所以，蓝庆华们的名字理应有一个冷却期，一年，或者最起码要在半年左右，让舆论渐渐淡忘他们，让他们的丑恶形象在公众的心目中渐渐模糊。那时，再给他们任命个新的职务，也许就不会引起舆论的关注乃至强烈反弹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重庆的组织部门如此迫不及待；或者是说，蓝庆华的上级们如此的迫不及待。蓝庆华被免职只有两个月，新的职务就来了！

你还能让我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呢？我恐怕只能说，那些人连伪装正义都懒得去做了，已经是公开的厚颜无耻，而且是极其嚣张的厚颜无耻！──因为那无疑就等于是在宣称：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只是到时候人们什么都不再说了怎么办？那时蓝庆华们甚至还能退而求其次做一个平民吗？说起来，我自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历史再有一次那样的重复的，但是，也许我不得不无奈的面对那一天的来临。

因为我看到当权者即使在公众情绪如此强烈的事件上也不愿做积极的改变，那么在其它方面就更是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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